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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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简史（下）试读：
前言
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一、石器时代的科技萌芽
工具的制造是原始技术启始的标志。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因而，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萌芽和发展非常缓慢。工具的制造与火的使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起源，原始医药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和居所的建造等都是科学知识与技术萌芽的表现，都给自然界打上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烙印。这是人类理性曙光的初现，它昭示了那大放异彩的科技发展的未来。
二、青铜时代的科技幼苗
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有了巨大进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青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夏、商、西周的科技进步，促进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成就了青铜文化的辉煌，为此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铁器时代的科技奠基
春秋战国是中国科技知识进一步积累与奠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秦汉及其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壮大成型中的秦汉科技
秦汉科技最显著的特点是科学建制完整、技术体系统一。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冶炼、纺织、土木建筑、造纸、船舶制造等主要技术体系及风格也大体确立，从而为此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科技发展确定了大方向。
五、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科学技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曲折中进步着，有些学科甚至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机械、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六、隋唐科技
综观随唐科技，可谓是全面推进，重点突出。这一时期既是对先前的诸多科技领域的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又开创了多方面的世界之最。中国科技在随唐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强，科技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世界文明的进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七、鼎盛的宋元科技
这一时期虽说一直战火纷飞，社会也动荡不安，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取得了一系列极其辉煌的成就，其中包括许多堪称是划时代的创造发明，这些都使宋元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传统科技的成熟和集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明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趋于成熟，中国在大部分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各方面的成果得到总结，出现了一批集大成式的著作。
明末清初，中国的科学技术却裹足不前，开始落伍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滚滚洪流。
九、西学东渐与国人回应
自明末万历年间开始，西方科技知识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前后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国人逐渐由被动到主动地走进了西方人的认识视野，开始接触新的科学知识。
十、近代科技的引进和传播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贫弱促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开眼看世界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潮流。而这股看世界的风气则肇始于林则徐和魏源二人。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则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十一、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开始建立。继来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启蒙。同时，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科学家纷纷在中国建立科学社团，以及设立高等院校中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和院系，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
十二、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开始书写科学技术的新篇章。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的拍打锻炼，如今中国的科技事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更多的科技新成就，必将汇聚成一盏盏明灯，发出更加耀眼的光！《中国科技史话》以全景式眼光，生动地勾画出了中国科技成长壮大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描绘出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造福华夏的奋斗经历，以及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作出的回应和为追赶世界科技潮流所进行的不懈追求过程。《中国科技史话》全书共分48册，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图文并茂，体系完整，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深化对于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优化知识结构，激发创造激情；也有助于培养博大的学术胸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而更好地适应新世纪对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
因时间和水平所限，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书中的疏漏、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四、宋元教育史
庆历兴学
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1043）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1022）赐拨兖州学田和景啣元年（1034）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榛荒、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啣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早滩坡带字纸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早在天圣五年（1027）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重名器”，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悬泉纸文书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才；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敦教育”，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他指出：序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范仲淹像
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1025），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黄衣草泽”的制科考试。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二卷内页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的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的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的改革有关，说明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其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援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邱阳楼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其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零几个月，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第一，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吉州之士赞助私钱150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而人不以为劳”；学堂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邻州建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第二，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300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石介、孙复《范文正公文集》书影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子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养人才，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险怪为宗”。直到嘉啣初，欧阳修知贡举始纠辟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第三，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风，实际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为教之意非不正”，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祖宗以来得人不少”的言论，表示“切齿之恨”，谓之“愚瞽之甚”。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的新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啣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而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未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兴学出现“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熙宁、元丰兴学
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啣、嘉啣年间（1049～1063），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即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丰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1043）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在江宁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嘉啣三年（1058）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万言书》），是王安石在熙丰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才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才，择人而取，因势利王安石像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建议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教之非道”的现状。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摈弃百家诸子异谈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丰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丰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1070）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具体问题，产生了诸多歧义。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诞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来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覆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才，只能败坏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做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宋史·选举志一》）。并认为：目前人才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1071）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
熙丰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200人名额，熙丰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300人，继而增至900人。熙宁四年（1071）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70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200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得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宁四年（1071）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1079）又扩充太学为80斋，斋各5楹，每楹30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2000人，内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0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其二，改革人才选择制度。熙丰兴学期间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其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1073）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尃雾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其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丰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200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40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人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才。熙宁五年（1072），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才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1073）设置律学，元丰四年（1081）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300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才。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1071）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入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1071）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1072）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1074）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23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1071），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才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徇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偏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用王氏经义，“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应举“少异辄不中程”，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琍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不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1086），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礻石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划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蒙养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郊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收入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脩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几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的样子”。
其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其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其四，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见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蒙学教材的大发展
宋代的蒙养教材，较之唐代，在内容体系方面更为完备。就内容的分类来讲，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求》，刘班的《两汉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求》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蓬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写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与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侧，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喻户晓的蒙养教材之一。
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给“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识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宋代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书院的产生及其兴盛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11处，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17所。其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穷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县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訑元年间（825～827）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瑾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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