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伦德伯格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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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址簿试读：
第01章
盐瓶、药盒、装润喉糖的碗、椭圆形塑料盒里的血压计、系着红色蕾丝带的放大镜，带子上打了三个大大的结，是从圣诞节的窗帘上摘下来的；号码键放大的电话机、已经旧了的红色皮面地址簿，封皮的角已经卷曲，露出里面泛黄的页面。她把这些东西都小心地整理好，放在厨房桌子中央。一定要干净整洁，熨过的淡蓝色亚麻桌布上没有一丝褶皱。
然后，她平静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阴沉的天气。打伞的人、没打伞的人，都步履匆匆；树上光秃秃的，雨水和着泥，从沥青路上的碎石缝里流过。
一只松鼠沿着树枝冲过来，让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喜色。她往前探了探身子，仔细地看着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它的身子在树枝间轻盈地跳来跳去，浓密的尾巴摆来摆去。接着，它跳到地上，消失在马路上，去探索新的旅程了。该吃饭了吧，她一边心里想着，一边摸了摸肚子。她颤巍巍地拿起放大镜，想看看金表上是几点。可数字还是太小了，根本看不清，她只好放弃。她双手平静地拍着膝盖，闭上眼睛，等待大门响起熟悉的声音。“你睡着了吗，多莉丝？”
一个很大的声音将她惊醒。她感到一只手放在了自己肩上，年轻的看护人弯下腰来看她，她忍住困意，挤出一丝微笑，点点头。“我一定是睡着了。”她清了清喉咙。“来，喝点水。”看护人迅速端出一杯水，多莉丝喝了几口。“谢谢……不好意思，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又是一个新人。之前的那位走了，回去上学了。“多莉丝，是我，乌尔莉卡。你今天怎么样？”她问道，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听多莉丝的回答。
多莉丝也没有回答。
她静静地看着乌尔莉卡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把胡椒瓶拿出来，把盐瓶放进食品柜。桌布也被她弄得皱巴巴的。“我跟你说过，不能再多吃盐了。”乌尔莉卡手里拿着速食桶，严厉地看了她一眼，多莉丝点点头。乌尔莉卡把塑料薄膜撕开，多莉丝叹了口气。酱、土豆、鱼和豌豆都混在一起，一股脑地倒在一个棕色的陶瓷餐盘上。乌尔莉卡把盘子放进微波炉，转到两分钟的地方。微波炉嗡嗡地响起来，鱼的味道慢慢飘满了整个公寓。此刻，乌尔莉卡开始整理多莉丝的东西：她把报纸和信件胡乱地堆在一起，把洗碗机里的碗拿出来。“外面冷吗？”多莉丝又看着窗外的大雨。她已经记不清上次出门是什么时候了。是夏天吧，也可能是春天。“冷。呃，冬天要来了。今天的雨点简直就像小冰雹一样。我真庆幸我有车，不用走路。我在你这条街上找到一个停车位，就在门外。这里停车比我在郊区住的地方难多了。城里真是没救了，但有时候运气好。”乌尔莉卡说了一堆，然后轻轻哼起了歌，多莉丝听出那是广播里放过的一首流行歌曲。乌尔莉卡转身去打扫卧室。多莉丝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默默祈祷自己钟爱的那个手绘花瓶不要被碰倒。
乌尔莉卡出来了，手里托着一条裙子，是酒红色的泡泡袖羊毛连衣裙，锁边处还垂着一根线。多莉丝上次穿这条裙子时，想把它扯松一些，但由于背部疼痛，她够不到膝盖以下的地方。她伸出手来想接过裙子，但乌尔莉卡突然转身把裙子扔在了椅子上，接着又过来帮多莉丝脱睡袍。她把多莉丝的胳膊轻轻抬起，后背的疼痛立刻传到了肩膀，多莉丝轻轻哼了一声。无论白天黑夜，疼痛一直在，时刻提醒着她自己的身体正在老去。“你得站起来。我数一二三，就扶你起来，好吗？”乌尔莉卡一只胳膊搂着她，帮她站起身，脱下睡袍。于是她就那么站在厨房里，在阴冷的阳光下，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衣也得换掉。乌尔莉卡解开她的胸衣，多莉丝用一只胳膊遮住自己，她的乳房松松垮垮地垂向腹部。“哦，可怜的人儿，你在发抖！来吧，咱们去浴室。”
乌尔莉卡搀着她的手，多莉丝小心迟疑地迈着步子。她感到自己的乳房晃来晃去，便用一只胳膊紧紧摁住它们。浴室里暖和多了，因为瓷砖下面有地暖。她把拖鞋踢掉，享受脚下的温度。“好，咱们穿这条裙子。抬起胳膊。”
多莉丝照做了，但胳膊只能抬到胸口的位置。乌尔莉卡把衣服扯来扯去，终于帮她穿上了。她抬起头，乌尔莉卡笑了。“嘿！这颜色真漂亮，很适合你。你想涂点口红吗？要不要再来点腮红？”
化妆品就在洗手池旁边的小桌子上。乌尔莉卡拿起口红，但多莉丝摇摇头，把头扭向一边。“饭好了吗？”回厨房的路上，她问。“啊！饭！我真是个傻瓜，居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得把饭重新热一下。”
乌尔莉卡匆忙走向微波炉，把门打开，又“啪”地关上，转到一分钟，摁下启动键。她又倒了一杯越橘汁，和餐盘一起放在餐桌上。多莉丝看到那一堆乱七八糟像糨糊一样的食物，皱了皱鼻子，但饥饿让她还是拿起了叉子。
乌尔莉卡在她对面坐下，手里端着一个杯子——是上面有手绘玫瑰的那个杯子。多莉丝一直没舍得用，怕不小心打碎了。“这个咖啡是比利时金牌吧？”乌尔莉卡笑着问，“是吧？”
多莉丝点点头，眼睛盯着那个杯子。
可别摔了它。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乌尔莉卡问：“你吃饱了吗？”多莉丝点点头，她便起身把餐盘收走。她回来时又端了一杯咖啡，用的是赫格纳斯的深蓝色杯子。“给你。这下我们可以歇会儿了哈。”
乌尔莉卡笑着，又坐下来。“这天气，一直下雨，下雨，下雨。好像不打算停了。”
多莉丝刚想回答，乌尔莉卡又接着说：“我不记得幼儿园里有没有多余的内衣裤了。小家伙们今天可能会淋湿。算了，他们应该可以借备用衣物。不然我今天就会接到一个光着脚发脾气的小孩。我总是担心孩子们。但我想你应该知道有孩子的感觉吧。你有几个孩子？”
多莉丝摇摇头。“一个都没有吗？可怜的人儿，所以从来没人来看你吗？你从来没结过婚吗？”
看护人的追问很让她惊讶。人们一般不问这些问题，至少不会这么直接地问。“但你肯定有朋友吧？他们会不时地过来？不管怎么说，那个看上去可够厚的。”她指指桌上的地址簿。
多莉丝没有回答。“好了，听着，”乌尔莉卡接着说，“我得赶紧走了。我们下次再聊。”
乌尔莉卡把杯子都放进洗碗机，包括手绘的那只。然后她用洗碗布擦了一下台面，便启动了机器。多莉丝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出了门。多莉丝透过窗户，看着乌尔莉卡边走边穿上大衣，然后钻进一辆门上贴着当地政府标志的红色小车。多莉丝迈着小心的步子走到洗碗机前。她把手绘的杯子拿出来，认真地洗干净，然后放进柜子最里面，藏在高高的甜点碗后面。她从各个角度检查了一遍，确保看不见了，才满意地重新坐在餐桌旁，轻轻抚平桌布上的褶皱。她把药瓶、润喉糖、血压计、放大镜，还有电话重新整理好，放回原位。当她伸手去拿地址簿时，迟疑了一下，没再动它，她已经很久没有打开地址簿了。她翻开封面，第一页上有一串姓名。每一个都被叉掉了。空白的地方被她写了几处，都只有两个字：已逝。A. 埃里克·阿尔姆
有很多名字，从我们的人生中经过。你想过吗，詹妮？这些名字走来，又离开，让我们心碎，又让我们流泪。有些成了爱人，有些成了敌人。有时我会翻翻我的地址簿――它就像是我人生的一张地图。我想跟你讲讲它的故事，这样，将来你作为唯一一个还记得我的人，也会记得我的人生。它就像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证明。我把我的记忆给你，记忆是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了。
1928年――我10岁生日那一天。当我看到包裹的那一刻，我就知道里面一定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能从父亲眼中闪着的光里看出来。他那深色的眼睛，平时总是沉心于其他事，此刻却期盼地等着我的反应。礼物用薄薄的漂亮的棉纸包着，我用指尖轻轻摩挲着。棉纸的表面很精致，有各种各样的花纹，上面还系着丝带：一条厚实的红色丝带――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包裹了。“打开，打开！”艾格尼丝，我两岁大的妹妹，正兴奋地趴在餐桌上，两只胳膊都撑在桌布上。母亲轻声嗔怪了她。“快打开吧！”父亲也有点坐不住了。
我用拇指摸了摸丝带，才将两端轻轻一拉，打开了。里面是一本地址簿，亮闪闪的红色封皮散发着染料的刺鼻气味。“你可以把所有的朋友都记在里面，”父亲笑着说，“记下你以后去过的所有令人激动的地方遇到的所有人。这样你就不会忘记。”
他把地址簿从我手中拿过来，打开。在字母A下面，他已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埃里克·阿尔姆，还有他作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那部电话是最近刚刚装上的，让他颇为自豪。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话呢。
父亲很高大。我不是指身体上的高大——他的个子一点都不高——而是家里好像永远装不下他的各种想法，他好像总是漫游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去那些未知的地方。我常常感觉他并不想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他不喜欢那些琐事，不喜欢日常生活；他渴望知识，他把家里装满了书。我记得他的话不多，连跟母亲都没什么话。他就坐在那里，与他的书为伴。有时，我会爬上他的膝盖，跟他一起坐在扶手椅里。他从不反抗，只是把我往边上推一推，不会挡住他看书里的文字和图案。他的身上有种甜甜的像是木头的味道，头发里也总是有锯末。他的手很粗糙，还有裂口。每天晚上，他都会抹上凡士林，然后戴上薄薄的棉手套睡觉。
我用手轻轻抱住他的脖子。我们就那样坐着，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我跟他一起，踏上思想的旅程。他在墙上钉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当他读到关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书时，就用别针在地图上做标记，好像自己已经去过一样。有一天，他说，有朝一日他会去看看世界。然后在别针上标上数字，1、2、3，按照他所设定的顺序给那些地方编上号。或许他更适合当个探险家。
可是，他继承了爷爷的作坊，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他每天早上都去作坊里跟他的学徒一起工作，即便在爷爷去世之后，他仍然守着那个毫无生气的地方——四周的墙边堆满了木板，空气里充斥着松节油和白酒的刺鼻气味。我们这些孩子通常只被允许在门口远远地看着。外面，白色的玫瑰花爬上了深褐色的木头墙。花谢时，我们就把掉在地上的花瓣捡起来，泡在盛着水的碗里――这就是我们自制的香水，我们把它洒在脖子上。
我记得到处都是一堆堆还没完工的桌子、椅子、锯末，还有碎木块；墙上挂着各种工具：凿子、锯子、木工刀、锤子――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父亲从他的木工凳后面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落。他耳后夹着一支铅笔，穿着一件厚厚的已经有裂纹的棕色皮围裙。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工作到天黑才回家，回到他的扶手椅里。
父亲，他的灵魂仍然在这儿，在我心里。他自己做的椅子上铺着母亲织的坐垫，上面放着一堆报纸。他一心想出去闯荡闯荡，而他最终只在家里的四面墙中间留下了一点儿印记：手工小雕像；为母亲做的摇椅，上面有他亲手雕刻的精美花纹；还有书架，里面还放着他的一些书。这就是我的父亲。
第02章
即使很小的动作也需要很强的心力和体力。她把腿向前挪动了几毫米，然后暂停，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次一小步，再休息。她把脚跟往前探，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扶着餐桌，还把上身前后晃一晃，想给身体一点儿惯性的力量。她坐的椅子有着高高的柔软的靠背，椅子腿下面垫了塑料杯，把椅子抬高了几厘米。不过，她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第三次，她终于成功了。然后，她不得不停住，低下头，双手扶着餐桌，等这一阵眩晕过去。
她每天的锻炼就是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散步。从厨房走到门厅，绕过客厅的沙发，然后停下来把窗台上红色秋海棠的枯叶摘掉，再到卧室，到写字台那里。现在，写字台上的电脑对她格外重要。她小心翼翼地坐下，这张椅子的腿下面也垫着塑料杯，由于椅子被垫得很高，她的大腿几乎没法放在写字台下面。她掀开屏幕，听到硬盘启动的熟悉的低声轰鸣。她点开桌面的浏览器图标，首页是报纸的网络版。每天，她都感叹偌大的世界居然能存在这么小的电脑里，能让她这个在斯德哥尔摩的孤身女人，只要愿意，就能与世界各地的人保持联系。科技让她的生活充实，让她对死亡的等待不再那么难熬。她每天下午都坐在这儿，如果赶上失眠，连清晨和深夜也是。她的上一个看护——玛莉亚教她学会了用电脑、Skype、脸书、邮件。玛莉亚说，想学习新东西，永远都不嫌老。多莉丝表示赞同，并且说，要想实现梦想，永远都不嫌老。在那之后不久，玛莉亚就辞职了，她要去上学了。
乌尔莉卡对电脑好像不太感兴趣——她从来没有提起过电脑，也从没问过多莉丝在干什么。她只是每天打扫房间的时候给它擦擦灰尘，心里想着自己要做的事。不过，没准她也用脸书。好像大部分人都用。连多莉丝都有脸书账户，是玛莉亚帮她注册的。她还有三个朋友，玛莉亚是其中一个；还有她妹妹的外孙女詹妮，在旧金山；还有詹妮的大儿子杰克。她不时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关注一下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图片和事件。有时，她还研究他们的朋友的生活，看人家的公开资料。
她的手指仍然可以工作。只是比以前慢了些，而且有时会疼，强迫她停下来休息。她把自己的记忆写下来，以此回顾自己的一生。她希望自己死后，发现这一切的人是詹妮。她希望詹妮能读她的文字，笑着看她的照片。她希望詹妮继承自己所有美好的东西：家具、画、手绘的茶杯。这些东西不会被直接扔掉吧？这个念头让她禁不住浑身发抖，于是把手指伸向键盘开始写作，不再胡思乱想。“外面，白色的玫瑰花爬上了深褐色的木头墙。”今天她写下这句话，就一句话。接着，她便平静下来，开始在记忆的海洋中遨游。A. 埃里克·阿尔姆 已逝
你听过真正绝望的吼叫吗？詹妮，那种绝望的哭喊，发自心底的尖叫，渗透到周遭的一切，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我听过几次，但每次都让我想起第一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
那是从里院传来的，父亲站在那里。他的叫声在院子的石墙间回荡，鲜血从他的手上涌出来，把草地上的霜都染红了。他的手腕上揳进了一个钻头。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他倒在地上。我们很多人跑下楼梯，跑进院子，跑向父亲。母亲把她的围裙绑在他的手腕上，把他的手臂抬高。她大声求助，她的哭喊和父亲的叫声一样响。父亲脸色惨白，嘴唇发紫。之后的一切都模糊了。有人把他抬到大街上，抬上一辆车，开走了。墙边灌木丛里快要枯萎的白玫瑰上结着霜，孤零零地留在那里。等大家都走了，我还站在原地，看着那朵花——它是幸存者。我向上帝祈祷，希望父亲也能找到同样的力量。
后面的几星期都是焦急的等待。每天，我们都看到母亲把早餐剩下的粥、牛奶和面包打包带去医院。但经常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有一天，她回来了，父亲的衣服搭在篮子上，篮子里仍然装满了食物。她的眼睛又红又肿，红得像父亲那已经被污染的血液。
一切都停止了，生命终结了。不仅仅是对父亲，也是对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结着霜的11月的早晨，他绝望的喊声残忍地结束了我的童年。S. 多米尼克·塞拉芬
夜里的泪水不是我的，但它们已深入我的灵魂，有时我会醒来，以为自己在哭。每天晚上，等我们上床以后，母亲就坐在厨房的摇椅上，我已经习惯了在她的抽泣中睡着。她一边缝缝补补一边哭，她的哭声一阵一阵，弥漫在整个房间，穿过天花板，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她以为我们睡着了，其实我们没有；我能听到她把鼻涕吸回去，咽下去。我能感受到她被丢下的绝望，还有再也不能在父亲的庇护下安定生活的绝望。
我也很想他。他再也不会坐在扶手椅里，沉浸在书里了；我再也不能爬上他的膝盖，跟他一起遨游世界了。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得到的拥抱都是父亲给我的。
那几个月很艰难。我们早餐和晚餐吃的粥越来越稀了。我们从树林里摘回来晒干的浆果也快要吃完了。一天，母亲用父亲的枪打死了一只鸽子，把它炖了。那是父亲走后我们第一次吃饱饭，第一次吃到面颊微红，第一次笑。但笑声很快就没了。“你年纪最大，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她把一张纸塞到我手里。我看到她的绿色眼睛里涌出泪水。她转过身去，拿起一块湿抹布，疯了似的擦我们刚刚用过的盘子。厨房成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一切。母亲忙着缝的那条蓝裙子就搭在板凳上。锅里的炖土豆冒着气泡，里面的水快要烧干了。孤零零的蜡烛，给屋子带来微弱的亮光。母亲在水池和餐桌间来来回回走动。她一动，裙子就在她腿边晃一下。“什么意思？”我终于问。
她停了一下，没有转身看我。“你要赶我走吗？”我又问。
没有回答。“说话呀！你在赶我走吗？”
她低头看着水池。“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多莉丝，你得理解。我给你找的工作很不错。你也看到了，那儿离这里并不远。我们仍然能见面。”“那我不上学了？”
母亲抬头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父亲绝不会允许你这么早就让我退学。绝不！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朝她大喊，艾格尼丝也在她的小椅子里紧张地呜咽起来。
我重重地坐在餐桌边大哭起来。母亲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的手刚洗过碗，又湿又凉。“别哭了，我的宝贝。”她轻声说，她的头靠着我的头。屋子里安静极了，我几乎能听到她的泪水滚下脸颊，和我的混在一起。“你每周日休息，那天你可以回来。”
她的轻声安慰在我耳边渐渐模糊，最后，我在她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认识到了这个残酷而无法改变的现实：我将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这个安全的港湾，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母亲递给我一包衣服，我没有反抗，接了过来，但在告别时，我无法看她的眼睛。我拥抱了妹妹，然后就走了，什么也没说。我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父亲的三本书，书用粗绳子扎成一捆。在我大衣口袋里的那张纸上写着一个名字，是妈妈的花体字笔迹：“多米尼克·塞拉芬”。后面还有两句严厉的指令：“端庄地行礼。正确地说话。”我缓慢地走过南城的大街小巷，朝那个名字下面的地址走去：巴斯图街，5号――那里将是我的新家。
到了那儿之后，我在那栋摩登的建筑前面停了好一会儿。窗户很大，很漂亮，外面包着红色的边框。这座房子是石头建的，有一条平整的小路通向院子。从我之前的家——那座朴素的、历经风吹日晒的木头房子走到这儿，还真是不短的路程。
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厅。她穿着锃亮的皮鞋和亮白色没有腰身的裙子，头上戴着米色的钟形帽，一直盖到耳朵，胳膊上挎着一个同色系的小皮包。我窘迫地在自己那条已经磨破的及膝羊毛裙上搓着手，心里想着谁会为我开门。多米尼克是男是女？我不知道，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走得很慢，在擦得发亮的大理石台阶上每走一步都顿一下。还剩两层。深色橡木的双开大门，比我见过的任何门都要高。我上前一步，拍了一下狮子头形状的门环。门环发出轻轻的回声，我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开了门，向我行屈膝礼。我想把那张纸条打开给她看，可又来了另一个女人，黑衣女人立刻退到一旁，笔直地靠墙站着。
第二个女人有着红棕色的头发，她把头发分成两绺，在颈后编成一个厚厚的发髻。她的脖子上戴着几串白色的不规则的珍珠。她穿着及膝的绿宝石色的丝绸礼服和百褶裙，一走路就发出沙沙的声音。她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对着一个长长的黑色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朝天花板吐出烟雾。“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她有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嗓音由于抽烟有点沙哑，“你可以留下了。来，过来，到里面来。”
说完，她转身进了屋。我还站在门厅的地毯上，我的包就在前面的地上。黑衣女人冲我点点头，示意我跟着她进去。她带我走过厨房，来到隔壁的女仆房间，那里有一张小床是我的，旁边还有两张床。不用她说，我便拿起床上的工服套在身上。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是三名女仆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别人不想干的活都是我的。
这间公寓很大，里面到处都是画和雕塑，还有深色的木质家具。房间里有烟味，还有一种我分辨不出的味道。白天，这里总是安静平和的，但晚上常常有客人。女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钻石；男人们穿着西装，戴着礼帽。他们穿着鞋进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仿佛这里是家餐厅。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充斥着夹杂了英语、法语和瑞典语的对话。
这些夜晚，我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观点：男女同酬和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哲学、艺术，还有文学。我还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行为：大声地笑，激烈地争吵，还有在阳台窗前和角落里公开接吻的男女——真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会猫着腰穿过房间，收回客人们用过的酒杯和空酒瓶；穿着高跟鞋的腿迈着晃晃悠悠的步子走来走去；衣服上的金片装饰和孔雀羽毛飘到地板上，卡在门厅宽宽的木地板之间。我得趴在地上用小刀把它们清理干净，一直到凌晨才能干完。等夫人醒来，一切都得重新变回完美的样子。我们很努力地工作，要让她每天早上都看到桌布又熨得平平整整，桌子擦得锃亮，玻璃杯闪亮无瑕。夫人总是睡到很晚才起床，她从卧室出来后，会把公寓的房间挨个检查一遍。如果她发现了什么问题，被批评的总是我。很快，我便找到了规律，我会在她每天起床前自己在公寓里再巡视一遍，把其他人做错的地方重新做好。
我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睡在硬邦邦的马鬃床垫上。我的身体总是很累，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黑色工服的接缝处总是磨到我的皮肤，还因为森严的等级和我挨的掌掴，还有那些把手放在我身上的男人。N. 格斯塔·尼尔森
偶尔会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在公寓里睡着，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叫醒，让他们离开。但这个人并没有睡着，他只是直直地看着前面。一颗颗泪珠从他的脸颊慢慢滚下，他的眼睛盯着一位已经在躺椅上睡着的年轻人。那个人有一头金棕色的鬈发，仿佛头上有一圈光环。年轻人的衬衣扣子开了，露出黄色的背心；他胸前的皮肤晒得黝黑，上面用不规则的墨绿色线条画着一个锚。“对不起，您很难过，我……”
他转过身，沉下肩膀靠在皮质的扶手上，半躺在躺椅上。“爱是不可能的。”他含糊地说，向这个被他凝视已久的空荡荡的房间点点头。“您喝醉了。先生，请您起来吧，您得在夫人起床前离开这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坚决。我使劲想把他拉起来，他握住了我的手。“你没看到吗，小姐？”“我没看到什么？”“我很痛苦！”“是的，我能看出来。回家睡一觉吧，痛苦就会减轻的。”“就让我坐在这儿看着这个完美的人儿吧。让我感受这危险的电流。”他在努力捕捉自己的情绪，有点语无伦次了。我摇摇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纤瘦的男人，但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经常在派对结束后留在公寓里，陷入沉思，直到清晨的阳光照在南城的屋顶上。他叫格斯塔，格斯塔·尼尔森。他也住在这条街上，巴斯图街25号。“小多莉丝，人在晚上思维真清楚。”每次我让他离开，他都这么说。然后他便摇摇晃晃地走进夜色，低着头，耷拉着肩。他从来不把帽子戴正，总是穿一件很大的破旧的夹克，两边还不一样高，仿佛他的背是弯的。他很英俊。他的脸经常晒得很黑，他有着经典的高鼻梁、薄嘴唇。他的眼神很友善，但常常带有一种哀伤。他的火花熄灭了。
过了几个月，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夫人很欣赏的那位艺术家。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他的画，大幅的油画，上面用鲜艳的色彩画着各种正方形和三角形。没有主题，只有色彩和形状的碰撞――几乎像是一个孩子随心所欲的画。我不喜欢他的画，一点儿都不喜欢。但夫人买了又买，因为尤金王子也在买，还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超现实主义现代性的电流。夫人欣赏他，因为他和她一样，都是局外人。
夫人告诉我人和人很不一样。她说，有时，别人希望我们做的未必总是正确的。我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我们可能会走到困难的十字路口，但最终前途是平坦的――走点弯路没关系。
格斯塔总是问很多问题。“你更喜欢红色还是蓝色？”“如果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去哪儿？”“一克朗可以买多少块一欧尔的糖？”每次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他总是扔给我一个一克朗的硬币。他用食指把硬币弹到空中，然后我笑着接住。“用它买点甜的，答应我。”
他看出来我还小，还是个孩子。他从未像其他男人那样摸我的身体。他从不对我的嘴唇或正在发育的胸部评头论足。有时，他甚至悄悄地帮我收玻璃杯，把它们放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过道上。如果夫人看见了，就会在事后给我一个耳光。她那粗粗的金戒指会在我脸上留下红印，我就用一点儿面粉盖住。
第03章
“你好，多莉丝外婆！”小孩子笑着，拼命向她招手，但他太靠近屏幕，多莉丝只能看到他的指尖和眼睛。“你好，大卫。”她也向他招手，然后把手放在唇边给他一个飞吻。这时，摄像头转向了另一边，飞吻被孩子的妈妈接到了。她听到詹妮的笑声，也笑了。笑是会传染的。“多莉丝，你好吗？你感到孤独吗？”詹妮勾着头，离摄像头很近，多莉丝只能看到她的大眼珠。多莉丝笑了。“不，不，别担心我。”她摇摇头，“毕竟我还有你们，还有每天来的姑娘们。好极了。”“真的吗？”詹妮不太相信。“千真万确！好了，咱们聊聊你吧，你最近在忙什么？书写得怎么样了？”“啊，不，现在别提那个。我没时间写作，孩子们一秒钟都离不开我，我没法写。”“但你想写啊，你一直想写的。你糊弄不了我。想办法找时间写。”“是啊，总有一天我要找时间写，或许吧。可现在孩子们是最重要的。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昨天蒂拉学会走路了，看她多可爱。”詹妮把摄像头转向小女儿，小家伙正在地板上啃一本杂志书的角。詹妮把她扶起来，她哼哼唧唧，不愿意自己站，脚一触地就又一屁股赖在地上。“来，蒂拉，走两步好不好？给多莉丝外婆看看。”她又试了一次，这次是用瑞典语，“站起来，走给外婆看。”“随她玩吧。要是你才一岁，你也会觉得杂志比地球另一端的老太太要好玩得多。”多莉丝笑了。
詹妮叹了口气，抱起电脑来到厨房。“你重新装修了吗？”“是的，我没告诉你吗？看上去不错吧？”她把电脑转了一圈，家具都模糊成了一条线。多莉丝跟着看了一圈。“很好。你的家装品位不错，你一向很擅长这个。”“哦，我不知道。威利觉得太绿了。”“你觉得呢？”“我很喜欢。我喜欢浅绿色。这是妈妈家厨房里的颜色，你还记得吗？在纽约的那个小公寓里。”“不是在纽约吧？”“是，那栋砖楼，想起来了吗？小花园里有梅子树的那栋。”“你是说在布鲁克林吗？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大得不协调的餐桌。”“对！就是那个！我都忘了那个餐桌了。妈妈和那位律师离婚时不肯放弃那个餐桌，于是他们只好把它锯成两半，才搬进了屋。那个桌子离墙太近了，我坐在那一侧时都得缩着肚子。”“是的，唉，那栋房子里发生了很多疯狂的事。”多莉丝笑着回忆。“我希望你圣诞能来。”“我也想――很久没去了。但我的后背不行了，心脏也有问题。我恐怕再也不能旅行了。”“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我想你。”
詹妮把电脑转向灶台，站起身来，背对着多莉丝。“对不起，但我得做点小点心，很快的。”她拿出面包和黄油，把哼哼唧唧的蒂拉抱上大腿。
多莉丝耐心地看着詹妮在面包上抹上黄油。“你看上去很累。威利帮你吗？”等詹妮回到屏幕前，她问。蒂拉正坐在妈妈腿上，把三明治都贴到了脸上。黄油在她脸上融化了，她伸出舌头去舔。詹妮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他尽力了。他工作很忙，你知道吗？他没有时间。”“你们俩呢？你们俩有与对方独处的时间吗？”
詹妮耸耸肩。“几乎没有。不过在好转。我们只需要熬过孩子小时候的几年。他很好，他也很努力。养活整个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向他求助，这样你能有机会休息。”
詹妮点点头，她吻了吻蒂拉的额头，又聊回圣诞的话题。“我真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圣诞节。有人能陪你一起庆祝吗？”她笑着问多莉丝。“别担心，我已经一个人过了好多个圣诞节了。你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就开心了。毕竟圣诞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看看，我已经跟大卫和蒂拉问过好了，杰克在哪儿呢？”“杰克！”詹妮大声喊道，没人回答。她来回转身，把蒂拉的三明治碰掉了。小姑娘哭了起来。“杰克！”詹妮的脸都红了。她摇摇头，把三明治从地板上捡起来，轻轻吹了吹，又递给蒂拉。“这家伙没救了。他在楼上，但他……我根本搞不懂他。杰克！！！”“他在成长。就像你十几岁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詹妮大笑，用手捂住了眼睛。“是啊，你那时候也很不安分。但是看看现在的你，多好。杰克也会好好的。”“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为人父母有时真没意思，这简直不人道。”“这是必然的，詹妮。本来就应该这样。”
詹妮扯了扯她的白衬衫，发现一个黄油点，想把它擦掉。“啊，这是我唯一一件干净的衬衫了。这下我穿什么呢？”“没事，那个油点几乎看不见。这件衬衫很适合你。你总是这么漂亮！”“现在我根本没时间穿衣打扮。真不知道邻居们是怎么做到的。她们也有孩子，但她们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她们涂着口红，卷着头发，穿着高跟鞋。如果我也打扮成那样，估计到了晚上就跟廉价的妓女一样狼狈了。”“詹妮！可别这么说你自己。你在我眼里可是个天生的美人坯子。你遗传了你妈妈。她遗传了我妹妹。”“你当年才是真正的美人。”“可能曾经是吧。所以我们都应该开心起来，对不对？”“下次我过去，你再给我看看那些照片吧！你和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够。”“如果我能活到你下次来的时候。”“不！别这么说！你不会死的。亲爱的多莉丝，你得活着，你得……”“你这个年纪应该能明白所有人都会死去，对吧，亲爱的？我们都会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呃，求你别说了。我得走了，杰克要上训练课。你要是不挂断的话，可以等他下楼来时跟他聊天。咱们下周再聊。保重！”
詹妮把电脑放到门厅的板凳上，又大声喊着杰克。这次，他立刻就下来了。他穿着足球服，肩膀已经跟门一样宽了。他一步两个台阶跑下楼，眼睛盯着地板。“跟多莉丝外婆问好。”詹妮的声音很严肃。杰克抬起头，对着小小的屏幕和多莉丝好奇的脸点点头。多莉丝向他招手。“嘿，杰克！你好吗？”“是的，我很好。”他的回答混杂着瑞典语和英语，“我得走了。拜拜，多莉丝！”
她把手伸到嘴边，想给他一个飞吻。但詹妮已经挂断了。
旧金山满是闲聊、笑声和叫声的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暗和孤独。
还有寂静。
多莉丝关上电脑。她眯起眼睛看沙发上方的钟，钟摆嘀嗒嘀嗒，单调地来回摆动，她也跟着钟摆的节奏在摇椅上前后摇动；她没有力气起身，便坐在那里蓄积体力。她用两只手扶着餐桌，想再试一次。这次，她的腿听从了指令，向前走了几步。这时，她听到前门嘎吱一声。“啊，多莉丝，你在锻炼身体吗？真不错。不过这儿好黑！”
看护人一边说着，一边快速走进公寓，打开所有的灯，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多莉丝走进厨房，坐在最靠近窗户的椅子上，慢慢整理她的东西，把盐瓶又放回电话后面。N. 格斯塔·尼尔森
格斯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在深夜和清晨，他很感性，充满了泪水和疑虑。但在接下来的晚上，他又渴望别人的注视。他以此为生。他需要成为对话的核心。他爬上桌子，放声歌唱。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笑得更大声。遇到不同的政见，他会大喊大叫。他很喜欢谈论失业问题和女性的痛苦。不过他谈得最多的还是艺术——关于创作的神圣。这一点，假的艺术家永远也不会懂。有一次，我问他，为何能如此确信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怎么确定事实并非恰恰相反？他认真地把我拉到一边，我讲了一大堆关于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理论。我听得云里雾里――我一脸茫然的表情让他清脆地笑起来。“小姑娘，有一天你会懂的――形状、线条、色彩。最棒的一点是，有了它们，你就能捕捉到所有生命背后的神圣原理。”
我觉得他很享受我不懂这一事实。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严肃地看待他，这反倒让他感到轻松，这仿佛成了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们会并排走在公寓里，他有时会跑两步跟上我。很快，他会悄声说：“这位年轻的女士有着我见过的最绿的眼睛和最光滑的脸庞。”而我总会脸红。他总想让我开心。在那个并不友善的环境里，他成了我的安慰，取代了我无比思念的母亲和父亲。他每次来，总会寻找我的眼睛，仿佛想确认我是否安好。他还会问我问题。很奇怪，有些人就是会互相吸引，就像格斯塔和我这样。仅仅见过几次之后，我和他仿佛就成了朋友，我总是期待他的来访。他好像可以听到我内心的声音。
有时，他会带着同伴来。他的同伴几乎总是身材健硕、晒得黑黑的年轻男子，和那些经常参加夫人派对的时髦老练的文化精英大不相同。这些年轻人通常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格斯塔喝完一杯又一杯红酒。他们总是认真听大家的谈话，却从不参与进来。
有一次，夜很深了，夫人睡觉前，我去她的卧室帮她把枕头拍蓬松。他们俩站在格斯塔的两幅画前，就在夫人床的对面。他们彼此靠得很近，脸对着脸。他看到我进来，立刻放开手，好像触电一样。我们都没说话，但格斯塔竖起一只手指在嘴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我拍完枕头便离开了卧室。格斯塔的朋友消失在走廊里，跑出了大门。他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人们都说疯狂和创造力是好朋友，我们当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最容易抑郁、忧伤甚至患上强迫症。那时可没人这么想。那时，感到不快乐被认为是丑陋的。大家不会谈这些。大家都表现得高高兴兴的。夫人化着精致的妆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闪闪发光的珠宝。但没人听到派对结束后、公寓安静下来时，她沉溺于自己的思绪而痛苦地大哭。她开派对，就是为了暂时远离那些思绪。
格斯塔参加派对也是为了这个。孤独感让他离开自己的公寓，那里有好多卖不出去的画堆在墙边，时刻提醒他自己的贫穷。他清醒时总是有一种忧伤的情绪，就像我第一次见他时看到的那样。每次，他都会坐在那儿，直到我要求他离开。他总想回到巴黎，回到他钟爱的美好生活，回到他的朋友、艺术和灵感身边。但他始终没有钱。他从夫人那里不时地感受到一丝法国气息，才得以生存。
一天晚上，他叹气道：“我不能画画了。”
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沮丧。“为什么这么说？”“我画不出来。我再也看不见画了。我看不见生命的颜色。不像以前了。”“我一点儿都听不懂。”我挤出一点儿笑容，用手轻轻摸摸他的肩。
我知道什么呢？我只是个十三岁的女孩，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世界一无所知，我对艺术也一无所知。对我来说，好看的画作应该真实地描绘现实，而不是通过扭曲的五颜六色的方格来组成同样扭曲的形状。我觉得他再也画不出那些糟糕的画没准是一丝幸运。夫人还把那些画买来堆在衣柜里，让他能有饭吃。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会驻足在他的画作前，而忘了手里还拿着鸡毛掸子。色彩和笔触的混乱有时会激发我的想象，犹如天马行空；我总能看到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喜欢上了那种感觉。S. 多米尼克·塞拉芬
她总是闲不住——我听其他女仆说过。派对让她从琐事中抽身，让她免于无聊。她的情绪起伏总是很突然，让人无法捉摸，但总归是有原因的。她找到了一套更好、更大的公寓，离她喜欢的人也更近。
大概是我们初次见面的一年以后，她来到厨房。她的臀和肩靠在木质炉灶一侧的炉墙上，一只手摆弄着帽檐和系在下巴上的带子，还有脖子上的项链和戒指。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仿佛她是仆人，而我们是主人；又仿佛她是个孩子，想让大人允许她吃一块饼干。夫人平时都站得笔直，头昂得很高。我们向她行礼，同时恐怕心里都在想着自己可能要失业了——贫困使我们恐惧。和夫人在一起，我们不愁吃，尽管工作很辛苦，但生活得不错。我们静静地站着，双手紧握，垂在围裙前，不时偷偷看她的表情。
她在迟疑。她来回看我们每一个人，仿佛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巴黎！”她终于说了出来，同时张开双臂。她这一激动，壁炉架上的一个小陶瓷花瓶成了牺牲品，在我们脚边碎了一地。我立刻弯腰去清理。“多莉丝，整理好你的东西，我们明早出发。其余的人，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不需要你们了。”
她等着大家的反应。她看到其他人眼眶噙着的泪水，也看到了我眼中的渴望。大家都没有说话，她转过身去，顿了一下，便快步走开了。她在走廊里喊了一句：“我们乘七点的火车。在那之前你都是自由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坐进了去瑞士南部的摇摇晃晃的三等车厢。我身边全是陌生人，蜷在坚硬的木头座椅上，那老旧的座椅让我的后背很痛。车厢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像汗水和受了潮的厚重的羊毛混在一起的味道，频频有人清喉咙，擤鼻涕。每一站都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不时会有人带了一笼鸡或鸭，要从这个教区去那个教区。这些家禽的粪很难闻，粗哑的叫声穿透整个车厢。
我很少感到这么孤独。上一次还是父亲在世时，我的童年仍然安全有保障时，我迈向父亲的梦，那是他曾在书里教给我的。但那时，那个梦更像是噩梦。几个小时后，我已经在南城的街上，绝望得想要尽快跑回母亲家，同她拥抱，向她告别。她笑着，就像母亲们总是表现的那样，强忍住悲痛，紧紧地抱着我。我感到她的心跳得很强烈、很快。她的手心和额头上都是汗。她的鼻子哽住了，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我祝愿你有足够的，”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足够的阳光，照亮你的每一天；足够的雨水，让你更加感激阳光；足够的快乐，强健你的灵魂；足够的痛苦，让你更加珍惜生活中的幸福瞬间；还有足够的相遇，让你能经常有机会道别。”
她好不容易说完，就再也忍不住泪水。最后，她松开我，进了屋。我听到她还在咕哝着什么，但不知道那是在对我，还是在对她自己说。“要坚强，要坚强，要坚强。”她重复了好几遍。“我也祝愿你有足够的一切，妈妈！”我在她身后大声喊。
艾格尼丝在外面的院子里徘徊。我准备离开时，她死死地抱住了我。我让她松开，她不肯。最后，我不得不把她胖乎乎的小手拿开，飞快地跑走了，生怕她追上我。我记得她的指甲缝里还有泥土，她的灰色羊毛帽子上绣着红色的小花。我走时她大声地哭了，但很快就安静了，可能是母亲出来把她领回了家。即使是现在，我仍然很后悔当时没有回头，后悔没有再同她们挥手告别。
母亲的话成了我人生的指明灯。只要一想起她的话，我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困难常有。S. 多米尼克·塞拉芬
我还记得那晚的月亮，淡蓝色夜空中的一抹银色，还有夜空下的屋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上百个烟囱里冒出的煤烟味。我还记得火车有节奏地轧过铁轨的声音，那声音在漫长的旅途中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过了好长时间，换了好几次车，天色开始亮起来，我们终于快要到达巴黎北站了。我站起身，探出窗外，呼吸春天的气息。我同街上光脚跑向铁轨、伸手乞讨的孩子们挥手。有人扔给他们一枚硬币，他们就会停下来，围着去争抢那块小小的财宝。
我紧紧按住自己的钱。我的钱放在一个小皮钱包里，我用白色的带子把它系在裙子的腰上，每隔一会儿就会伸手摸摸，看看是不是还在。钱包的边缘软软的，隔着皮面我就能摸出来。那些钱是我离家前，母亲悄悄塞给我的，那是她全部的积蓄，轻易不动用——也许她还是爱我的。我曾经很生她的气，我常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见到她。但同时，我对她的思念又无比强烈。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她和艾格尼丝。
那个钱包成了我奔向新生活的一大安慰。钱包抵着我的肚子，让我安心。车轮和刹车片的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我用手捂住耳朵。对面的男人笑了，我没有回应他的笑，匆忙下了车。
一个搬运工把夫人的行李搬到黑色的铁制推车上。车上的行李越堆越高，我把自己的包放在两只脚中间。年轻的搬运工跑来跑去，脸因为冒汗而闪着光。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额头便成了泥土的棕色。包、箱子、圆形的帽盒、椅子，还有画，一件接着一件被堆上了推车，很快就装不下了。
人们推推搡搡地从我们身边经过。最穷的乘客穿着脏兮兮的长裙，从上等车厢男士锃亮的皮鞋和熨得笔挺的西裤旁边蹭过去。但优雅的女士们都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站台终于空了，二等和三等车厢的乘客都走光了，她们才踩着高跟鞋慢慢地走下车厢的三级铁楼梯。
夫人看到我站在那儿等着她，忍不住笑了。不过，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候。她叹了口气，说起漫长的旅途和无聊的旅伴，还有她疼痛的后背和不舒服的座椅。她的话里掺杂着瑞典语和法语，我很快就听不懂了，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我没能回答她。她踩着高跟鞋，向车站大楼走去，我和搬运工跟着她。搬运工埋头推车，我在前面抓住金属杆帮他，另一只手还拎着自己的小箱子。我的裙子已经汗湿了，每走一步我都能闻到强烈的、湿乎乎的汗味。
到达大厅，那里有着优雅的青铜柱和石块铺的地面，里面挤满了人。我的耳边充斥着人们脚步的回声。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和黑色短裤的小男孩开始跟着我们，手里摇着一朵粉色的玫瑰花。细长的刘海垂在他明亮的蓝眼睛上，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我摇摇头，他仍然固执地摇着那朵花，向我点头，伸手过来讨钱。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女孩，梳着两条粗粗的棕色发辫，穿着一件明显太大的棕色裙子。她在卖面包，她的裙子上星星点点地沾着面粉。她向我递过来一块面包，来回晃动，让我闻到了面包的香味。我还是摇摇头，加快了脚步，但两个孩子也跟得更紧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我前面吐了一大口烟，使得我大声咳嗽，夫人笑了起来。“你被吓着了吗，亲爱的？”
她停下了脚步。“这里跟斯德哥尔摩太不一样了。哦，巴黎，我太想念你了！”接着，她便露出大大的笑容，然后从嘴里蹦出一段长长的法语。她转身对那两个孩子用坚定的语气说了些什么。他们看着她，行礼鞠躬，然后便“吧嗒吧嗒”跑开了。
车站大楼外面，一位司机已经在等我们了。他站在一辆高高的黑色汽车旁边，一见到我们便伸手拉开后座的车门。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座椅用的是最柔软的皮子，我一坐下，皮子的气味便升起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种味道让我想起了父亲。
车里垫着小块的波斯地毯，有红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我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在边上，怕把它们弄脏。格斯塔跟我讲过巴黎的街道、音乐和气味，还有蒙马特高地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子。我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一栋栋装饰得很漂亮的白色建筑飞驰而过。夫人适合那些高级社区。她会和其他那些优雅的太太一样，穿着漂亮的衣裙，戴着昂贵的首饰。但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停车，她不想住在这里。她想和周围的人不一样，让大家都关注她。对她来说，不寻常才是常态。这也是她喜欢和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待在一起的原因。
夫人果然带我去了蒙马特高地。我们的车小心翼翼地爬上陡坡，最后在一座小房子前停了下来，这座房子的灰泥已经剥落，有一扇红色的木门。夫人很激动，车厢里满是她的笑声。她仿佛容光焕发，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进到散发着霉味的屋子里。里面没多少家具，都用布单盖着，夫人挨个房间走过，把布单都扯下来，让鲜艳的织物和深色的木头家具重见天日。这座房子的风格让我想起她在南城的公寓。这里同样有很多很多的画，在墙上挂成两排，不分主题，有各种风格，现代的、古典的，都骄傲地混在一起。到处都是书——仅仅在起居室里就有三个高高的壁橱式书架，上面摆着一排又一排皮面精装的书。其中一个书架旁边放着一架梯子，爬上去就可以够到顶层的书。
夫人一离开房间，我便站在书架前，看着书脊上这些著名作家的名字：乔纳森·斯威夫特、罗素、歌德、伏尔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亚瑟·柯南·道尔。这些名字我以前只听别人说过，现在都在这儿，书里都是我听过但并不理解的思想。我取下一本书来，却发现是法语的。这些书都是法语版。我筋疲力尽，瘫倒在扶手椅里，咕哝着我会的仅有的几个法语单词：你好，再见，对不起，是。漫长的旅途和看到的一切让我很疲惫，我的眼睛睁不开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夫人在我身上盖了一条针织毛毯。我把它裹紧。风从其中一扇窗户吹进来，我起身去把它关上。然后我便坐下给格斯塔写信，我曾对自己发誓，一到巴黎就给他写信。我用十三岁孩子所掌握的贫乏的词汇，把自己全部的第一印象匆匆写了下来：我走过站台时双脚摩擦地面的声音，我身边的各种气味，卖面包和卖花的两个孩子，坐车路上看到的街边音乐家，还有蒙马特高地，我全都写下来了。
我知道，这一切他都想知道。
第04章
“下周会有另一个姑娘来照顾你，临时代替我。”乌尔莉卡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很大声，“我要去加纳利群岛度假了。”多莉丝想往后退，但乌尔莉卡跟着她，又抬高了音量：“能够走开一段时间放松一下真是太棒了。那儿有孩子们的运动俱乐部，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在躺椅上舒舒服服地待着。想象一下，多莉丝，那里满是阳光和温暖。从这儿一路去加纳利群岛。你没去过吧？”
多莉丝看着她。乌尔莉卡正在叠洗好的衣服，叠得很马虎、很潦草，把她的上衣袖子弄得皱巴巴的。她把衣服都堆成一堆。一边说话，一边往上堆。“那里叫马斯帕洛马斯。可能游客会很多，但酒店很不错，而且也不贵，只比另一个差很多的酒店贵了一千克朗。孩子们可以整天在游泳池里玩、在沙滩上玩。那儿的沙滩很棒、很长，上面有高高的沙丘。沙子是被风一路从非洲吹过来的。”
多莉丝转过身去，看着窗外。她拿起放大镜，想找那只松鼠。“你们老年人觉得我们疯了，总是到处跑。我奶奶总不理解为什么在家里好好的非要出去。但出去很有意思，而且对孩子们也有好处，可以让他们看看世界。不管怎样，好了，多莉丝，衣服都叠好了。该给你洗澡了。你准备好了吗？”
她向乌尔莉卡挤出一点儿笑容，把放大镜放到桌子上，放回原位，又把它稍稍移了一点儿角度，松鼠没出现。她思索着：它会去哪儿？会不会被车撞到了？它总是在路上跑来跑去。当她感到乌尔莉卡的手指伸进她的腋窝时，才回过神来。“一，二，三——”
乌尔莉卡迅速帮她站起身，扶着她的手站了几秒钟，等眩晕的感觉过去。“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我们慢慢走过去享受你的水疗。”
多莉丝虚弱地点点头。“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可以在家做水疗，有按摩浴缸，还有人给你做按摩和美容。那一定棒极了，是吧？”乌尔莉卡被自己幻想的画面逗笑了，“我去度假时会给你买一管面膜，等我回来就可以给你做点特别护理了。一定很有意思。”
多莉丝听着乌尔莉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只是点点头，笑了笑，并不想回应她的示好。
进了浴室，她伸开双臂，由乌尔莉卡帮她把上衣和裤子都脱掉，赤裸着身子。她迈着小心的步子走进淋浴间。她坐在表面打了孔的白色高凳一端，这个凳子是看护公司给她的。她用喷头贴着身体，让热水流到身上，闭上眼睛，享受着这温暖的感觉。乌尔莉卡走开去了厨房。她把温度又调高了一些，耸起肩膀。水流的声音总能让她感到平静。S. 多米尼克·塞拉芬 已逝
我找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离夫人家有点距离的一个露天广场，艾米丽·古多广场。广场上有一张长椅，还有漂亮的喷泉：是四名女子的雕像，她们一齐将一个圆顶高举过头顶。喷泉有力地向外喷射着，我喜欢听水从她们长及脚踝的裙边滴落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到斯德哥尔摩，想到南城，那儿离水很近。巴黎只有塞纳河，而且离蒙马特有点远，我在夫人家白天得干很长时间的活，很难有机会去塞纳河边。于是，这个小广场上的喷泉成了我的慰藉。
夫人午睡时，有时我就会去广场那儿，在那里给格斯塔写信。我们经常给对方写信。我把他想念的一切的剪影写给他。这里的人，这里的食物，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各个地方，这里的风景，还有他的艺术家朋友们。作为回报，他把斯德哥尔摩的剪影写给我，那是我想念的东西。亲爱的多莉丝：
你寄来的故事成了我人生的灵丹，它们给了我创作的勇气和力量。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灵感。你流畅的文笔所描绘的图像也让我看到自己身边的美。水、建筑、码头上的水手，都是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
你写得真好，我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你会成为作家。继续写作吧。哪怕你只感到最微弱的念头，也不要放弃。我们为艺术而生，能进行艺术创作是我们的荣幸。我相信你，多莉丝。我相信你有创作的力量。
今天下着很大的雨，把鹅卵石击打得很响，我在三楼都能听到。天空灰蒙蒙的，我都担心如果出去，天会罩住我的头。于是我就待在家里，画画、思考、阅读。有时我会见一个朋友，他得来我这儿。我可不想冒险走进瑞典深秋常有的无边的忧郁里。黑暗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影响我。我只能在脑子里想象巴黎美丽的秋天，风和日丽的日子，还有明亮的色彩。
要明智地利用你的时间。我知道你想家。虽然你从未提起，但我能感受到你的焦虑。享受当下吧。你的母亲和妹妹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会尽快去看看她们。
谢谢你的来信给我的力量。谢谢你，亲爱的多莉丝。
常来信。
我仍然保存着他的这些信，都放在床下的一个铁盒里，一直带在身边。有时我会拿出来读，回想它们是如何伴我度过初到巴黎的那几个月，回想他是如何给我勇气，让我积极地看待这个跟家乡截然不同的城市，回想他是如何鼓励我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一切。
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我的信，或许他投进壁炉里烧掉了，他经常坐在壁炉旁边。但我记得自己写了什么。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为他描述的场景：巴黎街道上的落叶；夜里，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冷空气把我冻醒；夫人和她的派对，有莱热、阿尔西品科、罗森伯格等知名艺术家来参加；还有香榭圣母院街86号蒙巴纳斯的房子，格斯塔曾经住在那里。我偷偷溜了进去，看楼梯井的样子，为他描述每一处细节，还有每一扇门上的名字——他很喜欢。楼里住着的很多人他还认识，他很想念他们。我也写夫人，她晚上不像在斯德哥尔摩那样整天开派对了，而是喜欢在巴黎漫步，寻找能勾引的新的艺术家和作家。她早上起床也越来越晚了，于是我便有了时间来读书。
夫人书架里的字典和书帮我学会了法语。我从最薄的小说看起，一本接着一本。这些佳作教给我很多关于人生和世界的真谛。一切都在那排木头书架里，欧洲、非洲、亚洲、美洲，不同的国家、味道、环境、文化，还有人。人们住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却又如此相像，都充满了焦虑、怀疑、恨和爱。我们所有人都是，格斯塔也是，我也是。
我本可以永远在那儿待下去。在书里，我感到安全。但可惜的是，那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一天，我从肉店拎着满满一篮子熟食往回走，路上有人把我拦住了。原因只有一个——如今缩首弓身、满脸皱纹的我，难掩自豪地承认：当年，我很美。
一辆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停下，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跑出来。他用手捧起我的脸，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的法语还不太好，他的语速很快，我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像是他很想要我什么。我很害怕，便挣脱他，飞快地跑走了，但他却开车跟着我。车开得不快，就跟在我身后。等我跑回夫人家，便冲进去，猛地把门关上，把每一道锁都锁上了。
那个人使劲地拍门，一直拍一直拍，直到夫人亲自来开门。她用法语骂了我一句。
夫人刚一打开门，语气就变了，立刻请他进来。她瞪了我一眼，示意我走开。她笔直地站在他旁边，好像他是皇室成员一样。我完全搞不明白。他们进了客厅，但几分钟后夫人又冲出来把我拉进了厨房。“快去洗脸，站直！把围裙摘下来。我的天哪，先生想见你。”
她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掐我的脸颊，掐了好几次，让我的面色看起来红润。“好了。笑，我的姑娘。笑！”她小声说，推着我走在她前面。我强迫自己对坐在扶手椅上的那个男人笑了一下，他立刻站起身来，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他看我的眼睛，用手指摸我的皮肤，捏我纤细的腰。他还对着我的耳垂叹了口气，用手指弹它们。他不作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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