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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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试读：
前言
1856，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自有确切历史记载起，“正朔”就成为帝王时代中国必须计较、必须认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为蜀汉降官的陈寿，入晋后编纂《三国志》，凡写蜀汉、东吴纪年，必郑重加注曹魏纪年，以示“只承认曹魏正朔”；唐将刘仁轨出海远征，临行前特意去领了许多历书，表示此行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颁正朔于海表”。年号之郑重，可见一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天下”，照理只能有一个“存活”的年号，才能凸显国家之体统，君王之威仪。
然而在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对手了，这些裹着红头巾、举着大红旗帜的天地会众，前仆后继、“阴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缠斗了一两百年。时代在进步，“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不例外，以往的“红兵”，除非姓朱或自称姓朱，通常是不会称王称帝的，可从广州被赶到浔州的这些起事者，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称起王、改起国号年号来——当然，“正统皇帝”奕詝大可以嘲笑这些人居然有陈、李、梁三姓“并肩王”，简直比太平天国还不成体统。
至于远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时不过一个蒙化县境一小队打着白旗抗命的头目，至于他占据大理府，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则还要等到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过以清廷耳目之细密，帝王批阅奏折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亲、琐屑毕至，奕詝应该也早已知道了这个小小“僭伪”政权的存在。
如果说，已被驱离广州的“大成洪德”不过癣疥之患，山遥水远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么太平天国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尽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数万太平军已被僧格林沁的大军围剿殆尽，暂时无力向北京发动新的“扫北”，但镇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维系京城粮食、财赋生命线的运河航道也因此无法打通，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朝廷寝食难安。
在过去一年里，奕詝的“老班底”——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师劳而无功，巨大的军费开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验着这位体虚皇帝的耐心；在过去一年里，一度给奕詝带来“新希望”的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却在一连串“胜利”后惨败于湖口，强大的水陆劲旅被切作两支，武汉三镇也重新落到太平军手里。
不过，新春之际，对忙碌操劳的皇帝而言，也并非只有纠结，没有希望：长江上游，湘军的主力并无太大损失，江西的曾国藩正与石达开部苦战，湖北的胡林翼则一点点扳回优势；长江下游，江南、江北两大营缓慢但有效地缩小对南京、镇江的包围，据说曾经以“每天三顿饭”招徕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个住在英国伦敦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根据辗转得来的报纸消息点评这场遥远而陌生的“革命”，这时他断言，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与南京城里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危及对方的安全。此时的奕詝当然早已知道了英国，却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德国（事实上这时也的确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当然更不会听到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句话，不过此时此刻，在他心里，对未来一年的所谓“剿逆”战局，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抱着份“谨慎乐观”的态度吧。
此时此刻他未必会相信，再过半年，自己会因战局的骤然恶化而惊慌失措，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命运；此时此刻他更未必会相信，惊慌失措后再熬上几天，自己就会因情势的戏剧性逆转而欣喜若狂，以至于相信曾国藩所谓的洪杨所部，“不患今岁不平”的浪漫主义断语。
此时此刻，他应该会想到遥远的广州——西洋人口中的“广东府”、当地百姓眼里的“省城”吧？毕竟，运河生命线断绝后，广州海关的财赋收入，已成为国家预算尤其是军费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那里还聚集着很多英国人，这些早已知晓“船坚炮利”、很是厉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权、传教权后意犹未尽，此刻正纠缠着要入城呢。
奕詝一点也不喜欢洋人，不错，他履约，开埠，允许传教，甚至在上海、广州告急时对地方大员“借师助剿”网开一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是不得已的，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这些舶来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尽可能狭小、安全的范围内，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些洋人进入广东的省会，自己更不想和他们直接打什么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应事务全部踢给自己最信赖的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叶名琛。此前他已谆谆告诫这位能吏，一不能启衅开战，二不能允许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国官员、部门交涉接触，其他的，“该大臣”就瞧着办吧。
好在，于此时此刻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放心”的叶名琛陆陆续续带给他许多安慰和信心：岭南民心稳固得很，广州城里城外的绅商团练、士子庶民，正众志成城地将英国人拒之广州门外；英国人也“恭顺”得很，正是他们的战船，帮着官兵击退了围困省城近两年的天地会，而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一些贸易上的蝇头小利，且对自己这位天子的得力干臣敬佩有加。“我办事，您放心”，广州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会出什么乱子。
当然，按照“祖宗规矩”，一个皇帝是不能偏听偏信的，他必定会依靠肇始于康熙、大成于雍正的密折制度，从诸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以及广东省、广州府有“专折奏事”权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单线密报”，来核实叶名琛的“独家消息”是否靠谱。可想而知，他会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信息，从未去过广州、更未见过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分辨真伪的思维体系，并从中获取真实信息。不过他或许能听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顺口溜，并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却是不怕的。
此时此刻，相较于“海晏河清”的广东省和广州府，西邻广西恐怕更令他牵肠挂肚，这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刚刚把浔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已有一些法兰西人跑到广西腹地传教，而根据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弛禁天主教诏书，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传教。这一年即便大多数欧美传教士，也还弄不明白太平天国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奕詝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决不能让广西再闹教乱”。
此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大半年后，“恭顺”的英国人会突然在广州翻脸，而此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法国人会站在英国一边，闯祸的则正是广西发生的教案——事实上即便大半年后他也一样会糊里糊涂，因为叶名琛届时给他递上的，将是一纸“痛剿英夷”的捷报。
再过几个月，英国治下香港的首任总督、曾在鸦片战争中带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于任上，这标志着香港在英国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过渡期。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美国人，此刻已不满足于五口通商，更不满足于在几个通商口岸和叶名琛之类的老滑头打交道，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彻底打开中国门户和市场，并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至少在年初，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观望：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外交试探让他们颇感失望，而与腐朽不堪清廷的交往也因奕詝的鸵鸟政策和叶名琛的欺上瞒下，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他们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国间的中国内战能产生一个明显的胜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当然，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了。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一年，究竟将会发生些什么？第一部第一回 长江，长江黄金水道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呼“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1200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133838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不仅如此，除东三省外，清朝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质，其家属则领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驻京八旗官兵、官员家属，人数已逾数百万口，这些人同样是清朝的“国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费钱粮豢养。
上述庞大开支，绝大多数仰赖长江沿线的供应，因此清朝对长江一直投入极大关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采用集中驻防、居中驭外的布防形式，京师以外，仅扼守最重要的据点，而这些据点又以长江或连接长江与京师的运河沿线最为密集。据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当年除京畿、东北以外，全国驻防八旗总兵力为127443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设将军，2376人）、荆州（设将军，6460人）、江宁（即南京，设将军，4546人）、京口（即镇江，设副都统，1644人），沿运河布防的有乍浦（设副都统，1650人）、青州（设副都统，1880人）、德州（设城守尉，550人），总数达19106人，占了近10%。考虑到长江、运河沿线几乎都是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的内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见清廷对长江财赋的重视。
八旗以外的行政体系，对长江的重视程度更异乎寻常。沿江自西向东，有三总督（四川总督驻成都，湖广总督驻武昌，两江总督驻江宁。当时清朝统辖地方行政的总督总共只有八位）、三巡抚（湖北巡抚驻武昌，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中江苏巡抚还特辖江宁、苏州两位布政使，其余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河道总督（南河总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山东济宁，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和一位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也全部分布在运河一线，其主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维系长江-京师生命线的稳定与畅通。割据长江
不过1856年年初，这条长江生命线连同运河这条脐带，对清廷而言却显得不那么通畅。
曾经被小刀会占据18个月的上海县城，此时已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收复，“长江尾”算是勉强被打通，但在上海县城之外，英法两国却趁火打劫，建立了两块租界地的雏形，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原本的城外“烂泥浜”，将发展成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城市，而上海县城却会凋敝落魄，甚至县城的“上级单位”松江府以及当时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商业都市苏州府，也都会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会进入太平军大炮的射程范围。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在长江沿线所控制的要点并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为瓜洲-镇江、南京、东西梁山、安庆、九江-湖口和武昌，而这些要点间的大多数江段，则被清朝水师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金口，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设有水师船厂；安庆和南京间的芜湖和三山矶，有绿营水师吴全美部“红单船”25艘驻泊；镇江和瓜洲之间的焦山岛附近，则巡弋着吴全美部另25艘红单船，他们还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吴淞口苏松太道组建船队支援。但太平军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运要冲，尤其镇江-瓜洲据点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长江、运河两条航道的交叉点，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1856年已不是1853年，当年太平军上万艘船只“行若浮云，止若叠雪”，自宜昌至镇江，“制江权”完全掌握在“天朝水营”手里。而此时，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图1.1 清广东水师战船模型
1853年年底，在籍侍郎、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事务的曾国藩设厂于衡阳，仿造广西、广东内河水师船型，并自广州购买西洋熟铁前膛炮（俗称“洋庄”），建立了湘军水师。1854年春，湘军水师（10营、5000人，战船240艘）出湘江，经湘潭、岳州、武汉、田家镇诸战，焚毁太平军大小船只数千艘，一度肃清了上游江面。1855年年初，湘军水师乘胜进逼九江、湖口，试图将太平军水师一举全歼于鄱阳湖内，太平军名将翼王石达开、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利用曾国藩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及湘军水师每营由大小船只组成、一旦分拆则战斗力大减的破绽，在湖口会战中引诱湘军水师三板小船冲入鄱阳湖口，然后将湖口封锁，致使湖中小船失去大船依托，无法休息、补给，官兵疲惫不堪；而外江大船失去小船，几乎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结果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武汉三镇重新落入太平军手中。此刻的曾国藩正坐镇南昌，紧张应付着从湖北转战而来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与从广东、湖南源源涌入的数万天地会“红军”，湘军内河水师遭到重创后，剩下的三板驻泊在南昌、樟树镇等地的内河，而只剩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则在胡林翼的统带下驻扎金口。新堤船厂里正热火朝天地制造崭新的三板小船，在这些得力内河战船造成前，湘军水师只能偃旗息鼓。图1.2 在长江上战斗的太平军和湘军水师
下游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异。
1854年7月，50艘红单船在吴全美的率领下抵达镇江焦山江面，接受江南大营主帅向荣调度。向荣分其中一半，在当年和次年两次溯江而上，一直攻到三山矶、芜湖一带。太平军当时的战船多为民船改造，大小不一，水军又缺乏水战经验，故连战连败，就连“水贼”出身的头号水师名将罗大纲，也在1855年年底反攻芜湖时身负重伤，因无法忍受剧痛而“吞金自毙”。不过红单船水师属于绿营体系，沾染了绿营所特有的习气，且其官兵多数为广东人，在外征战既久，人心浮动，战意渐懈，对天京、镇江、瓜洲等坚城构不成重大威胁；不过，红单船掌握下游“制江权”，便截断了天京、镇江、瓜洲三座要塞间的联系。
清廷也知道，仅凭水师是无法肃清长江的，因此一方面催促上游湘军尽快沿江东下，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实力，力图水陆配合，“犁庭扫穴”，夺取天京，消灭太平天国。然而上游湘军欲速则不达，九江、湖口一败之后，便被分割在湖北、江西两地，对天京暂时鞭长莫及，因此，下游的江南、江北大营，成了1856年年初清廷的希望所系。
江南大营是1853年3月31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日）由从广西一路追击太平军至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所建。1856年大本营设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并控制了秣陵关、七桥瓮等城外要塞，对天京城构成直接威胁。江南大营可调动的八旗、绿营总兵力共为32615人，其中天京附近27435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为17800人。江北大营于1853年4月在扬州城北组建，当时的主帅为钦差大臣琦善。此时琦善已死，由江宁将军托明阿接任。这支负责浦口以下北岸江防的清军，可调动兵力24000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兵力也是17800人，此时兵分两路，驻扎运河两岸的秦家桥、桂家庄。1853年12月，太平军已放弃了扬州，此刻江北大营的主要使命，一是守住运河口，防范太平军渡江北上，威胁中原和京畿；二是围攻夺取太平军在江北的最后一个据点——瓜洲，并配合江南大营进逼天京、镇江。图1.3“窝铺”，清军常见的屯兵设施，在江南大营等长期驻扎的地方随处可见，太平天国蔑称为“泥窟”。
这时的镇江、瓜洲是清军围攻的重点。1855年2月，小刀会在上海失败，原本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近4000人得以抽调回顾上游。此刻的吉尔杭阿已挂上了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头衔，率领本部、围困镇江的原有清军（4000余人），以及从江南大营抽调的清军共约万余人围攻镇江。这些清军主力分别部署在镇江城西的九华山和镇江城东的京岘山。此外，湖南提督余万清、宜昌镇总兵虎嵩林分别屯兵镇江以西的下蜀、高资，兵力分别为2300人和1600人，这两路人马部署在天京、镇江之间，目的是阻击从天京经陆路来援的太平军。
此时的太平军则沿着长江，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上游的武汉，由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国宗提督军务韦俊任主帅，因为遭到上游荆州和下游金口方向清军的进逼，目前稍显不利；由金口而下，九江、湖口牢牢掌握在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黄文金手里，而上游太平军最高军政负责人——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则正在江西腹地对曾国藩的湘军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再往下游，皖南、皖北都是拉锯态势，皖南太平军丧失了沿江最大城市芜湖，却仍坚守着东西梁山的要塞，皖北重镇庐州得而复失，不过安徽省城安庆和众多郡县，却是太平军此际最巩固的根据地和最可靠的粮源。
天京附近，太平军占据江中八卦洲、九洑洲、七里洲等据点，控扼江南京郊众多要塞，令江南大营始终难以真正合围，但江北浦口为清军占据，江面上往来巡弋的红单船，也令太平军船队无力驶出夹江正面决战，更难突破水路封锁，增援、补给下游的镇江、瓜洲。
镇江、瓜洲此时已被围困了三年之久，自扬州、焦山失守后，这两座城镇的补给，主要靠天京从水路运来，但红单船抵达后，这种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至1856年年初已近乎断绝。镇江守将原本是罗大纲，但此时已去世，此刻的主将是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此人在太平军中资格很老，曾参加过天地会，还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他不仅以钦差大臣头衔负责镇江军政、民政，而且还要兼辖江北瓜洲防务。作为下游江北太平军唯一据点，瓜洲孤悬敌后，驻军很少但防御严密，此刻守将为指挥谢锦章，他的要塞周围，是西起仪征土桥江边，东至扬州新桥江边，绵亘40余里的土墙，以及沿墙密布的40多座江北大营营盘、炮台。
1856年年初，清廷已经发现，撬开天京坚城缝隙、打通长江这条命脉的关键点，是与天京成掎角之势的镇江、瓜洲，并正逐步将兵力、装备移向这里，缓慢、但有效地取得进展；而此时实际主持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点，并正试图组建一支足以在镇江战场打开局面，甚至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动部队。静观时变
至于外国人方面，自1854年6月16日至7月7日，英国公使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之子小包令（Lowin Bowring）和翻译麦华陀爵士所率使团访问天京。在与太平天国官方进行了很不愉快的正式交涉后，英、法、美似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尽管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埠、通商、通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在目前中国内战双方战局胶着、未来赢家尚不明朗之际，长江对外国人及其商务而言，仍是“高危地域”。因此，暂且顺水推舟地回到华南珠江流域，跟清廷所指派的与洋人办交涉的唯一合法官方代表——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似乎更有利些。至于长江，也只能先满足于占据江尾一隅的上海租界和“五口通商”中的上海开港，这点已不再是“纸面上的开放”，而是千真万确成了现实。第二回 天京，镇江，瓜洲强基固本
正如前文所言，1856年年初的中国，正处于“两国交兵、南北对峙”的局面。在遥坐在开埠已久的香港冷眼旁观，或就近站在刚“圈地”不久的上海租界隔岸观火的西洋人看来，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扑朔迷离，究竟谁将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尚且是件难以判断的事。
然而在这一年的年初，清廷对自己的命运显得特别乐观，特别有自信。
由于“北犯”的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已分别在直隶连镇（今河北东光县连镇镇和河北景县连镇乡）和山东冯官屯（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县冯官屯镇）被消灭，林、李两人均被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俘送京师处死，清廷不再担心太平军会再度“直犯京畿”，并在咸丰五年五月初十日（公元1855年6月24日）裁撤了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853年6月24日）专为组织北京城防、以防太平军进攻京城的专门司令部——京城巡防处。内阁大学士祁寯藻的弟弟、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于咸丰三年在南京陷落之役中死于太平军之手，这位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老师（以后他还将有幸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从而完成“三代帝师”的“帽子戏法”）因此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急欲“犁庭扫穴”，让“王师”收复南京，以报“国仇家恨”。他在自己的诗集中一而言“便从河北移江左，振旅攻成赞帝廷”（《喜闻官军功克连镇生擒逆首林凤祥》），再而言“仰惟宵旰忧，念此孤鸿哀。排云叫九阊，豁达青冥开。天弧正南指，风雨平三阶”（《闻大军功克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河北肃清悲喜交集纪事抒怀》）。很显然，他诗中表达的，是一种“速攻速胜”的意愿，具体战法则是让当时坐拥满蒙汉精兵近4万人、刚因剿灭太平天国扫北军而晋封博罗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的僧格林沁率部南下，直接加入围攻天京的战事，并将主攻方向定在天京的北面。尽管祁寯藻并不主管军事，但作为皇帝信任、朝中影响力深厚的元老重臣，他的想法显然有一定代表性，而且这种对战事乐观的情绪，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曾是他学生的咸丰皇帝奕詝。
很显然，奕詝此刻的心情和他的老师以及当时大多数满蒙汉王公大臣们是相近的，大有柳暗花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从他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末、六年（公元1856年）初的一系列上谕、朱批中便可一目了然。不过奕詝此时并不打算照祁寯藻等大多数清廷政要的打算行事，让僧格林沁的“得胜之师”南下进剿。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多的。
京师巡防处最盛时，仅正规军就达149000人之众，加上团练人数更多，而前线僧格林沁等指挥的一线人马至少也有五六万，这无疑是道光、咸丰两朝罕见的一次大规模兵力集结。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结是有其前提和代价的，即京城危在旦夕，不得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自保，此时的动员力可谓达到、甚至突破极限，却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同样是那位“帝师”祁寯藻，在《祭弟文》（为祁宿藻撰写的纪念追悼文章）中坦言，自巡防处启动运作后，因为从各地大量集结调动兵力，加上后勤补给支援等，军饷“比年靡耗四千余万……筹饷一节，正耗钱粮、盐课、关税俱已搜剔无遗”，此外还发行了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大钱和“票钞”，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杯水车薪，不能满足需要，最终还是靠大开捐纳之例勉强撑持。这样沉重的财政包袱在关乎清廷生死存亡的京城保卫战危急关头，自然是无可奈何、非背不可，一旦危机感不再那么强烈而迫切，一向吝惜钱财、在节俭方面大有乃父道光皇帝旻宁之风的奕詝，自然也不能不考虑到财政和后勤军需保障调度方面的巨大压力。解散京师巡防处，就意味着将集结于京畿和山东、直隶等省的各路人马解散，其中大多数从各地调集的人马各回原驻防地，从京城八旗各营抽调的兵力也散归各旗，而一部分临时招募或收降的兵力则分别遣散、编调。许多方志和时人笔记均显示，不少在1853～1855年间应募参加清军的山东人、安徽人，在1855～1856年间被遣散回原籍，而原属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后投降僧格林沁的悍将詹启纶、施肇恒等，前者不久后出现在江北大营李若珠部，后者则被遣返老家湖北。很显然，此时的咸丰帝并不打算为完成“犁庭扫穴”的大计，而让这支令其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庞大军队常备化。
当然，他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支相当精干的常备军——僧格林沁部，这支整编后仍有两万之众的步骑混编部队，在太平军“扫北”进入山西、直隶前，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扫北”威胁解除后，这支军队虽然也被“瘦身”，但并未被完全拆散，其部分马队由西凌阿等率领，分赴湖北、河南“进剿发、捻”，而主力则一直屯扎在近畿。整个咸丰六年期间，这支军队的主帅、“威名素著”的僧格林沁，除了母亲去世给了100天事假外，一直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武职最高官衔）和博罗勒噶台亲王的身份“留京师”。图2.1 清朝八旗护军营盔甲
应该说，奕詝是颇有些“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思维的，这支在他看来既精锐（毕竟打败了曾一路从长江打到天津城外的数万太平军）又可靠（骨干是清廷倚为长城的满蒙八旗劲旅，其中还有不少从东三省调来的马队）的部队，是危急时刻可随时用于“堵漏抢险”的总预备队，即便再怎么劳师糜饷，也要硬着头皮维持下去。但也正因为这支军队是如此宝贵而重要，它就绝不可能被轻易用于远离京畿的战场——哪怕是攻打“伪都”也不行。图2.2 1856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天津郊外交战
就在1856年，僧格林沁的母亲去世，照礼法应“丁忧”解职，回科尔沁原籍服丧三年，但奕詝却以军情需要为由，让僧格林沁在北京挂职“持服”100天。实际上，那支荟萃满蒙八旗精锐，在清廷看来最可倚赖的“总预备队”，一直被置于僧格林沁这位既能打仗又让他们很放心的蒙古王爷的指挥之下。
奕詝的小心是很有道理的：对他这个需要掌控“天下”全局、综理万机的皇帝而言，仅仅将对大清朝江山社稷的威胁锁定为太平天国，显然是过于短视了。往近了说，山东、河南等地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事”滋扰，且势头越来越猖獗；往远了说，尽管被他委以“夷务”全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所汇报的语焉不详，与英、法两国交涉的情况如云山雾罩，让他有些摸不清头绪，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距今不过数载，“英夷”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沿海各口纵横往来，毫无遮拦，并曾直接开到大沽口外找“先帝”道光“评理”，如今他就算再蒙昧于“国际问题”，至少也知道“夷情不稳”（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稳、为什么不稳），甚至还知道“夷”也并非只有英吉利一家，还有法兰西、美利坚，等等等等，他们都随时可能“桀骜不驯”地闯到京师的海上东大门——大沽口或北塘口，来找自己这个“大皇帝”谈谈——事实上就在咸丰六年的“春王正月”，英国公使包令就和叶名琛就“英国人入广州城”和“英国公使进京”两件“老大难”问题，又例行公事地扯了一阵皮，结果照例是不了了之。
他为何回避和洋人对谈呢？准确地说，他回避的不是这个或那个谈话的主题，而根本就是回避和洋人面对面谈话。在他看来，洋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和他们谈话无论谈什么都是降低了自己高贵的身份。如今打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得过且过，一方面让远在广州的叶名琛继续敷衍交涉，另一方面让僧格林沁的这支可靠且精锐的子弟兵替自己看家护院。事后证明，他的这番良苦用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倘若这支人马南下或解散，次年英法联军真的直逼大沽口时，僧格林沁部也不会有机会以逸待劳，取得了清代第一次外战的战役性胜利——第二次大沽口会战大捷。图2.3 清朝京城海上门户——北塘炮台，仍然是传统的三合土城垣，缺乏现代海防炮台所必需的多角度多层次火力和有遮蔽的交通壕。图2.4 被攻破的要塞，可见外墙是三合土造的，很容易被新式炮火击穿，外面的壕沟挖得也不深。图2.5 被攻占的北塘炮台内部，遗弃的炮、炮架和炮弹都是旧式的。图2.6 北京的另一座海上门户——大沽炮台，1856年时美国公使伯驾曾打算从此处或北塘闯入北京。欲攻无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打算速战速决地剿灭太平天国，或对获胜缺乏信心：1856年1月8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諴联名奏报江北军情，当奕詝听说“长围”工程告竣、清军步步紧逼瓜洲、江北军情有望肃清之时，兴奋地欢呼太平军的形势已“穷蹙”，谕令托明阿等“分别保奏”有功人员。他还对江北大营报销建造战船及水战洋炮费用的请求慨然照准，因为照前线将领的汇报，强有力的水师是攻破太平军天京-镇江-瓜洲三角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疲于奔命的50艘红单船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频繁指示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扫清天京城外围太平军据点，为最后对天京的总攻扫清射界。对宁、镇两地的攻围部署，他显然是相当满意的：向荣久历戎行，吉尔杭阿则刚刚取得攻灭上海小刀会的经验；两支大军又呼应联络，互为犄角，加上长江江面的“制江权”已在清军手中，在年内攻破天京城、消灭太平天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即便暂时做不到，至少也应该能拿下镇江、瓜洲两处要塞（或其中一处），缩小对天京城的包围圈。
但习惯于在紫禁城养心殿或圆明园里“遥控”遥远戎机的他并不清楚，这三处用兵重点，都存在着“中枢神经综合症”，并极大影响着清军前线的攻势和战斗力。
先说江北。
原本统筹一切的琦善固然年迈昏聩，但毕竟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尚能将各地拼凑的近两万人马统筹调配。待琦善物故，托明阿继任，地位名望远不如琦善，颟顸却犹过之，江北军情势如散沙，对弹丸之地的瓜洲也久攻不下，只能借“长围久困”四个字敷衍塞责。
江南大营是三路大军中的主力，向荣是绿营健将，且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经验丰富，但此时他年事已高，脚上伤疾又发作，早已行动不便，加上“疏举不公”，偏袒信用亲信私人，对部队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副帅张国梁不得不疲于奔命，到处“救火”，势成强弩之末。那么，这样的一支“劲旅”，对天京城的威胁究竟如何？1853～1854年居住在天京城内、后逃出暂住清军控制的城郊的金陵人马寿龄，在《金陵城外新乐府》里形容清军的纪律是“主将摇手不能止，贼人窃从壁上观”，形容战斗场面是“长官安坐既无统，众士声哗又无律。彼此相距半里余，枪炮纵横互得失。验伤给养上中下，论功分品五六七”，形容战争前景是“贼首莫来我莫往，屡误依然需内应”。很显然，这位曾经参加过联络天京城内亲清方人士并策反部分太平军将领、以图策应江南大营清军进城的“张继庚内应事件”、事败后侥幸逃脱的当地文人，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本人是绝对亲清方的，又熟悉并关注双方情况，这些近乎“新闻简报”的诗词中对江南大营的“负面描写”，自然较官样文章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至于镇江一路，吉尔杭阿是三路大军中唯一以地方主官身份挂帅的主将，这在当时的清方将帅中绝对算是个异数（后面会详细提到何以如此）。由于有“地头蛇”接济，又有上海这个新开财源做后盾，这支清军的军需后勤问题较诸屡屡闹饷，甚至动辄发生“抢粮台”事件的江南、江北大营，自然要好得多。但镇江方面的清军实际上是由江苏地方军、募勇和江南大营分遣的援军组成，各路人马素质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且主帅吉尔杭阿跟副帅余万清之间互不买账、龃龉不断，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江西、湖北、安徽等战场，奕詝似乎分身乏术，仅希望它们起到牵制作用，在他看来，只要这些纵横千里的“次要战场”都能牵制住一部分太平军，待天京-镇江-瓜洲这个关键的“铁三角”僵局打破，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正因如此，不论稍占上风的安徽、湖北，还是捉襟见肘的江西，他都摆出一副“你们自己瞧着办”的姿态。暗度陈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方面在这一年初却给人以战略指导思想不清不楚的感觉。
天京城防的直接指挥者原本是石达开，自丙辰五年（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后换成韦昌辉，他布置了严密但略显保守的城防体系，以“守险不守陴”，即强调控制要害，而非在城防工事上平摊防守兵力的战法，和清军在天京城东、南各要点反复争夺，打起了消耗战。但湖北、安徽战局反复，1855年秋芜湖、庐州（今合肥）相继陷落后，天京城的军需粮食供应再度告急。这样的消耗战显然对疆土狭窄、始终处于包围圈中作战的太平天国极为不利。
镇江、瓜洲两座重镇是天京城下游屏障，但自“制江权”丧失后，三地间的联络变得断断续续。镇江、瓜洲两地只能依靠工事和将士们的顽强苦苦支撑，倘没有有力外援，陷落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被动局面许多人在当时就看到了，也正因如此，亲清方的人士才纷纷提出直捣天京的战略方针，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不仅是结束这场战争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
然而就在1855年年底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已悄然做出了一个当时不易为人察觉、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决策，他将自己的心腹分遣到安徽、江西等地沿江各军、各要塞。
杨秀清是个孤儿，为壮大自己声势，起兵后认了许多同姓不同宗的将士为兄弟、子侄，称为“国宗”，同时将一大批有功亲信提拔为东殿承宣。原本杨姓国宗和韦姓、石姓不同，基本上留在天京，为杨秀清充当帮手、耳目，如今却和东殿承宣中的佼佼者一起成批外派，这实际上表明，杨秀清对战争全局和自己的处境，早已了然于胸。
与咸丰牢牢掌控僧格林沁部这支“总预备队”不放一样，杨秀清也正努力寻找着一支打破僵局的机动部队。
事实上，清廷的各路统帅，也同样在紧张地寻找着这支可能改变战局的太平军，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则多半集中在江西这个几个月来战争最紧张的战区。正因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各地督抚和曾国藩、胡林翼等各地统帅，都不断提醒江南大营，要看牢天京东南门户——溧水，谨防江西太平军偷袭。
江西，这个两江总督治下最不起眼的省份，此刻俨然成了最令清廷提心吊胆的地方，也成了太平天国版图内的“明星省”。第三回 两个江西省被遗忘的角落
江西自元代起始建行省，明、清两代均沿袭，至1856年时，全省辖4个道（粮储兼南抚建、饶广九南、袁瑞南临盐法、吉赣南宁），13个府（南昌、建昌、抚州、饶州、九江、广信、南康、袁州、临江、瑞州、吉安、赣州、南安），1个直隶州（宁都），共管1散州、4散厅、74个县，属两江总督节制。军事上，江西全省不设驻防八旗，绿营因不设提督，最高指挥官为江西巡抚（兼任提督），驻南昌府，管下有九江、南赣两镇总兵，袁州等四协副将，广德等各营参将，以及袁州等更小单位汛地防兵和抚州水师营，原来水陆两路绿营兵额定员数近3万人，但多次裁撤后只剩约2万，且布防分散，空额冗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曾上奏朝廷，说绿营兵总额60多万，空额达六七万人，说的虽是全国情况，但同样能反映出江西防兵的空额问题，也就是说，这2万左右的省防常备兵员，恐怕至少缺编2000人。
长期以来，江西之于清廷，一直是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行省。该省隶属明清两代财赋钱粮最集中的两江总督辖区，却既不像江苏那般富庶，又不像安徽那般扼南北漕运的要冲，加上“民风柔弱”（曾国藩的评价），不似皖北那样剽悍难制，也不若江南那般因知识分子多、和前明有千丝万缕联系，而总让清廷忐忑不安。除了清初追剿南明之际曾爆发过李成栋、金声桓起兵反清事件外，历次兵祸都和江西关系不大，因此一向被清廷视作无须多做布置的行省，长吏的选择多为因循守成之辈，防务布置也相当松懈，且历次大规模裁军几乎都免不了先拿“不需要多费工夫”的江西开刀：顺治年间，江西绿营裁军3000人；康熙初年，南赣巡抚被裁撤；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江西提督的专职被取消，改为巡抚兼任；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大裁军，史载“裁撤最多”的便是江西境内的南赣镇（原本中、前、后、右、左5个营5000人，裁掉左营，减少额兵千余人）和九江协（原本辖左右2个营2000人，裁为1个营，减少额兵900余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减轻财政负担——既然江西没有太多需要防守的目标，那么又何必设这么多冗员冗兵呢？
咸丰三年太平军“奄下东南”之初，江西同样是“风景这边独好”：周围各省的省城武昌、安庆、南京均被攻破；南京还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武昌和安庆则是多次被攻破，而江西却仅有九江一府被兵，九江府下属的湖口、彭泽两县遭太平军“过路”而已，且太平军在上述三城停留的时间均不超过一天。
外国人似乎对江西也并不是那么在意。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G.Delaplace）是第一位系统谈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法国人，早在1852年10月6日他就致信里昂、巴黎布道会理事，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个被他误以为“新教徒运动”的大事件。在这些信中他谈到太平军在湖南、湖北的军事行动，并预测他们将向“江南”发展，还叙说了许多道听途说的太平军、拜上帝会的传闻，却唯独几乎未曾提及他所居住的江西。很显然，他觉得太平军对这个省不会有什么兴趣。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为解决军需问题开始溯江西征，江西省会南昌也因此在癸好三年五月二十至八月二十日（1853年6月24～9月24日，清咸丰三年五月十八至八月廿二日）遭到太平军赖汉英、石祥祯部围攻，但因清方主将江忠源的死守而未能得手。此后太平军在江西全省的势力范围，就仅限于九江府、湖口县、瑞昌县等北部沿江少数府县，其目的显然是掩护长江通道，保障上游武昌和下游安庆、天京间太平天国辖区的联系。
尽管实际上只占据了两三座城池，但太平天国按照他们一贯的铺张风格，在他们控制的这一小片江西省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江西省”，即“改九江府为江西省（意即江西省会），改湖口县为九江郡”。此时太平天国尚没有省级行政机构和主官，在郡、县两级则分别设立郡总制、县监军，相当于清廷的知府、知县，而整个“江西省”的军政大权，则主要控制在九江守将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手中，但他似乎并不能节制官阶与他相等但资格却比他老得多的湖口守将东殿左卅一承宣黄文金。
1854年湘军初起，气势强盛，从湖南杀到湖北，夺取武汉三镇，之后又从湖北沿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不意却于1855年年初在九江、湖口碰了个硬钉子，湘军水师被截为外江（长江）、内河（赣江和鄱阳湖）两部，均暂时丧失战斗力。湘军统帅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初进驻南昌，却因只有军权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北方那片把自己军队一分为二的洪氏江西省徒呼奈何。
尽管如此，不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仍然未曾把江西省本身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更多将之当作进取其他目标的跳板。正因如此，九江-湖口战役后，两军在长江中游的争夺焦点，很快便转移到西边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三镇附近，而“两个江西省”间的对峙则似乎被大家淡忘了。
然而江西省的战略地位，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转变。共同关注
对于清朝来说，江西一隅不稳，就意味着上游的湘军无法构成对天京的压力，意味着天京始终不能彻底合围。不仅如此，江西不靖，还令更南方的重要省份——“夷务”前线广东，失去回旋纵深。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贡献军费（海关收入）和军需（洋炮及军火弹药）最多的省份，刚刚遭罹天地会“红兵”围城之祸，此时又被英国人、法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口实和理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许多清朝的大人物都相信，那里迟早会出事，会出大事（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凭自己有限的“国际及地缘政治知识”，还难以研判这里到底会出什么事）。
对太平天国来说，就更是如此。
尽管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避免了太平天国的大崩盘，上游的武汉三镇也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兵员的损耗和水师的衰落，让太平军难以在天京-镇江-瓜洲、安徽、湖北等任何一个战场上获得局部优势，甚至连均势都不易维持。此时太平天国的态势，是依托“天京铁三角”死守，而毗邻的以安徽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北占领区，则是“铁三角”得以持久支撑的补给源。但这个补给源因庐州的陷落已大为缩小，而清朝上下游水师力量的不断充实，又注定将切断连接补给源和被补给对象间的“血管”。如果延续这种打法，无异于慢性自杀。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传统的上游战略，是沿着长江布置据点并向四周辐射，除沿江据点外，内陆郡县只作为收集军需（特别是粮食）的目标定期扫荡，而不作长久占据的打算。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节约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缺点则是一旦水路出现问题，各据点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钉子”，非但无法为天京“输血”，自己都将面临“失血”的问题。
原本在1855年年底，太平军的上游战略，依然是以武汉三镇为根本，沿江展开，并与湘军争夺湖北，为此调动了两支太平军主力：国宗提督军务韦俊、洪仁政（天王洪秀全族兄）驻守三镇，持守势；翼王石达开自安庆西上援鄂，持攻势，两路各号称2万人，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实际上各不过五六千人。
清军在湖北有八旗、绿营和湘军等多支新、老军队，总数有万余人，主力为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部湘军，其中陆军6000人，大本营设在金口（今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水军在先前的九江-湖口之役损失惨重，后又遭到风暴袭击，一时丧失战斗力，只得在新堤（今湖北洪湖市新堤街道办事处）设立船厂，修复破损船只，同时新建三板等小型战船，此时已恢复元气，杨载福、彭玉麟则成为名噪一时的“水师名将”。此外，前面提到的从僧格林沁处分出的4500名清兵由西凌阿率领，进逼武汉三镇北面，其部署更多是防御性的，目的是堵住武汉太平军“北犯”畿辅之路。
胡林翼是湘军中第一个获得督抚身份的统帅，这让他获得了较其他将帅更大的后勤灵活性，可以就地动用地方财政解决军需问题，也可以直接节制省内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官员，使之更有效率地为自己的军队服务；而在此之前，湘军即便在自己老家湖南，也仍是一直仰赖财政拨款、需看地方脸色的“客军”。由于省内尚有官文（湖广总督）、西凌阿等多支旗、绿军和地方武装，湘军可以全部用于机动野战，加上战区范围有限、水路畅通，湘军尽管需两线作战，却可以逸待劳、从容应对。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石达开、韦俊在太平天国方面都是号称“能军”的第一流将帅，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武汉三镇自1856年1月初起被合围，石达开部在鄂东的进展也步履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石达开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将目光转向邻近的江西。
江西省防兵人数少、战斗力差，南昌防兵只剩2000人，全省募勇16000人，却分散各地，不相统属，早已腐朽不堪，省防主要靠湘军水陆师。水师因九江-湖口之败，在江西内河最初只有三板小船（后不得不将原本为恢复江西水师而造的长龙船30条调拨给湘军，又另添造快蟹船10艘），行营、住宿不便，官兵生活困苦，疲惫不堪，士气十分低落，当时主力驻泊于南康府青山（今九江市星子县青山镇）。陆军入赣者号称11000精锐，却被分成三股——罗泽南5000人、李元度3000人分别被牵制在九江、湖口城下动弹不得，周凤山部3000人远在赣东。坐镇南昌的曾国藩虽有钦差大臣关防，却只能管军，不能管民，湘军实际上仍然是江西省的一支“客军”，后勤与同地方配合、保障都障碍重重，曾国藩屡屡向朝廷请求兼任督抚，“以一事权”，然而清廷怕的原本就是这个“一事权”，以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故对曾国藩的建议或不置可否，或以“祖宗成法”搪塞。
很显然，相对于湖北，江西省的清军力量更加薄弱，一旦在江西得手，太平军各占领区间的联络，便可不再单纯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水路，更可对江南大营侧翼构成威胁，从而极大改善太平天国的战略态势。江西剧变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湖北通城出发，神速进入江西省境。清江西省防军仓促应战于义宁州马坳（今江西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结果战败，刚上任不久的南赣镇总兵刘开泰阵亡。十一月初三日（公元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太平军占领新昌县城（今江西宜丰）。
在新昌，石达开兵分三路。
北路由殿左廿七检点赖裕新率领，经棠浦镇进攻瑞州府，在这里遭遇湘军平江营抵抗。双方激战一昼夜，平江营大败，营官李锟、刘希洛等阵亡，太平军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55年12月18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夺取瑞州府城。1856年年初，赖裕新分兵略取奉新、靖安、安义等县，和原驻守九江、湖口的太平军林启容、黄文金等部辖区连为一片。图3.1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瑞州交战
中路是石达开亲率的主力，随行大将还包括春官正丞相张遂谋、夏官又副丞相曾锦谦等。这支大军自上高出发，在赖裕新部攻下瑞州府城的同日攻下临江府城。石达开随后驻节于此，分兵攻打吉安、抚州两府各属县。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廿五日（公元1856年3月1日，咸丰六年正月廿五日），石达开亲自督战，太平军在大雪中用地雷爆破，攻破坚城吉安府，斩清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等大小官员41名。二月十七日（公元1856年3月24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石达开在樟树镇大破湘军周凤山部，杀死千余人，其残部溃退南昌省城，造成“省城大震”的恐慌效果，许多人“夺门奔走”以至于自相践踏而死。二月廿一日（公元1856年3月28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军又攻下抚州府城。
南路原由检点胡其相率领，后改由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率领，自上高南下，经新喻水北进军，连克新喻、峡江、万载、分宜；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56年1月8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攻克袁州府城。
对于江西局势的突变，不论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奕詝，或近在南昌的曾国藩，均有些措手不及。奕詝先后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两广总督叶名琛分别派兵数千增援江西，而曾国藩本人则连调湖口李元度部和不久前被派往湖北增援的罗泽南部回援。胡林翼、罗泽南一开始判断失误，贪攻武汉，未曾全力增援江西，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而湘军前期头号悍将罗泽南，也在此期间死于武昌城下。
截至1856年4月，石达开部连克江西7个府、47个县，其中巩固的有7府39县，加上原就占有的“江西省”（即九江）4个府县，江西13府1直隶州中有8个府（九江、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43个县（瑞昌、湖口、彭泽、安义、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丰城、进贤、奉新、武宁、新淦、峡江、新喻、上高、新昌、分宜、万载、泰和、吉水、永丰、安福、万安、永新、龙泉即今遂川、崇仁、金溪、宜黄、乐安、东乡、新城、南丰，外加九江府附郭县德化、南康府附郭县星子、临江府附郭县清江、瑞州府附郭县高安、袁州府附郭县宜春、吉安府附郭县庐陵、抚州府附郭县临川、建昌府附郭县南城），均被纳入“太平天国江西省”版图，占领区面积压倒了清朝的那个江西省。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不仅令坐困南昌、连情报都很难送出去的曾国藩焦头烂额，就连江西境内许多绅士、士子也“靡然以为天覆地拆，不复作反正之想”，开始“甘心蓄发”相从，试图通过为“新朝”效力获取一官半职的晋升之阶，或“自肥”的生财之道了。
就连远在香港、上海甚至伦敦、巴黎的外国人，如今也开始关注江西所发生的剧变。一些商人抱怨传统的由江西运往广州的茶叶商路被战火切断，而传教士[如法国天主教江西、浙江教区主教当尼库尔（E.Danicourt）]们则纷纷向外界叙述他们本人或其信徒在战区的见闻。当时远东一些西文报刊上，已出现“江西将会发生什么”的讨论话题。
恐怕最富想象力的人士此刻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更惊人的风暴，即将从这里刮起，并波及整个中国。第四回 “红军”不速之客
一般认为，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从湖北杀入江西时，手下有2万多人马，但这个数字可能是错的。
石达开在1855年年底进军湖北时，的确有2万多人马，但前面说过，石达开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和湖北太平军韦俊部夹击并歼灭湖北清军，尤其是湘军胡林翼部，最低限度，也要确保武汉三镇不失，因此他先后两次分兵增援韦俊，第一次人数不详，但多称“数千”，第二次则号称四千人，倘认定两次增援兵力相近，则仅此一项就已经分走七八千人。他进军江西时并非全队开拔，而是留下一部分人马在湖北佯动，这些人马少说也应有两三千人，如此算来，石达开初入江西时的兵力，充其量只有一万五六千人，如果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除以四，则更只有四五千战斗兵。
很显然，仅靠这一点点兵力，偷袭可以，但大规模攻城略地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不分兵无以扩张地盘，而一旦分兵，原本有限的兵力就更会处处单薄，很容易被曾国藩这样的危险对手抓住要害，各个击破。
正因如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自通城进入江西省境起，至十一月初三日（公元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占领新昌止，石达开一直谨慎地将主力捏成一个拳头集中使用，而将牵制、佯动之类的任务，全部交给本就在江西境内的黄文金、李远继、胡鼎文等部。
但在新昌待了10天左右，石达开的用兵风格，忽然从小心翼翼变作大胆泼辣，他不但在1855年年底、1856年年初分兵三路，分头攻略赣北、赣中、赣南各府县，到了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新岁之后，更将原本的三路人马又分出许多路来，从而加快了攻城略地的进度。
原本这是十分危险的举措：曾国藩老谋深算，入赣湘军正调整部署，而清廷和曾国藩本人从邻省搜罗来的多路援兵，也已开始有所动作了，一旦这些“分散的小队”被逐渐集中的敌军所捕捉，江西战局就会发生戏剧性逆转。
然而这一幕却并没有出现，江西太平军非但坚强顶住了几乎每一路清军的反扑，且丝毫未曾放慢扩张的速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石达开部固然“分散”，但分散出的每一路都不是什么“小队”，而是数千人、上万人的“大队”。
他入赣时不是最多只有万余人马吗？怎么不到两个月时间，兵力就一下变得充裕至此？
这就要说说比石达开稍早一些，从南方闯入江西省的“不速之客”了。天地会
这些人来自广东的天地会，当时的人们习惯叫他们“红军”。
天地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等，是历史悠久的反清团体，何时起源，说法不一，但最迟也应在乾隆廿六年（公元1761年）就已成形。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此会众自称“洪门兄弟”（“洪”指代朱元璋的年号“洪武”），自我介绍时常说“本姓某，改姓洪”，采用秘密“堂口”的方法组织、活动，一方面“天下洪门是一家”，只要通过复杂的暗号切口核实彼此身份，即便素不相识也可以得到洪门兄弟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各堂口之间并无密切关系，往往各行其是。
既然要反清复明，那么就免不了起兵造反，在这点上天地会也显得特色鲜明：因为要表明自己是“大明忠臣”，所以但凡天地会系统起兵，首领通常自称“大将军”“大元帅”，却绝少称帝称王——因为只有姓朱的人才有资格称帝王，这一“潜规则”直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才被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在广西浔州（今广西贵港市桂平）局部打破。陈开、李文茂等四位首领称王，建国号“大成”，年号“洪德”，但仍然不敢打破“称帝”这天地会的最后一条禁忌。
天地会的堂口遍布全国，连当时汉族人口很少的东北、新疆都有其活动，因此民间有“合字一条线，洪门一大片”的说法，意思是说，运河漕帮（青帮）分布很集中，基本上局限在运河一线，而天地会（红帮）则遍地开花。尽管如此，南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仍然是天地会最为活跃的地区。
相较于台湾、福建，广东天地会算是“小兄弟”，起步稍晚，但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五口通商”之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自然也成了吞吐量最大、码头工人和苦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这些相对无牵挂的壮年男子，恰是最容易被天地会“互助、讲义气”理念所吸附的对象；此外，由于是唯一的“大码头”，广州成了百物集散、万商辐辏之所，联络、传播任何东西都有更高效率。当时传播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不约而同荟萃于广州。“洋和尚”能看透的道理，土生土长的“洪门”当然也不会看不透。图4.1 1856年前后广州繁荣的街市场景
其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封疆大吏在广东大规模募勇备战，并号召沿海各府州县兴办团练，而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量壮丁备战且又对此有浓厚兴趣的势力，就包括“洪门”。正因如此，道光末年广东天地会得到极大发展，许多地方的团练实际上被天地会控制。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大量裁撤战时招募的勇丁、杂役，加上战争对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些“退伍老兵”既无法维持新生活，又难以回归旧生活，他们中不少人便投向唯一能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的“洪门”等社团（有些人本来就是“道上兄弟”），令广东天地会势力更大。
当时广东“拜兄弟”的人数众多，中下社会阶层里几乎所有行当都被卷入，如东莞石龙天地会首领何六，原本是开米铺的；番禺县太和镇沙亭岗天地会首领周春，原本是种菜的；后来成为“大成国”四王之一的广州江村黄婆洞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原本是粤剧演员；后来投入太平天国、在本书所叙述的整个时段都是镇江与瓜洲主将的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吴如孝，在广东参加天地会时，是广州城外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洋行司会计；另一个天地会出身的太平天国名人、当时已被杀的扫北军主帅之一广东揭阳人林凤祥，参加天地会时是个“无业游荡”的流民……洪秀全开始传教时，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到处是“洪门弟兄”的“天下”，他本族的许多族人也是天地会会众，如他的堂兄、后来做到恤王的洪仁政就曾因为“拜兄弟”，被亲官府的团练烧了房子。
广东天地会活动能力强，相应的，广东各级地方官和亲官府势力对付天地会的能力也“首屈一指”。受到压迫的广东天地会，部分选择了向周边压力较小的地区扩张。他们中许多人是“混码头”的，因此这种扩散也往往沿着水路发展，其中一些会众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另一些则沿着北江扩展到湖南，更有相当一部分索性漂洋过海，成为“外国洪门”，本书所述时段开始前不久刚刚被镇压下去的、在上海和福建闹得轰轰烈烈的“小刀会”，就是这种洪门分支，而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致公堂、民治党，追根溯源，也都和当初的“洪门出海”一脉相承。广东天地会会众活动能力很大，当时清廷有人将广东、广西天地会分别称“广马”“土马”，认为前者战斗力远胜后者，如果一支“土马”队伍里混入几个、十几个“广马”，战斗力往往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
两广天地会起兵原本在太平天国之前，因此当时主持金田团营的萧朝贵才假托天兄（耶稣）之口，说“八方煷起，起不复熄”。在金田团营前或同时，广西境内活跃着许多天地会武装，如陈亚贵、李元发、罗大纲、张家祥、任文柄、大头羊、苏三娘、大鲤鱼等，他们中有的在山区活动，有的则在水面活动，吸引了清廷的注意力和攻击力。太平军能在广西从容发展壮大，和天地会的这种“掩护”甚有关系。在清军重压下，广西天地会堂口发生分化，有的继续就地活动，如后来名垂青史的刘永福最初的“盟主”，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天地会小堂主、广西南宁府迁隆寨旗头郑三；有的降清，如本书叙述时段中已是江南大营第一名将的张国梁，正是前面提到的张家祥，而后来因镇南关大捷名扬世界的冯子材，也是此时以会党小头目身份降清的；还有一些则投入了太平军中，如罗大纲、吴如孝、刘官芳、李能通、何明彪等，都是原先天地会的大小头目。他们的加入不仅为太平军增添了许多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百战之士，而且还在关键时刻给予太平天国决策层许多战略方向上的启迪，如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攻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和罗大纲在此前一年曾以天地会首领身份偷袭永安州得手有关，而攻打桂林不下后北上湖南，而非照原计划去广州、香港，则和湖南郴州天地会部分会众投奔后的建言不无关系。甚至，太平军最终将进取南京作为远征的目标，也或多或少受到天地会的影响——那正是“我大明”的都城。
当太平天国势力迅速膨胀，名声很快压倒天地会，成为清廷头号大敌后，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广东天地会的行动。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谣言，说洪秀全本来不姓洪，而是因为拜了天地会杨大鹏、朱九涛为师，为便于号召才“改姓洪”的——这显然很符合“洪门”的传统惯例，而后太平军越走越远，广东天地会的“太平军印象”也就越来越一厢情愿，离题万里。据现今保留下的天地会方面文告、信函显示，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后，广东“洪门”听说太平军“光复大明都城”、在南京“虚立朱洪竹小主之位”、一切制度都仿效明朝，非但大受鼓舞，而且甚至有些感到惭愧——“金陵兄弟”能做的事，历史悠久的广东“洪门”为什么就不能做呢？
于是在1853年春夏之际，广州周围许多县镇，就被半公开的“红兵”所占据，他们中有的仍照“洪门”规矩自称“反清复明”，有的则假托太平军旗号，更多的则两样都做（反正他们自己也误以为太平军就是天地会）。这年6月下旬，由洪秀全从天京派遣、给自己美国籍宗教老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送信的信使叶师帅，在两次送信遇阻后就曾直接去天地会堂口投诉，“洪门弟兄”不小心弄坏信封后，他们居然还合伙做了个盖有“太平天德王”印的假信封，装入真信，再度送上罗孝全的门，结果被罗孝全的邻居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鉴定为“真货”。
伯驾并非寻常医生，他参加过《中美望厦条约》谈判，1847年担任过美国驻华临时代办，1855年，也即鉴定这封信后两年，成为首任美国驻华公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但他当时对这个天地会伪造的印章毫无察觉，信以为真，这表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太平军和天地会本来就是“一家人”。至于“洪门兄弟”，敢在信封上使用“太平天德王”这个太平天国绝不认账的天地会口号作假，表明他们也依然认为洪秀全的“洪”和洪门的“洪”，都是一回事——事实上，当时清廷大多数官吏也同样是这么认为的。
这时广州附近的许多天地会都是以“灰色”面目出现的：一方面，他们是“洪门”，甚至偶尔冒充太平军以壮声势（尤其在洋人面前）；另一方面，他们是“团练”“社学”，打着当时很顺应民意的“反洋人入广州城”旗号，同官府虚与委蛇。到了1854年，这种“两头吃”的把戏终于演不下去了。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六月间，广东天地会在东莞、佛山等地率先公开举起了反清旗号，“红军”迅速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当时陆军号称数十万，水军有大海船数千艘。他们围攻广州半年之久，在此期间，还曾多次表达自己和太平天国的“一体”，甚至有天地会中的“智者”，对广东天地会各堂口四分五裂、互不配合的局面痛心疾首，写信给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甘先，希望他们学习“金陵兄弟”，包括设立各级官职、凡事共同商议配合，以及“虚立朱洪竹小主牌位”等。这些做法有些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不过形似，有些倘被真太平军听见，怕是要斥为“妖言”，“斩首不留”的，但广东“洪门”却浑然不觉。他们固然不可能改掉山堂分立、互不相下的“光荣传统”，但模仿一下太平军的架构还是不妨的，于是某些“红军”也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把首领的头衔改为“师帅”之类。
当天地会以“灰色”面目出现时，广东清吏的态度是暧昧的，既警惕“会党”扩张势力，又希望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去做一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给洋人捣乱，阻止他们入城，而官方又可推卸责任。但如今天地会公开造反，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当时天地会使用红旗，广州附近村镇圩寨，只要响应“洪门”就都会竖起红旗，广东清吏就规定战区内清方一律使用白旗，只要挂起白旗就意味着支持官府，和“会党”势不两立。这种“红白之战”，正如一位当时当地的文人所言，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
对近在香港、一心想入城甚至直接向北京派遣公使的英国而言，他们固然对与叶名琛等清方官吏打交道、捉迷藏极不耐烦，但更不愿广州陷入所谓“无政府状态”。在他们看来，“红军”控制广州城，很可能对他们极其重要的广州商务构成致命打击，而帮助广东当局打击“会党”，则或许有助于日后提出更多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互相羁绊的广东清吏和香港英人联起手来，对包围着广州城的“红军”发动围剿。到1855年初，“红军”大本营佛山陷落。由于英军控制了水面，各路“红军”中除一部分在李文茂、陈开等的率领下沿西江进入广西外，相当多的堂口沿陆路进入山区，并北上转入湖南郴州、桂阳、茶陵、兴宁、安仁等地，试图汇合当地天地会会众。但此时湖南湘军业已兴起，故“红军”立足不住，就在1855年秋先后从茶陵取道永新、安福、分宜、万载进入江西，比石达开早了一步。一山二虎
这些进入江西的天地会会众，是广东“红军”的精华，主要首领有周春、葛耀明、陈荣、邓象、卢纬、翟火姑、谭星、谭富、李鸿藻、陈显良等，其中周春诨名豆皮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天地会成员，“红军”起兵时的“大都督”；陈荣是“红军”起兵后最早攻破清方城市（连州和肇庆）的天地会首领；陈显良是“红军三魁首”（李文茂、陈开、何六）中何六的左膀右臂，何六在湖南战死后，余部都归他节制。这批人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大多数为精壮战兵，他们久经战事，戎马千里，而他们的首领更有丰富的反清资历，如周春等人开始聚义时，洪秀全还在孜孜不倦地考清朝秀才呢！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九月十七日（公元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这支“红军”占领永新，这是“红军”在江西占领的第一个城镇。此后他们先后占领过安福、分宜、万载、永宁，并多次击败江西省防军，但所占地盘旋得旋失，无法在江西站稳脚跟。
这些“红军”号称十多万，实际上恐怕只有两三万人，如果没有巩固的地盘和稳定的补给，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而恰在此时，石达开的人马攻下了邻近的上高。
此时的“红军”，大抵已经知道太平天国跟“洪门”“天德”其实没多少关系，且自立国号，自封天王，和向来“非朱姓不称帝王”、坚持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格格不入，否则早在湖南他们就可北上投奔太平军，而无须再跑到江西来。如今却和太平军无巧不巧撞在一路，一山不容二虎，“洪门”兄弟们该作何选择？
此时太平军打了几个胜仗，兵力大为扩充，也号称十多万，按照“二千五作一万”的传统和实际情况，估计有两三万人，和“红军”兵力相当，而战斗力则各有千秋；太平军组织性更强，且后勤保障更好些，“红军”则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据《新昌县志》记载，“红军”原先并不情愿“入伙”太平军，甚至有火并之意，但权衡利害，最终在上高县土著严守和的撮合下，加入了太平天国。“红军”和江西太平军人数差不多，组织、风格又格格不入，太平军想效仿1851～1852年在广西、湖南期间消化、吸收小股天地会堂口的做法，将他们彻底太平军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旦弄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石达开在征得天京方面同意后，采取了灵活手段，将这些“红军”单独编组，成为太平军中独树一帜的一个分支。
这个独树的“帜”，是一种用多种颜色镶拼起来的旗帜，被当时的人俗称为“花旗”，这也成了加入太平军后这支“洪门”人马的专称。后来曾有人批判“石达开机会主义”，指责他“擅自允许花旗保留自己原来的旗帜”，这缺乏考证，因为“红军”原来使用的是红旗，偶尔用黄旗，和太平军的习惯相似（太平军主要用黄旗，偶尔用红旗），“花旗”只能是收编时颁发的新军旗，目的自然是和原本的太平军有所区别。
从目前的资料看，花旗的编制和当时的太平军不同。1855、1856年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单位，以下为师、旅、卒、两、伍5级，虽然军、师一级缺额很大，但基层单位两（25人）通常编制很充实；而花旗的编制却是队、先锋、旗三级，队的长官称“队将”，先锋的长官称“先锋”，如李鸿藻封殿左三中队将，谭星封右队后永忠先锋，周春封中队前精忠先锋，葛耀明封中队后永忠先锋，林彩信封中队中赤忠先锋等。根据残缺的资料可以判定，花旗系按殿左一、殿右二……的序列编制并分中、左、右队（目前看到最高番号为“殿右四中队”），每队下设中赤忠、前精忠、后永忠、右耿忠、左X忠（资料残缺）五先锋，先锋下设若干旗，每旗21人。这种编制既符合“红军”的旧习惯（在广东起兵时他们就以21人为一旗），又不动声色地压低了各级“花旗”将领的职衔。
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收编显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花旗”自由度太大且自成体系，纪律不容易约束，更严重的是主要首领官职太低，如周春、陈荣都只封了指挥，这个职位在此时的太平天国实在算不得高官，不说其他地方，仅江西一地，太平军中就有王一人（石达开），豫爵一人（胡以晄），侯爵两人（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两人（春官正丞相张遂谋，本年提升为冬官副丞相的林启容），检点级别官员十多人（正职检点赖裕新、胡其相等，和职同检点的黄文金、胡鼎文等）。在太平天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制度下，统率上万“花旗”的“洪门老大”，很可能不得不向只率领千余人偏师的太平天国三四流人物低头。这还不算，太平天国和“洪门”一样，官兵间都互称兄弟，但谁是兄谁是弟，却是由官爵高低而非岁数甚至辈分大小来决定的。当年石达开只有20多岁，而年逾60、此时已战死的曾天养和同样是老年人且是他岳父的黄玉琨，却都要称他为“兄”。“花旗”首脑中大多数岁数都不年轻了，而太平军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将领，却有许多是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其中之尴尬不言而喻。
不过此时大敌当前，“黄旗”（太平军）和“花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打败清军，夺取江西更多的府县，扩大自己的兵源、财源和生存空间。
正因如此，“黄旗”和“花旗”这两个看似不太般配的小伙伴，在江西闪电般携起手来，使得江西省境内的太平军总数一下膨胀到号称20多万，实数也恐在6万以上。这不仅让石达开敢于迅速调整战略，改稳扎稳打为分兵出击，也让天京方面在为迫在眉睫的决战调配兵力时，有了更充分的灵活性。第五回 一招险棋历史的迷雾
如果说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是外国记载、报道中国的“大年”，那么1856年就是不折不扣的“小年”，不但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后两年间层出不穷、充满新鲜内容的“官方报道”，即来自各国使节及其随员、军人和官员的访问记、印象记突然付之阙如，就连“非官方报道”，比如曾经充斥外国人在远东所办媒体书肆的那些有关太平天国、源自直接或间接与之接触过的“洋兄弟”（传教士、商人、逃兵等）之叙述和评论，如今都已凤毛麟角。
1856年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资讯相对发达的时代，通往远东和中国的航道、邮路已经打通，各种各样专门办给各色在华外国人以及通晓外语的中国人阅读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它们出于职业本能的探究、挖掘，今天的我们，才能多少阅读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才能更容易地拨开迷雾，探寻当时的真相。1856年是决定中国境内“两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年份，此时此刻倘若这些“不同的声音”更多些，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
可偏偏正在这最要紧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忽然沉寂了：“官方报道”近乎绝迹，“非官方报道”或老生常谈，或真伪莫辨——即便这样的信息，数量也大为减少。在华或在欧美的外国传媒固然仍对“中国这一年发生的事”兴趣盎然，但信息来源的匮乏却让它们无米下炊，徒唤奈何。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七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天京事变爆发，远东西文传媒高度重视，力图加大报道力度，其中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家远东西媒——《中国之友》和《北华捷报》都不遗余力挖掘“猛料”，可效果却令人失望：《中国之友》花了近一年时间才由一位叫雷诺兹（E.Reynolds）的授权发表了一篇专题深度背景报道；《北华捷报》动作稍早，发表了一篇专题通讯和一篇深度报道。这三篇在当时堪称最翔实、最“一手”的第三方报道，却在对一些关键人物、事件、进程的记载上相互矛盾、云山雾罩——更要命的是，这三篇“最权威报道”的来源居然是同一个人——因喜欢吹牛而被同伴称为“大嘴巴”的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这位“目击者”信息的可靠度，甚至连上述三位撰稿人自己都觉得相当可疑。然而可疑也得用，因为资料虽可疑，总好过没有资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