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川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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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你不可不知的文化常识试读：
前言
今天，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尤其是外来文化、网络文化对青少年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少青少年在文化素养方面严重“营养不良”。在这种情形下，通过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让青少年真正培养起良好的人文素养、人生修养、道德品质、心理品质、增强自我调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青少年生命主体全面和谐、健康发展，是每一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责任，这一任务迫在眉睫。
尽管传统文化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其绵延不绝的文化张力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像章太炎先生所说的那样：“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它背后的精神依托就是国学。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神文化，这个国家就不足以立足于天下 ，诚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可以想象，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自尊心，那就会国将不国。青少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青少年就像初升的太阳，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对这个世界有些陌生又充满了好奇。如何才能让青少年树立起健康健全的人生观，能够孝亲尊师，热爱生活，喜欢学习，友爱他人，尊重生命？——就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因为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均为常理常道，而青少年时期又正是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是文化素养、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环节绝对不能忽视！
青少年比较单纯，似一张白纸，画什么就是什么。这时如果他们每日接触的是电玩等，他们可能就会迷失自我，如果他们接受圣贤思想的熏陶，就会逐渐铸造完善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比如，树立“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以诚为本”的原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见贤思齐”的做人态度……所以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父母师长，都应该形成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把我们的圣贤文化代代相传。国学是民族文化之源头，也是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的根本。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的许多伟大人物，如鲁迅、钱钟书、钱学森、苏步青、竺可桢、李嘉诚等，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这在他们日后的成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教育专家统计，凡参加过传统文化学习的青少年，无论在智力提升、知识积累、品行修养、才艺开发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同龄人。而诵读是学习经典的一项重要方法，通过诵读可开发大脑，提升记忆力和理解力。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可在文化知识积累的同时掌握学习方法，这直接有助于青少年们提高语文成绩和写作能力，并带动其他学科的进步。第一篇国家政治与制度第一章国家与政权
六大文化区是指我国早期的6大区域文化圈，该概念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它们分别是：北方新石器文化，该区系为中国北方早期文明，以辽西部和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区，又可细分为辽宁朝阳、内蒙古赤峰市、北京天津一带及河北张家口等四个分区；东方新石器文化区系属于中国东部早期文明，可具体分为鲁西南和胶东两分支文化；中原新石器文化，即被视为中国母体文化的黄河流域文化圈，在地域上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地带，辐射整个黄河中游乃至下游部分地区，其中的仰韶文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文化；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该区系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早期文明，以太湖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栽培稻米、捕鱼、采集水产共同构成了当时人的生存方式，春秋时的吴越文化即由此发展而来；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属中国早期西南文明，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具体分为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两个分区，而四川盆地又分为巴、蜀两分支，其中的江汉文化成为后来的“楚文化”的主要源头；南方新石器文化是中国早期的南方文明，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辐射福建、台湾、湖南、江西、广东等南部地区，该区系文化具有浓厚的海洋风味。
六大文化区系平行发展并相互影响，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源头。至秦统一中国，六大文化彻底融为一体，但仍保留了各自的一些特色。
天下，是东亚民族对世界的专有概念，意为“普天之下”，没有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不过，它也有不同的用法，即一种地理概念。天下的概念，伴随一定的秩序原理，为某个地域、民众、国家的世界观。
中国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国的皇帝主宰、为一定的普遍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被称为“夏”、“华”、“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地域相区隔。不过，若这些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他们就被认可和接纳。
商朝时代，以“天下”为中心的概念尚未成立。“天下”概念的萌芽被认为始于周朝之“天”的人格化概念。“四方”、“万邦”的用语就是源自“天下”概念。周朝后期，诸侯向外发展，对国内和周边地区作政治支配和同化，成为诸侯大国。诸侯国共同文化圈、经济圈的形成，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天下”概念更为扩大。《左传》、《国语》等历史书均开始使用“天下”一词。
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 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演变出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当《尚书》中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国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约公元前5000年起，当今汉族的主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公元前2700年，传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东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他们都源于原始农耕氏族少典氏，但双方经常发生摩擦。后来，两大部落在中原地区爆发阪泉之战，黄帝打败炎帝。之后两个部落又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华夏族的历史，从炎黄二帝开始，以后是颛顼、帝喾、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君王。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正式见于史籍。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与夷、蛮、戎、狄不断渗透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国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了。其后，华夏族也曾被称为秦人、汉人，甚至唐人。
我们知道，汉族由汉王朝而得名，此前称华夏族，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主体是华夏族，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华夏”的缘由。“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划分中原的思想萌芽，《禹贡》便将其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等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个州。“州”正式成为政区是在东汉时期。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期“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时候，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齐人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提出了“大九州”之说。他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9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9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所以，“神州”只占天下1/81。后代的事实虽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谓“三代之治”，有时简称“三代”，指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三代之治”是由西汉时期的儒家人士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中国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帝王的品德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另外，“三代”的政治形式也是最有利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因此，历代帝王都标榜要效法三代。而儒家人士都喜欢言则称“三代”，将之当作一种政治理想国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对明朝灭亡的教训进行思考之后，在首次提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因为不能找到有效的制衡君权的办法，也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三代”。
但事实上，“三代”，尤其夏、商两代，并没有可靠的信史留下，因此所谓“三代”之治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人的一种想象。目前来看，就“三代”的真正影响而言，应该是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政治文明。其中，夏为中国“家天下”政治模式的开端；商代君王首次称“帝”，君权扩大；周代则是确立了维持统治者内部横向权力分配的宗法制度和竖向传接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另外周代的礼乐制度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由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组成的国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大致为：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至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
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夏朝的存在始终无法被直接证据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第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目前史学界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对其真实性进行证实。
商朝又称殷、殷商（约前1555～前1059），中国第一个同时期有直接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可以分为先商、早商、晚商三个阶段。成汤灭夏之前为先商，灭夏至盘庚迁殷之间为早商，迁殷之后为晚商，晚商时期又称“殷”。成汤之前的商族首领称作“先公”，其后的君王称作“先王”。
商朝650多年间曾5次迁都，而最后的273年盘庚定都于殷（今中国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殷。商朝的文献资料，多来自其后周朝的记录、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商朝经历17代31王，最后一个王帝辛（商纣王）对开发中国东南，对促进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但由于连年发动战争和大规模建造琼宫瑶台，耗费社会的极大人力与资财，从而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周武王联合羌、髳、卢等部落，共同伐纣，一直打到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们不愿为荒淫无度的纣王卖命，纷纷倒戈，牧野之战后，纣王自焚，商朝从此灭亡，周王朝由此建立。
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与“东周”（前770年～前256）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洛邑；东周由周平王姬宜臼建立，都城洛邑。其中东周时期又为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延续约800年时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共传30代37王。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周灭商后，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封建制，又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
西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水平较高的大邑商，而且开八百年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
周赧王59年（前256），东周为秦所灭。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这段历史时期，史称“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时期”。
关于春秋时期的起讫，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开始，周王室越发衰微，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诸侯称霸的主要标志是“会盟”诸侯，而历史上完成这一重要仪式的有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诸侯。从古至今，关于“五霸”至少出现过九种说法，这九种说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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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拘泥于所谓“五霸”的说法，本身就很不科学，可以说，足智多谋的郑庄公、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制霸中原的晋文公、独霸西戎的秦穆公、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复兴霸业的晋悼公、纵横江淮的吴王阖闾、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这八个人串联起了整个春秋时期。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五霸的话，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关于战国时期的起讫一般说法是从公元前453年或前403～前221年。
春秋末年，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战国早期，上述大国，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外，其余的全都保存了下来，其中晋国经过兼并，于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而势衰，于公元前333年被楚国所灭。
战国中期，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各国中只有燕实力仍较弱。由于国内变法成功，秦、齐成为当时西方与东方的两大强国。魏惠王在公元前344年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自称为王，随后韩、赵、燕、中山和宋也都先后称王。各大国出现合纵连横的高潮。合纵连横的实质是秦与齐、楚这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斗争。秦在这一期间基本占据上风，先后制伏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齐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赵亦实力较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公元前251年，燕乘赵国新败，出兵攻赵，反被赵国击败。然而，在秦的威胁下，东方六国又结成暂时的联盟。公元前247年，魏信陵君合五国兵攻秦，败秦于河外。公元前241年，赵庞暖合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但为秦所败。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秦乘势各个击破，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秦朝（前221～前2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连横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军南下渡过黄河，攻破韩国都城郑（今河南新郑），韩王安投降，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秦军乘赵国遭受旱灾之际，兵分两路，南北合击赵都邯郸，破赵军，攻占邯郸，俘赵王，赵国灭亡。
公元前225年，秦将领王贲率兵出关中，攻占了楚国北部的十几座城。保障了攻魏秦军侧翼安全后，旋即回军北上突袭并围困住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依托大梁的城防工事死守，秦军强攻毫无奏效，于是引黄河水灌入城内。三个月后，大梁城被水浸坏，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公元前225年，秦王命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楚将项燕兵败，秦军攻占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项燕退至长江以南，立昌平君为楚王。王翦大军继续南下，造战船渡长江，消灭项燕余部和昌平君。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赴秦刺杀秦王，事败。公元前226年，秦王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打败燕军和前来支援的代军，攻陷蓟，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往辽东。后燕王喜杀太子丹，将其头献秦。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进军辽东，歼灭燕军，俘虏燕王，燕国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王以齐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率领秦军伐齐。齐军面对突然从北面来攻的秦军，措手不及，土崩瓦解。齐王不战而降，齐国灭亡。自此，秦王嬴政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国，定都咸阳。
秦始皇死后不久，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灭亡，仅存15年。
西汉（前202～公元9），又称前汉，是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共有14个皇帝，历经211年。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之争，刘邦获胜。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史称西汉，定都长安。西汉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景象。
汉武帝时期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推恩令”、“中朝”制、盐铁官营等政策。首次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流思想。对外开疆拓土，首次开拓了北绝大漠、西越葱岭、南至大海、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在征讨匈奴的同时还开辟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拓展了对外交往。汉昭帝时期又加强了西南和西域的控制，汉宣帝时大破匈奴，匈奴向汉称臣，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西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武昭宣盛世”。
公元9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西汉灭亡。
西汉时期使中国人和汉人画上了等号，同时也是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对外交往日益频繁，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东汉（25～220）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又称后汉，共有12帝，历经196年。
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改革措施过激过快，不但没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空前激化，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东汉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
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汉和帝之后，皇帝都是年幼即位，使得外戚势力与宦官横行朝堂，朝政日益衰败。汉灵帝即位之后，沉迷酒色，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终于在184年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声势浩大的暴乱镇压下去，但这时东汉已经名存实亡。“董卓之乱”以后，皇帝大权旁落，而地方豪强也趁势崛起，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在洛阳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东汉结束。
三国（220～280）是中国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主要有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
永汉元年（189），董卓控制朝廷。初平三年（192），董卓被吕布所杀，地方州郡长官在反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先后消灭吕布、袁术等割据势力，降张绣、逐刘备，控制了兖州、豫州、徐州以及司州等地，后来又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河北袁绍，最终统一了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刘琮束手无策，寄身荆州的刘备被迫退守夏口。曹操对江东虎视眈眈。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孙权谋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结盟，大败曹军于赤壁，曹操被迫退回北方，就此奠定三国局面。刘备乘势占据荆州五郡，后又夺益州和汉中，势力达到极盛。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攻打襄樊，擒于禁，斩庞德，围曹仁于樊城，关羽一度威震华夏，但不久徐晃解樊城之围，曹操又采纳司马懿的建议，派人劝说孙权合攻关羽，孙权大将吕蒙设计偷袭荆州，杀关羽，至此荆州大部落入孙权之手。
延康元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三国正式开始。黄初二年（221），刘备为报孙权夺荆州、杀关羽之仇，率数万大军东讨孙权。222年，被陆逊败于夷陵，蜀汉实力大损，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个。
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元年，史称“东吴”。后又迁都建业，自此三国正式鼎立。
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与东吴孙权重新联盟，并致力恢复国内生产。三国中后期，诸葛亮、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但始终未能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
正始十年（249），曹魏重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大权。炎兴元年（263），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南征蜀汉，与蜀汉大将军姜维展开拉锯战，钟会被挡于剑阁，邓艾避开姜维的锋芒，抄阴平小路直取涪城，进逼成都，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泰始元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曹魏皇帝曹奂禅让而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仍定都洛阳。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大举伐吴，孙皓投降，东吴灭亡，三国时代结束。
晋朝（265～420），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
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是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11年，晋惠帝即位后朝廷渐乱，手握军权的诸王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6年，西晋被匈奴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317年， 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建立。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的策略，以此稳定局势。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朝廷控制力弱，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
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上下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百姓负担沉重，又发生内乱。谯纵在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420～589）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于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
南朝（420～589）包含宋、齐、梁、陈四朝；北朝（386年～581）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周宣帝去世后，其子宇文阐即位，即周静帝，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入朝辅政，由外戚杨坚专政。尉迟迥、司马消难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起兵反杨。杨坚得李德林策划，以韦孝宽等人平定。581年，杨坚代周为帝，即隋文帝，改国号大隋，北周亡。587年，隋文帝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588年隋文帝发动灭陈之战，以杨广为主将，同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发兵攻陈。隔年隋军攻陷建康，南朝陈亡，中国再度统一。自永嘉风暴以来，中国分裂近300年之久，至此“南北朝时代”结束，进入“隋朝时代”。
隋朝（581～618）是中国历史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一个朝代。隋朝源自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于北周静帝建立隋朝，至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为止，国祚38年。
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隋朝确立了影响后世深远的三省六部制，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正式制定完整的科举制度，以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能力。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了唐朝与后世的政治制度。
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并改革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
隋朝根据南北朝的经验而改革政制，兴建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同时还建立京师大兴城和东都洛阳。这些政策几乎被唐朝和宋朝全盘承袭，唐朝在某种程度上更是隋朝的伸展。隋朝深刻影响其后唐朝、宋朝等以后中国朝代。
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高祖李渊是隋朝时行宫居晋阳（山西太原西南）留守，以尊隋为名起兵，每战必克，直入长安，在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后便以“唐”为国号，设京师于长安。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705年，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趋衰落。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唐朝共历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
唐朝全盛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唐朝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其很大影响。
五代十国（907～960）是指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这段历史时期。五代是指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更替的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960年，赵匡胤篡后周建立北宋，五代结束。而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合称十国。北宋建立后先后统一了尚存的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出现一些外族国家，如沙陀建立五代后唐、后晋与后汉等。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其他还有党项。这些都对宋朝的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
宋朝（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北宋和南宋，历18帝320年。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北宋初期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盛世，1127年金兵大举南侵，发生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崖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诞生了宋明理学，儒家复兴，社会上尊师重道之风弥漫，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的3250万增至大观四年（1110）的1亿1275万。
元朝（1271～1368），是由蒙古族族建立的统一帝国，定都大都（北京市），疆域宽广，但是吏治腐败，共历15帝，97年的国祚。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随后又逐步消灭金、西夏、大理等国。1276年，攻占临安，南宋灭亡。1279年，经崖山海战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其后开始对外扩张，但却屡次失利。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经济也未恢复到宋朝时期的水平，但是仍有发展。
后期因统治腐败，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导致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元朝暴政。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南京，改国号为大明，随后明军北伐，占领元大都。元朝统治结束，元政权退居漠北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其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
明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历经12世、16位皇帝，国祚276年。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至顺天府，而在应天府设立南直隶。明朝前期国力强盛，开创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等盛世，国力达到全盛，疆域辽阔。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和天灾导致国力下降，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南明政权，满清趁乱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政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南明灭亡。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明郑结束。
明朝是继汉唐后又一个兴盛的中原王朝。明朝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在清朝官修史书《明史》中评价明朝是“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清朝（1636～1912）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12帝，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末农民将领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清军趁势入关，政治上推行剃发易服，军事上打击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逐步统一中国。然后历经康雍乾三朝，发展到顶峰，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
但是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思想停滞逐步落后于世界。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从此进入近代，多遭列强入侵，主权严重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地主阶级进行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维新派开始进行戊戌变法，但是变法失败。1900年夏，八国联军为了维护在华利益侵略中国，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第二章人才选拔制度
世袭是古代爵位、官职的一种传承制度。先秦之前，中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种世袭的次数理论上是无限的，直到改朝换代或占据这个爵位或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为止。
汉朝开始，官职已经不能被世袭了。虽然现实中官职的授予多集中在现有的官僚家族成员中，也留有某些世袭的痕迹，但是在法律上，由某个家族世代担任特定职务的制度被废除了。
从魏晋时代开始，世袭被进一步区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无限，而且承袭者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有限，而且每承袭一次，承袭者只能承袭较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低一级的爵位。
宋朝以后，出现了不能世袭的现象。
征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
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到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意即考察推举。该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确立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 察举《张衡传》中便有“永元中，举孝廉不行”的叙述《陈情表》亦有“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之表述。
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考核，叫作“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作“射策”或“对策”。察举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为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数百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
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此科具体名称不固定，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二年（前178），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有时贤良方正连言能直言极谏者；有时单举能直言者；有时贤良方正连言可亲民者，即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有时贤良方正又与有道术之士相连，于是，有道曾为东汉察举的独立科目。在汉代，贤良方正常与文学相连称，有时将贤良与文学并立为两科，有时则连称为贤良文学。实际上，贤良与文学相似，都是指通经达变之士，文学实指经学。东汉灵帝时曾立鸿都门学，也以文字诏举，专尚书画、尺牍、辞赋，然多为士林所非，视为滥进。此后，诏举贤良不再与文学连称。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汉武帝以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汉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另订优宽之制。在永元十三年（101）下诏，对于幽州、并州、凉州的边郡地区，人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郡国岁举的孝廉，到京师之后，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指所学某一经学大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复试制度为东汉左雄所创立。
两汉时期，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新的选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世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曹操死后，曹丕采纳陈群的创议，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制评选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条：
一、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
二、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三、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意。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即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称为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未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科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科举的一种，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常科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其次是明经科。明经科主要测试对儒家经书的记忆和理解，录取率约为1/10，考中相对容易一点。进士科除考经书外，侧重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水平和治国治民见解有很高要求，录取率约为1/60，考中很不容易。但进士前程远大，仕途光明。唐朝中后期的宰相半数为进士出身。进士科是当时读书人入仕做官的首选途径。唐朝皇帝都很重视进士科，武则天亲自在宫殿中考查进士，开创了“殿试”的先河。在唐朝科举考试中，进士科处于主导地位。
即制举，又称大科、特科。目的在于选拔各种特殊人才。唐代制举堪甚盛，至宋代，贡举大为发展，而制科则趋于衰微，但作为一种科举制度，仍不失为一代之制。清代康熙、乾隆时的博学鸿词科，光绪末的经济特科，均属此类。
制科考试是不宣期的，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
朝廷加恩赦免科赋。这是宋时科举，承五代后晋之制，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会试，是为正科。遇皇帝亲试时，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一般皆能得中，故称“恩科”。明、清亦用此制。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比如皇帝大婚、皇太后庆诞、国家平定叛乱等，皇上特许在定制外再增加一次士子们的考试，也称“恩科”，得了殿试第一，就是“恩科状元”。若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
还有一种恩科是皇上为选拔特殊人才而特意增加的，如康熙曾经开过“鸿儒博学科”四次，是为笼络江南士心。
隋唐科举制度取士的科目之一，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以后各朝选拔官吏的主要科目，始于隋炀帝。
唐人科举，进士科最难，明经科较易，因此唐人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考上明经科，已算是年老，因为是而立之年，而50岁登进士第，应该没有，因为是知天命之年。难怪孟郊46岁登上进士榜，从他的《登科后》一诗来看，几乎将几十年为仕途的努力和艰辛都一扫而空。
因为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一般每次只取二三十人，仅是明经科的1/10，故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也因此，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
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复核并决定名次。宋仁宗时，曾有一名通过省试，但在殿试被黜落的考生愤而投奔西夏。自此以后，殿试都只定名次，而不会黜落考生。
汉朝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意即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 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 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50～70岁才可入太学 。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者，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这一科目与其他常科考试的安排、要求一样，但考试内容大为不同，射箭、马枪、举重、负重等是武科考试的重要内容。射箭有远距离射靶、骑马射箭等，对射箭技能要求很高，既要远而准，又要平而直。马枪是骑在马上用枪击刺物体；举重要求双手举起关闭城门用的大门栓；负重是背起重型物体。此外，参加武科考试的人，身高要在六尺以上。
唐代武科为选拔军事人才而设，效果较为显著。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从武科进入仕途，开始他戎马一生、屡立战功的军旅生涯的。武科的影响也很大，以后各朝代均沿袭设立此科。
宋仁宗曾亲试武举，先阅骑射，而后策问。神宗时又立武学。南宋时，有“武举及第”、“武举出身”等名目。金代亦有武科，考试内容除挽弓、远射、以枪刺板等外，又有问孙吴兵法书。元不设武举，专用将家子弟。明代亦有武学、武举。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设武科乡、会试。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举行武殿试。清代沿袭，考马箭、步箭、弓、刀、石，是为外场；又以默写武经为内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均同文科，但加“武”字以示区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
清朝特定考试科目之一，限八旗人，以满文译汉文，并作满文论文者为满洲翻译，以蒙文译满文者为蒙古翻译。
翻译科与金代考试女真文的女真进士科相同。清顺治时只考取翻译生员，雍正时始考取举人，乾隆时始定会试考中复试及格，赐进士出身，以六部主事用，蒙古则分理藩院。道光末，复试优等者始以翰林院庶吉士用，但只限一名或二三名，且只限满洲，如科考前列者为汉军，则少用或停用。
清初，满文与汉文相辅而行，故汉人之得庶吉士者， 往往令其学习满文。之后满汉日益融合，满人能通满洲语者渐少，因此设置此科以为八旗士子进身之阶，分童试、乡试、会试，与文武科相同。凡由翻译科取得生员、举人、进士者，均加“翻译” 二字，以区别于一般的科考。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时概括地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注重考察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照宋代“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
从广义上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
明清科举考试时写的八股文对内容有诸多限制，观点必须与“朱圣人”朱熹相同，极大地制约了丰富内容的出现。若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则无法通过考试。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类似于骈文，书写难度甚高。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被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所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台官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被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第二等的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时期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相当于一种资格的获得，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时仍为“童生”者大不乏人。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于八月在两京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则称为“亚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二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京城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
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三甲”源自我国始于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宋太平兴国八年（893）始，进士殿试后分一甲、二甲、三甲三等，合称三甲。贡士均可参加，以成绩高低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人数各个朝代不尽相同，以清光绪癸卯科为例，共录取进士360人：一甲3人，二甲183人，三甲174人。如此看来，前三名只是一甲而非“三甲 ”，“三甲”是殿试中榜进士中的末等即三等。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中状元者称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鼎元”。但古时的状元也不全部是殿试第一名。唐郑谷及第后，作《宿平康里》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但郑谷当年是第八名，而不是第一。五代时南汉《十国春秋》云：“刘龑（yǎn）定例，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故罗履先《南汉宫词》曰：“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榜眼”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殿试取得进士第二名的名称。“榜眼”之名要晚于“状元”，终唐一代，未发现有这个称谓。实际上，榜眼这一名称与状元、探花一样，是民间的习惯用语，并非官方用语。在朝廷正式发放的金榜上，只称进士一甲第一名、一甲第二名、一甲第三名。“榜眼”之名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初时第一名称状元，第二、三名俱称为榜眼，意思是第二、三名分立状元左右，如其两眼。北宋初年的王禹僻在《送第三人朱严先辈从事和州》云：“货船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状元榜眼探花》中考证：“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盖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探花”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但当时并非是指殿试进士的第三名，只是一种戏称，与登第名次无关。
唐朝的新科进士放榜在每年的春季，此时正是京城长安杏花盛开的季节，新科进士为了尽情庆贺自己中第，要举行一场游园盛会，称为“杏园宴”。挑选进士中两名年少英俊者为“探花使”，负责到各园采摘鲜花，迎接状元，于是这两个人便被称为“探花郎”。也就是说，唐朝的“探花”只表示一榜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与殿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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