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伊斯特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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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试读：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1]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序言
在过去的3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对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65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6.2%。因此，GDP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展开对穷国的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一一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等），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从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服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的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共有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经济增长的迷雾》这本书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我在2003年12月访问了中国，并且受到热情款待，那里的充沛活力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工作，到处都在修建新的高楼大厦，我见到的所有人、所有事都非常高效。令我惊讶的是，北京居然有五条环路（而且六环路也已经动工），要知道，华盛顿仅有一条环路，还永远堵车。来听我做讲座的学生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吸收大量的知识。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取得高速增长时，我们不应过分自信。对中国来说，她面临着贫富差距和制度变迁的巨大挑战。也许中国经济中的泡沫终将破裂，也许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都阻挡不了中国成功地实现其内部变革。
一些西方机构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功绩。如同早先的传教士和现代主义者致力于拯救中国一样，世界银行也将中国视为重点关注对象。世界银行宣称，“来自外部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改革的发生，而且帮助设计了具体的改革架构”。世界银行的建议对于中国理解如何进行自由贸易和“港口自由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农村发展项目”使得中国明白应该“把反贫困的目标集中在贫困最普遍的地方——农村”。这些努力起到了“重大的支持作用”，使中[1]国的农村人口贫困率从1985年的34%下降到1998年的18%。但实际上，世界银行用于中国的资金非常有限——2002年的援助金额只有[2]5.63亿美元，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大约每天1/10美分。
很显然，不管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将导向何方，当今的西方援助与过去西方力图拯救中国的幻想一样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这反而说明了本书将要描述的援助模式只不过是空谈，因为中国所获得的援助金额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而且中国并没有向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调整援助贷款或者债务减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尽管本书所描述的西方式发展模式都失败了，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然可以依靠其内生的经济力量来获得成功。威廉·伊斯特利
[1] Goldin、Rogers和Stern（2002），第ix页。
[2] http：//lnweb 18.worldbank.org/eap/eap.nsf/Countries/China/42F2084B942D74C685256C7600687DBF?OpenDocument.
致谢
非常感谢罗斯·莱文（Ross Levine）和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他们对本书的草稿给予了评论，并且在数次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中提供了大量真知灼见。我同时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的编辑们所提供的评论，感谢五位匿名评议人，感谢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礼萨·巴吉尔（Reza Baqir）、罗伯塔·加蒂（Roberta Gatti）、理查多·奥斯曼（Ricardo Hausmann）、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迈克尔·雷默（Michael Kremer）、苏珊·拉比纳（Susan Rabiner）、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塞尔西奥·施穆克勒（Sergio Schmukler）、迈克尔·伍尔考克（Michael Woolcock）；感谢本书所引用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合作者，他们令我受益匪浅，包括米切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尚塔·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艾伦·德拉泽恩（Allan Draze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鲁米恩·伊斯拉姆（Roumeen Islam）、罗伯特·金（Robert King）、阿尔特·克赖瑞（Aart Kraay）、保罗·莫罗（Paolo Mauro）、彼得·蒙蒂埃尔（Peter Montiel）、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乔·里森（Jo Ritzen）、克劳斯·施密特—赫布尔（Klaus Schmidt—Hebbel）、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霍尔格·沃尔夫（Holger Wolf）和戴维·尤拉夫里夫克（David Yuravlivker）；感谢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有关经济增长研讨会的组织者，他们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保罗·罗默（Paul Romer）、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阿尔文·扬（AlwynYoung）；感谢在乔治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和高级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参与者，感谢我讲解本书部分内容的课程的参与者。当然，对于本书的观点，作者独自承担责任。
引子：寻宝
寻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许多故事都与此有关：金羊毛、圣杯、仙丹。但是，在大多数故事中，法宝往往虚无缥缈或者即使得到也令人失望。伊阿宋依靠美狄亚的帮助取得了金羊毛，为此美狄亚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但是，他们随后的婚姻并不美满，伊阿宋背叛了美狄亚，拜倒在另一个公主的石榴裙下。美狄亚失望至极，于是杀死了伊阿宋的新娘和自己的亲生孩子。
50年前，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我们希望可以找到灵丹妙药，让热带雨林国家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穷国人民的苦难和富国人民的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激励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辉煌。
同过去的寻宝者一样，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植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那些接受我们药方的穷国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在我们最花力气的地区——非洲撒哈拉，经济根本没有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曾有增长，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南亚是另一个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地区，无规律的经济增长使那里聚集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最近，东亚，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的经济新星，也陷入了增长泥潭（一些国家但并非全部国家正在复苏）。除了热带雨林贫困国家，我们还试图将一些做法应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
就像很多宣称找到仙丹的无稽之谈一样，我们经济学家常常试图兜售一些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方案。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的失败，而在于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正确运用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斯蒂芬·兰德斯伯格（Steven Landsburg）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摇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他对这一原理作了更简洁的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在过去20年里，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私有企业、个人、政府官员甚至是援助者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在个人层次上对政府官员、援助者、私有企业和家庭有所回报。激励常常引导他们通往与促进生产相反的方向。我们这些事后诸葛很容易发现，过去那些包治百病的药方（其中一些还在应用）对穷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多少不幸的误导。
为了找到脱贫之路，必须记住：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如果能够努力确保第一世界的援助者、第三世界的政府及其普通民众三者都具有正确的激励，那么经济发展就可实现，否则就是缘木求鱼。我们会发现，如果遵循那些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张，这三方往往不会有正确的激励，预期的经济增长自然也无法实现。
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沮丧，但也不是没有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有统计上的证据支持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药方失灵以及基于激励的政策如何发生作用。激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促使其走向繁荣之路。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正确的激励本身并不容易获得。我们将会发现援助者、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激励错综复杂，构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网络。
而且，由于经济学家的努力收效甚微，人们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从西雅图到布拉格，抗议者要求完全抛弃所有的努力。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只要穷国的人们还在遭受瘟疫、压迫和饥饿，就像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样，只要通过人类的智识能够找到通往富裕之路，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
在开始正文之前，我希望指出以下四点。第一，本书的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而不代表我的老板——世界银行。有时候，我甚至会对老板的做法说三道四。不过，我对世界银行有一点是钦佩的，那就是她鼓励像我这样的讨厌鬼享受思想自由，而且并不压制对其政策的内部争论。
第二，我并不想涉及环保问题。在本书最初的草稿中，我试图讨论一下环保问题，但发现自己实在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是一个重大课题，但对此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明智的环保政策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副作用，比方说让排污者承担对人类福利造成不良后果的成本，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放弃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这种观点的确不错，因为停止增长对穷国来说将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第一章将对此加以讨论。
第三，我并不想对所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做一个综述。过去十几年中，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随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带动下，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非常热门。然而，对于某些问题，在学术上仍未取得共识，当然有些观点大家也已经普遍接受。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如何让穷国变富上。
第四，在各章之间，我将会加入一些小插曲，提供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快照，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在寻求增长之路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欢乐和苦难，正是为了他们，我们经济学家才要“上下求索”。 第1篇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我本人是一个自封的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研究过程中，穷人和富人生活的巨大反差给我提供了动力。我们这样的专家关注GDP的增长并不仅仅为了其本身，我们之所以关注GDP，是因为GDP的增长改善了穷人的生活、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因为GDP的增长可以让富裕起来的人可以吃得更好，他们的子女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在本章，我将回顾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事实。第一章帮帮穷人
当我看到其他孩子在吃东西时，我就会盯着他，如果他不分一点给我的话，我想我将会饿死。——加蓬的一个十岁儿童，1997年
在写本章的时候，我在拉哈尔——巴基斯坦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世界银行提供资助的旅行。有一个周末，我跟随向导去了一个叫古尔维拉的村庄，那儿离拉哈尔并不远。我们驱车前往村庄，司机在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公路上高速行驶，除了有时要躲避横过马路的牛群。公路的尽头是一条土路，两边的房屋如此密集，以致我们的车几乎无法通过。不好，前面好像是死路一条了。不过，尽管我们找不到路，向导还是告诉司机如何急转弯、穿过一片空地、到达另一条土路（不知道严格来说那算不算路）。我真得不敢想象下雨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沿着“路”到达了村庄的居住中心，那里有很多人闲逛，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不过没有妇女。村庄里弥漫着一股粪便的味道。一些人正在等待我们，他们非常好客，每个人都双手握住我们的右手表示欢迎。被领进到砖灰混合的社区中心之后，我们坐在破旧的长凳上，他们又拿来垫子让我们可以靠着或者至少舒服一点。主人端上一种叫拉兹的饮料，那是酸奶和牛奶的混合物。盛拉兹的罐子上面爬满了苍蝇，不过我还是把我的那份喝完了。
村民们说他们白天整日在田间劳作，晚上就到社区中心打牌和聊天。但是女人不能来这里，因为她们晚上还得干活。成群的苍蝇在屋里到处嗡嗡乱飞，我发现一些男人腿上还有伤口。有一个绰号叫迪努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很威严，大家似乎都听他的。大多数人都光着脚，穿着脏乎乎的长袍。门口有一群小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不过没有女孩。
我问迪努村子里有哪些困难，他回答说6个月前村里才刚刚通电，以前祖祖辈辈晚上都要在黑暗中摸索，村里还建起了一所小学，不过只收男童。然而，他们还需要另外很多东西：接受女童的小学、医生、排水系统或下水道（所有的脏水都倒进社区中心外面的臭池子里）、电话和公路。在像古尔维拉这样的村庄里，卫生状况极其恶劣而且缺乏医疗没施，无怪乎在巴基斯坦10%的婴儿在一周岁前就夭折了。
我向迪努询问是否可以参观一个家庭，于是他就带我到了他哥哥家里。这是一所土墙泥地的房子，有两个小卧室，一个牛圈，墙里砌着一个烧牛粪的炉子，我还发现有一大堆牛粪堆在那里，井边有一个手摇的水泵。我感觉好像满屋子都是孩子，他们都好奇地盯着我，其中有几个女孩。迪努告诉我，他哥哥有7个孩子，不过这不算多，因为迪努自己有6个兄弟和7个姐妹。所有的兄弟都居住在本村，姐妹们则嫁到别的村子去了。家里所有女人都躲在屋门外，没有人将我们介绍给她们。
巴基斯坦的农村还没有实现女权，一个冷酷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巴基斯坦的男女比例为108∶100。在发达国家，女性人数往往略高于男性人数，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较长。巴基斯坦的这一状况被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称为“失去的女人”，女孩子在营养、医疗上都受到歧视，杀婴案的受害者也多为女孩。对女人的压迫甚至有时会走向暴力极端。拉哈尔当地的报纸上曾经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杀死了妹妹以保全自己的家族名誉，原因仅仅是怀疑她干了违法的事。
在巴基斯坦农村，暴力司空见惯，尽管我目前所在的古尔维拉村看起来一派安静祥和。拉哈尔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在一次村庄械斗中，一个家庭杀死了另一个家庭的7名成员。在一些农村，旅行者成为强盗和绑匪的猎物。
我们又走回社区中心，路上一些男孩在玩耍。他们把4个胡桃扔在地上，然后用一个去撞另一个。迪努问我们是否愿意留下来吃饭，但是我们委婉地拒绝了（我实在不忍心分享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告辞之后，我们便驱车离开。一个村民搭我们的车，他只是想体验一下坐汽车的刺激。路上村民告诉我们说他们安排了两个厨师准备午餐，这时我开始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拒绝。
我们驱车经过田野，到达另一个村庄，那里实际上是由兄弟4人的围场组成。我们受到了相同的礼遇：男人们双手握住我们的手，然后让我们坐在外面破旧的长凳上。我没有看到女人。这里的孩子比我在古尔维拉村看到的还多，大多数是男孩，不过也有几个女孩。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好奇地围着看，还不时爆发出笑声。主人给我们端上一种很好喝的甜奶茶。我看到一个女人从里屋向外瞥了一眼，不过当我朝她看去的时候，她马上就消失了。
我们走进4兄弟中一人的围场。许多女人站在门口。男主人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用来制作黄油和酸奶的搅乳器。一个人试图给我们演示怎么使用，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因为这是女人们干的活，孩子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男主人端上一些黄油让我们品尝。听他们说可以将黄油融化制成酥油，那是做菜时的一种重要调料。按照他们的说法，酥油吃得越多，人就越强壮。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酥油让我尝一尝。看起来他们的大多数食物都含有奶制品。
当问到有什么困难时，他们回答说一个月前村里才刚刚通电，其他的问题同古尔维拉村差不多：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下水道、没有道路。要知道，这里距离拉哈尔城外的主要公路仅仅1公里，我们现在并非身处僻壤。这里很穷，但是比起更偏远的村庄来说已经算富裕的了。通向村里的小路是村民自己用砖块铺成的。
巴基斯坦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85%的人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还有31%的人处于极度贫困，日均消费不足l美元。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巴基斯坦这样的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即使离大城市很近的地方也很穷。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妇女受到压迫、婴儿死亡率极高、很多人食不裹腹的贫穷国家。我们之所以关注穷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可以使得像古尔维拉村村民一样的穷人过上好日子。经济增长使得穷人远离饥饿和疾病。从一个国家的意义上讲，人均GDP的增加意味着穷人的收入提高，使得他们可以脱离贫困。无辜的死亡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20%。也就是说，在穷国，孩子降生时，父母体味到痛苦而不是欢乐的概率是富国的50倍。研究者发现，收[1]入每降低10%，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大约6%。
最贫困国家的高婴儿死亡率部分地反映了一些传染病的高发性：肺结核、梅毒、痢疾、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脑膜炎、肝炎、昏睡病、血吸虫病、盘尾丝虫病、麻风病、颗粒性结膜炎、蛔虫和下[2]呼吸道感染，其实这些病常常是可以预防的。在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医疗知识、营养不良和就医困难，一旦染病就非常危险。[3]
每年有200万的儿童死于腹泻造成的脱水。此外还有200万儿童[4]被百日咳、脑髓灰质炎、白喉、破伤风和麻疹夺去生命。
每年有300万的儿童死于细菌性肺炎。住房的拥挤和在屋内生火、吸烟使得孩子们更容易感染细菌。营养不良的儿童也相对更容易感染
[5]肺炎。其实如果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话，细菌性肺炎患者5天即可痊[6]愈，仅需要花费25美分。
每年有1.7亿—4亿的儿童要忍受肠道寄生虫的折磨，如十二指肠[7]虫和蛔虫，这会损伤他们的感知能力，引发贫血、阻碍发育。
缺碘会导致大脖子病——甲状腺上出现肿块，降低智力水平。每年全球大约12万新生儿由于缺碘而发生智障和残疾。世界上大约[8]10%的人口，包括成人和儿童，患有大脖子病。
由于缺乏维生素A，每年大约有50万儿童失明，还有800万儿童[9]因此死亡。当然，缺乏维生素A往往与其他疾病并发，一旦缺乏维生素A，患者更容易死予痢疾、麻疹和肺炎。
其实，有些治疗这些病的药品惊人地便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常运用这一事实说明患者生活的窘困。口腔水合疗法每一剂量的成本[10]仅仅不到10美分，就可以减轻脱水的痛苦。一个儿童接种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白喉、麻疹、破伤风疫苗总共仅需要花费大约15
[11]美元。补充维生素A可以通过在食物中添加特制盐或糖，也可以直[12]接服用维生素A胶囊。一粒维生素A胶囊仅需要2美分。每个人服[13]用碘盐每年仅需要额外花费5美分，就可以减轻缺碘症状。一些很[14]便宜的药如阿苯达唑、吡喹酮就可治疗肠道寄生虫病。富有与健康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发现在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并不随时间而改变的第三因素（如文化或制度）并不能解释收入与婴儿死亡率的同时变化。进一步，根据他们的研究，收入的上升而非其他因素导致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两位学者使用了一些统计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后文将加以介绍。他们发现一些收入增长（比如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看似与死亡率无关，但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发现它依然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如果一些与死亡率变化不直接相关的收入增长都能降低婴儿死亡率，那么就可以有力地证明收入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接受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观点，那么意味着收入增长对婴儿死亡率有重大影响。假设非洲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升1.5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儿童死亡数就要下降大约50万人。穷人中的穷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用的统计数字都是全国性的平均数。但是，在平均数的背后是最贫困的国家内部还存在地区差异。马里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在通布图城周围、尼日尔河沿岸的农村是马里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1987年的调查中，超过1/3的不足5岁的儿童在出生两周内患有痢疾，几乎没有人使用简单、便宜的口腔水合疗法，没有人接种白喉、百日咳或伤寒疫苗。41%的新生儿活不过5岁，其死亡率是首都巴马科的3倍，这也几[15]乎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高死亡率。
在通布图城，有一些地区或民族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受到其他穷人的歧视。“在埃及，他们被称为madfoun，意思是活死人或苟延残喘的人；在加纳，他们被称为ohiabrubro，意思是极度贫困、没有工作、患有疾病却无人照顾的人；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被称为endek arak tadah；在巴西，他们被称为miseraveis，意思是很贫困的人；在俄罗斯，他们被称为bomzhi，意思是无家可归的人；在孟加拉国，他们被称为ghrino gorib，意思是被鄙视的或被厌恶的穷人。”在赞比亚，有一种人被称为balandana sana或bapina，人们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没有食物，一天只能吃一两顿饭，不讲卫生，苍蝇围着转，不能上学也看不起病，过着悲惨的生活，穿着破烂的脏衣服，营养不良，连饮水都困难，看起来就像野人，依靠野生植物和土豆度日。”在非洲国家马拉维，人们把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称为osaukitsitsa，意思是“鳏寡孤独或者残疾人、病人、老年人”。还有一些人被称为onyentchera，意思是“贫困的侏儒，弱不禁风，头发[16]稀疏，即使洗完澡后皮肤也没有光泽，经常挨饿、生病”。穷人的肚子
最贫困国家的离死亡率反映了他们持续面临的饥饿问题。在最贫穷的5个国家，人均日卡路里摄入量仅相当于最富裕国家的2/3。
1/4的贫困国家在过去30年中遭受饥荒，而发达国家则一个都没有。在最贫困的国家，如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和乌干达，几乎一半的[17]小于3岁的儿童个头矮小，原因是营养不良。
一个居住在小茅屋中的印度家庭很少“能在一天中吃上两顿饱饭。午饭可能会以一家人啃甘蔗而结束。有时他们也会打打牙祭，吃点面粉做的萨图（sattu）、蚕豆或者土豆等，不过这只是偶尔而已”。[18]
在马拉维，那些最贫困的家庭“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粮食吃……只能煮一些野生植物充饥……一些家庭几乎只能吃到难以下咽的玉米糠或者石锌木屑再加上一点玉米面，尤其是在每年一二月份的[19]缺粮季节”。无情的压迫
贫困群体通常负债累累。举一个例子，在印度存在“一种债务的恶性循环，债务人可能是债主的仆人或佃农……债务会很快累积，因为利息很高、债务人有时因病无法做工以及需要补偿债主的食宿开[20]支”。
少数族裔尤其容易受到压迫。1993年在卡拉奇瑞满坂德的孟加拉人“被驱逐和恐吓，回到定居点后，遭到土地投机者、警察和政治[21]运动的长期折磨”。
穷孩子尤其容易受到压迫。在最贫困的国家，10—14岁的孩子中有42%当童工，而在最富有的国家，这一比例还不到2%。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发现在很多国家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88%的穷国有令不行，而没有一个富国是这样[22]的。例如，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发生在印度奥里萨邦（Orissa）的故事：“帕奇瓦特上3年级时就辍学了，因为有一天他被老师用藤条狠狠地揍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到一些富人那里打工。帕奇瓦特的父亲有1.5英亩的土地，不过他同时也得做佃农。11岁的弟弟在别人家里做雇工，因为大哥结婚时家里欠下了一大笔钱。许多家庭向地主借钱，但同时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做雇工。帕奇瓦特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去给地主放牛，每年的报酬是两到四袋稻谷、一日两餐和一块腰巾（一种缠在身上的衣服）。”
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童妓。例如，在贝宁，“那些女孩子只能去卖淫，要知道她们只有14岁，甚至12岁。每一次的报酬仅仅是50[23]贝宁法郎，或仅仅是一顿饭。”
更可怕的是，在穷国，孩子们可能还要从事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当兵。在缅甸、安哥拉、索马里、利比里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这样[24]的穷国，儿童军的人数超过20万。
在穷国，妇女也非常容易受到压迫。根据查尔斯·休玛纳（Charles Humana）的《世界人权指引》，在最富裕的5个国家，超过4/5的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最贫困的5个[25]国家，男女地位并不平等。在喀麦隆，“一些地区的妇女只有在得到丈夫、父亲或兄弟的允许后才能出门。此外，丈夫或兄弟可以使用她的银行账户，而反过来却不行”。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牙买加，“在所有的地方，打老婆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妇女们承认家庭争论往往使她们饱受皮肉之苦”。1998年在乌干达，当女人们被问道“你们这里的男人都做什么[26]工作”时，她们笑着回答，“吃饭、睡觉、起床、喝酒。”增长和贫困
我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马丁·拉瓦里昂（Martin Ravallion）和陈邵华曾经收集了1981—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变化的数据，数据的来源是家庭收入或支出的国别统计。他们假设在研究期间统计方法保持一致以排除虚假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合格的数据中，65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共发生了154次变化。
拉瓦里昂和陈邵华将贫困人口定义为：在被调查的每一期间，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在整个研究期间，这一贫困线指标保持不变。那么，问题就变为总体经济增长如何改变贫困人口比例。
答案非常清楚：高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退步则伴随着贫困率上升。此处，我将拉瓦里昂和陈邵华的数据做一个简单处理，按照经济从“最快增长”到“最快倒退”的顺序将所有的时期分为四等份。下面是经济增长最快与倒退最快的国家贫困率变化的
[27]比较：表1.1 国家贫困率变化比较
贫困率的上升在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尤其明显，其中大多数是东欧和中亚国家，原因是旧的社会主义体制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贫困率上升的悲剧同样在非洲上演，例如，在赞比亚、马里和科特迪瓦的经济衰退期间，贫困率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
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有所减少。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在1984—1996年增长了76%，贫困人口也因此受惠。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相当于1984年的1/4（1997—1999年印尼危机期间，形势发生了逆转，人均收入下降了12%，同时贫困率上升了65%，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收入和贫困的相关性）。
所有这些现在回顾起来并不令人惊讶。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率上升，那么收入的分配势必更加不平等，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例如，在拉瓦里昂和陈邵华的数据中，不平等程度并没有表现出随收入变化而改善或恶化的趋势。如果不平等程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将同时上升或下降。
我在世界银行的另两位同事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尔特·克赖瑞（Aart Kraay）的研究证明了上面这一点。他们发现，社会人均收入l%的增加对应着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上升1%。利用分析因果[28]关系的统计技术，他们发现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穷人变富：一是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二是让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拉瓦里昂和陈邵华以及杜大伟和克赖瑞的研究都表明，一般来说，总体经济的增长比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有可能使穷人改善生活。探索之路
当人均GDP增加时，饥饿、死亡率和贫困率都会下降，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去探索经济增长之路。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低水平的GDP，它还意味着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要挨饿、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穷国下一代的福利取决于能否为他们找到一条脱贫之路。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位从门缝里偷偷看我们的巴基斯坦妇女。为了她，我愿意不遗余力地探求经济增长之路。我们经济学家，不管是来自富国还是穷国，都在茫茫雨林中苦苦求索。小插曲：寻找河流1710年，一个名叫托马斯·科里萨普（Thomas Cresap）
的15岁英国少年在美国马里兰的格雷斯港（Havre de [29]
Grace）登岸，他是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移民而来。托马斯很清楚自己的梦想：得到河边的一些土地。那里
的土地很肥沃，庄稼长势好，而且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将粮食
运到市场。他在流经格雷斯港的萨斯奎汉河（Susquehanna）岸边定居下来。17年后，我们再次获得了托马斯的消息。1727年，他
与一名叫作汉纳·约翰逊的女子结婚，当时他还欠着9英镑的[30]
债未还。1728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丹尼尔降生了，托
马斯努力地干活以养家糊口。美国当时的大瘟疫给一家人带
来了灾难，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为了躲避债主，托马斯决定只身远走他乡。他从乔治·
华盛顿的父亲手中租了一块地，位于波托马克河边的弗吉尼
亚，离现在的华盛顿特区并不远。托马斯开始盖一个小木屋，
但是由于他是外来户，当他正在砍树时，一伙儿邻居临时组
织起来抄着家伙加以阻挠，理由是怀疑他想窥探别人家的房
子。托马斯挥斧还击，在打斗中将一个人砍死。他回到马里
兰的家后，准备举家迁往弗吉尼亚，他还把新邻居的情况跟[31]
妻子讲述了一番。但是，妻子拒绝迁往弗吉尼亚。最后，他们决定搬到宾夕法尼亚，1730年3月在萨斯奎
汉河上游定居下来，那里也就是如今宾夕法尼亚州的莱思维
尔。托马斯以为他终于可以在河边的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了，
不料新邻居又给他带来了麻烦。马里兰的领主巴尔的摩勋爵
和宾夕法尼亚的领主威廉·佩恩由于边境问题发生冲突，很
不幸，托马斯忠心耿耿地站在了失败者的一边。他从巴尔的
摩勋爵手中租了一块200英亩的土地，每年交2美元的租
金。这个交易看起来不错，但是两大领主冲突的结果是这块
土地不再属于巴尔的摩勋爵，于是他被附近的宾夕法尼亚人
从土地上赶走。1730年10月，两个宾夕法尼亚人袭击了托马斯，他的
头受了伤，还被扔到萨斯奎汉河里。托马斯挣扎着游上岸，
当他向最近的宾夕法尼亚法庭提起诉讼时，却被告知法庭不[32]
受理马里兰人的案件。1733年1月29日，天黑几个小时后，20名宾夕法尼亚暴
徒包围了托马斯的房子，要求他投降。当时，屋里除了托马
斯外，还有儿子丹尼尔、怀孕8个月的妻子汉纳和另外几个
马里兰人。当暴徒们破门而入时，托马斯开枪了，打伤一名
暴徒。暴徒们也打伤了一名马里兰小孩，不过他们最终还是
撤走了。一年后，也就是1734年1月，又发生了一场战斗。兰开
斯特的长官派一些暴徒来抓托马斯。一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
暴徒们破门而入，托马斯开枪还击。托马斯的一个同伴射中
了一个名叫诺尔斯·当特的暴徒，他的同伙们向汉纳讨求一
枝蜡烛查看腿上的伤口，一向温柔的汉纳骂道她希望子弹是[33]
打在暴徒的心脏上。诺尔斯·当特最终不治而亡。托马斯
再次逃脱魔掌。最后，在1736年，兰开斯特的新长官决定抓获托马
斯。11月23日深夜，长官带领24名全副武装的手下来抓托
马斯，理由是他谋杀了诺尔斯·当特。他们撞开托马斯家的
大门，屋子里同平常一样，聚集了一些马里兰支持者，汉纳
的肚子又大了起来，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当托马斯怒斥[34]“这些狗娘养的想干什么”时，暴徒们开始纵火烧房。屋
里的马里兰人赶紧纷纷逃离火场，那些宾夕法尼亚人终于抓[35]
到了托马斯。他们给托马斯带上铁铐，把他投入费城的大狱（托马斯
将费城称为“马里兰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那里，托马
斯度过了一年的时光。狱卒偶尔会让他出去放放风，他们嘲
弄地称他为“马里兰怪物”。最后，托马斯的支持者通过向伦敦的国王求情才使得他
获释。由于受够了宾夕法尼亚人的折磨，托马斯将所有家当
装上马车，回到了马里兰，把家安在波托马克河岸如今马里
兰州的奥尔德敦（Oldtown）西边。他们到达时，汉纳已经
快要临产，这是他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迈克尔。托马斯总是要同他的邻居们吵个不停，有人曾经说过[36]“他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刻薄鬼”。但在这里，争吵停止了，[37]
打斗也没有了，奥尔德敦成为他度过余生的家园。托马
斯把家安在一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良田千顷的波托马
克河冲积平原。美中不足的是，这里交通不便，因为波托马
克河直到下游150英里处的乔治城处才可通航。正因如此，
才激发了托马斯旷日持久的交通梦。18世纪40年代，托马斯参与了土地和交通投资。当时
的投资人还包括华盛顿家族，他们提出一个想法：沿着波托
马克河不能通航的地方开凿运河，不过由于英法战争的威
胁，工程流产了。运河直到19世纪初才最终得以开通。之所以急需运河和河流，是因为陆路经常泥泞难行，而
且路一旦干了以后，就会留下深深的车辙。为了在旅途中不
至于过分着急和恼火，乘车人和车把式在路上经常喝点小酒[38]
放松一下，有人曾打趣道“只要马别喝醉就行了”。由于水路受到阻碍，托马斯决定自己筑路。他的道路标[39]
准非常低，只要能够铲平那些最难走的地方就可以了。
托马斯的老雇主和投资伙伴华盛顿的儿子，乔治·华盛顿，
在1747年的一次旅行中经过这里。他将通往托马斯家的路[40]
称为“人和动物有史以来走过的最难走的道路”。如果托马斯认为迁到离边境线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躲避战
火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现在已经卷入了战争漩涡的核
心——1754—1763年的英法战争，这也是他一生中所经历
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爆发部分是由于托马斯和其他英国移民得陇望
蜀，他们并不满足于波托马克河河边的土地，还希望向西边
扩张，因为那里的俄亥俄河航行便利而且沿岸土地更加肥
沃。托马斯投入了华盛顿家族麾下，他们的伙伴还包括俄亥
俄公司的弗吉尼亚人。俄亥俄公司从肖氏和米高斯家族手中
抢得了大片土地。当他们想在俄亥俄的岔路口建立一个贸易
站时，他们受到另一伙儿敌人的痛击，那是魁北克的法国人。
他们也想窃取俄亥俄河边的土地。1754年，一场小规模的
战斗成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的起点，在这场战斗
中，俄亥俄公司一败涂地，连指挥官乔治·华盛顿也仓皇逃
遁。托马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小托马斯都自愿参加了
当地民兵队反抗法军。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41]
的乌合之众，打仗毫无章法。托马斯还命令自己的一个
非洲裔奴隶内梅西斯也参军。1757年4月23日，在距离现在
马里兰弗罗斯特堡（Frostburg）不远处的一场战斗中，小[42]
托马斯不幸阵亡。几个星期后，内梅西斯也命丧黄泉。凭借英国人的帮助，殖民地居民终于打败了法国人及其
印地安盟军。然而，托马斯还不能就此摆脱战乱之苦。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托马斯的幼子迈克尔在战争
早期就献出了生命。托马斯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阵亡，两
个夭折，他的一生充满了暴力、悲伤和挣扎。但是，托马斯盼望拥有一块河边土地的梦想最终得以实
现。在迈克尔牺牲之前，托马斯就在俄河亥俄边获得一块土
地，他的后代将可以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在河边的工厂工作。
沿着河流、运河和道路不断发展的美国经济，将美国人民从
贫困带向富有。从托马斯时代开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而托马斯正是我的祖先。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告别那种不幸的日子，他
们并不像降生于富有之邦的我们这样幸运。今天，当生活在
富国的我们去观察穷国的人们时，所看到的实际上是我们的
过去。我们都是穷人的后代。如果将视角放远一点，我们都
来自下等阶层。正因如此，我们才踏上漫漫旅途，探求穷国
致富之路。
[1] Filmer和Pritchett，1997。
[2] 这些病种的来源是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表B.2，该表列出了那些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疾病调整后寿命（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大大缩短的传染病。
[3] UNICEF,1994，第6页。
[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224页。
[5] 发展项目人口统计数据，1987，第23页。
[6] UNICEF,1993，第4页。
[7]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74页。
[8] UNICEF，1994，第26页。
[9]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77页。
[10] UNICEF,1994，第6页。
[1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73页。
[12] UNICEF，1993，第12页；1995，第13页。
[13] UNlCEF，1994，第26页。
[1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74页。
[15] Muhuri和Rutstein，1994,表A.6.4,第67页。
[16] Narayan等，2000a。
[17] 《人口统计和保健服务》，1994，第55页。
[18] Narayan等，2000a。
[19] Narayan等，2000a。
[20] Narayan等，1999，第2章，第9页；第6章，第10页。
[21] Narayan等，1999，第6章，第12页。
[22] Kidron和Segal，1995。
[23] Narayan等，1999，第6章，第24页。
[24] UNICEF，《世界儿童状况》，1996，第14页。
[25] Humana（1992）、Dollar和Gattci（1999）、Easterfly（1999a）发现长期内随收入的上升男女之间的教育机会趋向平等，但短期并不如此。
[26] Narayan等，2000a,第5章。
[27] RavalIion和chen，1997。
[28] Dollar和Kraay，2000。
[29] Jacob，188l。
[30] Cresap和Cresap，1987，第31页。
[31] Cresap和Cresap，1987，第32页。
[32] Bailey,1944，第34页。
[33] Bailey,1994，第40页。
[34] Bailey，1994，第179页。
[35] Bailey,1994，第51页。
[36] Cresap和Cresap，1987，第79页。
[37] Cresap和Cresap，1987，第76页。
[38] Rorabaugh，1981，第141页。
[39] Cresap和Cresap，1987，第91页。
[40] Cresap和Cresap，1987，第87页。
[41] Fischer，1991，第754页。
[42] Cresap和Cresap，1987，第100页。 第2篇失灵的仙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我们经济学家数次都以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最初的药方是提供外国援助以弥补“必需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即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抛弃了“必需的投资”这一概念，我们仍然认为实物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对这一思想提供补充的是认为教育是一种积累人力资本并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后来，考虑到“过剩”人口可能会超过生产能力的限度，我们又主张控制人口。当认识到政府政策可能妨碍经济增长后，我们宣扬提供官方援助以进行政策改革。最后，当那些穷国难以偿还由于政策改革而欠下的债务时，我们主张进行债务豁免。
但是，没有一个药方收到预期效果，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并非所有参与者都具有正确的激励。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灵丹妙药的失效。在第3篇，我们将探讨如何激励每个人都为经济增长做出努力。第二章投资援助
习惯是多么能够改变人的生活！——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一个很小的英属殖民地，成为非洲撒哈拉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此后，她更名为加纳。来自铁幕两边的代表，包括莫斯科和华盛顿，争相为新加纳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其中美国的代表团由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带队（据说有这样一个典故：尼克松向一群黑人记者问道“获得自由的感觉如何”，“不[1]晓得”，他们回答道，“我们来自阿拉巴马。”）。
后来，有一个作家这样评论加纳的独立日：“几乎没有一个前殖[2]民地获得如此幸运的新生。”世界上2/3的可可产自加纳。那里有非洲最好的学校，而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里拥有大量的投资，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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