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间故事铺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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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试读：
前言
这是“人间故事铺”自2018年9月创始以来的100余篇作品的一个总结，零零总总汇成9个合辑。是对人故这大半年的一个总结，也是向读者诸君的一个汇报。 我们试图从中划分出一些相对明显的类型，并赋予它们一个妥当名字，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努力，做得很艰难。因为总有一些出挑的作品，不愿拘泥于单一的形式，在努力拓展自身的维度和纵深。在这里，要感谢大半年涌现出来的优秀作者的无私支持，他们着眼立身的这个世界，用文字和故事，传递情怀，重塑价值，使得人故向更好的方向迈进，他们是肖斌、欧阳十三、田烨然、陈家善、大道无言、冰雪溪、梦星河、宋焱、刘祖光、郑振等等等等。 《发条城》，这个取名的初衷，其一，当然是致敬经典，做了一个谐音的处理，更接近文本的本质。这些文的主角，大多是中二、懵懂的城乡结合部少年，写的是有关他们的成长、冲撞、跌倒和阵痛。其二，发条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城市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就像一个黑洞，迫使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吸入。从乡村、城镇进入城市，每个少年被拧上发条，在前行与回首间踽踽而行。第二层意思，在土话里，有抽条的意思，抽条，意味着成长、牺牲和希望。 《红灯》，有关一些性工作者，和她们的家人、朋友的故事，红灯即是视觉上的提领，也有现实意义下的警示。这些主角印象各异，但是有着共同的一些特质。有一些文本的表达，相对个人化，但传达的关切，正视，平等，相信会有所感触。 《基层》，着眼基层，相对硬核，更正面现实，这里会有一些对于社会的截面的思考，内容大多来自基层公务员。他们身处体制之内，有着现实的焦灼，但怀揣理想和热忱。因此在文本的呈现上，更加稳重、踏实，负责任，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种类型的作品。 《英雄，劫匪，便利店》，文如其名，三个标签，传达的就是故事的直观印象。这是在故事性、类型化上较为突出的一些作品的合辑。对于牢守非虚构写作规范的人来说，也许在真实性上有瑕疵，但毫无疑问，它们吸引了我。 《当事人》，讲的是职业故事，职场故事。行业也许各异，但每个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际遇和酸楚。是这些个体组成了这个社会的运轨。《有一个人，温暖你生命》，是人故推送以来，暖情故事合辑，曾带给我们以感动和眼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体是一些纵深较深的文本，呈现那些飘忽和稍纵即逝的独特命运。《你我呼啸而过的世界》，《一个人生活》，相对关注个人，侧重的是个体的感悟和体验。 有一些未能刊发，但质量相当不错的作品，我们也遴选进来，算是对长久以来关于人故的读者的一种回馈。 寥寥几言，当然不能够呈现这个系列合辑的特质，也或许，这个前言
介绍全然不对。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更多的感受，还是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文字时光中，去慢慢体悟吧。 人间故事铺编辑部目录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镇上最后一位仙姑》 2、《流离寻岸在台湾》 3、《为了学费,我在日本最危险的贫民窟里烤地瓜| 格差日本1》 4、《窈窕姥爷》 5、《收破烂的70岁老爸，把我送进了大学》 6、《 村里那个叫万能的老好人，被二婚残障媳妇儿给绿了》 7、《为了继续读书，我们必须学坏》 8、《老罗的跨国婚姻》 9、《握不住命运的双生花》 10、《那个曾帮助过我的“村霸”，尸体被搅碎筑了地基》 11、《从公务员到传销人员再到阶下囚，我都经历了什么》 第一篇 镇上最后一位仙姑 晏棋 1 去年腊月廿九，我外公辞世。 今年一年忌日，按照外公那个浙赣边界小山村的风俗，仍有很多悼念仪式要举行。 在村中最长老人的指教下完成上午的环节后，老人对外婆说：“下午带大家到仙姑那里问一下。” 祖国广袤土地上，其他地方的风俗我不甚了解，但“问仙姑”在我们那片群山叠嶂的地带上十分风靡，是种“喜闻乐见”的迷信活动。 “仙姑”也是一个极其富有神秘感的群体，她们当然不是神仙，搞迷信也是要讲点方法的，如果一个人对着满大街的行人说自己是神仙下凡，所有人只会觉得她疯了。 传说仙姑们都是被神佛附了体的凡人，她们自然而然成为了神佛的代言人。只有通过她们，凡间的我们才可以与神佛鬼灵对话，才能获得来自他们的信息和指导。 当然，仙姑们要让大家相信自己身上有神灵，也需要做一番工作。 首先，她们自己必须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吃饭睡觉去寺庙是她们成为仙姑前的生活常态。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年，至少要让前前后后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自己天天去寺庙。 以前，我们那儿交通闭塞，靠山靠天吃饭。信佛，祈求上天保佑是大部分人无奈的选择。所以寺庙众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寺庙，每个寺庙也有属于自己的集会日，周边村民都会赶来烧柱香，生怕佛祖忘了保佑自己的家庭。 一个准仙姑修炼得差不多了，就会挑一个人比较多的集会日，在庙前当众做一系列类似抽搐、干呕的动作，等于宣告某位佛祖已经附上自己的肉体。 这是我个人对仙姑养成的理解，用营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成功的个人品牌树立的过程。但外婆说：“仙姑都是上天选的，在这个人投胎的时候已经注定。会在合适的时候附上她们，后天再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仙姑。” 我心底颇为不屑和鄙夷，看来仙姑们对自身的品牌维护工作做得也相当到位。 在新世纪以前，我们那儿很多人都十分向往成为仙姑，仙姑在大家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受人尊敬。而且问仙姑的收费都不低，如果能成为一位口碑极佳仙姑，自然会收入不菲。 可见，神学确实属于“高端领域”学科，在西方世界都是贵族们学习的内容。 但随着乡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到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相信这些邪鬼传说，过年回家到寺庙上香时，也是抱着观光娱乐的心态，仙姑的地位、生意大不如前，还经常被年轻一代视为糟粕，当做笑谈，也再也没有人愿意做仙姑了。随着老仙姑们一个个转行或离世，现在我们全镇十三个村子，只剩下一位名叫“兰芳”的仙姑。 2 在去镇上的路上，我故意问外婆：“等这个兰芳不做仙姑之后，大家再找谁问呀？” “她做了一世的仙姑，是算得最准、问得最好的仙姑，怎么会不做。不过她也已经七十岁，也做不了几年了。”外婆神情显得有些低落。 “那等她去世后怎么办？”我接着问到。 “肯定会有人的，神仙附到谁身上，就可以做仙姑，只是这几年没有听说。” 外婆说兰芳之所以问得好，是因为她这辈子已经与佛祖密不可分。兰芳并不是我们当地的人，老家在浙江龙游县城。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浙西爆发粮荒，龙游县很多人都逃到江西上饶地区讨生活。兰芳也跟着她姐姐一路讨饭讨到了外公那边的官溪镇上，大家都说是佛祖保佑着她们姐妹俩活了下来。 流浪到官溪镇上后，兰芳的姐姐嫁给了官溪镇上的一位镇干部，兰芳也就直接跟着姐姐生活。之后的生活中，兰芳就经常去庙里感谢佛祖的庇佑。期间，庙里一位和尚不知哪只眼走了神，对兰芳说：“我看到你身上有佛，你是位仙姑。” 年轻的兰芳长相颇为俊秀，并不接受成为仙姑那种玄幻离奇的事。那时候的兰芳信佛，但不想成为佛。到了二十出头，就挑了户人家嫁了，并在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兰芳有了家庭后，更加感谢上天的恩赐，逢寺庙集会必去。兰芳去寺庙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很多和尚看她诚心，都说她是一位仙姑，甚至有仙姑对她说：“佛祖附到你身上，你推脱不了的，不然佛祖会动怒，对你不好。”但兰芳还是不愿意，因为她想要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 在她孩子三岁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她的丈夫在一次下鱼塘撒鱼草时不慎淹死。正当她悲痛不已时，她的孩子又在同年的冬天，风寒加剧成脑膜炎去世。巨大的打击让兰芳一度癫狂，天天去庙里跪在佛前大声诵经，时哭时笑。 那种状态下的兰芳被大家认为是不详之人，没有人愿意再娶。为了生存下去，兰芳终于在一次集会上，让寺庙的和尚给她做法敲钟，成为了一个年轻的仙姑。大家认为，兰芳之前的经历是她不做仙姑而受到的惩罚，虽然她还年轻，但都愿意相信她一定是最真的仙姑，甚至是哪位神佛转世。去问兰芳一些事，也总是出奇地准确。 听完兰芳的故事，我只是觉得这是充满了巧合的不幸人生。至于为什么兰芳算得准，这种唯心主义的活动，极其容易先入为主。当大家发自内心觉得她天生是仙姑，她说什么都会觉得是对。 3 虽然外婆对这位仙姑的事迹如此了解，但外婆也是第一次来问她。在镇上问了三户人家，才找到仙姑的家。 仙姑的家，也是即将开始问道的地方，与其他人家并无任何不同，沿街的三层半洋楼。仙姑正在门口洗衣台洗衣服，外婆上前去小心翼翼地问：“是兰芳吗？” 仙姑抬起头，并无表情地点点头，轻声地答：“是，是。” 仙姑满头白发，虽然用头绳扎起来，但还是显得十分凌乱。肤色黝黑，脸色显得很苍老。穿了一件在乡下老人中很常见的军装款式薄外套和一双解放鞋，看起来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 外婆继而对她说：“家里有老去（死去）的人，我们想问问你他过得怎么样。” 仙姑点点头，轻声地说：“好，好。” 仙姑带我们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只装了一盏很暗的灯泡，显得很黑。里面还摆了一个供台，点了两根粗蜡烛，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插得满满当当，都是已经燃尽的香，寄托了太多家庭对神灵的敬畏和探求。 供台上面张贴了一副大号的对联，已经被烛火和香火熏得发黑。在对联底部赫然写着四个字——中国移动，下面还画着他们的logo。我的心底不禁“咯噔”一下。 供台左侧放了一张竹椅，这是仙姑的座位。对面放了五六张，毫无疑问，这是给我们准备的。 待我们落座后，问道正式开始。 仙姑点了三支香在手中，面对供台站着开始闭目呢喃诵经。两分钟后，仙姑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大声地“咦哦”一声。我们几个第一次来的人被吓了一跳。我惊讶于从这么小的老身躯居然能发出如此有穿透力的声音。 随后，仙姑仍然闭着眼睛，但却精准地坐到了她的位置上。她把腿伸直，双脚合拢，脚掌向下，不断用脚掌拍着地面。表情略显狰狞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看到仙姑这个样子一下子都愣住了。 外婆恭敬地说：“杨永德。” “多久了？” “刚好一年。” “你们是哪里的？” “前田坞。” 仙姑开始用一种音调唱起：“神仙佛祖带带路，让我看看永德公，土地公公带带路，带我看看永德公。” 唱了两遍后，仙姑开始跟别人对话一般说到：“我找前田坞的永德公。” “到你那边一年了。” “麻烦你带带路。” 话音刚落，仙姑加大了她脚掌拍地的频率和力度，声音也更大，“啪啪啪啪”的声音听得我心里直发毛。 突然声音戛然而止，仙姑仍然闭着眼，脸上露出了十分灿烂的笑容，并说到：“永德公，你在家啊。” 我知道，她那是看到我外公了。由于我们听不到“外公的声音”，接下来仙姑一边感觉像是跟外公在聊天，一边给我们转述外公的话。 “是的，到你这里玩一下，你过得好不好啊？” “他坐在家里，穿着笔挺的衬衫。”仙姑转向我们说，但还是闭着眼睛。 我心里一惊，我外公生前确实爱穿衬衫和西装，而且会整理得很平整。 我看到外婆、大姨和我妈都露出了笑容。 “永德公，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缺的？”仙姑又转过去。 “他说他缺一只笔，他在那边当了干部，衣服口袋里少一支笔。” 震惊不已，外公年轻的时候，做了十几年的村书记。 外婆笑得更加灿烂：“好啊好啊，还是做干部了，以前就是个干部。” “他说了，他五月要开大会，必须要笔了。” 大姨问：“那我们清明给烧过去可以吗？” 仙姑点点头：“来得及。 “他说，他一生没怎么照顾好家庭，儿女们还把他的礼办得那么好，很好了。” 外婆情绪有点激动：“你还知道啊？就等你说这句话。” “你个女人，这么多嘴。” “我说得有错吗，你这一世只顾着自己舒坦了，害得儿女这么辛苦。” “要你管。” 仙姑和外婆对话的语气，跟外公在世的时候，他们俩之间的拌嘴一模一样。 “好好好，你到那边，做了干部，不要再把钱借给村委里了，要不回来的，留着自己用。”外婆依旧是先服软的那个。 “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 “你不是喜欢请客吗，多请请客，让别人记住你的好，不要钱花了，大家还怪你。” 外公当村书记的时候，属于一煽动就上头的那号人。镇上用几顿酒，外公就动用了很多家里的存款借给村委会盖小学，但这些钱都是他的三个儿女年纪轻轻去杭州打工赚下给家里的。 其实盖小学上面有拨款，但用来填补了镇上的亏空，导致盖小学的资金不够，即使外公用自家的钱去补，还是只能盖一所豆腐渣工程小学。有一天教室的一面墙裂开一个大缝，掉了好几块砖，砸伤了三个同学。 大家都说盖学校的钱是被我外公贪污了，也就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村里的学校，宁愿让孩子走更远的路到隔壁村或者是镇上的小学。没过几年，小学就关门了，外公的名声和儿女们辛苦积攒的钱也都随风飘走了。 问了很久，仿佛外公就坐在面前跟我们聊天，仙姑把外公生前的经历，脾性都能说出七八成。恍惚间，不知道坐在那的是外公还是仙姑。 “去年在我的礼上，有一个女儿的寿饼我没有吃到。” 大姨和我妈面面相觑，按理说葬礼上这么重要的东西，她们俩肯定不会忘记。 “你会不会记错了，肯定有的。” “你们再想想看，肯定有一个女儿的没有吃到。” 外婆回过神来：“去年那个台上摆不下，我们是有一盆寿饼没有摆上台，直接放在台子边上了。” 我想之前仙姑算准这么多东西，很可能她听说过我外公，知道他做过村书记的事。但这种细节的问题，我实在不知她是如何算出的。 “还有，礼上的被褥有点少，长外孙的被褥没有收到。” 我妈对仙姑说：“我们是三个外孙一起给他盖了一条被褥。”（注：盖被褥为葬礼习俗，在逝者身上盖上被褥一起盖棺）“不行的，长外孙需要单独盖一条被褥。”仙姑又瞬间切换回了她自己的语气。 “好，爸你别着急，今年清明都给你准备好。”大姨对着仙姑说。 “好，好，好，你爸笑得很开心。”仙姑脸上也浮现了慈祥的笑容。 “仙姑，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在那边自己过舒服点，也别忘了保佑保佑儿女子孙。”外婆对仙姑说，这是问仙姑大家最直接的目的。 仙姑顿了一下，似乎在倾听。然后表情严肃地说：“会保佑的，不过儿媳妇在他的葬礼上没有哭，需要说句对不起。” 舅妈有些吃惊，急忙说：“爸，你别怪，我确实不会哭坟。” “别骗我，要是你娘家父母去世，你还不会哭？” “好，对不起，爸。” “需要站到我面前来，你爸在我面前。”仙姑对舅妈说。 舅妈顺从地站起来，走到仙姑面前说：“爸，别生气，一定要保佑我们身体健康，赚更多钱，我们才能更好孝敬您。” “好，好，好，永德公说会保佑大家的。” 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仙姑对大家说：“今天要不就先到这里吧，永德公也累了，需要休息。” “让他歇着吧。”外婆的语气似乎还有些许不舍。 随后，仙姑又开始脚掌拍地，嘴里唱起之前的小调：“那今天吧就先这样，下次再来见各位公，拜见各位佛。” 至此，仙姑才张开她的眼睛，站起来对着供台九十度弯腰拜供台，又点了属于外公的三炷香，插进了香台。 仙姑转过身笑着对我们说：“大过年的需要包个红包的。” 我们都不知到该付多少钱，大姨问仙姑：“需要多少，您直说，我们不太懂的。” “看你们心意就好。”仙姑淡淡地说。 我们找了一个红包，往里面塞了一百八十元，也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 就这样，我经历了我的第一次问仙姑，全程我心底时而质疑时而被折服。质疑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然而仙姑总是能说出一些与事实高度吻合的事，让我吃惊不已。自己的世界观与仙姑博弈着，感觉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等我们走后，仙姑又继续洗她没有洗完的衣服。 4 尽管，仙姑在不认识我们的情况下，说出了那么多准确的事情。问完仙姑后，我仍然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的崇尚者。但是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科学教育普及那么久后，还是会有人乐此不疲来问仙姑。至少在这四十分钟里，我们感觉外公又一次重生，就坐在那里用烙印在我们心底的他的语气和说话方式，跟我们说着他在“那边”的生活。特别是外婆，在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久久沉浸。向仙姑问道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寄托思念的方法。 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在人类已经进入能够踏上月球、器官移植、智能生活的时代，还能留有宗教信仰的一席之地。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个体的不幸总是难以避免，在不幸还未降临的时候，人们总是祈求不要发生自己的身上。若发生了不幸的事，人们总是不解为什么是自己。这种不幸的概率，对大家来说，都是未知的。 在回家路上，我脑海中浮现出了我在地铁上看到的画面：坐我对面的一对老人，衣着得体，面容干净，头发一丝不乱，像是从事老师、医生这类公职工作的退休老人。但是婆婆的右手上缠绕着好几圈佛珠，正襟危坐，闭目转动手上一串较大的佛珠。而在她的左手，就拎着一个装着CT片的医院袋子，坐她身旁的老伴，无力地倚在她身上，头靠在她的肩膀。 那位婆婆和兰芳其实是一样的，无助的时候，只能选择向神灵靠拢。虽然我还是不相信有神灵，但我以后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官溪镇最后一位仙姑，行年七十，命运不幸，一生守寡，一生信佛。希望她能长寿，能让更多无助和思念的人有个精神的寄托。第二篇 流离寻岸在台湾
喜瓦 1 2015年，我成为第五批赴台读书的陆生。 我们科系研究所里的大陆学生并不多，我是那一届里的独苗。 开学之后，陌生环境带来的新鲜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孤独。 我很难融入台湾同学的社交圈。开学一个月，仍然是一个人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去图书馆自习。 虽然没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但普通话和台湾腔的微妙差异，让我往往一开口，就会在人群中被区分出来。“陆生”两个字背后指向难以言说的两岸历史背景，小心翼翼地疏离礼待成为同学相处的默认方式。上课时，大家彬彬有礼友好讨论，但下课后不会再有过多联系。 我本以为，我会一直隔绝在台湾人的生活之外。直到一次学校采访作业时，我在台湾新住民活动上认识了阿云。 阿云是大陆人，十八年前嫁来台湾，成为台湾的“新住民”。阿云临近五十，离婚多年，一直一个人生活。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穿着有些发黄的白色旗袍短裙，抹着大红的嘴唇，一边清点礼品，一边飞快分发给参加活动的新住民，忙得风生水起。 阿云是我见过的精力最旺盛的女人。她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今天去歌舞团表演舞蹈，明天请老乡们来家里吃家乡菜，不时参加各种商业宣传会，永不停歇。因为阿云，我开始慢慢地接触到真实的台湾社会。 刚认识阿云的时候，我以为她和台湾媒体刻画的大陆新娘一样，出生大陆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原生家庭条件不好，指望着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才来到台湾。 后来一问才知，如今没有固定收入、靠着朋友帮扶烤肉生意的阿云，在来台湾之前，是深圳一家外资企业的经理。 2 90年代末的深圳，淘金梦开始的地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处处是金砖，满目皆希望。初中文化的阿云放弃父母安排进公家单位的机会，选择进了深圳一家外资工厂做文员。虽然学历不高，但她愿意下苦工夫。 刚去的那几年，阿云时常主动加班拼命学习。她说自己不想回老家过安安分分的日子，渴望能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出人头地。几年时间，阿云从工厂的文员提拔成项目经理。一个月一万的薪水比在老家父亲的收入多了十倍。 每年回家她都带着大量的礼物送给家人邻里，引得众人羡慕。父母也渐渐不再埋怨她为何要离家漂泊，改为夸奖这个女儿为家里增光添彩。那时的阿云刚年近三十，站在人生巅峰的她有一个心病，没有合适的婚嫁对象。当时追她的男生年龄比她小五岁，阿云觉得自己还是个传统的女人，不能搞姐弟恋这么大胆的事。三番五次拒绝人家后，也就没了下文。 又一年春节回老家，阿云照旧带回大城市才有的高级礼品，大包小包送给家乡的亲戚。团年饭上，不知谁开了个头：“阿云，你啥时候带男朋友回来啊？”阿云正准备敷衍过去，七大姑八大姨却如同约好一样炸开了锅：“阿云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阿云啊，听大姨一句劝，你再不结婚，真的嫁不出去啦。” 回家一周，每天都淹没在如此的声浪中，阿云投降了：“结，结婚，我一定尽快结婚。” 三请五托，最后深圳的朋友介绍了一位来大陆考察的台商。台商比阿云年长几岁，成熟稳重，出手阔绰，行事做派也斯文。每天等阿云下班接她一起散步吃饭。工厂的人都知道阿云交了一个台湾男友，明里暗里向阿云表达着祝福和羡慕。 阿云很快答应了台商的求婚。 “当时想，台湾啊，美丽的宝岛啊，语文书里不都是这么讲的吗。” 阿云在老家风风光光举办完婚礼，跟着先生到了台湾。 在两岸还没通航的情况下，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云几经辗转从深圳入香港、从香港入金门、再从金门到台北。可进入台湾看到的一切和阿云的想象并不一样。 “当时一出台北车站，心一下子就凉了，怎么这么旧这么破。”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模样的台北，透着有些破败的老旧气息。在阿云看来完全无法和已经建起无数高楼大厦正欣欣向荣的深圳相比。 阿云站在台北站有些迈不动脚，留下来有些不甘愿，但转头离开更不可能了。“不想丢这个脸，而且，我回去也没位置了。”在离开深圳公司的最后几个月，阿云早已培养了新人接替自己的职位，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 走出台北车站，阿云挽着新婚丈夫走向新家，内心暗想凭自己的努力，在哪儿生活都不会过得差。 可很多时候，个人的人生境遇是需要大历史背景加持的。阿云在不知不觉中选了一条难走的道路。 “他就是个骗子，我是被骗婚了。”如今阿云提起过去的婚姻，还是无法释怀。丈夫在大陆给她画的未来美梦，在进入台湾的那一刻就被戳破，所谓的家族公司其实濒临破产。刚开始阿云和丈夫还住得起公寓。眼看着存款越来越少，两人只好挤住在一间小房间。丈夫整天出门喝酒应酬，不愿踏踏实实找新工作。晚上常常醉醺醺地回家，搂着阿云就说：“明天就会有钱进来的，你跟着我会过好日子的。” 阿云用在深圳存下的最后一点积蓄补贴家用，算来算去手里的钱怎么也撑不过下个月了。看着懒洋洋躺在破旧沙发上的丈夫，阿云抹干眼泪，暗自决定要出门工作。 “只能靠自己，其他的什么也靠不住。”阿云告诫自己。 3 凌晨五点的台北，不时有机车飞驰而过，轰隆的引擎声在静谧的早晨显得格外刺耳。阿云快步走在街道上。虽然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阿云习惯早点到医院。 这是阿云到台湾的第三年。刚结婚头几年，大陆配偶没有工作权，也没有身份证。阿云只能偷偷摸摸在餐馆、歌舞厅做临时服务员。一天三份工，收入才堪堪能应付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像她这样的黑工，要价不敢高，干活还努力，台湾雇主还是很喜欢用的。 直到最近她拿到了工作证，才换了医院护工的全职工作。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一份工的收入扣除每月支出后还能有结余。所以阿云想表现得好一些，生怕被苛刻的台湾雇主找理由辞退。毕竟还有不少东南亚配偶等着这个位置，她们不仅要价不高，因为不会说中文，也没什么怨言。 医院护工一周只能休一天，平日要随时待命，为病入膏肓的病人抽痰、擦洗、喂饭、端屎倒尿。 日子长了，阿云都有些恍惚，自己在深圳辉煌的人生似乎是上辈子的事。 既然做不上事业，那家庭成了阿云唯一的指望。当时的阿云对丈夫还存有一丝期待，但一次意外怀孕后，丈夫的表现让阿云彻底死了心。 阿云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怀孕生子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工作。怀孕后的阿云原本以为丈夫会良心发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丈夫依旧每日出门应酬喝酒，甚至要求阿云找大陆家人借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阿云趁丈夫出门，一个人冷静地去医院流掉了孩子。她告诉自己，今后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熬满八年离婚，拿到台湾身份证，留在台北。 90年代的台湾，还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许多大陆淘金者梦想的地方。但取得台湾身份证并不容易。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时的大陆配偶拿到台湾身份证需要经历八年时间，而这八年里困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被遣返大陆。 首先是申请团聚许可入境，“移民署”面谈通过后，才能进行婚姻登记。如果面谈时双方问题回答不一致，可能会判定为假结婚，直接不允许入境。因个别大陆新娘假结婚真卖淫的新闻被台湾媒体大肆宣扬，“移民署”在大陆新娘们入境时问题问得极其隐私：“你先生今天内裤什么颜色？你和先生一周做几次？” 入境面谈仅仅是第一个难关。警察还会不定期上门检查真实居住情况，而这才是生活中的麻烦。阿云在台居留期间，从来不敢出远门。警察上门检查如果大陆配偶不在家，警察很可能会判定不是真实在此地居住，而取消团聚资格。 刚够拿到台湾身份证的八年居住年限，阿云就向法院诉讼离婚。离婚官司上，法官有些鄙夷地指责：“你们这些大陆新娘都是骗子，拿了身份证就离婚。”她丝毫不惧，反问法官：“如果先生对我们好，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拿到身份证的那一天，阿云说是她在台湾这么多年最放松的一天。 4 阿云过去的经历，让我相当唏嘘。如我一样的大陆学生来台湾，除了学习，日常生活就是吃喝玩乐游，对台湾社会和普通民众接触并不深入。在此之前我并不清楚，两岸历史政治的隔阂，会对社会最普通的个人命运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相比于阿云的过去，更让我吃惊的是如今阿云在台湾的社会身份——阿云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陆配偶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副主席。 正巧协会有聚会活动，阿云邀我一同前往。协会位于台北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房间不大，摆着一张堆满食物的长桌，女人们围挤在长桌旁叽叽喳喳地交谈着。组织活动的阿云穿着一件印着协会名称的短袖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显得异常忙碌。“其实就是大家在家里有什么不痛快的，来这里说一说，毕竟都是大陆来的，能相互理解。”阿云向我介绍。 阿云所在的协会是一个帮助陆配在台生活的民间团体，除了解决陆配夫妻之间的纠纷，最常规的活动是组织陆配们去街头抗议，争取平权。 这个此时融汇着各地大陆口音的台北地下室，大家唱着KTV、互相敬茶夹菜，协会更像一个女人们的秘密基地。落漆的白墙上挂着一块装裱好的字：两岸一家亲。房间的角落里挂着着许多长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反歧视要公平，身份证六改四”。据说这些都是阿云她们之前参加抗议时用的工具。 现在在台湾，东南亚等外籍配偶可以四年拿到身份证，而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仅从以前的八年改为六年。“其实像我们这些拿了身份证的，改不改对我们也没多大影响了。但我们就不想我们大陆人受这个歧视。”阿云说。 虽然大家的抗议并不一定能被听取，但这样的陆配团体，在台湾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三十万陆籍配偶意味着至少三十万张选票。协会中担任领导角色的阿云等人，在大选时期是被争相拉拢的对象。她们的背后就是整个陆配群体。 阿云一半骄傲一半感慨地说：“我和马英九握过手呢。在大陆的时候别说见省长了，市长我都没见过。”但事实上，手握投票权的她们并不能左右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生活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可解。 抗日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有基层人员邀请阿云组织些陆籍配偶一起去参加活动。阿云心知肚明，这些人不过是想做做关心陆配的样子，以争取16年大选30万陆配群体的选票。“温饱都没解决，谈什么政治。”阿云说。 5 协会理事的社会团体身份并不能给阿云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该向生活讨的饭一口也少不了。 阿云之前开过烤肉店，虽然门口人来人往，但生意并不好。店铺是跟大陆老乡合伙开的，后来因为与合伙人合作不太愉快，阿云决定拆伙。不退还合伙费，她只要走了一台电烤炉，想自己在夜市做个营生。晚上她在西门町夜市走了一圈，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觉夜市大有可为。 定制好小推车、配好调料，阿云不顾腰伤，推着烧烤摊就开始了新生意。台湾的夜市自有它的门道规矩。夜市有专人把持，交了保护费的本地人可以占据人流繁华的黄金地带，而外地人只能站在相对偏远的角落。 不过阿云不用交保护费，因为她有人罩。家住阿云楼下的西藏大哥，在夜市摆摊卖烤面包夹肉。西藏大哥人高马大，在跟帮派老大的一次斗狠中，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成为老大的朋友。西藏大哥念及邻里情，答应带阿云一起摆摊。 第一天晚上，阿云很紧张。她早早地来到夜市的末尾，支起了烤摊，望眼欲穿地期盼着来往的行人。但四个小时过去了，阿云只卖出去了一份烤肉。 第二天生意依旧惨淡。眼看着隔壁新来的芒果冰摊贩一个晚上卖完了一车芒果，阿云宣告自己的夜市计划破产，转而瞄上了芒果冰的生意经。 在台北，阿云一直在负债生活。生存如此不易，但阿云脑海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就此拉倒，回老家生活”的念头。 我不明白阿云在台北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什么。父母早已年迈，双方相隔两岸，一年难得一见。虽说在台北的陆配朋友众多，但平日交往也仅限吃吃喝喝，给不了阿云实质的帮助。直到暑假，我跟阿云回了一趟老家，我才真正理解了阿云的选择。 6 七月，阿云的老家市台办组织了一次“大陆新娘回家看”的活动。因为报销往返机票，阿云放下没有起色的夜市摊，飞速决定将今年过年回家的计划提前。 这一次回家阿云依旧延续了在深圳的习惯，带了满满几箱东西回家送亲朋。养生的酵素酒送爸妈，一些自拍杆零食小玩意儿送给侄子侄女。阿云私下告诉我，现在没闲钱买礼物，只好拿之前台湾朋友送的东西回来送亲人。 “没办法，不能让人以为我在台湾过得不好。” 阿云在台湾租的房间极其老旧，房间内也没什么值钱的陈设。但没想到的是，阿云在老家是个有车有房的人，市区漂亮的电梯住宅和一辆别克小轿车。回家那天，阿云的弟弟将车开来车站接我们，阿云娴熟地坐上驾驶座，摸着方向盘感叹道：“我一年也就只能摸它几天。” 在她不在老家的日子里，阿云的车给弟弟开，房子给父母住。只有回家的短短几天，房子和车才暂时属于她。回家这几天，阿云偶尔会跟我抱怨弟弟不爱惜她的车，车里的物件磨损得厉害。 看着她心疼擦车的样子，我问：“那你什么不回家？” 阿云过了很久才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没脸回来。“虚荣，我知道自己的毛病，好面子，就是想争个脸。”阿云从来没告诉过父母，她在台湾做什么，过得怎么样。 只有在老家的日子里，阿云才卸下台北厚重的生活盔甲。偶尔在厨房给母亲打打下手，给客厅给看电视的父亲捏捏肩，每天过得极为清闲。 离返回台北的时间还剩几天，阿云的母亲极为不舍，每天出门买菜都念叨着多做点阿云喜欢吃的菜。 “我啊，现在认了，从老家到深圳，从深圳到台北，我就是喜欢折腾，这就是我的命。” 阿云开着车送自己到高铁站，与弟弟拥抱告别。她告诉我，她下一次一定回赚足够钱，风风光光地回家。第三篇 为了学费,我在日本最危险的贫民窟里烤地瓜
| 格差日本1陈家善 1 二月，寒风依然凛冽，房间窗户的阀门不堪重负脱落了，我只好用胶纸把它贴起来防止漏风。 就算把窗封好，房间里也冷得像冰窖一样，暖气只是摆设而已，日本的电费高昂，我根本负担不起暖气的费用。日本的冬天比中国南方更难熬，我这种习惯了湿冷气候的广东人，在房间里也要裹上一层棉被。 比起住在这个漏风的老破小公寓，更让人难过的是，无论怎么努力打工，也只能吃超市打烊剩下的特价便当填肚子。想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只有发薪日那天能够实现。 “妈的畜牲，什么猪队友啊！”室友老吕的叫骂声穿过薄薄的墙壁来到我耳边，肯定是打游戏又输了。 没有比“饥寒交迫”这四个字更适合形容我的境况了。“再差也不会比现在差到哪里去了。”我还是很会自我安慰的。 “叮咚”门铃响了，这种鬼天气还上门的只有外卖员了，老吕大概又叫了什么好吃的。 我窃笑：“可以趁机偷吃一点。” 我抢在老吕听到门铃前小跑到门口，打开门，发现并不是外卖小哥，而是一位快递员。他把一份牛皮信封递给我。 我有点失落地送走他，但没想到，信封里装着更大的失落。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A4纸大小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抬头，立刻感觉到一股真切的恐惧感、焦虑感涌上心头。 “该来的还是会来啊。”我无奈地叹气。 文件抬头印着三个大字“请款书”。 我就读的是日本国内最有名的烘焙专门学校，一年学费230万日圆，按当时汇率差不多20万人民币一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分了两期缴纳，开学的时候缴纳了第一期，第二学期再缴纳余下一期。 第一期时候，老妈已经把积蓄全都供我缴费了，说第二期时候再想想办法。 现在第二期请款书终于来了，限我两个月内缴清学费。我一边看着请款书上的明细一边走房间，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按下了“语音通话”。 “喂，妈，你最近身体好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和老妈拉扯起家常，但始终不敢触及主题，毕竟二十七岁了还问家里要学费，实在是不太好意思。 聊了一会，当我终于提起勇气时，老妈的语气突然变得阴沉。 “你知道你大姑上个月摔断腿了吗？”手机那头传来阴郁的语气。 我惊愕了，老妈又说大姑没医保，家里借了她五万块住院。 听到这里，我到口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下去了。末了，老妈还问我学费怎么样，我只能说没问题不用担心。 挂掉通话，我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无力感蔓延全身。我脑袋里盘算着怎么把学费消化掉，打工辛苦挣来的积蓄只有42万，还需要63万日圆才够学费。 两个月内怎么把63万的缺口补上，我挠破脑袋也想不出，除非天上掉下个王思聪让我抱大腿。 “我日我日我日我日我日！”隔壁又传来老吕狂躁的声音。我正心烦意乱，准备吼回去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我猛地站起来，在床底摸出一罐珍藏已久的螃蟹罐头，拿起来跑到老吕房门口。 “老吕，你还活着吗？” “有屁进来放。” 我推开门进去，看到老吕已经没在玩游戏了，而是叼着烟，呆呆地看着手机。 老吕是个东北人，在大阪市郊的野鸡大学读农业，父母在中俄边境倒卖小商品发家，是个家境富裕的小开。 原本他有足够的资本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但他在地产中介那里挑房子的时候遇到我后，便发挥东北人自来熟的特性和我勾搭上，一起合租现在这个破公寓。 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想把钱都花在“刀刃”上，给游戏充钱买装备。 俗话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嘛，所以我盘算着，让这位不差钱的爷先借我点，然后我每月分期还他。 “还没吃东西吧，来，尝尝。”我殷勤地把螃蟹罐头放到他面前。 他把罐头挪开，猛吸了一口烟，沉重地对我说：“老陈啊，有件事想要你帮帮我。” “啊？”我愣了。 “你有没有40万？”他非常真挚地看着我。 他把烟头熄了，告诉我来龙去脉。原来他父母怕他大手大脚，把他的附属信用卡限额了，而就在刚刚，他一时冲动把下个学期的学费全投到游戏里了。 他看着我，我把口袋里的请款书掏出来给他看。他接过来看了看，叹了口气，又点了一根烟。看着他，我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2 第二天，经过一夜无眠，我大清早就去了打工的酒店，恳求课长加长我的工时，但是课长摆摆手拒绝了，因为按照法律，留学生每周最多只能打工28个小时，他也爱莫能助。 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刚打开门，老吕就上来激动地拉着我说：“老陈，我找到赚钱的大买卖啦！” 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心里也激动了：“还是东北人有门路！” 灰霾的心情一扫而空。 他拉着我坐下，极其真挚地对我说：“我都在学校打听过了，这个时节最赚钱的买卖就是卖烤红薯！”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卖烤红薯！我有个日本同学在心斋桥的便利店打工，一天能卖出几百个烤红薯，可赚哩。” 我激动的心情迅速冷却下来，像看着傻子似的看着他，不知道说啥好。 “你先不要否定我，我都想好了。我们没本钱开店，就弄辆三轮车搭个炭炉，像国内那样一边烤一边叫卖。”老吕眉飞色舞地说。 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我必须告诉他现实的骨感：“首先贩卖食物必须要有营业执照，其次，日本也不允许这种流动摊贩经营。” 然而，这么正经的理由怎么能说服一个纯朴又满腔热血的东北青年呢，他搂着我的肩膀，从他家曾爷爷辈闯关东在伪满洲倒卖毛皮开始说起，说到他爸妈在中俄边境倒卖日本二手电器的故事。 最后，他激动地总结道：“我们吕家天生就擅长和日本鬼子打交道，这次你必须得信我！” 但我不依不挠，作为一个广东人，骨子里的重商主义发难了：“那你怎么解决红薯的进货渠道？” 他拍了拍胸口：“说到点子上了，交给哥！” 我摇摇头看着他，对东北人好吹牛的偏见又加深了一点。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被客厅的景象吓懵了。几十个纸箱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原本就逼仄的客厅变得更小了。 “怎么回事？”我质问老吕。 老吕“嘿嘿嘿”地傻笑，得意地打开其中一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地瓜，还带着泥巴！ 他告诉我，箱子里全装着地瓜，去年他到爱知县一个农场实习，老板居然是遗华日侨，当年在大兴安岭砍过树。老吕和老板侃大山侃出忘年兄弟情了。他找了老板进了一批地瓜，而且是先赊账的。 看着这小山高的地瓜，我再也不敢说东北人好吹牛了，不得不说老吕侃大山的能力令人敬佩。 事到如今，我也不好推托，只能挽起袖子直接开干。 我们凑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正好打工的酒店在装修，我们就拉了个废弃的铁桶，一些土砖，搭了个简易土窑子，再把土窑子放上车，点起炭火放上地瓜，简直和国内街边的烤地瓜小车一模一样。 老吕得意地说，他小时候帮姥爷看过林场，冬天就搭这种简易窑子取暖。 我感叹，想不到老吕还有这心灵手巧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把一个社会主义大好青年变成游戏废人了。 做买卖，讲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避开市中心的街道，那边警察太多了，如果被捉到搞不好就直接被遣返回国了。 但是郊外的地方也不行，晚上七点后连鬼影都找不到，整条街只有自动贩卖机发光发亮。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一个叫大国町的街区，那里是越南人的聚集地，而且靠近日本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西城区。西城区很多流民和醉汉，警察不喜欢去那一带巡逻，而且人流又有保证。 “越南人吃不吃烤地瓜啊？”我还是有点疑虑。 “你们广东人啥都吃，在隔壁的越南人肯定也是一个模样的！”老吕信誓旦旦地说。 虽然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我还是将信将疑。 3 晚上七点，月亮早早升起了，我和老吕鬼鬼祟祟地推着三轮车，在大国町的胡同里穿行。 “我听说这个路口，越南人打工回来都会经过的。”我说。 “有点小兴奋啊，当年我爷爷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啊，那时候……”老吕的嘴皮子又开始了。 “Stop！”我立刻阻止了他。 等到八点时候，风渐渐大了起来，我往土窑子里添了一些木炭，两人蜷缩在土窑子旁边取暖。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老吕有点不耐烦了。 “来了来了！”我突然看到前面路口有一群人走过来。他们瘦瘦的，肤色土黄，一看就是越南人。 我和老吕立刻激动地站起来，按照说好的分工，我拼命地煽动炭火，让地瓜的香味扩散出去，而老吕用带点越南口音的日语大声叫卖：“便宜又好吃的烤地瓜哟！” 我们的卖力演出完全得不到越南人的青睐，他们无视我们静静地走过去了。 我和老吕面面相觑，这时又有一波越南人过来，我们赶紧叫卖，但情况和刚刚一样，再次被无视了。 如此反复几次，我们笨拙的表演完全吸引不到越南人的眼球。又有一群越南人过来，老吕喘气说：“喊不动了，喊不动了。” 我敏锐地发现越南人都提着相同的塑料袋，我对老吕说：“我去侦查一下。”就迅速地往越南人过来的方向跑去。 我跑过一个路口，发现一群人围在一家便当店门口，门口竖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半价”。 我恍然大悟，烤地瓜在半价便当面前毫无吸引力。 晚上十点了，一个地瓜都卖不出，我和老吕垂头丧气地推着车，漫无目的地乱逛。实在太冷了，我们一人拿了个烤地瓜吃，但心情所致，烤得软烂香甜的地瓜也变得难以下咽。 我们走到一个街区，只有这个街区还有些亮光，老吕说：“我们在这里摆一下吧。” 我点点头，但立刻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这街上的墙壁都是涂鸦，几个醉汉横卧在街上无人理会，破旧低矮的棚屋林立，呕吐物和干瘪的啤酒罐到处都是。与日常见到的干净整洁的城市风景截然不同。 我大惊失色：“这里是西城区！” 老吕听闻，也吓了一跳：“我们回去吧！” 对，这里就是警察也闻风丧胆的西城区。 我和老吕赶紧倒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突然传来一把带痰的声音：“哦，有烤地瓜啊！” 我们回头一看，三个醉醺醺的日本老头向我们走来，他们身上穿着豹纹马甲虎皮围巾，染了一头金发，总之来者不善。 我们俩不敢轻举妄动，老吕小声地对我说：“我带了一把水果刀。”我看着老吕，他把手伸进风衣的内袋里了。 我暗示他不要乱来，但三个老头已经围上来了，一股醉鬼的恶臭扑面而来。 金毛老头一边嘟囔着：“好怀念啊。”一边就直接伸手捉起一个地瓜，连皮都不撕就啃了起来。 另外两个老头也拿起地瓜就啃，丝毫没有给钱的意愿。 老吕有点看不过去，想叫他们付钱，我立刻捂住他的嘴小声说：“就当送瘟神了。” 我们俩就静静地看着三个老头啃地瓜，金毛老头啃了一半，突然眼泪流下来了，开始号啕大哭。 “这个世道啊，吃烤地瓜都要到便利店买了，我们年轻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金毛老头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哀叹。 另外两个老头也被哭声感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流下来了，开始诉说昔日光辉。 我可是看出来了，不论中外，老酒鬼喝醉了都一个德行。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三个酒鬼的哭声吸引了更多酒鬼过来，有些是刚刚从酒馆出来醒酒的，有的是刚呕完找点东西填肚子的，有的直接就着啤酒吃地瓜。 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二十几个人，一边醒酒一边吃烤地瓜，而且开始讨论起现在能吃到的烤地瓜都是便利店卖的工厂货，像这样炭火现烤的基本绝迹了。 一场由三个老头开始的牢骚，最后居然变成日本版忆苦思甜大会，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他们都没给钱啊，该不会是以为我们做慈善的吧？”老吕对我咬耳朵。我挠了挠头，但看他们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开口。 金毛老头突然上前拍了拍我肩膀说：“明天再来！”然后把一张纸塞到我手上。他带着伙伴扬长而去，我看了看手上的纸，是一张皱巴巴的千圆钞票。 总之，曲折地做成第一单生意了，我和老吕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其他醉汉也没有逃单，还夸赞我们是非常好的店，让人想起了童年的回忆。 我就愣了，只是想卖烤地瓜赚个学费而已，怎么就做成“深夜食堂”了。 食髓知味，我们在西城区的小巷里吆喝打转，冷风嗖嗖的，我们热情如火。暖烘烘的烤地瓜果然吸引了很多酒鬼，虽然他们嘴上骂骂咧咧，身上带着一股冷风也吹不散的酒臭味，但他们实打实地掏钱了。 半夜两点，我们总算回到家了，一整袋地瓜全部卖完。扣除成本和分账，我到手的钱和我一个礼拜的打工钱差不多，老吕激动地说：“我就知道我是做买卖的料子，家族遗传的！” 就这样，我们成为了“地瓜双雄”，奔驰在日本最危险的贫民窟里贩卖烤地瓜。虽然外面一直传言西城区是个道德沦丧的地方，但对我这种穷学生却非常有人情味，一种昭和黑道电影里才有的人情味：做生意时候，有客人和我们聊天，聊着聊着居然拉我们去酒馆喝一杯。 4 就这样做了差不多一个月，学费居然也凑了大半，我有些得意忘形地对老吕说：“就这样做下去，过几年在这里买房子也不是梦了。” 所以说欲使人毁灭，必先使人骄傲。有些flag真的不能乱竖。 深夜十一点，我们像往常一样做买卖，突然有一部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飙过，又在前面十米左右急刹车。车上的人回头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我顿时冒出冷汗，他穿的是巡警的衣服。 “警察啊！”我拍了拍发呆的老吕，老吕猛地反应过来，立刻跳上车，我连客人的钱都顾不上收了，慌忙蹬起脚踏。我的脚好像装了马达一样不停踩动踏板，三轮车像脱轨的火车一样在小巷里横冲直撞，巡警也一直紧跟我们后面。 巡警一直在后面放双语混合广播：“止まれ！Stop！”但我的脚步一直没停过，多亏每天都要骑车打工，练就了好脚力，但是后面拖着一个东北大汉和土窑子，实在太沉了，巡警和我们的距离渐渐拉近。 眼见就要追上我们了，但拐了一个弯后，巡警突然就刹住了车，眼睁睁地目送我们离开。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警察是非常遵守管辖区域划分的，大概我们超出了他的辖区，所以懒得追了。 死里逃生，我和老吕在一条暗巷里喘着大气，惊魂未定。老吕哭丧着脸对我说：“收手吧，大不了我向爸妈讨钱去呗。” 马克思说过，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卖地瓜比打工更能赚钱，而且也是短时间凑齐学费的最好途径，我觉得不能放弃。 我们俩一时之间有了分歧，谁也拗不过谁。老吕点燃香烟，默默地抽了起来。我走出暗巷透一下气，这才发现暗巷通往一个灯火通明的街道，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如此繁荣的街道。 我抬头看了一眼路牌，上面写着“飞田新地”。我大脑激灵一下，突然有了主意。 5 第二天，我弄来一个大泡沫箱，里面垫上隔热垫，系个肩带，如往常一样烤上一车地瓜去做生意了。 但这次做买卖的地方不是西城区。我和老吕来到昨晚避难的暗巷，把热乎乎的地瓜放进泡沫箱里。我背起箱子往灯红酒绿的街道走去。 走进街道，坐在两边屋子的门廊下的小姐姐都争先向我打招呼。 这个“飞田新地”其实就是日本最大的红灯区。里面有超过一百家合法经营的风俗店，那些看似料亭的独栋房子，其实里面做的都是皮肉生意，妈妈桑和穿着暴露的看板娘都跪坐在门口招揽客人。 我走近其中一家风俗店，妈妈桑非常热情地招揽我，但我不为所动。我打开泡沫箱的盖子，把里面的烤地瓜呈给她们看：“刚烤好的地瓜，要不要来一点？” 妈妈桑和看板娘愣了一下，过了几秒反应过来，突然爆笑起来。 笑归笑，她们居然一口气买了十个烤地瓜。冷风嗖嗖地吹，受了一晚西北风的妈妈桑和看板娘对烤地瓜很是满意，不用多久一整箱地瓜就卖光了。我回去暗巷补货，老吕早就把下一批地瓜烤好了，如此一来一回，赚的比在西城区的还多。 整个春假，我都在飞田新地来回奔波，小姐姐们都开始亲切地叫我“地瓜小哥”，有时候还会请我喝杯热茶，因为飞田新地有黑道的保护，所以警察一百年也不会来一次。 到了快开学要缴纳学费时，我不但赚足了学费，还有余钱补贴家用。 老吕尝到了做买卖的甜头，开始在学校里兜售东北特产，干起了倒爷的生意，也不玩手游了，他说赚钱比手游好玩多了。 老吕很快靠自己赚钱搬去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了，而我也有了余钱搬去靠近学校好一点的小公寓，和那个漏风的小破屋说再见了。 而那辆陪伴我们风风雨雨的小三轮，老吕把它送给了学校的畜牧系。每到周末，它摇身一变，变成了流动BBQ摊，烤着香喷喷的培根和牛排，继续发光发热。 回国之后，有时候在街头看到卖烤地瓜的老大爷，总是忍不住想上去套个近乎：“大爷，我们曾经是同行啊。”
第四篇 窈窕姥爷
田烨然 1 姥爷又穿着他的粉色风衣背着斜挎包出门了，这要是几年前，我可能会飞奔着跟在他身后，然后缠着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小吃。可惜在读过一年大学后，那种羞耻感突然迅猛地长大，我再也不能对着喉结上下蠕动的他喊出“姥姥”两个字。他的背影最终在院子里消失，我失魂落魄般地咬口西瓜，打开风扇，扇叶呼啦呼啦转，希望它能赶走夏天。 我不太想在暑假闲散的日子出门，然后面对那些嗤之以鼻的邻居伙伴儿。往日童真总会长大，他们和我随着时代浪潮一簇一簇地被往前推动，从无知少年变为健壮青年。或许我只需要把头往窗户外探一探，他们会立马出现在我家的阳台下，踩碎那些精心照料的盆栽，在断裂的根茎上吐口痰，冲我怀揣恶意嬉皮笑脸地说：“你姥爷是个基佬！” 是啊！姥爷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我为何会在小时候误以为他是个可爱的人呢？ 记忆中，在我很小很小的那会儿，院子里种着棵梨树，上面挂满了鸟笼，树下是个废弃的浴盆，里面蓄满着透明的自来水，小鱼苗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来回游动，我每天都在等着它们长大，可是一个夏天过去，它们依旧该多大还是多大。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鱼苗只是姥爷抓来喂乌龟的，若吃得快没了，他便会再去抓。姥姥经常会训斥姥爷，老大不小的人了，天天跟个孩子似的，硬是把我好好一个姑娘养成了小子。 至少在那时候，姥爷还是个正常的姥爷。 那时候我讨厌留长头发，到了夏天，索性就剪得更短，刚洗完头，发丝还会立起来。也没怎么穿过裙子，大多都是姥姥在庙会几块钱淘来的大裤衩，说是纯棉的，吸汗又凉快。 那会儿父母工作挺忙，远在四十公里开外的铸管厂，父亲那边爷爷奶奶去世得早，所以圈养我这个小不省事儿的重任就落在了姥姥姥爷肩上。 姥姥和姥爷都挺和蔼、仁慈，没动手打过我。他们两人吵架也是各自站在一边在用口头教育解决问题，可惜每次谁都说服不了谁。我一句饿从胃中来，两人鼓着气，姥姥便进厨房做炸酱面，姥爷配合着切肉，那种默契程度没个几十年修炼不到。 说起姥爷，也算是街坊邻居中最厉害的一个人，年轻时是县里学校的老师，中年就成了校长，等到子孙满堂，这老头不玩了，打了辞职报告，和一群鼓捣民乐的组了支乐队，白事红事走个遍，二胡拉得那叫一个威名远扬。更闲暇的时候，就钓钓鱼，写写字，很多同龄人喊他打麻将，他都给拒绝了，连姥姥都说，除了性格古怪点，他骨子里还算是个靠谱的人。 姥爷确实性格挺新潮的，会在暑假陪着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西游记》和《还珠格格》。后来《情深深雨蒙蒙》隆重开播，他又跟着我看依萍和书桓的生死绝恋，到了悲情戏，我很悲伤但哭不出来，倒是姥爷一边哭一边给我切着西瓜，几次都切到了手指。 如果时间停留在那段时光，姥姥和姥爷算得上邻里最恩爱的一对老夫妻了，连我都觉得他们两个会一同看到我长大，看到我步入婚姻殿堂，但一切，都在秋收结束后的第一个雨夜破灭了。 2 那天，我记得我早早就睡了，风雨冲击着窗户，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让人半夜醒来好几次。县里的几盏路灯全都遭了殃，被自然力击碎，那条刚刚铺设的水泥路已经变为河道。我隐约听到姥爷的呼喊声，整个屋子明显震了一下，似梦似幻的，翻个身，抱着玩偶，我又沉沉睡去。 姥爷摇晃着姥姥，想要把灵魂抢回来，却发现徒劳无功，他没来得及穿雨衣，但还是给姥姥披了件外套。就这样，姥爷骑着那辆刚更换过雨棚的三轮载着陷入昏迷的姥姥就出了门。风雨交加，温度极低，每颗雨滴都朝着姥爷的脸部袭来，似是被黑白无常控制，阻挡着姥爷。花了很长时间，姥爷终于载着姥姥到达了县医院。 年过半百的老人出现生命垂危，以当年的医疗技术，基本上是于事无补。哭声传了十多公里，渗入我的耳朵，黎明划破天空，大雨和姥姥一同消逝。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