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光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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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齐——齐人齐事一家言试读：
前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以自己独有的东方式智慧，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而“齐文化”就是她灿烂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历史比喻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那么，齐文化就是这画卷中最精彩、也最具特色的一个段落。
朋友们可能要问，什么是齐文化？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学术界的认识却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齐文化就是“齐国文化”，即在先秦齐国那片古老土地上所形成并被不断传承的历史文化，它是当时齐国的“主流文化”，时间从姜太公封齐（公元前1065年）算起，到齐王建被俘、齐国灭亡（公元前221年）为止，它存在了八百四十四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齐文化应该是指“齐地文化”，这个概念在时间上要宽泛得多，它不仅仅包括了“齐国文化”，还应该包括此前的“东夷文化”和此后的一系列重要文化现象。那么，哪种意见对呢？其实两种意见都不错，只是前一种意见更狭义一点，后一种意见则更广义一些罢了。“齐文化”历来受到史学家、文化学家们的重视，但真正对它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大批科研成果的陆续问世，人们对齐文化的历史价值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有专家称：“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秦文化的核心和精华，成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支柱。”（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导论》第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3）
对于了解、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杨向奎先生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历史从炎帝黄帝开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黄帝一系是汉族远祖，而炎帝一系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远祖。……我们的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已经是‘郁郁乎我从周’，而炎帝一脉，默默无闻。我们是炎黄子孙，但炎帝的踪迹，炎帝一系的文采风流，却无处可寻，几为黄帝一系所掩，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进行探讨。……齐鲁文化源流之不同，从根本上说，应为炎黄两帝系统之不同，黄帝一系，即后来夏周系统，乃鲁国文化之来源，周公孔子发扬光大之，而齐国文化则部分来自炎帝系统，道家老子之所出……”（《齐国史·序》）言外之意，我们研究齐文化是对炎帝一系的一种追根溯源，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另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齐文化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的革新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等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仍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那段历史很复杂，很混乱，加之离我们十分久远，而前人留给我们的资料又相对较少、也过于简单，且几乎没有“一手资料”，多为后人补写、或根据某些传说推断出来的，这就使得有些人和事不太容易说清楚。
为了方便朋友们的理解，笔者选择了“以事代史”的方法，即通过某些典型的人和事去反映、解读那段历史，这样可能更具体一点、更生动一点、也更容易接受一点。但由于研究者的历史观不同、研究方法不同、所使用资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较大差异，因此，笔者给本书加了一个副题叫“齐人齐事一家言”。“言”，就是说话、发言。所以，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笔者借助了齐国历史上的这些人和事，对当前社会上发生的某些问题和现象进行议论和评说，而这些议论、评说不一定符合别人的心思，故称“一家言”也。
笔者希望，朋友们通过读故事增加对那段历史的兴趣和了解，同时，也从这些历史故事中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好地继承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以此提高我们每个人的文化修养。第一章 传奇一生姜太公（一）
我们的故事为什么要从姜太公讲起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奠定齐国霸主地位的人。而姜太公的一生又充满了许多传奇色彩，比如他的年龄，算起来竟有一百三十多岁，还有的说是超过了一百五十岁。所以，第一章的题目就叫“传奇一生姜太公”。一、姜太公的身世
时间应该推到很久很久以前，那还属于“五帝时代”。
所谓“五帝”，就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五位帝王，在不同的典籍中有不同的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称作“五帝”；而《皇王大纪》则称“五帝”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他们执政的那段时间就叫“五帝时代”。我们这里说的“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指舜帝执政的时候。
当时，天降大雨，洪水肆虐，整个中原大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凶猛的洪水，淹没了庄稼，冲毁了房屋，还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舜帝向全国发出抗击灾害的动员令，并挑选了一位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干将去组织、领导这场抗灾斗争，这位得力干将就是禹，人们喜欢称他大禹。
禹是谁？禹，姒（音sì）姓，名文命，原为夏氏部落的首领，故又称夏禹。据说，他是鲧（音gǔn）的儿子。
那么，鲧又是谁呢？鲧是尧时的一位大臣，封号为崇伯。当年，面对波涛汹涌的洪水，尧向众臣发问：“哪位爱卿愿去治理洪水，以拯救苍生？”尧的话音刚落，鲧便挺身而出，他自告奋勇，担当了此重任。鲧率领抗洪队伍奋斗了整整九年，却收效甚微。后人分析，他当时采用的治水方法有问题——堵，即通过筑堤坝的方法暂时把洪水阻止住，然而一旦发生溃堤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危害。所以，舜继尧当了天子后，就把鲧杀死在羽山。（关于羽山，一说在今江苏省东海县西北与山东省临沭县交界处；一说在今山东省郯城县东北七十里；一说在今山东蓬莱市东南三十里。）
在后来的《山海经》等典籍中，鲧被完全神化了。说他是黄帝的孙子，也有的说他是颛顼（传说中的古帝王）的儿子。他为了治水。辛辛苦苦努力了九年，仍不见成效。这时一只乌龟和一只猫头鹰跑来点化他（从袁珂先生说），说天庭有一种叫“息壤”的宝贝，只要把它往大地上一洒，地面就像树木和庄稼一样快速长高起来，那样，洪水就可以被阻止住了。于是，鲧费尽千辛万苦跑到藏息壤的昆仑山上，请求天帝把洪水收回，或是把息壤给他。可是他的请求被天帝断然拒绝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偷走了息壤。洪水虽然被息壤阻止了，但鲧的行为却触怒了天帝。天帝立即派火神祝融下凡，将鲧杀死在羽山，并取回息壤。息壤一收回，洪水立刻又泛滥起来——冲垮堤坝，毁坏田园，夺走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
相传，鲧被杀死后，尸体三年不腐烂，一双眼睛仍大睁着，怒视着上苍——是委曲，是愤怒，还是不服？谁也说不清楚。后来不知道是谁，在他那鼓鼓囊囊的肚子上轻轻划了一下，一个奇迹出现了——一条黄龙从那儿腾空而起，据说，那就是鲧的儿子禹。
现在我们从神话中走出来，再讲禹。
他继承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一门心思扑在治水上。据说，他新婚后第四天就赶赴抗洪第一线，生了儿子启也顾不上抚养，居外十三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禹采用了与他父亲完全相反的方法——疏，就是通过清除障碍、疏通河道，将洪水导入大湖大海，最终他取得了胜利。正所谓“有作为才会有地位”，禹后来被推荐为舜的继承人。（当然“人无完人”，禹这一生也有重大过失，那就是他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将“公权力”变成了“家天下”，从而开了“世袭制”的先河，而在此前，帝位一直实行“禅让制”——即将权力传让给圣贤者。）
舜帝在任命禹为“治洪总指挥”的时候，又将自己身边的一位大臣推荐给了禹。这位大臣姓姜，既聪明又能干，很受舜帝的赏识，据说，他就是伯夷。（需要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伯夷：一位生活在商朝，他有一个弟弟叫叔齐。他们的父亲孤竹君去世后，伯夷、叔齐兄弟相互谦让，谁也不肯继承君位，并一起躲到了周国。后来，武王伐纣，兄弟二人极力反对。等武王灭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从此伯夷、叔齐就成了“高士”、“义士”的代名词；再一位，就是生活在舜帝身边的这位姜姓伯夷。）
当时舜帝对禹说：“带上他吧，他会成为你非常得力的助手。”就这样，伯夷就跟随禹奔赴了抗洪第一线。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洪灾终于被战胜了。为此，舜帝特意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表彰和奖赏抗洪有功人员，伯夷自然也在其列。他被封为“四岳”，即分管四方诸侯的大臣（一说封为“秩宗”，分管祭祀的大臣），并得到了一块叫“吕”的封地。后来，伯夷的子孙们就以封地为姓，成为了吕氏家族。这便是姜太公的先祖。
姜太公，名姜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人们习惯于称他姜太公，周武王则尊他为师尚父；因为祖上的原因，世人又称他为吕尚、吕望、吕子牙、吕太公。对于他的出生地，历来有些不同的说法，据《史记》、《博物志》等一些古籍记载，姜子牙为“东海人”。于是，后人就在“东海”二字上做起文章来——有人认为他应该是日照人，就出生在日照市东边不远的地方；也有人认为他是莒县人；还有的说他是郯城人。到底哪个对呢？我们还是暂且“存疑”吧。一家之言：其实，对于许多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急着去下结论、争对错。有一个词叫“存疑”，“存”就是保存、保留；“疑”就是疑问、就是不同意见。意思是说，对一些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不同意见，可以暂时保留起来，不去争辩，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进行讨论、再去分是非、定对错，效果恐怕更好一些。经济要讲究“可持续发展”，文化是不是也要讲“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吕氏家族。开始，他们在祖先的封地上过着富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慢慢分化了：有的仍然是贵族，家中有大片良田，还有很多奴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有的却败落了，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甚至还有的沦落为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说起来，姜子牙可谓生不逢时，他出生于商朝末年，社会黑暗，道义不彰，家境也十分贫寒。很多资料证明，他到了该成家的时候，却娶不起老婆，只好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这在古代是很被人瞧不起的。为了养家糊口，他干过很多事情，然而却一件也没成功，就像他老婆马氏所指责的那样：“你种田，收不回种子；捕鱼，捞不回鱼网。”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没力气，是他偷懒，还是缺心眼儿？都不是。因为姜子牙是一个有着大本事、大智慧的人，他可以去做经天纬地、安邦治国的大事，却干不了那些凡夫俗子所做的活计——是一个能“扫天下”却不能“扫一屋”的人。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他的年纪也渐渐老了。马氏是一个目光短浅、嫌贫爱富又十分凶悍的女人，本指望跟着姜子牙能过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可到头来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她一怒之下就把姜子牙这个“上门女婿”踢了出去。这件事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叫“覆水难收”。一家之言：“覆水难收”是怎么回事儿？是说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国君后，他从前的妻子马氏就后悔起来。有一天，姜子牙在众人簇拥下行走在营丘城内，发现路边跪着一个女人，久久不肯起来。他上前一看，正是当初将自己扫地出门的马氏。她一见着姜子牙就边哭边说，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如何后悔，她对姜子牙又是如何的有情有义，总之，希望姜子牙能原谅她的过错，与她恢复夫妻关系。姜子牙什么也没说，让人取过一盆水泼到地上，然后问马氏：“你能将这水收起来吗？”马氏摇摇头。“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马氏很不好意思地走开了。这段传说告诉我们，看人、看事一定要有眼光，尤其是看人，千万不要以一时的得失、成败论终身而做出错误选择。否则就有可能像马氏那样后悔一辈子。
还有的资料说，姜子牙曾经在商朝做过官，他有着满腹的经纶、过人的才华，然而却得不到商纣王的赏识；同时，他也看不惯当时朝廷的黑暗、纣王的腐败。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远离朝歌（商朝当时的京城，在今河南淇县）那个龌龊之地，回到他的故乡东海。二、投奔文王
姜子牙虽然回到了故乡，但心却仍然牵挂着社会，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他回故乡不是因为看破了红尘，要去做什么“泉林之士”；更不是为了躲避困难、回避矛盾；而是静观时局的变化，捕捉时机，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所以，他在故乡待了不长时间，就又跑了出来。
他在朝歌，曾做过杀牛的屠夫，又跑到孟津（黄河上的一个渡口，在今河南的孟津市东北、孟县西南，当时有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去卖粥，另外，他还在别的地方干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机会，以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与理想。
有一天，姜子牙听说在商的西北方有一个叫周的方国，他们的国君叫姬昌（也就是后来的文王，商朝给他的封号为“西伯”，所以史书上也称他“伯昌”），他心地善良，办事公道，把整个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会儿，姬昌正在招贤纳士，四处寻求人才，以图大业。姜子牙听了好不高兴，心里说，“这不正是我向往的地方吗？”于是，他下定决心，到周国去，投奔明主姬昌去。一家之言：有一句老话叫“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意思是说，就像凤凰（一般都把“良禽”解释为百鸟之王的凤凰）只栖息在梧桐树上一样，贤能之人要选择那些仁德的、清明的、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去追随，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姜子牙正像“良禽择木而栖”那样，去投奔明主姬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各地区、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因为大家已认识到，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人才吸引过来呢？我以为，领导者的人格、修养、品行以及事业心、同情心是吸引人才最有效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领导者就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化身，有很多时候，人才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因为谁都不愿意跟一个小肚鸡肠、鼠目寸光、唯唯诺诺、私心严重的人共事。
姜子牙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好不容易来到了周国。可是，他又为难了——怎样才能见到姬昌呢？那毕竟是一国之君啊。然而，如果见不到姬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番跋涉、这一路的辛苦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就这样徘徊了好几天，也郁闷了好几天。有一次，他与周边的人一起交谈，不经意中得到一个消息，说姬昌经常到渭水一带去打猎。姜子牙心想，这就好办了，我就在渭水边上一边钓鱼一边等，总有机会见到他。
于是，就有了“姜太公钓鱼”的传说。这一传说的“版本”很多，我们只能“择善而从”了。三、大钓无钩
当姜子牙得知姬昌经常到渭水一带打猎的消息后，就开始在渭水旁边一条叫蟠（音pān）溪的小河上钓起鱼来。
相传，姜子牙钓鱼，既没有鱼钩，更没有鱼饵，只是在一根长长的鱼竿上拴了一条线，所以有一个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姜子牙坐在河边，胸前飘着白须，身旁架起鱼竿，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悠闲自得的垂钓者，其实，他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这上头。就这样，他在渭水边足足等了三天三夜，却连姬昌的影子也没见到，心里禁不住着急起来。他望着波涛滚滚、顺流而下的渭水，不由得感叹道：“咳，岁月不饶人啊！我姜子牙真的等不起呀。”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回头一看，是个年纪比自己还要大的老者。那位老人指着他的鱼竿说：“有你这么钓鱼的吗？”话听起来有些严厉：“瞧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吧，怎么能办这样的事情？——鱼线比绳子还粗，既不拴钩，也不挂饵，你这哪像钓鱼的呀？”姜子牙听了，急忙点头称是，可他心里明白，“我姜子牙本来就不是钓鱼的。”
那么，姜子牙钓的是什么呢？一家之言：姜子牙的心思、胸怀不可能是一般人能看得透、理解得了的。他表面上像是在钓鱼，而实际上，他钓的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圣贤，还有他自己的远大理想、宏伟抱负。正如后人在诗中所写的：短竿长线守蟠溪，这个机关哪得知。只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见《封神演义》）
姜子牙送走了老者，重新又回到他的思绪之中，他多么希望姬昌能立刻出现在自己面前。也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只见几匹骏马拖着一辆崭新的战车疾驰而来，后面扬起一道长长的烟尘。等车子近了，他才看清楚：车上站立着几位武士，一个个披坚执锐，全副武装，中间簇拥着一位威武的将军；而离战车不远的前方，有一只受伤的灰狼正拼命逃窜。灰狼一直朝河边奔来，战车也就紧跟着追到了河边。武士们终于把灰狼捉住，然后一起朝那位将军祝贺，看来，那只狼是由这位将军射中的。武士们都到丛林中休息去了，那位将军却径直地朝姜子牙走来。姜子牙还不知道，改变他命运的时刻到了——那位朝他走来的将军，正是他日思夜盼的周国国君姬昌。
再说姬昌，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出猎前做了一次占卜。
什么是占卜？简单点说，就是算卦。当时，占卜是一项很普遍的巫术活动，上到国君下到草民，都离不开它。据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当时每天都要进行占卜，其中大量的是关于农业方面如“卜禾”（庄稼长势）、“卜年”（年景好坏）、“卜雨”（什么时候下雨）以及战争、伤病、祭祀等等。占卜方法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用龟甲和兽骨，一种是筮草。研究者认为“殷人占卜，多用龟法；周人占卜，多用筮法”。
当时，掌管占卜的巫师就告诉姬昌：“国君此次出猎，猎获的不是龙不是彲（音chī，同螭，传说中一种似龙非龙的动物），也不是熊不是罴（音pí，熊的一种），而是辅助国君称霸天下的‘霸王之辅’。”姬昌对巫师的话很在意，并牢牢记在了心里。
这时，姬昌已经来到了姜子牙的身边，他先把眼前这位白发飘飘、精神矍铄、镇定自若的垂钓老人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便主动上前问话：“老先生，刚才人喊马嘶的打扰您了，请多多原谅。”“没关系，没关系。”姜子牙头也没抬地摆了摆手。“听口音，老先生好像不是当地人吧？”“将军说得对，我是东海人，离这儿隔着千山万水哪。”接着，他又称赞道：“将军箭法不错啊！”“哪里哪里，老先生过奖了。”姬昌微微一笑，然后，他话锋一转，“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为什么从东海跑到这西北小国来？”
姜子牙慢吞吞地答道：“小民姓姜名尚，字子牙，至于为什么到这里来嘛……”他不由得长叹一声，又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在说：“一言难尽哪！”
姬昌看他不愿意多说，就主动地自我介绍道：“在下姓姬名昌，是土生土长的周国人，先生若有需要我做的事情……”
听到“姬昌”二字，姜子牙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位将军正是他日思夜盼的贤君。他上前深深施礼，“不知西伯至此，小民失礼了，请西伯恕罪！”然后，便郑重地请姬昌席地而坐。
姬昌急忙还礼，也请姜子牙就座。就这样，两位历史性的人物，开始了一次历史性的对话。
为什么说是历史性的对话呢？这次谈话不仅决定了姜子牙后半生的命运，也决定了西周的国家命运。两人虽是初次见面，然而却又像神交已久，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话越多，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通过一番交谈，两人都被对方吸引了。在姜子牙眼里，姬昌完全是一副明君风范，不仅胸怀宽广、目光远大，而且礼贤下士、谦恭平和，跟着这样的贤明君主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而在姬昌看来，眼前的这位老者举止不凡、智慧过人，他谈的许多安邦治国之道，自己从来就没听说过，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呀！
忽然，姬昌想起出猎前巫师的话，“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霸王之辅’吗？”想到这里，姬昌恭恭敬敬地对姜子牙说：“像先生这样的贤能之才，天下难寻！我先君在世时早有预言，说我一定能得到大德大贤之人的辅助。看来，就应在今天、就应在先生身上了。”说着，他向姜子牙深施一礼，然后挽起他的胳膊，上了自己的战车。
这一年，姜子牙已经快八十岁了，所以，许多地方流传着“姜子牙八十遇文王”的说法。一家之言：这使我想到了当下，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做事越来越耐不住性子，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一锨挖出口井来。然而，有好多事情却是急不得的。比如说机遇，你就只能是耐心等待，而不可能强求，否则，“机遇”就变成了“投机”，而投机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当然，这种等待不应该是消极的、被动的，而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各种准备。据说，姜子牙在来周国之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详细考察、了解了殷商的风土人情，甚至收集了许多军事机密。一方面作为拜见姬昌的见面礼，同时也为日后灭掉商纣王做了提前准备。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习惯于把挫折与失败归咎于命运，而爱默生却说，“我们也许有偏见，但是命运并没有偏见”（《保守党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即不可遇事消极，也不可干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蠢事。当你遇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管子·形势》）的时候，最好像帕斯卡尔《思想录》中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呆在屋子里”——等待时机、积累自己，而一旦发现了机会，就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记得1997年9月我访问美国爱丁堡罗大学时，专程拜访了伊利市的某女市长。她在当选市长之前，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历史教师，然而，她却对政治充满激情，于是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努力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创造机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等来了机会，在上年的市长竞选中，她一举击败对手，获得成功。她告诉我，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既要有足够的耐心，又要善于捕捉机会。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会等待，都要不断历练自己的耐性。有人讲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话很有道理。你看，姜子牙这块金子不是到了八十岁时才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吗？第二章 传奇一生姜太公（二）
自从姜子牙投靠姬昌之后，犹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处处显示着自己的文韬武略。而姬昌对姜子牙则是尊重有加、信任有加，放手发挥着他的聪明才智。姬昌拜姜子牙做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征战的决策与指挥；一些重大的治国方略，也让姜子牙直接参与制定。很快，周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日益强大起来。这一切，周边的一些小国都看得很清楚，他们都主动跑来与周国修好，并一致拥戴姬昌做了文王。（还有一种说法，“文王”是姬昌去世后的谥号。所谓谥号，即古代帝王、大臣、贵族等去世后，所给予的称号。我以为，该说法应该更可信一些。）一、灭商兴周第一功臣
周国的这些巨大变化，引起了一个人的恐慌，谁？他就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帝辛，也就是纣王。他担心姬昌领导的周国强大起来，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就让人想了个法子将姬昌骗进朝歌，并囚禁在羑（音yǒu）里（在今河南的汤阴县北。据说，文王在被囚禁期间推演出了八卦，《周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文王被拘，举国震动，朝野上下都为文王的安危担心。
这时，有人提出：“把全国的兵力都集中起来去攻打朝歌，说不定，在救出文王的同时还能把纣王给赶下台呢。”
姜太公制止道：“不可轻举妄动。”他对满朝文武分析说：“虽说现在的纣王众叛亲离，但还没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商朝军队的实力要远比我们强大，加上周围的一些小国还在追随他，如果我们盲目举兵，不但救不了文王，还有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也有可能引来商朝大兵压境，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那可是文王最最不愿意看到的。”“那如何是好呢？”人们都焦急万分。
忽然，有人建议：“纣王是个贪财好色之徒，我们不如投其所好，送他一批美女和财宝，说不定他就能把文王给放了呢。”
姜太公沉吟片刻，“这个办法，倒可一试。”
事情果然如姜太公所料，贪财好色的商纣王望着眼前那些如花似玉的美女和晶莹璀璨的财宝，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线，连声说“好好好……”他指着其中的一个女子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就这样，没过几天，他就把文王放了出来，而且还回赠了文王很多兵器，表示对周国所送礼物的答谢。这还不算，被财、色迷住心窍的纣王，还特意授了文王一道特权：假如周围的那些小国不能顺天听命，文王可以随时起兵征伐他们。他还向文王解释道，“你之所以被拘，其实是崇侯虎谗言所致。”纣王的嘴脸可见一斑。
文王脱离虎口，回到周国后，发誓说：“我姬昌一定要灭掉纣王，否则，便不配做姬氏子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王听取了姜太公的建议：一方面发起外交攻势，团结、争取周边的小国，与他们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又借着纣王的授权，对那些一直对周国怀有敌意的小国和部落进行征伐。他西伐犬戎（亦作畎戌、畎夷、昆夷、绲夷等，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水流域，即今陕西省彬县、岐山一带，是殷、周西边的劲敌），攻灭密（又称作密须，当时的诸侯国，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五十里处）、黎（殷商时古国，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北四里）、邘（音yú，亦作于、盂，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二十六里邘邰村东）、崇（商代方国，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诸国，使周国的势力一直达到江、汉、巴、蜀，并建丰邑为国都（丰亦称丰京，在今陕西长安沣水西岸）。到这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就是说，如果把中原大地划为三份，有两份是属于周国的。
形势发展很快，眼见着兴周灭商的条件日益成熟。可就在这时，文王姬昌却不幸病逝。他在位五十年，称王九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文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拜姜太公为师，尊称“师尚父”，并继续让他执掌军事大权，以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
据史料载，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又有九年、十一年之说），曾做了一次对商朝的“模拟性”进攻，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次很大的事件，被称作“观兵孟津”（观兵，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检阅”、“阅兵”）。
这时，文王虽已不在世了，但武王“观兵”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奉文王以伐”，意思是“按照文王的命令进行征伐”，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强“号召力”。有史料称，此次“观兵”，“诸侯至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就是说，这次阅兵规模宏大，光是诸侯就去了八百多，他们都说，“征伐纣王的时机到了，可以动手干了”。但武王这次“观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检阅一下兵力和大家的信心，并不想立刻攻打纣王，于是他便对大家讲：“纣王荒淫无道，残害忠良，欺压百姓，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征伐商纣一定要顺应天意，不可盲目行事。请诸位继续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大家就齐心协力，将纣王彻底推翻！”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也就是在武王四年，姜太公认为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建议武王正式发兵攻打纣王。
说到纣王，我们有必要作一个简单介绍：纣王，名受，是帝乙的小儿子。他自幼天资聪明，反应敏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长得高高大大、仪表威猛，而且力气过人，是少见的大力士。正因为如此，他深得帝乙的欢心，便让他接替了君位，是商朝的第三十代君王，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
那么，他是怎样亡国的呢？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一，穷奢极欲，荒废朝政。纣王是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他整天泡在酒、色之中而不理朝政。他身边有一个妃子叫妲（音dá）己，纣王对她宠爱有加，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他不惜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鹿台”，还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离宫别馆”，他又四处搜罗金银财宝“以实鹿台”（实，即充实、装点）。最离谱的是，他在沙丘（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八里大平台）建造什么“酒池肉林”，一群狗男女在那里“为长夜之饮”。而这一切，都是在挥霍民脂民膏，因而弄得老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
其二，残害忠良，暴虐百姓。纣王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排除异己，残害忠良。他逼走了微子（名启，是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帝乙去世后，本应由启接替君位，但因为启的母亲出身卑微，便改由受继位。《论语·微子》载，孔子称“殷有三仁”，即指微子、比干、箕子），杀害了比干（纣王的叔父，二十岁时就做了太师，是辅佐帝乙的重臣。从政四十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提倡冶炼铸造业以富国强兵。纣王时期，比干官少师即相国。据说，被纣王挖了心）和梅伯（是商朝很有影响的大贵族，为人忠直，因多次向纣王进谏，而被剁成了肉酱），囚禁了箕子（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官太师，封于箕，故世人称之为箕子。有人把他誉为“中华第一哲人”。箕子看透了商朝的穷途末路，又不忍心离开，便披发佯狂，降身为奴，《论语·微子》曰：“箕子为之奴。”武王灭商后，去了朝鲜，以开创“箕子朝鲜时代”，建立起所谓“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不仅如此，纣王还变着法的残害老百姓，他在刑罚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杀人方法，取名“炮烙”（音pào luò）。据说是用铜制成一个圆筒，人被捆抱着筒子，里面放上燃烧的木炭，慢慢把人烤死，极其残酷。
其三，对外不断发动战争。纣王连年征东夷，有资料说俘获了“亿兆夷人”，既耗费了大量的国力，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切，都注定纣王必然要败亡。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武王才决定要伐纣。一家之言：当然，对于纣王的评价历来有不同观点，据说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就很高。他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云云。这些观点，我们都应该认真考虑。
接着我们的故事往下讲：
这一天，武王发出“出师令”，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望诸侯响应。当时武王亲率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庸、蜀、羌、髳（音máo）、微、卢、彭、濮等部族，组成联军，东渡孟津以讨伐纣王（参见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卷1，第62页，北京出版社1986．12）。这一年的二月五日，武王率兵在离朝歌不远的地方——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摆开了战场。纣王急忙调集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军，前往迎击。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武王以姜太公为先锋，指挥着三百辆战车和三千名勇士，准备杀向纣王的军队。按照常规，大战之前要进行占卜，卜出来的卦象是什么呢？——“枯骨死草”，这是典型的“凶卦”。一时，武王有些犹豫了。主帅一犹豫，下面的将士也跟着没了信心。见此情景，姜太公担心贻误战机，便直陈己见：“‘枯骨死草’，焉知凶吉？武王伐纣，乃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承天顺民，何凶之有？”
武王听他讲得有道理，便下定了用兵的决心。而正当姜太公准备排兵布阵的时候，又出了新的变故——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三日不止，古人谓之“泣兵”（泣，即流眼泪、低声或无声的哭），是兵家最忌讳的东西。加之，雷电又劈倒了主帅的大旗和武王的战马，大家更认为凶多吉少，不宜出兵。但姜太公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鼓励武王树立必胜的信心，首先从精神上战胜纣王。
商朝的军队虽多，但早已是人心涣散，没有了多少战斗力，在武王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很快就溃不成军——不少人临阵脱逃，更多的人阵前倒戈，正所谓“呼啦啦犹如大厦倾”，纣王经营了几十年的军队，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
武王的军队乘胜向朝歌发起进攻，并一举将其占领。骄横跋扈的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便跑到鹿台点火自焚了。长达近五百年的商王朝（商从汤至纣，凡十七代，三十王，约四百九十六年；一说，商王朝长达六百年），也就随着纣王的自焚而烟消云散了。据史学家考证，这一年大约为公元前1066年。
在整个伐纣灭商的战役中，尤其在“牧野之战”中，姜太公展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把他称作“灭商兴周第一功臣”。诚如《诗经·大雅·大明》中所唱道的：“牧野洋洋（洋洋，广袤的样子），檀车煌煌（煌煌，颜色鲜明的样子），驷（音sì）騵（音yuán）彭彭（强壮有力样子）。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音liàng）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我们试着翻译一下：长风猎猎牧野茫茫，檀木兵车闪闪发光，战马嘶鸣多么雄壮。指挥若定的姜太公，像雄鹰展翅云霄上。大智大勇辅佐武王，挥师三军直逼殷商，看哪，战火中迎来胜利曙光！二、齐国的开国元君
周武王灭商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这就是周朝。
在孔子心目中，周朝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国”，是奴隶制社会“礼制”最健全、最完美的时代，他曾多次讲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他要“复”的就是当年文王、武王还有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
周王朝建立后，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分封制”，即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划出一块块“封地”，将这些“封地”连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赏赐给王室子弟和功臣们，史称“封邦建国”。这些诸侯国实行世袭制，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兵役、力役等义务。据史料载，从周武王五年（公元前1065年）开始分封，先后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封国有五十三个，外姓封国有十八个。
在十八个外姓封国中，姜太公第一个受封，被封于齐，首都定在营丘（对于营丘的位置历来有争议：多数意见认为，营丘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北的临淄故城，因其临着淄水，后改名为临淄；还有一种可能，营丘在今淄博市高青县境内，考古新发现正进一步证实这种说法），这样他便成了齐国的开国元君。
这里，我们作两点解释：
第一，“齐”这一称谓的来历。虽然，周武王首封姜太公于齐，但绝不是说齐这一称谓始于周。有学者认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齐这个地名。当年郭沫若先生就说过：“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转引自《齐国史话·引言》）事实上，也许比殷商还更早，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就已经有了齐这样一个部落方国，太公封齐，只不过是沿用了原来的“旧称”而已。
第二，“齐”的含义。关于“齐”的含义，说法很多，我们试举几例：
——“齐”乃泉水的名字。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当年临淄城南郊的山下有一眼泉，叫“天齐渊”，“齐”字便因了这泉水的名字而来。北魏人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六“淄水”条中讲：“东得天齐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谓之天齐渊，……齐之为名，起于此矣。”又引《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
——“齐”是小麦吐穗的意思。在甲骨文中，“齐”字很像三枝麦穗，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齐”乃“禾麦吐穗”的意思。于是，有人就此而引申道：历史上，齐国这地方盛产粮食，尤其是小麦。这就有些荒唐了。齐地南靠山，北近海，到处是一片不毛之地，从来就是“地潟（音xì）卤，人民寡”，哪里会“盛产粮食”，尤其是盛产小麦呢？
——“齐”字象征一束箭。这倒很值得考虑。从文化渊源上讲，齐地处东夷，齐文化的前身是东夷文化。许慎对“夷”字的解释是：“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东夷人一个个人高马大，且善射善猎，传说中那个曾射下九个太阳的后羿就是东夷人。
我们顺便说一说后羿。他又称夷羿、夷，相传为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部落的首领，以善射著称。据传，当年夏帝太康，“盘（娱乐、欢乐）于游田（猎，好田中行猎），不恤民事”，跑到洛水之北去打猎，竟然“十旬不归”。惹得朝野上下，怨声一片。后羿便利用了夏民对太康的不满情绪，乘他在洛水北岸狩猎的机会，起兵攻占了斟鄩（夏都，在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并由“羿代夏政”。太康只好留住洛水之北，不久便抑郁而死。后羿便立了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帝，“而权归后羿”。多少年后，后羿又上演了一场悲剧，他几乎和太康犯了同样的错误，“自持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猎，弃其良臣，而委政于寒浞（音zhuó）”。他把寒浞任命为相，信任有加，然而，这个寒浞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而且对他早有二心。终于有一天，寒浞收买了一个胆大的奴仆将后羿杀死，寒浞“遂代夏政，自立为帝”。
后羿还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相传，尧时有十个太阳一起跑了出来，使得河水断流，庄稼枯死，又有怪兽长蛇趁机祸害民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尧便命令神箭手后羿去射杀太阳。他射掉了九个，只留下一个，又杀死怪兽与长蛇，为民除害。于是，后羿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再后来，人们把他与嫦娥撮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十分凄美的爱情故事。
东夷这地方还出过一个重量级人物——战神蚩尤。关于蚩尤的传说很多，我们也选其中一说简单讲一讲。
相传在炎、黄时期，蚩尤是东方（即少昊）九黎部落（有研究者认为“九黎”应该是“九夷”）的首领。在他的领导下，九黎部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发明了冶铜。蚩尤就用铜制成“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还积极扩军备战以“伐黄帝”。于是，黄帝与蚩尤之间就爆发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场大战役——“涿鹿之战”。《山海经·大荒北经》对这场战役作了如下描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可见，当时仗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火攻、水攻，各种战法都用上了。至于蚩尤是被杀还是被俘，版本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但蚩尤的“战神”形象却是不死的。蚩尤也和后羿一样，被神化了，在一些典籍中，他被描绘成“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或说，他有兄弟七十二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戟剑，头有角”云云。一家之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赞成“齐”是一束箭的意思。2002年10月，我应邀到台湾成功大学做学术演讲时，曾经说到“‘齐’字是由一簇箭演化而来的”；并专门讲了历史上的齐人是如何“好大喜弓”。
姜太公封齐之初，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据说，当他还在赴任的路上时，就听到了东夷人要与他争夺营丘的消息。于是，他组织人马连夜赶往营丘，正好遇到了前来“争国”的莱人。（莱，殷商时期的一个小国，姜姓，在今山东龙口。大约在公元前567年，即鲁襄公六年，为齐灵公所灭，《左传·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这些殷商旧部，想趁姜太公立足未稳之机，把他们赶出齐地。姜太公指挥手下的人马，打退了这些莱人，保住了自己的国都。
当时的齐国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远远望去，地上泛着一片白白的盐碱（因为它靠近海嘛），风一吹，连空气都是咸咸的；庄稼长得稀稀落落，老百姓根本无法填饱肚子，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无精打采；穿的更是破烂不堪，可谓鹑衣百结，有的连身子都盖不住；住的房子呢，也是又矮又小，既不挡风也不遮雨……当时，就连姜太公自己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住处，只好劈开荆棘和荒草，勉强有一个栖身之地。望着眼前这样一幅荒凉、穷困、凋敝的景象，姜太公暗下决心，一定要励精图治，尽快使齐国富强起来，让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三、太公治齐
姜太公采取了一些什么方略来治理齐国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删繁就简地说一说。
首先，注重经济建设。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宏伟目标，姜太公动员举国上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姜太公没有照搬当时周王朝制定的发展“单一农业”的经济方针，而是根据齐国的具体情况，坚持“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全面发展”。具体说来，一方面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积极发展捕鱼、晒盐等海洋经济；同时，又鼓励老百姓大力开展制陶、冶炼、贩运等工商业。姜太公甚至亲自去劝妇女们学习植桑、养蚕以及纺织等技术。正因为姜太公采取了这样一些务实的经济政策，所以，齐国从一开始就坚持农、工、商并举，从而避免了“单一经济”，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其次，注重文化建设。什么是文化？我们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而文化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指“文治”与“教化”，是古代君王用来安邦治国的一种重要手段。汉代学者刘向第一次完整地实用了“文化”一词。他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说，古代的圣贤们治理天下，先用道德伦理去感化对方，即“德治”；如果“德治”不能奏效，然后再动用武力。也就是说，假如“文治”与“教化”不足以解决问题，那就要实行武力镇压了。很显然，这里的“文化”不是用作名词，而是一个动词。
将“文化”一词引申开去，“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文明化”——它强调对人性、人格、人的意志以及人的行为习惯的尊重。姜太公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建国之初提出的文化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所谓“因其俗”，就是尊重、认可当地齐人的风俗人情，而不强行改变它（“因”的基本含义是因袭、继承，可引申出尊重、认可的意思）；所谓“简其礼”，指的是对周朝的礼仪、礼节，不完全照搬，而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态度。一家之言：周朝初年，周公旦（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负责各种礼仪的创制。当时那套详细而完备、且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礼仪，世称“周礼”。我们在前边讲到，周朝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是古代社会“礼制”最健全、最完美的朝代，所以，他才念念不忘要“克己复礼”。但姜太公却并没有将这套礼仪完全照搬到齐国。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蚩尤因与黄帝争夺势力范围而发动了“涿鹿之战”，于是，他便被人们普遍地丑化成了战争狂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然而在东夷人的心目中，蚩尤却是英雄，是不朽的战神。姜太公就尊重了东夷人的这一意愿，保留了原来的蚩尤庙，让人们去祭祀他。有研究者指出：“蚩尤与炎黄二帝的涿鹿之战，是那个英雄时代发生的东西民族战争——民族融合的重大事件。东夷文化与炎黄华夏文化的这次接触，是东夷部落进入中原，并尊炎黄二帝为华夏共同始祖的开始，也是中国各民族融合的开始。齐建国后，太公吕尚以蚩尤为兵神，作为八神将之一，则是炎黄部落对东夷部落的认同，是炎黄华夏文化对东夷文化的认同。”（《齐国史·导论》）这讲得很有道理。
再次，注重政权建设。那时候的政权，基本是“军政合一”，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密不可分。而姜太公，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相传《六韬》一书就出自太公之手。（《六韬》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兵书，以周文王、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阐述了古代一些重要的军事思想。据考证，该书只是托姜太公之名而已，并非出自姜太公之手。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故称《六韬》。早在宋代就被列入《武经七书》，有人将它与《孙子》、《司马法》相提并论。）所以在政权建设中，姜太公坚持把提高军事实力放在第一位，使齐国始终保持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周王室所十分倚重的。成王三年（约公元前1061年），发生了管、蔡作乱和淮夷叛周事件。这是发生在周朝初年的一个重大事件。
管，即管叔，名姬鲜，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哥哥，因他的封地为管，故称管叔；蔡，即蔡叔，名姬度，同样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封于蔡，故称蔡叔。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其年幼，便由周公旦代替成王管理朝政。这引起了管、蔡的不满，他们便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反对周公并与周王朝对抗。淮夷（世居淮河流域的一个部落，以水得名）也趁火打劫，背叛周朝。这一事件发生后，周公便授予姜太公一道特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即穆陵关，在今山东沂水县北大岘山上），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北，一说河北盐山），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同时，周公又命令姜太公带领齐国的军队和他一起东征（也有人认为，姜太公并没参加这次东征），诛管叔，杀武庚，放逐蔡叔，并一举平定了淮夷之乱。从此，齐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政治大国。
当然，姜太公的治国方略远不止这几点，譬如，他制定了“尊贤智，赏有功”的人才战略，让更多的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再譬如，他主张“修道术”，开言路，积极营造民主气氛，等等。这一切，都为齐国后来的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家之言：姜太公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人生被后人神化了，在神话故事《封神演义》中他甚至被描绘成了至高无上的众神之主，而他的被神化，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神的崇拜与敬仰——也就是对人间英雄的崇拜与敬仰。英雄主义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高扬英雄主义旗帜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一定充满了朝气、活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有希望存在。眼下，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是不是少了点儿？所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些英雄主义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章 齐桓公称霸（一）
周武王五年（即公元前1065年）姜太公首封于齐，他因地制宜，推行了一系列务实而又创新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了当时东方的一个大国。有专家称，当时齐国首都临淄是绝对的“东方第一城”，其整体规模、城市功能只有欧洲的罗马古城可与之相比。这些为日后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重要基础。
斗转星移，岁月荏苒。从姜太公算起，传到第十五代国君，便是著名的齐桓公了。
当时，就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已经由西周进入到春秋。
这里顺便说一下“春秋”。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便立褒姒为皇后，又立他与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亦作伯盘、伯般）为太子，而废掉了原先的皇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宜臼逃亡到申国，并向他的外公申侯哭诉了幽王的无道，申侯为此而震怒。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申侯联合了鄫、西戎、犬戎等多个诸侯国和部落的兵力，一起伐周。周幽王举烽火求救，但由于他曾“烽火戏诸侯”而得罪了众人，所以无一救兵到来。镐京很快被攻破，申侯便杀幽王、伯服及郑桓公于骊山脚下，虏走褒姒，并将周王室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西周遂亡。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由镐京（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沣河东岸的镐京村附近，也叫宗周、西都、镐）东迁洛邑（大约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即成周，亦称洛邑或新洛邑），直到公元前256年被秦国灭亡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作东周。其中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韩、赵、魏“三国分晋”为止，这一时段共二百九十五年的时间，史学家将它称作“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诸侯国多、战事多。据《左传》一书记载，那时，整个大中原地区约有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其中实力、影响比较大的有齐、晋、楚、秦、鲁、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这些诸侯国之间，为了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等各方面利益，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孟子称它为“春秋无义战”（见《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一些违背常理的既不合时宜又没有意义的战争，所以是“无义战”。通过许多年的征伐、吞并，犹如大浪淘沙，在众多的诸侯国中杀出了五个最强的，这便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所领导的齐国为五霸之首。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一讲齐桓公称霸的故事。
当然，故事还得从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说起。一、襄公无道，导致内乱连连
时间到了周桓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98年（一说为前697年）。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齐国历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国君去世了，他就是齐僖公。
齐僖公是齐国的第十三位国君，在位三十三年；他的父亲齐庄公在位六十四年。父子二人加在一起，前后治理齐国长达近一个世纪。他们遵循姜太公立国时制定的大政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关心百姓疾苦，一度出现了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大好局面。各诸侯国都主动与齐国结盟，并尊他们为盟主，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庄僖小霸”。
僖公去世后，接替他的是太子诸儿，这便是齐国的第十四位国君——齐襄公。这个齐襄公却不像他的祖辈、父辈那么踏实、能干，更不像他的老祖宗姜太公那样具有雄才大略、满腹经纶，基本上算是一位“昏君”。我们说三件事儿：
第一件：齐襄公上任之初，便急于发动战争。靠近齐国有一个小诸侯国叫纪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寿光市境内），与齐国山出一脉，水出一源，又同为姜姓，可谓唇齿相依，本应和睦相处。然而，齐襄公上任的第三年（即公元前695年）春，就想灭掉纪国，多亏鲁桓公出面调解，才暂时免于干戈。又过了四年，齐襄公到底还是出兵将纪国灭掉。至于齐襄公为什么要灭纪国，说法颇多，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为了“报世仇”。据说，当年齐哀公（齐国的第五代国君）与纪国关系处理得不好，当时正好赶上纪侯在周王室当差，这位纪侯便向周夷王进谗言，说哀公如何荒淫无道，又如何对周天子不忠、不敬等等。周夷王听了这些坏话，便于公元前867年（周夷王三年），将齐哀公召至镐京，并活活烹死。之后，周夷王立哀公异母弟弟吕静为国君，这就是齐胡公。胡公看到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间为了自己的权利明争暗斗，环境十分险恶，于是，就将首都从营丘迁到了薄姑（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卷1是这样记载的：“齐哀公荒淫，纪侯谮（音zèn，即诋毁、诬陷，一读jiàn）于周，周烹死齐哀公。”从此，齐、纪两国便结下了世仇。
也有人认为，齐襄公灭纪的原因不仅仅在报“世仇”，更重要的是借此以炫耀武力、称霸诸侯。然而，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齐襄公徒有庄、僖称霸的野心，却没有庄、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他借助于庄、僖的余威，大动干戈，穷兵黩武，不仅给邻国带来灾难，也将本国百姓拖入残酷的战乱之中。正如《诗经·齐风·甫田》中所描写的那样：无田（音diàn佃）甫田，维莠（音yǒu）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音dāo）。无田甫田，维莠桀桀（音jié）。无思远人，劳心怛怛（音dá）。……
这几句诗的大体意思是：宽广大田不可耕，野草高高长势猛。远方亲人不敢想，思念让心难平静。宽广大田不能耕，野草深深埋路径。远方亲人不能想，惆怅使人心疼痛。……
第二件：言而无信，失信于臣民。公元前687年（一说前686年），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两位大夫去戍守葵丘。（葵丘，作为春秋时的一个地名，分别指三个不同的地方：一是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三台村；二是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当时为宋邑；三是齐国西边的一个要塞，大约在今山东邹平或章丘境内。这里的葵丘应该指齐国西边的要塞。）因为当时戍边的条件很艰苦，于是齐襄公便对他俩许愿说：“今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派人去接防，把你们替换回来。”可是，一年过去了，齐襄公并没有派人去换防，他也许早把这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而连称和管至父却在那里望眼欲穿。就这么等呀等呀，始终得不到让他们回朝的消息，于是，两人就跑去请求齐襄公，派人将他俩替换回来。没想到，齐襄公竟对此勃然大怒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齐襄公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引起朝野愤怒，也为日后的内乱播下了灾难的种子。这便是成语“及瓜而代”的出处。
第三件：少廉寡耻，与自己的妹妹私通。齐襄公有一个妹妹叫文姜，人长得非常漂亮，又加上生性风流，所以，早在做姑娘的时候就与他哥哥诸儿（也就是后来的齐襄公）不清不白。因为诸儿是太子，文姜又是僖公的掌上明珠，大家不敢明着说什么，却在私下里议论纷纷，闹得满朝风雨。慢慢的，文姜长大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正好鲁桓公来向齐国求婚，这样，就在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僖公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文姜嫁给了鲁桓公。
文姜虽已为人妻，远嫁他国，诸儿也当上了国君，后宫美女成群，但两人之间的私情却始终未了。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准备到齐国去访问，文姜提出要与他同行，鲁桓公一口就答应了。鲁国有个大夫叫申繻（音xū，又音rú；申繻也作申俞），大概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就编出一些理由来阻止文姜回齐：“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左传·桓公十八年》）那意思是说，女人有女人该去的地方，男人有男人该去的地方，不能混淆了，这是礼数的要求，否则就要出问题。总之，就是想阻止文姜回齐国，以免节外生枝。但鲁桓公听不进劝告，还是带着文姜“会齐侯于泺（当时的齐邑，在今济南城西），遂及文姜如齐”（引文同上）。
文姜与齐襄公已经有十几年未见面，这次文姜回到齐国，二人之间旧情复燃，好比干柴烈火，把两人都烧昏了头脑。结果，他们私通的丑行被鲁桓公发现了。作为一国之君的鲁桓公自然无法咽下这口窝囊气，便将文姜痛骂了一顿，而不知好歹的文姜竟然将挨骂的事又偷偷告诉了襄公。也不清楚这个齐襄公是怎么想的，他竟在酒桌上把鲁桓公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又让大力士公子彭生（生年不详，既然称呼冠以“公子”，大概出身于齐国的公室）将自己的妹夫、鲁国的一国之君给活活弄死了。
国君客死异乡，鲁国人自然要追究，便“遣使责齐”。齐襄公为了掩人耳目，就让公子彭生当了替死鬼，“杀之以谢鲁”，把鲁国人应付过去算完。从此，襄公、文姜这对少廉寡耻的兄妹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有恃无恐。
不多说了，从这三件事就足以看出齐襄公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二、小白登位一波三折
齐襄公干了那么多不仁不义、祸乱纲常的事，惹得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加上他又是个“言行无常”之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个“幺蛾子”，所以，朝野上下一个个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除了诸儿外，还有二儿子纠、三儿子小白。当时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就曾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意思是说，国君如此驱使、奴役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不会尊重国君，齐国离出乱子不远了。于是，他提议小白逃到莒（音jǔ）国去，免得殃及自身；而公子纠则和他的师傅管仲躲到了鲁国，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他去鲁国就等于回到了姥姥家。
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说，一个人坏事干多了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时间到了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十二年）的12月，齐襄公到贝丘那地方去游猎，突然，有一头凶猛的野兽朝人们奔来，那野兽竟长着猪身人脸好生奇怪，随从们仔细一看，那模样酷似公子彭生，一个个吓得哇哇大叫：“公子彭生来了！公子彭生来了！”齐襄公厉声喝道：“不要胡说，公子彭生怎敢在我面前出现！”于是弯弓怒射。那怪兽不仅不害怕，还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朝着齐襄公啼叫。齐襄公吓得魂都快没有了，从车上重重地摔了下来。随从们急忙拥着他回到贝丘的行宫，这才发现，襄公的脚摔伤了，鞋也弄丢了，狼狈不堪。
就在公子彭生显灵的当天晚上，齐襄公被刺杀在行宫之中。那么，谋杀他的是谁呢？有当年被他派去戍守葵丘、又被他言而无信所伤害过的连称、管至父；还有一个是他的堂兄弟公孙无知；再一个就是连称的堂妹，也是齐襄公的妾——但她是齐襄公众多妻妾中最没有地位和脸面的一个（参见《左传·庄公八年》）。
襄公被杀后，公孙无知便堂而皇之地做了齐国的国君。
俗话讲“名不正，言不顺”。齐襄公再怎么不是东西那也是世袭的国君（在这里，我们只就事论事，不讨论“世袭制”的问题），你公孙无知杀了他，势必难逃弑君篡位的历史罪名。再说，这公孙无知本质上也不是什么好鸟。据资料载，此人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而且昏庸残暴，他的下场如何呢？几乎和齐襄公“拷贝”的一样——正所谓“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就在他篡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5年），大约也是在冬季（一说在是年春），公孙无知到葵丘（一说为渠丘）去游猎，结果遭到葵丘大夫雍廪的袭击，公孙无知当场被杀。
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后，立刻向齐国的卿、大夫发了一封公开信，大体意思是：公孙无知弑襄公以自立，是篡逆行为，我已依照朝纲将他诛灭，希望“更立公子之当立者”，意思是说选一位能担当国家大任的公子来做齐国的国君，而我将永远是国君忠诚的臣下。
雍廪讲的“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就是指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中选出一位新的国君出来。因为齐襄公本身无子，他也只有两个兄弟——纠和小白。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继承君位更合适呢？在大夫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由贤能者继位。公子小白自幼表现得才华过人，而且心胸宽广，做事仁义，应该让他来做国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公子纠为人谨慎，老实忠厚，又加上他排行在前，应该由他来继位，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一家之言：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刚才那个话题——为什么说只有让公子纠继位才“名正言顺”呢？因为当时从周天子到下面的各位诸侯，实行的都是“世袭制”。“世袭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长幼有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未必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却是“合理的”。这让我们想起了黑格尔的那句著名论断：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另外，主张让公子纠继位的还提出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的母亲是鲁国人，而鲁国为周天子的同姓封国，公子纠做了国君之后，可以得到鲁国的大力支持，政权会更加稳固。两种意见争来争去，最终还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决定让公子纠回国继位。
当这一消息传到鲁国后，公子纠与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好不高兴，他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让公子纠起程回国。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消息同时也翻山越岭飞到了莒国，传到了公子小白那里。
因为公子小白自幼做事宽宏大量，处处与人为善，所以人缘非常好，特别和齐国的两位上卿高子、国子交情尤为深厚。高子名高傒，一名敬仲，也有人说他谥敬仲，世人尊称高子，其生卒年不详，临淄人，姜氏公族，有人推算了一下，他应该是姜太公的第十世孙，从他开始，改为高氏，食邑于卢，在今山东省长清境内；国子名国仲懿，临淄人，姜氏公族，与高子同为周天子的“命卿”。高、国二氏是足以左右齐国命运的重臣，他们都支持由公子小白继位，所以，便暗地里派人把消息火速传给了小白，并敦促他尽快回国。
据说，当时公子小白还有些犹豫，但鲍叔牙劝他说：“大丈夫做事不能优柔寡断，俗话讲，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你回国继位，可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我从高、国二氏的态度中已清楚地看到，齐国的老百姓是多么希望你来担当国君的大任啊！”经过鲍叔牙的一番劝说，公子小白终于下定了决心，并请莒国的军队护送他迅速回国。
再说公子纠这边。鲁庄公得到消息后，亲自点起几千兵马，并派了以勇猛著称的大将军曹沫率领，护送公子纠直奔齐国的都城临淄。
辅佐公子纠的管仲觉得此事还不够稳妥，便找到鲁庄公说：“公子小白现在莒国，那儿离齐国都城临淄要比鲁国近。我想，他一定也在琢磨着如何夺取君位，弄不好，齐国国君这个大馅饼儿就会落到他头上。”
鲁庄公一听，有些着急，就问管仲：“那你说怎么办？”
管仲说：“让我带领一队兵马，先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将他们截住，尽量拖延时间，以保万无一失。”
鲁庄公觉得管仲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管仲带上几十辆兵车急急忙忙上路了。他们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这天赶到了一个叫即墨的地方（在今青岛市平度市东南六十里康王城。据《元和志》卷11讲，“城临墨水，故曰即墨”）。让人一打听，小白一行已经从这里过去多时了。管仲一听，更急了，他把手一挥，拼了命地向前追去。又赶了几十里，远远看到了一队车马——果然如他所科，公子小白在莒国兵马的护送下正急匆匆地奔往临淄。
于是，管仲便追了上去，并大声问道：“公子要到哪里去呀？”
小白原本不想搭理他，可看到他身边带了那么多兵马，只好把车停了下来，并回答道：“大哥不幸被篡逆之人杀害了，回国奔丧去。”接着，小白又反问道：“先生不是陪二哥在鲁国吗，怎么带着兵马跑到这儿来了？”“我是奉你二哥之命来向公子报信的。”管仲说，“你二哥让我转告你，丧事由他去办理好了，你还是回到莒国去吧。”
这时，鲍叔牙接上了话：“管仲，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在理了。国君被弑，那是一国的灾难，怎么能由公子纠一个人去办理此事呢？难道公子小白不是襄公的亲兄弟吗？”
管仲也自觉刚才说的话不太占理，一时间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鲍叔牙是好。看到这情景，莒国的士兵开始起哄，要把管仲轰走。管仲一看形势不妙，不得不离开，就在调转马头的那一当儿，他偷偷地弯弓搭箭，然后猛一转身，对准小白射了过去。箭到之处，只听得公子小白一声惨叫，便摔倒在车里，众人急忙围上来观看，只见他两眼紧闭，面色苍白，口吐鲜血。鲍叔牙等人见公子小白被射死，都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管仲远远听到众人的哭声，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心想，“小白被我射死了，再不会有人与公子纠争君位了。”然后，他便洋洋得意地向公子纠报信去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总有一失”。聪明的管仲低估了公子小白的智商，他做梦也不会想列，小白只是演了一场戏而已。管仲的那一箭虽然厉害，但射中的只是小白的衣带钩，根本没伤及要害处，他担心管仲再射第二箭，就灵机一动，故意惨叫一声，扑倒在车里，并顺势把嘴唇也咬破了。小白的表演，不仅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他身边的人。当大家知道了真相后，都顿时转悲为喜，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奔向临淄。
当公子纠还在路上悠然自得地做着他的国君梦的时候，殊不知，临淄城内公子小白已经登上君位好多时了。一家之言：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意”。公子小白用他超人的智慧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为齐国保住了一代霸主。
然而，立公子小白做国君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更谈不上一帆风顺了。
那些坚持要立公子纠的大夫公然出来发难：“大家商量好的意见是立公子纠为国君，而且已经派人去鲁国迎接去了，假如立了公子小白为国君，那么，公子纠回来怎么办？再说，这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岂能搞成儿戏！”
也有人提出：“公子纠又没有什么过失，为什么要越着哥哥立弟弟呢？那不违背了‘长幼有序’的原则了吗？”“是啊，弟弟抢了哥哥的位子，名不正言不顺。”有人接上说。
面对这些纷纷扰扰的议论，鲍叔牙一直保持着沉默，并在一旁冷眼相观。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有利时机，便慢慢站起来对大家说：“诸位刚才讲的都不无道理。如果单纯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是该由他来继任君位，可是，要论人品和才能呢，公子纠能和公子小白比吗？”“鲍叔牙讲得有道理。”不少人附和道。
鲍叔牙继续说：“请诸位想一想，这些年齐国为什么连着闹内乱？国君被弑，朝野混乱，害得国不像国、家不成家，不就是因为缺少一位能顶天立地、执掌大业的国君吗？要我看，与其立一位名正言顺而少德寡能的国君，不如立一位能带领国人打天下、创大业的国君。”
鲍叔牙的话终于把多数人说服了，加上高氏、国氏两大贵族的鼎力支持，公子小白最终当上了齐国的新一代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这一年当在公元前685年。第四章 齐桓公称霸（二）
齐桓公是凭着什么称霸的？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课题，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想，这些还是留给那些专家、学者们去深究细研吧。在这里，我只从四个方面做一点简单分析：一、以胸怀称霸
我们知道，公子小白之所以能登上君位，鲍叔牙功不可没，齐桓公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鲍叔牙的人品、智慧、能力也征服了周围的许多人。因此，齐桓公即位之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拜鲍叔牙为相。可哪知道，鲍叔牙却坚辞不受。
他对齐桓公说：“有一个人，他的本领比我、比高子（即前面讲到的命卿高傒）都大，由他来做相国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有这样的人吗？”桓公认真地想了想，然后问道：“你指的是谁？”“管仲。”鲍叔牙毫不犹豫地回答。
一听管仲二字，桓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对鲍叔牙讲：“你不是不知道，就在不久前，他曾射了我一箭，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这‘一箭之仇’还没报呢，我岂能用他为相？”
鲍叔牙点点头，“这一切我都记得。但请国君不要忘记，那时候管仲正在辅佐公子纠。‘臣子做事各为其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射你，正好说明他对公子纠的忠诚。这样一个有仁、有义、对主人忠心耿耿的人不用，用谁？”他接着说：“国君如果只是想治理好一个齐国，有上卿高傒和我鲍叔牙来辅佐，足可以了；假如国君要称霸诸侯，那就非用管仲不可。管仲对国家的影响举足轻重，这样的人物，万万不可失去！”“他的本领真有那么大吗？”桓公将信将疑。
鲍叔牙想了想说：“如果拿我和管仲比，我有五个方面不如他。第一，在体恤民情、造福百姓方面，我不如他；第二，在治理国家、正确行使权力方面，我不如他；第三，在以忠信待人、密切与各诸侯国的关系方面，我不如他；第四，在制定礼仪、严格按照法度办事方面，我不如他；第五，两军阵前，击鼓助威，以激发将士勇气方面，我也不如他。”
齐桓公只是听着，一句话也不讲。
鲍叔牙知道他还在为那“一箭之仇”而纠结，而犹豫，就笑笑说：“凭国君的胸怀，难道还容不下一个管仲吗？难道还会计较他那点儿过失吗？”
鲍叔牙的这两句话触到齐桓公的内心深处，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管仲这时还远在鲁国哪，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弄回齐国来呢？于是，齐桓公按照鲍叔牙出的主意给鲁庄公写了一封信，然后派鲍叔牙亲自“帅师”把信送到鲁国（一说，是派一得力使臣去了鲁国）。
信的大体意思是：“公子纠和我是兄弟，我不忍心杀他，只好劳您的大驾把他杀掉。召忽和管仲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管仲，我必须把他弄到齐国来并亲自将他剁成肉酱，方解心头之恨。假如阁下不照我的意思去办，齐国将立即发兵包围鲁国。”
在这之前，齐、鲁两国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乾时之战。鲁庄公为公子纠争位，曾亲自率兵攻打齐国，齐、鲁两军就在乾时（水名，即乌河，主要流经临淄、桓台两地）打了一仗，结果，“鲁师败绩，庄公逃归”，直到这会儿，鲁庄公还心有余悸呢。看到齐桓公的信，他心里虽很不是滋味，嘴上却没敢说一个“不”字，都乖乖地照办了——先杀了公子纠，然后，便将管仲、召忽装入囚车，由鲍叔牙押回齐国去处理（以上参见《左传·庄公九年》）。
据说，管仲与召忽在囚车内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仲问召忽：“你害不害怕？”
召忽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按说，我早就该死了，之所以活到今天，就是想看到有一个平定的齐国。现在终于看到了。我想，回到齐国，公子小白任命你做左相，也一定会让我做右相。可是，杀我的主人（指公子纠）却要用我的身，这不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吗？……你活着，就等于公子纠有生臣，而我要做他的死臣。人一死，功德就完满了；而生者，还要为功名去拼搏。二者不能兼顾……你我就各尽其责吧。”
说话间，车子也进入了齐国境内，召忽便拔剑自尽了。
关于召忽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他不是自杀，而是逼杀。一家之言：在我看来，召忽不论是自杀还是逼杀，他的哪一种死法都很悲壮，很感人，召忽也算“死得其所”了。可能有人要问：管仲为什么不自尽呢？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子路就曾问过孔子：“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管仲却活了下来。这是不是不仁呢？”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齐桓公多少次召集诸侯结盟，而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参见《论语·宪问》）管仲自己也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解释：“我作为臣子，是受君命而主持宗庙，岂能为公子纠一个人去死？我要为之牺牲的是社稷，只有到了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时候，我才去死。除此之外，我都要活下来。因为我活着对齐国有好处，而我死了对齐国不利。”（参见《管子·大匡》）我以为，管仲的意见是对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宝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这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是一个人对价值观的选择。尤其是青少年，更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远离危险，尤其不要搞什么“江湖义气”。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更属于你的家人与社会，生命没有了，什么理想、志愿都无从谈起，只有生命存在再加上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去建功立业。
我们接着上面讲。据说，鲍叔牙接到管仲的时候曾大叫了三声，鲁国的一位大夫施伯则跟着冷笑了三声。为什么？
刚刚离开鲁国边境，鲍叔牙便将管仲从囚车中放了出来，并待之以大礼，这让管仲感激不尽。他感激上苍赐给自己这样一位知心朋友，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鲍叔牙及时伸出援手，尤其是这次——不仅让自己保住了性命，还能得以继续为齐国效力。其实，这一点鲁国人也想到了。施伯就曾经对鲁庄公讲：“齐国要回管仲，绝对不是为了杀他，而是要重用他。用了管仲，就等于为鲁国留下了无穷后患。不如将管仲杀掉，让他们把尸体运回去。”然而，鲁庄公却没有听他的话，因而，鲍叔牙大叫三声，施伯则跟着冷笑了三声——他笑鲁庄公的短视与无知，也笑鲁国日后多舛的命运。
当鲍叔牙一行来到齐国首都临淄城外时，眼前的一幕更让管仲感动了。原来齐桓公率领文武百官早已“郊迎”于此。齐桓公与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后，接着又为管仲举行了三次祭祀，并让他沐浴了三次（此处的三，当理解为确数）。同时，桓公也斋戒了十日，然后准备拜管仲为相。
可管仲却推辞道：“我是一个大罪在身的人，蒙国君的大恩免了我的死罪，保全了我的身首，这对我来讲已经是万幸了，如要让我去管理国家大事，恐怕难以胜任。”
桓公说：“你若答应协助我来管理国家，我这个国君就能做得好；否则，恐怕我这个国君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桓公如此真诚，管仲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拜了又拜，终于接下相任。就在那一刻，管仲看到了桓公那博大而坦荡的胸怀；也就在那一刻，管仲下定了决心——士为知己者用！（参见《国语·齐语》）
桓公任用管仲不单单因为有鲍叔牙的举荐，他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同时，任用管仲也要克服重重阻力。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齐桓公为了立管仲为相，曾用多种方法争取文武百官的意见。有一天，他对群臣讲：“我准备任用管仲为相，你们认为这意见可行的进门后就站到左边，认为不可行的就站到右边。”
其中有一位叫东郭牙的大夫，却在站到了门的中间。
桓公见此情形就问他：“刚才我讲，认为可行的站到左边，认为不可行的站到右边，可你却站在门的中间，是什么意思？”
东郭牙反问道：“国君，以管仲的智慧，能谋得天下吗？”“能！”桓公果断地回答。
又问：“以他处理问题的能力，敢于决断大事吗？”“敢！”
东郭牙点点头，接着问：“国君知道他能谋得天下，也知道他敢于决断大事，可是您想过吗？正因为管仲有这样的能力，又借助您对他的信任，当国家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能不能对国君的权威构成一种威胁呢？”言外之意，你就不怕有朝一日管仲篡了你的君位吗？
这问题提得尖锐，让桓公沉思了一大阵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任用管仲。这位“中门而立”的东郭牙，三个月后却得到了管仲的郑重推荐。
在任用管仲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个麻烦——“制度瓶颈”。
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说明。按照周王朝的规定，“贱不能临（接近）贵，贫不能使（驾驭、驱使）富，疏不能制（管理）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爵位不尊、俸禄不厚、宗族不亲，就会被上流社会看不起，更不能担任高官。
管仲恰恰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他出身于一穷乡僻壤的小买卖人。谈何“位尊”？他跟着公子纠长期流亡在鲁国，这会儿刚刚被接回到齐国，谈何“俸厚”？管仲是管姓后裔，而王室为姬姓，又谈何“宗亲”？然而，一个相国如果没有“临贵”、“使富”、“制亲”的权力，就会出现“令不能行，禁不可止”的尴尬局面，甚至影响到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于是，桓公毅然打破“制度瓶颈”，破格提拔他为上卿，赐给他一年的市租（赋税款），并尊之为“仲父”。从此，君臣二人如鱼水相依，携手并肩，共同铸就了齐国的霸业。一家之言：这里有一个关于“仲父”的小知识。为什么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呢？有资料载：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而“父”则表示像父亲一样尊重。“仲父”就是像父亲一样对待管仲；也有人将“仲父”理解为仅次于父亲的人。据说，后来的帝王有的就沿袭了齐桓公的这一做法，尊称宰相为“仲父”。人们经常用“宰相肚里能行船”来形容一个人胸怀的宽广。齐桓公所包容的岂止是一条船？又岂止是一条河？而是整个天下——正因为他胸怀天下，所以才能称霸天下、执掌天下。二、以人才称霸
齐国自姜太公创立以来，一直有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的优良传统。据《汉书·地理志》载，当年姜太公刚封为齐国国君不久，有一次，正在辅佐周王管理朝政的周公旦问他：“齐国那个地方地广人稀，又是蛮夷之地，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去治理它呢？”太公想了想说：“靠人才。我想采取的措施是‘举贤而上功’。”这里的“上”通“尚”，即崇尚、倡导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要把那些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还要在举国上下提倡人人都要建功立业的社会风气。
齐桓公做了国君之后，很好地继承了太公的这一用人传统，而且有两点最值得称道：一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二是唯才是举，不分贵贱。
比如，管仲为相三个月，就向齐桓公推荐了隰（音xí）朋、宁戚、王子城父、宾须无和东郭牙等人。他对桓公介绍说：“在与他人交往时、尤其在外交场合，举止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有分寸，我不如隰朋，请您立他为大行（音xínɡ，官名，又有háng、hàng、héng等不同读音）；在种植五谷、预测年景，地尽其利方面，我不如宁戚，请您立他为大司田；在与敌人交战时，能激励三军将士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方面，我不如王子城父，请您立他为大司马；在断狱、审理案子过程中，能坚持公道，不冤枉好人、不滥杀无辜方面，我不如宾须无，请您立他为大理；而不避生死、不贪富贵、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怕冒犯国君而坚持原则方面，我不如东郭牙，请您立他为大谏。”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介绍，毫不犹豫地任命隰朋做了负责外交和接待工作的“大行”，任命宁戚做了主管种植、水利等农业工作的“大司田”；任命王子城父做了掌管兵马、统率三军的“大司马”；任命宾须无做了掌管司法、主持诉讼的“大理”；任命东郭牙做了主管向国君进谏的“大谏”。这些人，在齐国历史上都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被后人称为齐桓时期的“五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那样一种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社会制度下，要选用那些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出身低贱的人，阻力是相当大的。就说宁戚吧，他是卫国人，出身卑微，曾给人家喂过牛，赶过车，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却有一种强烈的上进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当他听到齐桓公正在广揽人才、招贤纳士时，便借给商家当车夫的机会来到齐国。
这一天，他宿在临淄城郭边上（离城还有一段距离，古代内城外郭），一边喂牛，一边唱起他的《饭牛歌》：南山矸（音gān），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音shàn），短布单衣适至骭（音gàn）。从昏饭牛薄（音pō）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沧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鲤鱼长尺半，弊布单衣裁至骭，清晨饭牛至夜半。黄犊上坂（音bǎn）且休息，吾将舍汝相齐国。……
我们试着将它翻译出来：南山石头白灿灿，生来不逢尧舜天，身上衣服薄又短，小脚刚刚遮一半。黄昏喂牛到半夜，何时盼到大亮天。沧浪之水浪花溅，河中鲤鱼长尺半，身上衣服破又烂，小脚刚刚遮一半。清晨喂牛到半夜，黄牛啊，你到山坡去休息，我要投奔齐国离家园。……
那天，正好碰巧管仲到郊外迎接客人，他听到宁戚唱的《饭牛歌》后就对身边的人讲：“歌唱者非寻常之辈，必定有过人之处。”
于是，就让后面的车子（一说是将宁戚放在车子后面）把他载进了城。通过一番了解，管仲郑重地将他推荐给了齐桓公。正当桓公准备任命宁戚时，有人却提出反对意见。
反对者说：“宁戚是卫国人，我们对他都不了解，怎能随便任用他呢？好在卫国离我们不远，假如国君一定要坚持用他，不如先打发人到卫国去调查了解一下。如果这人在家乡表现出色，是真正的‘贤者’，再用他也不迟。”
齐桓公是怎样回答的呢？“不能那样做。人无完人，一调查，准会有人对他说三道四。如果以某些小毛病而遮蔽了人才的大德大能，君王就会因此而失去全天下的人才。”
齐桓公终于力排众议，大胆启用了这位卫国的“饭牛者”。一家之言：在我看来，齐桓公的这一用人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可取之处。
尤其可贵的是，齐桓公为了招揽到更多的人才，坚持礼贤下士，甚至不惜屈尊自己。据说，临淄城郊有一个叫小臣稷的读书人（也有研究者认为，此读书人名“稷”，因地位低下故称“小臣稷”），恃才自傲，目中无人。齐桓公听说了此人后，决定亲自去见见他。可是一天去了三次，都被小臣稷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于是，随行人员愤愤不平地说：“您是堂堂万乘之主、一国之君，为了见一个平民百姓，竟一天跑了三趟还没见上，这个小臣稷也太过分了！这事干脆到此为止吧。”
可桓公怎么说呢？“你们对读书人不了解。他们中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把什么高官厚禄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把我这个国君当回事儿。而作为一个国君呢，他如果没把霸业放在心上，自然也就不会去重视什么人才了。说到小臣稷，他可以不把高官厚禄放到眼里，难道我也不把霸业放到心上吗？”
这一说，大家都哑口无言了。后来，桓公又连续去了两趟，直到第五次时才见到了那位小臣稷。四方百姓听说这件事后，纷纷议论：“桓公这样对待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足见他作为君主的开明与贤德了。”接着，大家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扬开了，众多贤良之才，都闻讯投奔桓公而来（参见《新序·杂事》）。
靠人才强国是齐桓公遵循的一项长期战略。除了管仲、“五杰”之外，齐桓公还曾大张旗鼓地广招四方贤士。据《国语·齐语》载，为了延揽人才，齐国曾组织了“游士”八十人，齐桓公不仅为他们提供漂亮的车马和服饰，还有丰厚的报酬与活动经费，让他们周游四方，为齐国广招天下贤士（也见《管子·小匡》）。据说，齐国最早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什么是世卿世禄制呢？就是世代承袭卿大大的爵位与俸禄，说简单点儿，就是世袭制），在边远的乡野设立“五属”（据《国语·齐语》：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将国家体制定为“叁其国而五其鄙”。国，即国都；鄙，则指国都以外的边远地区。这实际上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国家体制：“叁其国”就是将国都分为三军，由桓公和高、国二氏分别统领；“五其鄙”则是将边地分为五属，设五属大夫，由他们具体管理），“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意思是说，每年正月，五属大夫都要向齐桓公报告政绩，推举贤能。假如谁要是埋没人才、压制人才，则以“蔽贤”、“蔽能”罪处之，那将受到严厉地惩处（参见《管子·小匡》）。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齐桓公将一大批优秀人才聚集到自己身边，为其日后称霸打下了人才基础。三、以道义称霸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诸侯国多、战争多。据资料载，这一时期有据可查的诸侯国竟有一百四十多个（或说一百七十多个），当时国君多得就像现在的“总经理”、“董事长”似的——从路边上随便拉一个人过来问问，差不多都有“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头衔。
随着周王室势力的逐步衰微，而这些诸侯国的力量却一天天壮大。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这些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往往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无事找事地相互攻伐，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每一个诸侯都想通过战争手段征服对方，征服天下。这就是孟子讲的“春秋无义战”。
齐桓公当然也不例外。他刚刚继位不久，就急于称霸，想靠武力打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地来。所以，就在他继承君位的第二年（公元前684年）春天，便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理由当然还是为了公子纠。齐、鲁两军在长勺（即今山东曲阜市北）摆开战场，叫阵厮杀，结果，鲁军在著名军事家曹刿（音ɡuì，查有关资料，曹刿即前文讲到的曹沫，是鲁国著名将领，曾“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云云）的指挥下，抓住了齐桓公的急躁情绪，将齐军打败，使齐桓公锐气大挫，这便是著名的“长勺之战”。当时，曹刿曾讲过一番极富哲理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意思是说：“作战，主要靠勇气。擂第一通鼓时，将士的勇气最足；二通鼓时，勇气就有些衰落了；到第三通鼓时，勇气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对方的勇气耗尽了，而我方却是勇气十足、精神饱满，所以就把他们打败了。”（参见《左传·庄公十年》）这便是成语“一鼓作气”的出处。
齐军被鲁军打败之后，齐桓公窝了一肚子的火，他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找个机会发泄出来，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离“长勺之战”仅隔了几个月），他又联合宋国，一起出兵攻打鲁国。齐、宋联军到达鲁国的郎地（现在的曲阜附近；一说郎乃一小国），鲁公子偃看到宋国的军容很不整齐，就建议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向宋军发起攻击。鲁庄公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公子偃率一支精锐，去攻击宋军。他们用虎皮把马蒙起来，把部队搞得神神秘秘，然后从鲁南城的西门杀出，直击宋军，鲁庄公统领大部队随后跟进，将宋军打得落花流水，并俘虏了宋国大夫南宫万（又称南宫长万）。齐桓公一看形势不妙，也只好撤军了（参见同上）。
通过这两次教训，齐桓公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单纯靠武力是很难称霸的。这让他想到了周王室。虽然它的影响一天天减小，权威也一天天弱化，甚至在某些方面早已是名存实亡，但，那仍然是一面旗帜，王权仍然是社会秩序安定的象征。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强大到足以取代周王室而独霸天下。所以，只有通过尊周、崇周以实现最终称霸诸侯的目的才是一条既实际、又可行的捷径。
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样：就短期目标而言，这样做是对周王室的一种安抚，会首先得到它的认可，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周天子去号令天下。比如，一个地方有了战事，就能以周天子的名义向各诸侯国借用军队，去征讨不义，而且别人都说不出闲话；就长期目标而言，则有利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大国——到那时，称霸诸侯的目的自然也就实现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齐桓公调整了他的称霸战略：一方面高举尊王、崇王的旗帜；一方面与邻国修好，并频频与其他诸侯国结盟。据有关资料载，公元前667年（齐桓公十九年）的夏天，齐、鲁、郑、宋、陈等几个大国结盟于幽（当时宋国的一个城邑，大约在江苏铜山县境内）。这次会盟很重要，它标志着齐桓霸业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周惠王派召（音shào）伯廖到齐国去传命，特赐齐桓公为侯伯。“伯”者长也，“侯伯”就是“诸侯之长”。（有人将“伯”字解释为爵位，大概讲不通。因为古代的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侯要高于伯，周惠王岂能将齐桓公的爵位越封越低呢？）
自此后，齐桓公便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代周天子布施仁政、诛灭不义；对大大小小的诸侯们，恩威并行、软硬兼施——包括示以仁爱、利益诱惑、共同结盟乃至武力威胁等等，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高举尊王、崇王的旗帜，也从不敢僭（音jiàn）越——做那种超越自己地位和身分的事情。这就是所谓“道义”的力量。一家之言：何谓“道义”？简单说，“道”指道德，“义”指正义、真理（也就是得到大家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道理），所谓“道义”就是既符合道德，又符合常理。为什么要注重“道义”呢？从源头上讲，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伦理意识、宗法观念很强的民族——伦理产生了道德；而宗法衍生出规矩（制度）。所以，中国人做事向来讲究合情、合义、合理、合法，只有这样，做起事来才能中规中矩，理直气壮，也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有句老话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在当时背景下，最大的“道义”就是尊崇和维护周王室的权威。正因为齐桓公认识到并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有可能称霸诸侯。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齐桓公率诸侯伐楚。当齐桓公在称霸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的时候，南方有一个国家也正在一步步崛起，它就是楚国。
楚王室为芈姓（芈，音mǐ。像大家所熟悉的爱国诗人屈原，就属于芈姓后裔。屈原曾任过“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事务的），该姓出自黄帝颛顼一系的祝融氏。相传，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始祖为鬻熊，当传到熊绎一代时，因受到周成王的赏识，被封为“楚君”（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也就是周成王三十七年；一说是康王时事。建都丹阳，即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信息也无法及时沟通，加上楚国的周围都是蛮夷之地，楚人也免不了沾染一些“蛮夷之气”。时间长了，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自己，既不参加诸侯会盟，也不给周王室纳贡、服役，更为严重的是，楚君自称为王，公然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起来。
早在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5年），昭王就曾率军南征，涉汉水，伐荆楚，狠狠地震慑了楚人。《墙盘》称之：“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八年后，即周昭王二十四年，昭王又亲率六师，准备再一次南征荆楚。结果渡汉江时，几乎全军覆灭。怎么回事儿？原来，一些楚国人假扮成船夫，用胶水粘接了一些船只让昭王他们乘坐，船到中流，胶水融化，船只解体，昭王与祭公（祭，音zhài，祭公即周公的儿子祭伯之后）都溺于江中，周军六师也大多丧命，有人称：昭王南征而不返，周朝衰落自此始。从此，楚国便成了周王室的心腹大患，也成了齐桓公称霸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三十年），齐桓公以诸侯长的身份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组成联军开始征伐蔡国。为什么要伐蔡呢？原因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就是上一年（即公元前657年）齐桓公与夫人蔡姬乘船游玩，蔡姬知道齐桓公怕水，便故意晃动小船，把齐桓公吓得脸色煞白。桓公一气之下就把蔡姬送回了娘家蔡国。桓公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算是个“短期行为”，没想到蔡国国君是个老糊涂虫，要把蔡姬另嫁他国，这让桓公十分恼火。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深层的问题是蔡国一直与楚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对蔡国一动手，大有“杀鸡给猴看”的意思。于是，齐桓公决定召集七国人马征伐蔡国。结果，把蔡国的军队打了个七零八落。
接着，他又指挥联军浩浩荡荡直逼楚国边境，楚成王一看，慌了手脚，忙派使者质问齐桓公：“你齐桓公住在北方，我楚成王远在南海，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没想到您却率大军来到我们楚国，这是为什么呢？”
管仲代桓公回答楚使：“你以为这是齐、楚两国之间的私事吗？错了！早在成王时，周公就让召（音shào）公奭（音shì。召公奭，姬姓，成王时期的重臣）诏令我先君姜太公：‘……五等诸侯，九州伯长，只要他们有罪，你都有权去讨伐。’难道你楚国例外吗？”
楚使无言以对。
管仲继续说：“从我先君开始，便受命辅佐王室，而你楚国却不能将应该进贡的苞茅送来（苞茅，产于楚国的一种香草，古代用它来过滤酒），这样，周天子祭祀时就无法滤酒，这难道不应该过问吗？还有，当年周昭王巡察南方，行至汉江便再也没回国，这次桓公也要追问一下此事。”
楚使想了想说：“不进贡苞茅是我们国君的过失，知道错了，以后怎敢不改呢？至于昭王南巡没回国之事，您还是到汉江边去问一问吧。”
齐桓公看到楚国口气强硬，没有服罪的意思，就指挥大军继续向前推进，并在陉（音xínɡ，地名，当时的楚地，在今河南郾城县南）扎下营寨。楚成王一见势头不对，便派大夫屈完向桓公求和。最终，楚国表示愿意加入以齐桓公为首的诸侯联盟，并在召陵由屈完与各诸侯订立盟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参见《左传·僖公四年》）。一家之言：在我看来，桓公伐楚，与其说是一场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场政治游戏。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齐桓公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并以他的胜利而告终。“召陵之盟”后，楚国停止了北侵的步伐，这无形中也就加快了齐桓称霸的进程。尤其让人佩服的是，齐桓公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所表现的智慧与艺术：他没有责问楚国擅自称王之罪，也没有提及楚国侵犯郑国和俘虏蔡侯的事情，只是质问楚王为什么不进贡苞茅，以及当年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有些避重就轻（不进贡苞茅，的确算不上大罪）、舍近求远（昭王之事，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其实这正是齐桓公的一种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在向世人说明，征伐楚国绝不是为了齐国的私利，而是为了维护王权，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要想称霸就必须借用“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在向楚成王（包括其他诸侯）暗示，他齐桓公是很仁慈、很宽容的，是不喜欢战争的。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公元前651年、也就是齐桓公三十五年的事（时间从《左传·僖公九年》）。这一年，齐桓公邀集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周襄王特意委派大夫宰孔（传为周公之后，亦称周公孔、宰周公，时任周王室太宰）作为特使参加。“葵丘之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盟，它标志着齐桓霸业达到了鼎盛时期。通过此次会盟，一方面，加强了齐与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消除了周王室与齐国之间的一些嫌隙。
会盟期间，宰孔代表周襄王向齐桓公赐了祭肉、彤弓（朱红色的弓，由帝王赐予有功的诸侯）、大辂（音lù，即大车）、垂有九旒（音liú，古代旗帜下边悬垂的饰物；“九旒”，或以为装饰龙旗的九种饰物）的龙旗等等，并传达周襄王的旨意：“因伯舅年纪大了（为什么称齐桓公为“伯舅”呢？古代天子称异姓诸侯为舅，称同姓诸侯曰父，因齐桓公被周惠王封为“侯伯”，故而有“伯舅”之称），而且劳苦功高，加赐一级，不必下拜。”
可齐桓公回答道：“尽管天子不在我们身边，但天威近在咫尺。我小白怎敢因受到天子的恩宠而废弃君臣大礼呢？”
于是，桓公下阶叩拜谢恩，然后，再登阶接受天子所赐。一家之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齐桓公一直把维护王权、尊崇王室当成一件大事、一件严肃的事。他真心实意也罢、装模作样也罢，但起码他不做僭越的事。这足以证明“道义”的力量，也是桓公的聪明之处。四、以诚信称霸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除了我们前边讲的几点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以诚信称霸。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个。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664年（齐桓公二十二年）的冬天（从《左传·庄公三十年》；另据《韩非子·说林》称，出发时是春天，回来时是冬天）。这时，齐桓公已经被周惠王赐命“侯伯”，是名副其实的一代霸主了。作为霸主的他，既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成就感，又有一种无形的责任与压力——他必须向周王室负责，向各诸侯国负责，向中原千千万万老百姓负责。
这一天，燕国派使者来拜见齐桓公，宾主刚刚落座，燕国使者便叫苦不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是山戎人（也叫北戎）把燕国给欺负惨了，燕庄公特意派使者来向齐国请求救援。
说到山戎人对燕国的侵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一个个彪悍强壮、能骑善射，经常对燕国北部进行袭扰。燕庄公也曾多次派兵对他们进行反击，结果都吃了败仗，山戎人变得一天比一天凶，现在都打到燕国内地来了，如此发展下去，很快就会危及中原。
听完燕使的话，管仲说：“作为侯伯，抵御外侵，除暴安良，责无旁贷。贵国遭到山戎的侵扰，我们国君绝不会坐视不管，‘攘外’和‘安内’同样重要。”
于是，齐桓公找到鲁庄公，商定两国共同出兵去征伐山戎。可是，事后鲁庄公又打起了小算盘：到燕国路途遥远，又是大冷天的，军队能受得了这份苦吗？再说，燕国和鲁国之间还隔着齐国，我又何必着这个急呢？所以，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私下里却又按兵不动。
齐桓公明白鲁庄公的心思，也没再催促他，便与管仲、隰朋率领齐国部队向北开进。等齐国军队到达燕国时，山戎人带着抢劫的大批财物和青年男女早已逃得无踪无影了。
齐桓公见此情景，便对管仲讲：“山戎人既然跑了，那就算了吧。”
管仲说：“他们是自己逃跑的，不是被我们打跑的，等我们的兵马一离开，这些山戎人肯定又要杀回来，那时候老百姓就要遭更大的殃了。斩草必须除根，否则后患无穷。”
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意见，率兵继续北进。果然如管仲所料，这些山戎人就躲在离燕国边境不远的山地里，只等齐军一撤，好一个回马枪再杀过来。
齐国的军队对山戎人发起了攻击，别看他们平时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但和齐国军队对起阵来却不是对手。很快，这些山戎人就被打得人仰马翻，丢盔卸甲。可是，在收拾战场时，却没有发现山戎人的首领密卢。齐桓公估计，他很可能是逃跑了。那么，他会逃到哪里去呢？仔细询问了一下俘虏才知道：密卢与孤竹国（大约在今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的大将军黄花是好朋友，估计他一定是投奔黄花去了。于是，齐桓公又催动兵马，向孤竹国火速追击。
当部队接近孤竹国边境的时候，有个自称是黄花的人单枪匹马来拜见齐桓公，并献上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对桓公讲：“末将黄花，原先与密卢是好朋友。可他不听我的劝告，不光袭扰燕国，还反对您在中原会盟，一直与侯伯作对。今天，我把他的人头献给侯伯，也算是黄花的一片心意。”齐桓公让密卢的部下上前辨认，果真是他。这一下子，黄花便取得了齐桓公的信任，让他带路去追杀山戎漏网的人马。没想到，却中了黄花的诡计——他把齐国军队引进“迷谷”，自己却偷偷溜走了。
据资料载，那迷谷无边无际，黄沙漫漫，干旱缺水，寸草不生，方圆几百里都见不到人烟，而且气候异常，经常是狂风大作，黄沙蔽日。别说是初来乍到的，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人，迷路也是家常便饭。齐国军队在沙漠里挣扎了一天，望着一点点下坠的太阳，齐桓公着急了。
忽然，管仲对他说：“有办法了。老马可以作我们的向导，它们有经验，能认得路。”
齐桓公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他们选了几匹久经沙场的老马在前面带路，终于把齐国大军带出了迷谷。这便是成语“老马识途”的出处。
齐桓公恨透了黄花，更恨透了孤竹国王答里哈。在返回燕国的途中，他一声令下，大军便把孤竹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再说黄花和答里哈，他们原以为齐国的兵马一定渴死或饿死在迷谷里了，正高兴地饮酒祝贺呢，没想到冰凉的大刀已架到脖子上，双双做了齐国大军的刀下鬼。孤竹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荡平了。
回到燕国后，齐桓公对燕庄公讲：“山戎人差不多被消灭净了，几条漏网之鱼也跑得远远的了；孤竹国也让我给荡平了，你就安心当你的燕国国君吧。”
燕庄公千恩万谢。
齐桓公接着说：“孤竹国这方圆五百里的地方，也都归属燕国吧。”
燕庄公一听，极力推辞，“这是侯伯率领齐国军队打下来的，它应该归贵国，怎能归我们呢？”
经齐桓公再三劝说，燕庄公才勉强接收下来，并情不自禁地说道：“侯伯真乃仁义之君呀！”
齐桓公要带着兵马回国了，燕庄公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当着众人的面讲：“按照周礼规定，除非天子，诸侯之间送行是不能出国境的。今天，燕国国君为了送我而违礼，那样就太对不起他了。”怎么办呢？齐桓公说：“就把庄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让给燕国吧。”
燕庄公再一次被感动了，并再一次情不自禁地说道：“侯伯真乃仁义之君呀！”
齐桓公就这样北伐山戎，南征强楚，并曾“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用他的道义之举，维护了王权，也安定了中原，对保存中原文化和促进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家之言：这就是一代霸主齐桓公，他在位四十三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勋卓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合者，会也，这是指齐桓公与各诸侯间的会盟。至于这个“九”字，在这里泛指会盟的次数之多，并非确数，有人作过统计，齐桓公与诸侯间的会盟多达四十四次；匡者，正也，“一匡天下”就是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纠正天下的弊端，这个统一的标准，就是“葵丘之盟”的誓词：“初命曰，诛天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云云（见《孟子·告子下》）。齐桓公用他的诚信、他的仁义之举感动了那个时代，也征服了那个时代。第五章 春秋第一相——管仲
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之前，首先听听孔子是如何评价管仲的吧：“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音rèn，衣襟）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当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其功劳泽被后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享受着他的恩惠。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还披散着头发，衣襟左开，和那些不开化的异族人没什么两样。这就是孔圣人心目中的管仲。一、管仲的身世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去世后谥为敬，所以后人也称他敬仲。更多的人都尊称他为管子，就像人们称孔丘为孔子、称孟轲为孟子、称老聃为老子、称庄周为庄子一样，完全是出于一种敬意。
管仲的生年不详（不过，最近有专家考证他生于公元前735年，也就是周平王三十六年，齐庄公六十年。可作参考），卒于公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享年大约九十岁，是个挺长寿的老头儿。
管仲的先祖是谁？有两种主要说法：
一是管叔鲜。管叔鲜这个人，我们在前边已简单提到过。他是周文王的三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克商后，实施“封邦建国”，鲜被封于管地（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因此，他的后代便取管为姓。当年，就是他联合蔡叔度、霍叔处伙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以反对周公“篡政”为名而犯上作乱，并引发了淮夷的叛乱，最终被周公旦、姜子牙率兵击溃，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霍叔则被连降三级。
二是周穆王。周穆王是谁？他姬姓，名满，是周王朝的第五位帝王。他的父亲就是那位踌躇满志、巡狩南方而溺于汉江而不返的周昭王。周穆王继承了他父亲平定中原、扩展疆域的宏图大志。即位后不久，就亲率大军西击犬戎，东征徐戎，足迹曾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到流沙，南达荆楚，是中国古代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不仅注重“武功”，同时也强调“文治”，相传《尚书》中的《君牙》、《冏（音jiǒnɡ）命》、《吕刑》三篇典籍，便是穆王的官方文书（诰谕）。另外，周穆王又是我国古代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位帝王。相传他继位时已有五十多岁，在位又长达五十五年，算起来，他至少活了一百零五岁；还有，传说他曾乘着由八骏马拉的车子西行巡狩，一度到达了昆仑山（又称西王母山），还应邀到瑶池去做客，并听了西王母为他唱的歌谣：“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乙丑，天子觞于西王母于瑶池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子将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云云。这些传说多见于《穆天子传》。一家之言：那么，管仲的先祖到底是谁？以我之见，周穆王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史记·管蔡世家》称：“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既然“无后”，何来管仲？
关于管仲的祖籍，《史记·管晏列传》中提到，为“颍上人也”。这个“颍上”到底在什么地方？后世人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集中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颍上”在河南，即现在的河南省颍州；还有一种说法，“颍上”在安徽，即今天安徽的颍上县。一家之言：据我分析，第二种说法的可信度更大一些。这里顺便说一种现象：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团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争名人”似乎成了一种风气。被争的“名人”也不拘一格，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市井混混儿，只要觉得有“用”就去争，像诸葛亮被争过，老子被争过，孙子被争过，李白被争过，后来发展到争董永，争大乔、小乔，争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甚至争恶贯满盈的西门庆。先是争“名人”故里，争不到故里争墓地，实在不行，拐着弯儿地扯上点儿亲戚关系也可以。为了能争到点儿什么，有些人不惜捕风捉影，生拉硬拽，对自己不负责，对历史更不负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些“死人”呢？仅仅是出于对从传统文化的重视吗？我看未必。有些人表面上看似重视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实际是在利用这些“名人”、“死人”为自己谋利益——有的通过“名人”效应去拉动GDP，还有的借宣传“名人”之机暗地里抬高自己。这些变味的“文化现象”，不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在作践历史名人，你想，他们有的死了都几千年了，在地下还得不到安宁，岂不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罪过？我说这个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学知识就是学知识，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千万别掺进太多的功利。否则，知识和学问就变味了。二、管仲的青少年时代
管仲的先祖是谁、他的故里到底在哪儿？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讲也许并不十分重要，我们更关心管仲是如何成长为“春秋第一相”的，另外，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点儿什么。下面，就从三个方面介绍管仲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管仲出身贫苦。据说，管仲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所以我在想，管仲的善于经商大概有某些遗传基因在里面。不幸的是，管仲八岁那年，他父亲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撇下他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管仲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好在管家与同村而居的鲍家世代交好——鲍家，就是鲍叔牙家。鲍叔牙为姒（音sì）姓之后，据《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那么，鲍叔牙是否夏禹的后人？未可知。晋代的张湛在《列子注》中讲：“管仲、鲍叔牙，并颍上人也。”鲍家应该算是颍上村的大户。有了他们的照顾，管仲母子总算勉强维持住生活了，但总躲不开贫穷的影子，可以说，管仲是伴随着贫困二字长大的。这由他自己的话为证：“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意思是说，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困顿、处境窘迫，曾跟着鲍叔牙去经商，分红利的时候我都多要一些，鲍叔牙从来不认为我贪财，因为他知道我太穷了。这段内心独白似的表述，可看作管仲年轻时家境的真实写照。
管仲小时候穷归穷，但却从不贪财。颍上一带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管仲与鲍叔牙在经商的路上捡到了一锭金子，他们想，丢金子的人一定很着急，说不定他（她）很快就能回来寻找。于是，他俩决定在那里等候失主。可是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失主始终没有出现。这时，两人是又饥又渴，就从附近雇了两个人来替他们看守金子，等待失主？到了半夜，雇来的这两人动了贪念，就商量道：“还等什么失主，不如咱把它分了算了。”于是他们找来一把铁锨，把金子铲成了两半，就在他俩俯身去拾那金子的一刹那，眼前看到的却是两条毒蛇，两人吓得一边大叫，一边没命地逃窜。等到天亮了，管仲和鲍叔牙来找那两人时，连个人影也没有，却看到原来的金锭被劈成了两半。他们也没往坏处想，就继续在那里等失主。整整一天又过去了，还是不见失主到来。于是他们就商量着，把那锭金子分给了当地的穷苦老百姓。后人为了纪念、传承管鲍的这种精神，就在他们分金子的地方修了一个亭子，取名“分金亭”。据说，那亭子至今还矗立在那里（参见陈书仪：《管子大传》，齐鲁书社2008）。一家之言：故事就是故事、传说就是传说，我们无须追究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等等，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是值得人们永远寻味的。
第二，管仲自幼忍辱负重。前边讲到，为了养家糊口，管仲曾跟着鲍叔牙去经商。有人考证，管仲的所谓“经商”实际上是一个受雇于鲍家的小“伙计”——尽管鲍家从不拿他当伙计看待。因为管仲家境贫穷，拿不出钱来，所以，全部经商的本钱都是由鲍家出的。《战国策·秦策五》称“管仲其鄙人之贾也，南阳之弊幽”。这里极言管仲身份的卑微，说他不过是个出生在穷乡僻壤里的小买卖人，只能在南阳那个偏僻的小地方转来转去，赚几个小钱（历史上曾有多个“南阳”，这里应指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南阳）。
管仲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也说：“吾尝与鲍叔负贩于南阳，吾尝三辱于市。”是说，管仲曾经和鲍叔牙背着货物到南阳去贩卖，而他在经商过程中经常遭到别人的白眼。“三辱于市”，三者泛指次数之多，即经常被人家瞧不起（一说，“三辱”指经常赔本、失败，也勉强讲得通）。一家之言：需要说明一下，做买卖为什么会被人瞧不起呢？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很早就确立了“农本思想”，就是把农业看成是“本”而把经商和其他行业视为“末”。所以，经商者往往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这一思想，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农村仍很有市场。
另据《管子·小问》讲：“夷吾尝为圉（音yǚ）人矣。”圉，即养马的地方；圉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掌管养马、放牧的小官；二是指养马人。有人认为，管仲应该是从军后在军队养过马或做过掌管养马的小官（参见《管子大传》第四章），总之，是社会地位不高的人。
第三，管仲天资过人，博学多才。因为家境贫寒，管仲小时候请不起先生，也读不起书。等跟着鲍叔牙跑了一段时间的买卖后，大概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积蓄。这时他就想读读书、习习武，学一些在社会上有用的知识和本领，好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我估计，管仲开始读书的时候年龄已经不算小了，至少也有十四五岁了吧。
有资料说，管仲和鲍叔牙曾同窗学习了五年。由于管仲天资聪慧，读起书来一目十行，且过目不忘，很快就学得经纶满腹。五年中，当地有名望的先生都曾来教过他们，但教到最后都“翻了船”。“翻船”是安徽颍上一带方言，即指学生的知识、才华超过了老师，这种“师生关系”再无法继续，甚至要翻过来了。因此，管仲的聪明、博学便在当地广为流传。
而鲍叔牙呢，读书也很用功，很刻苦，但他的学习成绩比起管仲来却总是稍逊一筹。
除了学文之外，管仲和鲍叔牙还在一起习武。据说，他们曾请了两位武林高手做教练，最后，两人都学了一手好剑法；管仲还练成了一名好射手。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鲍叔牙正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玩耍，突然发现了一条长着两个脑袋的蛇。那蛇见了鲍叔牙，便吐着红红的蛇信子，扭动着长长的身子朝他爬来。鲍叔牙立刻被吓出一身冷汗，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快去找管仲。不巧，那天管仲到颍河边上打猪草去了。鲍叔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另外两个孩子。他们都觉得新鲜、好玩，就拉着鲍叔牙去看那条两头蛇。说来奇怪，就这么短短的功夫，那蛇又长大了许多，见了他们三人，立刻扑了过来，三个孩子吓得连喊带叫，四散逃奔。在颍上一带有这样的传说：两头蛇是蛇精，见了两头蛇人就要倒霉，如果不小心被它咬了则必死无疑（其实不只是颍上，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
第二天，管仲听了鲍叔牙的述说，心想：如果那真是一条蛇精，一定得要除掉它，不能再让别人看见它，更不能让它把人咬了。管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叔牙，鲍叔牙急忙劝道：“千万别去，弄不好我们就先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了！”
管仲说：“别怕！我箭法好，如果它敢逞凶，我就射死它。”
就这样，鲍叔牙引着管仲又来到前一天发现两头蛇的地方。果然，他们在沟底再一次发现了那条两头蛇，而且比原来又粗大了不少。那蛇见了他俩，立刻把两个头高高昂起，口里同时吐着血红的信子，还发出一种怪怪的声音，并扭动身子向他们袭来。鲍叔牙吓得脸色都变了，急忙躲到管仲的身后。而管仲却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正中一个蛇头，接着他再射出第二箭，又射中另一个蛇头。
接下来的情节就更玄了：只见那蛇剧烈地扭动了——下，并随即发出一道刺眼的亮光，然后那亮光便冲天而去。等管仲和鲍叔牙回过神来的时候，四周变得安安静静，只有风儿在轻轻地吹，鸟儿在悠闲地唱，他们再看两头蛇待过的地方，有一道金光闪烁，发现一块很大的金子半掩在土里。原来那蛇不是什么蛇精，而是护金使者（参见《管子大传》第四章）。一家之言：这个故事还可以接着讲下去，讲管、鲍二人如何发扬风格，相互让金，又如何受到人们的称赞等等。而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只是想证明一点，管仲在年轻的时候就练就了一手好箭法（尽管这个故事的神话色彩太浓了点儿）。所以，后来当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国君继承权的时候，管仲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小白从莒国回临淄的路上，朝他射了一箭，而且射完后便非常自信地转身而去。你想，蛇头都能一箭射中，何况是一个人呢？朋友们，可别小看了管仲的这一箭，它有着惊天动地的巨大影响——这一箭，它生动地诠释了管仲对他当时的主人——公子纠的忠贞，所谓“士为知己者用”，“知己者”就是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人；这一箭，更映射出了一代霸主齐桓公的博大胸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作为题外的话，我还想告诉大家，像开车、打球、唱歌、弹琴、书法、绘画等这些所谓“一技之长”，往往能成就一个人，尤其随着大家对文化的重视。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就是凭着他（她）的“一技之长”——比如说，不是因为跑得快，你能认识刘翔吗？假如不是因为篮球打得好，你能知道姚明吗？假如不是歌唱得出色，你能了解刘欢吗？假如不是钢琴天才，你能认识郎朗吗？……第六章 管仲相齐
管仲之所以能够赢得世人的尊重，他的主要功绩就是辅佐齐桓公一步步打好基础，建立了霸业，且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一章，我们就讲讲管仲是如何辅佐齐桓公称霸的。
管仲曾经讲：“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这段话的意思是：不羡慕古人的做法，也不留恋今人的做法，而是坚持与时俱进，要适应习俗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创新精神的指导下，管仲在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与外交改革。一家之言：清人梁启超曾这样评价管仲：“管仲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又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转引自陈书仪：《管子大传》第203、204页）这虽然是梁启超的一家之言，但我认为，评价得还是很公允的。管仲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他还是很好的军事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等。但是，在我心目中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改革家或革新家，梁启超先生将管仲与以“变法”而留名青史的王安石（荆公）相提并论，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一、政治改革
管仲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富国强兵”，终极目标则是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围绕这一目标，管仲领导了一系列的改革，涉及齐国政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都去讲，只能捡自认为重要的来说一说。
其一，“修旧法”。《国语·齐语》中讲：“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这可以理解为当时齐国整个社会改革的纲领。我们把它作一个简单分析：
这里讲的“修旧法”，是指修复文王、武王时期所形成的一些礼法（还应该包括周公当年所制定的一些旧法。其实，我们后来所讲的“周礼”，更多的不是出自文、武，而是出自周公旦之手）。当然，这种修复不是盲目地、想当然地去做，而是有一个榜样，这榜样就是昭、穆二王。为什么一定要效法昭、穆二王的做法呢？关于昭王、穆王父子，我们在前边都作了一些介绍。这里只补充两句话：第一句，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雄心大志，都在不断扩展疆域，都想称霸中原；第二句，昭、穆二王因效法当年文王、武王的做法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并青史留名，即所谓“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引文同上）。“修旧法”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根据时势的发展、变化，对旧法中那些合理的、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部分，“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即继续实行下去；而对旧法中过时的、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符的甚至是相违背的，就要坚决改掉，并创制新法去代替它。实际上，这才是管仲改革最重要、最精彩的地方。
改革的直接效益，是通过发展生产给老百姓增加收入，而对那些“特困人群”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资助，“滋民”，就是给老百姓增加财富，带来实惠（滋，就是增加、增长），因为只有通过“民富”才能实现“国强”。对老百姓，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及时用礼法去约束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所谓“敬百姓”（敬，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尊重，二是警戒）。这样，国家才能安定，社会秩序才会井然。一家之言：在我看来，修复文、武时期的旧法只是管仲的一个“说辞”而已，是为了避免那些旧势力、顽固派找改革的麻烦而打的一个幌子，根本的问题是革除旧法的弊端，推行新的制度。
其二，让利于民。管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重利”是人的一种本性，见了利没有人不想要的，而见了害没有人不想躲避的，即所谓“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水往低处流，树往高处长一样。他曾经说：“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上引文，见《管子·禁藏篇》）意思是说，只要有利可图，即便是千仞高山，也会有人上，即便是万丈深渊，也会有人下。
从这里，他又引申出第二个观点：执政者，必须学会让利于民，与民争利者是最愚蠢的。因为只有与民同利者，才有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那样，国家才能安定，社会才会平稳，政权才会牢固。这就是所谓“高安在乎同利”。为什么呢？在利与害的关系上，所有的人都想获得利而远离害，而只有那些与天下同利的人，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那些想独霸天下利益的人，必然遭到天下人的算计。假如遭到天下人的算计，是不可能立得住的，即便被勉强立起来，也会很快倒下去；反之，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居于再高的位子也不会产生危机，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高安在乎同利”（上引文，见《说苑》卷三）。
管仲把君王与老百姓的关系归纳为四句话：“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引文同上）就是说，老百姓若服从你的领导（与即與，其含义颇多，在这里可作“亲附”、“依附”解；與，亲也，从也），国家就会平安；老百姓若辅助你、支持你，国家就会强大；老百姓若非难你、指责你，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老百姓若背离你，国家就会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权的兴盛，在于合乎民心；一个政权的衰亡，在于违背民心。因此，管子主张：老百姓忧患劳苦，我就给他欢乐；老百姓厌恶贫贱，我就使他富贵；老百姓担心不安全，我就给他创造安全感；老百姓担忧后继无人，我就好好养育他的后代。假若能够从老百姓的这四大欲望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些远离你的人就会主动和你亲近；如果背离了老百姓的这些切身利益，即便近在咫尺，却是心隔万里。一家之言：“给予就是索取”。这是执政者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一条千古不易的铁律。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深悟出这一道理，并制定出一系列“让利于民”的政策，于是赢得了民心、成就了霸业。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今天的许多领导干部深思和借鉴。
其三，注重法治。有人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提出以法度作为衡量善恶、是非标准并以赏罚作为扬善惩恶办法的第一人。所以，有专家称他是中国“法家学派”的创始人，为了区别于郑国的子产，秦国的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专门称管仲为“齐法家”。
管仲认为，大千世界，五花八门，人们的好恶不同，愿望各异，要想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执政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照顾人们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抑制人们的不正当欲望，否则，就会形成一种各行其是、无所顾忌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抑制那些不正当的欲望呢？管仲主张，要把法治作为一条根本的治国方略。可见，依法治国的理念在我们中华民族可谓源远流长。
具体的办法是：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高悬于宫廷外的城门上，即“设象魏以为民纪”（“象魏”是古代宫廷门外的一对建筑，又称“阙”或“观”，是当政者悬示教令的地方）。用这种办法，让广大民众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这些纲纪的要求，做到以法行事；而作为执政者，要凭借这些法律、法令去公正地处理问题，对那些做得好的人要进行奖赏，以发挥启示、引导他人的作用，而对那些违纪违法者要进行惩罚，以实现警示他人的目的。
管仲推行法治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国内的安定，有利于壮大和增强国力；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为日后的称霸奠定基础。
管仲的政治改革，我们就讲这么三点，但绝不只限于这三点。比如，用人制度的改革、行政区划的改革等等，因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了，就不再重复。二、经济改革
管仲历来重视经济问题，他认为，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叫“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音pì）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富裕了，就能吸引无数的人才过来；一个地方的土地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辟”，开辟；“举”，尽也），老百姓就会安心地留下来。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老百姓不挨冻、不受饿自然知道按礼法办事，大家都丰衣足食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自然也就提高了。所以，管仲坚持把政治、伦理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通过发展经济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我把他的做法归纳了如下几点：
第一，突破“农本思想”，主张士农工商全面发展，城与乡协调发展。管仲被从鲁国接回来后，桓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迫不及待地与他讨论如何治国问题。
当时，桓公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襄公执政的时候，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筑高台广厦，住在里面，洋洋得意。他一天到晚沉迷于打猎、射艺，却不关心朝政，而且鄙视圣人之教，看不起读书人，唯一喜欢的是漂亮女人。后宫里养着九妃六嫔，还有几百个妾，她们吃的是美食佳肴，穿戴着华美的衣饰。而前线的将士们却挨冻受饿，妃妾们用坏了的游车拿去当战车，妃妾们吃用之后剩下的再给将士们用。把那些供他嬉戏玩乐的人捧在手上，而把那些贤德之士、栋梁之才丢在脑后。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命运才不能长久，发展下去，甚至宗庙无人打扫，社稷要断香火。先生，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呢？”（参见《国语·齐语》）
听了桓公的话，管仲沉思了一番，然后谈了自己的治国思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四民之居，使安其业；制国鄙之制，三其国而五其鄙。”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要安定士、农、工、商“四民”的人心（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者），让他们都能安居乐业；同时，要学习圣王的治国之道：三分其国，五分其鄙（关于“三其国而五其鄙”，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城、乡发展比例，即城为三，乡为五）。一家之言：这听起来，好像是简简单单几句话，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我们在前边专门讲到了“农本思想”。这一思想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也许是早期人类的一种本能，人要生存，第一位的是吃饭问题。这一观念，直到宋代，随着市井经济的出现才稍有改变。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们平时不是称“衣、食、住、行”吗？“衣”才是第一位的。我分析，“衣、食、住、行”这个顺序肯定是后人排列的，之所以把“衣”放在第一位，已经不是从“生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更多地注重了“道德”与“礼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很古老、很传统的谚语，叫“人生天地间，种地最为先”。管仲能冲破传统观念，将工、商明确提出来并与士、农并列，而且鼓励“商之子恒为商”（《管子·小匡》）即商人的后代继续经商，这是非常超前的意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通过这一改革，不仅推进了农业的大发展，齐国的手工业、商业也名正言顺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城（国都）乡（乡村）经济也得到协调发展。这是管仲伟大的贡献。我们现在正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我看来，当年管仲的改革就是要实现齐国经济的科学发展。
第二，“尽地利，官山海，正盐策。”这是管仲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二项重要举措。所谓“官山海”就是将矿产资源、海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权收归国有；“正盐策”则是制定符合当时国情的盐业政策，具体讲，就是对盐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制。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要充分发挥齐国的地利优势，将矿产资源、海产资源的开发、加工、利用权收归国有，制定正确的盐业政策——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其目的，主要是提高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并增加财税收入。一家之言：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齐国地处山东半岛的中东部，国内多山地和丘陵，同时，它又濒临大海，有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有学者认为：当年齐国的经济应该称作“山海经济”或“海岱经济”。不无道理。在齐国的这些山中，蕴藏着大量的铜、铁、金等贵重金属（直到今天，像大家知道的金岭铁矿、招远金矿等，在全国仍很著名），而且在很早以前，东夷人就发现并利用了这些金属。据有关资料载，早在炎黄时代，东夷人的首领蚩尤就发明了冶铜，并用铜打造成了五种兵器，即“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有了这些厉害的兵器，蚩尤在很短的时间内兼并了周边很多个诸侯国，后来，在与黄帝的“涿鹿之战”中，连黄帝都非常惧怕他。《管子·地数》中这样写道：葛卢山中有水流出，水中有铜，蚩尤把这些铜拿来进行加工，做成了剑、铠甲、矛、戟，就在当年，他兼并了九个诸侯；雍狐山中有水流出，水中有铜，蚩尤把这些铜拿来进行加工，做成了雍狐之戟和芮戈（两种不同的兵器），这一年，他又兼并了十二个诸侯，云云（参见：拙作《国学概要》第25页，科学出版社2009．2）。另外，《太平御览》中还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一个个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是不是“兽身人语”我们且不去管它，因为在早期文献中有许多“神话”的成分，关于“铜头铁额”，我以为是他们都戴了金属制成的头盔，不太容易被扎破，所以就传说他们是“铜头铁额”了。
有了金属，齐国就可以制造出先进的工具。一家之言：什么是工具？工具是人的肢体（器官）的延伸，像梯子是人的手臂的延伸；汽车是人腿的延伸；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伸；窃听器是人的耳朵的延伸……从发展生产的角度讲，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对于远古不同时代的区分，主要是参考当时的生产工具，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人们之所以重视工具，就因它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比如，用人工去翻地，一个人一天最多不会超过半亩，如果用拖拉机耕地呢？可能就是几十亩或者几百亩。所以，工具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管仲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齐国最早设立了“铁官”，负责全国矿石的开采和冶炼，由国家制定价格，并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据说，像齐国这样由国家提倡和组织开矿冶炼的，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齐国也就成为我国春秋前期使用铁器较早、较普遍的国家。与此同时，齐国又把优质的金属用于兵器的制造。请大家设想一下，在冷兵器时代，你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青铜剑或铁剑，而对方拿的却是木棍，你的战斗力要比对方大多少倍？所以，当时齐国军队的战斗力远比其他国家要强。
齐国在设立“铁官”的同时还设立了“盐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盐官主要负责组织煮盐和对盐实行“专卖”。一家之言：盐是重要的生活资料（现在不光用于生活，还大量地用于生产，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如果长期缺盐，人无法维持生命。红军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种，经常对红军进行物资封锁，首先封锁的就是盐。像电影《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其实不光是人，很多动物也离不开盐。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有几只羚羊正战战兢兢地紧贴在一个山崖上，如果它们一不小心便会跌落万丈深渊而粉身碎骨，而且这种悲剧时有发生。即便如此，羚羊们还是痴迷地往悬崖上跑，就像被使了魔法似的。它们为什么要去冒那么大的险呢？生物学家通过研究解开了谜底，原来它们是为了去舔食一种盐。可见盐对生命的重要性。
据资料载，齐国当时实行的“专卖”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销售所有环节全部由国家负责；另一种是生产由民间去组织，而收购、销售由国家负责。盐，是当时齐国重要的税收渠道。通过设立“盐官”，加强了对盐的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增加了税收，壮大了国库。
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仍然实行“官盐”制度，也就是由国家“专卖”，只不过比管仲那时候的“盐策”更科学、更合理而已。
第三，实行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为齐国经济增添活力。为了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管仲主张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对外贸易大量地吸收和利用“外资”，为齐国经济不断增添活力。
随着齐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用于贸易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除了传统的五谷之外，还有铁制家具、丝绸、盐及其他水产品等等。为了发展对外贸易，管仲主持制定了优惠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项内容：
一是鼓励出口。商人们只要是合法经营，便可以自由地出口鱼、盐等各类商品。对此，各关口、市场只进行必要的检查而不收税，目的是与各诸侯国互通有无，互惠互利。
二是鼓励进口。对进口到齐国的货物，尤其是稀缺货物，也只是例行检查而不收取关税，或收取极少的税——“三十税一”或“五十税一”（三十元或五十元的贸易额，只收取一元钱的税；还有的理解为正常税赋的三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管仲还主张大力改善贸易环境和接待条件。由政府出资为各诸侯国来往的商人建立客舍（也就是招待所），并规定：外商驾一辆车子来，随车人员可免费供给伙食；驾三辆车子来，可免费供给马的饲料；如驾五辆车子来齐，除得到上述待遇外还将有专人服侍和照应。当年，管仲就是在外来经商人员中发现了那位从卫国来的“饭牛者”宁戚，并推荐他做了大司田。另外，为了方便外商，齐国还在重要的驿道上每隔三十里就建一客栈，里面储存了食物和日用品，以供过往的客商使用。
这样一来，就把周边国家的大批商人吸引到齐国来，这其中有小本生意人，也有腰缠万贯的大买卖家。他们不仅活跃了齐国的市场，更给齐国的整个经济注入了活力。三、军事改革
管仲为齐国提出了明确的军事改革方针：“军政合一，寄军令于内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军队和政务要合二为一，实行统一指挥，军权要服从、服务于政权的需要。言外之意，军队不能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否则，军权就有可能会失控，那样国家就不得安宁了。
军队的改革，大体分了这么几步：
一是完善军队的指挥体系。根据管仲的建议，把军事纳入国家政务之中，将全国的部队分为三军，分别由高子、国子、桓公各领一军；三军之中，再选那些优秀的人员作各级指挥官，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指挥体系，确保军令的贯彻执行（参见前面讲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常规情况下，一军约为一万人，三军加在一起是三万人，但有人推测，桓公时齐国的常规部队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能有十万人。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给高子、国子那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和齐桓公相提并论？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高子、国子是当初坚决支持公子小白继承君位的两位功臣，就是他们及时派人到莒国给公子小白传递信息，并力排众议，让小白登上了君位，用现在的话讲，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坚定的，兵权掌在他们手上不会出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高、国二氏是周王朝任命的“卿”，即所谓“命卿”，由他们掌握军权，不仅增加了对军队指挥的权威性，而且也体现了桓公“尊王攘夷”的治国宗旨，其结果会让周天子更加放心。一家之言：这里介绍一个小知识，按照当时周王朝的规定，一个诸侯国可以设立“三卿”（即所谓“三卿制”），其中两卿是由周天子任命的，谓之“命卿”，他们同时负有“辅国”（辅助国君行政）与“监国”（监督国君言行）的双重重任；另外一职，由各诸侯国自己任命，但位置列于“命卿”之下。高、国二氏就是由周天子任命的“命卿”。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就连高、国二氏也都位列其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一次大的改革。
二是寓军于民，稳定兵源。这是管仲对军队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据《管子·小匡》讲，齐国除了桓公、高子、国子统率的三支常备军队外，还把国都的四千三百家居民作为后备军（在当时，只有“国人”，即住在京城里的人才可以参军；“野人”，也就是乡下人一般说来是不允许参军的），他们平时忙活各自的事情——或务农，或经商，或做工，战时便拿起武器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士，这样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既不耽误生产，又有了稳定而充足的兵源，可谓一举两得。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预备役制”。《国语·齐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意思是说，平时他们欢欢乐乐地居住在一起，办起事来就协调、顺畅，战时他们则奔赴战场，同生共死；又说，防守时，他们同心同德，固若金汤，进攻时披荆斩棘，锐不可当。
有了明确的编制后，还要坚持训练，据《管子·小匡》载，他们“春以蒐（音sōu）振旅，秋以狝治兵”。蒐即打猎，春猎为蒐，另外，检阅部队也谓蒐；狝即猴子，代指打猎，一说代指训练。这意思是说，他们在春秋两季，利用打猎的机会结合以军事训练，使军队能攻善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三是用政策强军。管仲进行军事改革也有许多困难，首要的问题是“军费”的压力。在此之前，国家只养了很少的“职业军人”，大部分战士都不脱离生产，而且自修武器，自备铠甲与食粮，这叫作“自赋”，只有到了战场上，国家才提供各种“军需品”。而现在有了三军，如果真像有人推测的那样“职业军人”多达十万，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国家要拿出一大笔钱来养活他们，可这钱从哪里来？管仲主张开征“军赋”，而且军赋可以用粮食代替，即直接向老百姓征收军粮以养兵。一家之言：在古代，“赋”和“税”的用途是不一样的，诚如《汉书·食货志》所云：“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简单说，“赋”是用来养兵的；“税”则是用来养政的。
另外，管仲还提出“薄刑罚以厚甲兵”的政策。就是军人犯了错误或犯了罪，可以用缴纳赎金的办法来减轻罪行，然后用这些赎金去装备部队。
有一次，桓公与管仲谈到军队建设问题。管仲说：“现在军队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精良的装备。”
桓公问：“那怎么办？”
管仲回答道：“我想用缴纳赎金以减轻罪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谈谈你的具体意见。”
管仲说：“要出台一个规定：那些犯了重罪的，要让他缴纳武器、盔甲、上等的犀牛皮，还有两支戟；犯轻罪的，要让他缴纳摆放兵器的架子、盾牌、铠甲上护胸用的兽皮，另外加两支戟；犯小罪的，要从宽处理，只缴纳罚金的一半就可以了；至于那些犯了一般性过失、又能很好认错的，作象征性的惩罚，只让他缴纳一支箭。这样，既惩罚、教育了犯罪，又能部分地解决军队的装备问题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桓公想了想，点头称好。
管仲的改革远不止这些，但我们却只讲这些。
管仲的许多思想、观点、理论都集中在《管子》一书中。至于《管子》这部书是谁写的，至今没有定论。有研究者认为：它大部分不是管仲亲著，也不是管仲同时代的人所著，而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众多推崇管仲的学者所著，其中有些篇章甚至是西汉时期的学者所补益。我想，这种可能性完全有。
我们不对《管子》一书作专门讲解，只顺便谈谈其中的几个观点：
比如“民本思想”，也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管子·小匡》中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关于“士、农、工、商四民”，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了；什么是“石民”？“石民”就是我们讲的群众基础，这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兴邦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不能凭长官意志。
比如德育问题。《管子·牧民》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并强调“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怎么解释“四维说”？有人将“四维”比喻成是维系国家命运的四条绳索；也有的比喻成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都可以，都很形象。绳索也好，柱子也好，断掉一维，国家就要出现偏差（倾，偏侧、倾斜）；断掉两维，国家就要出现凶险（危，凶险）；断掉三维，国家大厦就要倒塌（覆，倾倒）；如果四维都断掉，即没有了“礼”、“义”、“廉”、“耻”，那么国家就要灭亡。
比如人才培养问题。《管子·权修》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就是从这里化出来的。它的大体意思是，如果只作一年的打算，那么种五谷好了，因为当年就能见到成效；如果作十年的中、长期规划，种树最合算；如果要作终生的设计呢，没有比培养人才最聪明的了。第七章 “管鲍之交”：中国古代友谊史上的典范
说到感情和友谊，我们自然会想到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友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友谊史上的典范。一家之言：当年，鲁迅曾对瞿秋白讲过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假如这话是出自管、鲍之口，也许会更震撼，更感人，更具说服力。我想，不论是管仲还是鲍叔牙，他们拥有了对方的友谊，是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一生最大的幸福。由“知己”这个词，我想到了另一个词——“知音”，并由“知音”二字想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相传，春秋时有一个叫伯牙的人，琴弹得特别好。据说，马听到他的琴声都仰起头，忘记了吃草。有一年，他回家时路过汉阳，因风雨受阻，便将船泊于山下。等到雨过天晴，只见一轮明月挂于空中，江面波光粼粼，如撒上了一层碎银子。伯牙一时来了兴致，便在舟中抚琴遣怀。突然，“铿”的一声，琴弦断了一根，他不由得心里一惊，随之兴趣全无，便丢下琴踱出船舱。无意中，他发现在不远的江岸上有一个人影。于是，伯牙问道：“月光下站的是何人？”对方答道：“是一樵夫。”“你在听我弹琴吗？”“是的。”伯牙想，一个砍柴的能懂什么音乐？他对这人并没怎么在意。但这旷野之上再没有其他人了，为了消遣时光，他就走到岸边与那位樵夫闲聊了起来。没想到，那人对琴理竟说得头头是道，这大出乎伯牙的意料。于是，他便邀那位樵夫上船，并对他说：“我弹一支曲子，你能听出其中的意思吗？”樵夫沉思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试试看吧。”这样，伯牙重新调好琴弦，弹了起来。琴音刚落，还不等伯牙说话，樵夫便连连称道：“弹得好，弹得好！巍巍乎，如高山耸峙！”伯牙好不兴奋，便接着又弹了一曲，樵夫听完，说道：“洋洋乎，似江水奔流！”这便是“高山流水”典故的出处。伯牙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位老实巴交的樵夫，竟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知音。他的名字叫钟子期。伯牙为此而激动不已。当场便与钟子期结拜为兄弟，并相约，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两人再在此处相会。可万万没想到，当第二年伯牙如期来到这里的时候，钟子期已经因病去世了。伯牙找到钟子期的坟墓，流着眼泪为他弹了一首曲子，然后便将琴摔碎，从此再也不弹琴了——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参见《吕氏春秋·本味》）。而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真有一种“人情纸薄”的感觉。所以，当你得到一份真正的感情或觅得一位“知音”时，一定要好好珍惜，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好了，还是继续我们的主人公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吧。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如何建立的呢？一、友谊的基础是情感
管仲与鲍叔牙同为颍上人，祖上就是世交。到了他们这一辈，管家败落了，加之管仲的父亲去世过早，鲍家便不时地资助管家、接济管家，这让管仲与鲍叔牙从小就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两人，曾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又是在—起读书、练武的同窗好友；他们还在一起经商；后来，又同在一朝为官，交情越来越厚，友谊越来越深。
世上有这么一种奇怪现象：当你对某个人有了深厚的感情时，就可以包容他（她）的一切，甚至把他（她）的某些缺点看成优点，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个道理。
正因为管、鲍二人有了深厚的感情做基础，所以，他们一起做买卖期间，每次分红利时管仲都要多拿一些而鲍叔牙从不计较，总是说，他实在太贫穷了；管仲曾替鲍叔牙办过几次事，不但没办成，反而越弄越糟，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无能，并开导他说，事情难免有不顺利的时候；管仲三次当官，三次都丢了官，鲍叔牙并不说他没有做官的才干，而认为环境没有给他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和机会；管仲参加了三次战斗，结果三次都当了逃兵，鲍叔牙并不指责他胆小怕死，而是替他开脱道，管仲家里有老母，需要他亲自奉养。因此，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参见《史记·管晏列传》）生我的人是父母，而真正了解我的人是鲍叔牙！二、友谊就是理解
管鲍二人的友谊就体现了一种理解。《管子·大匡》、《吕氏春秋·不广》等典籍载：当年，僖公让管仲、召忽去辅佐公子纠，让鲍叔牙去辅佐公子小白。鲍叔牙接到委任后却托病不出。有一天，召忽和管仲一起去看望他。鲍叔牙流露出一种情绪，不想去辅佐公子小白。
召忽听了鲍叔牙的意思就说：“不想干那还不容易？我现在就去告诉僖公，说你得了重病，免了你的委任不就得了。”
管仲却不同意召忽的意见。他最了解鲍叔牙，知道他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鲍叔牙之所以不愿意去辅佐公子小白是有他深层考虑的：在僖公的三个儿子中，小白排行最后，前面有诸儿和纠，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不可能轮到小白去当国君。鲍叔牙觉得主子都没前途，自己还会有什么出息？于是便托病不出。
管仲认真思考了一番，然后对鲍叔牙讲：“你的心思我明白，不过再往远处想一想，情况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诸儿虽然居长，但他品质低劣，缺乏修养，很难说前途如何。”“不是还有纠吗？”召忽插嘴说，“我们三人就如同鼎的三只足，少了其中的一足，鼎就无法站立，既然诸儿没什么前途，我们就共同去辅佐公子纠吧。看来小白是没什么戏了”。“你懂得什么呀！”管仲马上反驳道，“你没看出来吗？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厌恶纠的母亲，连纠本人也受了连累；而小白呢？他很早就没有了母亲，大家反而都同情他。将来的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呢。”接着，他转而对鲍叔牙讲：“在我看来，小白虽然年幼，但为人诚实，不耍小聪明，而且性情稳健，做事有远虑，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说不定啥时候，上天加祸于齐，公子纠即便做了国君，料他也一事无成，到那时，还不是你和你辅佐的小白来安定齐国？”“那你的意思是？……”鲍叔牙问管仲。“赶快去赴任。”
就这样，鲍叔牙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接受了辅佐公子小白的重任。
管仲一再嘱咐他，一定要尽心竭力地去辅佐小白，不得有二心，否则就无法得到他的信任，得不到信任说话就不灵，就无法成就大事。他们还约定：“日后，不论纠还是小白哪一个继承了君位，两人都要相互推荐，共同辅佐。”
历史果然像管仲所预料的那样。僖公驾崩后，诸儿继位，是为襄公。襄公荒淫无道，迷恋于田猎，沉醉于女色，不理朝政，不用圣贤，一天到晚和美女、倡优们混在一起，甚至和自己的妹妹私通，结果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公子纠从鲁国匆忙赶回来继位，却被小白抢占了先机，立为桓公。
这时，鲍叔牙想起了几年前与管仲的那个约定：“日后，不论纠还是小白哪一个继承了君位，两人都要相互推荐，共同辅佐。”于是，他便向桓公推荐管仲做相。而此时，桓公还念念不忘管仲对他的那“一箭之仇”。当听到“管仲”二字时，桓公的鼻子差一点儿给气歪了。是鲍叔牙慷慨陈词，劝说桓公接受了管仲，他说：“我对管仲这人太了解了，他是那种知大礼、识大义、重大情、干大事的人，国君如果只是想治理好一个齐国，有上卿高傒和我鲍叔牙来辅佐，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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