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别琳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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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党与民初政治1912—1914试读：
绪论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政治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以文本形式传承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历代帝王将相的统治史，以至于人们往往把政治史与历史等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进步，西方学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传统史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转变，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从关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向注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历史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充。首先向欧洲传统史学代表兰克学派发起攻击的兰普雷希特（K.G.Lamprecht,1856-1915）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而应扩大到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诸多方面。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逊在其颇具影响的《新史学》一书中也开宗明义道：“从广义来说，一切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
在西学东渐的总体背景下，“新史学”在中国也得到倡导。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的以政治史为基本内容的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提出史学研究要以“民统”代“君统”、为“生人”不为“死人”的新义，史家之天职在于“叙述人群之进化”并求其“公理公例”，要离开将历史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的传统立场，关注“匹夫匹妇”的社会生活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新史学得到进一步提倡。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西方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杜威的实验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鲁滨逊的综合史观等被陆续译介到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他们利用西方新的治史方法，对传统的古史体系进行批判考辨，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正如顾颉刚所说：“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可言。”
20世纪30年代，以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和布洛克（M. Bloch,1886-1944）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诞生，成为西方倡导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在对传统史学发起攻击的同时，提出了“总体史”概念，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在此观念的指导下，年鉴学派致力于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中国的实证史家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把精力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政治史不再是其关注的重点。在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与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传入中国，出现了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独尊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政治史也因政治的需要而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当时的“政治史”几乎就是“革命史”的同义语，中国史学研究一度完全游离于西方新史学思潮之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人文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被介绍到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陆，“新史学”再度受到提倡和追捧，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新潮流，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等逐渐成为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新史学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使史学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在新史学的生长过程中，在传统史学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史则在有意无意之间受到冷落，中国的史学研究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正如杨念群指出的，到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 ‘文化史’和 ‘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
但是历史研究重心及兴趣的转移并不表明政治史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政治史固然限制了史学内涵的发掘，历史研究中“政治挂帅”的现象固然不正常，但将新史学与政治史研究摆在对立的位置显然是对史学发展方向的误导。政治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常春藤，其生命不会也不应该因史学领域的拓展而枯竭。从学术领域的关联性角度看，许多被认为是史学新领域的研究如社会史、文化史，与政治史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迫切现实使得国人的视线总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建立及政治路线的选择这类政治问题；如果脱离了政治史研究，近代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史学发展方向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追随西方。20世纪初，西方以疏离政治史和关注社会史为重要特征的“新史学”的兴起除了学术的内在理路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已经经过漫长的初期发展，进入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人们对政治及政治史的兴趣自然被其他问题所分散。在近代中国，从晚清开始，迄于民国，其间经历的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变迁，以及“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西方政治路线的选择，虽然伴随着众多相关问题的发生，引发了复杂的历史音调，但政治史则无疑是这部历史交响曲中的主旋律。没有政治史的中国近代史，在事实和逻辑上都不能成立。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而言，政治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所谓政治制度，是指国家组织社会和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等。近代中国处于由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型的急剧变化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开启，国人先是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后又逐渐感受到了不同于中土实施的陌生的政治体制及民主思想。部分国人开始思考中国落后之原因，意识到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是其发达富强的重要原因。日本在实行宪政后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更是给当时的国人以很大的刺激与启发。进入20世纪后，国人掀起了要求仿行西方实行宪政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形成了三种政治势力及三种不同的运动方向：一种是以清朝统治阶级为首的官僚们迫于统治危机而被迫实行的预备仿行宪政；一种是由孙中山等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一种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立宪派所要求实行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革命党人无疑是其中的主导力量，但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一派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合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民初共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两派共同对抗清政权的结果。
这一历史因缘决定了民初政治制度建设中双方复杂的关系互动。当时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昔日的立宪派，均希望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移植到中国，而作为议会政治主要内容的政党政治也于此时在中国风行一时。“立宪政治，惟有政党为能运用之”, “凡立宪国不可无政党而可以利用之也”, “夫立宪国之命脉何在，在于政党。政党意思之所在，亦即为立宪国政治根据之所在，稍明立宪原理者，类能言之”。“政党之于宪政，如车之有彀，舟之有舵，失此则不能运转也。”基于对政党政治的这种认识，两派势力均积极组织政党，出现了组党热潮，以致政党林立，几个较大的政党以议会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的斗争，希图通过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而组织政党内阁，以便掌握政权，实现其政治抱负。“凡政党以议会为战场，以议员为战斗员，以议案之计划为战略。”
民初政党虽然萧艾杂陈、名目众多，但主要可分为两大派：一个由前清革命派演化而来的同盟会、国民党，一个由前清立宪派演化而来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以及由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两者之间，前者激进，后者温和；前者趋新，后者守旧，两派政党一急一缓，互相颉颃，本可演绎出一幕健全的政党政治，从而在议会中互为补充，不但制定较为完善的宪法，而且可以制衡政府，实施其监督功能。可惜由于时人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认识的肤浅，两派人士都没能平心静气共谋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由于历史层积的恶感相激相抗，遇事争执，使得拥有实力的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旧军阀一派得以种种借口蹂躏约法，破坏民主，最后以一纸命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使得民初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国内学界以民初政党为研究对象者不乏其人，但一直存在重视对较为激进的革命派政党研究的偏向，对于相对“保守”的立宪派政党在近代中国政制建设中所发生的作用则不甚措意。即使有研究也多持否定态度。其实，“激进”与“保守”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规定性的政治范畴，两者在形式上处于相互反对的地位，却又具有同等的价值和真理性。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西方国家的成例。西方国家就有保守主义政党的存在，并且得到西方社会在政治价值上的普遍承认。
世界上第一个保守政党产生于英国。正如人生下来就有守旧与激进两种性格一样，人们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保守与激进两种倾向。早在1679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议会中为讨论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争执，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被称为辉格党（Whig Party原意为强盗），另一派被称为托利党（Tory Party原意为歹徒），这本是两大政治派别相互攻讦时借用的贬义词，后来则成为两大政党的正式称谓。辉格党代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利益，政治倾向激进，要求限制王权，提高议会权力，反对国王的弟弟詹姆士继承王位。托利党代表地主和旧贵族的利益，政治上相对保守，拥护君主特权，赞成詹姆士继承王位。托利党在政治上虽较保守，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党。1809年，托利党的机关刊物《每周评论》上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称托利党为保守党：“我们一直诚心诚意地热爱着人们所称的托利党，人们若把该党称为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也许更确切。”托利党成为后来保守党的前身。1832年，在英国第一个议会改革令颁布前后，托利党正式改名为保守党。1839年，辉格党改称自由党，标志着英国两党政治的正式形成。
保守党的诞生与英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保守主义在西方社会渊源深远，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阿奎那、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近代的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却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形成的。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暴力和恐怖为手段的社会激变，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保守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和议会活动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被誉为保守主义之父。在其《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柏克以充满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视这场革命是人类旷古未有的巨祸，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的毁灭，体现了其维护传统、强调秩序、墨守成规、反对暴力革命的保守思想。此后不断有人对柏克的保守主义进行阐释、发扬，使之成为近代西方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三大主义”之一，并成为西方政治思潮中的显学。
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英国保守党就是在柏克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催生的，保守党是保守主义在政治操作领域的表现。尽管在保守主义与保守党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但是保守党的许多政策却是与保守主义一脉相承的，如循序渐进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改革的公正原则等。
继英国保守党之后，美国1854年也组成了在思想和纲领上与保守党极其接近的共和党。美国政党起源于18世纪末的制宪会议。在议定宪法的过程中，基于对中央集权问题的不同主张，美国形成了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拥护中央政府集权的“联邦党”以及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反对中央政府集权的“反联邦党”。前者主要代表亲英的富豪及南部奴隶主的利益与愿望，政治倾向保守。后者主要代表北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派别，政治上相对激进。
英国与美国是实行两党政治的典型，其两大对峙政党，就其政策而言，均有保守与激进倾向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在西方得势，反映在政治领域，许多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保守党。法国有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德国有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日本有自由民主党，加拿大有保守党。与保守主义视政治的功能为“调和、平衡、节制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维护一个自由的、正义的、和谐的秩序”相适应，西方国家的保守政党一般把抵制暴政，维护自由，社会的平稳渐进发展视作其首要目标。由于其政策的稳健性，保守党多为社会所接受。近一百余年保守政党在西方国家的屡屡执政即为明证。
保守主义、保守政党因构成近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稳定因素而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但“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却备受排斥。正如刘军宁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激进传统的国家，‘保守’及其 ‘主义’，长期以来不仅受轻视，而且受到蔑视，甚至是严重的罪过。”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观点就是凡是革命的就是好的，是应该发扬的；凡是保守的就是坏的，是应该批判的。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在西方政治思潮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却没有市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大量的译介，却唯独没有对保守主义的介绍。这种认识上的偏见，在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史的研究领域有着鲜明的反映。
在民初试行西方式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过程中，中国也产生了类似西方保守与激进的两大政党的对峙。由清末立宪派人士为主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以及由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就是具有保守性质的政党，而由革命派组成的同盟会与国民党则是激进政党。对于民初政党史较早进行研究的谢彬就认为：“详观民国以来，国中两大党系（国民党与进步党）之抗争，总之不离夫自由主义与渐进主义之冲突。”谢彬说的“自由主义”与“渐进主义”其实就是“激进”与“保守”的同义语。民初进步党人士对于自身的“保守”性质并不隐讳，认为国民党“主张为急烈的”，而进步党“则比较的稳和”；国民党“日日与政府宣战，事事与政府冲激”，进步党“则调和之，宥恕之，且回护之”。
对于民初两派政党的激进与保守之分，民初国人已有所认识。著名记者、共和党党员黄远庸就指出：“革命与立宪二派，斯二者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认为保守政党人士之所以与国民党激烈对抗，一方面是因为双方交恶的历史，“一二首领以历史之所演而股肱心膂从而推阐之”。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自称稳健的该党党人多出身士绅家庭，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愿因剧烈的社会变革而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主张渐进改良。进步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汤化龙即常有一句口头禅：“政治不可以骤变，骤变必使新旧接不上头，引起社会混乱。”这派人鉴于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激烈派雅各宾派专政，认为由前清革命派演进而来的同盟会、国民党是一群暴民，担心他们掌权会导致“暴民专制”。
保守派政党虽有别于革命派，但与官僚派也存在重要的区别，大致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的“稳健派”。梁启超在进步党成立时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吾党惟一之任务在以稳健抵制暴烈，而以发扬抵制腐败，一方去腐败政治而守其老成持重之态度，一方去暴烈行动而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而欲引此二种人物同上政治轨道。”在共和理念上，以进步党为代表的保守政党与国民党并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在实行共和的手段上、方法上。进步党人在国民党被解散、国会政治失败后曾坦言：“吾人曾目国民党为共和急进派、理想派，而自称吾党为共和渐进派、实际派。夫国民党所主张者，若按理论上言之实无可以批难之点，吾人虽为该党之反对劲敌，然而理想上实与国民党别无何等差异。”
学术界早就有人将民初的两大政治势力冠以“激进政党”与“保守政党”名目，并对双方的政治特质作了概括。张玉法先生在其《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即辟有专节，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党等几个主张相对激烈的政党称为“激进派政党”，而将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及进步党称为“保守派政党”，并分别对两派政党进行了界定。认为激进派政党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与政府对立的；第二，政纲超越政治传统，但切实易行；第三，其运动力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切。”与之相对应，保守派政党则“第一，拥护政府政策或依附政府；第二，政纲的精神不脱离政治传统；第三，运动方向以官界和上层社会为主”。张玉法对保守激进两派政党的界定，基本可以用于本书的相关研究。
民初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历史结局对此后国人的政制取向影响深远。尽管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因其运行中弊窦丛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诟病对象并被国人抛弃。但在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围绕“五五宪草”的制定，在三民主义的宪政论者与西化的宪政论者之间却掀起了“改造代议制”抑或“重回代议制”的争论。说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一度失却，使中国政治处于某种失范状态，政制选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西方式的议会制、政党制没能重回中国，但此后南京政府时期的国民代表会、参议会等多少是借鉴议会政治而成，组建政党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企图参政议政的无可替代的形式。因此，探讨民初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行及其失败原因，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政制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拟以进步党为个案，抓住其“保守政党”的政治特质，将其置于民国初年政制转型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派政党的成立，政纲、政策的制定，与袁世凯关系的离合，以及与国民党在民初政局中复杂政治互动的分析，展示出当时依托于议会舞台的各派政党力量的对抗、消长，以便对民初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中国运行以及历史结局有更深刻的认识。
不过这里需要对进步与国民二党的“互动”作一界定。民初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其复杂，既有议会之内的对峙，也有议会之外的相争；既有协同一致之时，更多的则是逸出法律范围之外的恶性互斗。故谈互动理应包括上述几个方面。但民初之政党因应议会政治而发生，政党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表现在议会之内。尤其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前，国民党也认同议会政治的原则，其活动多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与保守派政党的互动主要围绕议会进行。宋教仁案之后，国民党与袁世凯矛盾激化，其激烈一派议员纷纷离京南下，在孙中山的倡导下，重新恢复革命党本色，走上武力讨袁之路。尽管该党稳健派议员仍留在议会之内，但已不是国民党的主流，故二者之间的互动也就不限于议会之内了。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学界对带革命党色彩的国民党研究一直较多，对于此阶段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互动也多有着力，对于这些研究的评价，笔者也多认同。而学界对于国民党在民初议会内的活动，尤其与进步党的互动则涉猎较少，故笔者详其所无，略其所有，大致将本书题目中所涉及的进步与国民二党的“互动”限定的民初议会之内，对于二者在议会之外的互动则基本不作探讨。
我国史学界对民初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研究起步甚早，成果颇丰。
1924年，谢彬出版了《民国政党史》一书，1926年再版时较初版增加五分之二的内容，是我国较早对民初政党进行系统梳理的一本著作。该书篇幅不长，叙述简练，从清末一直写到1925年，对民初政党的起源、分合及其纷繁复杂的变迁作了较完整的介绍。由于作者是当时人，对当时政党、政团了解较多，因此，著作极具史料价值，成为后来研究民初政党的重要参考书。但该书重在事实叙述，对民初政党政治的运作及其与民初政局之间的关系则未及分析。印维廉在1927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史》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力于介绍民初政党，较谢著更为简略；下编为中国国民党党史，详细铺陈，不难看出作者的立场。
20世纪30年代，杨幼炯出版了与印维廉著同名的《中国政党史》。该书在框架上仍未突破谢彬的《民国政党史》，仍局限于对清末民初各个政党、政团的介绍，分析较少。但因成书较后，其时间跨度较谢著略长，对20年代以后的国民党着笔较多，甚至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介绍。杨幼炯系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学专家，因而该书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国民党正统立场，对国民党多所褒扬，对进步党一派则多所贬抑。不过，该书所附的参考书籍，对于从事民初政党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
由于民初政党系因应议会政治而发生，因此，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有密切关系。在民国有关议会史的著述中对民初政党也有涉及。如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即辟有专章论述民初之政党，可惜未能将政党置于议会中来考察，而是将两者分开。实际上民初政党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议会中进行的，如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则更能揭示民初议会、政党发展的真迹。
要之，北洋时期对民初政党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各个政党、政团的史实介绍，缺乏对于历史逻辑的梳理和因果关系的探寻；随着国民党的掌权，学者们更是侧重于对国民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保守派政党的研究。整个民国时期均未见专门研究在民初政局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进步党的学术著作。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界对近代政党政治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的历史学界从60年代起就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张玉法和张朋园两位先生堪称在这方面卓有成就的学术大家。张玉法从60年代起即立志从事于此，相继写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及专著，其研究既从精细上着手，又从宏观上把握；既探讨了民初政党的起源（如《清季的革命团体》《清季的立宪团体》两书），又对当时各主要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其在1985年出版的《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洋洋46万余字，集20年从事民初政党研究之成果，内容虽多由其已发表之论文汇合而成，仍不失为一部系统论述民初政党的专著。该专著突破了前人仅对民初政党作泛泛介绍的框架，对民初政党作了较深入的挖掘，将激进派的国民党与保守派的进步党都置于民初复杂的政局中进行研究，对两者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较精确的分析，认为两派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但均希望在中国实现健全的两党政治；认为“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抗，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对其两党政治理念予以肯定。并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因为“在民初的政党结合中，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接近的党派为一极端，袁政府以及与袁政府接近的进步党等为另一极端，双方狐疑仇视，终酿暴乱”。对于进步党，张先生也认为其虽与袁世凯接近，亦非全部拥护袁世凯，与袁世凯的合作是有其限度的，否定了进步党是袁的“御用党”的说法。不过张著因为是兼论两派政党，所以对其中任何一派的研究均未能深入，对于本书所侧重的保守派政党进步党，虽得出了与过去通常看法不同的结论，却显得说服力不够，也正因为此，才给后来人留下了更多的探讨空间。
与张玉法兼论革命派与保守派不同，张朋园的研究侧重于后者，与本书的研究对象略同。不过其研究着眼于对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与清末及民初政党、政治的关系。虽然为后来者探讨民初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对立宪派政党的其他人物及其政党活动则未及关注。也许张朋园先生本来就并未将研究重点放在保守政党身上，而是企图讨论更为宏观一些的国会政治问题。梁启超乃民初保守政党的党魁，这无可争议，但该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如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刘崇佑等也与该派政党的发生、运作及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况且政党之作用重在实务，即通过议会活动实现政治抱负，而这正是梁启超所欠缺的。正如梁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所表明的：“启超自问学问上之兴味较事务上之兴味为浓，故启超虽任党务，而窃愿致力于研究政情，调查政况及决定政策等事业。”也就是说，其主要兴趣在从事理论研究。而上述其他几位人物均是民初国会议员，该党的大部分政治活动都是由他们领衔实行的。因此，欲从事民初保守政党研究，除沿着张朋园先生的思路研究梁启超之外，还有待于探讨其他该党重要人物的活动，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展现民初保守政党的具体运行情况。
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民初政党政治研究重新发生兴趣大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研究成果看，单篇论文偏多，专著较少。较早的成果见于曾业英、徐辉琪分六篇发表的《民初政党概述》（简称《概述》）。两位作者在大量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对民初的几个重要政治团体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其中对后来并入几大政党的国民协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及统一共和党的研究极具价值，成为后来进行民初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该《概述》仍多是立足于史实建构，未及分析论述。两位作者在概述之前曾说明有写《民初政党》一书的计划，不知后来进展如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禁区被逐渐打破，民初政党及政党政治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相关论文不断。在对革命派政党同盟会及国民党进行研究的同时，史学界开始重视对保守派政党如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程为坤的《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李书源的《民初民主党述略》，曾业英的《民国初年的民主党》《梁启超与民主党》等。程为坤的文章首次对进步党前身之一的共和党进行研究，对于共和党的组成、内部结构及黎元洪与共和党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文章所附有关共和党的几种统计表格很有参考价值。不过该文仍像过去研究民初政党的论著一样，偏重史实的梳理，对于政党与当时政局之间的关系则涉及较少。后三篇文章对进步党前身之一的另一重要政党民主党作了探讨。其中第一篇对民主党成立的经过及其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的过程进行了叙述，并对民主党的性质进行认定，认为“民主党根本不是它自我标榜的第三党，而是亲袁政党”，进步党成立之后，“民主党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政府党”。而后两篇则对于民主党的性质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民主党“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由旧立宪派人士组织的政党”, “它与同盟会、国民党一样，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它与同盟会、国民党只有急进与保守之分，而无革命与反动之别”。并澄清了史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关于梁启超是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认识。该两文的作者曾业英先生在解读一些未经发表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认为梁甚至反对成立民主党，民主党成立后更未加入。对于上述两个对民主党相反的结论，显然前者还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说服力不够，而后者在大量史料基础上能较客观地分析、评价民主党，对认识后来的进步党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进步党的诸多重要干部均是前民主党党员，这也成为后来共和党重新独立的重要原因。
对于保守派政党性质的这种认识早在曾业英先生之前已有人提出，如在李育民的《进步党述论》中，对于进步党的性质就已提出相似的观点。该文可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民初进步党独立进行论述较早的一篇，颇具开拓性的意义。文章着重分析了进步党的政治主张，认为进步党主张两大党相互依存，希望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并在史实的基础上有说服力地提出进步党不是袁世凯的御用党，而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惜作者没能继续对进步党作深层次、系统化的探讨，写出一部关于进步党的专著。此后不断有作者论证上述观点，认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是一个具有进步政治理想的政党，它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关系。统一的目的是联合袁氏，击败政敌；独立的目的在于 ‘监督’和 ‘引导’袁氏，导中国政治入法制正轨”。“它们的袒袁，不过是要借袁的力量削弱自己的政争对手，而不是支持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权，更不是要把同盟会或国民党置诸死地。”这些论文对于进步党的研究已较前人深入许多，使人们对进步党有了新的认识，但这些研究多从某个特定角度入手，还不够完整、全面，还不能对进步党在民初政局中的作用提供一个总体的认识。
民初共和政体完全移植于西方。在当时人看来，政党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产生，民主政治的运作以政党为枢纽，政党以议会为活动舞台，通过议会实现其政治抱负；议会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政党政治。因此，政党与议会相互依存，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民初政党与议会的互动关系就成为民初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将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人为割裂，不是侧重于议会政治就是侧重于政党政治，把两者结合起来、专门探讨民初政党在议会中运行状况的论著则较少。就已有的一些涉及民初议会与政党关系的文章来看，往往对政党在议会中所起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认为民初“政党在推行议会政治的过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剧烈的党争使议会反击专制独裁及违法乱纪的行动受到阻碍，降低了议会威信。议会中各政党组织松散，流动性大，党派成为一些人政治投机的工具。在第一届国会期间，两党也没有为“资产阶级利益”的解决做出努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可能产生健全的政党政治，民初中国只有形式上的政党格局，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近代政党政治规模。所以政党政治在议会政治中的运用也是不健全的，甚至是民初议会政治迅速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对于民初政党政治的批评甚至根本否定的意见充斥着各种学术论著。
诚然，民初政党政治的不健全妨碍了议会政治的运行，剧烈的党争也使民初舆情对于政党政治产生了怀疑。但这种不健全并非是由政党本身造成的，民初两大对峙的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都有实行西方式的两党政治的愿望，两党都未能遂其初衷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果是通过向旧势力妥协获致的，这就为民国建立后行政与立法之间的诸多争端埋下了隐患。革命党人占据多数席位的议会从来就未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也并不是靠其行政权力来进行统治的，而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严重失衡。议会不过成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一块遮羞布，民初曾怀抱政党政治理想的党人尤其是进步党人最终也因为一味依附军阀势力而走上了消散的道路。不把这几方面的情况说清楚，就无法探悉民初政党政治运行及其失败的原因。
最近几年，学界对民初政党与议会关系的研究开始有所改观。北京大学2003届博士生张永的博士论文《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研究》突破了此前形成的研究格局。且不论“议会政党政治”这种提法是否妥当，但它是第一次将进步党与民初议会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专著。该博士论文资料翔实、叙述流畅。对保守派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及进步党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及分析，对于该党在议会中关于几个重大议案的议决过程、对国会议员选举的争夺及宪法的起草等问题都有详细的叙述，对于民国初年保守派政党的分合也有论及，深化了对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
但该博士论文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民初的政党政治既移植于西方，以西方政党学的观点看，进步党显然是一个具有保守性质的政党，该论文却并未将论述置于此前提下予以认识；加之对于进步党的共和宪政理想重视不够，故而在揭示进步党与国民党、袁世凯以及与民初政局的关系上表现不出足够的深度。其次，作者认为民初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最终走向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在议会中没有拥有足够的席位以便合法地实现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会凭借其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利用国会以外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根本推翻议会制度”。因此，“国会很难拥有真正的权威和力量，无论做出多少决议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最终还是逃不掉由于不能满足北洋派的要求而被推翻的命运”。好似若袁世凯在当时组织了一个政党参与到议会中，民初之议会政治就不会失败了。这种认识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势力根本就没有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概念。如若他们真有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议会也不过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所谓的立法权、监督权仍然是附属于行政权之下，议会政治也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后来的安福俱乐部可以说是这派军阀势力欲把持国会的一个尝试，军阀势力在国会中已有绝对多数席位，但民初的国会政治还是走向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该论文更多地看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对立的一面、消极的一面，而对于双方在对立中又有联合，都希望在中国实现健全的政党政治，以便把中国引上民主共和的正轨这一点则意识不够。对于民初的议会政治也是否定得多，肯定得少。其实不管民初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多么幼稚、畸形，但毕竟是中国在几千年封建君主“乾纲独断”后的第一次试用民主制，开了民主治国的先河，是对民主政治的艰苦实验，是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的。
关于民初进步党与国民党在议会运作的同一性方面，杨天宏先生的《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异同论》一文颇具研究特色。杨先生在史实基础上以独到的眼光及极富逻辑性的分析，说明分别作为民初革命派与保守派政党党魁的宋教仁与梁启超，虽然在政体选择、行政权与立法权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上思想主张不同，但在对议会民主制及政党政治的追求上则是同一的，“他们都认同了议会民主制，并且都希望通过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推进政党政治来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可以说“梁宋二人在政治上的同一性是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的”。这篇文章为我们深入探讨民初激进与保守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颇富启发性。
政党是人的活动，政党党魁与政党的发生、发展及壮大或失败密切相关，正如梁启超所说：“政党之结集其最要之条件，在得领袖一党之人物。”时人也认为“政党之成立虽有种种要素，而其最大关键，在于有全党崇信之首领能指挥号召，以唤起一党之精神而发纵指示之”。因此，对民初政党的探讨离不开对各派政党党魁的研究，近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不过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侧重于对国民党之孙中山、宋教仁的研究，而对进步党之梁启超与汤化龙的研究相对少些。对于孙中山，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孙在民初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业建国方面，对党务顾及不多，实际领导国民党的是宋教仁。不过虽然孙中山对党务不热心，但在民国后发表的诸多言论表明他是赞同政党政治的。至于宋教仁，多对其政党政治思想予以肯定，认为他是“真正把实现政党内阁作为终身政治抱负，并立意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人”，其倡导的政党内阁，“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种主动积极、合理合法的斗争策略”。但也有论者认为宋教仁过分迷信西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软弱性在政治上的客观反映”，并使“革命成果付之东流”。就这些论述来看，研究多从纵向入手，即孙中山、宋教仁等与同盟会、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政党思想，而较少从横向进行研究，即他们与保守派政党之间关系怎样、他们的理念与保守派政党有什么异同、他们怎样看待保守派政党以及如何与之互动，等等，如能从这方面着手，当更能揭示民初政党政治运行的状况。
至于保守派政党方面，学界对梁启超与进步党的关系研究较多，在这方面发表的成果亦不少。就已有的著述来看，普遍认为他是进步党的实际领导人，参与了民初进步党的诸多重大活动，与进步党的发生、发展及消亡息息相关。关于其政党政治的实践活动，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为当时中国不宜立即实行共和宪政，力图组织大党，“通过竞争战胜革命党人，助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再逐步走向共和制，因此在进步党成立后便处处与国民党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几乎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进步党都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即与国民党是完全对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顺应历史潮流，抛弃君主立宪，拥护民主共和，并主张实行以两党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无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违背袁世凯专制独裁愿望”。尽管梁启超制定了拥袁的策略，但是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还是有本质差别的，“他有依附袁世凯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无原则地投靠，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梁启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从对史料的掌握来看，显然后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梁启超确实在民初共和制已确立的情况下改变了原有的君主立宪思想，“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希望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通过两大政党竞争，实现健全的政党政治，走上民主共和宪政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开明专制。他所领导的进步党也并未处处依照袁世凯的意旨行事。
对于另一进步党党魁汤化龙，学界过去关注较少。实际上汤化龙与进步党的关系并不亚于梁启超，进步党成立后其党务工作主要由汤化龙负实际责任。据时人回忆，“其领导立宪派的人物，世人并称汤梁，而在一切政治活动中，汤较梁尤为突出”。也就是说梁主要在理论上建树，汤则在党务上引导。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实显薄弱，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资料不足，另一方面则与汤化龙过早辞世有关。不过也还是有相关研究问世。就仅有的成果来看，大致认为“在民初政局中，汤化龙及进步党曾一度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客观上起了巩固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作用，但在民主与专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同袁世凯是尖锐对立的，在反对帝制复辟这一点上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为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对此，我们应予以肯定”。不过有限的研究还不能为我们了解汤化龙与进步党关系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汤化龙作为进步党党魁之一，又是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与当时的政局关系密切，因此，研究民初政党政治尤其是进步党的运行状况无疑要加强对汤化龙的研究。
民初政党政治因应议会政治而生，因此，议会政治的失败也就预示着这种西方式的政党政治的失败。对其失败原因的探讨一直是我国史学界探究的一个热点，相关论文不少。论者多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党认知及党争几方面进行总结。认为当时中国经济上还是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式商业极为有限，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经济条件不具备，而国人又对政党政治的真义了解不够，党的结合多是利益的结合而非政见的结合，以致造成激烈的党争，政党不过成为一二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从根本言，就是民初的政党政治完全移植于西方，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失败是必然的。其实这种认为经济基础落后即导致民初政党失败的说法显然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
国外学者对我国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开始较早，但成果不多。以日本为例，相关成果主要是日本军事机关编写的中国政党资料，包括日本海军司令部编的《支那ニ於ケル政党结社》《支那ノ政党》以及日本参谋部编的《支那政党史》，这些资料已难得到。此外还有竹内克己的《支那政党结社史》及佐藤俊三的《支那近世政党史》。从笔者所掌握的由宗方小太郎编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一书来看，该书颇似我国民国时期有关民初政党的论著，基本上是史实介绍，没有论述。
西文方面，就笔者查阅情况来看，直接将民初政党作为研究对象的很少，多是在一些其他论述民初政治的著述中有涉及。如鲍明钤的《中国民治主义》，即对民初共和政制及政党运行情况进行了论述，极具参考价值。由 Jermyn Chi-Hung Lynn.Ll.D．所著的《中国政党》则对北洋时期各主要政党进行了介绍，颇类似于同一时期国人所著的《民国政党史》，但更为简略。
鉴于史学界对于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保守派政党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本书拟以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在具体研究中，力图将保守派的共和党、统一党及民主党以及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民初进步党及其前身之共和、统一与民主三党成立的过程及其离合，其政纲对其作为政党的规定性，它如何以议会作为凭借展开活动，在内阁组织、善后借款、宋教仁案（简称“宋案”）以及二次革命等重大问题上如何借重袁世凯政府并与同盟会、国民党对抗，从而影响了当时的政局；它在宪法问题上又如何与国民党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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