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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磊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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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求索的足迹试读：

自序

2006年7月，我的《7556下的管理沉思》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那本书是对我自1994年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以来的一个小结，此后我仍然继续着我的独立管理顾问生涯。在工作之余，去美国游学了两次，去日本游学了一次。2007年年底，Wits国际集团邀请我做它的专职首席顾问，我开始常驻北京。最初，我和Wits只签了一年的顾问合约，可是那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全球外包为主业的Wits经营状况和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于是Wits和我协商延长顾问期限。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几乎同时，我和Wits也确定将顾问合约延期。

我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尽管Wits每个月给我提供两套北京—成都的往返机票，但我想利用这两年时间实现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到北京大学读书。当我按图索骥找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即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所在地燕园最深处、未名湖最北边的朗润园时，我确定就是这里了！于是我向Wits提出了延长我的顾问服务期限的附加条件：送我到北大CCER读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Wits的董事长和CEO很快同意了我的要求。但CCER的招生部告诉我，因为2008级已开学两个月，建议我报名就读2009级。但那样几乎就要等上一年！这是我不愿意的。正为难时，我的一个好友杨总（正好是北大CCER校友）偶然得知我的麻烦，主动与CCER校友部商量，最后CCER同意我经过入学考试等程序后插入2008级就读，获得2009级的学籍。尽管本科毕业已2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因此入学考试得以顺利通过。CCER要求的有名望的3个以上推荐者也没有问题：Wits的CEO、新闻出版总署的柳署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戴局长、学长杨总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愉快地为我写了推荐函。

于是紧接着，我开始了周末在北大朗润园学习的日子，时间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我把临时的家直接搬到了北京大学南门外，吃饭、学习都在北京大学解决，上班—回家—上学的三点一线变成了上班—回家及上学两点一线。

两年时间过得很快却很充实，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是这两年多的经历与感悟，我也越来越清晰地找到并确定了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去大学做一名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老师，将自己的管理实践与经济逻辑结合的较为独特的交叉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学子。2011年，我的最后一个顾问企业Wits国际集团，在我作为它的首席顾问两年半之后，完成了它的历史性跨越，跻身世界500强；我则因为它给我提供的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读EMBA的附加奖励条件而发现自己最终还是如此的喜欢学校，并选择成为了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的一名老师，用我的后半生从事我最擅长的工作，以此报效我深爱的祖国！

本书分为“

求索篇

我自知资质平常，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唯一可以自傲的就是在我不断求索的过程中，我坚守了自由的精神，故本书取名为：自由求索的足迹。求索篇

关于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新模型的研究——基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验

任何一国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最主要的考量无外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如果我们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代表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率（简称增长）为三角形的底边，失业率（简称失业）为三角形的左侧边，通货膨胀率（简称通胀）为三角形的右侧边，它们的从底（用L表示）到高（用H表示）的方向以及它们的夹角分别为三种典型的宏观经济形态：繁荣、萧条和滞胀。如图1所示。图1 通胀、增长和失业三者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如下讨论：如果关注这个三角形任意两条边之间的夹角，当我们选择高增长和低失业时，这会构成繁荣（也是这两条边的夹角），但可能这个夹角对面那条代表通胀的边就很难控制，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会比较高，这也比较符合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情况，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时候都是或接近如此情形；如果我们选择低通胀和低增长，这会构成萧条（也是通胀和增长两条边的夹角），但这个夹角对面那条代表失业的边就很难控制，也就是说失业率会比较高，这比较符合欧洲、日本等高负债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也是目前这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恶化的最坏可能情况；如果选择高通胀和高失业，这会构成滞胀（也是通胀和失业两条边的夹角），但可能这个夹角对面那条代表增长的边就会出现大麻烦，也就是说增长会停滞，欧美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过这种情况，它也是目前大家担心的中国经济的不好可能性之一。我们选择和中国禀赋条件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与中国进行简单比对。图2和图3显示了中国和法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CPI增速）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两国的实际情况和前文描述的是一致的。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率较高同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且失业率较低，处于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并且，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很强，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多会滞后一期增高。对于法国来说，经济增长率较低同时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失业率较高，处于经济发展的萧条阶段。图2 中国近年各项经济指标情况图3 法国近年各项经济指标情况

通常，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按顺序是：①保持经济增长；②维持低失业率；③控制通货膨胀。但由于如上所述增长、失业和通胀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我们又要小心地维持它们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平衡。也就是说，高增长不是越高越好，低失业和低通胀也不是越低越好，都要适度，要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虽然这很难做到，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政府去完成。政府为了维持高增长或低失业，要么通过政府项目直接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要么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某些产业或项目的发展，但政府常常因为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决策失误，或出现设租、寻租等贪污腐化行为，造成大量浪费和低效率；而政府或多或少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得越来越大，浪费和低效率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乃至于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现在关注每一条边。

如果我们盯住“增长”这条边，将增长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这条边所对应的夹角就是滞胀。从实践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的主要传统模式是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这的确也是政府擅长的，但短时期大量的投资一方面是几乎肯定带来通胀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机械替代了人工，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现场工人的需要不断减少，因此虽然GDP增加了，但几乎不可能带来新增就业机会。因此现代基础设施和传统重化工业产业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够带来相应的就业。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政府盯住“增长”这条边可能导致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

如果我们盯住“失业”这条边，将失业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这条边所对应的夹角就是萧条。从前面我们知道，政府擅长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传统重化工业项目，但并不擅长紧贴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的传统和现代服务业，而后者才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即使做和这些有关的事情，也往往是投资建设大规模的相关产业园区并成立或扩大相关的政府和准政府部门。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以及虚增的没有生产力发展的就业，短期看好像既提高了GDP也增加了就业，但长远看，由于其不能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做出敏捷反应，并不能实现符合市场需要的较佳资源配置，因而从长期看实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其对通胀的影响则复杂些，短期内，大量投资可能导致高通胀（这符合菲利普斯曲线），长期看，无效投资又可能导致投资和新增就业的停滞。因此政府主导的以失业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经济政策往往既可能导致低通胀、低增长的萧条，也可能导致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

而如果我们盯住“通胀”这条边，维持较为合理的通胀率，这条边所对应的夹角就是繁荣。也就是说，这往往导致高增长、低失业的繁荣。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如前文所述，政府如果以维持高增长或低失业为目的，需要直接干预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或调节税收的方式来影响某一产业。但是，即使不考虑决策失误或寻租的影响，政府的调节相对于市场自发的调节来说仍具有刚性，最后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即：如果政府盯住“增长”这条边，将增长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可能导致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如果政府盯住“失业”这条边，将失业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则既可能导致低通胀、低增长的萧条，也可能导致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

因此，如果只能盯住一条边，聪明的政府应该是盯住“通胀”这条边，因为它有可能带来大家都欢迎的高增长、低失业的繁荣。

这样看来，政府在经济领域所需要做的和仅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好通货膨胀，这不仅因为现代国家的货币都是由政府垄断发行的，而且因为它们都是非金本位的法币。哈耶克早就明确指出：“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政府控制通胀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政府自律和被迫（在完善的法制社会，政府可以被有效监督）减少通过制造通胀收取铸币税的冲动，控制货币的供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可货币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一些简单分析：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可以简单表述为：

Y=C+I+G+NX，Y代表GDP（总产出或总收入、总支出，都相等，因此这个公式也叫国民收入恒等式），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NX代表净出口。

上式还可以支出法表述为：

Y=C+S+T，Y代表GDP，C代表消费，S代表储蓄，T代表税收减转移支付。

传统的货币主义可以简单表述为：

M×V=P×Y，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周转率），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真实产量。一般认为长期中V和Y都是较稳定的，M增加引起P同比例变化。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净出口或假定净出口为零，我们可以先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经济。我们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上面两种支出法的公式表述可以很容易地推出S=I和T=G。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沉重的税负，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有限，因此消费C在GDP中所占比例一向偏低；又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和文化传统，我们的储蓄S很高；沉重的税负当然导致T也很高；因此由S=I和T=G决定，我们的投资和政府购买都很高。这是我们国家目前的现实。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的对外贸易长期顺差，有大量的净出口，我们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上面两种支出法的公式表述又可以很容易地推出S=I+NX=I+NCO（NCO表示资本净流出）和T=G，因此从S=I+NX=I+NCO我们还可知，长期顺差带来大量的净出口会使得我们的资本净流出肯定也很高。资本净流出也可以看成在海外的投资，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有约7000亿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从近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看，我们的GDP年增长率长期在9％以上，因此对内的投资（也就是I的部分）总的来看效率是很高的，而NCO的部分可能有以下两点明显的问题值得检讨：

第一，我们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顺差越多越好，结果导致了我们过大的外汇储备，近年我们已经认识到顺差不是越多越好，贸易平衡才是最好，因此我们下一步应更进一步充分发掘和发挥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是动态的，过去较低的劳动成本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随着越南、孟加拉、菲律宾、缅甸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作用的发挥，我们的劳动成本不再具备比较优势，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却取得了长足进步，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可能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充分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适当增加进口，追求贸易平衡。

第二，对于已有的外汇储备部分及长期仍然可能存在的贸易顺差NX或NCO的部分，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一种对外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它的效率确实不够高（如最集中的美国国债回报率长期不到我国GDP增速的一半，还没有考虑汇率因素），但是这些分属企业和个人的巨量的外汇储备，如何控制风险（在目前这场还未结束的经济金融危机中，购买美国国债在安全及相对回报方面都算不错）并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更依赖于非常稀缺的专门人才。

我们再从传统的货币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经济。传统货币主义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宣布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货币增长率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GDP平均增长率一致。十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广义货币M2的增速几乎一直是我们GDP增速的两倍，M2从1990年的1.5万亿元扩张到2012年7月末的92万亿元，增长61倍，M2相对于GDP的规模从82％上升至180％，这必然使得我们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近来广受诟病的2008年“4万亿”和如上巨量外汇储备造成的外汇占款引起的人民币被动超发是其主要原因。但是随着人民币现在极可能已非常接近其均衡汇率所引起的国际资本预期的改变以及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持续疲软，外汇占款引起的人民币被动超发的因素已经且将继续弱化。因此，我们货币政策的目标就应该明确地由中央银行负起责任来，也就是要参考货币主义的方法，严格管理货币发行量而不仅仅是控制，主要是应当盯住通货膨胀水平管理M2的规模。如现在中央银行就应该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币被动超发的因素已经且将继续弱化和CPI持续回落的实际和趋势，小心审慎地适当增加流动性。过去我们希望将CPI控制在4％左右，现在随着我们经济体量的变大和GDP增速的正常回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变大，GDP增速还会继续回落），我们的通货膨胀容忍度也会降低，可能我们的CPI现阶段控制目标应在3％左右。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和运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

凯恩斯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偏重于运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而货币主义则偏重于运用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凯恩斯主义的Y=C+I+G+NX和Y=C+S+T提示我们在目前外需出问题的情况下，长期看，我们应在C（消费）上多下功夫，居民要提高消费，应当在第一次分配时提高劳动的收入比例，这就需要政府继续不断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有钱花、敢花钱；短期看，在I（投资）和G（政府采购）方面，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庞大的储蓄，利用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打破垄断，减少制度阻碍，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和政府采购的效率和效益……这些都依赖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合我国现状来说，日前习、李新政下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厉行勤俭节约，减少了政府支出中较为无效的那部分。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则一方面可以相应地减税，降低居民和企业负担，增加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使G（政府采购）更为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而货币主义的M×V=P×Y在新的经济与科技环境下提醒我们，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金融电子化的飞速发展，货币流通速度V已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常量，并且我国的真实GDP近年来增速较快，更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人力资源的打击（在通货膨胀持续高涨的情况下，人们会更愿意进行金融投资和投机，而在实业领域的人力资源累积会受到打击），我们就应更审慎地管理好货币发行量M，特别是M2。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失业和通胀这三个最基本变量中，追根究底也只有通胀是政府可以控制也应该控制的，也可以说，增长、失业和通胀这三个变量中，通胀是原因，增长和失业是结果。要控制好通胀，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货币。政府的其他目标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最小的代价（主要是最小的经济成本）搞好国防、治安、环保、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和义务教育等就行了，并不需要一个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就业和增长方面做太多事情的庞大政府。至于传统上人们认为的政府应该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我们更认为政府只要在制度上更少干扰市场、清除市场障碍，从制度安排上大幅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让市场自由、充分发挥作用，让企业低制度成本自由运作，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实现繁荣的目标。2012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中国2012年的前8个月经济增速下滑，但新增就业明显好于GDP年均增长高达11.2％的“十一五”期间，这意味着2012年作为经济转折关键年将从速度型走向质量型发展。而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2011年年底以来最明显的举动就是加大控制通货膨胀的力度，这样看来显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为我们的上述判断提供了佐证。2012年中国第一至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是8.1％、7.6％、7.4％和7.9％，CPI同比增长分别是3.8％、3.2％、2.8％、2.6％；2013年第一季度的相应数字是7.7％和2.4％，我们应还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相当的财政政策空间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国内的经济下滑。

最近的欧元区债务危机还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尽管欧债危机还在继续发酵，欧元区的前景还不明朗，关于欧债危机的争论也很多，蒙代尔的这个伟大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的成败也还远没有定论，但是，“在一个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有限”这点看来是可以确定的。而我们中国有条件在财政领域充分运用和发挥凯恩斯主义，在金融领域充分运用和发挥货币主义，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行审慎的创新。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只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如此，方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推动我们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当代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轨迹与经济学探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在其论文《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中，对外包及服务外包的概念做了较全面的探讨（尽管卢锋教授的小标题是“服务外包概念初步探讨”），本文就不再展开和深入了，也不再做全面的论述。本文将主要从正在发展和变化中的服务外包行业的实际出发，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和思路探讨当代中国的服务外包。

最通行的外包（Outsourcing）定义是企业将生产或经营过程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以某种合约的形式交给别的公司完成。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它通常是指OEM（Original Equipment/Entrusted Manufacture，俗称代工）或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俗称贴牌），在服务业领域它常被称为服务外包。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服务外包，主要指软件外包和服务外包，包括ITO（信息技术外包）和BPO（业务流程外包），其主要行业是IT（信息技术）行业和FCB（金融、通信和商务）行业。表1 服务外包的分类和内容图1 外包服务的范畴

表1和图1直接转引自：刘建民.纬创软件公司服务外包发展战略研究［D］.清华大学EMBA学位论文，北京：2008.1.2 本文的目的和方法

本文将主要应用管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及以此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思路，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我从2007年底至2010年8月期间担任一家国际知名外包公司的中国大陆首席顾问），探讨当代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分析其发展的逻辑。由于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包括大陆和台湾的企业）从规模上看皆属中小企业，因此本文应可属于本次研讨会征文范围的“中小企业经营创新模式和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研究”领域。2 全球范围的制度、技术与经济进步、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服务外包的兴起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美、西欧、日本、苏联和东欧等主要工业国家实现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这段经济增长的时间一直持续至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部分瓦解，即金本位的固定汇率的瓦解，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这两大机构则保留下来了，并继续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段时间，无论是北美、西欧、日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都很接近。而中国由于1945—1949年的内战和紧接着的朝鲜战争，以及一个接一个、一场又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使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尽管同样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移民潮特别是大量受到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科学家逃到美国，协助美国紧紧抓住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后来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历史机遇。

可以说，在1971年时，当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北美、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显然更为均衡。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偏重于军事（当然也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和中国的交恶和对峙的因素），在民生产业方面则相对薄弱。在此期间，日本的制造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了世界工厂。而这对后来的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的启示是：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国家，凭借其良好的教育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各种历史事件机遇，也能成为最成功、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世界在为新的巨大变化孕育着种子，已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因比于1973年（我上网查了一下，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099.htm）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最后令人惊奇地预测说：“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1978年，中国这个占世界五分之一多人口的国家终于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相对不流血或流血很少的伟大的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

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建立并巩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长时间地解决了最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同时，产生了外包的最初形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指境外）”的港资和台资企业在沿海蓬勃发展。也是在此期间，北美的ICT代表企业如老牌的IBM、北电、施乐，新起的微软、苹果、思科纷纷在实验室、在车间甚至在车库里为ICT技术的即将到来的爆炸式发展积蓄着能量。除技术进步等因素以外，另一个直接动力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掌握世界石油近一半产量的欧佩克（OPEC）组织不断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仅从1973年至1980年，石油价格就从每桶3美元升至每桶30美元。这使各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加快推进新的产业革命。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台湾经济与科技之父李国鼎先生就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于1979年倡导台湾要建设科技岛，发起成立了台湾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简称III），也是从这时起，“Information”这个词在两岸有了不同的中文译名，台湾叫“资讯”，大陆叫“信息”，而这之前两岸都只有“电子计算机工业”这个词汇。

也是在这个阶段，对后来的服务外包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新技术——互联网——开始成熟并迅速发展。

1984年10月31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她的警卫开枪刺杀。后来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在他也被刺杀（1991年5月）前的这几年，印度出台了鼓励发展计算机和软件产业的优惠政策。这一次，印度令人惊讶地比中国提前了近15年（中国直到2000年6月才由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或许是造成直到今天中国与印度软件的服务外包产业仍存在巨大差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所带来的新旧体制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巨大冲突及价格改革冲关失败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一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而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巧合，几乎一夜之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也是在这一年，我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服务外包，而且是ITO和BPO都齐全的。

这家企业就同时做着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一套叫“文汇”（化名）的中文排版系统的开发外包给了武汉大学的几个青年教师。我进入这家企业时，那几个青年教师正把产品——一些程序和文档送到深圳来验收，该企业内部的工程师参照源程序文档逐项进行检查测试。约一周多后，产品的这个版本验收完毕，青年教师们又回去开发下一个版本。这显然就是早期ITO中的项目外包。

第二件事就是该企业有十几个刚毕业的职专（高）生、中专生和大专生做数据录入员，负责把通过香港运来的成箱的台湾一些机构的卷宗录入电脑。当时还没有扫描仪，全靠人工录入。电脑多用的是IBM PC-XT，没有硬盘，是用两张磁盘，一张做驱动盘（用的是倚天中文DOS系统），一张做记录盘，每天下午将录好的成箱的磁盘（一张磁盘的容量大概只有512K，若是现在，连一张照片都装不下）开车送到罗湖海关火车站（该企业专门在香港雇了一个人做交通员，负责辗转深、港两地递送资料），同时取回第二天要录入的卷宗。这显然也是属于早期典型的BPO。但当时互联网还远未普及，甚至该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固定电话，管理人员只是共用一个笨重的当时叫“大哥大”的香港手提电话。因此，信息的交流使用最原始的交通员手提肩扛乘坐交通工具来往的方式。

这家企业应该就是早期的中国ITO和BPO企业，但它显然并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的先驱，而是成为了“先烈”。当时和这家台资企业相距不远，且也是30多人规模、实力还远逊一筹的一家大陆民营公司正在复员军人任正非的带领下辛苦地进行通信器材（那时还没有“ICT”这个词汇）的贸易，它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直到今天，它的名字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综合通信设备厂商了（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要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多么困难，或者说只是极小概率的事件，都是过了许久，回顾历史才知道什么是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学，但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企业）。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以极大的魄力站了出来，在视察南方的旅途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政治体制改革不顺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美国的IBM“大象”重新起舞，微软通过竞争赢得了市场的垄断性地位，思科开始崛起并为中国深圳的华为和中兴树立了榜样，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开始了爆炸性普及……这些为后来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前提。

为服务外包特别是ITO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技术前提的是软件工程理论和实践的成熟。我仅举下图2就可看出软件工程逻辑的清楚（因为只有逻辑清楚，才有切割并外包的可能）。图2 ICT系统梯形图（来源于本人对1997年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TPE产品介绍的记忆）

从上图2可以看出软件作为ICT的核心的作用，下图3则是用最简化的框图表明软件的生产和运行过程。图3 软件生产过程图

而1991年美国软件工程学会（SEI，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开始推出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认证，1997年正式推出了CMMI认证，这使得服务外包企业的能力（成熟度）有了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

中国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东软集团也是在1991年创立的，但当时它还没有想到要成为一家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也大致是从这时开始，IBM和微软在中国的子公司开始将一些测试业务外包给一些中国企业，如中软、文思等，这些早期的服务外包开始发展。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举国体制决定了直到2002年9月国务院转发《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时，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中国的服务外包业也才得以真正兴起。3 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服务外包

一方面是全球化不断推进，一方面是ICT（信息通信技术）仍然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迅速发展和普及。以G7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在产业结构上一直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起，G7国家开始了将大量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过程。在东亚，开始是向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转移，后来是向中国大陆、越南等转移；在中南美洲，是向墨西哥、巴西等转移。这个过程到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而G7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以工业为主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服务中可贸易成分的不断提高，G7国家又出现了将服务业中一些职能和环节向印度、中国、菲律宾等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这样，G7国家成为了最主要的服务外包发包国，印度、中国、菲律宾等国则成为了最主要的离岸服务外包的接包国，爱尔兰、波兰、以色列等则成为一些较高端的近岸服务外包的接包国。

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在2007年商业服务出口前10位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和印度从1995年以来的商业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为更细致地观察比较G7国家、中国、印度的服务业发展情形，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我整理出下面的表2：表2 G7国家、中国、印度1995年和2007年商业服务出口统计

再根据整理出来的上述表2，我们可以画出下面的三张柱状图（图4、图5、图6），便于我们更直观地进行分析。图4 G7国家、中国、印度商业服务出口柱状图

从图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5年到2007年，G7国家、中国、印度的商业服务出口都有很大的增长，到2007年，在总量上美国、英国（这大大超过了其总体经济实力）、德国仍是前三甲，日本的排位则大大低于其总体经济实力（这或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日本近20年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发展）；印度和中国虽然总量还没有追上现居第五位的日本，但增长的速度却占据了前两名，当然也可以看到，在商业服务出口方面的增长速度，由于印度的先发优势，印度比中国更快。图5 G7国家、中国、印度保险和金融服务占其商业服务出口比例柱状图

从图5我们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7年，G7国家、中国、印度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出口在商业服务出口中所占比例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

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出口在商业服务中所占比例2007年较1995年有所增加，特别是美国的增长比例最大（这或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过度发展的金融服务最终导致了美国2007年底的次贷危机以及后来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而中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出口在商业服务中所占比例2007年较1995年有所减少，特别是中国减少的幅度（减少到十多分之一！）惊人。联系表2的数字，我的解释是：一方面，相比于其他行业的快速成长，中国金融、保险的开放度显然不够，发展也就相对滞后了；另一方面，如此大幅度的减少，我还怀疑是统计甚或排印有误，只能有机会再去弄清楚了。图6 G7国家、中国、印度计算机、信息、通信和其他商业服务占其商业服务出口比例柱状图

从图6我们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7年，G7国家、中国、印度的计算机、信息、通信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在商业服务出口中所占比例，我们很容易看到印度的增长速度赫然位居榜首，一枝独秀，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显得平庸，这当然归功于塔塔、Infosys、Wipro等印度血统的国际服务外包巨头的傲然崛起且如日中天；唯一下降的是日本，可见其衰（当然只是这个方面）；还有就是虽然排在第二位但相形之下逊色不少的中国，在此我又联想到由一家花生油作坊打拼起来的服务外包巨头Wipro，其掌门人普莱姆基（Gulbanoo Premji）即使现在在印度国内出差时也必定是搭乘经济舱。这个印度三大服务外包企业之一的Wipro尽管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优势，却仍然如此近乎严厉地节约成本，这值得我们中国同行深思。我经常在国内碰到国内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效益和成长并不那么好的企业的）不光乘坐头等舱，还随机专门托运大包的高尔夫球具，因此我对我们常说的“龙虎之争”并不那么乐观。这当然是题外话了。3.1 服务外包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形式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G7国家显然属于资本充裕而劳动短缺的国家，而印度、中国则属于劳动充裕而资本相对短缺（当然情况在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国家。

服务所需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恰好是不一样的。在国与国之间，劳动是难以流动的，而资本是易于流动的，在ICT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宽带）普及前，由于服务业的适时性等特征，服务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而随着ICT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宽带）的普及，服务外包则成为了当代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形式而快速发展。在这里，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以及托伦斯（Robert Torrens）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有极大的发挥空间。

我们还是以软件的生产和运行过程为例（图3）：

G7国家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拥有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但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软件工人）在每一个环节上与G7国家劳动力（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软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可能在系统分析（包括问题定义、需求分析、系统设计）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但在编程和测试方面的差距就不大。因此，在编程和测试这类差距较小的环节上，印度、中国就有了比较优势发挥的空间。

不仅如此，我们再比较印度和中国。由于印度服务外包劳动力的母语是英语，比之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同行，总体在语言上就具有绝对优势。但具体到不同语种，在非英语国家，中国的服务外包劳动力则比印度同行具有相对优势甚至局部的绝对优势（如对日外包）。

如果我们同样将比较优势的思维方法应用到服务的各个生产环节，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它们交叉的相互之间，比较优势都有近乎无穷的发挥空间。3.2 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周期与服务外包的关系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第五版）第238页写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古典理论描述了长期世界，但并没有描述短期世界。”我认为现实的宏观经济在我们能感触到的“短期”无疑是波动起伏的，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的同一作者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这两本书中的大量数据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特征。我几乎是随意地以时间为横轴，以景气度或GDP增速为纵轴，杜撰了以下这张图（图7）。图7 宏观经济波动简略模拟图

图7比较接近中国、美国、印度最近20年的宏观经济波动情况，起起伏伏但总体趋势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服务外包具有反周期的特性。但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2007年年底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紧接着也带给了中国各服务外包企业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压力。服务外包接单减少得最多的就是对日外包。2009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探底回升，这也迅速反映到服务外包的业务量迅速回暖上来。至于目前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暂时还没有观测到它对中国服务外包的影响。我想影响应该不大，因为这些国家提供给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订单本来就很少。

如果我们将杜撰的图7稍加改动，横轴以月或季为单位，纵轴表示企业的产出或用工量（假定产出和用工量为正相关），图7也可被看成是某一具体微观企业的生产周期图（图8）。图8 微观经济波动简略模拟图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服务外包对于这一具体的微观企业的意义。

具体企业的产出肯定是有波动的，它可能或随季节因素，或随产业及行业景气周期而波动，至少我可以举出如下两个原因说明服务外包对于具体企业在抚平波动方面的好处：一是由于新《劳动法》的实施等因素，企业的用工成本较过去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二是由于普遍的成本压力，各个企业都在尽量多的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广义的员工雇佣成本（也可叫工资）本身是可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其中企业只要存在就必须要雇的那部分员工的工资一般是划入固定成本的，它与企业产出高低（或景气度高低）基本没有关系；而企业景气度高、产出大的时候需增雇的员工工资划入可变成本。而外包则可能使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这两个变量发生变化：有了外包以后，企业的员工雇佣成本的固定成本部分可以缩小，而可变成本部分则可能扩大，如下图9所示企业外包前后员工雇佣成本比例的变化。图9 企业外包前后员工雇佣成本比例变化模拟图

这样，我们再看图8，在A点时，企业对应的产出和用工数为A′，B点时对应的是B′，以此类推，A′>B′，C′>D′。

在现实中，企业就趋于将（A′-B′）和（C′-D′）的那部分数量的员工用服务外包代替，这样就不至于当产出为B′、D′时，企业还要为（A′-B′）和（C′-D′）数量的富余劳动支付成本，企业就可以将这一块固定成本转化成可变成本。即在A点时使用（A′-B′）数量的外包劳动，然后随着景气周期的下降，逐步减少外包劳动至B′点；在B点时，又随着景气周期的上升逐步增加使用外包劳动至C′点，最多使用了（C′-B′）的外包劳动。从C点这轮景气周期的顶点又开始不景气周期向D点靠近时，再逐步减少（C′-D′）的外包劳动……这样，企业就只需要保持最低B点附近的用工数量即B′数量即可，劳务或人力成本中只有B′数量为固定成本，其他（C′ -B′）皆可用外包劳动调节，部分变成了可变成本。这就是服务外包对具体企业的妙处。4 从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为核心的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服务外包

1937年科斯发表了他革命性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1960年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可以说这两篇论文开创了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法学两门学科的先河。透过这两篇论文，科斯告诉我们，就应用一些生产要素进行某种产品的生产或从事某种服务而言，用创办企业的形式进行生产或从事某种服务所产生的组织成本和因为有了这个企业所节约的（如果不用创办企业的形式而直接在市场上以多次交易完成同样的生产或服务）交易成本（或费用）在边际上相等，这决定了企业扩张的边界。

当代服务外包的兴起正是对科斯理论的一个证明。

当IBM、HP、Citibank、Ericsson这类企业越来越大时，它们的组织成本也越来越高，最终高过了直接向外部市场购买本来是其纵向一体化的某些生产服务部门或环节的产出所需要的成本或费用时，外包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2007年，HP的外包业务规模已达30多亿美元，Bank of America的外包业务规模则达到57亿美元。

我曾任管理顾问的一家较大规模的软件服务外包公司，长期在IBM、Ericsson的外派（On-site）工程师各自都超过200名。仅这部分的年营业额就超过1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大型国企（主要仍是FCB即金融、通信和商务行业）的外包发包越来越普遍了。除了企业本身的景气波动（包括如电信行业大规模网络建设、银行业更新升级等重大企业事件）等原因外，还有如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形式：

由于国企的人员编制控制很严，而开放条件下企业的景气波动是一个常态，因此，FCB及能源运输等行业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大都把员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编制的，一类是没有编制或编制外的。有编制的和没有编制或编制外的员工的待遇相差可达数倍乃至数十倍。大中型国企长期、大量使用无编制或编制外的员工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服务外包。另外，这些FCB及能源、运输行业的大国企历史上都曾有过各式各样的“三产公司”、“实业公司”、“服务公司”等，因此如运输、物业管理、某些设备设施的维护等技术壁垒较低的服务外包大都被这些有历史渊源的公司包办。5 结论及对当代中国服务外包的条件检讨和政策建议

我们先用下面的这张金字塔结构图（图10）来检视一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的行业地位。

金字塔顶尖的公司是已经超越了ITO、BPO阶段，而从事服务外包的最高境界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和Consultant（咨询）阶段的工作了。依次越往下专业化水平越低、单个企业规模越小总的企业数量越多（当然也不完全尽然，比如Wipro在某些领域也进入到了金字塔的塔尖）。我们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大都处于金字塔的最下面两层。

在实践中我发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知识管理能力严重不足。这体现在知识员工的储备、知识员工的继续培养、本身行业知识和特定知识的整理都严重不足。我常常观察到这样的情形：当客户（主要针对ITO的人力派遣）提出某些较稀缺的外包人力需求时，各服务外包公司的HR就手忙脚乱地到处找人包括互相挖角。有一次，全球最大的存储系统公司ECM（化名）向我任职的服务外包公司提出需要一些能够使用用于主机（Mainframe）系统的Z-JAVA（一种偏向用于主机系统底层的程序语言）的工程师为其美国总部服务，但是我们公司的HR在国内包括台湾地区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后ECM判断中国大约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后来这部分就外包给了日本。图10 软件外包行业锥形图

第二，大部分中国服务外包公司ITO中很大比例的服务方式是人力派遣（On-Site），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成本较低且清晰简单，通常是发包方按合约以每人/月（也有按人/年、人/日、人/小时结算的，一般结算时间越细分，对接包方获取利润越不利）的标准与接包方结算，这个结算价与接包方付给外派员工的薪水的差额就是接包方服务外包公司的单位毛利，这很容易让接包方员工产生“被剥削”的感觉，还可清楚地知道“被剥削”的具体数字；还有就是由于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市场总体还是买方市场，发包方（如IBM、Ericsson等都有这样的情况）往往还要求与接包方签订这样的“不平等”合约：发包方可以单向将接包方的表现优异的外派员工转为他们自己的员工，只需给接包方少许补偿（一般为一个人每月的费用）即可。这些无疑对服务外包公司如何加强凝聚力、建立企业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商务部在2006年10月16日公布了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工作目标，即要培育1000家以上有国际资质（应指CMMI3级以上）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承接100家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服务外包单，建设10个以上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三年半（本文写于201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检讨一下这个“千百十工程”是很有意思的：10个以上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目标早已突破，恐怕早已翻番了；100家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的目标也早已超过，唯有培育1000家以上具有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的目标可以说还差得很远。这带给我们如下思考：

第一，中印两国对服务外包的制度安排支持或者说政策支持主要体现为税收优惠。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税收歧视（优惠）手段，这种对发展特定行业（服务外包）有利的行业税收歧视手段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会演变成对这个特定行业内特定企业的税收歧视（优惠），导致不公、腐败、寻租，等等，这反而会长久地伤害这个行业的发展。因此，现实中我们发现，前10名或前20名的服务外包企业“锦上添花”般地得到政府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支持，而大量的急待雪中送炭的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则举步维艰。

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中，朝鲜队的表现（1∶3负于巴西，0∶7败于葡萄牙，0∶3不敌科特迪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封闭条件下的举国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了。那么，开放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呢？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是要承担大国因素导致服务贸易条件恶化的后果，在服务外包领域即体现为接包价格不断降低。

仅从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已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分析，2009年102家软件与服务出口企业的利润总额仅为5.6亿元，平均利润率大幅下滑至5.8％，而世界服务外包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却是稳中有升的。尽管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因素，但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对外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仍可见一斑。表3 2006—2009年北京软件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比较［数据来源］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统计局.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蓝皮书［R］.研究课题组整理，北京市软件协会秘书长肖澜提供。

这是不是一种“福利恶化型增长”呢？

我的建议是：

第一，不分大小，一视同仁地大幅降低包括服务外包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含台资企业）的各种税收负担及非税负担，进一步扩大开放，放手让各个企业分散决策，从而克服举国体制的弊端。

第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服务外包业不同于主要依赖生产线的传统制造业，它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工作［这也是有人称之为“白领外包”（相对于“代工”、“贴牌”等“蓝领外包”而言）的原因吧？］。它更依赖于自由、民主、公正和清明的法制环境。

第三，也唯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割断各政府部门国企（特别是大中型垄断国企）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真正公开公平地将政府和国企的庞大的服务外包发包需求释放出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千百十工程”中第一个“千”的目标。

第四，对于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经济学家们有不少研究。对于服务外包而言，可以确定的是易于获得大量的熟练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也是双向的，即企业便于招聘、劳动力便于应聘。因此我们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还要加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按我的看法，这四个城市的人口都应该超过2000万。这当然会给城市的各类基础建设与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但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同时，重庆、武汉、南京、成都等二线城市也应大大扩大城市化规模。而目前基于短期如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等理由出现的各种“限购（房、车）令”显然是错误的政策取向。

第五，我国城市建设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长期基本上是遵循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即大型商业区与居住区分离的模式进行的。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城市建设模式就受到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名著的彻底批判，这种城市建设模式已经不再是国际城市规划的主流了。雅各布斯推崇的城市，是纽约曼哈顿岛格林尼治村一带的地方，这种城市社区的特点非常明显，即两条马路之间的街区很小，一分钟以内就可以走过，且商业区和住宅区混合，避免交通（主要是上下班）压力太大和商业区晚上“鬼城”式空旷。雅各布斯推崇的这种城市建设模式值得我们城市建设规划者参考。

除了第四点和第五点，还需要提醒当代中国正在热火朝天地建立各种服务外包园区的地方政府，最好摒弃过去的计划经济和现在的招商引资这两种思维模式，让各个企业自己去分散决策才是总体更有效率、更少浪费的方式。

第六，根据2009年的数字，我国的城市化率是51％，也就是说，我们还有49％的农村人口，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农村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意味着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我们还将有数亿的农民要从农村迁徙到城市，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将是我们政府和全社会在这一二十年内始终面临的最大挑战，倾尽全力发展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各种服务业是我们迎接这个最严峻挑战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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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版《劳动合同法》的思考

2007年6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颁布国家法令：新版《劳动合同法》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由于新版《劳动合同法》比旧版《劳动法》在许多方面有重大改变，因此在各界引起了很多争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新版《劳动合同法》的那篇充满担忧的议论。

张五常的主要观点是：“新劳动法（即是指新版《劳动合同法》，后同）正开始引进西方的糊涂政策。……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指相关立法及政府部门）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指劳动合同）的自由。这新法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有通（货紧）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2/3。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这个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

而有影响的安邦却对此表示乐观。安邦认为：“道理很简单：企业应对法律有招，在没有独立工会的情况下，新劳动法不可能实际落实，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不构成实质性损害。”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从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大学的人文社科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书（最早是助教，一直教到讲师），那时我购买了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那时买这本书几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以此书为标准，现在买大致同样厚薄的书大约会花一个大学助教1/5的工资，因此，最近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有普遍提高是毋庸置疑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的速度总体上是大大低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当然在个别产品、个别人群可能有例外）。后来又出了增补本，再出了增编本，然后从第四本开始，每年出一本，再后来每四个月出一本，到现在已出到第30本（2007年1～4月本）了。尽管我的职业从法律专业老师变成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再变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再变成独立管理顾问，近几年又转向我觉得更有挑战性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向，但至今我仍然保持着买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的习惯，30本一本不少。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近20年的出版史即可以看出，我们的立法发展是非常快的。第一本就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后近40年的全部法规，到现在每4个月就有几乎同样篇幅的一本，也就是说现在每4个月的新立法规或新版法规在数量上就差不多是共和国前40年的总和。但是我现在看着这几乎占据了一整个书架的法律全书，思考着三个问题：

第一，如此繁多的法律，我们要不要进行清理？新制定的和新版的法规还在以每4个月一大本的速度颁布，这种清理工作的浩繁更有赖我们大量在法学、史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多方面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及实践者的艰苦努力。

第二，在执法的领域就更不乐观了，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等，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哈耶克认为 ：“一般所谓基于社会公正的分配政策，仔细分析起来，本质上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基于政治或社会原因，这种剥夺也许有其必要，但绝对不能称之为‘社会公正’。因为基于公正规则之上的秩序，只会造成个人努力被市场承认后得到的千差万别的回报，却绝对不会产生‘社会公正’。”在哈耶克看来，唯一能够担当“公正”一词的，只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因此哈耶克赋予国家机器以十分重要和明确的任务——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我们的立法者是不是应研究一些经济学的不同观点？如要不要设立最低工资额在经济学上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正方认为设立最低工资有助于保护工人的权益；反方则认为设立最低工资会侵犯工人的权益，特别是会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其实正反双方都没错，错的只是将正确的方法用在了错误的时间和空间。

我过去长期在企业界担任管理顾问，现在也还和企业界保持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密切联系，其中也有不少是劳动力密集型和出口型的外资企业。近年由于美元贬值（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很多企业生存不易，本就已举步维艰，开始将部分生产线或工厂转向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不清楚其中是否也有陈水扁号召台商“南下”的因素），现在又逢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施行，情况更不乐观。我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从事传统产品如玩具、礼品、汽车配件、服装、箱包生产几十年的工厂主也开始向我咨询如何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A股和H 股）的可行性，其中一些已入市。一位具有香港多种高级执业证书的高级职业工厂经理，由于半年前偶然与我聊天中听我建议用闲钱买了些H股，发现赚钱“容易”，已让其太太专职炒股，有时一天数个电话，让我不得不正色告之：我是在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工作，并非专业炒股或股评师！与之对应的是，他们的许多工厂已处于生产减员甚至停业状态。联想到不久前因新版《劳动合同法》引发的华为要求老员工辞职重签劳动合同的风波，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且一向低调而灵活的华为都如此手忙脚乱，可以想见新版《劳动合同法》对一般企业的压力。我甚至担心：我们切不可因极具震撼力的山西矿难、黑砖窑、河北地槽钢等事件（这些矿主、作坊主岂止是违反《劳动法》，根本就是刑事犯罪！）而匆忙出台一些公平与效率兼顾失衡的法规，因为这会削弱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从而妨碍我们“小康”“和谐”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

前两天，和一位省级领导聊天时，谈到最近的紧缩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我说，适当压缩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绝对应该，但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注意。尽管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向东南亚及南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已成立，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这种产业升级是正常的且不可避免（我在2005年5月20日那篇《一个独立管理顾问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热点问题的看法》中就表述过这样的看法），但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这种升级和转移也不可能过快、过猛。尤其是对那些资源消耗不大、污染不严重的劳动力密集型传统产业，我们有必要让它留在中国，可以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要避免重蹈欧洲福利国家的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建立覆盖全民的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们的参照物可以是美国，也可以是日本，但是绝不能是欧洲。

其实，随着欧元升值且屡创新高，我常常想起20年前的日本，尽管时代不同了，环境也完全不一样，但未必能保证欧洲不会出现类似于日本“停滞的十年”那样的情况（当然，德国似乎是个例外）。

实际上，无论是与欧洲还是与美国、日本相比，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差距还很大，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的确还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也没有资格去承担一个欧洲式福利国家的巨大代价。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这不能与类似欧洲的福利社会画等号。

除了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线上，在一切需要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与集体协作性相结合的工作（如软件开发）方面，我们中国员工普遍性的职业素质不高且效率极其低下是有目共睹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近年在以软件外包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方面落后于印度的除语言因素（印度可算是英语国家）外的最主要原因。

国际协力银行11月30日发表的2007年度海外直接投资相关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印度首次超越中国成为日本企业今后十年投资和销售的首选目的国。

被调查的企业中，70％选择了印度，中国以67％的比例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和越南（答案为多项选择）。

尽管中国仍然被认为是未来三年内的最佳投资目的国，但是选择中国的企业数量还是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法治的不透明和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涨都促使日本企业将目光转向了印度和越南。

在近年备受关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除了双方贸易失衡（中国为顺差、美国为逆差且逐年扩大）、知识产权、汇率问题外，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依据其国内的法律将中国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1988年通过的美国一揽子贸易竞争力法规，规定了“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满足的6个条件：第一，货币的可兑换性；第二，劳资之间通过自由谈判定工资；第三，允许自由设立合资等外资企业；第四，政府减少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第五，政府减少对资源分配、企业生产和商品价格的干预；第六，美国商务部认为必须满足的其他条件。

以美国的观点来看，我国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因此，我国现在仍被美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针对第二个条件，新《劳动合同法》会否使双方差距更为扩大，还未可知。我们当然不必也不会随美国的旋律起舞，但是我更希望：

第一，我们的立法建设已够快了，法律条文也够多了，但我们的法制水平仍然不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严立法、宽执法。宽执法的“宽”中最要命的是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远远不够。这大概也使安邦对因我国普遍的执法“折扣”现状将导致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张五常所认为不适当的部分未必能严格执行表示了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宽慰。造成这种情况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制度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并可尽快改善的是要提高我们的立法水平，尤其是经济、社会方面的立法一定要多做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更审慎一些，尽量避免“有法难依”的情况出现。我相信，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包括降低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成本都是有好处的。

第二，新版《劳动合同法》即将在2008年元旦开始实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许要一段时间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正反面的效果。但小平同志当年那句话常在我耳边回响：“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因此，如果有相当证据或出现危险的苗头（如外资同比较大幅度减少或失业率同比较大幅度升高），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及时修正，毕竟中华民族的振兴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2007-12-17）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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