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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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神州的川军将士试读：
前言
在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省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专辑《
鏖战神州的川军将士
》，纪念这场伟大和正义的战争，弘扬中华民族的奋斗和努力，缅怀四川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多少血肉！”
抗战史研究表明，四川出兵350万，占全国兵员的五分之一。战争中阵亡、失踪计30万，受伤34万。其中牺牲（前线病故）战区司令长官1员（刘湘）、阵亡集团军总司令1员（李家钰），阵亡、自戕殉国将领10员（不含追赠）。建制出川的川军共6个集团军11个军，参加全国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中的18次会战。北至山东、山西战场，南至广西、贵州战场，东至浙江沿海战场，西至湖南、湖北战场，被称誉为“无川不成军”。“十万青年十万军”，四川青年成为远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远赴滇西、印缅作战，取得了远征歼敌和驱敌出国门的胜利。
抗战时期四川境内共新建9处军事机场，其中战略轰炸机场4处（新津、彭山、广汉、邛崃），名山、双流等5处驱逐机场，统称为特种工程。1944年6月16日，中美空军从四川出发长程轰炸日本本土，引起世界注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派员司徒盛顿报道说：“如此庞大机场，系由中国数十万农民所建立，人力之大，为二千年建筑长城以来所罕见。”四川人民在肩挑背扛的条件下，修筑了川滇、川陕等多条国防公路2000余公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在修筑乐（山）西（昌）公路时，为打通岩窝沟7公里路段，就牺牲民工1400多人。
四川的田赋征实对抗战保障极重要，从1941年9月开始，总计征购粮食8200余万担，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此，川内兴建了许多新式灌溉工程，如洪雅的花溪渠、三台的可亭堰和郑泽堰、绵阳的龙西渠、遂宁的四联堰等，对军粮民粮的增产起了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开始，我国东部的工矿企业和大批生产物资辗转迁到四川，600多家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迅速落地生产，制造出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装备。1940年与1937年比较，生铁产量增加3倍，煤增加16倍，粗钢增加2.5倍，石油增加13倍。这些物资有力保障了抗战的需要。
随着国民政府机构迁都四川重庆，大批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入川，48所高等院校来川建校招生开课，1000余万的外省难民与四川人民同甘共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四川作为大后方为我国保存了人力和物力，传承了文化和民族精神。
历史应当永远记住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
本书文章多选自已编印的四川省政协和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符合“亲历、亲见、亲闻”原则，见证了历史，镌刻了记忆，彰显了功绩，振奋了精神，汇编成册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最好纪念方式之一。因为作者身份和视角的原因，记述的细节有与史实出入之处，敬请读者拨冗订正。鏖战神州的川军将士[1]淞沪抗战亲历记！◎李克明 口述
淞沪抗战前夕，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军部情报科（科长中校参谋杨子明）任上尉参谋，随军由徐州开赴青岛，阻止日寇登陆。军部情报搜索队由警校新分配来的学员组成。队长向煌增，指导员上尉女警官孟瑾玉。淞沪抗战打响后，我军奉命转赴上海。军长胡宗南率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共四个旅、八个团及一部改编拨归指挥的湘军即日出发。驻扎河南安阳尚未归还建制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和军直属步、炮、工、通信等各团营于8月中旬，先后由京沪线车运开向上海前线。
京沪线上，沿途车站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自发组成慰劳队，为过往军列送茶水、食物。8月17日上午，我们抵达浦口，当时还未修建长江大桥，列车由轮渡过江。是日天气阴暗，隐约中可望见南京虎踞龙盘的壮观景象。由于久驻西北高原，只见过黄河，未见过长江，更没到过首都，面对这一望无际、烟波浩渺的大江，龙盘虎踞的京都，我们不禁感到这锦绣山河、中华民族的心脏，寄托着四万万同胞的心声，是何等的庄严！恨不得马上就赶到前线，杀敌报国。渡过大江，天已入暮，深夜车抵苏州，苏州这座历史名城，已看不见它昔日的倩影，这里已有战争气氛。军列进站停下，只见人头攒动，成千上万的学生，高呼抗日口号，欢迎我军奔赴前线杀敌。我第一次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震撼人心的歌声，全军将士都为这热血沸腾的场面所激动。一群学生，在取得指导员孟瑾玉的同意下，拥上军列，争为官兵献红花、送慰问袋、慰问信，有的学生则当场宣读自己的慰问信。有一女生挤不到前面，就站在车门前，举起手中小红花，含着激动的热泪，高声喊道：“消灭日本鬼子，你们先走，我们随后就来！”车中气氛顿时激昂起来，全体官兵紧握手中枪，双目喷火，热泪盈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气概。
第一军抵达昆山县南翔镇后即开赴宝山前线接防。宝山地区由于地势平坦、视野宽广，加之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敌机又不断穿梭袭击，部队只能夜间行动。8月23日宝山失守，经过几天激烈战斗的防守部队第六师基本溃不成军，所剩无几的官兵且战且退，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师一旅一团团长王寅尊率部赶到后当即迎头痛击气焰嚣张的日寇，敌我短兵相接、白刃相见，战斗异常惨烈，几番冲杀，敌军颇有死伤，阵地始渐稳固下来。其余部队亦陆续开到刘行、杨行、蕴藻浜和纪家桥一带，占领阵地，并与右翼孟家宅之罗卓英第十八军取得联系。此时我军左翼刘行至罗店位于最前线，罗店又是敌攻击重点。军长与两个师长研究后，令第一师在左由刘行至杨行，第七十八师在右由杨行至纪家桥一线设防。各师利用黄昏时机，迅速进入指定地点，连夜抢修工事。敌军突遭我一团坚决阻击后，敌军因情况不明，当晚未敢侵犯，却全线通宵火炮轰击我军。尽管如此，全体官兵冒着被轰炸危险连夜完成了阵地上的初步作业。
次日拂晓，随着敌炮火的集中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敌人向我全线发动进攻。我一线部队沉着应战，英勇抗击敌人，阵地前尸横遍野，激战一直坚持到黄昏，敌军寸土未进，但双方死伤甚重。入夜后，始将牺牲的官兵就地掩埋在工事里。由于我军广大官兵同仇敌忾，决心以死报国，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我们顽强与日军浴血奋战了十几个昼夜，阵地屹立不动，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随着战斗打响，军部也显得十分忙乱。8月23日傍晚，军参谋处派杨子明到我军右翼向罗卓英第十八军交换情报，派我同孟瑾玉前往罗店与七十四军五十一师联系，重点是搜索刘行至罗店空隙地带敌情。摸黑到火线上搜索敌情且又带一女性，这让我感到为难。军长看出后即告诉我说孟有个性，且专业水平好，对我定有帮助，同时也要我注意她的安全。当晚，我们冒着敌人炮火，乘夜沿一条小河向西偏北方向匍匐爬行。此时天黑不见五指，从黄浦江中敌舰上和宝山方向飞来的炮弹正对我方阵地施行狂轰滥炸，好几次炮弹炸飞的泥土都溅到我们的身上。天下着雨，道路一片泥泞，由于靠近敌方阵地，为防不测，孟瑾玉从背囊中拿出一根四十余米长的绳子，我们各挽一头，小心翼翼，拉开距离摸索前进。未走多远，我不小心，滑入小河中，敌哨兵可能察觉声响，一连串的子弹射向我们，我们好半晌一动不动，直到枪声停下来，孟指导员爬过来，挽着绳子把我拉上岸。到拂晓前，我们总算摸到罗店西南端，正说喘口气，敌人的拂晓进攻又开始了，刹那间，飞机大炮震得人耳膜直响。由于我们距敌前哨阵地仅几十米远，弹如飞蝗，在我们前后左右猛扫，压得我们只好趴在地上。稍停，我们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的危险迅速向左爬行，脱离了该地，直到天亮，才找到友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原由一师调出，故十分热情，迅即叫参谋处通报了情况，方得知目前已到上海的敌军计有第一、三、六、八、十六、七十一等师团，总兵力十万人以上。进攻罗店之敌为第八、十一师团；刚抵达上海的还有敌第九、十三、一〇一师团，正在对罗店、刘行、杨行、纪家桥一线进行调整部署，并估计即将对罗店至纪家桥一线发动重点攻击。同时双方还交换了我军防御情况和联络方法。上午十时，返回军部后我即向军长汇报了情报，军长对此十分满意。
8月下旬，日寇海陆空三军，不断向上海增兵。我军相应增加兵力部署。此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调华北主持战局，司令长官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下辖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及独立步兵旅、炮旅，加上上海保安部队，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敌我双方在上海西北郊激烈对战，尤以我一军防守的罗店、杨行、纪家桥一线战斗最为惨烈。几乎每天都有白刃相见，阵地失而复得，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有许多重伤员因无法运送下去亦只好眼睁睁地等死，幸存的士兵踏着战友的尸体拼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到9月上旬，一师先后有第一旅旅长刘超寰、第一团团长王寅尊身负重伤，营、连长及士兵更是伤亡过半，但部队士气依然高昂，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阵地寸土未失。
9月10日晚，我军右翼友军罗卓英十八军及第九集团军所属阵地被敌突破，我军阵地工事亦多被敌猛烈的炮火摧毁，但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多次打退敌人进攻。至9月15日，杨行前沿阵地被敌突破，第九集团军奉令后撤，敌直接威胁到我军右翼阵地。军长胡宗南令第一师迅速组织反击，务必夺回杨行。师长李铁军迅即以第五旅向杨行正面冲击，并亲临前线指挥。军长考虑一师兵力单薄，恐既守阵地丢失，又令第七十八师二三四旅四六八团向杨行敌军侧翼攻击，作为支援。此时战斗十分激烈，师长恐左翼罗店友军丢失，令我前往联络，通报情况。
二旅官兵在黑夜中，凭借月余与日寇作战积累的经验，乘夜靠近杨行前沿阵地，因短兵相接，敌飞机、大炮优势难以发挥，而又恰好为我机、步枪，手榴弹、大刀所长，更重要的是将士们为以身报国的强大精神所鼓舞，因此，经过一番激烈的白刃战后，杨行阵地又被夺回。后敌虽发起反攻，但在四团官兵顽强坚守和七十八师许良玉团的侧翼猛攻下，敌人最终溃败下去。杨行争夺战使我第二旅人员伤亡过半，四团团长李友梅壮烈殉国，全团官兵所剩无几。敌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奉师长命令，我带李尚林向师左翼友军联络，途经二团阵地，正逢激战。副旅长兼二团团长杨杰英勇殉国，该团三营连长周大祥（广元回龙沟人）绰号“蛮子”，带领全连坚守阵地数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日敌挟恨围攻，该连官兵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周大祥在最后一息仍用机枪狂扫敌军，打死军官一人、士兵十多人。敌恼羞成怒，将其尸身浇上汽油焚烧向我军示威，我军则以手榴弹、机枪猛烈还击。我将战斗情况通报一团后，建议该团组织火力封锁左翼，防止敌军包围，并将李尚林留下。自己在返回指挥部的途中，被敌枪榴弹破片将双脚炸伤，血流不止，只好撕破衬衣，自行包扎处理，忍痛爬回第一旅旅部。
9月下旬，经补充的我军奉命扩编为第十七军团，胡宗南任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下辖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师以及王修身第三十二师、李觉第十九师共五个师十个旅二十个团。16日奉命进入蕴藻浜、陈家行、大场一线与敌军血战十余日，双方伤亡惨重。10月21日，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开到上海，我军向敌发起全线反攻，激战数日，未有奏效，桂军六个师损失过半，敌军亦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后日军得到增援发动反攻，26日，大场陷落，师长朱耀华自杀殉国，我军奉命掩护各主力部队退守南翔，并开始进行第二次补充。28日，第十军团在苏州河南岸北新泾之线与敌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一师团发生激战。由于我军经过第二次补充，有了一定的作战经验教训，加之士气高昂，击退日军多次强攻。11月2日，敌再次出动飞机大炮猛攻，激战到次日午后，三架日机欺我空防手段薄弱，肆无忌惮在我阵地上空俯冲投弹，师长李铁军令各团集中火力予以还击，当场命中一架，该机中弹后慌忙逃命，与另一架日机相撞在空中炸毁，跟在第二架后的飞机估计被眼前突发事件震惊，还没回过神又被我军击中要害坠毁。三机毁亡前后不到十分钟，此乃我在上海抗战中见到的一大奇迹。
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威胁淞沪我军主力侧背，我军被迫全线撤离。11月11日，上海沦陷，当晚我军各师奉命完成掩护主力转移，全军激战至12日凌晨，始与敌逐步脱离战斗，并向苏州转移。是时，我已调参谋处任少校参谋，奉命组织搜索队搜集尾追敌人的情报和收容我军掉队的伤员。11月15日，我军七十六师在苏州以北常熟、福山沿长江与日军再次发生激战，19日上述三地陷落，我军退守无锡。22日，日军第六、九、十一师团向我无锡守军发起进攻，我江阴要塞守军第一〇三、一一二师被围，发生激战，敌我伤亡甚巨。25日，我军奉命转移镇江，无锡陷落。26日我军由镇江渡过长江，脱离淞沪战场，经扬州、六合、仪征整补后参加了武汉会战。
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侵华日军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十五个师团、二十八万人，出动军舰三四十艘、飞机四百余架、战车三百余辆。我军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部队计约七十余个师、六十余万人。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三个月并吞中国的狂妄计划，翻开了我国由局部抗战转向全国抗战的新的一页。我军官兵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仅我第一军由徐州出发到无锡撤退，为国捐躯的官兵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第八师战斗二十一个日日夜夜，全师只剩下七百余人。第一师先后重伤三个旅长，死伤五个团长，全师仅存营长二人，除通讯连长外，连、排、班长全部伤亡。所有为国捐躯、壮烈殉国的官兵，大都埋葬在淞沪战场这片光荣的土地上，他们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也理应受到国人世世代代的学习与铭记。百岁老兵忆抗战◎方绍友 口述◎朱兴弟 整理保长动员 热血青年参军抗日
1913年2月19日，我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高山观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在我12岁那年，外出逃荒要饭的父亲客死他乡；两年后，母亲也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我成了孤儿。在我15岁那年，经亲戚介绍，到了高山观富裕户李进如家里当雇工，除了做砍柴、推磨、喂猪等重活外，还要干其他杂活。1937年7月的一天晚上，高山观保长李再山来到李进如家里，动员我去参军。李保长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东北被全部占领了，而且占领了北平，很快就要打到四川；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那时候我们就完了；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而且当兵还有工资，总比干农活强。”我当时想，当一辈子雇工也没有啥出息，不如到部队去拼一拼，出去开开眼界，就是混不出个名堂，能够杀敌报国也不枉男儿一场。随后我与其他新兵步行到了营山县城集合，再走路到达南充顺营师管区住了两天，然后步行了八九天到达成都。
新兵们在成都集训了一段时间后，被部队飞机送到了云南昆明，然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当时的军长叫卢汉。在我们出征抗日之前，全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十来万军人密密麻麻一大片，那场面好大哦！当卢汉宣读了誓词后，我们全部举枪高呼“誓灭倭寇，保家卫国”的口号。几天后，部队奉命开赴湖南抗日前线，我们步行了一个多月才到达长沙。我们在长沙待了一段时间没有战事，于是部队移师武汉进行整训。
我当时24岁，身强体壮，不但要拿自己的装备，有时还帮10多岁的新兵背武器装备。由于我年轻肯干能吃苦，为人仗义，不久就当上了上士班长。最先我用的是汉阳造步枪，后来当连长用的是20发快慢机。你要打快，把快机柄扣过去，一按，子弹就“哗哗哗”地全部打出去；要慢的话就把慢机柄推过去，一扣就“啪”地一下，一扣就“啪”地一下，子弹单射出去。虽然人们都管日本叫“小日本”，可小日本那些兵凶得很呢！把女孩子都叫“花姑娘”。他们强奸妇女，杀害老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坏得很呀！……紧急驰援 将士血洒台儿庄
1938年春天，第六十军奉命从湖北赶往山东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时日军集结两个精锐师团，进犯山东南大门台儿庄，以期打通进攻徐州的通道。日军事前经过周密部署，使用了大量先进的陆、空作战武器，志在必得。战斗打响后，日军进攻猛烈，几天时间就攻占了台儿庄东北一带，驻扎在台儿庄周围的我军抵挡不住，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旋即命令第六十军开赴台儿庄驰援。于是，我随部队火速奔赴前线，我们在台儿庄附近的一个车站下车后，立即向台儿庄方向急行军。
有天晚上，我们正在行军途中，突然听到前面人喊马嘶，原来是日本鬼子的坦克和骑兵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日本鬼子，因为天黑没看清他们的面貌，但我感觉鬼子的杀气很重……日本鬼子太坏了，跑这么远来祸害我们的国家，当时我就子弹上膛，决心要多杀鬼子。可是部队长官为了不暴露目标，命令大家迅速隐蔽起来，直到日军的坦克和骑兵通过后，部队才继续前进。我们在离台儿庄几里远的地方扎营休息，可是才一袋烟工夫，上级又下令跑步前进，在台儿庄城外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我军向已经攻占了台儿庄东北一线的日军发起了冲锋。台儿庄的城墙很高，很坚固，还建有炮楼，日军的火力很强大，我们的步兵在火力掩护下，架着云梯，向城内强攻。日军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飞到台儿庄上空，丢下大量炸弹。爆炸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我们好多战友当场就牺牲了，我的眼前都是尸体，就像稻草把子一样，一摞摞地堆着，血水流得遍地猩红。我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因誓死保卫滕县而战死，士兵死伤不计其数，我的好几位营山籍战友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了。幸运的是，在台儿庄战役中，我居然毫发无损。
第六十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进犯日军遭受重创，粉碎了日军攻占台儿庄、进军徐州的企图。第六十军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被称之为“国之劲旅”。台儿庄战役结束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被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并晋升为连长。部队被困 军长殉国中条山
1941年5月，山西省已被日军占领了大部分，是时中条山战役爆发，战事十分紧迫，国军第三军奉命开往中条山与友军共同对日作战。
第三军刚到中条山没几天，就与我军其他几个军被数倍于我的日军分割包围。中条山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我军将士同仇敌忾，以守土卫国、寸土必争的精神与日军以死相拼，很多战友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部队损失非常惨重！此时第三军不但伤亡过半、四面受敌，而且粮尽援绝，后路已断。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炮火连天、鲜血淋淋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炸，地上是炮火轰，密集的炸弹把我军阵地掀了个底朝天，我周边到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战友和尸体。由于环境十分恶劣，条件非常艰苦，有的受重伤的战友受不了还自杀了。在这次战斗中，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旁边，我就地连打几个滚，结果一块炮弹片还是击中了我的胸部右边，当时血流不止，令我疼痛难忍，一名战友把我扶到隐蔽处，为我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由于我军伤亡惨重，减员严重，军部下令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我军将士不但饥饿、疲惫不堪，而且有的草鞋穿烂了，只能光着脚板走路。在部队突围时，军长唐淮源亲自带头在前面冲锋，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我军与日寇殊死决战，枪炮轰鸣，杀声震天。当时敌我双方尸横遍野，血染黄土山河。最后身经百战的唐军长在弹尽粮绝、战友伤亡殆尽时饮弹自尽，为国捐躯。紧接着该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腿被敌炮火炸断；在两次重伤后，寸师长自知无力回天，遂拔枪自尽，以身殉国。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有一个师的将士全部牺牲了；我们第七师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突破日军包围圈，幸免被全歼，我们连只剩下五分之一的人。中条山战斗结束后，我被送到部队医院治疗，在医生取出弹片后，伤口慢慢痊愈。1942年春天，第三军调至陕西汉中整训。整训结束后，我所在第七师移师甘肃平凉、陕西三原一带，参加封锁日军西进路线的驻防。
后来我的胸部伤口发炎，影响右手臂功能，不能继续使用枪械了。我在部队医院治疗痊愈后，长官把我调到监护总队一一五中队，到重庆看护军械仓库。
我今年101岁了。能活这把岁数，主要是对啥事都看得开，而且日子越过越好，所以心态好，身体也好。我虽然耳背，但只要电视放映抗战题材的连续剧，即使听不清演员说话的声音，每天也要看几集，以重温那段战火纷飞的悲壮历史！……被抓壮丁参加抗战◎向树成 口述◎彭继先 整理
我1927年7月8日出生，现年87岁。1942年下半年我被抓了壮丁，当年14岁多点，那个时候抽签，抽到你就该你去，三丁抽一，三兄弟就去一个，五兄弟就去两个。我有两个哥哥，家里一共是三弟兄。当时我一个哥哥先被抓了去，因为眼睛不好，铜圆掉到地上要用手摸才能捡起来，于是在重庆被放了回来。我大哥出去躲，我在通滩街上赶场，乡上的人走过来一边一个抓住胳膊，背到身后，架起就把我抓去关在了乡公所，然后把门锁了。
在送兵的时候就送几十个走，送的时候周围都是拿枪的兵，不准别人围观，家人、儿女也不准走太近，只能远远地看。我们坐船到泸州泸永司管区。司管区是泸县和叙永专门收集兵的，一次收集上百号的人。哪个部队需要人，都到司管区接兵。我的运气好，分到了军营部兵工所军械第三储备总库，当了一名运输兵，在泸州市兰田坝邻玉镇军械库负责弹药运输。军械库的炮弹都是美国运过来的，那炮弹一颗32公斤，两颗就是60多公斤。运输兵没有发鞋子，只有穿草鞋，草鞋都是自己打的。运输船不够，就在河里拦住过路船，叫船上人下来帮忙运炮弹，一个一个排成一排，挨个递上船，船上炮弹上齐了才可以走。
1944年，前方和日本打得激烈，我们被拨给学兵总队，负责守贵州独山，部队番号是：学兵总队三连某排（记不清是几排了）。当时蒋介石下死命令：“坚决要守住独山。独山一失手，中国就没有办法了。”基本上全国的部队都在独山了。独山终于还是守住了，就是苦得很。日本的飞机大炮凶，我们中国也还是凶，山炮、榴弹炮、高射炮多得很，日本飞机就不敢大兵来犯。我住的地方是独山城外一个大据点。在独山的部队太多，记不得有哪些了。日本人死的多，我们四川人也死的多得很。邓锡侯、刘湘的部队都在。当时我是防御部队，守阵地，我们用的是德国98式步枪、轻机枪和捷克式金鹰枪。日本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他们，独山易守难攻，工事、战壕，掩蔽部都有，一个掩蔽部由树、草、泥巴垫起，炮弹都打不透。战壕、碉堡全都齐了。我们在独山城南方向，具体地名都不记得。当时我是学兵总队工兵营的。行军时架桥梁、架线，作战时参与战斗。前方敌人一进攻、一响枪，后面部队就来了。一直都是守着，前线最苦，就怕敌人晚上来攻击。我们的部队是防御，不攻击，日本的炮也多，最凶的是飞机，飞机来我们有高射炮。
前方就是吃不饱，半斤米一顿，吃的是茄子米，就是没有打皮子的米，吃了不好消化，拉出来还是整的，皮子不消化。除了吃不饱，钱也不多，那时候国家穷。穿的鞋子是布胶鞋，袜子是布袜子。没有肉吃，连吃油都困难，藤藤菜就是一刀切烂就煮来吃了。那时候吃穿住都苦，患风湿病的人是最多的，守前线，地上人有多长，坑就有多长，前面一个泥堆，我们在地上卧倒，时间久了就要睡着，就要得风湿病。
我在独山守了一年多，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那次我们发了一个月的双饷。日本投降后，我随部队到了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然后又到了安徽，后来部队人越来越少，最后部队垮了，我们被分到了其他部队。我运气好，被拨到安徽气象教导队，是中央直属的，专门学气象，也不打仗，只学气象和出操。我曾经到上海参加过演习。后来傅作义起义，我就是那个部队的。再后来我就从北京回家了。回来之后当过民兵副连长、民兵连长、武装部长。就一直在家务农。出川战斗在大洪山◎李辉
1935年川政统一，成都开办“四川省保干队干部训练班”。我离开了小学教师工作，考上了学生队。六个月训练毕业后，分配我到保安队相继任见习少、中尉排长；1939年我升任保安二旅四团二营的副营长。卢沟桥事变以后，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请缨杀敌，保安一、二、三、四旅，由总司令王缵绪率领出川抗战。部队集中成都附近，补充装备，整装待命。
1940年的正月初三，我部由新繁出发，向重庆方向开拔。出川抗战正实现了年轻人的志愿。所以在行军途中我们就写了一些反映这种心情的诗，写在沿途墓碑或墙壁上，借以消除士兵跋涉之苦，从而鼓励爱国杀敌的勇气。这里，摘录几首：“乡人群立高山坡，遥望大军路上过，传语归田勤耕种，增产粮食保山河。”“日本野心狼，做事太猖狂，掠夺中国土，杀人烧房廊。炎黄好儿女，人人上战场，撵走侵略者，卫国保家乡。”
部队到了合川，重庆各界人士举办欢送出川将士抗战杀敌的慰劳大会，每团选10余名代表参加，我当选为四团二营的代表。会场设在白市驿。当天白市驿街上张灯结彩，悬挂国旗，熙熙攘攘如同节日一样热闹。开会时，一群青年学生把代表们簇拥到会场前面，女同学给我们佩戴荣誉章，声声祝愿“出征将士身体健康，旗开得胜，把日本鬼子驱出国境”。这声音是全国人民的声音，出征的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完成崇高的使命。回部队后我又接到指示，调赴湖北大洪山二十九集团军战地干部训练团受训。
我后方四旅去参加受训的人，共有150人。在重庆搭轮船到宜昌，再由宜昌起早到襄阳，沿途地区人心惶惶，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快要烧到了。路过荆门，这座古城竟无一间完整的房屋，残砖瓦烁满目皆是。那种荒凉景象，使人感到难受。日寇的飞机、炸弹，毁坏了多少人的美好家园，炸死了许多无辜老幼，民族的血海深仇，永世不忘。
二十九集团军战地干部训练团，设在集团军总部附近，大洪山的深处张家集。它是个小集镇，属钟祥县管辖，有三四百户人家。因为总部在这里，街市还比较热闹。吃、穿和日用商品，虽然粗糙，但交易频繁。战干团是调二十九集团尉级军官来受训，以排长、连长、副营长居多。共有四五百人，编成三个中队，上校级任中队长，中少校级任分队长，副营长、连长任班长。全是课堂形式学习。总司令、军长们上精神讲话课，大致是阐述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吹捧蒋总裁如何英明伟大，德高望重。总司令常说：“总裁就是圣贤，总裁超过圣贤。”我虽不敢反对，听起来真是肉麻刺耳。其他就是教官们讲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缺点，还要学简单的日语，主要是向被包围的日军喊话“缴枪、投降、不杀”等。我们后方四旅的受训军官，编成一个军队，我担任班长。这次受训我学到一些战斗经验，有些经验教训是用血换来的，多么珍贵啊！我是一个土包子军官，还从未上过火线，这次同打过仗的军官们谈心交朋友，我是很虚心的，受益不小。
大洪山在湖北武汉附近，绵亘不断，纵横数百里，下通武汉三镇，上连襄阳、樊城。既有长江天堑之险，又有洪山虎踞之雄，所以武昌是历史上的军事重地，为兵家争夺之地。川军的二十二集团军和二十九集团军，负有守卫洪山之重任，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两个集团军拥兵五六万之众，驻在日寇占领区武汉的洪山，控制着敌人进攻，故日寇想方设法妄图消灭我军，随时发动“扫荡”。我军为了保卫国土，必须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
1940年5月，敌人“扫荡”大洪山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九集团的两个军，一是四十军，一是六十七军，共有四个师。后方的四个暂编旅，还在开赴战场的行进途中。前方的战斗时而激烈，时而缓和。我军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装备劣势的我军，要还击优势的强敌，这就要看指挥官的临机应变和官兵们沉着应战了。这次敌人用大兵包围进攻，形势逼人，正规军的四个师疲于奔命，情况非常紧急。一天，总部高参兼教育长王元虎马上要学员们荷枪实弹，组成三个战斗连，奔赴“罐头尖”阵地迎击来犯之敌。我是第三连一班班长，班上配有捷克式轻机枪1挺、步枪6支、冲锋枪2支、手榴弹数发。总部距“罐头尖”约20华里，地形两面是山，统称罐头尖。“罐头尖”是右向左拐弯处的高地，形似罐筒；两山中间约有百余米宽的狭长地带，一条小道可出山口。王高参命令一、二连由左右山上搜索前进，三连由小道以急行军抢夺高地，准备痛击来犯之敌。三连一排任尖兵排，行进在最前面，走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罐头尖”高地就在右侧前面了，此时突然听见两面山上有枪声，发现“罐头尖”高地被敌人占领，正向我军射击中。我排马上卧倒在田埂侧，借田埂做掩护。此时已进入战斗了。我在下面把山上之敌看得清楚，一面白色小太阳旗摇来摇去。一、二班伏卧在第一线，三班在第二线。我轻机枪在低地向高处射击命中甚微，敌人向我们射击子弹被田埂阻挡了。此时应以沉着应战为主，若稍有动摇，则会影响整个战斗。但未经过战斗的人，心忽上忽下，神魂不定，此时我严正警告一位姓蔡的排长（学员）：“如果敢于后退，我的冲锋枪认不得你。假若敌人来犯，我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军心稳定了。此时我连后面的两个排，已占领阵地，正用火力与敌人激战，而我一排在下面则无用武之地，只好严密监视敌人，应付变化。大约战了一个小时，我军一六二师四八二团赶到了，他们采取包围形势，向“罐头尖”之敌猛烈攻击，几方面的火力压倒了敌人，不久敌人撤退了。此役名“罐头尖”之役。我学员共伤亡30余人，战斗结束后，四八二团表扬我们沉着应战，及时增援，保卫了总司令部，赢得了胜利。总司令却对王元虎说：“你把金子当毛钱用。”批评他不该让学员去战斗。
1940年7月大洪山保卫战结束了。日本鬼子过了汉水，兵力不敷分配，进攻又攻不下来，只好全部撤走。后方的四个暂编旅呢？他们搭轮船到了宜昌，上岸后就投入战斗了。平原区鬼子火力占绝对优势，大炮、坦克，把没有经过火线的队伍压垮了，没办法只好退进山区慢慢收容。当年8月开进洪山，八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五个团了。部队经过整编，四个旅完全没有了，有的编成营、连，填补到师里去。我们二旅呢？当时的少将旅长李承魁，打仗较为出色，损失较小。把旅缩编为总部独立团，白宗涛任团长，我调任机枪第一连连长。李承魁任总部高级参谋、兼直属部队指挥。其他的旅长、团长完全编掉，愿干的调为副职，不愿干的回川另谋职业。这样的安排让许多军官感到寒心。独立团武器很好，为全军之冠，机枪连配有马克沁重机枪4挺，为抗战时步兵用的最好武器，它有高射装置可打飞机，步兵连配新汉阳步枪72支、轻机枪9挺，炮兵连配新制八二迫击炮。独立团专门保卫总部，未到万分必要时，不加入战斗。
大洪山生活艰苦，吃的碛米要靠后方运来。如果发生战斗，粮食异常紧张，只有依靠本地供给。肉食蔬菜更为困难，每月能吃上一两次猪肉，就算满意了。士兵穿着规定一年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因运输困难，往往供应不上，冬天有些士兵还穿着单衣，所以病兵多，医药也很缺乏。疫疾和夜盲为常见之病，医生说营养不良，寒热感染很深，治疗困难。我的连上就有八九人患夜盲，一到夜行军就集中起来，前面由一个班长率领，沿途报路而走，真是焦急万分，无法追赶。一天我在老乡家里的旧药书上翻看到一个治夜盲的验方：用公鸡肝拌锅烟墨蒸服。我如法炮制实验有效。但哪有许多公鸡肝呢？我改用猪肝拌锅烟墨水服之，仍然有效。然后想尽办法买一只猪加餐，让士兵吃好睡好，好好地休息几天，夜盲基本上解决。疟疾呢，只有奎宁有效，设法到襄樊去买。我感到打仗的军队，连长最难当了，既要指挥作战，又要管士兵生活。三年的连长生活，使我懂得了如何当好家，如何待好士兵，也学得一些打仗的本事。
1941年5月，日寇的扫荡进攻又开始了。这次敌人使用的兵力更多，准备赶走我军。双方激战二十多天，我军阵地越缩越小，直径只有30华里了，枪声、炮声四方都可听见，粮食弹药补给线被敌人截断，情况万分紧急。总部的直属部队几次进入阵地痛击来犯之敌，保卫了总部的安全。一天总司令召集团、营、连长讲话，喊我们把老乡的手续弄清楚，部队集中听命令，准备夜间突围。如果失败的话，人和枪由部队队长自己处理。最好投靠友军，或洪山打游击，绝对不让敌人把我们吃掉，要保持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听了每个人都伤心流泪。大家答复他，听从总司令命令。殊不知那天夜里，远处的枪声分外紧密，经辨别确系我军的枪声，敌人后方火光冲天，判断是敌人火葬尸体。拂晓枪炮声顿息，大地静得和平时一样。顷刻接到通报，敌人溃退了。原因是友军昨夜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处于内外夹击之中，力竭而溃。真是幸运啊！
我集团军在大洪山与敌人周旋将近三年。每次敌人所发起的扫荡，不管来势如何凶猛，其结果还是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为啥以装备劣势的草鞋队伍——川军，敢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而处于不败之地呢？我可以说出三点理由：第一，官兵同仇敌忾，为了保卫祖国领土而战是正义斗争，始终不屈服于敌人，都愿意牺牲自己和敌人拼到底。第二，大洪山的人民都拥护我军对日作战，始终站在我们一边，愿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第三，山高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是我们能战胜敌人的关键；还有友军互相配合呼应，所以我集团军的数万健儿，终于把洪山守住了。初次上阵的人是有些恐惧的，参加战斗多次了，就成了家常便饭，毫不畏惧。日本鬼子的战斗是教条的，完全用的正规战。要攻击我军阵地一定是上午早饭后开始，先使数门平射程大炮猖狂地轰我阵地。炮弹落在我阵地前面爆炸。我军战士沿战壕转到山的背面，就可以避免。其次，敌人用飞机两架、三架来轰炸阵地，我们就隐蔽疏散，有高射装置的马克沁重机关枪就可以射击它，使它高飞远飚。山地战敌人无法用坦克，就只能使用骑兵搜索，紧接着后面就是敌人步兵了。这时我军迅速进入阵地，用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射杀他，战斗局面就成两军对峙了。我军不撤退，敌人不敢前进的。有时我军要放弃阵地采取战略转移，必须先把群众完全撤走，使敌人无法生根。日本鬼子不主动打夜仗的，宿营要设帐篷，帐篷前面要挖壕安铁丝网，并用火力封锁交通线，梦想达到安全休息。我军呢，往往在大树下露营，只有块油布遮住头不受露水侵袭就行。我军还要对敌人发起夜袭，不攻击也要扰乱他，不让他好生睡觉，要他起来陪我们打仗。总的说来，敌人白天是主动，我军是被动；夜晚我军是主动，敌人就处于挨打的被动了。
我军守卫洪山寸土未失，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数以千百计的卫国战士牺牲了，尸骨就埋葬在那里，他们是烈士，血没有白流。洪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1941年我集团军奉命开赴豫西休整补充，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豫西指河南南阳地区8个县。可说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区，真是别有天地，根本不给中央政府纳粮上税。地方政府的官员尽是本地方人士担任。日本鬼子的战祸到处蔓延，这块地好像很平静，所谓拉丁、派款、催粮、上税，这里人未听见说过。内乡县有一个人名叫别廷芳，少年在少林寺学武术，后占山为王，统治了这8个县。自己成立了一个司令部设在南阳，有八个团的兵力，自己能制造步兵使用的枪炮。各县的民兵组织训练都很好，日本鬼子进攻这里，被消灭了一个旅团；中央军汤恩伯、孙连仲集团官兵不守纪律，被驱逐出境。这个“独立王国”治理得好，人民有穿、有吃、有田耕，好像看不出有什么残酷的剥削，历史上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块地方好像做到了几分——在当时是颇为奇特的。
我军总部驻内乡县，我的连驻附城徐坡。县长是一个营长兼任，礼堂上悬挂的是别廷芳司令的像。徐坡是一个集团家屋，约有百余户人家，袁姓是大姓。集团主任姓袁，是一个老者，他就是地方上的首脑。还有一个民兵连，一个青年任连长，他也姓袁。这里家家有田耕，最多的有二十多亩，最少的也有三四亩。风气很闭塞，主张男不入内、女不向外的古规，还能看见缠脚妇女。生活很简朴，吃的是小麦、玉米、红苕，穿的是土布衣服，吸的是“旱烟”，喝的是甜酒。无盗贼土匪、无烟赌娼妓、无流氓地痞。人们只知有别司令，不知有蒋介石。民众的组织纪律好，无男青壮不是兵。公路、乡村道修得平坦整齐，做到了雪后有人扫，雨后有人平。我们军队驻那里首先注重纪律，不能无故到老百姓家里；听说他们处死过不守纪律的士兵。我们军队吃的粮食是小麦，烧的是木柴，都由地方上供给，老乡们一车一车地运到驻地来，只要取一张正式收条，粮账统一结算，完全用中央币制。只要军队纪律好，他们还是欢迎的。1942年春节，我是在徐坡过的，主人家请我们过年，我也请他们过年，欢聚一席，划拳饮酒，颇有太平景象。
我们到内乡时，别廷芳已经死了。他的侄儿继承担任司令，蒋介石骗他到重庆开会，把他软禁起来。司令职务由第五团团长刘某代理，他的团部就驻在赤眉镇，那是汉朝赤眉军起义的古迹。李宗仁长官来这里视察，集合部队和当地民兵连讲话。我们只是总部直属部队独立团和特务营参加。内乡来听训话的一个民兵营，他们服装整齐，操作熟练，不亚于我们国军的，难怪日本鬼子不敢轻视他们。这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只要自己振作，内部团结，没有人敢侵犯我们。
1942年4月，我集团军又奉命开赴湖南常德桃源一带待命。这是一次千余里的长途行军，又完全走山区小道，机枪连应该配驮马的，因川军无马可配，完全由人搬运。武器、弹药平均每个士兵要肩负五六十斤，还有病兵，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我私人卖了一匹乘马，又买了三匹驴子，驴子用来驮弹药，减少士兵搬运之苦。我的乘马呢？不驮行李，就驮病兵，马夫有意见，还要说服他。行军五六天，要休息一天或者两天。等病号，洗衣服，准备给养。我爱护士兵，如同弟兄一样，故连上很少有逃兵。
部队到达湖南后，已经是热天了。总部驻桃源县城，独立团驻白杨河。桃源靠近洞庭湖，是一个平原，稻谷一年两熟，人民生活还比较富裕。这里还没有打过仗，但也有作战的准备：到处掘成宽、深三米的壕沟，每户自制木桥，过后必须抽板，部队同样制木桥，过后抽板。大致用来防备敌人坦克的。那里易遭水淹，家家户户备有木船，如果一连几天绵雨，洞庭湖水位一涨，这里就是汪洋了。国民党政府无能，根本治不了这个水患。这里属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王缵绪升任副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1942年冬季我接到家里的信，母亲逝世了。我悲痛万分，向总部请准丧假三月，就离开部队了。带了一名通讯员，牵了我的乘马，由桃源起身，经桑植、咸丰回到四川黔江，顺乌江而下到了涪陵。卖掉马搭轮船回重庆，再徒步回到家里。回家时刚好赶上春节。1943年常桃会战，我军吃了大败仗，一五〇师许国璋师长阵亡，后来我接到白宗涛团长一封信，劝我不要回前方，好好在四川工作。二十九集团缩编为一个军——四十四军，“老王”的儿子“少王”王泽浚任军长。王缵绪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编余的军官回到四川，没有中央军校学籍，没有国防部命令，拼了命还是土包子，登记不起军官总队，不少人失业。
八年的戎马生涯，三年的出川抗战，愧无功绩可言。没有同部队共生死，这是我内心最大的遗憾。作者：李辉，抗战时任四川保安二旅四团二营副营长，写于1985年。刺杀日军联队参谋长◎龙治国 口述◎朱兴弟 整理
1943年，刚满16岁的我在南充市成达私立中学读书，当时学校内外的墙壁上写了很多抗日口号，贴了很多抗日宣传画；老师常在课堂上宣讲抗战形势，号召学生和青年参军杀敌、保家卫国。我和班上一些男同学受到周围抗战氛围的感染，心里热血沸腾，就自愿报名参军抗日。我们几位同学与其他新兵在南充顺营司经过大约一个月时间的军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第八十六军，随后从南充徒步出发，经过四川渠县、秀山、万县，奔赴湖北抗日前线。
因我武功较好，加之有点文化，入伍次年就考入了第八十六军特务营。特务营的全称是“特殊任务营”，当时我们的吃、穿、武器及薪水等待遇都比其他兵种要好得多。我到特务营不久就因悟性高而被任命为班长，我常常是腰挎双枪盒子炮，十分神气。多年来，一些国内影视剧总是把国军特务描述得非常坏，其实我们军纪很严，不仅不能随便暴露身份，根本不可能扰民。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做什么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当时我们的心思全用在如何对付日本人或消灭日军军政重要人物上面。
后来我随军在湖北沙市、宜昌、汉口及湖南等地参加无数次对日作战，特别是参加了多次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和刺杀日寇军官的任务。现在好多事都记不清楚了，但有一次杀敌联队参谋长在我头脑印象最深。当时第八十六军长官派特务营前往宜昌侦察敌情，我们一行10多人乔装打扮，在懂日语的特务营营长张先军带领下进入敌占区。
某日晚上，张营长得知日军一名高级军官与两名卫士在宜昌一家娱乐场所里寻欢作乐的消息后，马上带领我和另几名战友赶到该场所。一名战友进去观察后发现，这是一座两层楼房，日军官等人在楼上饮酒作乐。于是张营长和我与战友小孙假扮顾客进去，另外几人在外面警戒。我们3人在楼下就座后，要了烟酒，还叫了两名女子陪酒，然后子弹上膛，准备寻机击毙日寇。大约一小时，只见一个日本军官下楼进入厕所，张营长示意小孙在外警戒，他和我马上跟了过去，进入厕所后我们就将该军官挟持并缴械。张营长用日语与他简单对话后，方知此人是日军联队参谋长。在一把匕首和一支手枪的威胁下，该军官为了保命，向我们供述了日军计划两日后进攻我军以及兵力部署和进攻路线。话毕，张营长和我用匕首将该军官捅死，然后迅速撤离。
我们星夜赶回军部汇报了杀死日军联队参谋长和了解的情报。朱鼎卿军长立即召开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兵力，严阵以待。第三天，日军果然向我军进攻，结果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虽然我军有所准备，但由于日军武器精良，此战仍然打得特别惨烈，后来连我们特务营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张营长在战斗中阵亡，我手臂负伤，我们营阵亡60多名官兵、受伤100多人。战斗结束后，我们特务营受到了军部的表彰。
我们事后得知，那晚楼上的日本兵发现长官被杀死后，惊慌失措，娱乐场所一片混乱，老板见势不妙，立马逃跑了。一伙日军驾车赶到时，发现连服务的伙计也没了踪影，于是一怒之下，放火点燃了这座楼房。可怜周围邻居的穿木结构房屋连带遭殃，半条街成了一片火海，尽管很多街坊邻里通夜帮助救火，但大火还是烧到第二天上午才熄灭。
抗战胜利前不久，第八十六军部队番号撤销；抗战胜利后，部队整编为国军第八十六师。衡阳外围战中牺牲的几位战友◎梁凯金（96岁） 口述◎杨培裕、金青禾 记录整理
1919年农历六月初七，我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花园镇杨家坡村一个富裕家庭，1938年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分配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在一〇八军新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八连做见习排长。那时师长是罗活，团长莫蛟，营长李春生。部队驻在南宁。长官看到我英语学得好，为了与日本和泰国人对话，叫我在军训之余，学习日语与泰国话，如劝日本人投降，宣传中国必胜，与泰国人联合抗日等常用语。
1940年春，部队调洞庭湖参加对日作战，从南宁步行一个多月，翻山越岭，走得大家很疲乏，站着就盼坐，坐着就想睡。好容易才到湖南衡阳驻下整训，后又调去南通县。那儿曾遭到过日军的扫荡，沿途基本上没有看到老百姓，几十里路很难碰到一个群众。房屋几乎被烧光了，只留下断墙烂壁，到处一片荒芜，腐臭味被一阵阵风吹来让人发呕。听说日军见中国人就杀，拉到妇女就奸淫，所以更难看到一个女性，她们早逃到大后方去了。
1943年初夏，新十九师调去参加衡阳外围的反击战，我们五十六团的主攻对象是雨母山。雨母山是衡阳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也是日军的重要阵地之一。不但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而且工事修得很坚固。他们把铁轨撤去架在工事中，上面再盖上几尺厚的泥土，并有密集的枪眼，配有多种武器，轻重机枪和小钢炮，日夜伸出黑洞洞的枪口，随时都可把进击的人吃掉。工事前有近两百米的开阔地，大的障碍物早已除掉。如果发现有人进攻，只要开火，很快就会让其毁灭。要想接近工事，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天上午，部队响起进攻号令，团长指挥一千余人，向日寇的据点雨母山发起猛攻。当时我已是正式排长，带着几十个人，跟着连长吕吉祥，从埋伏着的地方奋起冲锋。我还没跑出多远，敌人各种武器齐发，战友在枪林弹雨中潮水般地倒下了，连长中弹牺牲。我奋起向前冲锋不到十米，一个别号叫吴大炮的老兵高喊：“排长卧倒！”并将我一撞，把我撞得向地上倒去。这时一枚小钢炮弹落在我的身边爆炸，我被飞来的弹片伤了臀部，顺势倒在一处小洼地，躲过了敌人的密集火力。而吴大炮却因撞我失去机会避卧，被弹片击中，倒下牺牲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一条命。
我刚倒下，又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接连不断地扫射过来，跟在我后面冲锋的士兵像喝醉了酒，纷纷倒在我的身边。其中一个名叫纪夫清的小士兵，压在了我的身上。纪夫清不到18岁，还是个大孩子，又是入伍不久的新兵。他是衡阳人，因父母及家人都在日寇的扫荡中去世了，他成了孤儿没有去处，才被收到我们部队当兵。因他没有参加过战斗，不知道怎样避开敌人的火力，冲上去杀敌报仇的心又很迫切，所以他的伤势很重。纪夫清的双手被打断，一只手从手肘处没了，血直外涌。另一只手折断，被单衣裹着，血已经把衣服湿透。还没成人的小脸被打掉了一块，鲜血涌流，满脸都被染红，模糊一片，只有一对眼睛对我转着。大约他看到我也盯倒他，吃力地说：“我要死了，可惜我还没有为父母和乡亲报仇。大哥，给我……报仇……”我大声地对他喊：“纪夫清，稳倒起，你还要和我们一起去消灭鬼子！”只见他的头一啄，整个身子就完全压在了我的身上牺牲了。
我的泪水滚了出来，吃力地把他抱放在地，心中升起仇恨的怒火。我很想爬起来冲上前去，为救自己性命的老兵报仇，为纪夫清雪恨，怎奈受了伤的身子，力不从心，又倒了回来。
这次战斗虽然时间短，可打得很激烈，漫山遍野都是战友的尸体，一个个横七竖八躺着，虽然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可看得出大家都是带着满腔怒火，仇恨万分地离开人世的。在这些壮烈牺牲的战友中，有一个是我的四川老乡。他生长在川南竹海，名叫刘五竹，死得很惨烈：整个头部已经被炮弹削去了，只留了个颈部肉桩桩，胸衣早被弹片划烂。吊在脖上的铜菩萨，一部分已经陷进了胸膛前的血肉里，先前的光亮已经被血盖着。他对菩萨平时像宝贝一样，常常从胸脯处取出来，用衣布擦了又擦，再左看右看，欣赏个没完，最后才挂在项上，放回贴肉的胸膛。他和我的关系很密切。我知道他是父母的第五个儿子，前四个儿子都因病夭折了，父母希望他像竹子那样贱，并能迅速长大成人，以便传宗接代，所以取了这样的名字。我还知道他的父母从小就已经给他订了娃娃亲，姑娘离他也不远，两人你来我往关系特好。当兵临行时，未婚妻悄悄地送了他这尊铜菩萨，说是护身神，能保佑平安吉祥。牺牲前不久，姑娘还给他写了信。他不识字，还是让我帮他念的。信上说，她已经做好了四双新郎鞋，正在抓紧做其他的嫁妆，叫他好好打仗，等他平安回去成亲。
看到老乡在战场上牺牲了，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悲痛。我想，日本鬼子像妖魔一样，跑到中国来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而我们的官兵，为了保家卫国，佑护亲人，驱逐豺狼，却死得惨烈与悲壮，令人雪耻的决心大增。
我们一个团千余名官兵，这次战斗下来所剩不足一百。团长、营长、连长都牺牲了。为了给救自己的老兵和战友报仇，为了把日寇彻底撵出中国，我决定团结大家，与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战斗后由于我把部队的余勇组织了起来，上峰就命令我当了连长。不久我就带着这些战友，随部队转战到桂林、柳州等处。我们不怕艰苦，有时几天不吃不喝，仍然坚持战斗。半年不发军饷，大家的抗日决心也不动摇。我们曾配合湖南长沙三次会战，在洞庭湖北边与日寇周旋，直到抗战胜利。
雨母山战斗的惨烈，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令人忘不了为我献身的老兵吴大炮，忘不了牺牲的战友龇牙咧嘴仇恨难消的面孔，忘不了他们对我的期望与嘱托，更忘不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每当我处在困难与挫折中，就想起了雨母山牺牲了的战友，是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才换取了我的生存，才有了我以后的一切。于是，我就信心倍增，浑身是劲，全身释放出勇气与能量。在遭受不公正时，常常与牺牲了的战友比，些许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只要想起了他们，自己就胸怀开朗，精神轻松，心情愉悦。改革开放后，政府落实了我的政策，让我当了县政协委员，更加焕发了我的青春活力。主动去找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义务性的，甚至贴上退休金，我也乐意去做好。如义务辅导孩子学英语。为了参政议政，走访群众，搜集意见，写成提案，供党与政府参考。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我在所住的居民楼，自己长期出资购物并策划承办了两处板报，一般每月撤换，已经坚持三十多年，直到我九十岁之后，大家担心我年龄大了，怕我爬到板凳上书写不安全，才逼着我将那块较大的板报让给杨培裕先生办理，而小的这块仍由我坚持继续承办下去。我现在身体健康，可步行十里。所以我决心把这块板报办成“百岁老者所办墙报”。长期坚持办板报的事，受到群众普遍称赞，多家媒体曾作过报道。
2014年六月初七这天，重庆抗战老兵救助会的张伟、谭勇、王宇、张洪专程第三次莅临岳池，为抗战老兵梁凯金95岁生日祝寿，同时送上现金、牛奶、菜油等寿礼表示庆贺，盼我健康长寿。此事被《四川黄埔》杂志2014年第1期在《简讯》中刊出，我读后十分感动，特自吟诗道：“六月初七雨飞纷，九十五岁更精神。忆起母山战友仇，顿感百岁也年轻。”记豫北抗日挺进军十三纵队◎杨文清 口述
1940年，由于中条山战役失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换为蒋鼎文将军；战区政治部主任陶峙岳调新疆，其职由汤恩伯部的十三军军长张雪中继任。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加强河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年底，阎廷俊少将被调任河南省第四区专员兼抗日挺进军十三纵队司令。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及豫北地方武装。游击区在平汉路道清线上的新乡、济源、武陟、修武、温、孟、辉等县及太行山南麓的黄河滩，任务是占领沦陷的广大农村，夺取敌人物资，必要时破坏交通，炸毁桥梁，把敌人后方变为我抗战前方。
阎廷俊将军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初期在台儿庄指挥过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坚守阵地，挫败了日军攻势。台儿庄大捷之后，阎廷俊以战功擢升为第二十七师副师长（仍兼第八十旅旅长）。1941年，我奉调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受阎领导，共事一年有余。
豫北的游击活动，在1944年底以前，大致可以太行事变为界，分成两个时期。事变前，有庞炳勋的二十四集团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几十万兵马威震太行，豫北的地方游击队非常活跃，袭击敌人、拦截车辆、缴获物资、炸毁碉堡，使得日寇防不胜防，真可谓“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如遇敌人扫荡，我们便把队伍拉上太行，高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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