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敏 主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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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试读：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的文化传承，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作为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在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身份形成以及认同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德庆悦城龙母文化，有着召唤千百万龙的传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影响遍及西江—珠江流域和港澳地区。崇拜和信仰龙母，已成为西江流域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八的“龙母诞”期，德庆悦城有一个堪称“四海朝宗”的盛会，来自广东、广西、香港和澳门甚至台湾的信众，汇聚于西江之滨的龙母祖庙，龙的传人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龙母、祭拜龙母，摸龙床、饮圣水、吃“金猪”，盖龙母金印，放生鲤鱼，祈求龙母庇佑赐福，保佑年年平安吉祥。这一民间信仰积淀着西江流域百姓们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更承载着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积淀。龙母的形象、龙母的传说、龙母的精神、尊崇龙母的民间信仰和纪念龙母的民间祭祀仪式，已经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牢固而庞大的龙母文化圈。
龙母信仰最早来自岭南越族的龙崇拜，百越人自古有崇龙的习俗。先秦和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河流，西江中游与灵渠、贺江等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通道。宋代，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重视，南海神、闽南天妃和岭南龙母信仰，都被纳入国家祭祀行列。民间信仰的地方性和官方的正统性相结合，推动了龙母信仰的传播和发展。龙母是水神，是母性神，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的水文化和本根文化意识。
悦城龙母庙的历史悠久，考察绵延二千多年的龙母庙祭祀的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研究独特的龙母文化现象和以信仰龙母为核心的文化内涵，对我们认识、利用好民间文化遗产，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具有重大意义；龙母文化研究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我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传播正能量，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加强社会风气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龙母文化研究的成果，以陈摩人先生的《悦城龙母传说的民族学考察》、叶春生先生的《岭南民间文化》、蒋明智教授的《悦城龙母：从传说到信仰》系列文章、欧清煜先生的《古坛仅存——悦城龙母祖庙》为代表，在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2005年9月17日，大明山“龙母文化发源地”考证会在南宁市召开；徐亚娟博士的《龙母传说中的壮民族文化因子》也令人瞩目。“德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是广东社科地方历史文化项目，我们试图将龙母文化信仰放在龙文化研究的背景中，通过民俗学研究、性别研究、传播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等角度，对西江流域的龙母信仰习俗展开田野调查，收集龙母文化研究资料，考察影响龙母文化信仰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力图从多个角度去考察研究，分析龙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从民众生活与儒释道的结合中发掘其文化内涵，使龙母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丰富性。
我们的课题组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组织开展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研究资料
龙母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民俗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依然生命力旺盛。龙母文化研究项目的开展，需要实地考察龙母庙的宫庙建筑、雕刻、壁画和节庆祭祀活动等，进行田野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德庆县委领导和龙母祖庙办公室陈斌全主任的大力支持。三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实地考察了西江流域地区广东、广西的龙母庙：悦城的龙母祖庙、肇庆的白沙龙母庙、梧州的龙母太庙、广西藤县胜西村的龙母家庙等；收集了《德庆县志》，岭南关于龙母的各种传说、神话等叙述文本；以龙母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有关龙母庙的宣传光盘、书籍等，以及地方发展的文化史、自然史等；请龙母庙管理处列出2010年、2011年有关龙母祭祀活动的日程表，便于课题组成员实地考察祭典仪式，调查民风民俗。我们多次参加龙母诞的祭典仪式，观看龙母太庙热闹非凡的龙母诞文艺演出；考察龙母诞期龙母祖庙水灯节上壮观的放水灯仪式。夜幕降临，庙祝主持仪式后，民众手捧点燃的水灯，跟着庙祝，从龙母祖庙殿堂出发，扶老携幼，穿街过巷，一路前行至西江岸边，最终登船将水灯放至河中，一时间，江面上泛起点点亮光，顺江水而下，场景蔚为壮观。千百只闪耀的河灯，寄托着民众对未来生活顺风顺水的美好愿望。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以龙母诞为核心的祭祀活动已经成为西江流域的盛事。每年农历正月初四的龙母开金印、正月二十二龙母开金库、五月初一至初八龙母生辰诞、八月初一至初八龙母得道诞、十二月十五龙母水灯节等传统节日前后，八方善信游人汇聚到龙母祖庙，朝拜龙母，寻根问祖。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为龙母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当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影响，科技的发展变化，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得人们心里有太多的迷茫。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和不如意，使得民众把希望寄托在神化的龙母身上，希望通过祈祷表达自己心灵的愿望，从而获得龙母的保佑，实现心中的愿望，这是龙母信仰持续兴盛发展的心理基础。尤其是香港、澳门地区的堂口，每年都会组团包车到悦城、梧州等地的龙母庙参拜。在龙母祖庙的墙上，我们看到许多来自港澳的热心人士捐资赠款帮助修缮龙母祖庙的名单。人们敬仰祭拜龙母，既想获得龙母的保佑，也希望自己能有龙母的美德和善行。
我们观察到，在龙母诞期间举行的文化展演，既有娱神作用，也满足了民众娱乐消遣的需求，娱神娱人。到场的参与者并非全是祭拜龙母的信众，也有不少来娱乐助兴的民众。2010年6月18日，梧州的龙母太庙举办了隆重的龙母诞庆祝活动，在持续四个小时的庆典活动中，除了祭祀仪式外，还添加了许多娱乐环节。譬如仪式开始前垫场的粤剧清唱，仪式过程中穿插的龙母传说的戏剧戏曲，以及舞龙、醒师表演等，热闹非凡。有远道而来祭拜龙母的澳门善信，因为生子还愿，捐款的数额大，主办方给予他第一个上高香的荣耀和权利，自是喜笑颜开。龙母诞的活动庆典，给人们留下乡土和寻根的记忆，应和了珠三角一带百姓、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人的文化寻根心理。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在广西藤县胜西村的龙母家庙偶遇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在接到了外地信众祈福的电话之后，即时通过手机用藤县土话为那位信众唱经向龙母祈福。电话这端是大娘高亢激昂、绵绵不绝的吟唱，电话那端则是信众诚心诚意、全神贯注的倾听。通过手机，串联起了龙母信仰在两地的民间传播。
二、带领大学生社会实践，撰写调研报告关注文化传承
在课题组教授的带领下，文学院的曾火娇、骆燕贞、陈月敏、陈永聪和邵学宽五位同学，利用暑假积极开展社会调查。他们采访龙母庙的许多信众，走访了龙母庙的工作人员、德庆旅游局的领导、当地中小学师生……收集整理了龙母文化研究的大量资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悦城龙母文化资源调查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调查报告调研分析了悦城龙母文化精神内涵、德庆悦城龙母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承的现状、成果与存在的问题；龙母文化资源在青少年中传播的必要性、开发新战略与预期效应；探讨青少年对民俗传统文化的接受心理，“神化”“人化”与民俗传统文化传承，倡导传承民俗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参与调研的学生认识到：德庆悦城龙母文化是西江流域文化的源泉和核心，是肇庆人民的文化骄傲和精神家园，积淀着人们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更承载着地方历史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被誉为“古坛仅存”的龙母祖庙更是承载着龙母独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报告详细描述了德庆悦城龙母文化资源的基本状况，并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分析，论述了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与意义，进一步提出了德庆悦城龙母文化在青少年中的传播与开发的新战略。
龙母文化是中国传统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接班人，注重青少年对民俗传统文化的接受心理的分析，探讨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传播和发展龙母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成功举办“广东·德庆龙母文化研讨会”
2011年10月20日，由广东省社科联、肇庆市社科联和肇庆学院主办，中共德庆县委、德庆县人民政府协办的“广东·德庆龙母文化研讨会”在德庆县召开。龙母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信仰文化，一直以来都是许多文化学者关注的焦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有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林有能先生，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赵立人，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教授，广东省社科规划办主任冯达才，广东省社科联副主任姜波，德庆政协主席温爱民和肇庆学院文学院“肇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课题组的成员等。专家学者围绕龙母文化在民间信仰、性别文化、传播学、精神文明建设、审美特质与旅游开发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讨。
肇庆社科联主席王中生主持开幕式。德庆县委书记吴宪平致欢迎辞，认为通过这次龙母文化研讨会，对于发扬龙母文化，让龙母文化落地，推动德庆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建设，促进德庆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肇庆学院党委副书记胡宝坚作为主办方致辞，他肯定了龙母文化研究在文化建设和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指出肇庆学院作为地方高校，能够积极支持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高度肯定了龙母文化研究团队对地方文化建设的意义。
学术研讨会由肇庆学院“肇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课题负责人王敏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龙母文化研究的意义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四、发表研究论文，初步完成研究书稿
虽然学界对悦城龙母传说母题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悦城龙母传说仍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学术话题：比如，龙作为一个系统，原本是有阴有阳的，民间既有龙王庙，也有龙母庙，但为什么在岭南乃至南方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不是雄性的龙王崇拜，而是雌性的龙母崇拜？在一个男权观念深重的国度，作为女性的龙母是如何被崇拜为神的？悦城龙母信仰和岭南庞大的女性文化传统，如妈祖、冼夫人、观音等女神信仰与自梳女、不落夫家等女性文化是否存在逻辑关联？
赖翅萍教授引入性别研究视角，深入探讨龙母崇拜所具有的性别文化内涵与女性文明特征，避免龙母传说系统所蕴含的性别文化意义被遮蔽的危险。论文认为，被岭南百姓世代奉为神祇的龙母，她不仅仅是一个尊贵的地方神祇，还是一个有性别标识的尊贵的地方女神。因此，我们试图把悦城龙母传说当作岭南女性生命活动的一个象征文本来解读，从中感悟岭南女性先民对生命活动过程的原初理解，把握岭南女性文明乃至岭南文明的原生样态。
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视角，对悦城龙母传说系统留下的一些颇有意味的基本母题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悦城龙母传说作为一个有性别标识的地方传说，必须引入性别研究视角，探讨龙母崇拜作为岭南影响深远的文化景观，及它所具有的性别文化内涵与女性文明特征。研究者运用性别视角重读悦城龙母传说系统所出现的基本母题，如“无父”“漂来的女婴”“无夫”“拾卵豢龙”“误断龙尾”“济物放生”“至圣显灵”“侣白鹿友黄猿”“与赖布衣斗法”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性别文化意蕴，指出这些基本母题蕴含着远古时期岭南女性的生命观、母教观、自然观与性别观，表现了活泼的南方女性主体精神，认为龙母传说不但有力地佐证了岭南女性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生生不息的岭南女性文明的源头。受龙母女性崇拜的深刻影响，岭南形成了广泛而强大的女性文化传统。
龙母文化是西江流域的水神信仰，传承着民众信仰龙母母慈子孝、感恩回报的伦理道德观。龙母传说在口耳相传的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楹联、故事和戏曲等民间创作，因龙母崇拜而创作的诗词、楹联、传说、小说和戏曲等民间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风俗和社会心理变化。
王敏教授主要考察以龙母为题材创作的粤剧创作。作为广东的地方戏曲，粤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和社会记忆，龙母传说的基本信息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情节、人物和主题重写的可能性，粤剧龙母戏在接受龙母传说的同时，又受剧作者所处的时代因素影响，受创作的时代氛围、文化语境制约，体现不同的时代特色与审美追求，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表现剧作者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龙母戏创作的独特价值由此形成。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传说，在半个世纪中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从而形成粤剧龙母戏创作的独特艺术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地方戏曲的研究基础薄弱，资料的收集方面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有关龙母戏的资料却鲜有保存。迄今为止，粤剧龙母戏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湛江粤剧团的《悦城龙母》（首演时间是1959年）、肇庆粤剧团的《龙母传奇》（首演时间是1999年）、梧州粤剧团的《西江龙母》（首演时间是2008年）。湛江粤剧团的《悦城龙母》是龙母题材剧中创作排演最早的戏，剧团曾在中国湛江、吴川、廉江、肇庆、云浮、广州、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演出，备受推崇；肇庆粤剧团的神话粤剧《龙母传奇》在肇庆、广州、香港等地演出时也深受欢迎，2000年3月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导演音乐奖、优秀表演奖、优秀音乐奖等九大奖项，创作演出均获得空前成功；梧州粤剧团的《西江龙母》在梧州、广州上演，2009年赴澳门演出获得成功，同年获第七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铜奖。传统的戏剧表演形式在匠心独运中寻求创新，粤剧龙母戏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表现出自然山水和道德情操美的高度统一，为人们形象地诠释了龙母精神与人格的艺术魅力。龙母戏以富有地方色彩的独特魅力赢得了观众喜爱，表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域风情和文化底蕴。
龙母戏主题表现的创造性体现在不同时代创作的粤剧龙母戏之中，重写更是有差异的创造。在主题表现方面，龙母的对手无论是南海龙王、赖布衣，还是赖巫师；无论是阶级的、言情的，还是地域文化的，对龙母“母仪龙德”的歌颂都是一致的，龙母形象的塑造也都趋于人性化。渐渐地，龙母信仰从图腾崇拜转向了宗族崇拜，从神灵崇拜转向了祖先崇拜。因此，在龙母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神”被“人”化的现象，在粤剧龙母戏创作中，从龙女、温飞琼到温龙女，龙母的形象塑造也越来越趋向于人性化。关于悦城龙母的传说，历代都有基本相似的故事情节，形成悦城龙母传说系统里的“拾卵豢龙”的故事原型，构成“慈龙子孝”的母子关系，反映出以龙为图腾的氏族信仰。丰富的龙母故事传说，为龙母戏创作提供着原生态的资源。依据民间传说，“拾卵”的情节在三出戏中都有讲述，带有母系氏族时期图腾崇拜的色彩，表现出龙母豢龙、养物放生的慈母情怀。不同的是，在龙母戏的创作中各具特色的变更。《悦城龙母》是“一卵一龙”，《龙母传奇》《西江龙母》是“一卵五龙”，也都各有所本。粤剧龙母戏的创作，充分地挖掘龙母文化独特的民间资源，获得了创作和演出的巨大成功，也提示着创作者要深入民间，选取优秀的传说故事资源，不断地融进现代因素与创新艺术手法，才能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苏常博士关注于龙母文化的传播。在中国南方，龙母文化的影响力不在妈祖文化之下。透过每年诞期悦城龙母祖庙前的参拜盛况，我们便可窥见龙母文化在当代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龙母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民俗，虽然历经千年，在当代中国却依然生命力旺盛。研究将龙母文化的传播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广阔背景之中，运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基于2010年和2011年的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收集的资料，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发现，我们试图去剖析不同权力主体对龙母文化在当代传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交织于它们之间的微妙的互动关系。龙母文化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事实上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图景：既有国家新意识形态对于仪式传播的挪用，又有市场产业发展对于文化资源的挖掘，更有转型社会民众对于“心理鸡汤”的渴求。国家、市场、社会是龙母文化在当代传播的重要权力推手。同时，我们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亦认为权力的行使应适度有限，否则容易造成对文化的破坏和消解。长远而言，龙母文化的传播应该尊重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才能使龙母文化在中国当代的传播中演绎出更炫耀的光彩。
杨红军博士从民俗学角度研究龙母文化现象。与中原文化典籍中的龙形象相比，南方传说中的龙母减少了神秘莫测的威严，更加贴近人民生活。中原文化的龙是一种天神，穿云破雾，具有特异功能；岭南之龙则生活在水中，在龙母传说中，龙子生活在水中，又具有天龙的特异能力，能够呼风唤雨。神龙在民间传说中不再是不见首尾，而是由人抚养大，与人类朝夕相处，凭借特异功能，为民造福的形象。南北方文化的融会贯通，既提升了本土文化的宏大气象，又积极吸收了异质文化的人文精华。传说中的龙母渗透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1076年，宋朝宋仁宗皇帝特意为广东悦城龙母庙题赐了一块“孝通”匾额，龙母庙因此改名为“孝通庙”；同时也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众生平等观念，还有一些佛教仪轨，比如，放生鲤鱼、适时斋戒等。文化融合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并大大增强了感染力，既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又使民俗文化仪式所具备的思维力量得到加强。“德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课题组在对龙母文化的起源流变、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精神内涵等方面展开研究，从岭南人民对龙母的崇拜中探讨岭南人民的图腾崇拜、宗族崇拜、母性崇拜等观念，进而探讨龙母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刻影响。
上编
德庆龙母文化的民俗学研究
杨红军第一部分 龙母民俗活动的文化融合作用据有关文献记载以及龙母庙相关古迹考证可知，龙母文化发源地在今肇庆市德庆县悦城江水口，此地处于珠江水系主干之一，是西江由广西流入广东的水路交通要塞，上游连接广西重镇梧州，下通广东肇庆、广州等地，在以航运为主的交通时期，成为西江沿岸重要的河港和军事要塞。据古文献记载，秦时此地成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地，“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1)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崇祯《肇庆府志》载：“其偏踞岭西，群水所经，溪炯多而沃壤少，然居南海上游，转轴两越，南陈南汉，(2)托始于此自移节镇，文武揍集，居然都会矣。”《资治通鉴》记载：(3)“（秦）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南北文化交流促使地方文化迅速与中原文化融合，显示出文化本身的勃勃生机，以及弥合地域冲突的整合作用，这也是龙母文化在此时此地发展，并逐渐成熟的主要原因。
首先，岭南文化在秦以前，具有极强的生机与独立性，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此地自古就风光秀丽、山川秀美，既有连绵不绝、常年碧绿的山峦，也有水网密布、物产丰富的盆地和平原。但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连接比较困难，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开发本土资源相对其他地域较晚。尤其是在秦以前，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极少，导致其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对独立，南北风格差异很大。岭南古代为百越之地，现在指中国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其次，秦汉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岭南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逐渐被统一。龙母文化就诞生在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并流传至今，经历数千年而历久弥新。在秦始皇时期，随着战争和统治阶级开疆拓土的步伐的推进，原本几乎互不往来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南北文化交流在人员迁徙过程中逐渐增多，大规模文化融合现象成为大势所趋。先是在战争进程中，大批兵士和耕战农民来到岭南，形成直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在统一六国后，秦军将领屠睢受命开发南疆，统兵50万分5路向越人发动进攻，他们开始征讨岭南时遭到顽强的抵抗，秦军损失惨重。后来又经历多次增兵，迁徙人口也越来越多，战争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在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南迁人口又大幅度增加。战后秦在岭南设置郡县，对南方广袤土地实施军事镇守和经济行政管理，这是岭南地区行政上归入中央王朝管辖，文化上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开端。此后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秦政府又征派大量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等迁徙至此，改变了当地的落后生产面貌，丰富了本土文化，进一步开发了岭南。当时最为重要的工程之一，是秦始皇下令开凿了灵渠，把长江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打通了南北两大水系的交通。开凿灵渠的原初动因，是为了在战时给秦国军队运送兵员、武器和后勤补给物资等，于是，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雄心勃勃授命监御史禄，征发大批兵勇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修建一条规模宏大的人工运河。在史禄的主持带领下，秦军与被征发的大批民众经过艰苦的劳动，几经寒暑，最终于公元前214年，成功开凿灵渠。从此以后，两大水系互相贯通，交通便利，从湘江用船运来的粮饷，可以顺利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域，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为前方军队的后勤与人员供给创造了较好条件。灵渠如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至今仍然发挥着水运、灌溉等重要功用。灵渠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南北渠、秦堤、陡门等，完整精巧、设计巧妙，通三江、贯五岭，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灵渠从开挖成功，至今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在清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它对于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龙母文化的诞生就是其主要成就之一。一、神与人：龙文化的南北融合
秦代以前，中国南北方人民关于龙的文化思考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北方传统龙文化主要是一种形而上的天神信仰，南方人民对龙的原始信仰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形而下的鬼怪形象。关于龙的传说形象，古代岭南百越人主要认为龙生活在人世间，是一种神秘莫测、行踪难测的水怪，所以经常会伤害到人，故在文化观念中多是担心它们突然出现，兴风作浪，伤害水边居民和渔人。《淮南子·原道训》中对此描写说：“人民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诱注曰：“披，剪也。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4)虫’。”与此不同，龙在中原文化中的意义大异其趣，它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在这里人们一般认为龙是一种高贵又法力无边的神祇形象。据后人研究思考，中原文化中龙形象的诞生首先和天象有关，古人在远古时期希望掌握世界的运行规律，以便安排生活和生产活动，他们最初了解世界的办法是仰观天象，通过总结天象演化现象得出一些规律性见解；俯察大地，分析草木荣枯、季节变换的节奏，因此对日月星辰的周流变化以及对自然世界变化的对应情况非常敏感。在这个过程中古人观察到将黄道（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中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其中东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连接起来的形象，活像一匹栩栩如生、勇猛强大的动物，随着该形象与自然变化的互相呼应，感觉它好像具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龙。《周易·乾卦》中有用“六龙”来解说世界变化规律的爻辞，其中具体描写很像是苍龙星座六星流转天象的描写。《彖辞》中说：“……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在古代漫长的天文地理观察过程中，古人为了发现总结自然规律，努力把天象变化与人间生活工作的具体事物建立联系，以便做出预测和防范灾变等。王侯会安排比较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专门负责天文工作，《尚书·尧典》中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是此意。文献中关于龙的形象的记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也是因为观天象解人事贴近具体生活早已深入人心，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卷三十）这同时也是神话传说发生、发展的群众文化心理基础。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等星相后来作为威力无穷的象征，被合称为“四象”，又被演化成富有传奇生命色彩的四方四神。在军队文化发展中，这四神由于经常被军队描绘在军旗之上，代表四方阵容的精神风貌，因此四神逐渐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行军打仗时士兵的保护神。将士们与之形影不离之后认为这些天象可以代表一种神奇的魔幻力量，可以鼓舞士气，保佑军队逢凶化吉、战无不胜。《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对此评论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龙的形象在文化中不断被细化，成为一种吉祥威猛的神性形象。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古时也有人们以龙作为四时之神坐骑的说法。《山海经》云：“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在古代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龙的形象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秘形象，并逐渐被人们赋予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神秘莫测的能力，《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与典籍记载的龙形象相比，在民间传说故事中，龙母的形象更亲民，可见人们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把南方的民间传说与北方严肃的龙文化互相结合，融会贯通，把神秘自然与人间生活融为一体，把世俗现象与神界想象合而为一，既提升了本土文化的宏大气象，又积极吸收了异质文化的人文精华，成为文化融合的一个经典形象。文化融合是指来自外部的文化和本土内部文化的不同特质，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逐渐相互吸收、渗透，最后融为一体形成新文化形象和理念的过程。它以文化的共鸣同化或情感呼应为标志，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细节彼此改塑对方，经过长期多方面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最终融为一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冲突曾经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而文化融合却可以巧妙地帮助人类避开因文化分歧而引发的不同阵营的残酷斗争，并迅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南朝时期刘宋文化名人沈怀远著作《南越志》中有目前认为是最早的关于龙母传说的记载。《南越志》曰：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其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许，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二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五尺许，得鱼渐多。尝游波中，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卒止，不能召媪。媪殒葬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
在以上所记载的传说中，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天与地相结合，中原文化的龙是一种天神，穿云破雾，具有特异功能，岭南之龙则生活在水中。在龙母传说中，龙子生活在水中，又具有天龙的特异能力，在唐刘恂的《岭表录异》里，已经和呼风唤雨有关系。其次是神与人相联系，神龙并非不见首尾，而是由人抚养长大。最后是王权与民力互相尊重，神龙象征神圣王权，百姓不可违逆丝毫，但是龙子代表民意，却可以与王权进行对话，主张自己的观点。龙母信仰的这种文化融合寄托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愿望，自然力有神秘莫测的一面，非人力所能理解和驾驭，因此信仰仪式一方面以敬畏龙神的方式表达顺应自然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以人神共存的故事表达自然赐福人类的愿望。比如沿袭至今久盛不衰的悦城龙母诞庙会等民俗活动，每逢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信众就会庆祝龙母生辰诞，八月初一至初八是龙母得道诞期，各方善信也都会自发来到悦城龙母祖庙，通过一整套庄严肃穆的民间活动，庆祝龙母得道，人们竭尽所能，贡献出最好的土特产品，表演最经典的民俗活动来表达对龙母的敬爱之情。这些活动主要包括：（1）摸龙床。信众到龙母梳妆楼上的龙母床上摸摸龙枕、龙被和龙帐，口中祈祷着：“摸摸龙枕，高枕无忧。摸摸龙被，一年好到尾。”还有不少信众祈祷早生贵子。（2）饮圣水。人们相信龙母圣水具有神奇功效，争相饮用，远道而来的信众也会将其带回家给亲人喝。这圣水来源于龙母庙后面的矿泉，据专家研究，该矿泉水属于硫黄矿泉，具有一定杀菌功能。（3）服香灰。等待拜龙母的香燃尽以后，取少许香灰，用水送服，祈祷平安。（4）吃“金猪”。用烤乳猪供奉龙母，等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分而食之。（5）鲤鱼放生。在龙母得道诞期间，人们会隆重举行一个放生活动，鲤鱼放生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民俗活动，希望放别人一条生路来为家人和自己积德、造福。（6）盖龙母金印。金印本来只有皇帝才有权使用，老百姓让龙母来给自己盖龙母金印，既显示了对龙母的高度信赖，又表达了龙母平易近人的人文关怀，民间用它来辟邪。需要盖龙母金印的人们只要备好新毛巾即可。（7）烧幽。老百姓不但为自己祈福，而且要表达关心别人的布施心，他们常常在进行鲤鱼放生时，烧一些香、纸钱、元宝，燃放鞭炮，祭祀小鬼。（8）戴龙母符。人们相信龙母符和神像经过开光以后，便会具有神秘的能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免祸消灾。龙母祖庙那里的商铺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龙母符。例如：龙母神像护身符、水府元君护身符、十二生肖金箔龙母护身符、龙母护身卡、龙母平安符等，请一个带在身上，时时提醒自己，小心做事、与人为善，自然也就会心想事成。二、儒道佛：龙母文化融合的思想基础及其表征
古代岭南百越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繁荣庞大的部落联盟，其名称是苍梧，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后来成为这个区域的地方名称延用下来，至今还有苍梧县保留古代文化痕迹。苍梧这个地名可以追溯到虞舜时代。《战国策·楚策》曰：“楚南有洞庭、苍梧。”《汉书音义》曰：“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正式设置苍梧郡，当时统辖区域甚广，包括广信、猛陵、谢沫、高要、端溪等十县。龙母在传说故事中的故乡悦城镇地属德庆县，德庆在汉代称端溪，故古代悦城隶属古苍梧郡管理，此地相距苍梧郡一百公里左右。悦城龙母庙坐西北向东南，呈现出民间青睐的背山面水风貌：背靠五龙山，因为在那个山顶上呈半月形横向开出五个山峰，故被当地人称为五龙山；后山背后叫金鸡岭，前面有一个开阔的水面，右边是西江河，左边是悦城河，两水就在龙母祖庙的前方汇流，龙母（一位乐善好施的温姓姑娘）的坟墓就位于龙母祖庙的左边，与龙母祖庙的座立方向保持一致。龙母祖庙至今依然是龙的传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信众“四海朝宗”的圣地，龙母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此地龙母文化的发祥与秦汉时期当地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形态有密切关系。这里又是交通枢纽，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这里也成为中原文化同海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这里是交趾刺史部七郡的中心地区，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很快。由于文化事业发达，诸多文人贤达聚集于古代苍梧地区，所以教育视野开阔、思想先进，官私学校迅速增多，经学研究也人才辈出。经济交通发达又促进了文化交流的繁盛，使此地逐渐成为南方诸郡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方。由于官方管制比中原地区更为宽松，东汉末年的苍梧成为中国重要的学术自由之地之一，比如广信县陈钦、陈元三代人传承的古文经学《左氏春秋》造诣颇深，其影响甚至曾经轰动京师。在丰富文化的熏陶下，当地民风醇厚，读书治学受到扶持，在苍梧地方富裕大士族的资助下，先进知识分子受到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待，治学环境尤其自由和宽松，本地文化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连续数代享誉南方各地。到了东汉末年，按照《牟子理惑论》中所载细节可以推知，中原地区人民在刀光剑影中民不聊生，“独交州差安”（牟子语），“中原士人来避难者以百计”（《三国志·士燮传》）。因此，此地的文化融合非常活跃，期间出现两位推动文化融合的历史文化名人彪炳史册。其中一位是东汉末三国初年的苍梧逸民牟子，他创作了佛学论著《牟子理惑论》，文前有汉末苍梧太守写的序传，清末民初广东学者梁启超说：“《牟子》以调和儒道释三教为职志。”
牟子生活在中原，那时儒家、道家文化受到青睐，他从小勤于学习儒家经典，并与道家术士互相交流，在道学上颇有心得。后来他又到佛教兴盛的交趾去修学佛教知识，可谓集儒道佛经典文化于一身，这几种文化从不同角度教化人民具有共同的人文宗旨，不同学说互相砥砺又融会贯通、圆融无碍。他对吸收多种文化精华的态度是立足现实，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他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同时，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吸收营养：“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惑于外类，失于中情。”（《牟子理惑》）他把“佛”与“道”的思想关联起来，认为佛所说的“觉悟”相当于道家分析的“无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援引儒家和道家的主要论点，融合佛学基本思想，辅导世人放弃尘累，洒脱生活，帮助人们消除对外来文化的敌对态度，积极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优良一面，从而达到融会贯通、和谐共处的目的。研究中国佛教史卓有成就的汤用彤教授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适为过渡时代之人物，则《牟子理惑论》者，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此地另外一位文化名人是融合儒佛精髓的契嵩禅师（1007—1072年），他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于藤津（今广西藤县）。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享年六十五岁。庆历年间（1045年前后），契嵩居住在杭州灵隐寺潜修佛学。皇祐年间（1051年前后）携壮志来到京师，当时儒家对外来佛教文化极为排斥，为了弥合儒佛两家文化的尖锐冲突，挽救佛教于狂澜既倒，他先后两次创作万言书陈述佛教情怀上书皇帝，其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深得京城高僧、大儒信服，仁宗因此为他赐号明教大师。后来契嵩又归隐深山，最终卒于山林。佛教本来是印度文化，经历高僧大德辗转传入华夏之后，异质文化产生的形神冲突逐渐升级。儒家思想初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由于两者有较大差异，融会贯通比较困难，两者相互对峙甚至水火不容，于是各自领袖人物之间展开了长期激烈争论。儒家参与争论的学者认为首先一定要捍卫安邦治国之本土文化的尊严，反对佛教的过度渗透导致人心离散，败坏社会伦理秩序。他们指出佛教乃夷狄文化，具有对儒家伦理的反叛性，不符合本土文化秩序，更不能在中国流行，否则会惑人身心、乱人耳目，对社会管理造成的恶劣后果不堪设想。契嵩精通儒家经典，文质兼备、博学多闻，曾经著作《原教》《孝论》等辨析文章十多篇，阐释儒佛两家文化可以贯通的光明前景，与当时极力辟佛的活跃学者据理力争打破文化垄断。他的作品有《镡津集》二十二卷，后被收集在《四库总目》中，成为重要文化遗产，流传于后世。
契嵩融汇儒佛文化的思想在弥合两者争端中大放异彩，对文化引进和提升本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文学界诸位名流看到当时各种思想互相激荡，人心不定，于是希望整合思想，欲崇尚古文运动主张以中唐文学家韩愈等人的文风为典范，把儒学道统放到一个极为尊贵的位置，特别是要标举出与佛教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用本土文化的强势进攻来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契嵩看到文化专制势力排除异己的行为，认为取消文化多元化生存机会会严重扼杀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为了克服人们对外来佛学的蔑视和反抗行为，消解对立情绪，融合两者精华推进文化新生，他写出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章《辅教篇》，在文章中他详细阐明，儒佛两种文化在表述上虽然差异比较大，但内在思想方面存在很多人文教化的相通之处。为了增强说服力、扩大影响，他又继续上奏朝廷，坚决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由于他的议论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上至仁宗皇帝，下至众多文人士大夫，听闻之后无不为之震动，社会各界名流开始重新思考外来文化的合理性，重新评估佛学的理论思想和社会价值，尊重其学说在认识世界和管理社会中具有的积极影响。就具体议论内容而言，契嵩在《辅教篇》一文中阐明，儒佛两种文化虽然在理解宇宙、社会，指导为人处世等方面有很多形式的区别，比如儒家重于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佛教重于清心寡欲、随喜安隐。但其目的相同，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以人民福祉为依归。“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他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进行比较分析，他提出“孝为戒先”，并将这一重要命题对两者进行符合情理的沟通。他阐释说，佛教以戒律包含孝敬之意，其孝重在理念；儒家之孝重在遵守《孝经》中具体的孝行规则，理念和行为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佛教哲学强调不二法门正是此意。因为他对孝敬的佛学解释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令人心服，所以契嵩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一代孝僧”之美誉。他说：“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修此五戒，则资之所以为人，大孝。如果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配，即不杀，就是仁；不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因此他认为儒佛形式不同而其质同：“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五戒是“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如果从佛教的人乘来说，它也可以说是儒家修身要求：“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成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阴自修者，而父益其(5)善，子益其孝，夫妇兄弟益其和，抑亦众矣。”契嵩在他的文章中，大力提倡佛儒同源思想，以此来融会佛儒，宣传佛法。“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6)焉。”契嵩的儒佛沟通论思想为人类两大经典文化的融合，提升文化总体品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间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吸收，需要借助一种更加形象化的通俗载体，传说中的龙母形象就成为一个通俗文化载体，同时蕴含着忠孝节义等精英文化的深刻内涵。首先，龙母是一位能“仁”的温氏慈母，“仁者爱人”，传说中她是一个勤劳的人，时常浣纱于程溪，忽然有一天，在水边捡到一枚奇怪的巨蛋，她担心有人不小心破坏了这个五彩斑斓的宝贝，所以天天抱着它睡觉，后来彩蛋破壳竟然孵出了5条活泼可爱的小龙子，消息不胫而走，温氏从此被当地人称为龙母。龙本身具有神奇的超人能量，而生活在人们身边的这个龙母却对龙有着养育之恩。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征服自然，实现安居乐业的渴盼，也反映出古代人民在面对风云骤变、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时，希望得到母亲般细心呵护的心理。0古代悦城虽然是大批商贾来往之地，但此处“临江，江水自西粤来，谓之西水，每岁夏秋间，淫雨连日，则江水暴涨，漂屋庐，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门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咫风，夏日时作，发屋拔木……每四五月，西水发时，粤西大山深涧，冲下孔雀粪及毒蛇、毒虫、红虹叫等恶水，由封川、德庆绕(7)郡而东，水如黄河之浊，饮之腹肿闷胀，所谓瘴毒也”。虽然龙可以兴风作浪，但龙母既可以驯服龙子，又对老百姓充满仁爱，所以她就可以帮助人们战胜自然灾害，带来风调雨顺，龙母信仰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安全的慰藉，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流传千年。龙母故事的文化主题之一是重视宣扬孝道观念，于是1076年，宋朝宋仁宗皇帝为宣扬教化“以孝治国”理念，特意为广东悦城龙母祖庙题赐了一块“孝通”匾额，这座龙母祖庙因此改名为“孝通庙”。“孝通”二字，表达了“龙母以孝行教导五龙子，龙子又以醇厚孝德报答龙母”的传统孝道教育思想，来这里烧香磕头的老百姓一看到这个匾额，或者听到这个名字，孝道思想就会得到强化，此地的山、水、故事传说、建筑都能让人们具体感受到龙子对龙母的一片尽“孝”之情，自己的心灵就会受到深刻的感染。古代社会的孝道伦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事父母，二是尊祖敬宗。贤达先人一般认为人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就能穷通幽明，入乎佳境，得到大家认可。《论语·学而》说：“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龙母信仰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众生平等观念。首先是男女平等，人们像礼拜菩萨一样朝拜龙母，焚香叩头，使女性形象摆脱男尊女卑的禁锢，这种仪式无形中会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较大影响。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女性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在后来很长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在殷商末朝，由于商纣王荒淫无道，宠幸妲姬，荒芜朝政，误国殃民，烽烟四起。周武王率众推翻腐败政权之后总结经验，明确提出“牝鸡司晨”各负其责，不能干涉朝政事务。周公后来为了防止“红颜惹祸”，更进一步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得到强化。比如在桓公十五年，郑厉公暗中指使雍纠去刺杀政敌祭仲，事情由于准备不足仓皇失败后，雍纠被逮捕杀害，郑厉公被迫狼狈出逃。史官对此特意描写说，“公载以（雍纠尸）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史官在如此激烈的皇权斗争中专门记下这一细节，说明当时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愚不可及、不可理喻，女性的屈辱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西周初期，由于沿袭夏商习惯，女性还有一些参与社会重要活动以及朝政大事的史迹记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献记载的女性公务活动逐渐减少并且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歧视。比如《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妇人”是指武王的妻子邑姜，因为女人不能算是臣，所以孔子对此发表评论说“九人而已”。在两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儒家伦理道德建设的著作中，提及此论的数量急剧增加，最著名的是《列女传》《女诫》。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刘向在《列女传》一书中大肆鼓吹“夫为妻纲”等伦理观，大力提倡对女性进行接受男尊女卑观念的文化教育。东汉班昭联系自身体会特意编撰《女诫》，系统表达了女性服从男性地位的行为和理论，并为女性制定了细致严格的角色行为规范，“妇不贤，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妻子如果我行我素违反道德规范，“天则罚之”，对女性的要求更加严密残酷，缺少平等自由的人文关怀。应该说如果是为尊重男性而对女性制定一般性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并无不妥，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剥夺其应有的权益就会适得其反。龙母传说的诞生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女性的尊重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点是一致的，至少可以与佛教结成文化同盟对抗鄙视女性的错误观念。佛教看待一切生命都有最终极意义上的平等、自由，遑论女性。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佛性平等，他巧妙地化解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减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审慎而技巧性地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大般涅槃经》曰：“若有不能自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可见两性尊严相等，“彼丈夫我亦丈夫”，根本没有必要甘受屈辱。
其次是官民平等观念，既然众生平等，官对民的绝对控制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在龙母传说中，秦始皇的意志也可以受到民间力量的挑战，可见平等观念已经深入民心。“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卒止，不能召媪。媪殒葬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南朝沈怀远《南越志》）
另外，还有一些佛教仪轨被人们融合到龙母文化中，比如，每逢庆典人们到西江放生鲤鱼，不吃鲤鱼、爱青龙（即小青蛇）、适时斋戒、禁欲等。有一些龙母庙同时供奉道教八仙等，说明道教的文化因素也被龙母信仰吸收进来，增强了文化的含摄力量。为了让龙母形象更加接近群众，龙母庙的管理也顺应人民的心理需求，让她成为人们表达心中诉求的亲切慈母，关怀子民追求幸福的愿望。因此龙母祖庙每年的固定节庆活动比较多，除了大家现在普遍公认的“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庆活动外，龙母祖庙还有自己独有的固定节庆活动，如每年正月的龙母祈福月、正月初四的龙母开金印、正月廿二的龙母开金库、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诞、八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得道诞（八月初八为龙母水灯节）、十二月廿八的龙母感恩节等。在节庆活动期间，参观游览人数平均每天有约2.3万人次，其中游客人数最多的一天达4.2万人次，而在非节庆活动期间，参观的游客人数平均约1000人次，其中游客人数最少的一天可能只有200多人次，因此龙母祖庙的参观游客分布不均，呈两极分化状态，旅游淡旺季十分明显，节庆活动期间的日平均游客数大约是非节庆活动期间的23倍。节日典礼安排简明扼要，由于顺应群众文化心理，所以深受广大信众喜欢。比如龙母开金库活动是悦城龙母祖庙传统的庙会活动，一年一次，每年正月廿二举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活动当天，善信从四面八方前来龙母祖庙，庙内庙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诚心种福，请龙母金锁匙“开”金库，祈求龙母赐福，期望新的一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生活美好。活动步骤如下：①到活动现场（正殿）列队；②往种福箱投种福金；③从“龙母金库”箱里请出“龙母娘娘赐财券”及“金锁匙”带回家，祈求龙母保佑新的一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④参拜龙母，祈福许愿；⑤年底还库谢恩。图1 悦城龙母庙开金库之盛况三、文化融合增强了文化的摄持能力
文化融合是在本土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积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采取方式之一。人类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自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在古代，由于交通交流不便，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独立性较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经济贸易、文化交往的范围不断拓展，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所难免。各种文化之间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社交礼仪及价值取向，因此消极的碰撞会引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冲突甚至长期的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而积极的文化融合就会放下各种偏见，积极吸收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进步。以下主要以2010年亲历梧州龙母生辰诞的笔记为例来分析本文关于文化融合增强文化摄持能力的观点。
广西梧州是西江的流经之地，与广东封开交界。车到梧州，壮阔江面以博大胸怀接纳了四方来客。龙母生于斯，庇佑当地人民，造福万家，利泽天下，与西江之博大融为一体。龙母太庙依山而建，白云山顶，38米之高的龙母塑像宛如腾云驾雾，悬浮空中，金光闪耀，无比神圣。普天之下，无不在龙母慈爱心怀的庇佑中。据《梧州十大姓》记载，龙母生于周赦王二十五年（前290年）五月初八，开诞仪式在夜里举行，梧州城刚入夜，白云山灯火通明，香火不断，善男信女们聚集在龙母庙，等候龙母诞辰2300年的到来。龙母生辰诞庆典活动的承办方在白云山脚下搭建了舞台，为龙母诞献上一份具现代气息的盛宴。白云山顶，龙母圣像在这座寂静古城的夜幕下绽放圣灵的光芒。穿透山野的肃穆钟声，不时回荡在游人的耳畔，为梧州古城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调研组向着山顶的光芒，沿山路拾级而上。台阶隐没在林木之间，点点香火点缀其间。俯身回望，西江景观一览无余，在城市灯火的映衬下，西江与梧州城交相辉映。游人有幸在龙母脚下，站在圣人的角度看世事繁华，心中顿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感。登至山巅，龙母神像俨然如天之圣物，游人感慨万分，在龙母脚下，万事万物皆空，龙母的博大、仁慈成为至上的信仰。仅凭这份崇仰，龙母在世人心中便可达到超然的境界。
由远及近的鞭炮声中，龙母生辰诞开诞仪式揭开了序幕。每年的开诞仪式大同小异，广场上彩灯高挂、灯火通明，右侧的五条石柱肃立水中，石柱上的龙纹在灯光的映衬下栩栩如生。众多港澳善信者和当地民众在场下虔诚恭候庆典的正式开始。1．钟鼓爆竹齐鸣
爆竹历来是神灵下凡或上天之时必鸣之物，晚上8点30分，白云山上鼓声、钟声、炮竹声齐响，鞭炮的烟雾在空中腾起一朵祥云，预示着龙母的降临。当地人民称此仪式为：奏发财钟、击平安鼓、燃庆典炮，希望来年财运亨通、平平安安。2．龙母出巡
此环节为龙母巡察西江，一队人马从台后列队进场，灯笼、旗幡高挂，演员们个个盛装打扮，侍马随从，胭脂粉黛，台上一片喜庆。3．烧猪、水果、鲜花供奉龙母
旗幡下，四名壮丁抬着一头烧猪虔诚地向台中央迈进，侍女手托鲜花、水果，碎步上前。龙母乃仓吾部族首领，百越子民因循古时祭祀之礼，在每年的龙母生辰诞上为龙母奉上贡品，祈求龙母庇佑。4．众人向龙母三叩首
在主持人的组织下，在场人员全体起立，向龙母三叩首。一叩首龙母福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叩首龙母福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三叩首龙母福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叩首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表达了民众对神灵的敬畏与崇仰，通过这一仪式进一步弘扬和传承龙母精神，使龙母勤劳、勇敢、善良、智慧、宽厚、慈爱、利泽天下、为民造福的品质深入人心。5．颁发龙母懿旨和接承办旗
此环节甚是庄严，古装打扮的钦差手持懿旨进行宣读，着现代服饰的活动承办方下跪承接懿旨，两个不同时空的人在此神会，颇似古代神灵穿越时空，将福祉带给当代人。6．猛龙贺诞表演
鼓声一起，火球一个跟斗翻出来，引来长龙飞舞。你追我赶，鼓点参差，猛龙上下飞越，时而虎视眈眈，时而辗转徘徊。舞到高潮之时，一团火焰从龙口喷薄而出，顿时火光四射，全场掌声雷动。7．群狮贺诞表演
群狮一出场，锣鼓喧天，钟鼓齐鸣。六头雄狮摇头摆尾，在木桩四周来回起舞，红黄两色充斥在广场之间。一回望，二徘徊，雄狮纵身跃上两米高的桩上。采青是舞狮的高潮，狮子跳上凌空的木凳，下面正挂着青菜，采青的过程中，它又上演了一段狮子戏水，活灵活现的动作将狮子的灵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的俯身一气呵成地完成采青的使命，霎时群狮齐舞。龙与狮自古是人们敬仰的神物，舞狮在龙母生辰诞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图2 广西梧州龙母庙龙母诞·舞龙表演8．龙母金船游西江
龙船在一片金光闪闪中，游江一周，将福泽洒向人间。五龙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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