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安伦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外出版原著选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万安伦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7-303-23755-5
Ⅰ.①中… Ⅱ.①万… Ⅲ.①出版工作-著作-世界-教材 Ⅳ.①G23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2870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53.25
字 数：1000千字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全两卷）
策划编辑：马佩林 责任编辑：马佩林 禹明超
美术编辑：李向昕 装帧设计：李向昕
责任校对：段立超 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作者简介
万安伦，安徽宣城广德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中组部专家库专家。首都文明礼仪研究基地主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特约撰稿人。曾任《中华英才》半月刊社副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教育培训中心执行主任等职。主要研究编辑出版、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文明礼仪、文学奖励等。出版学术著作：
一、出版类：《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原著选读》《数字出版研究》；二、文学类：《废墟上的歌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奖励机制研究》《中国文学奖励史》《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三、文化类：《学界回眸：新中国文化60年》《美德照亮人生·爱国》《北京文选（先秦至宋代）》；四、教育类：《基础教育创新之路》《学生安全系列读本（五卷本）》《学生安全教育传播》。计13部。出版编著3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25项。2014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及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7BXW046）的阶段性成果。序言
个人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组成，跳不出“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及方法论）的基本逻辑框架。文学学科基本是由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文学原理及比较文学、写作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的；史学学科基本是由史学史、史学原著、史学原理及史料学、考古学等方法论课程构建而成的；哲学学科基本是由哲学史、哲学原著、哲学原理及逻辑学、分析哲学等方法论课程组建而成的。非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构成如此，理学和工学的基本学科构成也大致如此。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四者可以说是一门学科的方鼎四足，或者更通俗一点说，是一个桌面的四条腿，该学科的基本面即由这四条腿支撑起来。
由是观之，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总体上表现为“相当薄弱”和“长期跛足”。特别是出版学在原著挖掘和整理方面几为空白。多年前，本人从肖东发老师手上接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专业研究生的《中外出版史》课程教学任务，因教学备课之需要，一直在寻找“中外出版原著选”或“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之类的书籍和资料。多方搜求无果，无奈之下，便萌生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想法。几乎与撰写《中外出版史》教学讲义同时，本人开始了“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编撰的构想和材料准备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大体上完成了这本《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的体例、选目和简略导读，现将其付梓出版，希望能帮助从事出版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同仁们及从事出版实务工作的朋友们，做一点前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收集和整理古今中外智者先贤对于出版论述的原始文献时，编者一方面深深震惊于此类文献的丰厚和广博，另一方面也深深遗憾于学界和业界对此类原始文献的漠然和无视。由此也产生对这个学科建设的深深忧虑。
出版学（或称编辑出版学）学科发育较晚，而且很不成熟，其学科属类及边界尚待进一步认识和界定。因出版专业尚未发展成为一级学科，故国内的出版专业大致作为二级学科架构在以下四大一级学科之下。其一是架构在文学学科之下（偏文献文本，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其二是架构在信息技术学科之下（偏信息技术，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三是架构在新闻传播学科之下（偏出版传播，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此外，还有将出版专业归属在管理学学科之下，偏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可见，出版专业的学科属性和基本定位，仍有进一步地探究和明晰之必要。
个人看法，出版学科长期以来没有发展完善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换句话说，要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好出版专业，必须做好以下两件工作。
其一是积极促使行政主管部门将该专业独立成为一级学科。国内之所以出现将出版专业分属于文学、信息学、传播学、管理学之纷乱情况，主要是因为，出版专业实际上是一门偏实践性的综合性学科，其既有出版文献性质的文明性和编校性，也有出版经营和出版管理性质的经管性，还有出版技术性质的科技性和出版效果及影响性质的传播性，此外，还有出版实务性质的实践性。因此，将该专业架构在任何现存的一级学科之下，都存在“挂一漏多”的问题。只有将出版专业独立成为一级学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学科发展的瓶颈和桎梏问题。
其二是学界要进一步在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加大和加强对该学科内涵属性、外延边界及各类学术问题的研究，在学理和学科建设方面进行更加艰苦扎实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些从事出版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本职所系和责任所在。只有将该学科的基本属性、外延边界、基本原理、历史脉络、原始文献、结构范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问题研究透彻和界定清晰，才能真正使该学科在学理上平行并立于各大一级学科之林。
基于对出版学科的热爱，也基于为建设该学科甘作铺路石的个人情怀，在克服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我们编撰这套两卷本的《中外出版原著选读》，希望能引起学界和业界及社会各界对中外出版原著梳理和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为方便阅读和查找，现将这套《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的编撰体例和具体情况作简略介绍。（一）“中国卷”和“外国卷”分列。限于篇幅和容量，在体量巨大的古今中外关于出版的“原始性”和“原点性”著作中，共精选出140篇经典原文，分编为“中国卷”和“外国卷”；（二）“中国卷”和“外国卷”均按“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制度及版权”六大板块归类（对于多个方面均有论及的选文，则依据其在某方面略显突出的特点进行归类，因此这种归类有时稍显简单）。这与拙作《中外出版史》的“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四大出版维度的理论框架是一致的。只是将“出版活动及成就”中的“思想成就”和“制度成就”（版权是一种重要和特殊的制度成就）单列出来，分别置于头尾，体现“思想引领”和“制度兜底”的考量；（三）选文归类，不以作者国别为据，而以所写内容为准；（四）每篇文章包括原著（长文则节选）和导读两部分。原著采用页下注释并标明出处，导读则基本包含作者简介、原著背景、选文价值、选文分析等内容；（五）六大部分中每部分的选文按原著作者的出生先后排序；（六）导读内容为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及少数本科同学在本人指导下撰写完成，本人又通改了数遍，为不掠人之美，每篇导读后均将导读撰者姓名列出。“外国卷”中部分内容为本书的编撰团队首译，译者姓名也一并标明。
在此，本人对所有参与、支持、鼓励本项工作的领导们、老师们、同学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要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领导和马佩林为首的编辑团队的出版情怀表示敬意和谢意！
因无前例可援，并受选编者水平之限，错误和不当在所难免，敬俟批评指正！
是为序。万安伦2018年2月26日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第一编 出版思想【选文】[1]先秦出版思想五则先秦作家（一）论语·卫灵公[2]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3]（二）论语·八佾[4][5]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6][7]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三）论语·述而[8][9][10]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不语怪、力、乱、神。[11][12]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本文节选自《四书章句集注》，（春秋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著，（宋）朱熹集注。万安伦、周家翠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点校。（四）庄子·天道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13][14]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本文节选自《庄子集解》，（战国）庄子及其弟子著，（清）王先谦集解。万安伦、周家翠据《庄子集解》清宣统元年思贤书局刻本点校。（五）左传·隐公·隐公十一年[15][16]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17]，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本文节选自《春秋左传正义》，（春秋战国）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万安伦、周家翠据《春秋左传正义》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点校。【导读】
一、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刻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渐成大学者。创办私学，有教无类。50岁时在鲁国做官，因对国君失望而弃官，带学生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成效不大。晚年一面聚徒讲学，一面据说整理《周易》《诗经》《尚书》等典籍，并对鲁国史书《春秋》作了修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行文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论语》不仅是古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也是当代需要传扬并学习的重要传统文化典籍。
孔子在晚年整理六经，修订《春秋》，是春秋时期的图书编辑活动的重要代表。选文则主要节取有关孔子编辑理念的句子以供阅读。选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大意为，孔子说：“我会像史官那样对有疑问的地方缺而不记。有马的人（自己不会调教）先给别人使用，这种精神，今天没有了罢。”从文中可以看出孔子在编辑图书时，对存在疑问的地方不轻易改动，不凭借主观臆测独断妄改。显示了孔子在编辑六经时的态度和原则，即“编辑而非著述”，这也与当下编辑理念所强调的意向相吻合。
二、《论语·八佾篇》是《论语》的第三篇，包括26章。本篇主要内容涉及“礼”的问题，主张维护礼在制度上、礼节上的种种规定。孔子提出“绘事后素”的命题，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
选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大意为，孔子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后代的封国）杞国不能充分证明它；殷朝的礼仪我也能说出来，但是（商国后代的封国）宋国不能充分证明它。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历史资料和先贤留下的文献典籍不多的缘故，如果充分的话，那我就能用这些文献典籍来充分证明了。”
从选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编辑古籍时极其注重考证，没有客观证据，即使主观上再自信也不能随意阐发。文中体现为孔子能够记述夏礼和殷礼，但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资料佐证，便没有记录阐发这些内容。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现代图书形制、图书编辑思想形成的萌芽时期，孔子注重权威资料的运用核校与现代科学编辑出版思想不谋而合。
三、《论语·述而》共38章，提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态度，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选文节取的第一句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思是，孔子说自己只作口头阐述而不作书面创作，相信并且喜欢古人古文，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子和彭祖；第二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喜欢谈论怪异、强力、暴乱、鬼神之类的事情；第三句话——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勉求学获取知识的人。这其中“述而不作”“不语怪力鬼神”“好古敏求”从出版的角度而言体现孔子的理性的编辑出版思想。即不讨论虚无缥缈的故事，只对事实进行称述，绝不加入自己的想象等。孔子编辑《春秋》等文献，可谓是较早的传统意义的编辑出版活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都是后世对孔子编辑出版手法的肯定。
孔子曾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对它们进行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整理、加工、编撰，孔子是我国较早的编辑出版大家，而《论语》作为对孔子思、言、行的全方位记录，通过选文可以了解到孔子所坚持的编辑出版理念和编辑出版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明确的编辑意图、科学的编辑方法、理性的编辑态度，对当下的编辑出版者仍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四、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人，庄子的生活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公元前369—前286年。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后世习惯将他与老子并提，称作“老庄”，而将他们的哲学称作“老庄哲学”。同时他也是先秦七子之一。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甚广，著有《庄子》一书，主导思想是对《老子》的继承，全书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代表了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的高度。《庄子》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主要反映了庄子的哲学、艺术、美学与人生观、政治观等。《庄子·天道》中“天道”一词就是自然规律，这一篇主要讨论的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世人不要抗拒和改变自然规律。
这则选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主要是说，世上的人们所尊崇的大道，全都依赖书籍的记载。书并没有超越言语，而言语确有可贵的地方。言语可贵在于它的思想，而思想又有它的附随。思想的附随，是不能用言语来传达的，而世人因此看重言语传之于书。世人虽然看重它，我却认为它不值得看重，因为世俗所看重的并不是真正值得看重的东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世人一般对书的价值和思想是十分认可的，而庄子崇尚顺其自然，认为世人更多的是需要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亲身体验。这是从哲学意义上讨论书的价值和人之间的关系，庄子的探讨给予我们新的认识角度。
五、《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
鲁隐公，名息姑，鲁国第十四代国君，在位十一年。隐，是谥号。惠公死时太子允还年幼，于是隐公代掌国君之位，后为桓公所弑。孔子所作之《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故当时的国家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其纪年年号常被提及而出名了。
本则选文——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节选自《隐公十一年》，记录了隐公十一年（前712）的大事，是说在冬季十月，郑庄公带着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十四日，把宋国的军队打得大败，以报复宋国攻入郑国的战役之仇。宋国没有前往东周朝廷报告这件事，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凡是诸侯发生大事，前来报告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出兵顺利或者不顺利，也是一样。即使国家被灭亡，被灭的不报告战败，胜利的不报告战胜，也不记载在简册上。将不同事情记录在简册上其实就是一种出版活动的体现。选文清晰地表明：“告则书，不然则否”，说明《春秋左传》的史录标准，这种标准其实就是《春秋左传》出版思想的体现。（周家翠）[1] 题目为编者所拟。[2] 阙文：史官记史过程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便缺而不记，后世称此为阙文。[3] 佾（yì）：古代乐舞的行列。[4] 杞：周代诸侯国国名，是夏禹后代的封国，如今在河南省杞县一带。[5] 征：证明。[6] 宋：周代诸侯国国名，商汤后代的封国，如今在河南商丘市一带。[7] 文献：这里的“文”指历史典籍，“献”指的是先贤的见闻和经历。[8] 述：传述，阐述。[9] 作：创造，创作。[10] 老彭：指老子和彭祖二人。[11] 好：爱好，喜好。[12] 敏：勤奋。[13] 意：应该指精神实质和思想内容。[14] 随：从，指生产的地方。[15] 郑伯：郑庄公，姬姓，名寤生，郑武公之子，郑国第三任国君，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16] 虢（guó）：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出自姬姓。[17] 臧否：善恶，得失。【选文】报任少卿书司马迁[1]
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2]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3]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4]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5]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6]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7]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8]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9]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10]阝贵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11]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12]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13]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14]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15]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16][17]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18][19]《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20][21]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22]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23]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24]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本文节选自《汉书补注·报任少卿书》，本篇为（西汉）司马迁撰，（清）王先谦补注，万安伦、崔潇宇据《汉书补注》清光绪刻本点校。【导读】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出生于陕西韩城县南10千米的芝川镇。其先祖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初太史令。司马迁10岁即诵读古文，师从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元封初，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正式着手撰写《史记》，这一年司马迁42岁，正当精力充沛的盛壮之年。《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所体现的古代编辑思想是“发愤著书说”和记载历史的“实录”精神。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荣辱，相比“死节”之士，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
司马迁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意识。《史记》是中国史事第一次系统整理的伟大成果，司马迁在确定了表现大一统的民族历史和时代精神的修史宗旨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可以承载如此深广厚重之历史内容的撰述体例。司马迁悉心考察各种体例在表述上的长短巧拙，不拘一格，取裁熔炼，成功地开创了构架雄伟、气势宏大的新史体。这一新史体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遂称其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视历史为整体，是司马迁历史学编辑出版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精华。本纪、世家、列传三体构成以帝王为中心，公侯列旁侧，将相名臣、通儒学者、游侠义士、农工商贾等环列拱卫的庞大的历史风云人物群像，并由此刻画出与历史发展相联动的人物群体。
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其起因、动力、过程、结果，都会表现为彼此相连的历史环节和历史因果。这表明历史是一个时刻处于变化发展中的整体，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孤立地割裂开来看待。司马迁通过十二本纪的编年记事，直接描画出了中华民族自黄帝迄汉武帝3000年发展的整体历史轮廓。但是，由于时长事繁，人多史积，历史纵向变化发展的断限和社会制度沿革更替的眉目，难免会湮没在漫长的大事记载和众多的人物传记之中。表、书的设立，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纪与世家、列传互为纲目，而纪、传与表、书又成经纬，从而使得历史变化发展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清晰。
司马迁的修史理想是“成一家之言”，《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在结构和形式上提供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条件。而理论上的表述，也即《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条件、动力等问题的探究与思考，则大都集中在序、赞、论中。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篇》中对司马迁作序、赞、论的意义有一段切中要旨的精彩评述：
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
章学诚所谓的“明述作之本旨”，是指阐发《史记》的著述义例，提示立篇的旨意。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全书的总论，对书中130篇文字逐一总括旨意。其中云：“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这表明《秦始皇本纪》中将着重于对秦始皇在位施政大事的评述，立篇的旨意清晰可见。此前典籍，在这一方面的意识较为淡薄。至司马迁撰著《史记》和刘安汇集门客编纂《淮南子》，始在书末各撰叙例，叙录书中各篇的述作之意。这样就等于将著作完整的篇章结构明示于世，此前著述编次不明的问题至此得到了有效解决，从而使古代史书的编纂体例更趋完善，这在古代书籍编辑出版史上影响深远。（崔潇宇）[1] 曩（nǎng）者：从前。[2] 罢：通“疲”。[3] 说：通“悦”。[4] 卒卒：通“猝猝”，匆匆忙忙的样子。[5] 薄：急迫。[6] 惟：思考。[7] 搴（qiān）：拔取。[8] 趣舍：向往和废弃。趣，同“趋”。[9] 弮：弩弓。[10] 阝贵：坠毁。[11] 鬄：同“剃”。[12] 阱：捕兽的陷坑。槛：关兽的笼子。[13] 财：通“裁”。[14] 耎：“软”的古字。[15] 俶傥：豪迈不受拘束。[16] 西伯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17] 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18] 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19] 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20] 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后为秦国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21] 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22] 仆窃不逊：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23] 失：通“佚”。[24] 闺之臣：指宦官。闺、都是宫中小门，代指禁宫。【选文】战国策序刘向[1][2]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3]余卷，错乱相糅舛。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4]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5]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6]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7]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8]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9]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10]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11]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12]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嗣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13][14][15][16]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17][18]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19]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20][21]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22]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23]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24]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积，终无信笃[25]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26]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27]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28]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本文节选自《战国策》，（西汉）刘向集录。万安伦、刘浩冰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战国策》点校。【导读】
本文为《战国策》的序言。《战国策》是刘向根据战国史料整理编辑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了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江苏沛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宣帝时曾任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后因屡次上书弹劾外戚、宦官，被多次下狱，被废十余年。成帝时再次被起用，改名“向”。刘向整理编辑的《战国策》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章开篇首先叙述了刘向校订《战国策》的经过。序言中刘向说，他所校勘的宫中所藏《国策》，书卷内容错乱相杂，不同国家的篇目共八篇，数量少，史料严重不足。因此，刘向根据国别不同给予分类，按时间顺序进行归类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本字有很多误脱剩半个字的，例如把“赵”当成“肖”，把“齐”当作“立”，类似的错讹很多。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名称，有的称《国策》，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长书》，有的称《修书》。针对这种情况，考订者刘向认为，本书是战国时期游士辅佐君主，为其国出谋划策之书，取名《战国策》比较适宜。《战国策》所记，上继《春秋》截止时间，下至楚汉相争的历史。
作为我国战国时代的一部史料典籍，历代图书著录家对该书的性质看法不一。有人将其归入史部杂史类，认为它是史书；有人将其列入子部纵横家类，归类为子书。纵览全书内容，可以发现它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在游说列国时所提出的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张和策略以及游说活动的过程。雄辩的论述和辩难构成了一个个权变、计谋的故事，有史有论。这部古代文史名著在书籍史和编辑出版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战国策》的“策”字，既有策谋之意，也有该书的出版载体为简策之意。（齐苏宁）[1] 中：即秘中，秘府。宫中皇家藏书的地方。[2] 中书：秘中之书。[3] 舛：错乱。[4] 以时次之：根据时间先后排序。[5] 本号：原名。[6] 辟雍：天子之学。[7] 宾服：臣服，归顺。[8] 遗烈：遗留下的功绩。[9] 聘：诸侯之间通问修好。[10] 语见《论语·里仁》。[11] 尚：重视。[12] 捐：弃。[13] 万乘之国七：指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14] 千乘之国五：指鲁、郑、宋、卫、中山五国。[15] 敌侔：匹敌。[16] 贪饕：贪得无厌。[17] 厌：满足。[18] 各自制断：各行其是。[19] 右：古代以右为尊。[20] 负：凭。[21] 连与：国与国之间缔结联盟，连为与国。[22] 从：通“纵”。[23] 傧背：即摈弃、排斥之意。[24] 饶：丰饶，富足。[25] 缀：连属。[26] 燔烧：焚烧。[27] 语见《论语·为政》。[28] 度：猜测。【选文】七录序阮孝绪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1]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2]《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3]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沿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4][5]
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逮于战国，殊俗异政，百家竞起，九流[6]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7]
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疑作[8][9]“伋”）、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10]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
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11]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12]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
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齐末兵[13]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本文节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录序》，（清）严可均辑，本篇为（南朝）阮孝绪撰，万安伦、刘浩冰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点校。【导读】
本文是阮孝绪《七录序》的节选，阮孝绪（479—536），字士宗，南朝梁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著名的目录学家。自幼非常孝顺，性格沉静，喜好读书，13岁时就已经读完五经。阮孝绪安贫乐道、淡泊名利，醉心于学术研究，素以清高隐逸见称。他在长期研读书籍的过程中，发现诸多古籍都有散佚，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收其目录，立志“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普通四年（523），阮孝绪开始动笔，耗时三年，终于完成《七录》一书，系统总结了前人目录学的成就。《七录》是阮孝绪在继承汉朝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之后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它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在其基础上进行新的创制，是我国目录学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七录》将文献分为七个大类、内外二篇。内篇即“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指的是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为“七录”。
在《七录》序中作者系统地总结各朝代的官方出版活动，包括官方的出版机构、著名的图书编撰人员以及出版的著作成果，这为后人了解古代的出版水平及其成就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如两汉时期的图书事业空前繁荣，“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这是汉代一次重要的官方文献整理活动。而后“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刘歆编撰《七略》则是西汉官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收集、整理和编撰的活动，历时三十多年，整理的图书有603家，13129卷。到了东汉，“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汉明帝时，班固开始撰写《汉书》，作为十志之一的《艺文志》就是删减《七略》编撰而成。除了对出版活动的概述，文中还提到很多的古代藏书机构，如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兰台、东观等，其中兰台是古代最重要的藏书和朝廷的档案典籍库，虽然只是简单的文字介绍，但让世人了解到古代藏书之广、处所之多、文化之繁荣，正是这些藏书机构让大量古籍得以保存，中华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发展，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七录》序中，阮孝绪不只是看到图书编撰活动取得的成就，也看到图书实际的存佚情况，对图书的聚散原因有较多的讨论。如秦朝的“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魏晋时期的“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存一。后虽鸠集，淆乱已甚”，以及“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这些都说明了大部分著作都是毁于兵祸，战争对于文化出版活动破坏巨大。而阮孝绪的相关论述也直接为隋人牛弘所引用，他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提出著名的“五厄论”的观点。
作为一名目录学家，阮孝绪论述了我国目录编辑工作的源起和发展，从孔子整理六经述及刘氏父子校书编目，再到班固“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直至《大四部目》的产生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讨论了历史上各种主要图书书目之间的传承关系，并详细地分析了各书目的特点以及图书的编撰方式，无论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还是南北朝王俭的《七志》，其实都是在前人编撰的基础上的改进，如《七志》实际上就是继承了《七略》的遗规，按照《别录》的范体，但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图书四分法。而《七录》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以现存文献而形成藏书目录，而是以著录和分类为研究重点，在著录上强调书目要“通记有无”，《七录》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已然确知的首部立意“通记天下有无图书”的书目著作。
总之，《七录》序总结古代图书出版活动、著录图书存佚、讨论图书编撰思想，对此前的历代重要书目窥斑见豹，而《七录》也开启了我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研究之先河，这些都将引导并启迪后人。（吴莹莹）[1] 彝伦：伦常，常理。[2] 《丘》《索》《坟》《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的简称，泛指古代典籍。[3] 皇颉：仓颉。仓颉为黄帝史官，相传曾造文字。[4] 缀旒：缀，结也。旒，旗帜悬垂的饰物。比喻国势垂危。[5] 仲尼：孔子。[6] 九流：古代学术流派的总称，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个流派。[7] 挟书之律：挟书律是秦始皇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禁止儒生私藏《诗》《书》等书籍。[8] 歆：刘歆，字子骏，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之子，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9] 向：指刘向。[10] 兰台：汉朝时，皇宫内建有藏书的石室，作为中央档案典籍库，称为兰台，由御史中丞管辖，置兰台令史，史官在此修史。宫廷内的典籍收藏府库、御史台和史官有时也被称作“兰台”。[11] 朱紫有别：指分得很清楚。[12] 江左：是一个地理名词，即江东。[13] 爰：改易，更换。【选文】旧唐书·经籍志序刘昫[1]
夫龟文成象，肇八卦于庖牺；鸟迹分形，创六书于苍颉。圣作明述，同源异流。《坟》《典》起之于前，《诗》《书》继之于后。先[2]王陈迹，后王准绳。《易》曰：“人文以化成天下。”《礼》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者非他，方策之谓也。琢玉成器，观古知今，历代哲王，莫不崇尚。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
[3]义乖。嬴氏坑焚，以愚黔首。汉兴学校，复创石渠，雄、向校雠于前，马、郑讨论于后，两京载籍，繇是粲然。及汉末迁都，焚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购辑，卷帙未弘。而荀勖、李充、王俭、任昉、祖暅，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及隋氏建邦，寰[4]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5]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6][7]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8]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平时载籍，世莫得闻。[9]
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五曰《乐》，以纪声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七曰《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诂训，以纪六经谶候。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纪仁义教化。二曰道家，以纪清净无为。三曰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纪循名责实。五曰墨家，以纪强本节用。六曰纵横家，以纪辩说诡诈。七曰杂家，以纪兼叙众说。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10]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纪星辰象纬。十二曰历数，以纪推步气朔。十三曰五行，以纪卜筮占候。十四曰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
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11]指。近史官撰《隋书·经籍志》，其例亦然。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今之杀青，亦所不取，但纪部帙而已。而煚等所序四部都录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载之：[12]
窃以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复床，更繁其说？若先王有阙典，上圣有遗事，邦政所急，儒训是先，宜垂教以作程，当阐规而开典，则不遑启处，何获宴宁。曩之所修，诚惟此义，然礼有未惬，追怨良深。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孰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欲求精悉，不其难乎？所以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13]。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录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书录》四十卷。其外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箓，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释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若夫先王秘传，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灵符，绝域之神经怪牒，尽载于此二书矣。
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