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永续：一本书读懂五千年领导哲学(第2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永亮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江山永续：一本书读懂五千年领导哲学(第2版)试读：

推荐序一　民营企业也需要“江山永续”

我首先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哪个江山开拓者不需要江山永续呢？其实，民营企业也期望“江山永续”，这个江山不一定是家族的江山，而是企业自身的江山。但是，根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寿命超过100年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每个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在苦苦地思索着如何让自己的企业基业长青，也就是江山永续！

周永亮博士是一位知名的管理咨询专家，不仅对企业成长和执行力问题深有研究，看来也具有深厚的历史理论功底。这本书吸引人之处有两点：

第一点，这不是一部纯粹的历史专著，也不是一部描述帝王权谋的读物，应该是以历史素材为基础的管理学或领导力著作。与我以前读过的历史题材书籍不同的是，这本书不是从纯粹的国学理论出发，也不是进行历史写实，而是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发掘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领导力原则，如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务、赢在治才等，特别是最后几章中提到的王道智慧和传承定律正是我们民营企业老板最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二点，这本书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也不是从描述到描述，而是从很多有趣的历史现实描述中抽取很多理论原则，让人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历史的营养。

以往，我们了解中国式的管理原则基本都是从《论语》、《孙子兵法》、《大学》、《易经》中获得的，对帝王的了解多是从他们的政治权谋中获得，似乎帝王天生只能是权谋的玩弄者，周永亮博士却从历史的高度告诉我们：成功的帝王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最佳实践者。说心里话，我一开始有些抵触，读完本书后，觉得周博士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成功的帝王肯定玩弄过政治权谋，但是仅仅靠权谋或者主要靠权谋是赢得不了天下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秦始皇、王莽、隋炀帝杨广等。那些在历史上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能够让王朝持续更长时间的帝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坚守正道的，如周文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和清王朝的康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我认为，这句话是本书观点的精髓，不仅是成功帝王的座右铭，也应该成为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基本行为原则！

格兰仕集团也是一家有雄心的企业，同样希望江山永续，我们为此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在品牌塑造、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可以说，我也是抱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经营着我们这家企业。我相信，《江山永续》将对我们对于企业经营的理念产生重大的影响！

每一个希望自己企业江山永续的企业家，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梁庆德广东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推荐序二　帝王管理是中国历史的珍贵遗产

周永亮博士的新书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永亮博士是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学博士，长期从事战略与执行力组织建设的研究和咨询，是国内知名的战略与管理专家。我则自博士毕业留校后一直在北大做中国古代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我之所以乐于为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作序，主要有以下一些缘故。

首先，我比较欣赏作者选择的视角，赞同作者的一些提法。如“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实际上，中国的‘治’就是管理，而且中国的管理很有成效，那就是王朝的长寿与文明的延伸”；“真正的大智慧是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等等。我觉得这些提法颇具新意，而且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被称为“治”，汉代有“文景之治”，唐代先后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可以称“康乾之治”，总之，盛世都是治世，都可以视为管理的成果。

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治世”。史载当时是“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经月不闭”，“马羊遍野，旅途不赍粮”，“几致刑措”。据《通志》记载：贞观初，斗米匹绢；经过九年发展，达到了“斗米不过四五钱”。为什么能这样呢？归根结底是政治治理即统治者进行管理的结果。所以，后来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据太宗政绩及君臣政论撰成《贞观政要》，对唐初立国方针、君道政体、历史借鉴、刑法贡赋、官员选任、君臣作风、君民关系、道德规范、学术文化、征伐安边等多有详述，实际就是系统归纳总结“贞观之治”的管理经验。该书颇受唐朝统治者的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王朝统治者皆推崇该书。9世纪左右传入朝鲜、日本等国，也备受重视，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类似的经验总结在其他族群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例如中古中亚黑汗王朝于11世纪中编写的诗体政论《福乐智慧》，书中的讲述尤其对于安邦治国的君主大有用处，内容包括人君应具备什么条件、什么东西是君王的屏障、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度、国家的存亡原因何在、国家的兴衰是何缘故等。塞尔柱王朝君主蔑立沙于1086年命令宰相尼扎姆·穆勒克等撰写的《治国策》，内容与《福乐智慧》不无相似之处，书中有关于举行纠错扬善、主持公正的觐见、关于拥有土地者及对农民待遇的调查、关于封疆君主及其津贴、关于王室管家及该职的重要性、关于国王的好朋友和密友及其为人处世、关于向博学和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关于惩处犯错误的身居高位者、关于对农民状况及其摊派采取谨慎态度、关于国王不易草率处理事务等许多章节。据研究，《治国策》直接影响了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问世的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儒学“安邦治国”思想的西向传播。这些学术史当然值得学者追究，而历史上的国家管理经验更需要今日学者深入发掘，以利人们借鉴利用。这也说明，永亮博士的这本书不仅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学术旨趣。

其次，我也赞成永亮博士在其书中提出的关于“真正的管理实践者是王朝的统治者和创造者”；“所谓管理就是管理人，你说，不以人为本还能以什么为本”等这样一些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大戴礼记》记载：“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眉曰：‘参，女（汝）以明王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王奚（何）为其劳也！’”讲的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一种区别。这里孔子所谓“政”，其实就是“治国策”，可见所谓政也就是治，所以管理也就是用人之道。众所周知，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知人善任。

史载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做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

最后，永亮博士大学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毕业论文做的是中唐时期唐宪宗年代的“元和中兴”研究。正好我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也对中唐兴起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很感兴趣，于是和永亮相谈甚欢。据我所知，历史学科固然也有许多专业方向，但就中国史学传统而言，政治史无疑处在核心位置。因此，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从“帝王管理”入手来剖析中国古代政治史，可谓深谙史学之道。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提出问题、选取个案、归纳分析的方法也有其独到之处，既不同于一般历史作品，也不同于社科理论著述。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史学也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永亮这本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总之，这是一本内容新颖、颇具创意的好书，值得一读。

是为序。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推荐序三　大佬们，该如何关注持续和传承

从事投资行业20多年，我看到了很多企业迅速攀升，成就一番惊人霸业，也目睹了不少看起来似乎“大而不倒”的企业眨眼之间灰飞烟灭，尤其是在这个充满了投机气味的上海滩。从与我们办公大楼近在咫尺的一代民企之王德隆集团，到频繁发生的财富豪门迅速易主。

每每有这样的案例在身旁发生，我们几位朋友在聊天中就会唏嘘不已，交流其原因。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乐无穷中也平添了很多遗憾：

这些大佬们，如此聪明和大气，为什么就不能避免自己的悲剧呢？他们该怎样关注自己“江山”的持续乃至永续呢？

几年前读了老同学周永亮博士的《江山永续：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一书，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周博士在这本书里从历史王朝兴衰的角度剖析了短命王朝的原因，也挖掘出了长寿王朝的一些基因，令人大开眼界，领略了活生生的历史大餐。该书使得更多有追求的企业家不再仅仅关注帝王的阴谋权术，如厚黑学之流，更要学习优秀帝王能够让其江山持续的领导艺术。

当听说周博士的《江山永续》一书再版，我当然先睹为快，发现新版不仅名字调整为《江山永续：一本书读懂五千年领导哲学》，名字更直白、更接地气，而且丰富了很多内容，尤其是增加了关于家族传承的篇章，同时更强调了帝王如何运用独特的领导哲学推动其王朝尽可能持久的王道逻辑。同时，新版中还将大量的企业案例灵活引入，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蒙太奇式对比，纵横捭阖，显示了周博士文章手法穿越时空的超常能力，也使得这本书与民营老板的距离拉得更近，对当前很多老板以及各类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凡是关注自己企业健康成长和家族传承的老板都应该读读这本书，它会让你从五千年的领导哲学中吸取智慧，少走很多弯路，修成正果。高立新上海金浦产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

推荐序四　是英雄，就要激扬持续江山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于慷慨激昂中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中国历史的正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传记，由称王的胜者来主笔书写；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周而复始在颠覆与被颠覆中“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活剧，充满着处心积虑与狡诈权谋，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终究灰飞烟灭，让人唏嘘不已。千古风流人物，终被雨打风吹去，万里长城依旧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才子佳人的故事似乎更为普通百姓所津津乐道。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岁月流转至后工业时代的21世纪，究竟帝王权谋对当代社会还有怎样的启迪？

永亮兄的《江山永续》让小女子为之叹服，其视角之敏锐，思路之开阔，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创业英雄在商场中建功立业，对时代大势的敏感与掌控，对核心资源的调度，对团队的构建，重大战略的布局与关键战役的运筹，无不彰显出领袖人物的关键领导力是企业集团江山永续的保障。书中思路对于做好大资管，稳固财富之江山颇有指导意义！

兵法精妙，存乎一心。慢慢去读，慢慢来悟，时势造英雄，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众人拾柴火焰高。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众筹的新玩法，给了新时代的大玩家们一个诠释江山的新攻略，一曲波澜壮阔的史诗，或许以此展开，如此幸甚。

是为序。叶籽深圳沃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序　我为什么修订《江山永续》

其实，我完全可以很轻松地出版这本修订版，稍加修改文字和增补一些材料即可，但是我确实不想这么做，因为我真的希望让这本书更加丰满，也更希望新版的书让一些购买过此书的读者也会喜欢。

出版这本书的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小微企业的成长研究以及管理系统的落地工程，希望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培训—咨询—资本一条龙的服务，不仅限于一介学者的视野和追求，而是关乎我们的使命，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更接地气的帮扶方式，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同时也推动国富咨询成长为一家受人尊敬且能够基业长青的知识服务提供商。我认为，一个国家的GDP只是证明它的总量还可以，如果到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席位，那才证明中国经济的活力是多么的强大。

坦率地讲，用《江山永续》的书名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人很喜欢这个书名，有人不太喜欢，原因在于江山终究有天年，搞个几十年就不错了，过了百年就是长寿，何况要永续呢！可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喜欢这个书名呢？原因在于凡是创业者都希望自己开创下来的江山能够永续传承！

因此，《江山永续》一书的使命就是为那些期望江山尽量长寿而不断传承的组织及民营企业家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寻找那些相对长寿组织的DNA。

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应该是一种长寿的文明，五千年无断层，连绵数百世，尽管风风雨雨，有坎坷也有灾难，但毕竟生存下来了，并且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下正逐渐走向强大。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更是吾辈值得骄傲和传承的事业。其中，也诞生了一个又一个长寿王朝。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强大而长寿的王朝，如周、汉、唐、宋、明、清？但为什么又会出现不少短寿王朝，如秦、隋、元等？其中有何奥秘？难道仅仅是地理环境或者开创者的幸运或噩运？

放眼全球，我们也会发现西方曾经出现过强盛而持续百年甚至近千年的王朝，如罗马帝国，尽管出现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奇观，但能够持续千年而不断，也一定有其内在的基因。

如果我们聚焦于企业，更是风云变幻莫测，城头变幻大王旗，看似强大的企业突然崩塌，如美国的雷曼、安然，还有中国的德隆、顺驰，等等。不过，我们也能发掘不少能够持续超过数百年的家族或企业，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日本的金刚组，当然还会发现超过百年的老店，如美国的GE、德国的西门子，等等。为什么会有长寿的企业？为什么不少老板追求百年基业却一夜消失？

本书就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那些长寿王朝或组织的DNA，从历史的演化中找出帮助创业者延续并传承江山的路径和方法。

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长寿的江山也是一样的，短命的王朝和组织各有各的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历经200多年而不衰，可不是什么好运气的青睐，其中有过太多的磨难和清洗，但依然活跃在国际资本界，而且成为国际资本大鳄的神秘代名词。这个家族企业第一个外姓CEO，而且是目前的CEO希金斯，在这个家族工作了32年，当有人让他描述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行为特点的时候，他说：“如果允许我用一个词来描述我们，那就是长久！”

让我们一起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从纷纭复杂的俗世演化中，去发掘江山永续的奥秘吧。我相信，这既会让你兴奋，也会让你慨叹，更会让有心的你吸取难得的人生营养！周永亮2014年10月5日

导读　江山永续的DNA在于头人的领导力

据说，曹操的儿子曹丕临终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古无不亡之国。自然，这里的“国”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国家，而是我们日常理解的王朝。

曹丕可能确实对历史比较熟悉，在经历三国厮杀的残酷磨炼中了解到了一个人类的基本规律：人有天年，王朝也有天年！再强大的王朝也有衰落和消亡的过程！

这可能是人间真正的天命！

从历史上，纵观全球，王朝的寿命有短有长，王朝的体质有强有弱。一个优秀的帝王或王朝领导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延长王朝的寿命，而且是在强壮繁荣的基础上延长王朝的寿命。

假如是公子扶苏而不是胡亥成了秦二世，秦王朝是不是会更长？

假如鸿门宴中项羽杀死了刘邦，他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楚王朝？

假如杨广像他打天下那样好好治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隋朝，大唐王朝是否还会出现？

假如……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如，也没有后悔！

历史的基本规则是，你输了，就是你输了，如果是王朝倾覆，你就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下场很惨，无论你多后悔，像隋炀帝那样！如果你足够聪明，没有输到底，你总结经验教训，还可重来，如刘邦对项羽！

看来，历史中最基本的经验是，头人的领导力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强弱和兴衰，头人强，则王朝强；头人智，则王朝长！

而头人的领导力要素中最能影响王朝兴衰和长寿的则是其整合能力，即整合关键人才的能力和整合各类有效资源的能力。

李世民之所以成为唐太宗，不仅仅因为他是官二代，更源于其突出的领导力。要是论资排辈，轮不上他成为唐朝的第二代领导人，太子李建成肯定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李世民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耿耿于怀！其实，这种宫廷斗争一直是比较残酷的，你死我活几乎成了基本模式。如果李建成成功了，按照当时的敌对状态，李世民照样会掉脑袋，其跟随者估计也会被株连。这可能是历史谚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来源吧！

不过，李世民过人的一点在于，只要对自己有用，他就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既不会记恨前仇，也不会弃而不用，无论是对突厥恩威并施的政策，还是对李勣、秦琼等起义军人员的大胆使用，以及对魏征、王珪等太子亲信的恩宠，都显示了这位雄主“既往不咎，为我所用”的包容素养。

李世民的领导哲学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有可用可取的地方。对于对手，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对突厥、藏族、西域的少数民族领袖，对于有才之士，只要有用，尽量使用，至于这些人的个性或行为瑕疵，他认为，大可不必管！

数百年后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成就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让很多人惊叹的同时，也迷惑不解。其后代既摧毁了千年王朝罗马帝国，也灭掉了GDP占世界第一位、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宋王朝。

很多人都想，一个看起来很落后的、弱小的民族，怎么会快速摧毁强大的罗马帝国，又迅速灭掉了比自己更发达、更繁荣的宋王朝呢？如果从军队人数、物质实力等硬实力上看，大宋王朝完全没有被蒙古帝国灭亡的理由。

其实，如果深入历史纵深之处，我们就会发现，南宋时代的宋朝已经根本无法与蒙古帝国抗衡了，当时的蒙古帝国已经地跨欧亚大陆，现在的中国淮河以北、蒙古、俄罗斯、中欧诸国、叙利亚等已经都是蒙古帝国的地盘，蒙古大汗指挥的军队已经不是少量的蒙古军人，而是集合了汉军、欧洲诸国组成的联军，而大宋王朝，其实只拥有淮河以南的东南区域，信息封闭，独力难支了，宋朝北面、西北面、西面、西南面，甚至东面（朝鲜与日本诸岛）都已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成吉思汗以及其后的忽必烈都是资源整合的高手，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可以说是这两个蒙古大汗的领导力核心。可惜的是，当忽必烈征服大宋王朝且成立大元王朝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封闭之路。这种封闭的统治思路为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最终为元朝迅速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我们从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案例中可以看到，能调动一切要素为我所用，无疑是穿越五千年历史行程的领导力之核心。

第1章　关注持续：优秀帝王领导力的核心

有人说，中国是唯一的。

确实，在庞大的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华文明完整地持续了数千年。

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最后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遭遇毁灭性消亡，而美洲中部的尤卡坦半岛、叙利亚北部沙漠、非洲的中部都曾有着显赫而发达的文明，但是都早早灭绝而无人知晓了！

这是偶然的吗？

有人会说，那是中国大地绵延数千里的广袤易于形成大一统；也有人更离谱地认为，中华大地不断的巨大洪水让中国人愿意接受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从而客观上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数千年延伸。

实际上，仔细研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华文明有无数次可能分裂如欧洲或中东，成为大一统倒看起来像一种偶然，因为诸侯和军阀们的分裂倾向和动力似乎更是常态！最终，一种强势或者仁道的帝王出现，收拾河山，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王朝！以刚刚过去的20世纪100年为例，自1900年以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开始，是长达近30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接着，就是8年的抗日战争，45年就这样过去了；之后又是5年的内战，49年过去了；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抗美援朝而进行与美国的战争，一直到了1953年。这就意味着，100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分裂。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的雄心勃勃、看起来很有可能的霸王（如项羽、李自成、洪秀全等）并不能统一华夏，也不能令王朝持续；而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人却成为长寿王朝的开国帝王，甚至有不少的开国皇帝会令我们大跌眼镜，如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类！仔细想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最关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渭河之滨的对话：如何拥有天下

周文王出狱回到西岐后，一日，乘车驾马来到渭水边，遇到了在茅草丛生的岸边钓鱼的姜太公。对姜太公钓鱼的直钩，文王感到很奇怪：“这能够钓到鱼吗？”“愿者上钩。”

文王觉得新奇，更觉此人神奇，怀着敬意问道：“您喜欢这样钓鱼吗？”

太公说：“我听说，君子执著于实现自己的伟大志向，利他是目的，而小人只是去做仅仅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我这样钓鱼同样有自己的目的！”

文王问：“那您这样钓鱼与实现伟大抱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太公道：“哦！至少有三点相似：就像用诱饵钓鱼一样，只有用厚禄才能聘到人才；就像用香饵钓大鱼，只有重赏才能找到效死力的人；就像用不同的诱饵钓不同的鱼一样，要用不同的奖赏方式寻求不同的人才！您看，用人与钓鱼有什么不同呢？”

文王大奇其言，忙欠身道：“请您指教！”

太公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天下的事物，往往是在最为繁华昌盛的时候就开始走向衰亡了！因此，只有那些默默无声、深藏不露而生长的事物才更能持久、更长远！有远大志向的人，只有具有创造性地、潜移默化地感动人心，以悄悄的恩惠征服人心，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能够让天下人共享天下利益的人，才能够得到天下；独霸天下利益的人，就会失去天下。只有让天下人都能够得到利益，才算是真正的王道！”

多么简明精辟的道理，有老子的语言风范。这番话实际上是对商王朝江山沦落的一个总结，不仅为周文王消灭无道的殷商纣王提供了理论的根据，也使周文王一下子就明白了获得江山并持续下去的根本法则。

始皇帝问计韩非：如何治理天下

战国纷乱之际，秦王政看了韩非的几篇文章后拍案叫绝，要求尽快见到此人！

身怀治国大才的韩非以韩国使臣的身份来到秦国，秦王政专门派特使接待，并潜心问计于韩非。韩非才华横溢，但有口吃的毛病，一紧张说话就不连贯了，大量的建议都是通过文章呈递的。从行为作风看，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谙政治潜规则，因直言不讳，在韩国受尽排挤，一旦遇到秦王的超常礼遇，便认为遇到了千古明君，他马上就上书秦王：“如今秦国拥有国土数千里，军队有百万之众，影响力远非其他诸侯可比，臣冒死希望面见大王，向您提出兼并其他诸侯的大策。如果这些策略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大王就以欺君之罪杀死为臣。”

这些话未免太激进了，也使推荐他的老同学李斯心中充满了嫉妒。显然，头脑单纯的韩非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通过文采飞扬的大段文章将治理主张上递给了秦王政。在他看来，要使得政权持续，需要高超的“君道”。“高明的君主应沉静而使属下自如发挥。”这是韩非强烈主张的第一条君道。

用他的话说，就是“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也就是说，只有意无所滞，才能洞晓事情的真相；沉静，才能了解变化的事物的规律。因此，他主张：君主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臣属就会投其所好，表里不一；如果君主不轻易透露自己的想法，臣属就会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地施展自己的才智。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集思广益！“同时，君主表现沉静，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取向，不仅能够更好地控制局面，也能更好地观察臣属的表现和潜力，有利于增加臣属的事功。”“君主注重运用法势才能使属下尽职。”这是韩非主张的第二条君道。

如果你觉得第一条君道听起来有点道家“无为而治”味道的话，那你就错了，那只是韩非提法的一个侧面，他要求“沉静领导”的同时，提出“英明的君主一定是善用法势的强者。只有君主坚持法度，国家才能强大。如果不能很严格地执行法律，人们慢慢地就会轻视法律，逐渐地背叛法律。臣属对于君主的反叛是逐渐形成的，做君主的很随意，视法度为无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他强调：“英明的君主对于任何事任何人都要用法规衡量，既不能该处罚的不处罚，也不能滥用奖赏。君主执行法规都不守信用，你还指望臣民很好地遵守法规吗？所以，要用严格的法规治理混乱、判决谬误、改正错误、整肃吏治，统一行为规范。只有法规执行有效，国家的治理才能有效。如果君主放弃了法规而以个人意志与好恶进行管理，那也就没有什么规矩了，统治自然会崩溃。”“君主统治主要是运用好两种权力。”韩非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君道。“天下治者，赏罚而已”，这恐怕是韩非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有时他也会将“赏罚”这种权力称为“刑德”。他认为：一般来说，谁拥有奖罚权力，被奖罚者就服从谁；你奖励什么，什么就会出现。赏与罚是君主驾驭臣属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最不能授予、最需要谨慎、最不能分割的两种权力。

他说：“君主有两种忧患值得注意：如果任用能干的人，臣属有可能凭借才能替代君主；如果随便提拔人，很多事情就会做不好。因此，君主要抛弃按照自己好恶使用奖罚的做法，公正客观地用好赏罚两种权力。”“翦除朋党以免尾大不掉。”这是韩非不断重复的第四条君道。

用他自己的话说，“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也就是说，君主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伐掉像草丛一般的朋党。如果不及时砍伐，朋党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后果就不堪收拾！

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来君主对于势力强大集团非常警惕而实施压制的理论依据，不管是不是真的朋党，只要组织一旦强大起来，就会有话语权，就会对政权产生致命的威胁！

究其思想根源，是君主对于身边人的不信任。

在韩非的心中，王朝要持续，就要永远不放弃戒备之心，不仅防备危险，而且要谨防对手的逐渐长大。

实际上，这种思维与西方的制度思维是一致的！

美国政治制度的建设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基础上的，典型的说法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可怜的理查德的年历》1758年序言。他说：

过分信任别人会毁掉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事务中，人不是被信任挽救，而是被缺乏信任挽救”。

西方政治学有一句铁律般的谚语：

信任是好的，控制是更好的（Trust is good, control is better）。

韩非的说法听起来是有些太露骨了，因此也给了嫉妒他才能的李斯以诽谤的借口。李斯清楚，如果韩非得势，他就显得太无能了。于是，他开始进谗，激起了秦王政的愤怒，把韩非投入狱中。韩非是一个思想的巨人、政治游戏的低能儿，他根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还不断地写信要李斯帮着向秦王表忠心呢。李斯担心，这家伙一旦出狱，他不仅要下台，而且可能有欺君的灭顶之灾，于是找了法子让韩非自杀了。等秦王政打算重新召见韩非的时候，韩非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说韩非是法家有些过了，说他不是也难，不一定要归类。应该说，他的理论是比较实用的，观点突出，但缺乏系统性，活的时间又短，因此未能成为大师！但是，他的理论成为历代帝王遵守的铁律，可谓无冕帝师。

如果说战国时代中能够找出关于帝王领导力的论述，韩非子的书属于其中的必读品。

刘邦与张良的南宫对话：如何让天下持续

刘邦刚刚取得天下的时候，册封了二十多个大功臣，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息，一时搞得有关部门难以行封！刘邦郁闷，在张良的陪伴下在洛阳南宫散步，发现很多将军东一堆、西一堆地坐在地上激烈地议论着什么。刘邦颇感奇怪，就问：“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不假思索地回答：“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划造反哪！”刘邦吓了一跳，说：“天下刚刚安定，他们为什么要造反呀？”

张良徐徐道来：“陛下，您以布衣的出身获得了天下，贵为天子，所封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等您喜欢的故旧元老，而所杀的人都是您一直比较仇恨的人。现在，这些将军们都有军功在身，可是天下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分封，他们最担心自己不能获得封地，同时也担心您计较他们过去的一些过失而诛杀他们，所以聚在一起商量着造反哪！”

刘邦面露忧虑之色，忙问：“那怎么办呀？”

张良说：“大家都知道的陛下平生最憎恨的人是谁？”

刘邦说：“肯定是雍齿了！这家伙很早就跟着我，常常讽刺我。我早就想杀了他，只是这小子功劳很大，我没有什么理由，也不忍心杀他。”

张良眼睛一亮：“您赶紧封雍齿为侯给大家看，他们看到雍齿这样的人都能够获封，肯定心里就踏实了！”

刘邦一听就明白了，赶紧安排了一个酒宴，现场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要求丞相和御史加快定功行封的步伐。

宴会结束后，不少功臣议论纷纷：“连雍齿这么被皇帝痛恨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没有问题了。”

张良的妙策道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要想让天下持续，必须做到利益均衡，而且要让人们感受到公平，不能仅仅照顾元老故旧，更不能根据领袖自身的好恶随意奖罚，在人心未定的情势下更是如此！

唐太宗与魏征的思维碰撞：天下安定如水与舟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一位皇帝的综合评价最高的话，大概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文治让贞观时期成为大治之世；武功不仅统一中原，更征服西域、北地，跨地渡海征服高丽！一生无奢侈行动，也无妄杀行为（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谈不上污点，因为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不能彻底清除二人，那二人也会将他置于死地，而且已经有了数次行动）。李世民又是一个综合管理能力极强的人！

唯一遗憾的就是子女教育出了问题（也可能与长孙皇后的性格有关，她是一个少有的成功皇后，节俭、仁慈、不干政、很有爱心，也会关心李世民，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可能偏软或者忽视）：李治尽管继承了皇位，却将大唐江山送给了自己的老婆！大唐江山差点永久性地葬送了。

不过，李世民能够将执政之年管理出一个贞观之治，不能不说与他和诤臣魏征的持续争论或者深度交流有关！魏征作为臣子感谢上苍给了他一个做良臣的机会，李世民也很庆幸自己得到了一面难得的“镜子”！

魏征做过李世民四大对手的臣子：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和李建成。要按传统的道德标准看，他已是“几姓家奴”了，比吕布伺候的主子还多，算不上“德才兼备”了吧。他的前几任主子都未能利用魏征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历史奇迹，却阴差阳错地使他成为李世民的诤臣！从此可见李世民的用人之深妙：用人之所长，不论其出身，也无论其履历。

如何成就一个安定持续的王朝？围绕这一主题，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属有过数次精彩的对白。

政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水与舟

贞观六年，唐太宗召集群臣讨论如何治国的问题，他很有感慨地说：“（朕）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

李世民又说：“《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魏征回答：“臣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他很形象地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定义为舟与水的关系，认为只有安定了天下的百姓，才不会掀起滔天巨浪，将帝王之船打翻！

就在魏征“舟与水”论的基础上，中书省值班大臣张蕴古进行了发挥，提出了“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天下为公”论点，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

天下利益的公与私

要想做到“天下为公”，让“舟”与“水”达到和谐程度，首先就要明确利益关系，让百姓看到管理者的利益倾向。如果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随意挥霍天下财富，如隋炀帝般，老百姓自然就知道你说的“公”是怎么回事！从长期看，愚民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张蕴古向唐太宗强调“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令唐太宗很高兴。于是，当位高权重的房玄龄提出，秦王府的很多旧臣对于自己的位置不如很多其他臣属而有怨言的时候，李世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对房玄龄说：“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这些话让房玄龄很是汗颜！

君主与臣属之间的明与暗“公私分明”、“天下为公”说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哪个皇帝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完全是自己的，关键是如何体现这些原则。唐太宗知道这些事情问房玄龄是没有答案的，于是问计于魏征：“何谓明君暗君？”

魏征用一句话作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他接着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关键事务的本与末

把握关键事务是优秀管理者的一个重要品质能力，而李世民最大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善于抓住主要问题，并坚持执行到底。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掌权道理。如何让“本”稳定，他自有一套道理：“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一次，他与群臣讨论前朝治理的得失，问道：“你们知道商纣、秦皇为什么失掉天下？”太子少师萧瑀回答：“纣王为君不仁，招致武王的征讨，因此失去了天下；周天子以及六国没有什么罪过，始皇用武力灭掉了他们。武王和秦皇同样是获得了天下，但是人心向背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周朝持续下来，而秦国很快灭亡了！”

李世民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武王得了天下后，大修仁义；秦国获得了天下，更加崇尚谋略武力。这才是两者为什么有不同下场的真正原因！”

魏征马上答道：“当前，天下太平，臣不认为是欣慰的！唯一令臣下感到高兴的是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清康熙帝的和谐对话：融合天下各种力量

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演绎的历史剧看，康熙都是一个喜欢出游的皇帝。难道他真是为了体察民情才出游的吗？难道他真是想看看中原大地的旖旎风光吗？

从传统的中原文化看，清康熙帝是个有些特殊的皇帝，其先祖带领满族以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建立了清王朝。清朝入关之初，满汉矛盾比较突出，尤其是清兵在几个大型战役中的屠城做法和建立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民间潜伏着很多敌视的力量。康熙帝登基后发现，如果继续采取满汉分离的做法，结果就是统治基础的失去，大清会成为又一个短命元朝。只有扩大统治基础，王朝才会稳定，才可能会持续。元朝的短命教训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汉满融合才是王朝基业长青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以华夏正统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下达命令：“治理天下应该以宽厚仁义为本，要尊重人性，不管是满、汉、蒙各方之人，均要尊重其习俗。”

康熙帝一再强调：“满汉皆朕之臣子，职掌相同、品级有不同的，应该实现统一。”

同时，康熙帝找到了一个从精神上整合汉人的接入点：儒家文化。在南巡的时候，他一定要亲拜孔庙，而且要执学生之礼。这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意料，也成为非汉族统治者的一个重大例外，当然也出乎汉臣们的意外。

高士奇等重臣提出建议：“陛下不必如此，只要前往祭拜就可以显示皇威了！”

满族大臣更是对此有异议：“这不等于我们还要向汉族臣民学习吗？”

康熙帝说：“孔子有素王之称，是百代帝王之师。朕自然执学生之礼，而且要执臣礼，行三跪九叩大礼。”

这一招完全超越了以往任何帝王最多二跪六叩的重礼习惯，当下便将中原文人以及大量的汉人从心理上征服了！

后来，其孙子乾隆帝三次赴曲阜拜孔庙更是令很多汉族皇帝们比不上了。

康熙帝可不仅仅是作秀而已，回到北京后立即要求开“博学鸿词科”，遍地网罗负有盛名的鸿儒文人，提拔了大批儒学之士，满汉之间的文化堡垒逐渐坍塌，和谐共处成为王朝的主流。尽管之后的历代清帝始终保持着对于汉人的戒备，但自身已经完全融入汉文化，满汉官民之间也没有多少界限，清王朝的根基逐渐扎牢。这可能就是很多反清人士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很难赢得人心的重要心理原因！

为了消除“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给江南人民留下的恶劣印象，收服富庶的江浙地区，康熙帝六次下江南，与当地的汉族官员一起了解民风，敦促当地官员廉洁奉公以赢得人心，也发掘了大批江南才子供朝廷使用，从而使江南逐渐消除了对于清王朝的戒备之心！

帝王素养的奥秘：李自成与洪秀全关注了什么

研究王朝的历史，我们不能忘了李自成、洪秀全等人，他们与刘邦、朱元璋等有着同样的出身，也有着同样的志向，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王朝的开国帝王，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功败垂成呢？显然，领导力的缺乏使他们无法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结果还是以“贼”的身份出现在史书中！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实际上，从李自成进北京时的帝王做派（进京前要求前锋军队先清理皇宫，然后浩浩荡荡进入皇宫，俨然开国帝王）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是那个“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闯王了。北面满人虎视眈眈，各地仍是狼烟滚滚，文臣之首牛金星就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刘宗敏等武将开始论功行赏了，每日只知狎妓取乐，不思进取。他们忘了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制将军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与李自成有一段对话。

当李自成问及李岩如何经略新王朝的时候，李岩直言不讳地说了四条意见：

第一，请主上退居到普通的宫殿去，修整、清理完毕后再择日进入皇宫。

第二，对于贪官追赃要严格按照条律进行，十恶不赦者杀，对于那些罪过较轻者可以不予追究，对于那些清廉的官员更不要追究，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第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主上要施以仁爱，让天下看到新帝王的恩惠。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免失民望。

第四，前朝（明朝）的各地军队、官员有的正处于观望之中，有的则正欲兴兵复仇，因此，主上不必兴师相对，可以先去招抚，许以侯封，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应该说，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建国意见，基本上参照了以往历代帝王建国的做法，而且重点考虑到当下的形势！

李自成听后，心中大为不快，一方面是自己已经坐在皇帝宝座上，还要主动搬出去，尽管搬出是一时的，但还是有些恼火！另一方面自己正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要对那些在他看来理应受到严惩的官员网开一面，实在是有些心有不甘。何况，他手下的兄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要让他们停下手来恐怕不那么容易，甚至有可能影响自己在兄弟们心中的威信。于是，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知道了”，之后就没有了任何下文！李岩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李自成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算是咎由自取了！当他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

二百年之后的洪秀全几乎是李自成的翻版，不过，李自成好歹是打进了皇帝的京城，而洪秀全还没有打到京城，只是打到南京，也就是清王朝疆土的不到一半就开始了皇帝梦。

洪秀全在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上有些特殊性，一是第一次借助于西方的宗教力量来对抗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二是有着比以往任何王朝的创始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都更加完备的理论指导；三是还没有将对手打倒就开始做皇帝，甚至过得比当任皇帝还奢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洪秀全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苦思多日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在南中国地区掀起了清王朝时期规模最大、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农民起义！可是在刚刚取得小小的胜利时，洪秀全就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开始当太平天子了。

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从历史记载看，洪秀全似乎早就对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很迷恋。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自称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所以，把他的现任妻子称为“又正月宫”。据说，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更是难以统计！“幼天王”洪天贵福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山被俘后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妃子，在我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相比之下，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都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洪秀全是差多了。仅仅拥有这么多的后妃还是次要的，洪秀全对于后妃的残酷管理才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至少有三个天王府的女人因为挨打的时候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至死不认错，还顶撞了天王，最后居然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眼光短视、胸无大志、争权夺利的内讧、荒淫享乐终于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给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事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一时内无令人威服的领导团队，外无威震三军的将军。尽管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已经崛起，但是他们的威望还不足以统率三军，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不服气也难以形成合力。

正当太平天国内无佐政之人的时候，他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4月来到了天京。据说，这位38岁的中年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相貌惊人，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洪秀全以隆重的典礼欢迎这位同族兄弟。当晚，他俩促膝谈心，抵足而眠。秀全见仁玕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加封他为“干天福”之职。三天后，又封义爵，加中军主将。先后不到二十天，洪仁玕竟一步登天，成了太平天国的第二号领袖。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洪仁玕看到了太平天国的危机，与洪秀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对话：“天国几经动乱，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元气大伤。官场舞弊成风，官兵斗志涣散，致使人心不一，团结不固，普遍存在‘结盟联党’的坏风气。”

洪秀全点头称是。

洪仁玕又说：“臣发现，我朝官场中，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

洪秀全对此很认同，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洪仁玕说：“臣以为，天王要随时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及时封赏有功人员，不必吝惜王位与要职。只有这样，当臣子的才能心悦诚服，为天王效忠，为天国尽命。”“好，爱卿言之有理，朕立刻着手去办。”

洪秀全倒是干脆，马上将李世贤封侍王，蒙德恩封赞王，杨辅清封辅王，林绍璋封章王。同时，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加强了中央领导权。

洪仁玕认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

对于太平天国的惩罚制度过于严苛，洪仁玕提出了“勿杀”的主张，他说：“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不可无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

对于这些言论，洪秀全至少在表面上予以了赞赏，但是在牵涉自己利益和权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对洪仁玕的不信任。结果，凡是强化中央权力的都得到了很快的实施，凡是涉及最高权威和生活的都没有任何变化。

失败，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失败命运！

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实际上都是有机会成为新一代帝王的，他们甚至已经摸到了皇位的椅子，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如同样草根的刘邦、朱元璋有出息呢？

就在这种成败的关键时刻，一种开国帝王所必要的领导力素质发挥了作用，知道自己要什么而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时刻保持冷静的状态成了决定性的要素。

这种成就帝王大业的领导力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待人接物，更不是理论知识有多么的丰富，而在于关键时刻能够为了更大的野心而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能够为了更进一步的成功而让身边的团队形成一股强大的对外力量而不是内讧。

周文王可以心态很平和地等待机会，刘邦可以很坦然地离开咸阳秦宫，李渊及李世民父子在推翻隋朝之前始终封隋炀帝的儿子为隋帝。这种动作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是关键时刻的领导力素质之体现！不是所有有能力革命、有能力打天下的人都能够成为开国帝王或者能够将王朝持续，只有那些懂得去经略这个王朝、懂得让它持续的人才能成为王朝的统治者。

帝王领导力天条：真正关注了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看看这些成败的帝王与领袖，我们可以问问：为什么有的成功地建立了王朝并能将王朝延续，有的折戟沙沉，有的半途而废？

历史上的短命开国帝王多如牛毛，成功的可谓凤毛麟角。

通过这些成王败寇的经历和想法可以知道，他们的关注点其实不同。用笔者的话说，你关注了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实际上，成功的王朝建立者和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将关注持续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是不是一直关注这个目标。

这就是古代王朝斗争中的领导力哲学，没有做好的领袖就是忘记了管理的目的，甚至自己就缺乏这种思维。

是不是所有比较成功的帝王都关注持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并不是所有帝王都将持续看成管理的目标，比如欧洲的诸多王朝，它们的帝王究竟关心什么？其实，诸多国王更多关注的是财富和荣誉。其中最典型的是罗马帝国的诸位统治者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腓力二世。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政治文明和艺术文明的高度对于后来的欧洲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其文明并没有被完整地继承或延续下来，反而进入了长期的中世纪黑暗中，即使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诸国也未能从罗马文明中获取完整的文化遗产。当然，这其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内因不能不说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管理取向。

尽管罗马共和国的高层统治精英是当时所谓民主的代表，但是在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看来，统治寡头强烈进取，并且渴望军事荣耀；罗马精英喜欢广泛占有，因此爱好帝国征服！

罗马起初只是一个小城邦国家，且资源贫乏，多山而没有港口，建国早期应对接连不断的外部侵略和威胁，因而对军事行动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尚武风尚。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罗马人将实施暴力的能力提升到了美德的地步，甚至成为一种将暴力本身就看成善的品质。按照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说法，罗马人彻底地好战，这一性格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身上，也集中体现在最高管理层的行为和价值观中。他在《战争论》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激励战斗者的各种激情中，没有什么像对荣耀和声誉的渴望那么有力和持久。德语将这种激情同两个有贬义的词语—‘贪求荣誉’和‘追逐荣耀’—联系起来，从而使之受到不义的玷污。这些高尚抱负的过分泛滥肯定了对人类施加最令人厌憎的暴行。然而，它们的来源使它们有资格跻身于人性的最高境界。在战争中，它们起到激活慵惰之众的根本作用。其他激情—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复仇欲望和每种形式的热情—可能更为普遍，也更受尊重，但不能取代对声誉和荣耀的渴求。的确，它们可以使大众奋起，并且激励其行动，然而它们不可能赋予指挥官卓越超群的抱负，就像他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有的那样。它们不可能像抱负那样，使得指挥官对于作战的每个方面都有一种个人的、几乎属于他自己独有的利益兴趣，从而最好地利用各种机会，奋力耕耘，精心播种，以期获得大丰收。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奋斗精神、创造力、活力和争强好胜的热情，使得军队焕发勃勃生机并赢得胜利。”

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这种征服荣誉和战争荣耀的激发，使罗马人的好战及残酷始终贯穿在共和国和帝国的历史中。一位被后世认为具有高贵品质和文化修养的统治者小西庇阿在镇压西班牙一个城镇造反者时，为了杀一儆百，他竟无情地下令砍掉了400个年轻人的手臂。伟大的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就是在一次罗马军队的血洗行动中被士兵无辜残杀的。回来后，小西庇阿本人如愿获得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最高奖励—隆重的凯旋仪式。

一位历史学家深有所思地说：“难以揣测罗马人的残忍有何深意。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行为类似于不少原始的古代民族，不过，据了解，极少有如此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会在战争中表现出如此的残暴。罗马帝国的很多行为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理性的产物，但表现出很深的非理性以及阴暗的特点。罗马战争方式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经常性—罗马军团几乎每年都会到境外打仗。以致人们都认为，罗马的特征是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

这种不断的战争和征服确实为罗马人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带来了实惠—大批的臣服地区。不过，罗马同时也遭到了残酷的报应，不仅体现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同一年）迦太基25岁的领袖汉尼拔继位后对罗马全国领土的践踏，而且终极体现为公元5世纪北方野蛮人的残酷洗劫。

当罗马帝国陷入一片内外交困的混乱时，东方的哥特人开进了意大利。统率这支大军的是哥特人中最有名的勇士阿拉里克。公元408年，阿拉里克的大军向罗马逼近。他们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统治者惊恐万状。元老院决定派军使到阿拉里克那里求和。“求和吗？可以，条件是交出城内全部金银财宝。”“那么，您打算把什么留给罗马的市民？”“生命！”“不过，城里还有很多人，士兵们每天都在操练，他们将进行殊死的抵抗。”

阿拉里克哈哈大笑：“那很好，草长得越密，割起来就越省力！”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罗马人出黄金5000磅，白银3000磅，绸料4000块，皮革3000张，胡椒3000磅。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劫3天。

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穿着兽皮的哥特人吹着牛角号，冲进了罗马城，3天3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金质神像和黄金器皿装满一车又一车，都被拉走了，留下的是血流成河！罗马人和罗马文明基本上被清洗干净了！

公元476年，西罗马只有6岁的末代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盛极一时的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的不断入侵下覆没了。

到了16世纪，欧洲又出现了一个规模更大、历时更短的庞大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其领袖就是腓力二世国王。有人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帝国版图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其生存的方式就是军事扩张。他的孙子在1626年说：“有那么多王国和领地同王室相连，因而不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没有战争，以便要么保护我们已经取得的东西，要么将我们的敌人引向别处。”

这个腓力二世几乎打遍了当时整个欧洲的列强，进攻英国，入侵法国，与荷兰较量，其控制区域遍布世界的1/3，横跨9个时区。当时的法国人担心：“西班牙人的野心在于，他们得到了那么多土地和海洋的主宰权，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部分是他们不能获得的。”

用腓力二世本人的话说，他的这些业绩都是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是西班牙人”！实际上，贪欲才是他的内心世界，那源源不断的西班牙财宝船成为当时世界海洋上最为壮观的风景线！

当西班牙的敌人越来越多，自身的财富来源越来越少，内部耗费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位大臣小心翼翼地提出同时与英法为敌的巨大代价：“陛下，如果上帝真的将消除世界上所有弊端的责任赋予您的话，他本应该同时赐予您完成使命所需要的更多的金钱和力量！”

腓力二世不屑一顾地回答：“我知道你出于为我效劳的忠诚才这么说，但你也必须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充满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是不会就这样放弃的！……请你牢记：宗教的事业高于一切！”

当战局越来越不利于西班牙，腓力二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议会成员（尽管不起实际作用，但可以作为决策咨询机构）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抗议：“虽然对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是神圣和正义之举，但我们必须恳求陛下将其停止！”

腓力则对这种所谓“国民代表”的大胆无礼非常愤怒，对身边的臣属大发雷霆：“他们必须信任我，坚信我对这些王国的热爱，坚信我治理它们的长期经验，要知道我将始终做符合最佳利益的事情。告诉他们，以后永远不要将这类建议和问题带到我这里！”

当然，到腓力二世闭眼去见上帝的那天，他也没有看到真正的征服，但是历经一个世纪积累的海外财富却在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消耗了，西班牙既没有因掠夺海外财富而致富，也未能依靠这些财富保护好自己的领地，仅仅成了世界历史上又一个过眼烟云般的王朝（这类王朝在历史上很多，如荷兰王朝、奥斯曼帝国、匈奴王朝、元帝国等）！

这大概就是欧洲文明会断续而中华文明持续一体化的管理原因之一吧！中华王朝的大多数优秀帝王都比较关注持续的问题，而欧洲诸多王朝更多关注的是财富的获得和控制区域的无限扩大。中国有句俗话，而基督教也很重视的一句格言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关注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仔细想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之所以失败也在于此。中国很多企业领导者喜欢读帝王传记，往往喜欢其中的帝王权术，着重于权谋的把玩，而忽视了优秀帝王对于王朝的领导力，尤其是他们的管理重心，也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坦率地讲，不少企业领导者也说关注持续，也说持续发展，甚至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一没有培养出队伍来，二是总把现金流搞得极度紧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财技和智慧，才叫将资本运营到最有效率的地步，结果就是美国的安然等公司的消失，而中国的托普、德隆、科龙都是在豪情万丈的时候突然崩盘的。

实际上，在现代企业发展史中，研究者早已发现，长寿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相对保守的财务战略和更加长远的目光！

在此问一句：管理为什么？你问过为什么而管理吗？中国的企业家也是如此，你不以持续为管理目标，当然你就得不到持续。如果是为了管理而管理，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一句话，你关注什么才可能会有什么！当大量的企业领导者希冀通过资本运营获得企业规模的快速膨胀时，台塑当家人王永庆则不断强调：“要抓住管理的‘本’！”“本”是什么？就是影响企业持续的根本要素！如成本的控制和利润的持续来源。这就是王永庆似乎总是盯住小事并且自身特别节俭的原因。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儒家学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中华文明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无论是以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为代表的看法，还是很多中国的学者，似乎都认为儒学中的限制性思维是限制中国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人们将这种思维与鲁迅先生的系列小说言论联系起来之后，似乎更是找到了鲜活的例证。这种思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对立起来之后，进一步否定了中华文明还会进步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似乎在基因上就有问题！

这几乎是对中华文明宣判了死刑！实际上，这是一种情绪性的表现，也是没有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成长机制的体现。儒学只是一种理论，尽管是一种指导了历代帝王的理论，但是每位帝王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对于理论的取舍，而优秀帝王总是能够将理论活用而且深刻了解其精髓，而那些将王朝快速毁灭、不能成为长寿王朝的帝王，则恰恰是没有遵守规律，如秦始皇、隋炀帝以及明朝帝王对于儒学的曲解（尽管他们将儒学地位似乎推向极致）。

至于中华文明在中世纪之后的落后原因，我觉得不能归罪于儒学，它仅仅是一个理论，何况正是儒家学说为中华文明的持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要将儒家看成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反正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实际上是帝王管理思维、管理视野和管理能力的变化，未能意识到环境的变化，未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统治欲望，仍然坚持过去的持续观，其结果是必然可以预料到的！

中国的老板们，你关注持续了吗

中国的老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基业长青或做大做强。但是，截至2013年年底，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79年。这就意味着98%以上的民营企业活不过3年，甚至连一些大佬都在网上开玩笑：能活过5年，那已经是少数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经了秦池酒业、德隆集团、科龙集团、巨人集团、四通集团、顺驰集团等红极一时却轰然垮塌或悄然消失的跌宕之后，中国的企业界里，尚德、凡客、真功夫似乎又在重演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喜剧，更不用说数十万家小微企业悄无声息的消失或老板跑路的连续剧了。

俗话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短命的企业各有各的理由，很多当事人归结为：环境不利、政策不好、合作者的诚信、产品不对路、资金短缺、员工素质差，等等，总而言之，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别人和环境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可以归结于开办企业者的动机和领导力问题，投机心理极重，其典型的行为就是通过人脉关系找到生意，依靠低成本人工和设备偷工减料，把生意当差事应付。当我们问及这些人“企业的本质”时，绝大部分企业主的回答是“赚钱”。当一个企业只是为了赚钱而活着时，它就啥都敢干了，也就失去了长寿的基因。这就像一个人被问到“为什么活着”时，如果他回答“为了吃饭”一样，吃饭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可是他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你想想，这类人还会有希望吗？

企业赚钱天经地义，赚到钱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赚到钱是企业成功的标志之一，但企业的存在不是为了赚钱，就像人离开了吃饭不行（吃好了最健康），但绝对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凡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赚钱的老板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长存并做大，看看那些今天依然做大且活过20多年的企业，如联想、华为、海尔、万科、万向等，我们发现，这些企业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与那些投机心理极重的老板不一样，尽管他们中有人也曾投机过，也曾为了钱而忍辱负重，但这些相对长寿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是有灵魂，即有着注重长远而接地气的核心价值观。

长寿企业的领导人通常眼光更长远些，即使会有投机行为，也并不把投机行为看成一种经营的常态。王石卖过录音机，也倒过罐头，但有了积累以后就痛下决心，集中精力于房地产，并始终把“不行贿”放在价值观的核心；任正非也曾倒过电话机和交换机，但是很快就着眼于技术，并在公司成立10周年前后就请了一帮教授搞了《华为基本法》，将此作为华为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我们也看到过其他一些高喊爱国口号、价值观更加宏大的老板，如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但是，不能体现为具体行为的空喊使得其价值观飘在了天空而不接地气。真正接地气的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老板个人的嘴中，更体现在核心团队的认同上，无论是联想，还是华为或是万科，其创始人的价值观深深地印刻在了核心团队及骨干员工的心中，成了企业的灵魂，成了他们的行为指南。而牟其中的价值观口号似乎仅仅停留在口中，甚至他自己都不能完全遵守，更不用说其核心团队和骨干员工了。

一个缺少了灵魂的企业岂能长久？

二是有活力，即有着能够激发成员行动动力的机制。

与成功的开国帝王一样，这些长寿一些的企业都有一个能够激发核心团队成员动力的机制。这些老板都明白一个道理：既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公司自然更非老板一人之公司，要想把公司办成基业长青的企业，必须拥有强大而有活力的核心团队，而这样的核心团队必须有更加强大的机制才能打造出来。

柳传志提出了“将联想办成没有家族成员的家族企业”的主张，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以利益分享为目标的股权激励机制，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以杨元庆为代表的一批少壮派成了联想集团的新当家人；任正非则在中国企业界率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率先推行以骨干员工为主体的利润分享机制，一批又一批的华为“青年近卫军”崛起，成为华为的顶梁柱；而王石不仅在万科较早推行了核心团队的股票期权机制，而且在2013年推出了事业合伙人机制。

当很多老板跟我说企业搞不好是因为缺人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太认同。在中国这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从来不缺人，缺少的是能够把人变成人才的机制。如果老板自己就没有胸怀与格局，更没有清晰的价值观和机制，怎么会有人才的到来，即使人才来了也得给废了。

你关注了什么，就得到什么！《圣经》说：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着眼点在于今天赚了多少钱，可能你今天的钱就赚到了，管他明天在哪里；如果你关注得更长远，也许你才能走得更长远。

第2章　持续真经：帝王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

秦王嬴政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但如何才能当成个样子，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必须与以往的天子有所不同，至少在排场上应该如此！因为数百年了，百姓们都没有见过统一国家的帝王。

当始皇帝出巡的时候，无数的百姓聚集在路两边，眼巴巴地想看看这个能够将如此分裂的国家统一在一起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就是这个人，把这么大的中国统一了？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显示与以往任何帝王天子的不同，他发明了“皇帝”一词，过去只有“三皇五帝”或者“天子”，意思是说他“德迈三皇，功高五帝”，只有集“皇”、“帝”这两个字才能代表他的丰功伟业，并说明他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无上权威。

可是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展示自己的不同呢？

始皇帝通过经常地杀戮有异动或者被怀疑有异图的臣民以显示自己独一无二的威权，而身边的臣子更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其中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廷和不断地出巡就是典型的显示权威方式。本意是让百姓看看新皇帝是多么气派从而产生敬畏感，哪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秦始皇逝后，民工小头目不堪忍受暴政而又对皇帝的出巡威仪羡慕、反感，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揭竿而起！

沛县的小亭长（相当于今天乡镇派出所所长）刘邦，挤在人群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壮观队伍时被震撼了：“大丈夫生在世间，就应该如此！”

如果没有这一幕，会不会有刘邦的皇帝梦就不好说了！

另外一个场合：

整天无所事事的贵族青年项羽在会稽（浙江绍兴）听说皇帝来了，赶紧跟着叔父去看看皇帝是什么样的神仙，能够将他们项家扶持的强大楚国给灭了！当然他看不到始皇帝的脸，但是当他看到这么豪华的车队和气派场面的时候，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个家伙完全可以被取而代之！”

多亏人声嘈杂，卫兵们并没有听见。不过，这一句话还是吓坏了陪他出来看车队的叔父项梁，赶紧把他领走了！从此，项羽变得更加自信了：连那个不怎样的小子都能够统一中国，我这样的能力应该更没有问题！

这些副作用是始皇帝和李斯等臣属想也想不到的！

实际上，统一秦朝的影响确实是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英文“CHINA”（中国）的来源，一般认为是“china”（瓷器），但西方的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这来自“秦”，是当时罗马人对于“秦”（Chin）的称呼。实际上，“瓷器”也可能来自秦。看来，秦对西方罗马帝国还是产生了些许影响，至少它知道东方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帝国。只是，大秦王朝却过早地夭折了。实际上，嬴政是比较关心持续的一个帝王，他自称始皇帝嘛！希望子孙能够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哪知道事与愿违呢！

之后的项羽进了咸阳，本来非常可能成为新一代帝王，但他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坑杀了无数的秦卒，丧失了机会！

刚刚登上帝位的隋炀帝，本来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君主，极有可能成就新一代的持续王朝，但却自以为天下太平，以致最后每天照着镜子对身边的女人说：“我的大好头颅，不知道谁能够砍下？”

李自成、刘宗敏等都进了京城，也赢得了民众的一时支持，却兵败如山倒！

历史长河中似乎有一种冥冥中的意志，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不管他们是多么聪明、多么雄才大略、多么强大有力，尽管他们可能也希望持续，如秦始皇、项羽、隋炀帝等，历史总是驱逐他们尽快地离开！这个冥冥中的事物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旨意吗？如果真有上天，这个上天又是什么样的呢？

找到平衡的度：持续领导力的DNA

据《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足够的粮食、强大的军队以及民众的信任！”子贡又问：“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去掉一个，哪个先去掉呢？”孔子答：“那就去掉军队。”子贡接着问：“那要是再必须去掉一个呢？”孔子答：“只好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们都会死去，但是失去民众信任就什么都完了！”

有人对此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汉代的王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情绪激动地指责说：“如果治理国家没有充足的粮食，百姓就要挨饿，就要放弃文明礼义；文明礼义都不要了，哪来的什么信任呢？！”

我想，这应该是王充先生对孔老夫子的误解，他讲的是领导者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民，人们不信任你了不就完了吗？即使在危机的时候，领导者也不要失信于民，否则，你就失去了民心！这不是说粮食不重要吧？当然重要了！现在你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军队，但还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怎么办？那还是要遵守承诺！项羽与刘邦的成败关键点就在于此！

孔子是“素王”，也就是平民中的“王”，雍正题匾“生民未有”至今挂在孔庙的门楣正中，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民”能够有如此的地位和造化，被世代称为帝王之师，享尽中国人的极致荣誉。孔子生前却一世蹉跎，当过数年的政府官员，业绩并不如他的理论那么受人称道！因为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很多文人从政都有这个特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强大的洞察者！他对于治理国家以及如何让政权持续的策略和看法还是被诸多帝王奉为圭臬！

实际上，很多不太成功的帝王也知道孔子理论的重要性，也了解一个帝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要求。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不到，做到了就成功了，做不好就失败了！成功了，就成为开国皇帝或者中兴皇帝；失败了，就成了贼人！

混乱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并不全部是昏君当道，而是颇有几位深具管理意识的帝王，比如逼晋恭帝禅位而称宋帝的刘裕，继位的第三子刘义隆（后称宋太祖），深深地了解这个混乱天下的治理难度。刘义隆曾亲自给作为军事重臣的弟弟刘义恭写信，谆谆告诫其管理应注意的关键事项。他说：

治理天下是很难的，国家事务非常重要，虽说我们是守成的，但并不容易。盛衰安危，全靠我们兄弟自己，没有人帮得了我们，因此，我们要千万存有惶恐之心！

我知道，你的性情比较急躁，心里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心里不想什么，就随着外部的环境变化。这是你的最大缺点，一定要克服！关羽、张飞的下场值得注意！“如果以后我个人有什么不测，我的儿子还很小，你就要行周公之事，辅佐新君，不能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那时，天下的安危就靠你和义康（另一个弟弟）两个人了。”

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你要尽量少花钱，懂得节俭和体恤民众，学会尊重他人。以势压人，别人不会真正服你的；以威见人，才能赢得下属！“你要多见见基层的小官吏们，他们最了解老百姓和底层人群的想法和现状！”

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治理主张，这个刘义隆当了近三十年的偏安帝王，在当时也算是个奇迹了！不过，他的继承人就没有这样的见识了，而且早把老爹的语录扔在了脑后，败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隋炀帝也打过天下，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浅显道理？但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性格，因此也就很难做到位！有些人做到了，成了一代明君，建立了一代强势王朝。很多称帝的人都希望持续，但不知道如何持续，甚至认为只要控制臣子不造反或者完全听命于自己就可以持续了。隋文帝杨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王朝统治者，从个人的作风方面讲，杨坚称得上一个好皇帝，勤劳思政，经常在批公文的地方用餐，而且任用了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但是从领导力来讲，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差的皇帝，由于猜忌之心太重，又不善运用比较合适的管理方式，结果就是大批有才能且忠诚的臣子被冤死，以致最后被甜言蜜语的杨广迷惑而将江山交给了一个败家子！

这个杨坚在没有称帝之前，人缘还是蛮好的，不少人愿意辅助他、帮助他，甚至愿意替他卖命。当然，另一方面是南朝的陈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陈后主这样的，何曾还有帝王的一点风范？杨坚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抱负、也有一定能力的人，一旦称帝，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与老同学、也是老部下元谐的关系变化就是典型。

元谐是汉化鲜卑人，出身原北魏皇族，家世贵盛，与杨坚同岁而且是国子监的同学，后来二人都从军，且都立下赫赫战功，惺惺相惜。对于杨坚的快速上升，元谐不仅没有嫉妒，反而对于杨坚的志气和才能很是佩服。当杨坚成为北周大丞相的时候，元谐则成为杨坚的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追随者。

元谐是个野心不小的人，但却是一个甘当绿叶的人，他看出了杨坚不甘人下的心思，在一次私下的聚会中对杨坚说：“要做大事，必须有自己的亲信！你没有亲信，就像水中有一堵墙，很危险呀！”

这些话对杨坚称帝和统治都产生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登基称帝后不久，在一次与众多亲信大臣的聚会中，杨坚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对元谐讲：“没有亲信，看来还真的很难成大事呀！”

元谐听了，欢喜且忧，欢喜的是这明显是说元谐的功劳，忧的是他知道杨坚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这句话也是提醒他的！

不过，元谐尽管了解杨坚的为人风格，但还自以为是开国功臣加同学，杨坚怎么说也得买账吧，于是，在不少场合，有意无意地担当起谏臣的角色。他觉得他说这些问题是对杨坚负责，而且也只有他才敢对杨坚说些忤逆圣意的话。

一次，杨坚兴高采烈地登上大兴宫的南门—广阳门，大宴南征将士，元谐也在其中，他借机向皇上进言说：“陛下大获全胜，可喜可贺，如今威望远播，恩德隆重，恳请陛下将战俘突厥可汗封为侯王、陈后主叔宝为令史，以便让天下感受到陛下的仁慈胸怀！”

尽管这话是私下场合说的，但是杨坚立即怒形于色，说：“我平定陈国，把他从位子上拉下来，也杀了一些叛民，并不是为了扬威，而是为了老百姓！今天，让他在我朝做官，老百姓会赞同我吗？突厥人更是狡诈多变，怎么能放虎归山呢？你的这些主意太书生气！”

元谐默然而退！

从此，隋文帝就对元谐有了看法，而元谐的仇家趁机诬告说：“有一次，元谐、元滂兄弟去见杨坚，元谐悄悄地对元滂说：‘我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殿上那个家伙，贼也！’”结果，元氏兄弟皆被处死，家产遭查抄！人家兄弟之间真有悄悄话，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也是一个莫须有啊！

所以，有的人是真的不知道如何持续，只能是个短命的贼！有的对于帝师的教诲很清楚，但是有意或无意地不做或做不到，只能是个短命的王朝。只有少数人既深深地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身体力行，成就了长寿王朝。从历史的进程看，短命王朝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持续王朝的数量，短命“贼”更是多如牛毛！因此，能够成就长寿王朝的开国帝王或者中兴君主都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么，成就长寿王朝的帝王有没有与众不同的方式？从管理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有三件大事是事关王朝持续的关键，关注到位了就是成功的帝王，不关注或者关注不够就是一个不成功的帝王，王朝有可能出现崩溃，导致无组织力量抵御外敌的侵蚀。

哪三件事？

社会丰裕，利益平衡，权力安全。

这应该是事关王朝持续的最基本的事情，优秀的领导者和帝王应该记住并尽可能地做到。

我见过许多企业家喜欢阅读皇帝传记，甚至沉迷于帝王权术之中，有着难以释怀的皇帝情结（这大概也是不少中国男人都有的情结吧），但是往往忽视了那些成功帝王在构建持续王朝时候的意志、智慧和能力。比如我曾经认识的一位企业家，非常喜欢阅读皇帝传记和看皇帝电视剧，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他对我大谈谁是他的纪晓岚、谁是他的和珅，等等。我一看此人已经“走火入魔”了，就说了一句：“要是你的纪晓岚跑了怎么办呢？”

他哑然！

如果真的有皇帝情结，千万别忘了优秀帝王的真正智慧是什么！他们的管理核心是什么！他们最关注什么！

领导力的本质在于平衡，尤其是利益的平衡。合理地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考验领导力强弱的试金石。在历史上，即使你是一个胜者，甚至是一个强大的胜者，也要注意各方利益的平衡，让身边的人以及与你合作的人，还有天下苍生，都觉得你照顾了他们的利益和情绪。

项羽，对于手下的兄弟不可谓不照顾，拿下秦都咸阳后，也让辛苦了很长时间的手下兄弟尽情玩乐并给予了分封，但为什么会与刘邦的分封效果差距那么大呢？原来，项羽分封的多是跟随自己多年、感情也比较深厚的官二代们，而平民出身的将领基本上没有太多机会，而且项羽对于秦朝皇帝及皇族的残酷处置也让其他势力毛骨悚然，似乎看到了又一个暴君的出现，像张良、韩信这样的人哪敢陪着项羽这样的英雄玩啊：不知道哪天自己的脑袋就掉了。

项羽，让身边的人与合作者都感到没有什么安全感，似乎他一怒就可冲天。在电影《王的盛宴》中，刘邦面对手下群臣对项羽这个人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评：

项羽败就败在只知道自己的欲望，不了解别人的想法！

就凭这句话，刘邦就是一个当领袖的料！

社会丰裕：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一件大事

李自成靠什么成功进军北京？就因为那句“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许多王朝为什么被倾覆？《易经》讲：穷则思变！

学生问孔子：“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孔子答：“使民富且寿。”

秦王问尉缭：“如何使国家更加强大？”

尉缭答得很艺术：“要称王，那就要使民众富有；要是称霸，让谋士富了就行！勉强生存的国家，大臣都比较富有。无道的君主都是国家的仓库满满的，老百姓的口袋空空的！有道的君主应该是让官民共同富裕。”

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和谐社会”本质的描述！

当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管仲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他的结论是：“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

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民富论吧，将“藏富于民”作为治国的基础！我觉得，这也是最早的“发展是硬道理”，即民富，才能国富。

从社会底层上来的刘邦深深了解这一点，上台后的休养生息政策直接影响了他的继承者—文帝与景帝，历史上也就有了“文景之治”。汉武帝就是因为祖父及父亲积累了大批的物资能够让他大张武力，而他的武力虽然让汉朝的光芒照射进了西域，让周边的其他民族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并臣服于他，却让他的子孙备受社会疲惫的困扰。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尽管出身皇族，但身世艰难，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了江山！他很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赢得百姓的支持。一次，太子问他攻占的谋略，他若有所思地回答：“当初，卫灵公问孔子排兵布阵之事，孔子没有回答。现在，这也不是你要了解的！”

他大概想让太子更多地关心民众的疾苦，更多地掌握社会丰裕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攻伐战阵的能力。

要想让老百姓富裕，就得让耕者有其田。战乱导致了大量的流民，汉光武帝刘秀知道，如果不能让流民得到足够的土地，民间的贫穷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他在民间的时间很长，早就知道天下的垦田分配不均，即使进行丈量也是多不确实，尽管让各地官员着实丈量，但仍然受到利益集团的软磨硬抗，本来就没有完全平息的民间造反势头似乎有抬头的迹象！刘秀真急了，亲自抓土地问题，要求各郡直接将公文呈送皇帝！刘秀在阅读陈留郡报告的时候，发现该报告的某页边脚上写着一行小字，他仔细一看，写的是：“颍川郡、弘农郡可以问，河南郡、南阳郡不可问。”

刘秀觉得有些蹊跷，就问负责公文的官员：“这公文是从哪里来的？上边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官员不敢说，就撒谎说：“陛下，这是从长寿街上捡到的。”

刘秀怒从心头起，连骂：“荒唐！”

身后12岁的皇子东海公刘阳接道：“当地的官吏接到郡府的敕令，要求他们与其他郡的丈量土地数量进行比较！”

刘秀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河南郡、南阳郡不能问呢？”

刘阳实话实说：“河南郡，是帝王之城，有很多圣上身边的臣子；南阳郡是圣上的家乡，有很多圣上的近亲，田地住宅很多超出了规定的标准，不好作为丈量的依据。”

刘秀大怒，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质问，果然如此，当即下令：“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人，土地丈量必须如实进行！”并对处事不公，弄虚作假的官吏予以刑罚处治！

看来，刘秀之所以能够将祖先刘邦开创的汉代王朝持续近两百年，正是抓住了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历代的开明君主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达成了共识，例如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自民间，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认为“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穷则离”。但是他的那些长于深宫的子孙们就不大知道这些了，他们足不出宫，即使出宫，不是玩耍就是象征性地找几个地方看看。你可以想象这些继承帝位的皇帝是如何了解基层的，即使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了，交通和信息这么通畅了，以下骗上的事情还屡屡发生（比如小煤窑的安全问题、粮食储备问题、违规批地等），何况那时呢？

明朝弘治皇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帝王，他在位第17年（1504年）的一天，召见了年近70的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问：“朕好几次打算任用你，你怎么总是推辞呀，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大夏的话听起来倒也无懈可击：“陛下，臣老了，浑身是病，精力也不够了！”

弘治也不是好糊弄的皇帝：“这是托词，为国家卖命是臣子的本分哪！何况现在正是朕用人之际！”

刘大夏很诚恳地回答：“陛下，现在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个什么乱子，兵部肯定是要负起责任来的！老臣的能力实在是不足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害怕辜负陛下的一片信任哪！”

弘治默然，为刘大夏的话震惊不已：“你以前也对朕说过‘天下民穷财尽’的话，可是祖宗开国以来，一直按照规定征收税赋，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陛下有所不知，问题就出在不按规定征收税赋上。比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的小事情尚且花费如此之多，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弘治又问起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弘治真的有些想不通了：“军队每月都发口粮，出征还发补贴，怎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军官们克扣军粮补贴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兵士又怎么会不穷呢？”

弘治长叹一声：“朕当这个皇帝这么久了，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这样贫困，如此下去，祖宗的江山非断送在朕的手上不可！朕凭什么做人主呀！”

于是，他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情况看，禁令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回京后给皇帝描述了一幅更加具体的图景：“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天的庄稼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连件齐整的衣服都没有，种地的农民个个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为严重。从南方过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户越来越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本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竟然饥荒到了这样的程度。北方人懒，一向没有什么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恐怕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啊！”

这是明朝中期的“心血管病”发作的征兆。

实际上，历代王朝中的造反契机与五代十国的乱世迭出都是这种“病症”的大发作。你想想看，西晋时期的晋惠帝，当大臣说有饿死人现象的时候，他竟然说出“何不食肉糜（粥）”的话，能不走向乱世吗？

秦、隋以及貌似强大的元帝国之所以成为短命王朝，不能不与频繁的征伐、无度的奢靡而导致的社会贫困有关！而刘邦、唐太宗、朱元璋、康雍乾等帝王正是对此有着深深的认识而推出休养生息政策，将社会丰裕奉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唐太宗认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如果庄稼不能丰收，国家也就没有富裕可言了！”

康熙皇帝也对这种思想深有同感：“自古国家久安长治的根本，就在于以让百姓富裕为首务！”

社会丰裕不在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在于社会中坚（普通平民）的财富增加以及幸福指数的提升。其实，从历史上看，财物最为丰富的时代不一定是社会丰裕的时代，可能是最容易混乱的时代，任何一个乱世的出现都并不一定是社会财富大幅减少的缘故，而是社会财富极为不均衡的结果。秦国之所以能够征服六国，统一中国，就是因为东方六国贵族已经占据了官位的90%以上，社会财富的90%集中在1%的人手中，秦朝末年的财富高度集中于皇室。大宋王朝是公认当时最为富裕的国家，但财富已经高度集中在官宦和大地主的手中，奢靡之风盛行，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呢？碰上蒙古骑兵那样的虎狼之师只有逃跑，哪里还有战斗力？而大明王朝到了崇祯年代，其GDP已经雄踞世界第一数百年，但却民不聊生，李自成一句简单的“不纳粮”口号竟然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共鸣，可见，财富不均衡到了什么程度。

不管你的舟多么漂亮、多么强大，千万别忘了水才是载舟的根本。

即使民营企业的老板，如果一味自己捞钱而不是考虑到全体员工的福利和物质基础，即使这家企业的银行账户中盆满钵满，其下场也同样如末代皇帝。

利益平衡：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二件大事

谈到平衡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清乾隆时代的刘罗锅、纪晓岚与和珅的争斗故事。让臣属之间形成制衡似乎被看成是帝王驭人的根本技术，但是，笔者谈到的平衡主要是帝王关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一体化，而不是臣子内部的平衡和制衡。对于一个优秀的帝王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平衡。

有人说，秦朝就是遭到了天下人的憎恨才灭亡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文人儒士恨透了秦国！

秦始皇灭掉六国，六国后人恨透了秦国！

秦始皇不封子弟，子弟功臣怨透了秦国！

秦始皇大兴土木，平民百姓怨透了秦国！

秦始皇里外不是人，其国不亡才怪呢！

这么多人会恨秦始皇，他不清楚吗？利令智昏！道理听起来虽然简单，但秦始皇本人不一定理解，他可能认为：天下是我大秦统一起来的，普天之下，莫非我的地盘，你们都是靠我活着的，我是皇帝！其实，他忘记了以往历代掌权者都需要明白的一个关键：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平衡。

优秀帝王，都是利益集团平衡的高手！

周文王不仅平衡老臣与新贵的利益，还要平衡前朝王族（没有大开杀戒）与新朝王族的利益，更要平衡周边各民族和内地诸侯的利益，还要注意老百姓与权贵的利益。

正是这种平衡的威力，使得周王朝绵延800年而不倒！

仅仅代言一种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很危险的，不管你代言的利益集团看起来有多么强大！

据说，西汉末期靠不正当手段也过了一回皇帝瘾的王莽因很早就在政界打拼，深通其中潜规则，练就了一副高超的政治手腕，尤其擅长于在官员之间制造平衡与制约。

王莽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朝中大官，千方百计地压制他们的气焰，一方面可以收取民心，另一方面也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权力，毕竟朝中大官才是身边最有威胁的对手，特别是对于他这个以外戚身份登上皇位的人。

王莽规定，公卿大夫进入皇宫者，随从名额按照官阶大小有一定的限制。一次，太傅平晏入宫，带的随从人员超过了规定的标准，皇宫门卫长将这些人挡在了门外，而且大声宣读规定。平晏的火一下子就蹿了起来，他哪把这个小绿豆官放在眼里，立即要身边的心腹警卫把门卫长捆了起来，扔在一边，扬长入宫。事后，门卫长哭着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王莽听了大动肝火，当即派数百军队包围了太傅宅邸。平晏开始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一打听才知道是捆绑门卫长一事捅了娄子，赶紧将那名心腹警卫交了出去。这名为虎作伥的警卫被军队活捉，被公开处死。这一招确实厉害，不仅吓得太傅不敢仗势胡为了，就是其他的京城大官也都夹着尾巴做人，免得灾祸临门！

客观地说，王莽上台以后还是想做些事情的，而且对于官员之间的制衡，手段也是比较高超的，但是，他最致命的弱点在于不明白成功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利益集团的大平衡问题。他的王朝短命也是缘于这种致命伤：他身边缺少支持的力量，仅仅靠本家由外戚转换过来的人员是不够的，所以，他的失败倒不是由于他是篡权上去的（成功的篡权者，如建立大宋王朝的赵匡胤、建立隋朝的隋文帝以及曹操家族、司马懿家族等），关键的败因在于不能平衡各大利益集团，失去了几乎所有利益集团的支持！

美国领导力权威约翰·加德纳说：“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懂得如何与各种分裂的社会团体打交道，这些团体很难彼此理解或取得共识。”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对此都非常清楚，他们尤其关注皇族与贵族、统治者与民众，中原与四夷等利益集团的平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肯分给别人，自己也是得不到的，即使得到了也守不住！

刘邦大概是最早看透这层道理的一个君主，他既没有很好的家族背景，又没有什么过强的具体本事，但他清楚让各个利益集团代表者获取应得的利益才能取得这些人的支持，而且不让一方过于强大是最基本的道理。

刘邦封雍齿是一个典型情境，实际上他对韩信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韩信确实是个带兵打仗的天才，但是毛病很多：固执，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嘴上没有把门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固定忠诚的信仰，个性随意，有时不顾大局，对别人的感受不太敏感，几次对刘邦的自尊心都有很大的伤害，而韩信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刘邦从心里就不大喜欢他，由于当时需要打仗的好手，他也就忍了下来，何况还有很多能征惯战的将军都是从别人的军队过来的，一旦韩信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其他将军可能会不自安，因为在他们眼里，韩信的威信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时候，能够打胜仗的才是老大！《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比较形象的描述：

楚汉相争胶着之际，韩信东进，拿下临淄，俘虏了齐王，在派人报捷的同时，送来了一封书信，上面写着：“齐人虚伪、狡诈、变化无常，请求封我为齐国的假王（也就是代理国王），这样才能镇服齐人。”

刘邦一看就火了，这不是关键时候进行要挟吗？当即大骂：“我被围困在荥阳，日夜都盼着你来帮我打败楚军，你这小子却要封个什么假王……”

就在这时，张良拉了拉他的衣服，陈平踩了踩他的脚，刘邦立即醒悟过来，眼睛直盯着韩信使者，继续大声粗气地说：“韩信，你这小子也真没出息！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该是真王了，还做个什么假王！”

他派张良拿着印信到了临淄，封韩信为齐王，仪式非常隆重。韩信很受用，对刘邦的指令自然也就很服从了。其他将军也先后封了王，即使没有封王的也充满了希望！将军集团的利益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也激起了他们消灭项羽的斗志！

最大的强敌项羽在垓下自杀之后，汉天下有了雏形，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得意之余，问道：“诸位王侯、诸位将军，你们今天说实话，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是什么原因？项羽之所以丧失天下是什么原因？”

高起、王陵马上站起来回答：“陛下在命令人攻打城池夺得了土地之后，将得来的土地都封给了攻占土地的人，和大家共同分享利益；项羽就不这样，对有功的人加以杀害，对有才能的人起疑心，不肯信任。这就是陛下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吧！”

可见，刘邦的分封在与项羽的争战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他得意地说：“你们只说对了一半！要说运筹帷幄而能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过子房（张良）；要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使前线用粮不断，我比不上萧何；谈到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韩信绝对比我强得多。那么，各位，我做了什么呢？”

“……”“我能够重用这三个人，而项羽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这就是他被我擒杀的根本原因！”

尽管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天下并没有太平，如何对待韩信等重臣仍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项羽部下大将钟离昧在项羽自杀后潜逃，刘邦由于多次败在他的手下，恨透了这家伙，一定要将其生擒而后快，而钟离昧走投无路之际偷偷到以往交情很好的韩信那里躲藏了起来。不久，刘邦就知道了，大为光火，有人则趁机说道：“韩信这小子肯定想造反，发兵一起杀了他算了！”刘邦咬牙切齿，看了看陈平：“陈平，你说呢？”

陈平冷静地说：“那人上书告韩信造反，韩信知道这回事吗？”

刘邦说：“应该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目前的军队在作战能力方面能够与韩信的军队比吗？”

刘邦说：“恐怕不如韩信！”

陈平接着又问：“那您觉得在座的诸位将军在指挥作战的能力上有比得过韩信的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说：“那既然是这样，您觉得能够发兵与韩信作战吗？”

刘邦沉默了，缓缓说了一句话：“你说该怎么办？”

陈平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巡狩、召会诸侯的仪式，以显示对于地方的关心。陛下可以以巡狩云梦地区的名义会诸侯于陈、蔡之西界。韩信接到天子巡狩的消息后，肯定会依照诸侯的礼节前来拜见您，而且也不可能带什么部队过来，那时擒他用一个力士就足够了。”刘邦很赞同陈平的计谋，就将他的巡狩计划下令通知附近诸侯。韩信闻讯后，半信半疑：天子到此真的就是为了巡狩，不是为了钟离昧而来？焦虑之际，一位谋士对韩信说：“楚王（韩信当时的王位），天子无非是为了钟离昧而来，只要杀了他，将首级交给天子不就完了吗？为了他与天子闹翻不值得！”

韩信最大的弱点就是大事糊涂、小事明白，自以为明白实际上糊涂，军事上明白、政治上糊涂。他觉得谋士说得很有道理，就闷闷不乐地来见钟离昧，向他透露了天子要来的消息！钟离昧一听就明白了，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给大王你惹的祸，不过大王你一定要明白，即使真把我杀了交给刘邦，他肯定还是饶不过你的！”

韩信低头没有说话！

钟离昧进到里屋，长叹一声，横剑自刎！

年底，刘邦果然如期会诸侯于陈地，韩信也果然提着钟离昧的头来见。韩信刚刚拜见完毕，就被刘邦身边的武士拿住捆绑了起来，韩信大喊：“我何罪之有？”

刘邦气愤地将别的诸侯揭发的状子扔在他的眼前：“你私藏国家重犯，置朝廷命令于不顾！究竟是怎么回事？”

韩信无话可讲。在被押解到京城长安的路上，韩信对身边的人慨叹：“我真是该死，早就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搞不懂！”

但是，刘邦忍住了没有杀他，而是在拘留了一段时间后将他贬为淮阴侯，一方面韩信代表了军事功臣集团，杀掉他恐怕会引发军事重臣的过激反应，毕竟天下还不是十分太平，同时也是做给功臣看，他对于功臣还是比较宽大为怀的。

为了制衡军事功臣集团的势力，刘邦大量分封刘姓子弟为各地之王。首先把韩信的楚王封地分为两个封国，一部分交给了堂兄刘贾，然后，逐步分割，形成了新的分封局面。随着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王相继被消灭之后，刘姓诸王基本上控制了各地的局势。不过，刘邦发觉在军事功臣逐渐失势之后，以皇后吕雉为首的外戚势力有所加强，而且他很清楚吕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女人可能会对刘氏江山构成威胁！

怎么办？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想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盟誓。这是中国最传统的约束性行为。

他选了个黄道吉日，诏令文武大臣及皇族到太庙参加祭祀刘氏祖宗的典仪，吕后及诸多外戚当然也受命作陪。

午时三刻，刘邦拈上一炷香，站在供桌前，右手一挥，大喊道：“刑白马！”

武士挥刀刺中白马，将马血分给了每一个在场的皇族、后族和文武大臣。刘邦首先端起血酒，一字一句地说：“从今以后，不是刘姓宗室的人，不得封王；不是立有战功的，不得封侯。敢有违背盟约者，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天下都要共同讨伐！”说完，他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吕后也捏着鼻子，屏住气息，把血酒灌进了腹中。文武大臣等齐刷刷地举杯发誓：“谨遵圣命，万死不辞！”

这个仪式说管用也管用，因为在诸吕称王后终被文武大臣灭掉；说不管用也不管用，它还是没能禁止吕后的封王举动。

刘邦的平衡木管理战略还是发挥了比较理想的作用，内部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缓解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对外族也采取了和解策略，以缓解中原地区民族与边远民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刘邦是有正史记载以来我国第一个管理上的平衡大师，在实践中也比较注重中庸的原则（尽管他本人对儒学有很多偏见和看法）。这恰恰是刘邦得到天下并长享太平的诀窍，但他的后代就不这样认为了，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的了，似乎皇帝拥有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王朝的“慢性病”开始发作了！

唐太宗、宋太祖、康熙都是王朝政治平衡的高手，唐后期的纷乱是失衡的结果，康雍乾三世的繁荣则是平衡的结晶，而利益群体处理的失衡往往是导致王朝崩溃的基本原因。

王朝走向崩溃的失衡一般有几种典型的表现。

一是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这种利益失衡的集中体现是，皇族、官僚阶层凭借政治强权对于民众根本利益（土地）的强行占有而致民众流离失所。汉代张禹买田达四百顷之多。汉成帝时，有一个被称为“宿儒”的丞相翟方进，在侵占汝南良田没有达到目的时，竟然利用职权破坏水利设施，致使田地枯旱，颗粒无收！东汉末年，更是豪绅、富商、世族、官僚、贵族横行夺地的“黄金时代”，唐末、宋末、明末皆如此。明朝刘瑾弄权时，他本人侵吞土地无数（据调查，他已经进入了2004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千年最富的六位中国人之一），手下有个叫谷大用的跟班竟然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

二是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关系失衡。统治阶层中利益集团的激烈倾轧也是王朝毁灭的内因之一。翻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王朝末期的官场特点极其鲜明：女主秉政、外戚专权、宦官横行、官员党争！如东汉的党锢和宦官专权，唐朝后期的军阀霸道与党争，北宋、南宋晚期的官僚倾轧，明朝晚期的太监当道，清朝后期的慈禧垂帘，更不用说那些短命王朝的政坛了！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帝静悄悄地来到魅影重重的景山，走到一棵歪脖树下，长叹一声，上吊自杀。从遗书的内容看，他似乎并不怨恨李自成，而是怨恨那些干拿俸禄不干正事且相互倾轧的官员。他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也不够，招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都是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面见祖宗，只好自己摘掉皇冠，用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子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从遗言看，崇祯本质上还是一个好皇帝，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只是长期生活在宫中，身边只有太监和弄臣，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缺乏实际经验，在位17年，受到了朝臣无数次惨不忍睹的糊弄。就在上吊前的几个月，受他重用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次，把一次根本就没有打起来的战役吹成了大捷。朝廷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已经充斥了官场，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能够糊弄皇上就糊弄皇上。

三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失衡。中原王朝并不是完全封闭运转的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内容，也是影响王朝寿命的一个要素。如西汉末期边族匈奴的频频进犯，两晋时期北方蛮族的强大与凶悍进攻，当然，最典型的是两宋时期女真族、蒙古族的强盛，明朝末期北方满族的崛起，等等。与这些逐渐强盛的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持续的博弈是王朝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博弈的失利或者失策往往导致蛮族进入中原，甚至摧毁王朝。除了人所共知的元代宋、清代明外，匈奴贵族刘渊父子灭掉西晋，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建立“后汉”小王朝也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情境！

权力安全：长寿王朝帝王的第三件大事

刚刚当上皇帝的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出现频繁的朝代更迭，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动辄推翻帝位，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他自己就是这样上来的。为此，赵匡胤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使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则训练隶属于自己的精兵，以防不测。他对军队的统帅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换岗，但还是有人发动了叛乱，尽管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令赵匡胤更是坐卧不安。

一天晚朝过后，赵匡胤在内宫特意设了一个私人宴会，邀请了石守信、王审琦等最为贴心的几个高级将领一起饮酒畅谈。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也似乎有些醉了，他站起身来，举着一杯酒，感叹地说：“如果不是你们几个兄弟大力扶持，我哪里会有今天。你们的功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大家赶紧下拜：“都是陛下英明！”

赵匡胤话锋一转：“你们不知道呀！这皇帝也不是好当的，远不如做节度使舒服。自从当了这个皇帝，我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有什么让陛下您担心的吗？”

赵匡胤眯缝着双眼，意味深长地回答：“这还不明白吗？我这个皇帝位子，谁不想坐呢？”

一听此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怎么能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仰头将一杯酒饮到肚子里：“多谢你们这么忠诚，但是你们的手下就很难说了。如果真有部下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真不想当这个皇帝，那时恐怕也推辞不掉呀！”

这时的石守信等才明白了这位昔日的大哥、今日的皇帝为什么要摆这个“鸿门宴”，哭着求赵匡胤指一条生路。

赵匡胤忙扶起众人，长叹了一声，一只手搭着石守信的肩，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人们追求富贵是为什么？还不是好好享受享受，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一个安定富贵的好日子。在京城当个什么指挥使有什么意思，还得听我唠叨，不如到别的地方当个节度使，自己说了算，还可以利用这太平盛世享尽清福，多舒服呀！”

赵匡胤的一席话顿时点醒了石守信等人，纷纷感谢皇帝的安排周到！

次日，各位高级将领相继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不是要求退休就是要求到外地做节度使。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也是历史上比较人道的一次王朝高层政治斗争。

对于夺权或者可能有夺权征兆的镇压在历史上都是最残酷的，也是非常彻底的，因为失去了权力，帝王就失去了一切，王朝高层斗争的残酷性也源于此。一般来说，长寿王朝的优秀帝王维护权力安全的策略大致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各管理机构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依赖和制约。

大臣专权，皇权旁落，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李唐政权建立后，它的基本制度是“唐承隋制”，在中央政治机构设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三者同为宰相，其中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也正因为此，隋朝的尚书令并不常设。唐初，为了平衡与太子的关系，唐高祖任功劳很大的李世民兼任尚书令；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这个位置就空了下来。他为了分散朝臣的权力并形成制约，重新调整了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起用了很多资历浅、年纪轻的官员进入决策圈，其本质就是扩大高层管理团队，以防止个别大臣专权。

第二种方法，强化信息控制。

西方的领导学理论认为，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通过控制收集哪些信息、如何解释以及如何分享这些信息，都可以直接影响权力的轻重。中国古代的帝王大概早就知道了这种方法，一些优秀的帝王运用得游刃有余。对于广泛的信息进行管理，美国总统深谙此道，水门事件、棱镜门事件暴露出来的监控滥用不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控制吗？

信息本身是没有属性的，而如何处理信息是领导艺术的核心之一。有些“精明”的大臣擅长此道，只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上报给皇帝，将不利的信息藏匿起来，而皇帝本身如果对信息的管理失控，权力也就打了折扣。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的时候酒后吐真言，向那些送行的“徒弟”们透露了掌握皇权的诀窍。他说，伺候皇帝的要点在于，不能让皇帝有闲工夫，他一闲了就想见见朝臣了解信息，就想看看书掌握点知识，这样皇帝什么都明白了，就不理我们了，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要千方百计地“蛊其心，极奢侈，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其中，那“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这就是唐太宗喜欢与更多的人谈话，让各层次的人进入决策圈的原因，也是康熙、乾隆南巡的内在推动力之一。

过去，中国社会尽管不是信息社会，但是信息的规律是与现在一样的：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更大的机会，也就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按说，皇帝由于位置最高，理应信息掌握最多，在优秀的帝王时代也确实如此。但是，当大量重要信息掌握在朝臣和其他政治势力（如宦官）手中的时候，皇帝就成了聋子，离自己垮台或者王朝灭亡就不远了！

第三种方法，掌控并策略地使用奖罚手段。

韩非子说过：天下治者，赏罚而已。

这正应了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政体》中的一句话：“赏罚，政之柄也。”滥用赏罚手段和不会使用赏罚手段都是让权力失色的原因之一。司马光更是强调：“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这些言论无非就是告诉君王，赏罚是权力的象征和关键手段。

韩非子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能轻易地将这种权力让下属分享，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重臣叫田常，在领取了齐王赐予的俸禄后，转过手来就将这些俸禄赐给了手下，又在民间私自用大斗装粮食施舍给当地百姓。结果，百姓们都记得了田常的好处而忘记了齐王是谁。田常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杀掉了齐王以自代。

战国时代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燕王哙好大喜功，希望在战国乱世能够尽显自己的名头，在当时的争霸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于是任用了能言善辩的子之为宰相。子之与战国名士苏秦的弟弟苏代有姻亲的关系，就暗中与苏代勾结，希望他帮忙说服燕王哙给他更大的权力。

一天，苏代从齐国回来，燕王哙问过了齐国的情况后，随嘴问了一句：“依先生看来，齐王能不能成为霸主？”

苏代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不可能！”

燕王哙问：“齐国那么强大，为什么（不可能）呢？”

苏代说：“很简单，齐王根本不相信他的重臣，赏罚等大权都独揽在自己手中，这样的君主哪有时间考虑争霸天下呢？”

燕王哙耳根子比较软，立即将国内的政务特别是赏罚大权交给了宰相子之，自己专心研究天下的形势。子之贪求无厌，又指使另一位谋臣鹿毛寿在燕王哙正玩得高兴的时候进言：“人们之所以称颂尧帝，是因为他能够将天下大事交给臣下做。现在，大王如果能够将国事交给子之这样的臣子处理，那么，大王就会获得与尧同样的名望，这对于大王您获得天下诸侯与百姓的称赞是很有益的。”

于是，燕王哙干脆将国家的生杀奖罚大权几乎全让给了子之。

子之在国内外的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太子平等人的强烈不满。太子平是个比较谦逊的人，威望也比较高，他看到了子之不断膨胀的野心，几次提醒燕王哙，燕王哙都置之不理。子之则感到了危险，指使另外一个谋臣对燕王哙说：“当年大禹推荐了益接替自己，却让自己的儿子启当益的助手，等他老了，发现启的能力不足以治理天下的时候，打算传位于益，已经晚了，启的党羽已经布满朝廷，最后击败了益而获得了天下。因此，人们都传说，大禹名义上支持益，实际上是暗中扶持自己的儿子！目前，咱们燕国的很多老百姓也有这样的看法。”

燕王哙听信了这番话，随即收回了给太子的很多授权，自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任命奖罚权都交给了子之。

结果，子之的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把太子和朝臣看在眼里，百姓也只知道子之而不知道燕王，子之与太子的争斗也越来越白热化，朝廷上下分裂出无数个小党派，最后竟酿成了内战，一片混乱。

齐国借机出兵攻打燕国都城，燕国都城的老百姓和士兵对于国内的状况非常不满，拒绝抵抗，连城门都懒得关，齐国不费一兵一卒进了燕都，燕王哙死于乱军之中，子之被齐兵逮捕处死，太子平率领的部队及时撤离了都城，留下了复国的种子！

子之弄权丧命死得其所，燕王弃权丧命值得深思！

第四种方法，打击涉及权力问题的不确定性。

帝王对权力安全是最为敏感的，有个风吹草动就如惊弓之鸟。因此，对于涉及权力安全问题的打击也是最为残酷的，其中以朱元璋的做法最为极端。可能是朱元璋心机太深、猜忌心极重，而且他出身贫寒，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以及不能正确对待官位的人怀有极大的愤恨，在对待皇权的安全问题上可谓绝不放松。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但是，他对于相权的状态不满意，说：“秦代设相，是祸乱的起源。宰相权重，指鹿为马。后来各代不以设相为鉴戒，如果继续设相，可能带来祸患，就因为宰相非常可能专横。”

所以，他多次调整宰相位置上的人，甚至分置左右丞相，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当把野心勃勃的宰相胡惟庸杀掉之后，他名正言顺地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国家所有日常政事！

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又设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一时之间，告密、私报、攻讦的风气盛行，人人自危。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在一次单独的密谈中说：“陛下，现在胡案已经过去了两年，锦衣卫仍然抓捕行刑，权力很大，搞得人心惶惶，这样下去恐怕与目前的盛世不符，能不能将这些权力归于刑部？”

朱元璋本来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外甥，但一听到这句话，脸色有些阴沉，他倒不是对李文忠有了什么看法，而是突然想起了有些人向他汇报的一些事情（说李文忠结交了很多文人朋友，整天在一起讨论时势），于是，他反问道：“恐怕这不是你个人的主意吧？”

李文忠根本没有想到皇帝舅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随口说道：“哦，这是臣这两年的一些想法，臣觉得锦衣卫毕竟是非常时期的措施，不宜久留！”

朱元璋接着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倒与我有些相像啊！”

李文忠听了，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是表扬自己呢，还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好干笑着不作答。

朱元璋的脸可是越来越黑了：“你难道真的不知道，锦衣卫帮助我查出了多少大案？你提议削弱锦衣卫，这不是要翦除我的羽翼吗？”

听到这里，李文忠似乎察觉到了不妙，没有敢说话。朱元璋霍然起身，对茫然的李文忠说：“你一个武将肯定是想不出这些主意的，是不是？一定是有人唆使的！”

李文忠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他不该像他的舅舅早年那样结交那么多谈经论道的文人儒生。雄才大略的武将加上一批出谋划策的书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他懵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带着哭腔跪在地上：“是臣的不对，是臣考虑不周！”

朱元璋没有动怒，只是说了一句：“好了，你下去吧。”

三天后，李文忠府中涌进了许多锦衣卫，拿着圣旨将他府中所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儒士全部杀光了。

过了几天，李文忠也莫名其妙地暴死了。

据史学家研究，他的死不像是朱元璋的手法，朱元璋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外甥的，也没有必要非置他于死地，有可能是仇家做的手脚。这就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了！

朱元璋对权力敏感如斯，几乎成了明朝帝王的政治DNA，谁也不相信，谁也不敢相信，结果是宦官当道，大批冤假错案出现，直至明朝灭亡。大概在历代王朝中，明朝高层官员的冤假错案是最多的！

而清朝的乾隆治理朋党、强化权力安全的手法就艺术得多，也人道、有效得多！他对付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大集团的手法堪称经典。

乾隆登基之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了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族利益集团和以张廷玉为首的汉族利益集团，其门生、故吏遍布朝廷以及各地。两人都有很强的政治能力，甚得雍正喜欢，而且都曾是乾隆的老师。乾隆尽管早有察觉，但是考虑到政局稳定而没有采取过激行为。鄂尔泰则自恃帝师、老臣、满族，觉得乾隆年轻，行为中多有不稳之事。

乾隆六年夏，皇帝到古北口行围，就是打猎，按照惯例检阅了当地的驻军，只见军容整齐、技艺娴熟，高兴之下奖给了负责军官黄廷桂两匹战马、一匹绸缎，并升为巡抚。鄂尔泰素与黄廷桂不和，妒火上升，趁乾隆出巡未归之际，先发制人，弹劾黄廷桂“滥用匪人”，利用主管兵部的权力逮捕了被他视为“匪人”的黄廷桂部下和尔敦，严刑逼供，并打算在乾隆回京之前结案，力图将黄廷桂降二级调用，用快马向皇帝递送了一份奏章。鄂尔泰估计乾隆在行围之时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批阅奏章，谁知，乾隆不是一个好糊弄的皇帝，而且早就盯上了鄂尔泰，是鄂尔泰过高估计了自己，不太明白自己的处境。结果，乾隆看了奏章后借机大发雷霆：“黄廷桂不过是因朕出口行围做了些防备对策，有什么恶意？办理此事的大臣素与黄廷桂不睦，立刻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

鄂尔泰第一次被如此严重地点了名，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知道了新君的厉害，从此有所收敛！

但是，乾隆并没有就此罢手，也不想就此罢手，一直在伺机动作。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仲永檀是鄂党中的急先锋，多次弹劾张党中人，并屡屡得手。乾隆七年，他奉旨前往江南督办赈务，临行前，他将一封密奏皇上的折子抄送了一份，偷偷地交给了鄂尔泰的儿子、大学士鄂安容，想彼此串通。实际上，他们经常在上折之前秘密商谋。乾隆有所耳闻，但无真凭实据，一时也难以奈何。这次的密折泄露一事终于犯在了皇帝的手中，乾隆立命刑司严查，当然是证据确凿。审讯大臣看着鄂尔泰的面子和威望，仅按“泄露机密事务罪”论处。张党不依不饶，要求严查，最好将鄂尔泰牵连进去，斩草除根；而乾隆的目的是追查他的结党营私。结果，仲永檀病死在狱中，鄂安容因父亲鄂尔泰年老有病，没有被处以刑罚，仅让他离开了政务要地—南书房，要求他不得干预政事，否则将治重罪；鄂尔泰也落了个“管教不严”的处分。从此之后，再加上鄂尔泰病故，鄂党就慢慢地瓦解了！

张党在这次争斗中似乎取得了上风，实际上不然，乾隆几次面斥张廷玉并屡屡给张党颜色，再加上张廷玉此人深深地了解官场的险恶，不像鄂尔泰那样明目张胆和跋扈，因此，失势的过程比较平稳，没有栽什么大的跟头！

乾隆一方面利用朋党之间的制约强化自身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该动杀机的时候，决不留情。他借胡中藻诗案严厉打击了朝臣中结党营私、借古抨击时政的风气，即使对自己的亲弟弟也毫不手软。一次，他在派人清查弟弟弘曕私宅的时候，发现他私下通过收买军机大臣安排自己的人到各处做官的证据，竟以“干预国政、仪节僭妄”为理由将其革掉爵位，永停俸禄。对于日常生活的小节，乾隆可以姑息纵容、百般原谅，一旦涉及权力，立即严惩不贷，这就是乾隆的政治哲学。

似是而非：对战国时代的误读和三国思维的误区

在很多人心目中，春秋战国似乎是个好时代，特别是在很多知识分子眼中，那更是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出现了孔子、孟子等大师级的文化人。

我们可否来个换位思考，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会有何感受？

很多人可能连生命都无法保全，还谈得上什么感受？为什么？那是个战火最多的时代，战争数量和人民死亡都是非常多的，社会破坏程度极大，人们流离失所，强者为王，杀人如麻。242年的春秋时代，以强凌弱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春秋之中，亡国者五十二。”

其实，司马迁所指出的仅仅是比较大的诸侯国，如果算上中小型的诸侯部落，恐怕几百个是没有问题的。《韩非子》有这样的记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六，楚庄王并国三十六、开地三千里，等等。一个诸侯中的霸主，在位短短的几十年间，都可以吞并这么多国家，其中“大吃中”、“中吃小”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象应该是数不胜数。问题在于，这些无数次的征战中，真正受害的倒不是诸侯国王本身，而是战场上的士兵（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和广大的平民百姓。我们在《大兵小将》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当时赵国的很多村庄几乎都没了男人。

在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时代，经常出现近乎屠杀的歼灭战，如早年的晋阳之围，当时最强盛的智瑶军团便遭到几乎全部溺毙的命运；马陵之战，魏国将军庞涓率领的五千轻骑兵全军死于齐军的乱箭之下；到了战国晚期的伊阙之战、长平之战，遭到歼灭的军队数量分别高达20多万和40多万，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中国人口总数的话，就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残酷性了，相当于现在杀掉了数百万人，令几座大城市荒无人烟。

秦王政派兵攻入邯郸，屠杀赵都民众以报复该城当初对于自己的不恭，只是战国时代比较突出的一个屠城事件，实际上此类事件常常发生。

这个时代是一个“拳头大就是赢家”的武夫时代，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霸主，没有了什么王道的影子。有的人野心勃勃，口出狂言，要征服天下，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野心激发起来的庸人。什么春秋五霸，什么战国七雄，都是争强斗胜的主儿，有谁能够更大度地对待江山和利益，有谁能够胸怀天下而去做大事业呢？那个“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不过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已！

那时的大量思想多是为了争斗而准备的。我不否认，在那样的时代出现了大师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最受欢迎的，我们看看他们的一生境遇就完全明白了。那时候的诸侯们想要的是什么？苏秦一开始游说赵王的时候，首先谈起了天下大势如何如何，哪知赵王打起了瞌睡，当他讲到如何称霸、如何用兵的时候，赵王的眼睛亮了，开始来了精神！这东西实用啊！

当年，由于子之专权，燕国一片混乱，齐国乘虚攻入燕都，齐王打算占据燕国，后又觉得不妥，就请教当时客居燕国的孟子：“先生，现在有人劝我不要占据燕国，也有人劝我占据燕国。我想，一个万乘之国这么快就被另一个国家灭掉了，应该也算天意吧！不如占领了它算了！”

孟子深沉地回答：“占领燕国而燕国的老百姓高兴，那就占领呗，古代也有这么做的，比如周武王攻商；如果老百姓迎来的是更大的灾难，那么，他们也会迎接别人的！”

齐王没听太明白，又不想离开燕国，继续在燕都抢占财物，士兵四处烧杀掠抢。燕太子平求告于邻国，其他诸侯国发出警告，要求齐国立即撤出燕都。齐王急了，又来找孟子：“先生，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其他诸侯打算攻打我国，您看怎么办呢？”

孟子还是那样慢悠悠地说道：“《书》上说，贤君来了，我们就去迎接他。现在燕国老百姓都很痛恨国君压榨他们，因此，您才来到这里。可是如果我们同样拆掉人家的宗庙、抢人家的粮食和珠宝，甚至杀人家的家人，您觉得能够在这里待住吗？如果施以仁政，现在还来得及！”

齐王心里老大不爽：我是来请教对策的，你却来教训我不仁道。

不久，诸侯的兵没有到，燕国的老百姓起来了。齐王才明白了孟子的告诫，但是一切晚矣：“我实在愧对孟子呀！”

如此利令智昏的诸侯王在春秋战国时代很高产，只知道征战得地称王，至于以后如何治理似乎都是小事一桩，甚至认为那都是文人的没有用处的迂阔之论！

我们评价领导者肯定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框架下，我们要用道德的标准衡量，如果仅仅是看战绩，看是否孔武有力，希特勒不也是最有力的之一吗？有些领导者（包括君主帝王），他们未必是打算做坏事，未必不是打算做好事，但是他们的做法引发了人们的偏执、仇恨和复仇的欲望，甚至为了一己的理想而动用了残酷的方式，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难道还值得人们歌颂和称赞吗？

古代斯巴达时期的残忍争斗也贯穿了类似的思想，而我国战国时代的很多诸侯君主也不乏这类的权力至上者，崇拜暴力解决一切。不过，我们的不少评价者，包括不少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忘记了价值观的心理基础，用所谓“客观”进行非常势利的评价，他们是典型的“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提倡者，忘记了很多诸侯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当看到人们遭受残暴蹂躏的时候就骂他，过了以后又觉得那个时候挺好，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不过，这使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的一句话：“人类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当然，这句话似乎过于悲观，但确是对于事实的洞见。这就是近年来指责岳飞是惹是生非者，甚至说秦桧实际上是个大好人、是个很有才气的高层管理者的心理背景。

三国时代是另一个容易被人误读的时代，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于三国时代的争锋厮杀，甚至将三国时代视为管理优秀、战略伟大的时期，其中的很多领导者如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均被视为管理与战略的典范。这不能不说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强大，也反映了传播方式决定了很多人对于事实的判断。其实，三国时代本来是中华文明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刻，而且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刻，根本不能成为中国王朝的管理典范，只可谓权谋化的时代。那个时代被妖魔化了！

请问：张良与诸葛亮相比，谁是更伟大的谋士？

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问题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由于《三国演义》的缘故，诸葛亮的“粉丝”很多，几乎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者。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个特别基本的事实，张良辅佐刘邦成就了一代王朝，诸葛亮则费尽心机地建立了一个当时最弱的偏安小王朝。有人说，那是诸葛亮生不逢时，实际上，张良跟着刘邦的时候，刘邦的力量还不如刘备呢，而且项羽的力量在当时远远超过曹操等。

诸葛亮的悲剧不在于跟错了人，而在于缺乏大思维。他加入了刘备阵营后引进的人才，在综合能力上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来前的那几位（关羽、张飞、赵云），当他死的时候，蜀中几乎无将可用，这究竟是谁之错？一个积弱小国，不是休养生息，而是连续主动征战，究竟何用？为了证明自己还是要完成遗命？他的连续征战不仅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也耗费了国家的元气，他死了，蜀国也亡了。假如能够持续地休养生息，励精图治，选贤任能，说不定蜀国可以成功再存活数十年！

三国纵横时代，究竟谁在关注百姓和社会？那些所谓的英雄们只顾争夺，计谋第一，曹操最是典型，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的用人方式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但是，很多人似乎忘了，曹操之所以被视为奸雄，并不是由于他好像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而是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潜在君主，而是地道的一个诸侯军阀思维，缺少让人民臣服的大思维，利字当头，极其短视，大行权宜之计，不讲诚信，狡诈，不能容人，如果与刘邦相比，无疑是两个层级的人。

在笔者看来，曹操是军阀的狼思维，而刘邦则属于君主的狮子思维！

对此，我们可以从他对待孔融、祢衡等人的做法以及杀死吕伯奢一家的行为中看出来。平原人祢衡是个口才极好、目空一切的人，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他经常讽刺曹操，气得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杀掉他就像杀死个麻雀、老鼠一样！但是这家伙有点虚名，如果杀了他，人们会说我不能容人！”

最后，曹操把祢衡送给了刘表，存的是借刀杀人之心。刘表更坏，把他送给了脾气暴躁的江夏太守黄祖，试问黄祖这样的粗人怎能容得了祢衡？某日祢衡当面顶撞黄祖，被黄祖一刀劈死了！

跟着曹操的人不少都心惊胆战的，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也很难猜透他的心思，动辄坑杀袁绍7万兵众，还没有登基，就如此滥杀无辜，这样的人怎能成就王道？

三国时期应该是中国的“世界大战”时期，我们应该总结的是如何避免而不是欣赏战争本身！

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往往文人羡慕推崇的时代，都是老百姓不太喜欢的时代，往往都是民不聊生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三国厮杀时代、魏晋时代、民国初年。这四大时代似乎是思想丰富的时代，但确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军阀横行，滥杀无辜，天灾不断，武人天下，出现的个个都是短命王朝，显摆能耐的都是些短命的武人皇帝和荒淫大王。很多人对其中的厮杀较量津津乐道，谁关心天下人的痛苦？

别做飞蛾做蟑螂：中国老板的三大“死穴”

说到持续，不能不说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老板都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得长久一些，但是，我们的很多老板更喜欢提的是“做大做强”，或者嘴边常挂着要“基业长青”，但是，在实际的经营行为中往往背道而驰，不是醉心于短期投机就是敢于“飞蛾扑火”。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老板有三大“死穴”，一不留神就置企业于死地。

第一大“死穴”是官商关系。

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做生意，大家都知道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你懂的”的语境下被很多人自然地转换成了必须与某些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认为这才是生意的本质，人脉论一时成为时尚。我深知，在中国创业人脉的重要性，人脉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一个人取得商业成功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一旦将这种结交官员人脉绝对化，便成了可能致命的死穴。

从历史上看，红顶商人胡雪岩长袖善舞，因结交左宗棠而发达，也因与左宗棠走得太近而灰飞烟灭；从今天活生生的事实看，刘汉、徐明等当代首富级老板结交的官员职位不可谓不高，其轨迹是，火箭般崛起，流星般消失，甚至搭上卿卿性命。

在生意场上，距离官场太远就做不到，因为商业离不开政府（实际体现为某些官员）的支持和帮助，可是距离太近了又很危险，即使你一点也不违规，我们大家都清楚，任何一位任职高位的官员都会有政敌，而且任期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官员离开这个位置或失势，你作为他的合作伙伴势必受到直接的影响。很多老板不就遇到前任签署的很多协议被后任全部否决的事情吗？

俗话说，政府官员如太阳，离开他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如果走得太近，就可能被阳光融化。对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成功的企业家都知道一条铁律，在中国，要想成功，必须积极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了解政策，要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嗅觉。所以，很多企业家认为，中国的老板首先应该是政治家，柳传志、张瑞敏等一批大佬级的人物均有此感受。但是，他们的另一条经验是，一定还要保持距离，并注意交往方式，而且要对交往的官员有清醒的了解，有时可能在政策上会踩线，但是在交往的个人行为上一定不能违规，更不能把个人违规当成常规（如当年的赖昌星，后来的刘汉），毕竟不少官员还是希望做事的，需要一批企业家的配合。正是基于此认识，王石才敢把“不行贿”作为公司的企业文化，而鲁冠球、任正非常常陪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接待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也没有说与哪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好到如何。

其实，这是一个企业家对自己角色的清醒认知，很多人热衷于政治，更沉醉于交往了多少官员以及什么级别的官员，或者喜欢身披红袍（找个虚的官职），时间久了，似乎也成了政治人物的一部分。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永远不能忘了自己能量的来源，永远抱定在商言商。繁衍300年之久的中国知名商帮晋商与政界尤其是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并没有人出面做官或者与哪几个官员打得火热；至今，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期间，只有在三代的时候做过英国议员，其余时候都是低调的商人，但是无论在美国政府，还是欧洲诸国，特别是英国，都有不少与其家族成员保持良好关系的高官或议员。

第二大“死穴”是核心利益。

据2013年权威机构统计，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79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老板摆不平与核心人员的利益关系，如与家族成员的利益关系、与核心团队的利益关系、与关键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等，导致企业分崩离析。

有句俗话说，鱼的腐烂是从头开始的。其实，很多民营企业搞个几年就崩溃了，成了又一个短命标本，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与关键核心人员的利益关系没有处理妥当，如真功夫快餐，即将上市的前夕，董事长和总经理打了起来，随后，双方的家族成员加入战团，核心团队成员也纷纷介入，结果，两人双双进了监狱，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当年创维的黄宏生由于与关键核心人员发生利益纠纷，自己在香港锒铛入狱，公司被罚款，差点葬送了整个企业；再当年，兰州的黄河啤酒，总经理与老板反目，制造了两个董事会同时召开的“奇观”，最后是以总经理及其家族成员入狱而结束，可是，黄河啤酒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展现以往的风采。我的一位浙江老板朋友，因为没有细心处理与亲弟弟的利益关系，其弟弟负责的营销系统差点拖垮了整个公司，逼得老板只能重新再造整个营销体系，夫妻俩对弟弟一家“恨之入骨”，伤心透顶，老板娘每每提到这段恩怨情仇，都是泪水涟涟。

其实，从你当老板的那天起，你就要知道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不管你身边的核心团队成员跟你什么关系，无论是夫妻、兄弟、姐妹，还是其他人，都要考虑与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你创造了名利场，却忽视身边人的利益，是一件不应该也非常危险的事情。

做企业，就是做人，首先是做核心人，核心人员组成的班底几乎决定着公司的前途。如果处理不好与这些人的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老板是很难当好的，也当不长。

第三大“死穴”是盈利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造就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且规模空前的市场空间中创业或做生意应该是企业家最为幸福的事情了，机会出奇的多。而且，由于中国特定的政策环境，我们的很多企业养成了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特别是近十年来，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都将依赖政府资源做生意变成了一种自然习惯，尤其是政府资源比较明显的能源、房地产、基础设施、农业、医疗、金融等行业，就连IT、咨询、培训、演出、广告、体育、餐饮等，也与政府资源构成了紧密的商业联系，而像餐饮、白酒、旅游酒店、演出娱乐这样的大众产业，竟因政府的“禁酒令”和“禁奢令”而一蹶不振。到了这样的程度，市场经济的模式演化成了政府经济模式，市场竞争成了对政府资源进行争夺的竞争。

不少企业的基本经营模式是，拿到了政府资源的支持后，开始运用低成本的材料供应和人力资源供应进行经营，从矿山、天然气、公路、建设、房地产，到农业、机械加工等，均是如此。因此，近十年来不少中国企业无论大小，其利润基础模式的核心秘密基本都在于获取强大政府资源的支持+材料人工低成本。

很多人都知道，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是这十年来最好、最稳定的大客户，因为经过十多年的“国进民退”，几乎所有规模大一点的产业前几名都变成了国有企业，而争夺国有客户的投标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了人际关系手段的竞争。这从最近一年来反腐行动暴露出来的事件和人员可见一斑。

这种模式曾在十年里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联手”创造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但本质上却是经济发展的投资拉动模式在企业界的直接反映。

一旦遇到政策的变化，这种模式即会导致整个产业的变化，从而使得产业内企业产生连锁反应，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很多都被裹挟其中，很难幸免。可以说，目前中国各类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境正是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巨变的反应：政府的生意不好做了，政策管制严格了，原先的人脉关系不好使了，人工成本在不断增加，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无论大小，必然陷入困境。

如果这种盈利模式不能彻底改变，如果企业家们不能意识到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企业面临的困境不可能解脱，力图通过说服政府帮助解脱，无疑是缘木求鱼。

第3章　如何持续：长寿王朝的帝王领导力逻辑

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安静地熟睡。突然，一道红光或电闪雷鸣或天神（龙、神）下凡，这位女性因而受孕！过了一段时间，一位新的帝王在“哇哇”的啼哭声中诞生了！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熟悉？

别忘了，这恰恰是几乎全球所有皇帝、国王、英雄出生篇的通用影像！

从中国的王朝延续历史来看，这样的帝王出生故事的始作俑者大概来自中国可追溯的祖先炎黄二帝那里。

相传，炎帝（又称赤帝）的母亲名叫任姒，一日游华山，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反应，回来就生下炎帝。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

黄帝，号轩辕氏、有熊氏，姬姓。传说，黄帝的母亲是黄土高原上的少女，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她看见一道大电光闪耀着缠绕北斗星，把天空照得通明透亮，顿时腹中有感而怀孕，在孕育了25个月之后生下了黄帝。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黄帝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发明指南车，造舟车弓矢；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

黄帝与炎帝都被看作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自此以后，各种各样想当皇帝的人都开始制造故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炒作”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比较早且运用这一手段比较高明的人，不仅制造了出生的故事，而且设计了皇帝的身份。《史记》和《汉书》里均有记载，称：刘母生刘邦前，曾在大泽的堤岸上小睡，正好碰上雷鸣电闪、天色阴暗，刘父前来探视，却见一只蛟龙卧在妻子身上，不久刘母怀孕，生下了刘邦。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不过，他还嫌力度不够，又制造了“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的“斩蛇”故事。

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

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宋太祖的红光出生、朱元璋的出生风水地，等等，就连那些不太成功的称帝者，如朱温、王莽、袁世凯等人也都是红光落地、龙身缠绕。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也学会了，辽国的开国者耶律阿保机和西夏王朝的元昊都称红光龙种。

少数在出生时没有什么说法的，干脆“创新”地在长相上“下工夫”：《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杨坚绝对属于畸形儿。

结果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实际上，这样的传说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罗马开创者的传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久以前，维斯泰女神（罗马灶火女神）神庙的一位圣女（原来是当地国王的女儿，后被篡位的叔父送到神庙做圣女，终生奉献给神，不得结婚），由于天生丽质，被罗马战神马尔斯看中。一天晚上，当这位圣女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战神悄悄降临人间，将她由处女变成了妇人。于是，一对双胞胎儿子降生了，他们分别被命名为罗慕路斯和勒莫斯，一度被山中的狼群养着，后来，二人成为罗马的开创者。

看，罗马的创始人多可怜，为了要到特殊的身份，连自己名义上的亲爸爸都找不到，而且还得由狼养着。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帝王以及想当帝王的人在身世上下如此的工夫，其实就是要说明他与别人的不同，为自己能够让天下人接受奠定一个思想的基础，从而告诉人们：他的帝王权威是合法合理的。

获得认同，是帝王领导力的基本功

不管帝王如何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设计出身和各种特殊的征候，如果没有很好的办法获得统治基础——基层的民心和利益的平衡，再特殊的身份、再高贵的出身也没有用，杨坚把自己的长相都搞成那样了，儿子上来就把江山断送了，而王莽、袁世凯以及其他争锋失败的称帝者们也都是明证。

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大家还记得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吗？

因是残杀兄弟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李世民面临的一个重要形势就是获得民众认可的问题，也就是合理权威的问题。

当然，李世民凭借自己的文韬武略获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拥戴，但毕竟登基的手法有些让人无法接受，特别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党羽更是人心惶惶，担心自己受到株连。

此刻的局势可谓微妙：外面的突厥虎视眈眈，准备趁机进军中原；内部的太子势力也枕戈待旦，准备拼死一搏。老百姓人心浮动，不知所措。天下极有可能重现混沌，毕竟唐朝开国没有多久，有些反对势力并没有完全臣服。

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积怨很深，玄武门之变后，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建成、元吉子女皆被株连杀尽。同时，他也恨透了二人所养的党徒，就是这些家伙整天出各种坏主意，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他手下的不少谋士将帅也主张杀个痛快，将二人100多名幕僚全部杀掉以儆天下，出出多年积压的恶气。只有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认为，罪过在建成、元吉二人身上，现在他们均已被杀，如果株连太广，可能会激起很多人的武力反抗，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尉迟敬德的建议获得了李世民的认可，决定以安抚为主，一方面下令严禁自己的手下滥杀，另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了一道敕令：凡是能够自首的东宫余党均可获得赦免。

这一敕令基本上瓦解了东宫的残余势力，冯立、谢叔方等一些原来的死党也出来自首。李世民看到冯立就生气，说：“你在东宫，倚仗着自己的长舌，整天说我的坏话，破坏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此罪一也；你还亲自带着兵来打我，伤害了我的将士，此罪二也！你难道还想活命？”

冯立坦然地回答：“服侍主人，就得卖命，这是臣子的责任！”

李世民转脸露出了笑容，授以左屯卫中郎将之职，冯立感激涕零，表示：“终当以死奉答。”

结果，散落在长安附近的东宫将士纷纷向朝廷缴械，有的则销声匿迹，不再参与对抗活动了。

一道敕令，避免了100多人倒身血泊，也抑制了可能由此引发的更大规模的事件。不过，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对于敕令的执行不一定彻底，还是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对抗。幽州大都督李瑗是李建成的死党，担心自己受到李世民的报复，带兵作乱，很快被杀。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频发，李世民又发了一道敕令，重申了以前的原则：“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这些宽大的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消弭了隐患，赢得了人心，有效避免了社会的再一次大动荡。

秦始皇用极端方式统一思想

皇帝这个位子是不好坐的。要想在这个位子上坐稳需要很高超的统驭艺术，需要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特别是要懂得让民众从心中认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帝王仅仅是行为做得好一些、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恐怕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些理念能够让老百姓和统治阶级从思想上认同这个新的时代、新的体制、新的皇帝。

无从获得当“皇帝”的经验、猜疑心极重的秦始皇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

在位34年，刚刚平定了北方，将天下变成40郡的秦始皇在咸阳设宴招待群臣和一些国内知名的文人博士。70位博士联名上前祝寿，其中一位叫周青臣的仆射“捧”得比较露骨一些：“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圣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帝听了这番话很受用，顿时眉飞色舞，连呼“饮酒”。

在座的其他文人儒士、博士听了则大不以为然，有的皱眉，有的撇嘴，有的假装瞌睡，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当即站起来，大声地说：“周青臣的话纯属奉承之言，绝非忠臣之语，应予申饬！臣闻殷周称王能够千余岁，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封了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存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听了，心中老大不高兴，但是大庭广众之下没有言语。随后，他将这一事情交给臣下在廷中商议。当然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得一塌糊涂。

担任丞相的李斯道：“五帝治理也不是重复的，三代更没有沿袭旧制，制度也不一样。因为情势发生了变化！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愚蠢儒生能够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的都是三代时期的事情，怎么效仿呢？”

上述评论还算是有见解的，接下来，李斯就开始上纲上线了：“从前，各国诸侯相争，用丰厚的利益招揽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已经统一，百姓治家应专务农工，读书人应该学习法令。现在，这些儒生不学习今天的东西，整天捧着古书指责今天的事情，迷惑百姓，而且不依照法令教导百姓，反而在法令颁布后，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学问加以反对。他们表面上表示归顺，内心肯定不服！在外面街谈巷议，批评国事，以讽刺主上来捞名，以表示不同的意见为高尚，误导群众，尽诽谤之能事。如果这样的势头不加以制止，主上的权威肯定会遭到削弱，社会上也会形成小集团。对此，只有严加禁止，才会利于稳定。请陛下命令史官，凡不是秦国的史书，都加以烧毁；除了博士官职以外的人家，有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集中起来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一律处以死刑；凡是用古事批评今天政事的，灭其九族；官员如发现上述行为不举报的，与其同罪；命令下达30天内，还没有执行的，一旦发现，处以刑罚，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只允许百姓收藏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如有人想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这番言论燃起了始皇帝内心积淤已久的怨气，当即说了一个字：“可！”

接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焚书事件！

焚书事件之后，儒生们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以古非今，抨击秦始皇的政策，其中的卢生和侯生，在为秦始皇求仙寻不死药的名义下骗取了大量金银珠宝后，一走了之。他们在逃走之前，在民间散布言论，为自己的行为打幌子：“始皇为人，天性刚愎自用，除掉诸侯，兼并天下，为所欲为，自以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专任狱吏，博士很多，都是摆设，谁也不敢指出他的过错。天下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定，贪于权势到这种程度，我们不能为他寻求仙药。”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秦始皇的耳中。他大怒不已，下令严查，把在咸阳的方士和儒生全部收监，最后圈定了所谓“犯禁者460余人”，皆活埋于咸阳坑中，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本来是打算用这种残酷、专断、恐吓的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从内心深处认可他及他建立的王朝，但事与愿违，人们并不因为看不到儒家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就没有了别的想法，尤其是民间，本来就没有几个能读书的，反而因其暴政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长子扶苏对此行为进行了劝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们还没有完全安定，儒生们都尊崇孔子，现在主上用这么重的刑法治理他们，臣恐怕天下不安啊！希望陛下圣察！”

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去，干脆把扶苏弄到北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南）督军去了，省得耳烦！

到了汉初，刘邦当了皇帝，仍然面临如何收服人心的问题。

儒生要求刘邦尊儒

儒生陆贾经常找机会劝刘邦学习《诗》、《书》，尊崇儒家。一次，他的话把刘邦说烦了，汉高祖张口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老子是骑在马上得的天下，《诗》、《书》有个屁用！”

陆贾很了解刘邦的“混混”脾气，不为他的脏话所动：“您是马上得的天下，难道就可以在马上治国吗？况且，商汤、周武都是用武功夺取天下而用文治守护天下的，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当初，吴王夫差、智伯就知道用武而亡国；秦国制定了法律，终于灭掉了赵国。如果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奉行仁义，效仿先圣的做法，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劝谏。陆贾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他，面色微微红了一下，说：“好吧，好吧，你给我写写秦朝是怎么失败的，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别忘了再写写古代的国家都是怎么成功和失败的！”

结果，陆贾一口气写了十二篇《新语》，都是以儒学为治国之道。据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

可惜的是，刘邦还来不及系统地整合人们的思想就去世了！他所做的仅仅是在服饰礼仪方面用儒家的观点让臣子们有了很强的等级意识。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到来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汉王朝究竟往哪里去？

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尽管经过了文景的无为之治，但从统治原则上使用的黄老哲学只是让人们有了安息的时间，并不能给社会提供一套足以让人们认同的共同行为准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高明政治头脑的年轻汉武帝已经看出，太后尊崇的黄老哲学不足以使他获得民心，也不足以让他的位置更巩固、国家更强大。他急于找到合适的思想工具，要求各地举贤良文学，他要亲自与他们面谈古今治国的学问理论。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前来应对，广川的董仲舒脱颖而出，其论系统而犀利，博古而通今，让汉武帝眼睛为之一亮。

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当汉武帝问及帝王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时候，董仲舒说了一个字：“道。”

汉武帝为之一振，问：“何谓‘道’？”

董仲舒答：“道，是国家达到治平所必然经过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达到治平所用的工具。”

汉武帝也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帝王，不是那么好蒙的，更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他怀疑地说：“历史上，这些礼义学说真的那么有用吗？”

董仲舒说：“周天子的子孙能够延续那么多年，天下安定了很长时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

汉武帝显然不太赞同这种论点，说：“周王朝后期那么乱，礼义何在？史上那么多靠仁义治国的国家和诸侯都完了，为什么？”

董仲舒当然是有备而来，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汉武帝问道：“在先生看来，我朝的治理问题何在？”

董仲舒没有用太多的修饰之词，说：“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在他看来，汉朝建国以来的持续动荡就在于“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完全是用刑罚治理而没有注重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没有注重以德治国。他的药方就是“更化”！

汉武帝的眼睛露出了亮光，问道：“如何更化？”

董仲舒的答案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用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且他要求，这种“更化”要从皇帝和百官开始。

董仲舒的理由是：“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来臣，……而王道终矣！”

汉武帝一下子就明白了董仲舒所言对于其治国的重要性。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儒学理论逐渐成为汉武帝治国的思想工具，也从此成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主要思想工具。

俗语讲，得人心者得天下！这种“得人心”可不仅仅是让人民满意，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核心是能够从理念的高度达成一致，让人们拥有与帝王基本一致的理念体系。

罗马祈祷：另一种统一思想的模式

尽管西方文明的源起—罗马帝国的开创者—没有像东方的远邻如此系统、完整地运用理念体系征服人心，但罗慕路斯也非常清楚使命感对于罗马军队的重要性，他一定要给予他们征服与战斗的精神理由，让他们意识到为国家献身、为国家去战斗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当有一次被萨宾人包围的时候，人数处于劣势的罗马军人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一种恐惧迅速在人群中蔓延，罗慕路斯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双手伸向空中，向罗马城的庇护天神朱庇特祈祷，请求他不要让自己庇护的军队失败。这种祈祷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罗马军队如同中了魔一样，很快恢复了自信和士气，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威力。

可见，对于一个追求持续的帝王来说，获得人心不仅仅是自己的行为让民众认可，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让民众认同。没有精神上的根本认同，帝王的权威总会从根本上遭遇挑战。

纵观几千年的王朝帝王思维轨迹，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思维是其治理国家中的理念原则，这些原则理念构成了帝王领导力的内在逻辑。

领导力逻辑1：把握人性而不是盲从人们的行为

摩西坐下来评判众人，众人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周围。当摩西的岳父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对摩西说：

你这样办事是不得法的，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包括你和与你在一起的众人，因为事情对你来说是过于繁重了—你不能单独去完成。

现在你听我说……你是上帝派遣管理众人的人，要把你的事业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直到向上帝交代。因而，你要把法规和法律教授给众人，向众人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和需做的工作。“此外，你应从众人中挑选出畏惧上帝的、诚实的和憎恶不公平所得的能人，使这些人成为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十户长，并让这些人一年四季审理众人的事。他们会将每件大事向你汇报，并将自己审理小事。这样，对你自己来说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他们会与你共同负担担子。”

看来，西方人很早就在思考领导他人的方法，也就是当西方早期先哲在思考形而上学那些精致理性概念的时候，其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中就是对于领导与管理人类方法的追求，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到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议会组织（如元老院等）整天开会讨论政事，对于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变换，都体现了西方管理的渊源—关注具体的事务。

尧与舜的交接：中国式领导力的原点

反观中华文明中的王朝开创者以及领导力和管理思想的先哲们，他们认为，领袖应该关注什么呢？

看看我们的远古祖先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帝尧在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候，问身边的谋臣：“谁可以继承我的王位？”

臣子放齐答：“您的儿子丹朱可以呀！”

尧马上说道：“唉！这小子愚顽、好斗，不能用！”

接着，他又问：“各位，你们看谁还可以呢？”

有人说：“共工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可用！”

尧说：“共工能言善辩，貌似恭顺，其实为瞒天过海之辈，不能用！”

他抬起头，大声说道：“嗨！四岳（四大元老），朕在位70年了，你们能够接替我的王位吗？”

四个人都说：“我们德行太薄，不能不能！”

尧说：“你们推荐的都是皇亲国戚，民间肯定有很多仁人能士，你们并没有发掘出来！”

此刻的元老们也放开了思维，其中一位说：“陛下，民间确实有一位很出色的人才，叫虞舜。”

尧笑了：“好，我也听说过这个人，他怎么样？”“哦！他是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心性顽劣，母亲也很刁蛮，弟弟不务正业，但是，他都能够用孝心感化他们，所以家里很和睦！如果让他治国，应该没有问题。”

尧说：“那就先试试他吧。”

于是，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察他的家庭之德。结果，舜经受住了考验，最终登上了帝位。

不过，故事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据史书记载，舜的那个盲人父亲喜欢舜的弟弟象，对于舜的名声很是嫉妒，经常因小事惩罚舜，特别是在舜的母亲去世后，更是变本加厉。舜以孝闻名，不敢言也不敢怒，受到不合理的惩罚后，常常一个人跑到旷野中向苍天呼号，大声呼唤已经逝去的母亲！

当舜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后，父亲更是妒恨得难受，弟弟象除了嫉妒之外，还垂涎两个美丽的嫂子。于是，这两人开始合谋杀害舜。结果，在神的护佑下，舜每次都预知到了危险，避开了灾祸。事后，他又大度地像没事人儿一样，一如既往地对待父亲和弟弟！

孝心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帝尧，最终帝尧将王位传给了舜。

德行，是古代帝王最为关注的品质，也成为治国的最核心要求。“人性”因此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治国之道。在当时的管理者心目中，只要把握了人心、了解了人性，便能治理到位。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孔子的“人性”观：“性相近，习相远”。

这大概源于我们祖先与西方人不同的想法。

我们的祖先认为，整个宇宙是充满生命的，宇宙中没有什么完全孤立的物质体系，人是其中的核心，任何东西的生灭都与人有关。《礼记》中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就表达了人是万物之灵的理念。

驾驭人性才能成为至圣

既然人心是万物的核心，管理人心，也就是把握人性，就成了领袖者首要的管理任务。将这个最为核心的要素管理到位了，其他外在的要素就容易控制了，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为历代帝王研究的课题，以及历代帝师们最为关注的功课。

人性扑朔迷离，如何管理？古代先哲、帝师们首先从研究人性的本质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最为基本的一个话题就是：

性善还是性恶？

孔子有着比较强的直觉，在他看来，人性都是“相近”的嘛，只不过后天环境对人心产生了影响，造成了“相远”。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们对于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他认为人性乃是“不学而能”的“良知”！

荀子则截然相反，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则把这些理论系统化了，提出了一个更容易把握的论调，即他提出的“性三品说”。在他看来，人有三等，圣人、中民、斗筲。

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也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不过，他认为，圣人和斗筲都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中民”，即普通人。这些人有“善质”，但尚不是性已善，所以必须“教化”，使“善质”转化为“性善”。

既然认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较多，历代帝王在儒家学说的引导下，都将教化民众、以德治国视为最基本的原则。用孟子的说法，就是：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礼记》就明确强调了教化对于收服民心、修正人性的重要作用：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朱元璋的教化“发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特点。在大肆杀戮贪官污吏，给人们树典型的同时，他还祭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明”。

比如，为了培育孝廉之风，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员选派村里的老人，黄昏的时候在大路上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乡邻和睦，教导子孙，各安生理，莫做坏事。”

短短六句话，语意明了，提醒百姓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为了落实教化之功，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培养尊老的时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也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

同时，朱元璋还“创造”了很多教化的招数：

一是在各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以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学校有教化的作用，这不是他发明的，很早就有。但是，专属教化的，类似于教堂，朱元璋可谓首创。

二是在每个乡村设立“旌善亭”和“申明亭”各一座，前者专门用来表彰好人好事，后者则是将那些坏人坏事书写在亭上，有点像官方的“纪念碑”。

三是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的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在这种聚会中，既要颁布国家法规，又要对那些行为不轨者当面进行批评，严重者要送交官府。这可是全国人民的“鸿门宴”呀！

四是要求在每个村庄置鼓一面。凡到农忙季节，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皇帝希望借此让所有的人养成早起干活的习惯。

各位，这个朱皇帝想得够细的吧！挺难为他的。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光武帝刘秀，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宋太祖赵匡胤都比较重视教化的作用，只是做得比朱元璋更理性、更有水平罢了！

领导力逻辑2：治理而不是无为，才为“道”

老子的道与孔子的行

据载，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前往拜见老子。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非常擅长乐理，教授孔丘乐律、乐理，并且引领孔丘观看祭神的典礼，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

孔子在这个地方逗留了几天后准备回程，向老子辞行。老聃送他到馆舍之外，说：

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孔丘说：“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他走到黄河边的时候，见到河水滔滔，浊浪翻滚，气势如万马奔腾，声音如虎啸雷鸣，年届40的他不觉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听到孔丘说这些话，老子就说：

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

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

老子没有理会孔丘的解释，指着浩浩黄河，说：“你怎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

孔丘说：“水有什么德行啊？”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

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

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

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短短数日、寥寥数言，老子的智慧征服了当时年轻气盛、自以为天下最有学识的孔丘！

实际上，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也影响了很多的治世者（不仅仅是帝王），但是对于“无为”的理解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人将其看成了无所作为、遇到问题不去克服而顺其自然发展就可成功的“懒汉管理理论”。

真的是这样吗？难道，这真的符合老子思想吗？

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流传甚广，理解也最容易出偏差！这可能与老子的思想过于深奥有关系吧！

有人问：“究竟什么是‘道’？”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看来，在老子的心中，“道”还有些神秘的气息，似乎是万物之母。

有人问：“那怎么对待这个‘道’呢？”

老子的答案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上就是要让人遵守天地之间的规律，用范蠡的解释就是“夫人事必将与天地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也就是要求人们“顺道而为”。

理论听起来似乎很神秘，实际上就是要领导者理解规律、顺其自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领导者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

王朝开创者中信奉道家理论的典型人物如刘邦、李世民等，实际上都是“治”的行家，都是追求“治”的，“治理”才是真正的帝王管理原则，“无为”则成为“治”的策略和目标。因此，“治”这个词最值得研究，无为的前提就是大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制度化了是不是就是无为了，大家都遵守制度了，政府还有为吗？如果我们不去管理，那还叫无为吗？

看来，治理是无为的前提，无为是治理的境界。

刘邦的领导力原则：治理还是无为

刘邦在国家治理上花的工夫是非常之多、非常之深的，如对于异姓王的治理、管理机构与制度的设立、相关法律的完善、家族统治机制的建设等都是费尽了心机，如果仅仅用“无为”概括他的治国方式似乎会湮灭其本质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实际治国经验而不知治国之微妙的文人的理想状态。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在对百姓休养生息的同时，自己的一切也显得十分随意。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起称兄道弟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儒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建议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

刘邦一听，不太以为然：“你们这帮家伙还能搞出个东西来，就是搞出来，这帮家伙能听吗？”

叔孙通说：“这很简单。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召集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

刘邦听了，沉吟了一下，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烦琐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定起来。

方案形成后，叔孙通又带领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

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的尊贵啊！”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不仅享受着皇帝的尊贵，也知道了治理国家仅仅靠“无为”是不成的。

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等典籍，对于儒家的治国学说开始认真地对待了。

可见，刘邦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在“无为”的信念下运用了大量的儒法等治理原则，他明白：不管什么“家”，只要能够治理国家就是有用的“家”。

综观刘邦的行为，治民基本上奉行的是无为；治臣用的是儒家思想；治将则采取法家方式。他所谓的无为是不折腾老百姓了，因此，“治理”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后来的历史证明，真正有为的帝王往往都是杂家混用，不拘于某些刻板的教条，只是出于特定的目的会重点强调某些理念的重要性。

唐太宗的心得：无为是追求，治理是道路

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与刘邦那个时候有点类似，他也是马上得的天下，深知老百姓刚刚从战火中脱身出来，心态极不稳定，稍不注意就可能重蹈隋末的覆辙，于是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

黄老的“无为而治”理念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李世民并没有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和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他深知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面对将继承自己皇位的儿子李治，通过《帝范》道出了自己的治国方针。

李治问道：“当皇帝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

唐太宗答道：“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者最根本的事情。

太子问道：“那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君道呢？”

唐太宗回答：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大唐的江山。“记住，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

李治说：“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依靠他人呢？”

唐太宗答：“要达到目标，你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

然后，唐太宗给李治讲了大量的历史例证：

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伤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以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子牙曾做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桨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

他总结说：“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切记！”

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也就是说，对他而言，无为，是不要孤傲地突出自己是帝王而故意要显示什么能力，而是要善于顺势而为，发挥他人的特长；而治理，则是要小心谨慎地注意统治的过程，不能忽视过程的细节。

看来，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不要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领导力逻辑3：决策的标准是利弊得失而不纠结于是非对错

沉重的帝王决策

血溅玄武门给李世民完美的历史形象涂上了污点！

当他一箭射中李建成的时候，李世民得到的恐怕不完全是兴奋。

不管政治斗争多么残酷，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当时的心情中并没有多少快感，毕竟此次杀死的不是李家的敌人，而是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这也是他几次三番都不愿意动手的原因吧。

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相信，在涉及皇位的争夺中，兄弟相残甚至父子互杀都是历史中常见的情景：李世民前面的隋炀帝杨广弑父杀兄，后面的宋太宗的“斧声烛影”，到明成祖的杀侄夺权，再到雍正的血腥登位。

难道他们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没有歉疚感吗？

难道他们在踩着亲人的尸骨走上最高权坛的时候连一点道德恐惧也没有？《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叔父不是常常做噩梦吗？

从历史的痕迹中，我们发现，他们照样有着不同程度的歉疚感，他们毕竟也是人！否则，雍正就不会把佛堂搬进自己的行宫而天天忏悔，神武的明成祖也不会惶惶恐恐地几十年如一日派出军队远渡重洋寻找可能跑了的建文帝。请记住，他们也是人！

汉武帝在下令捕杀太子时的心情是极端痛苦的！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忍看到兄弟的尸体而要求厚葬！

雍正在残杀兄弟的同时内心中充满了难以发泄的郁闷之气！

但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站在权力的顶端，他们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环境！因此，这些王朝开创者或守成者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特别是他们的决策思维更不是一般人的思维。他们做出决策特别是关键决策的依据不是社会道德中的是非曲直！

那是什么？

利弊得失！

他们关心的不是当时社会道德的是非评价，而最关心利弊得失！当然，这个利弊得失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利弊得失，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为了王朝持续的利弊得失。

俗话说，选择即命运。

这句话对于帝王建立王朝的选择决策同样适用！优秀的帝王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超出一般人想象的选择，也能做出一般人不敢或不愿意做出的选择。

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理念捆住了智慧：宋襄公的“礼让”

宋襄公，号称“春秋五霸”之一，其实是最弱的一个，也不知道这五霸的称号怎么落在了他的头上。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两次比较有成就的行为，因此小有名气。

宋襄公能力一般，但雄心勃勃，一心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同时以遵守礼义为豪，自视为周礼的践行者，是个视仁义超过自己生命的人。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称霸了，就邀请齐、楚两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商议国事。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又觉得自己的爵位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他事先未征求齐国、楚国君主的意见，自作主张拟了一份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的通告，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楚成王和齐孝公两人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

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开会时，自以为盟主非己莫属的宋襄公，大声地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

楚成王看了一眼宋襄公，声音也很大地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

宋襄公心中不快，但还是胸有成竹地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

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说得好！楚国早就称王了，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对不对？”

说罢，他倒是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

楚成王说：“既然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你把我请来干什么？”

宋襄公说：“楚国本是子爵，假王压真公，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滚开！”

楚成王没说话，而是冷冷一笑。

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穿的全副铠甲，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会盟前曾约定，会盟各国不许带兵，可是楚国不讲信用，由此留下了不仁不义的恶名，而欺负以仁义为本的宋襄公，更是激怒了中原有正义感的国家，为六年后城濮之战的大败埋下了伏笔。）

士兵们冲上台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

宋襄公被成得臣一把抓住，拖到楚国的车上，押回楚国去了。

后来，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就把宋襄公放回去了。

从那时起，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也没什么办法出气。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地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是个机会，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文公知道消息后，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援郑国。

楚成王没有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待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少，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到了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过河。公孙固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等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定能取胜。”

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么仁义之师？”

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

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这个人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

宋襄公的话才说完，楚军已经布好阵，列队冲了过来。宋襄公倒是勇猛，冲在最前面，可却大败，自己重伤而死。

可见，宋襄公是一个没有学习透彻的人，有当领袖的强烈意愿，但是缺乏领袖的决策个性，一头钻进了礼仪的套子里。教条主义害死人呀！

没有约束的王气与套子中的霸气：刘邦与项羽

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就是看似混混的刘邦战胜了似乎雄才大略的项羽。项羽是个贵族，年轻，是个英雄；刘邦是个平民，老男人，是个流氓。

从总体上看，项羽的能力好像挺强的，而且非常勇敢，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那刘邦会干什么呢？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来的，几乎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几乎没有一场胜仗是刘邦指挥的。但是，为什么刘邦会战胜项羽呢？我们先不做仔细的分析，只是看看两个人面对大局时的决策选择就明白了。

当时有这么一幕：两军在广武处于对峙状态，项羽久攻刘邦不下，就在军前架起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五花大绑地推到了阵前，然后喊话：“刘邦，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爸下油锅了！”

刘邦不紧不慢地说：“呵呵，项老弟，别忘了，我们两个在怀王手下的时候有个什么约定。咱俩是约为兄弟。咱俩既然是兄弟，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是打算把咱们的爸爸煮了，别忘了给哥哥留碗肉汤喝！”

项羽一看，这小子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气得没办法，又下不了手，不能让刘邦这小子拿到什么把柄。

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项羽的套子思维更加明显了。当他被刘邦、韩信他们团团围在垓下的时候，他不是考虑接下来的战争该如何进行，而是惦记着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宝马（乌骓马），一个是他的美人（虞姬），该怎么办？

于是，他在帐篷里点起火把，设下酒宴，又把虞姬请出来，自己拔剑起舞，咏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怎么办？怎么办？

项羽唱着唱着流下眼泪，随从们都不敢仰视。一个将军，一个统帅，一个霸王，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想到的不是天下，不是战争，不是事业，是宝马和美人。你想，他还有救吗？

实际上，鸿门宴一事早已证明了这小子不堪大用、徒有其表！

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

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这一句实际上讲的是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在历史上的一幕幕决策瞬间，一个成功的帝王似乎都有着这样的思维。对此，韩非有过明确的论述：“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也就是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是非观念了呢？

错！

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关键时刻他们头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占的位置、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对于是非观的理解。他们的这种利弊得失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就变成了暴君！秦始皇、隋炀帝不就是走上了这条道吗？

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地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来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顺应民心民意的决策。《尚书·盘庚篇》说“罔不惟民之承保”，就是要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就是根据民利迁都迁邑，在实际行动上也注意顺应民心。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实际上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也就是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最大化。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但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民众心愿的政策。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吕氏春秋》认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取民之所说（悦）而民取（聚）矣。”《吕氏春秋》还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