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烜,张红冰,张守连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卡拉布里亚的交响：建筑与城市文化多元性试读：
前言
西方城市文化缘起于柴尔德提出的城市文化存在的十大标准，即：城市为大型居住区、城市人口构成和功能与任何村庄都不同、剩余财富的集中地区、巨大公共建筑集中地、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生活的地区、语言文字集中地、历法学和数学集中地、专职艺术家生活区域、对外贸易开展地与以居住区而不是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存在地；而古梁耶夫提出的城市文化存在的八大标准则为：城市为统治者及其居住的宫殿群、出现宏大的寺庙和住所、最重要的宫殿和寺庙建筑与平民的房舍隔离开、圣区与住宅区明显不同、具有奢华的王陵与墓群、产生了大型艺术品的地区、有了文字的地区、大型广场集中地、公共建筑以及大量的住宅和居民区。
世界各大城市都能看到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现象，那就是在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文化中人类的精神生活与价值观念发生巨变，这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与价值观开始转变的结果。从文化角度看全球化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近代文化的终结。世界城市体系与城市文化结构的更迭催生了世界城市文化中“第三文化”的出现。网络虚拟文化导致了城市居民交往方式的革命、城市教育体制的革命、城市居民消费方式的革命、工作与休闲方式的革命与城市社会组织的革命。同时，信息化时代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走向多元化，其对城市文化持有的价值理念与传统城市文化产生文化冲突。
城市文化的历史是一个多元文化对立、冲突，走向融合和共存的历史，而建筑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坐标，记忆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发展史，不同时代的建筑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人与建筑之间是互相塑造的关系。巴洛克建筑中凝固着人的生活方式、洛可可建筑中荡漾着人类对审美的无懈追求、佐治亚建筑中体现着太平洋海风的韵味……一切尽在人类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寄托中。中西文化差异造就了内涵各异的建筑文化：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中国建筑文化的“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城市多元文化篇完美文化论与城市非利士阶层武烜
赫胥黎于1880年在梅森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做了《科学与文化》的演讲，批判了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概念。在赫胥黎看来，阿诺德的文化观是狭义的文化观，没有纳入科学的思想，只是纯文学的思想倾向。为了回应赫胥黎的论调，阿诺德于1882年在剑桥大学也做了一次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并在演讲中提出了完美文化论，阐释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文化思想。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论将希腊文化界定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与膜拜的对象；同时，阿诺德认为人类肩负着完美与自由的使命，阻碍“完美人性”自由发展的客体皆为文化的敌人。阿诺德的完美文化关注理性、真理、自由、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阿诺德视域下的文化是对完美的追寻，是一种内向的行动，通过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使人类接近事物的可知规律，从而指引人类的行为，减少社会的混乱，使人类能达到更为完美的境界。
阿诺德视域下的“完美”，是理性的完美与整体性完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不是停滞的占有状态。阿诺德的文化信仰反对无政府倾向，他的完美文化观包括古典文化的积淀、精英意识的倡导、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和国家权威的确立。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论源于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人类最优秀的思想之积淀。在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观看来，文化本身就是系统的科学化，真正的人文精神就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体。文学的包容性极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文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与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同样是文学作品。阿诺德的完美文化理念还强调：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既要学习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也要学习自然学科。阿诺德的文化理念本身就是人文与科学的结合体：科学是人文的有力补充，人类要以自然科学的态度来思考事物的本质与本源，所以教育要科学化。只有学习人文科学，学习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古典著作，才能将各类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人类才可以获得开放的思维方式，人类社会才可以更加文明、更加美好与光明。因此，科学与人文都是推动社会的助推力，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正能量。一、阿诺德文化理念：对完美的追求
英国资本主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发展处于巅峰状态。英国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以理性精神为核心价值体系。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体系树立了“主体性自我意识”和“自由思想”, “发现自我与重视自我”的思想意识被激发出来。在“自我”力量的推动下，英国工业革命于阿诺德生活的19世纪中叶完成了，崭新的现代化时代出现了。这个崭新的现代化时代造就了中产阶层，即阿诺德所谓的“非利士阶层”（Philistines）。“非利士阶层”崇尚现代技术与机械，因为现代技术与机械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满足感与物质财富。同时，“非利士阶层”也热衷于现代性富于开拓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因为这样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沉浸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之中，人们把追逐物质财富与自由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面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衰变，阿诺德提出“帮助人们走出困境的希望就在于振兴文化”, “文化的用途是通过树立完美之精神标准，帮助我们认识到财富是手段，是工具。”阿诺德注重文化在现代性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塑造完美人性来净化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心灵，拯救文化危机。（一）文化的内在性“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构架”提出了文化维度的划分。文化维度由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时间取向、活动取向、人的本质、责任中心和空间概念组成。在阿诺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人们的活动取向就是以功利主义为主导思想，人们崇尚物质、现代技术与机械。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在一个固定时期内人们共同拥有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从事有共性的活动的总和。”阿诺德认为“文化是探寻完美，追求和谐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完美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阿诺德这样的定义表明了文化是对完美的追求。完美文化就是追求纯粹知识，追求善念至上的社会道德热情。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的内涵就是展现人类的内在精神，是人类的爱心、良知与正义层面的内涵，完美文化是古希腊犬儒学派（the Cynics）所倡导的“人类灵魂完美”的体现。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科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解读迎和了阿诺德完美文化理念：“文化是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过程，它是人类心智和内在精神状况的反映。”
文化内在性是文化承载者自身的选择，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其他领域以及社会本身的关系就有了超出文化的意义。阿诺德时代的人们追随功利主义文化思潮并与之发生关系。文化内在性体现为文化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或称其为文化的社会价值。文化内在性超越了对功利主义的考虑。美国当代批判社会学代表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就是以想象形式去开挖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它来源于所有人类面对的生存环境，怎样应付死亡，怎样理解悲剧和英雄性格，怎样处理爱情，学会同情，平衡本能与约束等等。”丹尼尔·贝尔与阿诺德对文化内在性论证趋同。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存在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破坏了文化的完美性；在其表层上，技术与经济领域同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形成了断裂与冲突。资本主义技术与经济体系的核心原则就是以功能理性与节俭效益作为调节方式；制度本身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内在性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以个人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追求个性张扬，因此，个人利益与技术经济领域之间产生矛盾对立。就深层次意义而言，文化是对某种意义的特殊表达，借助于宗教与艺术所产生出的象征主义手法得以诠释，作为信仰与道德纽带将社会与个人凝聚起来。以自我利益满足（即功利主义带来的满足感）为特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由于其社会文化本身的空虚性，导致人们精神文化的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阿诺德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观点与丹尼尔·贝尔的范围大致相当，所不同之处则在于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主要是“象征—表现”的领域，是一种用理性的方式探讨同样的文化现象。维多利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随着社会结构的迁移与消费型社会的出现，前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理念逐渐消弭，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取代了原有的勤俭之风，工作失掉了它在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这便是阿诺德在完美文化理念中所批判的社会文化模式。现代主义文化运动中的各个流派对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阿诺德的文化的内在性具有较多的社会意义。良好的文化有助于建立人类内心真正的自信。文化的本质是超越现实生活的，以形象与抽象两种方式思索生活的实质。不同的文化思维创造了不同的传统，依照不同的人群界定不同的自我。无论个体或群体，一旦失去文化，失去自我，便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群体之格，也就无自尊，也就不会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尊重，便失去其内在凝聚力。如果不建立真正的文化，便会为其他优势文化所俘虏，也会为“反主流文化”与“伪文化”所俘获。（二）文化：普遍与和谐的完美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角而言，完美文化强调“我”必须携带“他人”共赴完美，若非如此，“我”自身必将发展缓慢。在阿诺德的视域下，文化要达到完美就要将人性自身的完美发扬到极致，以此实现完美文化在社会中的普及，将和谐之完美发扬光大。阿诺德所倡导的文化的普遍性并没有将文化放在某一特殊的范围之中；而是从众多个体中抽取出人性的共性，它超越一切阶级与个人具体利益的争斗，具有全民性与普遍性之基础。在阿诺德的完美文化中任何个人都不能独自享有完美，个人必须通过与他人互惠共存与协同发展，才能将人性得到普遍的发扬光大，文化才能走向普遍完美之境。阿诺德倡导的文化的和谐性旨在将人性在各方面都达到平衡发展的普遍性完美：个人与他人之间建立真挚的情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间可能存在着差异，但是彼此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个体自身行为与他人行为之间的协调，能够将他人的情感转为个体自身的情感。在这种完美文化之下，人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文化才能走向和谐完美之境。
阿诺德洞察到当时英国社会所隐含的精神危机，并将当时价值混乱的社会文化拨乱反正。阿诺德意识到了崇尚物质和功利的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庸俗和市侩的气息，当时的社会人偏执地追逐现实的物质利益，忽视了文化艺术修养。功利主义思想蔓延与人文关怀的消弭，导致了当时英国社会信仰支柱的坍塌。阿诺德怀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传统文明的深深依恋，概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华以及繁华背后的危机，以他低沉的歌声和忧郁的情调抒发出他心中的郁闷和悲哀，写出了刚跨入现代社会的人所经历的精神上的孤独和异化的倾向。
阿诺德提出的“和谐的完美”强调依靠宗教组织，可是，宗教组织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给予人类完美与和谐。“英国人依赖宗教组织，依赖它们在目前水准下提出的人类完美的理想，就像我们依赖自由、强身派基督教、人口、煤炭、财富等等一样，不过是信仰了工具，因而是不会有成果的。”宗教关于人类完美的主张有其狭隘性，就阿诺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来看，人们过分依赖于“希伯来”文化，过分地遵从并服务于宗教，由此产生的危害颇为严重。宗教在实际生活中只代表了人性道德的完善，并没有提出人类走向完美文化的主张，不可能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完美文化。然而，阿诺德强调诗歌带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在阿诺德看来，诗歌与文化一样，具备引导人类走向完美所应有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格。尽管在走向和谐与完美文化的初级阶段中，诗歌在克服人性缺陷方面不如宗教有成效，但是诗歌仍不失为完美之理想。阿诺德提出以“完美文化”拯救现代文化危机，文化即是对完美的追求，而完美却不是一个固定目标；完美文化是引导人类不断向更高处攀越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不是外在的，而是人性本能所能达到的内在、普遍与和谐的完美境界。只有人类走向完美之境，人类才能最终抛弃极端的“功利主义”和“自我主义”，抵制物欲的刺激与诱惑，消解对现代技术与机械文明的盲目崇拜，进而达到提升人性本质，达到完美之境界。（三）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引领人类智慧与行为的助力
在阿诺德的视域下，文化象征着人类的光明，是人类思想与言行最美的载体，内在于人类的心灵，为人类社会所共享。希腊精神（Hellenism）与希伯来精神（Hebraism）是构成“文化”的两种助力。希腊文化源于印欧民族之中，而希伯来文化则是闪米特民族的产物。阿诺德认为，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目标都是为了完成人类对完美的追求，最终实现救赎。希腊文化以思想清晰、洞察事物本质与内在之美为主要成就；希伯来文化以对罪恶的清醒意识与觉悟到人皆有罪为其主要特质。这两种形成助力的文化皆建立在构筑完美人性的基础之上。希腊文化重视如实看清事物的本质；希伯来文化强调行为和服从。在阿诺德的视域下，希腊文化注重智慧，希伯来文化注重顺服理念；希腊文化阐释了人类的职责之源，希伯来文化主张履行职责。这两种文化之中，构筑人类道德与人性完美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希腊文化高于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使人性中的某方面（而不是所有的方面）达到完美，只强调道德、服从和行动。
希伯来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助力，其根本理念是“行为和服从”，例如：约束行为、无条件执行法令、高度责任感等。在古代历史上，希伯来民族是犹太民族的最古老的称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犹太民族因人丁单薄，长期以来一直是其他强权民族鱼肉的对象。然而，希伯来民族却凭借强大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孕育出了影响整个欧洲思想文化的基督教。基督教思想也强调“服从”理念，人类要坚定地服从神的旨意，端正、规范自己的言行，奉献自我。在阿诺德的视域下，希伯来文化所提倡的“伟大基业”，是对罪恶的清醒意识，并逐步救赎，而基督耶稣则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完美典范，即：摆脱恶念束缚，通过牺牲自我而得到救赎，从而拯救人类。阿诺德用希伯来文化解读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即：“非利士阶层”Philistines）时提到希伯来文化将当时的中产阶级变得狭隘和机械，希伯来文化似乎已经开始向负面意义转化，它的单一文化理念毁坏了“完美文化”。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由于希伯来文化对英国社会文化理念的长期主宰，于是将英国社会文化推到了危机边缘，因此，当时的英国文化要求助于希腊文化将其补救。
希腊文化要义在于造就人类的冲动，将人类的一切合并，使之和谐地发展，使各个部分都尽善尽美，不让任何一个部分靠碰运气侥幸生存。阿诺德指出，摆脱蒙昧状态，看清事物真相，并由此认识事物之美，这便是希腊文化对人类的要求。希腊文化的魅力使人性获得光彩，使人类社会充满美好与光明，理想之美荡漾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就这一点而言，阿诺德将完美文化界定为一种“精神传统”，由各个阶层中诞生的少数人维护并继承。希腊文化是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和智慧的源泉。在阿诺德看来，希腊文化为重塑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提供了助力。希腊文化强调如实地看清事物之本相、自由活跃的思想意识与人类本能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同时还强调人类的理性认识。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最先以思辨来认识世界，通过理性思考，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探究世界的本源与社会科学，因此成为欧洲人肯定人类自我意识的源头。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执着地探究事物的本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充斥着对“美好和光明”的追求，于是就成为阿诺德重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的助力。三、实现完美文化：教育作为途径
阿诺德视域下的完美文化理念是通过教育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注入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之中：既提倡科学精神，看清事物之本质所在，积极地惊醒理性思维，掌握客观存在的可知规律；又倡导人文关怀，摒弃当时英国社会对“技术与机械”的盲目崇拜，追寻人性全面与和谐的发展，将幸福和完美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为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教育是实现完美文化的手段，是对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一种“智性救赎”，是超越时代与阶级局限性的。（一）文化的科学精神
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观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是一种接受真理的精神态度。在阿诺德的视域下，科学反映了客观现实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一种知识体系；在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时，要具备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理智的思考与公正的评判，以此来洞悉事物的本质与本源，获得客观事物存在的可知规律与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观重视求真的科学精神：首先，要观察与思考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知识；其次，要保持超然无执与客观公允的审视态度。在各学科中，如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都要“如实弄清事物之本质”，阿诺德所指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知识存在于各国家、各民族、各时代与各学科之中，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普遍智慧与精神。
阿诺德提出的“最优秀的思想与知识”具有相对性原则，是开放的科学体系，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要做到绝对的超然无执和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而且阿诺德在创作实践中也未能自始至终做到客观公允。但是，阿诺德提出的“超然无执”，实际上是要运用理性思维模式，从实际利益考虑现有社会文化的弊病；要在善于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兼收外来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的精华；尊重事实，排除主观臆断，这就是阿诺德所提出的希腊文化作为本民族文化助推力的体现。上文提到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都以追求完美与救赎为目标，但是，希腊文化倡导意识的自发性，反对盲从固有观念。阿诺德的理念主张国家和谐发展，而和谐则在于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平衡，因此，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需要的文化助力是希腊文化倡导的追求事物本质的科学精神。（二）文化的人文关怀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的工业化使人们盲目崇尚“技术与机械”，于是就导致了人文关怀危机的出现。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观提出“让天道与神的意旨通行天下”，即：奉行善念的人文关怀理念。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追寻人性全面和谐的发展，完美文化带来的幸福和完美要惠及社会中的每位成员，其内涵意义旨在进行社会改革。
阿诺德的完美文化首先要求社会各阶层进行改革。阿诺德将英国当时社会阶层划分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将贵族阶层界定为“野蛮人（Barbarian）”，将中产阶级界定为“非利士阶层（Philistine）”，将工人阶级界定为“群氓（Populace）”。阿诺德提出这三个阶级要通过教育途径，逐渐摈弃各阶级自身固有的狭隘与局限。尤其是中产阶级，即：非利士阶层，要抛弃“功利主义”思想与物质至上的阶级理念局限，提高其人文素养。阿诺德对人文关怀的探讨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
阿诺德的人文关怀理念突出实现“最优秀的自我”（即：the best self）理念。阿诺德借助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思想作为其哲学探索的本源，倡导人类要对自身进行审视，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一日三省吾身”的思想对接在一起。在阿诺德的视域下，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克服“小我”的局限性思维，培养“最优秀的自我”，跳出本阶级狭隘视野和思维定式的束缚，才能够改变现有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为整个社会各阶层谋求利益与福祉。阿诺德将“我”划分为：“普通自我”与“最优秀的自我”，界定了不同人的不同层次的理想与追求，鼓励各阶层的人积极进取，克服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实现自我超越。
阿诺德的人文关怀理念还强调通过重构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来实现完美文化。阿诺德通过借鉴“德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来健全当时英国社会文化，完善国家机构的基本架构，使国家作为“我”的依托体成为“最优秀的自我”的载体，以此来消弭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关于“国家”的哲学观源自“伯克国家观”：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论述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盟约时指出，个人出生到世上就受到社会盟约的保护和约束。只有不受盟约约束之人才有完全的个人自主权，可是这类人在任何社会都不存在。为确保社会正义，文明社会有一条基本准则，即“个人不能判断自己是非”, “不能在事关自己的案例中充当判官”。为了获得有限度的自由，个人让社会组织统辖全部自由。在这意义上，人们受到的约束和他们得到许可的种种自由都应算作他们的权利。“伯克国家观”是一种现实，而阿诺德的“国家观”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抽象，是因为在阿诺德看来，“国家”超越了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代表了“最优秀的自我”；具体，是因为在阿诺德看来，“国家”是教育改革重任的承担者，稳定社会秩序、弘扬传统道德与推动各项改革是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国家”是文化发展坚强的壁垒。（三）以教育为途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阿诺德的教育理念以“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作为教育的目标。阿诺德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制定了不同的教育目标，提出“国家”要承担起教育责任。基础教育要实行义务教育，作为“普及文明的工具”，领导“国家”完美文化的构筑。阿诺德倡导国家要增设高水平的公学和大学，要多建立类似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学校。基础教育的重点不是让学生单纯的以获取信息为目的，而是锻造完美的心智和高尚的人格。高等教育要具备法兰西学院精神。阿诺德强调在教育中要重视古典文学作品、《圣经》与人文学科的学习研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崇尚物质财富积累而盲目乐观的态度，使英国人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精华，改变当时英国人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改变其漠视文学和艺术的短浅思想。阿诺德视域下的教育理念反思了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与道德重建问题，提出通过教育弘扬科学的精神与追寻人性全面和谐的发展，使完美文化带来的幸福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阿诺德的完美文化观把当时英国社会的文人推向了更高的思想境界，使教育带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开始深入人心。
马修·阿诺德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化领域与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其完美文化论中将重塑城市非利士阶层社会道德与构建文化理想相结合，以文化作为直接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风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诺德视域下的完美文化是一个具有简洁性与概括性的概念，是其脑海中所建构的美好理想。阿诺德完美文化追求完美人性，而完美人性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非利士阶层在精神层面上所匮乏之物。阿诺德的完美文化的构想与独特的文化视角给予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以深刻的思想启示，不仅使现代人可以全面了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非利士阶层的文化价值，而且也激发了现代人对理想与价值理念的关注。梅丽莎视域下的比斯拉马族群后殖民城市文化身份建构武烜 赵文通 侯磊
瓦努阿图文学家、政治家、女权主义倡导者格蕾丝·梅丽莎（Grace Mera Molisa,1946—2002）的民族叙事以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建构为叙事对象，超越了历史经验之上的对瓦努阿图岛城市文化分区的文本性。基于瓦努阿图后殖民文学经验与瓦努阿图岛国文本叙述的差异性，梅丽莎作品的民族叙事强调被赋予意义的“文本中的城市文化分区”，而意义的赋予则表明比斯拉马民族对城市文本的文化诉求。在梅丽莎作品与城市文化分区本身的关系中，梅丽莎作品对于城市文化绝非只存在着“反映─再现”这种单纯的关系，而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比斯拉马族群的历史与形态和梅丽莎作品之间便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梅丽莎以对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梅丽莎作品逐渐以对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的“岛国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岛国”，立足于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题材与岛国形态自身，揭示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的出现、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梅丽莎作品创造出了一种“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认知意识”，即根据对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的不同叙事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隐含着对瓦努阿图地缘政治、历史地位民族出路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正值南太平洋岛国民族独立大潮迅速攀升、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之际，通过分析梅丽莎作品的城市文化分区叙事中的叙事手法、比斯拉马族群意识和地域想象，揭示作家主体、民族叙事与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意识形态政治、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建构和社会观念（如“伊─托卡托卡”、“马塔夸利”、亚武萨民族主义论等）之间的隐形联系。
梅丽莎对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的叙事以《黑石》、《太平洋的游行》等六部作品为基础，以瓦努阿图官方语言之一的比斯拉马语（同时存在于瓦努阿图的121个少数族群讲的语言包括阿龙噶语、阿拉基语与波利尼西亚土著语）构筑起的瓦努阿图族群语言文化语境为研究背景，分析梅丽莎在进行比斯拉马族群叙事时运用的不同叙事手法和态度，讨论在Edward Soja创立的“第三空间”（Edward Soja,2011）中梅丽莎“顽强地忠于真实，没有半句假话，没有虚伪的浪漫情调，只是真实地阐释了民族情怀”（吉洪诺夫，1986）。同时，梅丽莎在时空体的展现中，真实地再现了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生活细节，做到了一种客观的时空展现、梅丽莎的文学想象、族群意识、文化身份话语等如何反映瓦努阿图独立前后比斯拉马的族群地缘政治和权力关系。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梅丽莎的瓦努阿图城市文本始终贯穿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建构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通过Bill Ashcroft的文学“篡改”理论来阐释瓦努阿图的比斯拉马族群一度迷失的“文化身份”。文本的历史性是比斯拉马族群对于所发生的“真史”进行叙事前所保存的“前理解”，是瓦努阿图如何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础。为了消除英帝国的影响，梅丽莎的文学创作一直在进行着抗争。梅丽莎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对于英帝国主义文本的解构与重新建构阐释了比斯拉马族群重新塑造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梅丽莎对于英帝国文本解构的过程正是一种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重构，其作品的叙事实质是颠覆了英帝国殖民主义话语权，建立了具有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独立性的后殖民“反话语”模式。
梅丽莎是瓦努阿图乃至整个南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比斯拉马民族作家、政治家之一。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12部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诗歌等。她的作品在南太平地区与北美广为流传，事实上，梅丽莎被认为是瓦努阿图第一位环南太平洋作家，而其作品在欧洲与亚洲却被封存在角落，少有问津。目前国内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军事战略、经济投资与农业合作，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别研究与作家研究尚属空白。针对目前国内对瓦努阿图作家、文学作品与比斯拉马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研究不足的问题，笔者着重在以瓦努阿图作家梅丽莎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学科属性与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研究，聚焦瓦努阿图城市文学中的民族论，文学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民族文化身份研究规范，建构广义的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的文化研究理论体系。一、区间性与阈限性的城市文化分区（一）城市文化分区的形成
梅丽莎的作品中，根据民族文化身份特点差异，可以将英属殖民前后的瓦努阿图的文化身份通过区间性或阈限性划分为四个“城市文化分区”:①北方民族地区存在两种社会和政治群体（Fig.1）。1606年5月葡萄牙人Pedro Fernandez de Queiros带来的地中海文化与1774年7月16日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带来的Anglo-British（白人）文化均来到了瓦努阿图的北方民族地区，但是均被排斥在北方民族文化之外。在北方民族地区，人们可以“购买”社会地位和权力。草席和猪牙，特别是盘卷成圆盘的猪牙，是财富的象征。但对财富的界定不是以一名部落成员拥有的数量多少来判定，而是以他/她赠予数量的多少来判定的。等级评选仪式通常都是精心筹备的社交活动，例如：宰猪仪式、向家族成员赠送礼物仪式。虽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能会被公开展示，通过特定身体装饰，并赢得大家对他们地位的尊重。但是这不意味着真正的权力。②中部地区部分地接受了Anglo-British（白人）文化与波利尼西亚文化，而且外来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传统在中部地区占主导地位：世袭的酋长通常掌握大权，酋长可统治整个部落的等级系统，包括部落中的贵族和平民。③在南部岛屿，尤其是塔纳岛部分地接受了Anglo-British（白人）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拉皮塔人种”中的南岛语族人在从所罗门群岛到瓦努阿图的海域间栖居。大约在公元前665年，南岛语族人开始定居在瓦努阿图的南部岛屿。南岛语族人与南部岛屿的原住民美拉尼西亚人通婚，发展了波利尼西亚文化并植入瓦努阿图的南部岛屿城市文化中。他们将白人文化、当地文化传统与波利尼西亚文化相融合。少数人被赋予头衔和名字，并委任为酋长。他们可以拥有土地甚至是整个岛屿的财富。妇女通常处于较低的地位。④阿比岛（Ambae）和夏弗兹岛（Shepherds）也部分地接受了Anglo-British（白人）文化，并将其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中，如：妇女也有机会升到酋长的等级。瓦努阿图121种语言中，除了阿龙噶语（Aronga）与阿拉基语（Araki）之外，其他119中语言均没有书面文字，所以，在这些部落中，以口相传的故事、歌曲和舞蹈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其民族文化建构的依据。身体装饰、纹身、刺青到复杂的面具、草席和雕刻品，都是其部落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标志，也是部落中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霍米·巴巴反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既不赞成过多关注殖民者，也不赞成过度关注被殖民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用“他者”与“自我”的简单对立来解释的。拉康的“镜像理论”将主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镜像时期、镜像时期与俄狄浦斯时期。在“前镜像时期”中，主体对自我的形成处于无意识状态，自我存在于他者的视角之中；在“镜像时期”中，主体与自我开始认同，主体承认自我，于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主体开始进入萌芽期；从“俄狄浦斯时期”开始，主体意识开始成型。但是，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分裂自我、不断异化自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与他者对立存在，他者的存在使主体无法对自我意识有清晰的认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两个个体。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暗暗的恐惧和渴望，以及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模仿（mimicry）使双方的对立关系变得非常含混（ambivalence）。“混杂”（hybridity）和“含混”（ambivalence）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民主意识一定是产生在‘两者之间’的空间。通过‘穿越民族’（transnational），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意义在不停地进行协商。正是这个‘第三空间’为个体的或是群体的自我的探讨提供了路线图—在定义‘社会’这个概念的行为之中，（第三空间）开创了新的身份符号，并成为合作与竞争的现场”。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与托管国，瓦努阿图与英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瓦努阿图是英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第三个殖民地，同时瓦努阿图又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摆脱英国托管而取得独立的南太平洋岛国。这种长达700多年的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所导致的很多后果至今仍然非常明显。（二）城市族群问题的界定
1980年瓦努阿图独立之后，英属与法属的政治统治已成为历史，独立后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该如何界定？一是界定为梅丽莎作品中的“Anglo-Vanuatuen”或是“Anglo-Bislama”吗？梅丽莎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中存在着英国现实主义与澳大利亚叙事的影子，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模仿（mimicry）使双方的对立关系变得非常含混（ambivalence）吗？二是澳大利亚学者Glen Philip（西澳大利亚州作家协会主席）根据梅丽莎的作品提出的Vanuatuen, Bislama还是Vanuatu-Bislama？三是遵循瓦努阿图南太平洋大学Shamsul教授在肯定梅丽莎的界定的基础上将瓦努阿图的族群文化身份界定为Melanesian-Vanuatuen吗？四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教授（Peter Bellwood）提出的：瓦努阿图民族中有中国台湾人的血统，而不能称瓦努阿图人为纯粹的“拉皮塔人种”或美拉尼西亚人种吗？（因为在南太平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及波利尼西亚群岛西部的“拉皮塔”文化遗址上出土了陶器、黑曜岩、贝壳装饰品等的碎片，这些碎片被贝尔伍德教授考证为6000年前在中国华南地区（如广东与广西）与台湾岛首次出现的农耕文化的衍生物）。五是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罗伯特·布鲁斯特（Robert Blust）根据其对南太平洋岛国语言研究成果：有1200种语言归属南天平洋岛国的语族，又可分为10个亚语族。其中，9个亚语族为台湾土著民族当地语言；同时，所有“马来亚—波利尼西亚”（Malayo-Polynesian）语言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来源—台湾或台湾附近的大洋洲原始南岛语言（Proto-Austronesian）。因此，六是瓦努阿图的民族文化身份是跨有台湾民族的“混杂”（hybridity）和“含混”（ambivalence）吗？
在考虑以上六大问题之后，不禁又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原因令梅丽莎的创作视线行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城市文化与瓦努阿图城市文化之间？是因为最早定居在瓦努阿图的“拉皮塔人”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转而定居瓦努阿图吗？为什么梅丽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瓦努阿图南方岛屿去“危险”部落采集民族文化信息用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呢？什么目的驱使梅丽莎在1981之后由一名女权主义政治家转而投向文学创作呢？在瓦努阿图四大文化分区的诸多民族的文化碰撞之后，梅丽莎的叙事手法及作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经历和改变是否与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民族文化身份建构有着微妙联系，是否暗含着梅丽莎对岛国作家身份和岛国民族文化身份的思考及建构？“一个叙述对象的构成，无论它多么不正常或不寻常，仍然是典型的社会行为，并且在它的背后或内部体现了历史和社会的权威”。梅丽莎的瓦努阿图民族叙事的究竟体现了瓦努阿图作为岛国怎样的重新拿回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政治呢？（三）城市文化分区的文化价值
梅丽莎所处的时代正值20世纪80年代南太平洋岛国独立运动高涨的重要转折时期。瓦努阿图在1980年脱离英属与法属（在此前英国与法国原为瓦努阿图的共管宗主国）独立之后加入英联邦，依然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此，瓦努阿图开始了由早期种植业、农业、渔业与自然资源出口向工业化与现代化城市型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些转变，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中的比斯拉马族群政治与意识形态经历着如何重新构建独立后的国家政府、民族意识与本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等多种观念的碰撞。作为这个时期瓦努阿图社会思想最活跃、激进、最易接纳各类观念及思潮（如后殖民主义、自然主义、弗洛伊德思想、民族主义、宗教图腾崇拜与加尔文主义等）的瓦努阿图本土作家，梅丽莎身上明显打上了这个时代瓦努阿图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烙印，她的作品与政治思想折射出作家主体与城市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瓦努阿图在比斯拉马语中意为“我们的土地”。1963年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民族（本国土著人）成立了第一个本民族政党—乡村党，要求收回土地和实现独立。后来在1971年，该政党改名为“瓦努阿库党”。1978年1月瓦努阿图开始实行内部自治。1980年7月30日独立，定国名为瓦努阿图共和国，瓦努阿图举行大选并建立由人民进步党、民族联合党、绿党联盟等组成的联合政府。梅丽莎在1979年之后就加入瓦努阿库党，1987年之1991年成为沃特·里尼总理执政期间议会的首位女发言人。1980年之后的瓦努阿图虽然已经独立，但是英属与法属的殖民文化还在整个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尤其是在城市的年轻人的群体中。瓦努阿图的官方语言为：法语、英语与比斯拉马语，但是，瓦努阿图国民一直以讲流利的法语或英语为荣，甚至在政府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本民族的语言比斯拉马语几乎无人问津，更不要说其他的121种少数民族语言了，类似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被偷走的一代”现象出现了。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梅丽莎的政治生涯中，她一直倡导比斯拉马族群自省运动，积极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唤起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自1980年之后，梅丽莎的作品，如重新让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民族文学作品《黑石》、建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的《太平洋的游行》、在建构族群文化身份时如何发挥女性的作用、彰显女性地位的《女士优先》等作品先后问世，对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重新唤起了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省。
梅丽莎的作品叙事涵盖了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的托尔巴省、桑马省、帕纳马省、马兰帕省、谢法省和塔菲阿省、首都维拉港与卢甘维尔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采集当地的民族语言与民族传说，掀起了一场“挽救少数民族语言与口头文学”的“瓦努阿图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来建构比斯拉马族群身份。正如著名的《澳大利亚人报》（2006.10.12）所评论的那样：“格蕾丝·梅丽莎是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先锋，是瓦努阿图的声音，尤其是瓦努阿图女性的声音。梅丽莎也是南太平洋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与社会活动家之一”。梅丽莎不仅仅代表了个人，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是当时瓦努阿图城市文化现实环境的产物。“要理解瓦努阿图独立之后的那段岁月，我们必须研究梅丽莎主义”。
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不仅为梅丽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素材，也成为梅丽莎探索作家身份、民族意识与族群文化身份建构的书写空间与“点缀空间”。历史充满了大量的“点缀空间”，到处都是可以阐释的“空白空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包含虚构的成分，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不完全是事实，而作家所处理的也不完全是想象与虚构的事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创作文本需要历史，因为历史对文本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并梳理梅丽莎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助于把握瓦努阿图独立后的城市文化转型，而且对研究处于瓦努阿图独立后的比斯拉马族群意识转型期与重新建构期的瓦努阿图民族文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化民族学的学科交叉具有重要意义。二、城市文化分区中“混杂（Hyridity）”的族群身份（一）殖民与被殖民的“杂糅”
瓦努阿图独立后，在其与西方的对话中仍处于弱势，属于国际社会中被动的一方。在瓦努阿图国内，有些国会议员鼓吹：“只有全面与西方文化接轨，瓦努阿图才能真正地发展与强大，民族身份才能真正得以国际的认同。”梅丽莎代表瓦努阿库党在国会发言时强烈抨击与否定了这一说法，并且在其民族文学叙事《黑石》中明确表明了对比斯拉马民族身份认同的担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让自己的头脑完全成为别人思想的竞技场”（马克思，1869）。梅丽莎的民族叙事完全抵制西方话语霸权，而非全面拒绝西方文明，退守到比斯拉马族群传统中自我建构与自我发展。在106年的欧洲文化与比斯拉马族群文化“杂糅”的过程中，瓦努阿图的城市文化已经呈现出“混杂（Hybridity）”，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瓦努阿图获得了独立，可是独立后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早已进入了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这是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中间”空间。梅丽莎的文学叙事并非将欧洲殖民文化和被殖民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在梅丽莎的文学叙事作品《太平洋的游行》中，作家引用了瓦努阿图独立后国家宪法中的序言，表明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杂糅”：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is as follows：
We, the people of Vanuatu，
Proud of our struggle for
freedom
Determined to safeguard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struggle
Cherishing our ethn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Mindful at the same time of
our common destiny
Hereby proclai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and free
Republic of Vanuatu
founded on traditional
Melanesian values, faith
in God and Christian
principles
And for this purpose give
ourselves this
Constitution（Vanuatu 65）
序言
我们新赫布里底人，
为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感到骄傲，
决心维护斗争的成果，
珍爱我们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同时关心我们的共同命运。
我们在此宣布按照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的价值观念，对上帝的
信仰和基督教的原则，成立团结的、自由的新赫布里底共和国。
为此，我们制定了本宪法。（二）“自我”与“他者”
梅丽莎文学叙事中的欧洲殖民文化和被殖民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混杂（Hybridity）”出的“第三空间”既非“自我”又非“他者”，而是之外的其他之物。在这两种文化的“混杂”中，比斯拉马族群与城市文化分区族群成员的意识形态、性别、本族群文化和本族群语言（如：比斯拉马语）等因素互相杂糅，彼此碰撞交错，在106年的融合与碰撞中产生新的意义，构建新的“他者”。在异质文化相遇的“第三空间”中，欧洲殖民文化和被殖民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二元对立得以消解，欧洲强势文化霸权得以抵抗，多元想象与对抗策略得以构建，两种文化因素“混杂”在一起，冲突的文化差异彼此杂糅，“异质性”在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新的文化生态中得以显现。在《太平洋的游行》中梅丽莎采用杂糅的叙事实现了瓦努阿图民族文学叙事的“第三空间”：通过把瓦努阿图的古老神话、传说、历史、意象重新写入民族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了瓦努阿图后殖民文学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两种混杂的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思想实现了共存。
梅丽莎在《太平洋的游行》中一再通过引用瓦努阿图的宪法内容证明了“混杂”、“杂糅”与“文化包容”：“第二章 基本权利与义务基本权利
第五条（一）新赫布里底共和国承认，除法律规定的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之外，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下列基本权利而不因种族、籍贯、传统信仰、政治见解、语言或性别受到歧视，但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有关国防、安全、公共秩序和健康的合法的公共利益。”
第十条 凡是在新赫布里底独立时具有新赫布里底人的血统、获得了外国国籍或公民身份的人，或者是处于可选择公民身份的地位的人，只要在自独立日起三个月内或在议会规定的更长的期限内提出申请，或者由父母或合法的保护人代当事人提出申请，都可以成为新赫布里底的公民。但如果在授予当事人公民身份三个月之后或在议会规定的更长的期限内当事人不宣布取消他原来的公民身份或国籍，那么当事人的新赫布里底公民身份将自行失效。年满十八岁者可在年满十八岁以后的三个月内宣布取消他原有的公民身份或国籍。（三）比斯拉马族群“自我”认同与“非我”1.“混杂自我”与族群真实身份
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身份建构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瓦努阿图？什么是真实的比斯拉马族群文化？自从瓦努阿图被迫走进殖民史的现代历程之后，瓦努阿图城市文化分区也相应进入城市化进程，比斯拉马族群文化的“真实”身份：①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转了3000多年的具有美拉尼西亚血液的传统比斯拉马文化真实的瓦努阿图？②是进入统一世界史后，收到欧洲与美国“他者”话语主宰而迷失了传统族群文化本真性的“混杂自我”？关键是比斯拉马族群“文化的自我”本质是静态抑或动态？从静态“文化的自我”看，“传统族群文化自我”才是本质，才称得上“自我”，而进入统一世界史后的“自我”，是“自我”的迷失，是受欧洲殖民文化控制的“自我”，于是就产生了“非我”。从动态“文化的自我”看，梅丽莎在叙事中将瓦努阿图比斯拉马族群文化按照城市文化分区进行了划分，其中只有北方区与中部区的文化才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虽然1606年5月葡萄牙人Pedro Fernandez de Queiros到达瓦努阿图后带来了地中海文化与1774年7月16日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带来了Anglo-British（白人）文化，但是这两种欧洲殖民文化均被排斥在北方民族文化之外。中部区虽然部分地接受了Anglo-British（白人）文化与波利尼西亚文化，但是比斯拉马文化的渊源，即美拉尼西亚文化依然在中部地区占主导地位，例如：世袭的酋长通常掌握大权，酋长可统治整个部落的等级系统，包括部落中的贵族和平民。欧洲殖民者带来的英语虽然在瓦努阿图成为官方语言多年，但是本民族比斯拉马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而且瓦努阿图的民族语言有121种，除了阿龙噶语（Aronga）与阿拉基语（Araki）之外，其他119中语言均没有书面文字。尽管如此，在各个部落中，以口相传的故事、歌曲和舞蹈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其民族文化“自我”建构的依据。身体装饰、纹身、刺青到复杂的面具、草席和雕刻品，都是其部落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标志，也是部落中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保持了文化中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传统文化中的“自我”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变化，自我的发展。“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福柯，2011）。“民族文化的本土性既非统一的也非仅与自身相关联。它也没有必要仅仅被视为与其外在或超越相关联的‘他者’”（霍米·巴巴，2006）。偶然性和不确性均不能建构瓦努阿图比斯拉马的文化身份，其文化的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界限绝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混杂（Hybridity）和多文化交融一体正是其文化赖以产生的平台。梅丽莎不仅在叙事中，而且在国会演讲中也提到：“瓦努阿图的教育体系中应推行大国民教育，瓦努阿图人以大国民的心态去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只有这样瓦努阿图的未来才会生机蓬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