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罗曼·罗兰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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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译著小全集·托尔斯泰传试读：
传记与自传（代序）
董强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问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究其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正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囮字，许慎的解释是：囮，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字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含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字，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生院士。）《托尔斯泰传》初版本书影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商务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唯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强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做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通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唯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然亦唯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罗曼·罗兰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于瑞士第十一版序
这第十一版的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时节，因此，本书的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的思想家的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一信的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的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罗曼·罗兰一九二八年八月“最近消失的光明”
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的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现了含有整个伟大的人生的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的作品。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的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有斯当达派与瓦格纳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龃龉；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的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的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韦奈，我听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万·伊里奇之死》。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的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斯当达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的特征，在于他的生命的气息。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魂的音乐时所感到的怀疑的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期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在读过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认识特·沃居埃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沃居埃特别以文学家的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的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们与死的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的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的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的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的眩惑。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的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魂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布尔热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的度衡那样！……托尔斯泰是否和我同一党派，于我又有何干？在呼吸他们的气息与沐浴他们的光华之时，我会顾忌到但丁与莎士比亚是属于何党何派的吗？我们绝对不像今日的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我的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
我们往昔不加解释而由本能来感到的，今日当由我们的理智来证实了。现在，当这长久的生命达到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在思想的国土中成为光明的太阳之时，我们能够这样做了。第一使我们惊异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互终没有变更，虽然人家曾想运用藩篱把它随处分隔——虽然托尔斯泰自己因为富于热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爱的时候，以为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爱，而认为这才是他的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转变，同样的争斗，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他的思想的统一性是无从讨论的——他的思想从来不统一的，但可注意到他种种不同的因素，在他思想上具有时而妥协时而敌对的永续性。在一个如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的心灵与思想上，统一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他的热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与他的生命的悲剧中。艺术与生命是一致的。作品与生命从没比托尔斯泰的联络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时常带着自传性；自二十五岁起，它使我们一步一步紧随着他的冒险生涯的矛盾的经历。自二[1]十岁前开始直到他逝世为止的他的[2]日记，和他供给比鲁科夫的记录，更补充我们对于他的认识，使我们不独能一天一天地明了他的意识的演化，而且能把他的天才所胚胎，他的心灵所借以滋养的世界再现出来。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托尔斯泰与沃尔康斯基族），高贵的，古旧的，世裔一直可推到留里克，家谱上有承侍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战争中的将军，有拿破仑诸役中的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犯。家庭的回忆中，好几个为托尔斯泰采做他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亲王沃尔康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的贵族代表；他的母亲的堂兄弟，尼古拉·格雷戈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亲王，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中受伤而在战场上救回来的；他的父亲，有些像尼古拉·罗斯托夫的；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这温婉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丑的脸相，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大家知道《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的可爱的叙述极少真实性。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未满二岁。故他只在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的诉述中稍能回想到可爱的脸庞，老是显着光辉四射的微笑，使她的周围充满了欢乐……“啊！如果我能在艰苦的时间窥见这微笑，我将不知悲愁为何物[3]了……”但她的完满的坦率，她的对于舆论的不顾忌，和她讲述她自己造出来的故事的美妙的天才，一定是传给他了。他至少还能保有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这是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食邑中度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失怙的时候正是九岁。这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4]望”——这是儿童和恐怖的幽灵的第一次相遇，他的一生，一部分是要战败它，一部分是在把它变形之后而赞扬它……这种悲痛的痕迹，在《童年时代》的最后几章中有深刻的表露，在那里，回忆已变成追写他的母亲的死与下葬的叙述了。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老的[5]宅邸中，他们一共是五个孩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诞生于这所屋里，直到八十二年之后逝世的时光才离开。五个孩子中最幼的一个是女的，名字叫玛丽亚，后来做了女修士（托尔斯泰在临死时逃出了他自己的家，离别了家人，便是避到她那里去）。四个儿子：谢尔盖，自私的，可爱的一个，“他的真诚的程度为我从未见过的”；德米特里，热情的，深藏的，在大学生时代，热烈奉行宗教，什么也不顾，持斋减食，寻访穷人，救济残废，后来突然变成放浪不羁，和他的虔诚一样暴烈，以后充满着悔恨，在娼家为一个妓女脱了籍和她同居，二十九岁[6]时患肺痨死了；长子尼古拉是弟兄中最被钟爱的一个，从他母亲那里承[7]受了讲述故事的幻想，幽默的，胆怯的，细腻的性情，以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充满着基督徒的温情。他亦把他所有的财产尽行分赠穷人。屠格涅夫说他“在人生中实行卑谦，不似他的兄弟列夫徒在理论上探讨便自满了”。在那些孩儿周围，有两个具有仁慈的心地的妇人：塔佳娜姑母，托尔斯泰说：“她有两项德性：镇静与[8]爱。”她的一生只是爱。她永远为他人舍身……“她使我认识爱的精神上的快乐……”另外一个是亚历山德拉姑母，她永远服侍他人而避免为他人服侍，她不用仆役，唯一的嗜好是读圣徒行传，和朝山的人与无邪的人谈话。好几个无邪的男女在他们家中寄食。其中有一个朝山进香的老妇，会背诵赞美诗的，是托尔斯泰妹妹的寄母；另外一个叫作格里莎的，只知道祈祷与哭泣……“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莎！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强，以至你感到和神迫近，你的爱是那么热烈，以至你的言语从口中流露出来，为你的理智无法驾驭。你颂赞神的壮严，而当你找不到言辞的时候，你泪流满面着匍匐[9]在地上……”这一切卑微的心灵对于托尔斯泰的成长上的影响当然是昭然若揭的事。暮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已在这些灵魂上萌蘖、试练了。他们的祈祷与爱，在儿童的精神上散播了信仰的种子，到老年时便看到这种子的收获。除了无邪的格里莎之外，托尔斯泰在他的《童年时代》中，并没提及助长他心魂的发展的这些卑微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书中却透露着这颗儿童的灵魂，“这颗精纯的、慈爱的灵魂，如一道鲜明的光华，永远懂得发现别人的最优的品性”，和这种极端的温柔！幸福的他，只想念着他所知道的不幸者，他哭泣，他愿对他表现他的忠诚。他亲吻一匹老马，他请求原谅他使它受苦。他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是他不被人爱亦无妨。人们已经窥到他未来的天才的萌芽：使他痛哭身世的幻想；他的工作不息的头脑——永远努力要想着一般人所想的问题；他的早熟的观察与回忆的官[10]能；他的锐利的目光——懂得在人家的脸容上，探寻他的苦恼与哀愁。他自言在五岁时，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11]的工作”。幸而，他忘记了这种思念。这时节，他在通俗的故事，俄罗斯的bylines神话与传说，《圣经》的史略中组织出他的幻梦来，尤其是《圣经》中约瑟的历史——在他暮年时还把他当作艺术的模范——和《天方夜谭》。为他在祖母家里每晚听一个盲目的讲故事人坐在窗口上讲述的。[12]他在喀山地方读书。成绩平庸。人家说这兄弟三人：“谢尔盖欲而能。德米特里欲而不能。列夫不欲[13]亦不能。”他所经过的时期，真如他所说的“荒漠的青年时期”。荒凉的沙漠，给一阵阵狂热的疾风扫荡着。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的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永远的狂热境界中。在一年内，他重新觅得并[14]试练种种与他适当的学说。斯多葛主义者，他从事于磨折他的肉体。伊壁鸠鲁主义者，他又纵欲无度。以后，他复相信轮回之说。终于他堕入一种错乱的虚无主义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他将发现虚无即在他的面前。他把自己分析，分析……“我只想着一样，我想我想着一[15]样……”这永无休止的自己分析，这推理的机能，自然容易陷于空虚，而且对于他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在生活中时常妨害他”，据他自己说，但同[16]时却是他的艺术的最珍贵的泉源。在这精神活动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这样想。十六岁，他[17]停止祈祷，不到教堂去了。但信仰并未死灭，它只是潜匿着。“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种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还相信神，或至少我没有否认它。但何种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和他的教义；但建立[18]这教义的立场，我却不能说。”有时，他沉迷于慈悲的幻梦中。他曾想卖掉他的坐车，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牺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19]。在某次病中，他写了一部《人生[20]的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的责任，“须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地探讨：法律，医学，语言，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与绘画中达到最高的顶点”……他“相信人类的使命在于他的自强不息的追求完美”。然而不知不觉地，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性感与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与[21]物质的了。他的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22]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他要取悦于人。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23]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这丑相，[24]在童时他已屡次感到绝望的痛苦，[25]他自命要实现成为“一个体面人”这种理想，为要做得像别个“体面人”一样，引导他去赌博，借债，彻[26]底地放荡。一件东西永远救了他：他的绝对的真诚。“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涅赫留多夫和他说，“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坦白。”“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27]害羞的事情。”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用着分析法，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一、犹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大学生时代，他已应用于批评社会法统与知识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不愿做正当的历史研究，为了思想的狂妄被学校处罚。这时代，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是一个青天霹雳。“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28]在颈下如圣像一般。”他最初的几篇哲学论文便是关于卢梭的诠释。（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然而，对于大学和“体面人”都厌倦了，他重新回来住在他的田园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故乡（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一年）；他和民众重新有了接触，他借口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这时期的经验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优异的小说，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爱用的托名：涅赫留多夫亲王[29]。涅赫留多夫二十岁。他放弃了大学去为农民服务。一年以来他干着为农民谋福利的工作；其次，去访问一个乡村，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牢不可破的猜疑，因袭，浑噩，下流，无良等。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起他一年以前的幻梦，想起他的宽宏的热情，想起他当年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亦是真理，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他觉得自己是战败了。他羞愧而且厌倦了。“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无意识地按着键盘。奏出一个和音，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和音并不完全是正则的，往往它们平凡到庸俗的程度，丝毫表现不出音乐天才；但他在其中感到一种不能确定的、悲哀的乐趣。每当和音变化时，他的心跳动着，等待着新的音符来临，他以幻想来补足一切缺陷。他听到合唱，听到乐队……而他的主要乐趣便是由于幻想的被迫的活动，这些活动显示给他最多变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形象与情景，无关联的，但是十分明晰……”他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疑的，说谎的，懒的，顽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们，只是他们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坏处了；他以爱的直觉透入他们的心；在此，他窥到他们对于压迫他们的命运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他们对于一切褊枉的宽恕，他们对于家庭的热情，和他们对于过去所以具有因袭的与虔敬的忠诚之原因。他唤引起他们劳作的日子，疲乏的，可是健全的……“这真美，”他喃喃地说……“我[30]为何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整个的托尔斯泰已包藏在第一篇[31]短篇小说的主人翁中：在他的明确而持久的视觉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他闭上眼睛时，他重又沉入他的幻梦，沉入他对于人类中的爱情中去了。但一八五○年左右的托尔斯泰并没如涅赫留多夫那般忍耐。亚斯纳亚令他失望，他对于民众亦如对于优秀阶级一样地厌倦了；他的职分使他觉得沉重，他不复能维持下去。此外，他的债权人紧逼着他。一八五一年，他避往高加索，遁入军队中，在已经当了军官的他的哥哥尼古拉那里。他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他立刻恢复了，他重新觅得了上帝：“昨夜，我差不多没有睡觉……我[32]向神祈祷。我无法描写在祈祷时所感到的情操的甘美。我先背诵惯例的祷文，以后我又祈祷了长久。我愿欲什么十分伟大的，十分美丽的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欲把我和‘神’融和为一，我请求他原谅我的过失……可是不，我不请求这个，我感到，既然他赐予我这最幸福的时间，他必已原谅我了。我请求，而同时我觉得我无所请求，亦不能且不知请求。我感谢了他，不是用言语，亦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的声音。我在梦着光荣与女人的时候睡着了，这比我更强力。不打紧！我感谢神使我有这一刻看到我的渺小与伟大的时间。我欲祈祷，但我不知祈祷；我欲彻悟，但我不敢。我[33]完全奉献给你的意志！”肉情并未战败（它从没有被战败），情欲与神的争斗秘密地在心中进展。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记述三个侵蚀他的魔鬼：一、赌博欲 可能战胜的。二、肉欲 极难战胜的。三、虚荣欲 一切中最可怕的。在他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思想同时占据着他：某个高加索妇人的形象使他迷恋，或是“他的左面的胡须比右面[34]的竖得高时会使他悲哀”。——“不妨！”神在这里，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既是斗争的骚乱也含有繁荣之机，一切的生命力都受着激励了。“我想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的思念，实在是至高的主宰给我的感应。神灵的手指点着我，我不息地感谢他。我觉得在此我变得好了一些，而我确信我一切可能的遭遇对于我只会是福利，既然是神自己的意志[35]要如此……”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它布满了花朵。一切都好，一切都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吐出它初期的花苞：《童年时代》《一个绅士的早晨》《侵略》《少年时[36]代》；他感谢使他繁荣的上帝。《童年时代》于一八五一年秋在蒂弗里斯地方开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地方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现为他所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的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中的服务中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又是孤独又是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37]的回忆便在他温柔的眼前展现了。最近几年的颓废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怀着无穷尽的计划，他的循环式的诗情与幻想，难得采用一个孤独的题材，他的长篇小说，实在不过是他从不能[38]实现的巨大的历史的一小系罢了；这时节，托尔斯泰把他的《童年时代》只当作《一生四部曲》的首章，它原应将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内，以由自然而获得神的启示一节为终结的。以后，托尔斯泰对于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时代》，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这是糟透了，”他和比鲁科夫说，“这部书缺少文学的诚实！……其中简直没有什么可取。”但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见解。本书的原稿，不写作者的名字，寄给俄罗斯的有名的大杂志《现代人》，立刻被发表了（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而且获得普遍的成功，为欧罗巴全部的读者所一致确认的。然而，虽然其中含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致、精微的情感，我们很可懂得以后它会使托尔斯泰憎厌。它使他憎厌的理由正是使别人爱好的理由。我们的确应当说：除了若干地方人物的记载与极少数的篇幅中[39]含有宗教情操，与感情的现实意味足以动人之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此表露得极少。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为以后的托尔斯泰所反感，而在别的小说中所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在他八十一年的最爱的读物中，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过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时还在重新浏览这部小说。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40]特恩与特普费尔。“我那时，”他[41]说，“受着他们的感应。”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竟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经知道，便不难在《童年时代》中找到它们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天性中的痕迹。因此，托尔斯泰在初期，对于群众已是一个曾经相识的面目。但他的个性不久便开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时代》那么纯粹那么完美的《少年时代》（一八五三年），指示出一种更特殊的心理，对于自然的强烈的情操，一颗为狄更斯与特普费尔所没有的苦闷的心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42]五二年十月）中，托尔斯泰的性格，观察的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得明白地形成了。这短篇小说中，他所描绘的若干农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43]的发端；例如他的《养蜂老人》。在此已可窥见它的轮廓：在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张开着手，眼睛望着上面，光秃的头在太阳下发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围飞舞，不刺他而在他头顶上环成一座冠冕……但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足动人：在一条河流旁边，在万山丛中的日出；以强烈生动的笔致写出阴影与声音的夜景；而晚上，当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氛中消失的时候，士兵的美丽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飘荡。《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个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之一员。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作似乎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兴得了不得，可爱又可笑的，准备抱着每个人的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如彼佳·罗斯托夫。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的面目，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已经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吗？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44]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间[45]才写成，例如《伐木》，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的记载——这是预示未来的记录；一八五六年又写成《支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46]遇》，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懦怯，酗酒，说谎，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杀的意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47]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连绵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的开展上，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的飞跃。”春泉的狂流！爱情的洋溢！“我爱，我那么爱！……勇士们！善人们！他反复地说，他要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谁？他不大知[48]道。”这种心灵的陶醉，无限制地流溢着。书中的主人翁奥列宁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迷恋了一个高加索少女，沉浸入种种矛盾的希望中。有时他想：“幸福，是为别人生活，牺牲自己”，有时他想：“牺牲自己只是一种愚蠢”；于是他简直和高加索的一个老人叶罗什卡同样地想：“一切都是值得的。神造出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欢乐。没有一件是犯罪。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玩不是一桩罪恶而是灵魂得救。”可是又何用思想呢？只要生存便是。生存是整个的善，整个的幸福，至强的、万有的生命：“生”即是神。一种狂热的自然主义煽惑而且吞噬他的灵魂。迷失在森林中，“周围尽是野生的草木，无数的虫鸟，结队的蚊蚋，黝暗的绿翳，温暖而芬芳的空气，在草叶下面到处潜流着浊水”，离开敌人的陷阱极近的地方，奥列宁“突然感到无名的幸福，依了他童时的习惯，他画着十字，感谢着什么人”。如一个印度的托钵僧一般，他满足地说，他独自迷失在吸引着他的人生的漩涡中，到处潜伏着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物窥伺着他的死，成千成万的虫类在他周围嗡嗡地互相喊着：——“这里来，这里来，同伴们！瞧那我们可以刺一下的人！”显然他在此不复是一个俄国士绅，莫斯科的社会中人，某人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但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麋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一切生物一样。——他将如它们一般生活，一般死亡。“青草在我上面生长……”而他的心是欢悦的。在青春的这一个时间，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是对着自然他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49]和他的爱情。但这种浪漫底克的陶醉，从不能淆乱他的清晰的目光。更无别的足以和这首热烈的诗相比，更无别的能有本书中若干篇幅的强有力的描写，和真切的典型人物的刻画。自然与人间的对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50]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的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一一描画无遗。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的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的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在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做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在信末，他又说：“明白了解我啊！……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但我不信仰。为我，是人生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会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导引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认识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的深刻处才能找它……”[1] 除了若干时期曾经中断过——尤其有一次最长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2] 他供给这些记录因为比鲁科夫为托尔斯泰作了不少传记，如《生活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日记选录》《传记资料汇集》等；这些作品都曾经过托尔斯泰亲自校阅，是关于托氏生涯与著作的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参考最多的书。（本书作者原注置于竖线左侧；译者注置于横线下方。后同。）[3] 《童年时代》第二章。[4] 《童年时代》第二十七章。[5]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栅栏”，是莫斯科南图拉城十余里外的一个小村，它所属的省份是俄罗斯色彩最重的一个省份。[6] 托尔斯泰在《安娜小史》中描写他，那个人物是列文的兄弟。[7] 他曾写过一部《猎人日记》。[8] 实际上她已是一个远戚。她曾爱过托尔斯泰的父亲，他亦爱她；但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般，她退让了。[9] 《童年时代》第七章。[10] 在他一八七六年时代的自传式笔记中，他说他还能记忆襁褓与婴儿时洗澡的感觉。瑞士大诗人施皮特勒亦具有同样的记忆力，对于他初入世界时的形象记得清晰，他曾为此写了一整部的书。[11] 《初期回忆》。[12] 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七年。[13] 长兄尼古拉，比列夫长五岁，他在一八四四年时已修了他的学业。[14] 他爱做关于形而上的谈话；他说：“尤其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暗晦，令人相信他说的话确是所想的，其实是完全说了别种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15] 《少年时代》第十九章。[16] 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如《塞瓦斯托波尔杂记》。[17] 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忏悔录》第一章）[18] 《忏悔录》第一章。[19] 《青年时代》第三章。[20] 一八四七年三月至四月间。[21] 涅赫留多夫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说：“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他的自尊心。”一八五三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得在光荣与德性（我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22] “我愿大家认识我，爱我。我愿一听到我的名字，大家便赞叹我，感谢我。”（《青年时代》第三章）[23] 根据一八四八年，他二十岁时的一幅肖像。[24] “我自己想，像我这样一个鼻子那么宽，口唇那么大，眼睛那么小的人，世界上是没有他的快乐的。”（《童年时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说起“这副没有表情的脸相，这些软弱的，不定的，不高贵的线条，只令人想起那些乡人，还有这双太大的手与足”（《童年时代》第一章）。[25] “我把人类分作三类：体面的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不体面的人，该受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是没有了。”（《青年时代》第三十一章）[26] 尤其当他逗留圣彼得堡的时代。（一五四七至一五四八年）[27] 《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28] 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29] 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一八五四年）中，在《支队中的相遇》（一八五六年）中，在《琉森》（一八五七年）中，在《复活》（一八九九年）中，都有涅赫留多夫这个人物——但当注意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涅赫留多夫在《射击手日记》的终局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30] 《一个绅士的早晨》第二卷。[31] 这篇小说与《童年时代》同时。[32] 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一日，在高加索斯塔里-尤尔特的营地。[33] 《日记》。[34] 同前（一八五一年七月二日）。[35] 一八五二年致他的塔佳娜姑母书。[36] 一幅一八五一年时代的肖像，已表现出他在心魂上酝酿成熟的转变。头举起着，脸色稍微变得清朗了些，眼眶没有以前那么阴沉，目光仍保有他的严厉的凝注，微张的口，刚在生长的胡须，显得没有神采，永远含着骄傲的与轻蔑的气概，但青年的蓬勃之气似乎占有更多的成分。[37] 他那时代写给塔佳娜姑母的信是充满了热泪。他确如他所说的“Liova-riova”（善哭的列夫）。（一八五二年正月六日书）[38] 《一个绅士的早晨》是《一个俄国产业者小说》计划中的断片。《高加索人）是一部关于高加索的大小说之一部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作者的思想中是一部时代史诗的开端，《十二月党人》应当是小说的中心。[39] 朝山者格里莎，或母亲的死。[40]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41] 在致比鲁科夫的信中。[42] 《一个绅士的早晨》在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间才完成。[43] 《两个老人》（一八八五年）。[44] 《侵略》（全集卷三）。[45] 全集卷三。[46] 全集卷四。[47] 虽然这些作品在一八六○年时才完成（发刊的时期是一八六三年），但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却是在此时写成的。[48] 《高加索人》（全集卷三）。[49] 奥列宁说：“也许在爱高加索女郎时，我在她身上爱及自然……在爱她时，我感到自己和自然分离不开。”他时常把他所爱的人与自然做比较：“她和自然一样是平等的，镇静的，沉默的。”此外，他又把远山的景致与“这端丽的女子”相比。[50] 奥列宁在致他的俄罗斯友人们的信中便有此等情调。《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三个死者》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初时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亚军队，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间，他三天中轮到一天在第四棱堡的炮台中服务。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的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的目的，并非是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1]人类。”这将是他暮年时的问题。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的枯索，如斯当达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大抵是本书诞[2]生时的环境造成的。但一个青年的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的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的写景：“新月发出它沉静的光芒。池塘在闪耀。老桦树的茂密的枝叶，一面在月光下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着棘丛与大路。鹌鹑在塘后鸣噪。两棵老树互相轻触的声息，不可闻辨。蚊蝇嗡嗡，一只苹果堕在枯萎的落叶上，青蛙一直跳上阶石，绿色的背在月下发光……月渐渐上升悬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的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贱的虫蛆，已经沾染着一切人间的热情，但因了爱情的巨力，这时候，自然，月，和我，似乎[3]完全融成一片。”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而这位伯爵列夫·托尔斯泰中队副大尉，在棱堡的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人与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灭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写出他们的和他自己的凄怆。这三部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往常是被人笼统地加以同一的来批判的。但它们实在是十分歧异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艺术上，与其他二部不同。第一、第三两部被爱国主义统治着；第二部则含有确切不移的真理。[4]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分。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卫护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心，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媲美”。此外，在这些纪事中，毫无经过想象方面的努力的痕迹，毫无客观表现的试练；作者只是在城中闲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巨帙的新闻记录加入对于自然的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篇首，我们即读到：“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寂灭……”后面又说：“……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是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的文学只是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的无穷尽的故事呢？”纪事不复是作者的简单的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的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的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在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确切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赤裸裸地发露了。这无穷的畏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5]他的真诚竟至可怕的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的一切的感伤情调尽行丧失了，他轻蔑地指为“这种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6]已经觉醒，有时竟含有病态，但这项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当炸弹堕下而尚未爆烈的一秒钟内，不幸者的灵魂内所经过的情景，有整整两页的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当炸弹爆烈之后，“都受着轰击马上死[7]了”，这一刹那间的胸中的思念。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战场的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呻吟转侧的壮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的交响曲，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叛神道的战争：“而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扬伟大的爱与牺牲的律令的人，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在赐予每个人的心魂以畏死的本能与爱善爱美的情操的神前，竟不跪下忏悔！他们竟不流着欢乐与幸福的眼泪而互相拥抱，如同胞一般！”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为他任何别的作品所尚未表现过的，托尔斯泰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哪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的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但他高傲地镇定了：“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全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8]读了这几页，《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死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时间，人生的懦怯，环绕我们的一切昏聩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9]的精力。”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叙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中，讲着两个以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中止了叙述，说：“但在这幅景象之前赶快把幕放下罢。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人物的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便象征在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中：这是弟兄俩，哥哥名叫科泽尔特佐夫大佐，[10]和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另外一个是沃洛佳旗手，胆怯的、热情的、狂乱的独白，种种的幻梦，温柔的眼泪，无缘无故会淌出来的眼泪，怯弱的眼泪，初入棱堡时的恐怖（可怜的小人儿还怕黑暗，睡眠时把头藏在帽子里），为了孤独和别人对他的冷淡而感到苦闷，以后，当时间来到，他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