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战略(2017.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阳、徐大明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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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战略(2017.2)试读：

语言规划有助于引导语言生活向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保障个人或群体语言使用权益的充分实现，有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语言规划学是一门新学科，但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却历史悠久。在我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其后各朝各代在社会语言文字使用方面也不断进行着引导或干预。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

世界范围内，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规划研究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学者紧跟时代步伐、顺应社会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文字工作。老一辈语言学家罗常培、王力、吕叔湘、周有光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推动、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语言规划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学科体系。

语言规划学是一门学术性和政策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兼重的学科，它的研究融语言本体研究成果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于一体，不仅进行理论研究，而且力图影响国家和政府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文字工作。目前，国际上语言规划的研究已有重要的发展，也创办了一些有影响的专业期刊，如：1977年创刊的《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2000年创刊的《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和2002年创刊的《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创办一种以中国语言规划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中文读者为主要读者群的专业集刊也成为迫切的需求，《中国语言战略》就是对这一需求作出的反应。《中国语言战略》主要关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具体的语言问题，以及这些语言问题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相互影响，关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所引起的语言使用、语言认同、语言教育、语言保护、语言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中国语言战略》提倡实地考察和个案研究，强调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复杂而丰富的语言生活及相关问题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鼓励引进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同时以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丰富语言规划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语言战略》将遵循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的宗旨，积极推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理论研究，促进适应中国国情的语言规划理论和语言规划学科的产生。《中国语言战略》2012年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在此对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感谢。自2015年卷本起，出版工作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在组稿和审稿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希望能够聚合国内外学者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中国语言战略》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我们热切地邀请海内外的学界同仁一起投身于这项事业，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中国和世界的语言新环境努力。目录Contents

出版说明

·特稿· 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来自第二届“中国语言

文字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研讨会”的讨论　张日培等

·城市语言调查· 广东省经济特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　黄年丰　李莉

亚在穗外来大学生广州话认同和学习情况调查　曾琰

·言语社区· 网络言语社区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王艾琳从言语社区看虚有领属结构　刘凡

·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三）· 网络语言中“神”的副词化探析　方艳“程度副词＋趋向动词”性状义用法考察　贲成程网络语言中的副词作谓语现象考察　吕新娣“不＋名词”结构研究　秦雪皎新动词发展原因探究　罗琭昕网络新兴拟声词的传情达意功能探究　周金雷从词汇化看新兴缩略语中的句子提取现象　张思琪

Huang Nianfeng and Li Liya，The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f Guangdong

Zeng Yan，A Study 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Learning Situation of the Guangzhou Dialect Based on Non-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uangzhou

Wang Ailin，Online Speech Community and the Impact to Modern Chinese

Liu Fan，Study of Pseudo Possessive Structures：A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Speech Community

Fang Yan，Analysis on the Adverbialization of“Shen”in the Network Language

Ben Chengcheng，On the Adjectival Usage of the Directional Verbs Modified by Adverbs of Degree

LYU Xindi，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Adverbs Acting as the Predicate in Network Language

Qin Xuejiao，The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bu（不）＋ Noun”

Luo Luxin，Vacancy：the Impetus of New Verbs Production

Zhou Jinlei，On Emotional Functions of the Emerging Onomatopoieas

Zhang Siqi，Lexicalization of Sentence Extraction in New Abbreviations·特稿·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来自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研讨会”的讨论【主持人语】语文教育中的文化自觉

张日培（上海市教科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语文教育通常是指汉语文教育。在中国语境下，相对外语教育时语文教育可称为“母语教育”，相对少数民族语教育时称为“国家通用语教育”更为严谨；在全球语境下，面向非华裔人士的汉语文教育称为“汉语国际教育”或“中文教育”，面向华人华侨的汉语文教育称为“华文教育”。

语文教育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软实力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赋予了语文教育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职责。当前，一方面国民母语能力的滑坡、汉语本体在与强势语言交流接触中的变异、汉语国际使用频率不高引发了普遍性的文化焦虑；另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境外汉语学习人数的激增也正在建构国民的文化自信。

语文教育也是重要的政策问题。语言政策是一国的基本国策，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可以有力促进国家的建设成长与发展进步，反之则引发社会动荡，严重者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导致国家分裂。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是要在激烈的语言竞争中做出两方面的选择：一是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二是语言类课程的语种选择。我国在关于教育、语言文字、民族等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反复确认了教育领域的以下语言政策：绝大多数中小学应以国家通用语为教学媒介语，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教学媒介语以国家通用语和当地民族语双轨并行（双语教育），全体国民应当学习掌握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文。这表明，语文教育相较其他学科教育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和建构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的政策性功能。

语文教育更是课程教学方面的问题。国民对母语学习的忽视甚至漠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母语能力滑坡、母语文化不自信，一方面是“强势英语”的冲击，另一方面更因为语文教育自身面临不少困难、存在一些问题。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对立与关系协调始终困扰着语文教育，学界应当已经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汉语国际教育中“让语言回归语言”的呼声所反对的显然不是语言系统负载的文化，而是与语言相去甚远的剪纸、太极、武术，等等；反之，中小学语文教育对作为“符号系统和规则体系”的语言，不是要不要教的问题，而是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然而，在语言结构应当集中教学还是分散教学、显性教学还是隐性教学、教师灌输还是学生体验等等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将“语言的建构与应用”再次作为语文核心素养的第一要素而引发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证明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或还将经历曲折。此外，母语本体的西化和教材中思想内容的西化，教学策略方法脱离语言生活实际而导致的浮夸，考试评价方法的僵化及相关制度设计的机械，高等教育阶段语文教育的弱化，等等，都是语文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各界在这些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

语文教育应当具有文化自觉。应立足中华文化传承传播和树立“文化自信”的高度来看待、把握、改革、推进语文教育。语言教育的文化自觉，不是要在“语言/文化”二元论中以后者为主导，不能简单化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记忆背诵，也不能简单表征为对语音、语法、文字、书法、写作能力的观照，而应当是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筹兼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文化现象。文化很难定义，语言系统负载的文化应是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特质和偏好，是符号背后的语义信息，是突破规则的例外语用，但又必须以符号和规则为依托。语言同时作为“符号系统与规则体系”和“文化载体与文化现象”，应当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物质性和精神性、本体和应用、语言和文学、语法和修辞的辩证统一。语言的精神性依托其物质性而存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依托其工具性而实现。因此，语文教育的“文化自觉”同时包含工具性和人文性追求，是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2017年7月10日，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在沪召开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学术研讨会”，与会20余位专家分别就语言政策理论、国家通用语推广、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权利与语言保护、语言文化与语言产业、中国学术与中华文化传播等问题做了学术报告，并就各自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研究趋势和努力方向做了深入的探讨。正如语言习得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支撑性构成，除有专家针对语文教育做了专题报告，其余很多专家的话题也包含语文教育问题，关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各讲话稿已经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上全文刊出。应《中国语言战略》邀约，我们在“语文教育”视角下择其精要进行了整理摘录，并重新拟了标题，以飨读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语言与文化问题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仅仅依靠汉语国际推广不能解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学习语言只是实现初步交流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等待外国人学好了汉语再来理解中国文化。现在要让我们的声音让国际上听到，还需要把我们的东西发到国际上去，用外语，首先是英语，把中国文化翻译出去，是个重要的途径。大概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筹建对外汉语系的时候，就有个思路，觉得这个新专业不应该仅仅关注汉语教学，还要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应该两条腿走路，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并重。我把对外汉语系的名称译成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直译就是“国际中国学系”，涵盖了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而我们的整个学科建设就是围绕这个进行的。同时我在华东师大最早设立了翻译方向，是领全国之先的，2002年开始招生，招了四届。后来因为国家战略调整，把翻译专业归属于外语专业，才被迫“割爱”；但在硕士和博士培养上，我们始终没有放弃翻译方向，而且强调以中译外为主。就是因为考虑到这方面的需要，我至今仍认为，将翻译专业仅仅归于外语学科，未必是最合适的。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取得了很多进展，同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进行顶层设计。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个怎样的结构，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就是经史子集，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我们对这个结构了解多少？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传承和传播，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全局观。其次，应加强人才培养。中国学者可以从事中译外，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这就需要从基础抓起、从娃娃抓起，不管是传承还是传播，大中小学都要进行国学教育，这个目前很多地方在做，但需要逐步进行体系化建构。同时，外语专业要用外文开设中国文化课程。第三，应拓宽翻译的范围。要从文学翻译突破到文化翻译，文化翻译关键是术语，因为术语就是话语权，文化基本术语的翻译一定要认真地进行，国家层面有个“中华思想术语传播”工程，非常好，但更要成为学术界、翻译界的工作。第四，提倡学者型的翻译，提倡合作翻译，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中译外的理论和策略研究。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语言与文化问题张建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为了顺应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国家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专业学位设立的时候，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跟它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由于立足于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外汉语本科专业被合并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很多学校大概都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是原来的对外汉语专业，其实不是，恰恰是按照国家的要求，把原来三个专业合并成了一个，它们是对外汉语，还有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这个合并的结果，恰恰体现了华东师大原本坚持的理念，特别是潘文国老师主政对外汉语学院的那段时期以来所强调的双语、双文化的教育。也就是说，这样做使我们对语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为这一专业所做的是以汉语作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华文化教育。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校还坚持将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并列。

孔子学院成立以后，特别是以孔子学院主导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这么一个专业，形成了以汉语为基础的中华文化教育。那么，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这方面我们曾经内部作过很多的探讨。外语教学界认为语言教学把语言看作工具，语言教育把语言看作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转变为汉语国际教育，恰恰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在跟外语教学界的理解接轨。应该这么说，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是有区别的。我个人的理解是，以往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棋子怎么受棋盘的规则约束产生作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强调棋子是怎么和棋盘相互作用而产生棋局的。当然，工具所展现的功能也是我们所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地方。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语言与文化问题王意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一、2016年对语言教育重视度指标走高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一大亮点，是“语文素养”这个概念的提出。尽管对这一概念也有争议，但它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不过，这两份标准对于什么是“语文素养”尚未有明确表述，导致众说纷纭。其实，语文素养一定是包含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内的，这一点在2011版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得到了证实。《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地把语文的课程性质定义为“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其中，关于语言学习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由于本次课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之前太过强势的应试教育、支离破碎的文本解读以及所谓“踩（知识）点”的做法，所以有意识强调了淡化知识系统、加强语文课的人文性。这个问题在课标第三部分“实施建议”中的“教学建议”中的第5条第6款有明确表述：

本标准“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文体、文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在教学中应根据语文运用的实际需要，从所遇到的具体语言实例出发进行指导和点拨。指导和点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识字、写字、阅读与表达，形成一定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良好的语感，而不在于对知识系统的记忆。因此，要避免脱离实际运用，围绕相关的知识的概念、定义进行“系统、完整”的讲授与操练。

这个精神在某些地方是走了样的，因而导致了一些批评。我在和课标研制组专家的接触中感到，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也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次的课标修订，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并顺应大形势，提出了“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这个概念中明确提出了“语言的建构与运用”。这对很多老师来说，是个“利好”消息。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2016年8月，华东师大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举办的“高考与语文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徐默凡老师以“新课改应开发好语文教学知识系统”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早在2015年10月，默凡老师就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文章《多读就能学好语文吗》，代表了部分“技术派”的观点。事后，百度文库教育专区“我爱教语文555”立刻发表了反驳文章《阅读是学好语文的根本途径——与徐默凡先生商榷》，2016年4月《语文学习》发表了周燕博士的文章《双驾马车的倾斜——论当前阅读教学的危机兼与徐默凡老师商榷》，撇开这些研讨中的其他内容，语言学习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这场“素养派”和“技术派”的争论中，其实大家都承认语言学习的重要，只不过对怎样进行语言学习，也就是语言学习的途径和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哪种途径更重要，有看法上的差异。在去年的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的刘辉老师说，一个人掌握一种语言（无论母语还是外语）的标志并不是他能够列举、生成该语言中合法的要素，而是能够运用合法的语言要素进行成功交际。这意味着语言使用者必须具有至少两方面的知识：知道语言要素的性质和生成规则，并知道运用语言要素成功交际的方法。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是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上面两部分其实都是语文教学所必需的语文知识。无论教学体系是否采纳这些术语，真实的语言运用都要借助这些要素和过程来实现，无可避免，但同时他又认为不一定要用语言知识题来考查学生。二、2016年关于语言教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相关度指标走高

近年来，“传统文化”成了热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办法》。最近走红的两档电视节目：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包括上海的《诗书中华》）和《朗读者》，正好呼应了“传统”和“文化”。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也自然走高。除了古诗词的背诵外，识字或其他教学内容中引入传统文化因素也很热门。在我所看到的学位论文中，这样的文章就不少，比如《小学低段字理识字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初中古诗文教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策略研究》等。这里往往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浅俗化，二是对文化传承的理解简单化。

在这方面，作为语言文字专家的周有光先生关于汉语言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他承认汉字是难学的，尤其是相对字母而言。其次，他反对不切实际地虚夸汉字。比如说“汉字是神奇的文字”“汉字是智能型的”“汉字比英文简洁”等，他都一一作了反驳。对于“汉语有声调美”“汉字的信息量大”等观点也作了分析。他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的态度。比如他说：“说汉语是单音节语，因此汉语是低级语言，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说法大致大半个世纪前就被纠正了。说汉语有单音节词本质，因此汉语是高妙的语言，同样是错误的。”

小学教师喜欢在识字教学中引用“六书”。“六书”是在汉字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古代的文字学家从已有的汉字中归纳出来的。先有汉字，后有“六书”；就像先有语言，后有语法一样。“六书的解释力有限”，“六书条例在创造的当时就不能涵盖全部汉字”，“六书可以用来解释篆书，不能用来解释楷书”，不少字先要返回篆字，才能看出造字的本义，所以有时不是更方便而是更麻烦；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教学上有一条规律，叫“以易释难”，如果“以难释难”甚至“以难释易”，那就不对了。三、语言学习还需要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好的方法（一）目标应当定位于“学以致用”“致”什么“用”呢？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应试之用。而应试欢迎什么样的文章呢？有些老师喜欢的是造作的、浮夸的。仅举两例：（1）外婆端来一碗粥，说：“只有像白粥一样清淡，经得起平淡流年日复一日的熬煮，才是真正好的粥。会品粥，才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因为粥里放了葱花，她说：“白色中撒上一点绿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希望。外婆希望你像一棵茁壮成长的幼苗，承接阳光，也能经受风雨的洗礼，最终学会享受平淡，品味人生。”因为那只盛粥的碗，又说：“凡是上了年纪的东西都会有一种风韵犹存的美，这个碗也不例外。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它都会替我默默陪伴着你，见证你的成长。”

这是一初中生写的，猜想这样的文章会因为“立意”高而收获高分。然而，它的不真实是显而易见的。细节上的破绽不仅会把整个文章的真实感破坏殆尽，而且表现出学生心性的虚浮，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是有大妨碍的。（2）红尘缄口，流年似殇。漫漫几十载人生路，唯道是兀自前行。然而不知乎何时起，我们的天空变得低迷，羽翼愈发稀薄。

这是一高中生的文字。浮华的文字下面是不知所云的内容。这是浮夸文字的流派之一：抒情派，女同学为主；还有一种哲理派，男同学为主，一篇文章不砸出几个你不知道的外国人名那就不算是文章。但仔细一读却发现不但别人的书没读懂，自己的话也没说通。这其实都是假语言，只针对考试的。

同时我们再去看看网络和微信上的文字，那是他们真正在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充满了试图挣脱束缚的狂野，有时也粗鄙不堪，其实，仔细观察，这种语言也是有文化背景的。比如下面这则微信：（3）今天的粉圈大清早就沸腾了，大家说比自己结婚还开心万能的罗PD请加油哦，新婚日记2可以继续撒狗粮了，上半年有Rain和金泰希，还有金素妍李尚禹，下半年有双宋，我们等着看＃哈哈哈，我的朋友圈也上官微了＃

我们要把学以致用的“用”从考场上拉出来，用到语文的核心素养上，帮助学生更好地建构与运用语言。要关注新生代的真实语言，引导他们朝健康的方向发展。要分辨在懂得语言规范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适度破坏来达到某种表达效果，和不懂规则的错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过语言学习来促进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提高审美鉴赏与创造的能力，以及理解与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二）方法上应当“润物无声”

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不能加入“技术派”。但是我同意默凡老师的观点：应该有一套适合中小学教学用的语法知识。而且，我还认为，即便是这样的知识，也不是将其以“实词结构”的形式直接教给学生的，而是要关注“句法结构”，探究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是如何以语文学科特有的陈述方式和论述方法来进行表达的。比如毛尖老师，她对《朗读者》节目的评价是“太潮湿”，如果她说我觉得这档节目中流眼泪的戏码多了点，也是可以的，但怎如“太潮湿”简洁、生动、有感染力？有人说她“尖刻”，“尖刻”的语言往往很有力量，鲁迅是最尖刻的。

综上，我认为，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语言的目标应该是“学以致用”，在学生的真实语言上下功夫。学习语言的方法应该是“润物无声”，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度，变粗糙把握为比较精确的把握。我坚持认为，中小学中的语言教育不只是为大学中文系培养预科生，更不是为潜在的语言学者打基础，而应该对大学所有学科负责，要培养能够胜任大学学习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者，使他们最终成为能够在社会上正确使用汉语言的合格公民。民族政策理论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周庆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民族政策理论中的“分”与“合”

要讨论国家语言政策或语言战略趋向，经常会牵扯到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精准理解和把握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不能不了解民族政策理论热点和趋向。在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民族学界的分合理论取向问题。面对一个国家中的多民族、多语言、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多移民等问题，西方诸国曾奉行一种从“分”的政策理论，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理论，但面临的却是国家解体、宗教极端、种族冲突剧烈、地方独立公投、恐怖袭击肆虐等挑战，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多元文化主义给国家治理带来的结果是弊大于利。

在中国，有学者建议实行一种从“合”的政策理论，引进美国“大熔炉”政策，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这是从苏联学出来的，要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国民意识等。然而，这些建议未被中国政府所接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走中国特色道路，基于几十年的实践，民族区域制度是根本的保证。面对中国的民族治理问题，从分不行，从合也不行，我们是分中有合，合中也有分，坚持分合统一，坚持主体多元统一。政府最新的提法即习近平同志的说法，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理论。根据这种政策理论，在制度上，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因俗而治，边疆治理；在思想上，我们维护统一，但也重视差别。二、民族教材编写中的“分”与“合”

最近国家成立了一个教材委员会，旨在解决全国一些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崇洋媚外、造谣杜撰、严重西化等重大问题。其实，早在七八年前，新疆教材编写就出现过一次较大的原则问题争议。2009年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发通知，为了在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由中央民族大学统一编写了《中华大家庭》《民族常识》《民族政策常识》和《民族理论常识》四本教材，要求地方将其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

新疆教育厅的几位专家提出质疑，该教材在对待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取舍上似乎存在偏颇。该套教材过多地强调各个民族的分界差异和不同属性，强化各民族的“分”而不是“合”，刻意分清“你是你，我是我”，这就容易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我们不是一家人”的意识。不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和边疆长治久安。新疆专家认为，该套教材对于“一体”几乎不讲，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的血肉联系、融合共通几乎不讲，而对中国各个民族的状况，对“多元”讲得很多。这种倾向，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后来教育部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听取采纳了新疆专家意见，决定将原编教材推倒重来，重新编写。

后来发现，已出版的少数民族文科其他科目的一些教材，经重新审查，除了存在从分不从合等问题外，还存在宣扬民族仇杀、错划历史疆域归属、歪曲历史事实、泛伊斯兰化等诸多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比较严重，某些省区正在追究早期某些问题教材编审人员的行政甚至法律责任。

民族问题中的泛伊斯兰化倾向，曾经时兴过一段时间，就连超市中的许多商品都要打上清真的标签。泛伊斯兰化在语言上也有反映，比如，我国西北某城镇，民族幼儿园标牌的第一语言用阿拉伯语，第二语言用汉语。殊不知阿拉伯语不是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一门外语，作为外语的阿拉伯语，怎么可以用来书写我们机构单位的标牌呢？这就是语言上的泛伊斯兰化。三、双语教育政策中的“大”和“稳”

近七八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规定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上。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旨在突出一个“大”字，要大而全，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实行教学模式转换，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个文件是，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旨在突出一个“稳”字，要科学稳妥，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要依据法律，遵循规律，结合实际，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以民汉双语兼通为基本目标，建立健全从学前到中小学各阶段有效衔接，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能力相适应，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满足需要的双语教学体系。《决定》没有具体规定采用什么教学模式来讲授国家通用言，只是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学毕业后要基本掌握，高等学校毕业后要熟练掌握。《决定》出台后，随即举行的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后来国务院关于民族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关规定，都遵循《决定》的说法，这明显对《纲要》有所修正，这是显性政策的变化。·城市语言调查·广东省经济特区普通话普及(1)情况调查分析黄年丰　李莉亚

提　要：广东省语言资源丰富，方言与普通话并存。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在普通话的普及与推广上有一定的特点：经济特区以普通话为自幼习得母语的人群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区域，绝大多数人群已具备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能力。除了汕头地区在不同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程度与全国其他地区大致持平外，深圳和珠海地区在各种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普通话有逐步替代汉语方言成为经济特区家庭和一般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交际用语的趋势。在中小学，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认同度达到80％以上。学习普通话的意识和主动性不断增强，手段更为均衡、多样，学习的环境大为改善，为经济特区市民进一步提高普通话应用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普通话　调查　普及　方言引言

为了全面了解经济特区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项目组，由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斌伟任总顾问，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省语委办）调研员张毅任负责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庄初升任专家组组长，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磊任专家组副组长，成员由广东省语委办、广东省内高校专家、经济特区语委办干部共15人组成。项目组于2014年3月至8月，通过随机座谈、查阅档案资料、发放问卷等方式对经济特区的语言文字使用现(1)状进行了调查。而了解经济特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对于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着重要意义。一　广东省经济特区语言分布

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创立于198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方言资源丰富，而这三个经济特区的语言使用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具有一定的特色。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南部，毗邻香港。东临大亚湾与惠州相连，西至珠江口伶仃洋与中山珠海相望，南至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与东莞市、惠州市接壤。深圳的本土方言主要包括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东部的龙岗客家话和东南部的粤客混合语大鹏话。深圳还有一些少数人所使用、颇具特色的方言土语，比如沿江、沿海的渔民、疍家使用的“疍家话”（也叫“基围话”），坪地、坪梓一带的“粘米话”等。

珠海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西南部，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相连，西邻江门市新会区、台山市，北与中山市接壤；珠海的本土方言以粤语为主，但不同地区分属的小片不同。

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南端，通用的本土方言是潮汕话。潮汕话是联络海内外潮汕人的最重要纽带，属于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二　调查数据分析(2)

本项目设计了两类调查问卷，第一类按职业设计，包括中小学生、教师、公务员、企业人员、窗口服务人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与语言文字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职业，了解这些人群的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及其在家庭、工作、外出等不同交际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第二类是家庭问卷，在经济特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社区开展入户调查，目的是全面覆盖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群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以增强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此外，经济特区除了有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人（尤其是深圳），为了了解这些外国人在华语言使用的现状，我们特别增设了外国人的调查问卷。项目组在经济特区共发放调查问卷11000份，有效回收9677份，有效回收率87.97％；其中深圳发放4500份，有效回收3667份；珠海发放3000份，有效回收2746份；汕头发放3500份，有效回收3264份。以下选取调查问卷中关于普通话普及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讨论普通话作为母语的情况，普通话能力情况，普通话在不同场合使用情况，普通话程度及学习情况等方面的情况，并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于2010年对于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一）普通话作为母语的情况表1　受访者自幼语言习得情况（比例％）（注：本题答案“必要时可选两种”，故合计的百分比超过100％。）

小时候最先会说普通话的比例，是普通话普及程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普通话为母语的语言人口的增加有利于语言规范的整体(3)水平的提高。数据表明，经济特区以普通话为自幼习得母语的人群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区域。三个经济特区的情况稍有差异：深圳毗邻香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开放程度高，新移民多，以普通话作为母语的人群比例超过一半，应属全国各地区之最；汕头地处粤东，开放程度较深圳、珠海略低，当地方言潮汕话影响力较大，故自幼习得普通话的比例相对较低，尽管如此，其以普通话为自幼习得母语的人群比例也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区域。较高的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群比例一方面充分显示出了经济特区的开放性和移民性特征，另一方面更显示出了经济特区推普工作的卓越成效。改革开放带来的大规模人员流动使得人们使用共同语普通话进行交际的需求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迫切，社会交往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了经济特区普通话普及的天然催化剂，稳步推进的语言文字工作又为经济特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促进了特区经济更为高效地发展。（二）普通话能力情况

受访者能用哪些语言（包括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人交谈是观察其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普通话和方言并存的状况。表2　受访者日常语言使用分布情况

数据显示，经济特区绝大多数人群已经具备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能力，深圳能用普通话与人流畅交谈的比例甚至高达94.52％；与此同时，经济特区人群使用各种方言与人交流的比例也并不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如河北、江苏、广西等），汕头地区能使用方言进行交流的比例甚至高达99.54％。由此可见，母语非普通话并不影响经济特区人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学习、使用普通话，而普通话的较高普及也并未让经济特区人群丧失使用自身汉语方言母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开放、兼容和求实是广东性格的典型特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经济特区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实用、有效为主要目的，其语言文字政策也历来平实稳定，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使得大多数经济特区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既能说普通话，也能说汉语方言，双语甚至三语的能力普遍较高，形成了共同语与方言共存共现、共同自由发展的健康语言生态。（三）普通话在不同场合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将普通话使用场合从非正式、比较正式到正式，依次分为家庭内部交流、本地菜市场买菜、接听电话、本地大商场购物、工作等5种不同的交际场合。表3　受访者家庭内部语言使用情况表4　受访者本地市场购物时语言使用情况表5　受访者接听电话时语言使用情况表6　市民在本地大型商场购物语言使用情况表7　受访者在工作场合常用语言情况

如表3至表7所示，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与语言环境密切相关，普通话使用的比例与使用场合的正式程度成正比，方言的使用则成反比。经济特区人群在非正式的个人领域，如与家人交流时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普遍较高。

总体来看，除了汕头地区在不同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程度与全国其他地区大致持平外，深圳和珠海地区在各种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本地农贸市场购物时普通话使用比例达到70％或以上，在正式的工作场合普通话使用比例更是高达90％，即使是在私密化程度高、容易保留方言的家庭内部交往中，两地的普通话使用率也达到了50％左右，与方言平分秋色。可以说，普通话有逐步替代汉语方言成为经济特区家庭和一般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交际用语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在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催化及语言文字工作的推动下，普通话对经济特区的影响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特区在各种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但汉语方言依然拥有一定的使用空间和人群。项目组在深圳南山区一个城中村实地调查时，发现有少数当地老人只会说本地话，而当地的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因工作需要也常常使用本地方言，这也许就是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反而低于大商场购物和接听电话的原因。（四）普通话水平及学习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通行的语言是粤语和客家话。30多年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访谈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熟练地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而且许多人的第二代首先习得的语言也是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范围和推广速度超出预期。表8　受访者的普通话水平

由表8可见，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者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颇为自信，认为自己能够流利准确地使用普通话，即便有些音不准但也能流畅地与他人交流。但因市民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比例并不高，深圳为39.76％，珠海为19.23％，汕头为23.89％，所以我们还无法客观、准确地描述经济特区普通话水平的整体面貌。表9　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途径（多选题）

如表9所示，学校无疑是人们学习普通话的最主要途径，是普及和推广普通话的主要阵地。而随着人员的频繁流动和交际手段的多样化，社会交往也成为人们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途径之一。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平台，是面向全社会普及和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途径。以深圳为例，深圳电视台拥有深圳卫视、都市频道、电视剧频道、财经生活频道、少儿频道、公共频道、体育频道、娱乐频道等十多个频道，除了公共频道以粤语播报外，其他频道都采用普通话，这为广大市民营造了良好的普通话学习氛围。由此可见，市民学习普通话的途径多样，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也较高。表10　学说普通话的目的

对于学说普通话的目的，受访者排在第一位的原因都是为了与人交往，其次是学习和工作需要。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扩大，人口流动频繁，普通话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大，人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随之增强。与此同时，市民对自己普通话的要求也比较高，主观上希望能掌握好普通话，80％左右的受访者希望能讲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参见表11。表11　受访者对普通话水平的主观期待三　结论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推普成绩显著。能用普通话流畅交流的人员均超过80％，深圳更是超过90％，这表明经济特区已经实现普及普通话的新世纪目标。无论是私人场合还是正式场合，人们均习惯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中小学，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认同度达到80％以上。学习普通话的意识和主动性不断增强，手段更为均衡、多样，学习的环境大为改善，为经济特区市民进一步提高普通话应用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语或多语的社会语言环境正逐步形成。从受访者的多方面情况来看，90％能够流畅和较流利使用普通话，而与此同时会使用其他方言的人也达到70％。这一是说明推普和保护方言没有任何矛盾，方言是一种承载着地域文化积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现有的推普政策也并不是导致一些方言衰落的充分条件。二是说明经济特区市民的语言能力普遍得到了提升，掌握或使用双方言甚至多方言正成为当地语言生活的新常态。三是说明人们认可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愿意保留自小习得并寄托着深厚乡土情感的方言，在一些私人的、非正式的场合使用，这既能促进双方情感交流，也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

新时期经济特区的语言政策应该抓住特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使用状况，找到语言生活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

第一，在普通话高度普及和使用的情况下，当地语委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心应该由量化普及转到质量提升，加强普通话的规范化，提升居民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满足居民越来越多元化的语言生活需求。

第二，既着力提升居民普通话水平，又注重引导居民传承和保护方言的自觉意识，为居民学习和使用外语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各种语言资源在不同社会生活层面的合理配置，倡导“多语多言”的健康语言生活，加强和谐语言生态的构建。

第三，依托地缘，辐射港澳。利用经济特区与港澳地区地理毗邻、方言同源的优势，通过各种联谊和竞赛活动搭建与港澳的文化交往平台，为解决语言分歧、构建两地和谐语言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加强国家语言政策与战略科普、宣传的力度和效度，将语言文字工作融入居民喜闻乐见、社会参与度高的各种文化活动中。附注(1)分别走访了深圳大学、深圳市语委办、深圳市罗湖社区港人子弟学校、莲塘街道、深圳南山区大族科技中心彼岸数字控制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坪山村，珠海市教育局、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学、珠海市拱北街道办事处、珠海香洲区方正科技公司，汕头市教育局、汕头市东厦小学、汕头市欧贝尔文具公司、汕头市珠池街道居委会等单位，认真听取了各单位的情况介绍；召开了语言文字工作者、教师、私营业主、居委会工作人员、窗口服务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座谈会11个；深度访谈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有关同志和经济特区语委办退休老干部。(2)在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语文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其他省份如江苏、河北、广西等地的调查，在此一并表示感谢。(3)引自苏金智《语言接触背景下我国境内汉语方言使用现状及趋势分析》（《中国社会语言学》2008第2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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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北京：语文出版社．

林运来．1987．深圳特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调查报告．语文建设（3）．作者简介

黄年丰，女，肇庆学院文学院校聘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和汉语方言，邮箱：hnfbee@163.com。

李莉亚，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汉语方言学，邮箱：xiaoxiao82072@163.com。The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f GuangdongHuang NianfengZhaoqing UniversityandLi Liya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Guangdong is a province rich in language resources with dialects and Putonghua coexisting. Shenzhen，Zhuhai and Shantou，the three economic zones，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n popularizing and promoting Putonghua：the population in economic zones who learn Putonghua since childhood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other areas，and the majority has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 Putonghua. Except that people in Shantou areas have similar level in using Putonghua on different occasions，people in Shenzhen and Zhuhai speak Putonghua much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 area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trend that Putonghua will take the place of dialects and becomes the communicating language in household and social life in the economic zones.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Putonghua as teaching language received 80％ of identification. The awareness and initiative of learning Putonghua have been improving constantly，with learning methods more balanced and diversified，as well as atmosphere greatly improved，which have all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people's ability to apply Putonghua in economic zones.

Key words：Putonghua，survey，popularization，dialect(1) 本文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前沿地区语言文字工作状况调查”的成果之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语委2016—2017年度语言文字应用科研项目“粤西地区（阳江、云浮）语言文字使用调查研究”和“粤北地区语言文字使用调查研究”中期成果。在穗外来大学生广州话认同(1)和学习情况调查曾琰

提　要：本文通过对广州外来大学生广州话认同和学习情况大规模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外来大学生愿意学习广州话，但取得的效果却不理想。外来大学生对广州话的评价越积极，越想进一步了解广州文化，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就越高，本调查结果显示了语言实践、语言态度、文化认同、社会融入之间的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外来人口　大学生　广州话　语言态度引言

在人口流动日益加快的社会，广州作为中国经济规模第三大的城市，吸引着众多外来求学、工作的人。进入一个与其家乡不同的社会，他们面临的最直接的文化差异挑战无疑来自语言，外来人口对广州话的语言态度是复杂多样的，如何评价广州话，是否尝试学习广州话，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适应异质性社会的情况。

而外来大学生作为构成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州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可能留在广州工作，他们代表了其中的精英人群，其语言态度与农民工是不尽相同的，其对广州话的态度也影响着广州话的未来。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外来生源不会说广州话，部分学生主动选修课程学习广州话，但也有一部分学生流露出对广州话的敌意。在广州学习生活的外来大学生对广州话的印象如何，是否学习广州话又为何而学，他们现有的广州话能力是怎样的？本文拟通过调查回答以上问题。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在广州读书的外来大学生，涵盖从大一到研究生、博士生的范围。由于实际调查的有限性，为了便于调查，作者选用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及东校区就读的学生作为样本。

中山大学从其在全国各省市的招生计划来看，非广东生源比例达到50％以上，样本有效率高；中山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能基本涵盖各大专业的学生；而南校区和东校区的学生基本能代表广州海珠区及大学城所在行政区的情况，总体而言可以涵盖不同年级、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学生。另外，南校区地处海珠区，海珠区地处广州中部，是广州市的老四区之一；东校区地处番禺区，番禺区位于广州中南部，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二者都是典型的广州话语言社区。故而可以说明外来大学生所处的广州话环境。

选取的学生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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