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伏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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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试读：
摘要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加剧，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美国经济增速呈回落态势，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两党对抗加剧。俄罗斯及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中稳定因素仍然发挥主要作用，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突出，长期动力不足。亚太地区经济增速放缓，以中美为首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协调性下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泛起。日本自民党继续强势主导政权，经济总体延续温和复苏态势。欧洲经济增幅回落，民粹主义崛起，社会矛盾尖锐化。中东地区政局变动频繁，热点问题急剧增多且持续发酵，“美退俄进”态势明显。非洲整体局势平稳发展，但政治、经济、安全均面临不确定性挑战，国际对非合作的竞争态势明显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表现低迷，右翼政府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仍将下行，下行幅度取决于新冠疫情在国际上的扩散程度与各国的防控情况。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恶化难以逆转，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美国党派竞争将更趋激烈，“美国优先”理念将继续冲击国际秩序。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各国的主要挑战是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亚太地区仍将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主要着力点。日本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增强外交独立性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欧洲一体化进入调整期，短期内难有很大作为。中东地区秩序仍将处于重构过程中，热点问题难以降温。非洲继续面临国家改革进展缓慢、债务风险过重、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等挑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复苏动能不足，政治经济形势仍存在显著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格局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地区形势总报告全球形势分析与展望摘要：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加剧，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全球治理进展缓慢，总体表现出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性上升、全球合作难度加大的特点。2020年世界经济仍将下行。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恶化难以逆转，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总体来看，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将表现出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中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将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角力更加凸显，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核扩散风险上升，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呈现国际化趋势。2020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还可能面临十大风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冲突升级，中美因台湾、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国际原油市场出现供给危机，英国“脱欧”给英国自身和欧盟带来新的不稳定。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 国际安全 国际战略 全球治理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贸易负增长，全球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全球债务水平再次上升，世界经济中蕴藏的风险上升。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明显，美俄对抗加剧，中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印度开始接受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意在亚洲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减少，但是地区局部战争不断，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领域或议题上出现倒退，欧洲一体化受到英国“脱欧”挑战，而北美、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一带一路”这一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扎实推进。
2020年世界经济将持续低迷，国际战略稳定性进一步下降，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将表现出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中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将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角力更加突显，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核扩散风险上升，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呈现国际化趋势。
2020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可能面临十大风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冲突升级，中美因台湾、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国际原油市场出现供给危机，英国“脱欧”给英国自身和欧盟带来新的不稳定。这些风险事件不是必然会发生，但是均有一定发生概率，且一旦发生，会对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一 2019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
2019年，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安全与全球合作等方面均有新的趋势性变化，总体表现出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性上升、全球合作难度加大的特点。（一）世界经济在贸易冲突中陷入低迷
贸易冲突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是2019年世界经济最显著的两大特征。
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对约7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约5500亿美元商品，以及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约1500亿美元商品。这是历史上涉及金额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它导致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相比上年下降了15%。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2019年前三个季度，世界货物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9%。贸易萎缩以及相对应的外需下降是这一次世界各国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美国还就汽车、飞机和数字服务等对其他国家挑起贸易冲突。2019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向其总统递交了关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232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的结论，美国可以对其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的汽车及约1500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美国如果加征汽车进口关税，还可能引发欧盟和日本等对美国汽车出口额较大的经济体进行贸易报复。尽管美国暂时还没有加征汽车进口关税，但是世界仍处于这一威胁之中。2019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在对空中客车的反补贴案中取得胜诉，美国据此于10月18日开始对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四个补贴相关国家的75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商品范围包括农产品和民用航空产品。2019年7月，法国通过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案，拟对全球营业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和在法国营业年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数字服务公司，按其营业收入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美国随即对此发起“301调查”，并于12月2日发布调查报告，认为法国的数字服务税不符合通行的国际税收原则，是对美国公司特别是谷歌、脸书等大公司的歧视，增加了美国公司的负担，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因此计划对来自法国的24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这些加征关税的威胁和加征关税的行为，也是影响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稳定性的重要负面因素。
美国的行为正在破坏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上。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牙齿”，是确保成员遵守规则的核心制度安排。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依靠上诉机构审议和裁决成员之间争端。上诉机构有7个法官席位，每位法官任期4年，可连任一届，一个案件必须有3位法官参与才能审议。美国因不满意裁决结果，阻扰法官遴选和上诉机构改革，导致到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只剩下1名法官，已经无法审议和裁决争端。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停摆”。美国不仅瘫痪了争端解决机制这一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制度安排，而且正在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一方面，美国试图改变现有规则。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国家参与，承认各国发展水平有差异，并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差别和特殊待遇。美国于2019年7月单方面发布总统备忘录，试图改变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办法，取消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殊待遇。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出一些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美、欧、日贸易部长数次发表联合声明，试图在非市场导向政策、补贴、数字经济等领域推出新的规则。美国的行为使世界经济秩序处于动荡之中。
世界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世界经济经历长达6年的增速下降后，于2017年实现了强劲增速回升，2018年增速轻微回落，2019年增速则大幅度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2.9%，比2018年下降0.7个百分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均普遍下降。其中，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从2018年的2.2%下降至2019年的1.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从2018年的4.5%下降至2019年的3.7%。经济增速下降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低增长和低通胀是总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的典型特征。尽管世界经济增速和总需求增速明显下降，但是主要经济体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或者失业率明显上升的现象。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均处于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也相对稳定，只有部分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现象。全球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处于低位的现象，表明这一轮世界经济下行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衰退。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2019年8月1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结束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加息行为，并开始新一轮降息。此后，美联储分别于2019年9月19日和10月31日再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至1.5%～1.75%的区间。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进入负利率环境，在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欧洲央行于2019年9月18日将作为基准利率之一的央行存款便利利率从-0.4%下调至-0.5%，并从11月1日起以每月200亿欧元的规模重新启动资产购买计划。日本央行2019年继续维持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在低利率和负利率的环境下，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2019年纷纷下调了官方利率，全球形成了货币宽松态势。
货币宽松导致全球债务水平再一次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103.0%上升到2019年的104.1%，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8%，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44.8%上升到2019年的45.0%。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在2018年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回升。国际清算银行估计，从2017年底至2018年底，全球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158.6%下降到了151.2%，2019年第二季度又回升到了156.1%。发达经济体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68.6%下降到了2018年的161.3%，2019年第二季度回升到了164.3%。新兴市场经济体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42.5%下降到了2018年的135.2%，2019年第二季度回升到了143.0%。全球债务总水平上升，意味着全球经济稳定性风险和脆弱性提高。（二）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更加凸显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凸显。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摩擦持续、升级、缓和的过程，与此同时，两国冲突开始向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高政治领域扩展。
地缘政治领域，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和台湾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6月1日，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布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明确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5月7日，美众议院0票反对通过“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决议，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7月8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9月26日，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帮助台湾巩固所谓“邦交国”。
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以人权为由干预中国内部事务。9月11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要求美政府就涉疆问题加大对华施压力度。9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再次批评中国的“新疆人权问题”。10月7日，美国商务部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侵犯人权为由，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18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公然干涉香港事务。
美俄战略对抗进一步加剧。2019年，美俄在委内瑞拉、伊核、中导等问题上的矛盾又进一步激化。1月24日，俄外交部就委内瑞拉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等一些国家对“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承认加剧委内瑞拉社会分裂、加强街头正面对峙、扰乱国内政治局势稳定。2月12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蓬佩奥进行电话会谈，再次警告美不要试图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在中导问题上，2月2日，俄外交部否认美方所有关于《中导条约》的指控，并明确表示，面对华盛顿的威胁，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国家安全。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至此，美俄这两个核大国仅存的唯一一个销毁一整类导弹武器的裁军条约不复存在。当天俄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这一行为反映了美摧毁所有由于各种原因不合其意的国际协定的方针，导致现有的军备控制系统开始瓦解，加剧世界紧张局势。
在安全和经济制裁方面，美俄之间的摩擦也日益频繁。3月16日，可搭载核武器的美空军波音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靠近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边境，并对波罗的海舰队基地进行模拟轰炸。8月3日，美国海军洛克希德EP-3E“白羊二型”远程电子侦察机再次对克里米亚海岸进行抵近侦察。8月，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文件，禁止国际金融机构为俄国营企业提供资金，禁止美国银行参加俄政府非卢布主权债券首次发行和对俄罗斯政府提供非卢布贷款。同月，美国国务院在《联邦纪事》发布公告，认定俄罗斯对公民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法，决定对俄实施为期至少1年的制裁，美将终止向俄提供1961年《对外援助法》中规定的除紧急人道援助、食品和其他农业产品以外的一切援助。
当前美国两党在反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俄罗斯应为美俄关系恶化负责。其中，美国国会在反俄问题上的立场最为坚定。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数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严厉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还在酝酿多个新的对俄制裁法案。
美国对中俄两国不断加大的战略压力，导致中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和升级。中俄战略合作基础进一步夯实，战略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体现为两国间高频率、高质量的元首外交。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首次进行国事访问至2019年底，6年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面超过30次。两国高水平、高密度元首外交，对加强两国深度沟通、培养战略互信和政策默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次体现为两国战略互信和政策协同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各自与第三国相关的事件中，中俄都充分理解对方立场，互不猜疑，守望相助。在中美贸易摩擦、孟晚舟被捕等事件中，俄罗斯坚决拒绝采取美方立场，严词批评美国做法。同样，中国对俄罗斯前特工中毒等事件上也保持公正立场。在最为敏感的安全层面，中俄双方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升级。2019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率团赴俄罗斯观摩“中部——2019”演习，并与普京总统一同观摩实兵演练。两国均力图通过高层交流、政治互信、军事合作，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最后还体现在两国全方位多渠道的合作进展中。能源合作方面，2018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7149万吨，同比上升19.7%，俄罗斯连续三年保持“中国原油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于2019年冬季开始供气。在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构建方面，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中俄双方成功签署国际道路运输协定和《中俄欧快速和高速跨国货运铁路备忘录》，为两国跨境运输基本扫除了制度障碍。在新兴合作领域，两国不断深化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扩大农产品相互准入，积极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着力加强中俄卫星导航合作，拓展两国在月球和深空探测、运载火箭、遥感技术等领域大项目上的长期互利合作。
印度开始接受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有联合美国在亚洲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2019年9月27日，美、日、印、澳外交部长举行四国安全对话，这是2017年底美国正式出台“印太战略”以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重启后的首次外长会晤，原来的司局级磋商由此提升为部长级。磋商层次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对“印太战略”态度开始由犹豫向接受转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印美在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正在取得战略一致。随着“印太战略”的升级和美印战略协调的提升，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战略压力将随之增加。中印关系稳步发展中暗藏隐忧。“洞朗对峙”之后，中印关系基本维持稳步发展势头，随着2017年9月厦门金砖会晤和2018年4月武汉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并迎来新起点。在此期间，不仅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发挥了稳定作用，中印两国领导人还建立了非正式会晤机制。2019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认为，中印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此外，中印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长期保持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约1000家中国企业在印度累计投资80亿美元。印度企业也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对华累计投资近1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2019年时有表露。这首先表现在两国的领土纠纷上。2019年2月9日，印度总理莫迪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活动。8月和10月，印度政府先后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和“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表现在印度对由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地区合作倡议持排斥态度。2019年4月，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度继2017年缺席第一届该论坛后，再次拒绝了中方邀请。11月5日，印度以不利于其国家利益为由，宣布不参加由东盟发起并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三）全球武装冲突活动减少，但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
2018年至2019年度，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的数量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主要武装冲突发生在中东、非洲、东欧、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中东与北非地区，叙利亚内战中，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发生冲突；也门内战中，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冲突不断；“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制造恐怖活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升级，尼日利亚恐怖袭击不断。欧洲的乌克兰，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美洲的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等地也发生有限战争。这些武装冲突的性质以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和国家内部冲突为主。武装冲突的参与主体包括了主权国家、极端组织、反政府武装和族群等，其中，极端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下，势力有所减弱，但是其外溢效应有所增强，并且存在反扑的风险。
受“伊斯兰国”被击溃及国际社会长期努力的影响，全球反恐形势继续好转，美国反恐战略收缩态势明显。2018年12月19日，在宣布“伊斯兰国”被彻底击败后，为兑现要从中东地区“无休止的战争”中撤出的竞选承诺，特朗普不顾国内多数官员反对，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出美军。2019年10月，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向土耳其做出让步，表示如果土耳其坚持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美军将为其让路，由此直接导致了10月9日土耳其向叙利亚北部发动的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也在加紧筹备撤出阿富汗。2018年，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数量，并开始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2019年9月1日，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宣布，美国和塔利班已达成和平协议草案。根据协议，美国将在135天内从阿富汗撤出近5000名士兵，并关闭5个军事基地。但随后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塔利班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打断了和谈进程，9月7日，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国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处于相对低潮阶段，但存在激发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潜在风险点。首先，随着美国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进程的加速，有可能在相关地区造成安全管控力量的失衡甚至真空，从而给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以重新扩张的空间。其次，“伊斯兰国”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击溃，但其残余势力及其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随着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内部动乱的持续和各方矛盾的胶着博弈，不排除“伊斯兰国”以某种新的面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最后，全球范围内的反基督教主义、反犹主义、反伊斯兰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带有宗教、种族色彩的恐怖主义袭击显著增多，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各族群内部日益兴起的排外主义正在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不同群体间的隔阂和矛盾，这些都为恐怖主义势力的孕育和壮大营造了新的土壤。
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事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导条约》于1987年底达成，全称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程从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该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达成的第一个旨在减少现有核武器的裁军条约，对于防止两国战略误判、降低战争风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维系核大国间战略稳定性的这个基石性机制不复存在。
战略稳定性包括了“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两个方面。“军备竞赛稳定性”是指互为对手的其中一方发展军备的行动不会使其获得明显的战略优势，因而不会引发另一方采取相应的发展军备的措施，从而避免螺旋式军备竞赛的发生。“危机稳定性”是指互为对手的双方在双边关系发生危机时，能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控制危机、化解危机，使双边关系平复到危机前状态。就核国家而言，如果在危机爆发时双方均没有“先发制人”地动用核武器的动机，则说明双方具有较好的“危机稳定性”。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同时破坏了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四）全球合作成效不大，区域合作取得进展
全球治理进展缓慢。一年来，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社会骚乱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大。为此，国际社会积极寻求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之道。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在本次峰会上，G20领导人聚焦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创新、环境与能源、就业、女性权利、可持续发展、全球健康等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会后发表的《大阪宣言》中，G20领导人展现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塑造贸易投资动力、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国际经贸机制等良好愿望，但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有效的行动，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首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所加大。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跟踪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中旬，全球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累计达1.7万余项。保护主义和主要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停滞不前，上诉机构停摆。尽管G20领导人重申支持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其职能，但在原有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上都远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目前，由于美国的阻挠，WTO上诉机构长期不能维持正常运行。最后，美国在G20领导人峰会上重申其决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11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
在区域合作中，欧洲一体化虽然面临阻碍，但是北美、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区域合作均取得进展。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英国“脱欧”彰显出欧洲主要大国在理念上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歧已难以弥合，并由此大大增加了彼此之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欧盟难以出台新的一体化政策和规划，也难以引导各成员采取更加有效的一体化行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面临欧盟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北美地区，2019年12月1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代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正式签署新版地区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墨加协定》一体化程度更高，但其排他性也更高。在亚太地区，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计划在2020年签署协定。12月初，RCEP法律文本审核正式启动。但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恐怕难以在其他成员签署协定时加入RCEP。在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迎来新的机遇。2019年5月30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因批准国数量达到要求而正式生效，并于7月7日正式实施。非洲自贸区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区域自贸区。该协定的实施将进一步降低非洲国家间的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各成员国形成单一大市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呈现新动向。一方面，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左翼主导下的一体化组织陷入低潮；另一方面，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在拓展和深化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新的成果。2019年6月28日，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还推动了与韩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自贸协定谈判。2019年7月，第14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就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达成新的共识。
国际合作中最大的亮点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在政策沟通方面，“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不断增加，合作基础不断巩固，合作环境不断优化。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涉及贸易、交通、税收、审计、科技、文化、智库、媒体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文件总计100余项。截至2019年11月中旬，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达到137个，占全球国家总数的七成；其中近一年内新增31国，占全球国家总数的比例增加16.3个百分点。在设施联通方面，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的铁路、公路、航运、航空、能源、通信等各个领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明显进展。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前10个月，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约为1.1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同期，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在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巴基斯坦海尔鲁巴工业园等沿线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40亿美元，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在资金融通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更趋多元。截至2019年12月中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员增至100个，累计贷款项目为50多个，贷款总额超过110亿美元。截至2019年10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签约34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约123亿美元。此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主权财富基金、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及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等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同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二 2020年全球重大风险
2020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面临许多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事件不是必然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会对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综合考虑其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十大风险。（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增速正处于快速下降中，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经济稳定的现象，但是经济进一步下行甚至出现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后，中美贸易摩擦从不断升级趋势转向缓和态势，这对恢复贸易增长、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会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仍然存在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出现摩擦范围向其他领域扩大的现象，美国还有可能因汽车贸易等问题和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引发新的贸易冲突，国际贸易冲突升级风险并未消除。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同步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这对刺激经济活力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将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负利率和超低利率的环境下，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效果有限，且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及其引发的股市震荡，已经使世界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如果新冠疫情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则股市还会进一步恐慌性下跌，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如果美国经济企稳，则世界经济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如果美国陷入衰退，则可能引发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经济中具有一些支撑经济企稳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市场运行良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工资稳步上升，有助于支撑美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稳定增长；2020年是总统选举年，特朗普会采取各种措施支持经济增长，防止经济下滑影响其总统选举。
美国经济中也有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衰退的因素和信号，主要包括：总需求增速仍在下降，制造业已现衰退迹象，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现象。另外，贸易冲突升级和股市泡沫破裂的风险仍然存在。
美国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下降，总需求下降趋势明显。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从2018年第二季度的3.2%逐步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2.0%。用GDP平减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连续5个季度下降，从2018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2.7%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1.7%。
美国制造业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018年8月以后不断下降，至2019年12月，该指数跌至47.2，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和新增订单数均为负增长。美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已从2018年12月2.6%的高点开始回落，至2019年12月，制造业产出指数同比增长-1.3%；制造业新增订单月度同比增长率在2018年8月达到8.5%的近期高点，此后快速下降，2019年5月开始负增长，至2019年11月，制造业新增订单指数同比增长-1.3%。
按照美联储的研究，从1973年以来，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五次10年期国债收益率季度平均值小于3月期国债收益率季度平均值的现象，即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这五次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出现之后均伴随着一次经济衰退，因而国债收益率倒挂被认为是预示经济衰退的强烈信号。2018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不断缩小。2019年3月22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出现近期以来的首次倒挂，并从5月23日至10月10日出现持续倒挂现象。此后，倒挂现象有所缓解。2020年1月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向3月期国债收益率靠近，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经济衰退信号可能再次出现。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能成为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最后一根稻草”。（二）国际贸易冲突升级
美国挑起的经贸冲突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其未来演变仍将是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经贸摩擦总体上走向缓和，但是也可能出现反复。未来还存在两大风险。一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风险，二是下一阶段协议的谈判风险。第一阶段协议中有专门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用于评估协议执行情况以及解决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端。这一机制是有助于降低和管控执行风险的。但是，如果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未达成共识，可采取停止某项义务、退出协议或其他措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新的摩擦。另外，下一阶段协议的谈判难度要大于第一阶段协议，鉴于特朗普政府习惯使用极限施压的方式，在谈判过程中出现摩擦升级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美国对中国挑起的经贸摩擦还有向科技、金融领域蔓延的迹象。目前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已经表现出一些局部摩擦，如果摩擦升级，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均会受到负面冲击。科技领域的摩擦升级，可能导致中美两国企业重构价值链和技术发展路径，由此也会带来全球价值链和研发格局的变化。金融领域的摩擦升级，将导致中美双方减少资金往来和降低货币交易规模，并影响中美两国的跨国货物、服务、人员、信息等的交易和交流，由此也会给世界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还可能在汽车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与其他贸易伙伴发生新的贸易冲突。美国商务部已经完成关于汽车进口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232调查”，特朗普于2019年5月17日发布公告，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就汽车贸易问题与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并在180天之内拿出谈判结果。但美国和欧盟、日本并未在180天之内就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因而美国随时有可能加征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一旦美国加征这一关税，欧盟和日本等很有可能进行报复，并进而引起冲突升级。另外，因反对法国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对法国24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行为，可能引起法国的贸易报复，这同样有可能引起法美贸易冲突升级。美国贸易政策还可能引发与印度等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三）中美因台湾、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
中美矛盾有从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扩散的趋势。2020年美国两党为赢得总统大选，有可能支持和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因台湾、南海等问题陷入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上升。
2019年12月，美参议院通过2020年《国防授权法》，要求成立高级别“美台工作小组”，还包括鼓励对台军售、实战训练、军事演习，以及“鼓励盟国和伙伴仿效”等内容。2020年1月，台民进党以明显优势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民进党当局的煽动和配合下，美国有可能进一步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进而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还可能提高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位置，将美台关系更深地嵌入美在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网络，增加台湾问题与中日、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的联动性，加剧中国周边外交形势和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南海“自由航行”问题是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另一个敏感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军不断提升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美国舰船多次闯入南海岛礁12海里，中美军舰相遇和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因南海“自由航行”问题发生冲突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四）《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导条约》失效破坏了原有稳定的国际军控体系。《中导条约》对于国际军控体系的重要意义有三点：首先，《中导条约》的成功签署，与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72年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一起，共同构成了冷战时期军控体系的基石，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面军控。其次，《中导条约》为冷战结束后美俄缔结1991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Ⅰ）、1993年《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和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提供了经验。一系列条约签署后，美俄庞大的战略武器库削减了一个数量级。最后，《中导条约》还开启了一个大国间从最高决策层到技术执行层相互进行有效沟通、防止战略误判的良好机制。它的失效意味着从冷战时期过渡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体系的坍塌，以及国家间战略误判概率的升高。《中导条约》失效将刺激和加剧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国际关系中本就存在难以超越的“安全困境”，而《中导条约》的失效加剧了这一困境，导致世界各国以保护自身安全为由而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首先，美国通过自我解绑，可以不受约束地研发更为有效的中程导弹，以破坏他国国家安全为代价获得“绝对安全”地位。8月18日，距离《中导条约》失效仅十几天，美国就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改进型“战斧”巡航导弹，可见其早已蓄谋已久。其次，与美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国家，将因美国的破坏行为而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从而造成更为复杂的国家间博弈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9年国情咨文讲话时已警告，美国若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将采取同等和非对称措施。法、德等欧洲国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警惕。欧洲大陆的安全形势走向令人担忧。最后，世界大国对于先前已达成承诺的失信，将导致其他国家对于基本国际规则和道义的失望以及为了维系自身安全而采取不加选择的手段。伊朗已经宣布不履行伊核协议条款，沙特公开宣布将加快国内核试验，印度近期因克什米尔问题表态将“视情况”来决定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情况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风险在不断上升。
美国在计划退出《中导条约》的同时，已经确定了分阶段发展包括弹道、巡航和高超音速等在内的《中导条约》所禁止的多种陆基导弹武器，射程范围覆盖近程到中远程。而俄罗斯也已公开下一代核武器研发计划，每一种都是明确针对美国庞大的预警和防御系统网络而设计的。俄罗斯现在正重点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在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第二天即2019年8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就表示，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将陆基中程导弹部署到亚洲地区，欧洲也将是美国重点推动部署的地区。俄总统普京对此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俄将做出快速有效反应，将核武器“瞄准”部署美国导弹的欧洲国家。如此将引发连锁反应，加剧和加速大国间军备竞赛进程。《中导条约》失效还将增大触发战争的风险，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中导条约》之所以规定销毁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是因为500公里射程以下的核导弹射程太近，战争中即使使用也很难波及美苏两个分处东西半球的大国本土，而5500公里射程以上的导弹由于其超远射程为对方留出了足够的预警反应时间进行反击，因此也不会轻易使用，而主要用于战略威慑。相比较而言，射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实战性最强，触发战争的风险最大。2019年初美国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提出发展低当量核弹头，这正与此类导弹相匹配。美国退约后发展部署此类导弹武器，这意味着今后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而一些核武库规模相对较小的核国家为了保证有效的核报复能力，也势必因此而降低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样将极大地增加核大国之间的危机不稳定性。（五）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
美国自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以来，持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遭伊方坚决回击，两者之间矛盾不断升级。特朗普在戈兰高地主权归属上发表刺激性言论，让中东局势再度紧张。2020年1月3日，美军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直接将中东局势推向战争边缘。伊朗向美驻伊拉克两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报复后，特朗普政府及时止损，未做出进一步军事升级行动，地区紧张形势才得到暂时缓和。1月5日，伊朗政府宣布取消所有伊核协议对其的限制措施。1月20日，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0年美伊围绕伊核问题的争端将持续甚至升级，国际防核扩散形势将承受更大压力。
利比亚内战尚未结束，“国民军”从2019年4月开始陆续向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区域发动进攻，新一轮武装冲突再次爆发。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割据势力相互缠斗不休，多个部落林立于地方，“伊斯兰国”组织可能趁机卷土重来。叙利亚战争本已接近尾声，土耳其因库尔德人问题在叙土边境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让本已障碍重重的叙国家和平重建进程再添变数。叙利亚镑对美元汇率连续下跌，加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已持续4年多内战状态的也门还未远离战火困扰。埃及反恐形势严峻，自2019年11月起进入新一轮紧急状态。“阿拉伯之春”以来，多个中东国家陷入国内治理困局，而近期不容乐观的各地形势表明，中东国家的碎片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重，该地区将长期处于紧张和冲突之中。（六）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
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问题冲突不断。2月14日，宗教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实施爆炸袭击，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身亡。印方指责巴方支持“穆罕默德军”，遭到巴方否认。2月26日，印度空军越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对“穆罕默德军”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营地进行打击。巴方组织反击，击落飞入巴实控线的印度战机，生擒了印度空军飞行员。此后，两国地面部队相互炮击，地区紧张关系骤然升级。3月，巴基斯坦将俘虏的印度飞行员交还印度，但印巴在克什米尔边界附近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依然持续不断。7月，印度以克什米尔印控区连续遭到武装组织袭击为由，向当地紧急增兵，随后于8月2日在克什米尔对“叛军武装”展开清剿行动。8月5日印度又宣布废除所谓“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成立“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现状。
莫迪政府一直希望抓住美国调整对巴政策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恶化的契机，以压促变，恶化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迫使巴基斯坦接受克什米尔地区的现状。克什米尔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无论是基于地缘安全考虑，还是基于水资源安全、民族宗教情感等因素，巴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印度希望通过施压和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作为弱势一方，巴基斯坦则寻求将争议“国际化”，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支持。由于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的有利地缘位置，愿意寻求以实控线为基础解决争端，而巴基斯坦难以接受以现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因此只要印度继续奉行单边冻结克什米尔地区现状、维持低烈度冲突和高压力对巴外交的政策，印巴关系将很难缓和，两国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斗争将会延续并可能激化。（七）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
2019年2月，美朝领导人河内峰会无果而终，自此朝核问题重陷僵局。美朝双方在无核化定义、进程和解除制裁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为敦促美国改变对朝敌视态度，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朝鲜对美政策日趋强硬，自2019年5月以来已累计进行了十余次导弹试验。美国则认为朝鲜在半岛无核化方面尚未做出实质贡献，因此没有改变对朝“极限施压”的意愿，只是近期在暂停军演等方面做出让步。2019年10月，美朝代表在瑞典的工作磋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朝鲜多次要求美国在2019年12月底前拿出朝美对话新方案，并于12月7日进行了疑似导弹发动机测试的试验。12月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上表示，朝鲜已率先采取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除核试验场等措施，但在此期间美国始终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反而采取数十次联合军演、单独制裁等敌视朝鲜的措施，在此条件下，“朝鲜没有理由单方面受制于没有守护的伙伴的公约”，朝鲜将很快拥有“新的战略武器”。
自美朝首脑第一次峰会以来，面对朝鲜的一系列举动，特朗普一直强调朝鲜会遵守承诺，但在2020年1月初，特朗普首次表示金正恩有可能打破维持朝美对话局面的前提，即朝鲜中止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导弹的承诺。据韩联社报道，2020年1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李善权替换李勇浩任朝鲜外长，这可能预示朝鲜对美立场将更趋强硬。对美朝双方来说，战争都是不可承受的灾难性选择，但这恰恰有可能成为双方利用的筹码，双方均有可能试图以这种逼近战争的悬崖策略迫使对方让步，这将给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安全带来极大风险。（八）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
在特定事件的诱发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矛盾迅速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的暴乱，全球可能随之进入新一轮的动乱期。2019年，民众抗议和示威浪潮引发社会失序，甚至升级为骚乱和暴乱，成为世界性现象。从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到亚洲的印度，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再到拉美的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等，概莫能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抗议风潮固然不乏外部干预和民族宗教矛盾等诱因的“点燃”之功，但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内部贫富悬殊、青年人失业严重、发展机会匮乏、社会保障低于预期等表现出的显著的脆弱性长期存在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才是为动荡之火提供燃料的更重要的因素。
社会动荡仍是2020年的主要风险点之一。第一，2020年世界经济仍可能持续低迷，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仍然存在且可能更为严重。第二，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治理能力较弱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等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会不断加大，并且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联动性不断加强，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内矛盾。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并给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政策制定、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大学毕业人口的迅速上升，由此出现了普遍的大学生就业不足和就业低于预期的现象，这成为社会动荡或暴乱的潜在因素。第四，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且争夺权利的社会动员成本不断下降。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也加深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这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来源。（九）国际原油供给出现危机
国际原油市场总体上供给充足，但是中东地区动荡影响世界原油供给并造成供给不足、运输中断和油价快速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
沙特和俄罗斯未达成原油减产协议，两国均计划增加原油产量，加上世界经济下滑引起的原油需求下降，原油价格大幅下降。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也蕴含着供给中断的风险。油价暴跌会导致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加大其社会冲突和政局动荡风险，从而可能引发原油生产和运输中断风险。
尽管美伊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但双方的缠斗可能加剧，甚至存在局势失控的风险。伊朗因美国制裁在国际原油供应中的重要性下降，但是美伊冲突加剧可能影响到中东其他产油国。美伊军事冲突的地点集中于伊拉克，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可能在后续矛盾激化过程中被卷入武装冲突，引发原油产量下降。冲突升级也可能导致伊朗周边国家，如沙特、阿联酋的原油产量下降，从而引发全球原油供给减少。以中东国家为主体的欧佩克控制着全球原油四成的产量和六成的贸易量，中东原油供给减少对国际原油市场会有较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均原油运输量占全球总量的33%。一旦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原油运输被中断，国际原油供给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而且，在高度金融化的国际原油市场中，投资者担忧美伊军事冲突导致中东地区原油供应中断的预期及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会加大原油供给危机的程度和危机的负面后果。
美国页岩油气产量的增长可以作为中东原油供应减少的补充，但是美国页岩油气产能在油价过低时期会受到损害，短期内产量增长是有限的，即使产量快速增长，其油气向欧洲和亚洲的运输量在短期内也难以得到提升。如果中东原油供应受到较大的供给冲击，则国际市场原油短缺和油价快速上涨仍然难以避免。而且，目前美国页岩油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小型独立企业经营困难，筹资难度上升，难以持续产生现金流。若在大量小型页岩油企业破产之后出现原油供应短缺，则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会更为缓慢，对原油供给短缺的舒缓作用和对油价的抑制作用会更弱。（十）英国“脱欧”带来不稳定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进入与欧盟谈判和达成协议的过渡期，过渡期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在过渡期内，英国和欧盟达成未来关系协议并不容易。英国保守党内部对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仍然存在分歧，约翰逊的主张与欧盟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约翰逊主张与欧盟之间保持“零关税、零配额”的紧密经贸关系，同时希望制定自己的劳动和环保等标准，然而欧盟认为，如果英国继续与欧盟保持零关税和零配额的贸易关系，则必须接受欧盟统一的劳动和环保标准。如果英国和欧盟未能在“过渡期”内达成协议，而英国又没有申请延长过渡期，双方贸易关系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框架，贸易壁垒及其预期的不确定性将对英国和欧盟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考虑到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和全球GDP中的比重不大，“脱欧”本身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会太显著。“脱欧”产生的风险主要在于对英国内部稳定和欧盟内部治理带来了一些长期不利的后果。
英国内部可能出现不稳定。2019年12月12日的英国大选，虽然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主导的保守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告终，但是胜利的区域仅局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包括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两片区域。苏格兰拟再次启动独立进程，北爱尔兰等地区主要族群分歧加剧、《复活节协议》以来的和平进程面临冲击，英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面临较大挑战。
欧盟治理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英、法、德三个大国在欧盟内部治理上能形成一种相对均衡和稳定的态势，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欧盟内部治理中的英法德三角变为法德两大轴心，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被打破，这给未来欧盟理事会投票权、欧洲议会党团构成与成员国议席等带来冲击。同时，欧盟失去了英国的预算贡献之后，未来的预算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这会引发欧盟内部新一轮利益博弈。三 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主要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短期内难有起色，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疲弱状态。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行趋势。《中导条约》失效对美俄关系乃至世界安全的负面影响是持久和根本性的，美俄战略不信任状态将愈发难以逆转。美俄关系的恶化，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全球政治格局的割裂和重组。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国际合作方面，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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