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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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试读：

伴随着中国最近数十年的持续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热潮，不少学者和学生开始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特点产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中国的外交与西方的外交有共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学人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或“中国的外交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程的《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一书也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希望能就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就是国内通称的朝贡体系进行研修。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外交事宜。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些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外国的相关学科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思想和实践。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外交血脉中，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外交。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国内对中国外交遗产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看西方的历史，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西方的很多例子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和威斯特伐利亚，而不去关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呢？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肯定比不过西方人。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展示中国的特色。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做中国自己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研究。

现代国际政治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之上。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迟到者和被动接受者。在西方外交思想和规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规范和实践开始衰落。其实，与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悠久灿烂的外交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体系。这个体系日后逐渐发展完善成稳固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彻底崩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和紧随而至的对西方先进文明及制度的学习，似乎使我们忽视了那些遥远的外交家身影和曾经响亮的声音。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识外交历史，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一书就是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有益尝试。我曾经做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本书则将对古代外交的研究延伸到了秦汉之后，同时将观察的视角深入中国内部政权。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实梳理了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归纳出相关国别的外交战略。其中对吴、蜀两次外交联盟的介绍和对联盟理论的穿插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联盟征伐情况；其中对蜀、吴荆州战略的深入分析，将盛传的“借荆州”细化，纠正为“换江陵”，为我们理清了一桩纷繁复杂的历史公案。书中有关秦旦通三韩、张特守合肥城等有趣的外交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外交生动有趣的一面。

正如作者承认的，本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并没有严格区分外交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对三国外交战略和战术的分析概括也略显简单。另外，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治实体各有各的地盘、军队和居民，互不隶属又相互承认，它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典型的外交的特征，但它们都是秦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之下出现的，又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为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且后来三国又在不久之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又与一般国家的外交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本书不失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外交史作品。

中国的外交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有不少知识和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外交。相信张程的这本《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会丰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的认识，会对人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有所补益。

是为序。叶自成2007年3月5日前言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璀璨异常的三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本书重点关注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思想。它将带领读者走入三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战场，近距离观察三国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本书也将带领读者关注三国外交先辈筚路蓝缕的过程，思考三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地位。

这是个崭新的领域，在论述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疑问和思索。

一听说“三国外交”，人们往往首先询问：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对于这个前提性问题的回答，涉及我们对外交的理解。现代人已经习惯了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展示的外交纵横。外交官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外交场合上的潇洒表现，国家间频繁进行的照会、会晤和联盟等外交活动，连续公布的国际法、条约、协议和讲话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现实中的外交世界。拨开这些表象，投眼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我们会发现，我国古代也存在这些外交概念。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概念。

外交史大家黎虎教授研究认为，商朝的甲骨文中就包含着外交记录。在商王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外交官和外交概念。当时的外交指的是中央王朝开展对外交往、允许诸侯各国相互交往的权力和一系列的活动。

春秋时期的鲁隐公元年（前722）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谷梁传》中“隐公元年”一篇对此记载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意思是说：周朝范围内的诸侯们，没有周天子的允许，是不能相互交往的。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外交”一词的记载。可见，“外交”一词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贬义的。也就是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天子才有权利进行对外交往，外交是天子的特权。

但是这并不妨碍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的现实存在。西周时，由各诸侯国和周边政权组成的国家体系间围绕着周王室固定运转，不就是中国原始的外交体系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外交与征战始终相伴随，碰撞出了辉煌的外交火花。葵丘会盟、问鼎中原、晏子使楚、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外交故事、外交人物和外交战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秦汉以来，各项外交概念开始固定，外交范围拓展，形成了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先秦时期的外交，还都是集中在现代中国本土范围内。经过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位列九卿的大鸿胪，属于内朝系统的主客曹和行人、四方馆等各司其职，撑起了中华帝国的外交体系。中国主导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辉煌和中国在东亚的历史遗产就是在当时开始出现雏形的。

三国时期，国家的分裂并没有妨碍外交思想的流传。东吴使臣张温出使蜀汉，向蜀汉大臣称赞自己的副手（副使）。后来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张温因此获罪。《三国志··张温传》记载了骆统为张温求情的话：“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这里的“外交”一词是贬义的，指的是大臣私自对外交往。这里具体指张温没有经过皇帝孙权同意，当着蜀汉君臣面评价东吴的大臣（副使）。骆统求情的时候，就认为张温虽然擅自评价己方大臣，但说的是好话，不是一般的“外交”。

事实上，“三国外交”的概念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张大可教授认为：“三国外交，特指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起于公元208年刘孙结盟，止于公元229年吴蜀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前后22年。”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张教授的分期，但完全认同张教授对外交的灵活理解。群雄竞起的乱世，各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外交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是我们观察统一盛世时难以获得的万花筒似的精彩画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外交内容大放异彩的重要阶段。

我们得承认，即使是在缺乏理性思维、不擅长思辨和缺乏系统理论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依然闪耀着先辈外交实践和思想的光芒。三国时代存在中国古代外交。

再追根溯源，外交概念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外交概念由西方而来。现代外交的词源Diploma意为金属制的一分为二的护照和其他通牒。它是国家颁发的执行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凭证。外交概念在产生之初就带上了强烈的国家实践色彩。

外交概念包含两个前提：国家和国家交往。外交概念带有两大色彩：国家色彩和主权色彩。

三国时期存在国家吗？讨论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否可行呢？

那么，三国时期的曹魏、东吴、蜀汉和辽东是否可以算是外交意义上的国家？魏国的疆域东至大海，西到甘肃，北过长城，南达江淮地区；东吴接魏国南境，跨过长江中下流地区、五岭和珠江流域，直到越南中部；蜀汉保守今四川、云贵和陕西、青海等省一部。曹魏灭蜀的时候，蜀国人口约94万，魏国人口有443万。西晋灭吴的时候，吴国人口达到230万。灭亡的蜀汉和东吴两国，分别立国43年和59年，分别保持了10万和20万的常备军。这样的政权规模，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大国。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中兴汉室”这面旗帜失去了号召力。统一的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量在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转移了天命的观念。魏、蜀、吴三国在义理上都成了平等的割据国家，三方角逐完全进入了道德与国力的竞争中。对于这三个国家以及辽东政权来说，谁治理得有条理，谁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赢得士大夫的归心，谁的力量就会不断增强。

当时参与到以三国为核心的外交圈子中的，还有三韩、邪马台、大和、西域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些发展成了现代国家，有些逐渐融入了中国。但是在当时，它们都是有稳固统治的、独立的国家。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里的国家都不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但是，三国时期各国建立了对内绝对排他的统治，在对外事务方面也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三国时期的国家是存在的。同时，讨论割据政权内部、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可行的。

所有对“三国外交”概念的疑问，都是受到现代外交概念约定俗成的影响导致的。当代人的头脑里似乎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只有在现代国际环境中接触的外交才是外交。事实上，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也存在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我们对它的怀疑本身表明我们对它的忽视。希望三国外交能够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外交的一个切入口。

读者们可能又会问了：读三国外交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迟到者。中国被动进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为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国际体系。

我们接受的外交教育和熏陶也是在西方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普遍缺乏自己的国际视野。我们用它来分析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规划和指导我们的外交行为。甚至有部分人“言必称威斯特伐利亚”。遗憾的是，我们毕竟不完全适应那一套思维，很难用它来解释我们遇到的一切。

在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再遭遇尴尬。中国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中长期处于巨幅逆差地位，这令有着几千年深厚积淀的文化大国十分尴尬；近几年比较叫座的几部电影大制作，与其说是民族电影的希望，不如说是在西方审美基础上点缀了中国元素；一年年地学人西渡，归国的那部分人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文化，却依然改变不了国内一些学科起步低、理论零散、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海洋上出现越来越多中国船只的身影，但中国在海事纠纷中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事实上，对于国际竞争的许多“游戏规则”，我们都不能说了然于胸。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崛起的中国的未来一代，我们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尴尬的现状，如何迎接中国在世界强国舞台上的登场？说到底，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视野看待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最基础的，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威斯特伐利亚，挖掘我们的传统世界观和外交思想，找到我们的国际思维原点。

三国外交就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外交遗产。挖掘它，继承它，可以为我们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提供借鉴，可以帮我们抽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头脑中所出现的一缕遗憾和一丝无奈。

国家图存争霸，“外交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力是国家占有一定的外交资源，运用外交能力转化、配置外交资源，通过外交构想力提出富有成效的外交战略，结合外交意志，形成解决特定问题的外交力量。外交力影响国家的对外交往，随时随地随境况不同而不同。对外交力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执政者的能力，能优化国家的外部环境，也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四面树敌。并非“弱国无外交”，恰恰相反，弱国更需要提升外交力，或者在消解外患，或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如果能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就能极大提升弱国的国际地位。在综合国力其他要素欠缺的情况下，弱国能拥抱的就是外交力了。同样，强国也不能忽视外交。不求事事锦上添花，但糟糕的外交连累整体国力、拖垮国家大政，也不能不防。三国外交便提供了两方面的生动例子，给外交力增添了中国元素、三国特产。一　帝国的外交遗产

董卓之蠢，在于他白白浪费了历史赐予他的巨大机遇，丧失了东汉王朝拨乱反正的最后希望。于是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一个乱世开始了！世道乱了，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中国政治文化中蕴藏着的外交思想和王朝的外交制度就是帝国世代相传的宝贵遗产。中国第一位军阀

开启三国时代乱世大门的人，是董卓。

公元189年，职业军人出身的河东太守董卓，戏剧性地率军进入洛阳，诛杀宦官和大臣，掌握了朝政。他所面临着的是一个矛盾重重、政弊缠身的朝廷。东汉政治正处于或者拨乱反正或者全盘崩溃的十字路口。董卓的无知、鲁莽和他麾下凉州兵团的残暴，使得矛盾冲突如洪水般决堤而出，加速了乱世的到来。

董卓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像后人描述的那么不堪。他这类人物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倒是经常出现。后人专门造了一个名词，来形容董卓这样的政治角色——军阀。

作为中国军阀的先辈，董卓为这个群体的后来者树立了许多典范。

首先是在体态上，董卓极胖。他兵败被杀后，横尸街头。据说有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董卓肚中的脂肪足足燃烧了三天三夜。后来的唐代著名大军阀安禄山也是肚子极大，据说需要五匹马才能载起他。

其次是在个人履历上。董卓始终与军队（凉州军团）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亲自掌握队伍。之后历代的大军阀，无不牢牢掌控军队、崛起于行伍。军队私人化成了军阀的标配。

古代，俗语有云“好男不当兵”，行伍出身的人通常家世不显。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身不高，父亲董君雅是县里的一个小官，最高做到了颍川郡纶氏县的县尉。董卓成年后也在老家郡衙门中谋了个监领盗贼的差事。

凉州地区主体在今甘肃省中部，在汉朝是边陲地区，气候常年寒冷，因此得名“凉州”。当地少数民族众多，出产当时中国最优质的战马和最彪悍的战士，骑兵素质甲天下。也许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董卓彪悍、残暴的性格。董卓小的时候就与少数民族豪帅结识，这为他日后在凉州军团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汉桓帝末年（大约公元160年左右），凉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羌人的反叛行动日益高涨，东汉朝廷为安定边陲，提拔了一批当地豪强来平叛。董卓就以“良家子”的身份被提拔为羽林郎（中级军官）。董卓本就性格粗猛，体格健硕，到了战场上更是如鱼得水。史载他可以在飞奔的战马上左右开弓射箭。

凭借着过人的武力和多次征伐作战中累积的战功，董卓一路升迁，历任军司马、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终于晋升为高级将领。

董卓势力的日益坐大引起了朝廷的担心。中平六年（189），朝廷命令董卓交出部队，去上任并州牧。有兵有权又有野心的董卓岂肯就命，他上书说：“臣在行伍中十多年了，与军中上下的士卒日久情深。士卒们也都依恋臣的畜养之恩。臣愿意为了国家，率军到并州去，效力边陲。”他也不等朝廷同意，就率领军队去上任了。

一个军阀的身影开始出现了！

羸弱的东汉王朝当时已经无力对董卓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了。

汉灵帝的东汉，此时朝廷立国已久，像是个痼疾缠身的老人，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百姓怨声载道，最终在公元184年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生了一场暴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

朝廷虽然成功镇压了起义，但是实际统治已经动摇了。世族大家的势力恶性膨胀，地方政权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外戚明争暗斗。汉灵帝在最危急的时刻出朝与群臣面议朝政，之后又回到深宫，与宦官相伴。

不久，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即位。志士仁人想要澄清政治，黎民百姓也都盼着朝廷清明。洛阳城内的知识分子、朝臣和外戚们酝酿发动“尽诛阉宦”的计划。皇权专制衍生出了宦官专权的现象。宦官专权在道德上和实质上削弱了皇权，的确是导致东汉末期政治黑暗的原因之一，也是人们攻击的主要矛头。大将军何进和许多大臣都支持这一清除宦官专权的行动，以达到重尊皇权的目的。

朝臣们和知识分子要清除宦官专权是好的，但当时的做法却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主导此事的是外戚。何进是国舅，掌握外朝实权，即使行动成功了，最后也难免只是以外戚专权代替了宦官专权，并不见得是好事。

其次，何进的能力太差，靠裙带关系上台，不仅办事不密，而且优柔寡断。在调兵遣将完毕后，他觉得必须征得妹妹也就是皇太后的同意。但是皇太后终日需要宦官伺候，自然不同意诛灭宦官。昏庸的何进和朝臣们竟然另辟蹊径，想出了调外省军队入京“兵谏逼宫”的馊主意。这不仅在实质上削弱了皇权，还向天下明确宣告神圣的皇权不能解除身边的顽疾，而只能依靠外人的力量。

曹操此时在京担任禁军校尉，参与预谋。他极力反对征调外兵来诛杀宦官。他认为诛杀宦官让几个狱吏去办就行了，如果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而暴露了皇帝和朝廷的无能，是要引起天下骚动的。曹操最为担忧的是引狼入室，可能会造成军阀独霸朝政、削弱皇权。

但是曹操的看法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外省军队依旧被调入京。董卓的部队就是被征调的兵谏队伍之一。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行动。宦官们早已得知了消息，趁外兵未到，就先下手为强，将何进骗到宫中，砍了他的脑袋。

何进的属下们闻此噩耗立刻红了眼，奋起神威，冲入宫中，大肆诛杀宦官。皇宫内一片血雨腥风。据说，当时还误杀了许多面部无须的男人。洛阳陷入了大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董卓赶到了滑向混乱的洛阳。

董卓来的时机正好，可是带的兵并不多，开始时只有步骑三千人，实力远低于何进余部和洛阳周围其他军队。董卓也害怕自己兵少，不能镇服远近，但多年的军事经验教会了他使用计谋。在之后的四五天中，董卓让军队每天夜里悄悄潜出军营，第二天再大张旌旗擂鼓而还。洛阳城中各派和周边地区都以为董卓的军队源源不断而来，纷纷表示归附。就这样，董卓凭借着一个本朝前所未有的机遇，踏着宦官和外戚两派势力的尸体，征服了洛阳。

从东汉中期开始，宦官外戚交替掌权是中央朝廷最大的弊端。如今，中央朝廷既没有了宦官专权，也没有了主事的外戚集团，民心思定，何等清爽。另外，东汉政权是依靠世族大家的支持建立的，肇建之时就种下了豪强世族恶性膨胀的恶果。上百年来各个大家族累世公卿，把持朝政，让寒门士人和百姓寒心。而东汉末期豪强大族经历过起义、造反和内乱的打击后，势力衰落；董卓以平民出身入主朝政，得到了普通人的欢迎。不称职的掌舵人

历史给予了董卓莫大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原本漏洞百出的东汉大船经过何进这一折腾，正在缓慢下沉。如果掌控不好，掌舵人将和船只一起没入海底。我们来看看董卓是怎么做的吧。

董卓此时已是相国，是东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他有机会也有足够的实力挽大厦于将倾。但是董卓虽然夺得了权力，却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来促进国家的发展。

虽然他也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比如清理“党锢案”，拨乱反正；改革中央和地方人事；同时他继续推行地方上的州牧制改革。董卓的这几项政策使得之前被幽禁、没有机会出仕的人和长期得不到提拔的人受到了重用，赢得了好评。后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

遗憾的是，对于困难重重、处于风烛残年的东汉王朝来说，拨乱反正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它需要的是庞杂的、客观可行的全面改革。然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董卓集团既没有做好全面改革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之后除了废除五铢钱、更铸小钱，希望改革业已崩溃的国家财政（结果因为钱品恶劣，导致物价飞涨）外，董卓集团的朝廷毫无其他作为。相反，军阀的残暴不法逐渐显露出来。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军队到阳城时赶上当地居民迎赛土神的集会。四方居民都聚在一起看热闹。董卓军竟然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发起进攻，杀死了所有的男子，夺取车牛装载妇女和财物。部队将斩获的男子头颅系在车辕轴上，浩浩荡荡地返回洛阳，宣称攻贼大胜。进入城门后，部队将所有头颅堆积起来焚烧，将妇女分给士兵作为婢妾。史载董卓法令苛酷，用刑很重，冤死者数以千计。“百姓嗷嗷，道路以目。”甚至还有董卓本人强奸宫女、公主的记载。

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董卓主导了东汉王朝的最后一次皇位更迭。当时在位的是汉灵帝的长子——汉少帝刘辩。他尚未成年，是何进的外甥。董卓以少帝无能为由，逼迫群臣同意更换皇帝，改立汉灵帝的幼子陈留王刘协为帝。刘协就是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不久，逊帝刘辩即被董卓毒死。更换傀儡只不过是为了巩固权势、操持朝政，对汉王朝的复兴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瓦解了本来拥护皇权的士人阶层对董卓的支持（他们原本是在重尊皇权的旗帜下聚拢在董卓周围的）。其结果就是，在拨乱反正之初选择支持董卓的士人阶层，经历皇位更迭后，马上转到了董卓的对立面。董卓的举措尽管为自己获得了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却只是无端地授人口实，推人树敌而已。

与扶立汉献帝的举措一样费力不讨好的是迁都长安的决策。

董卓尽徙洛阳人口百万前往长安。一路上百姓们在步骑兵的驱赶下，互相踩踏，加上饥饿、疾病和寇掠，积尸盈路。董卓自己则留驻洛阳，指挥对首都洛阳的焚烧工作，使洛阳城方圆二百里成为一片废墟。董卓的爱将吕布则挖掘了东汉各座帝陵和公卿们的冢墓，掠夺珍宝。

董卓为什么要迁都？当时关东十八镇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对洛阳形成包抄之势。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整天高谈阔论，饮酒作乐。他们讨伐权臣是假，割据牟利是真。董卓完全不用怕他们，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威胁。董卓退居关中，可能是想放弃四处难守的洛阳，全力经营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可能是想西退接近凉州老家；也可能是想守着自己的封地过安乐的日子（董卓的封地郿距长安250里）。他在封地建筑了巨大的坞堡，高厚有七丈，号曰“万岁坞”。囤积的谷物可以食用三十年之多，还藏有数不胜数的珍宝。董卓志得意满地对亲信们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这句话充分暴露了董卓是一个“有术无学”的军阀。他一生的追求就是拥有封地、粮食和珍宝，过安逸享乐的生活，至于控制朝政、号令天下都是附加要求而已。他所思考的更多的是微观的个人得失和争权夺势的技巧，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东汉王朝在即将没顶的时候，将命运寄托在这样的一个军阀手中，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退居关中后，董卓自以为权势牢固，天下威服，残暴本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最后在公元192年，被亲信王允和吕布杀死在长安。

董卓死后几年，他手下的凉州军团，包括李傕、郭汜、张济、段煨、董承等人，继续为乱关中地区，致使两三年后关中无复人迹。原本人烟稠密的经济中心变成了人间地狱。

董卓之乱直接引发了军阀大混战。在董卓入洛阳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0年，关东各镇诸侯就以诛董卓为名开始了兴兵讨伐。这些各怀鬼胎的诸侯大多堕落成了军阀。他们骄奢淫逸、祸害地方，成了割据动荡的主角。百姓在饥馑、烽火和恐惧中备受煎熬。女诗人蔡琰（蔡文姬）的《悲愤诗》写道：“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这是汉末军阀混战的最直接反映。这群军阀，站在乱世的门口，共同打开了乱世的大门。中国历史迎来了著名的割据混战时代，从东汉末一直到隋唐重新统一为止，长达400年之久。

董卓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在于意识形态的巨大改变。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得到了广泛响应，说明百姓对汉朝出现了“忠诚危机”。之后曾出现了少数人意图谋立合肥侯为皇帝的谋逆事件。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对汉朝是抱有感情的。朝廷的权威低落，但还没有扫地。董卓原本拥有重尊皇权、中兴中央集权的巨大机遇，但是他失败了。结果皇冠再次受到了奚落，中央集权也成为枉然。如果说在董卓入洛阳的时候，天下百姓对享国四百年的刘汉王朝还有眷恋拥戴之情，希冀拥护在汉朝的旗帜下实现国家统一和复兴的话，那么现在，天下百姓对刘汉王朝已经撤回了忠诚。

大文豪蔡邕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于“三世不分财”的名门，气节和文章受人推崇。蔡邕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指点江山，在黑暗政治下一再被贬斥，流浪各地。他曾经在吴会地区过了二十多年贫困艰难的日子。董卓当政的时候，起用蔡邕。蔡邕经过短暂犹豫后，接受了朝廷的征召。虽然他当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对朝廷的忠诚依然存在，相信经过一次大的革故鼎新，汉朝能够复兴。在董卓之乱中，蔡邕几乎是一日一升迁，最后官至侍中。对于董卓的荒唐举动，他也多有劝谏。董卓死后，蔡邕抚尸痛哭，被当作董卓同党斩首。蔡邕哭董卓，不是因为他是同党。他哭的是自己心中理想的破灭，哭的是汉朝最后复兴希望的丧失。

这，才是乱世大门得以打开的最深层原因。

正如鲁肃见到孙权说的第一句话：“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

在蔡邕和鲁肃等知识分子心目中，汉朝正在成为过去式。董卓从观念和现实两方面打破了汉朝统一的政治格局。不同的是，蔡邕采取了为曾经统一而强盛的汉朝殉葬的做法，而鲁肃选择的是在乱世中参与群雄割据的做法。

在心中抛却了统一的政治权威后，人们心头积压的欲望和人性中的劣根性纷纷暴露出来。身逢乱世，成为一件微妙的事。当时在京城做官的宗室刘焉是汉末州牧制改革的提倡者。他提出改革地方官制，将监察区变为行政区的建议，其实是想在乱世中为自己谋条出路。刘焉起初希望去做交州牧，“欲避世难”。交州在现在的两广和越南中北部地区，偏远闭塞。刘焉老了，想去那儿养老，全身而终。侍中董扶是四川广汉人，他悄悄劝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今天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地区）分野有天子气。”这是一句典型的大逆不道的话，在皇权鼎盛的时代、在人人拥君报国的年代，完全会为说话者带来诛灭九族的厄运。但刘焉听了董扶的话后，不动声色，心里的小九九上下乱窜，暗中活动起益州牧的职位来，最终如愿以偿成了第一代四川王。

董卓之乱对于改朝换代的历史拐弯处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耗尽了东汉王朝最后一丝力量。内乱、迁都和混战的结果在汉献帝几年后逃回洛阳时就显现了出来。公元196年，刘协逃离战乱连绵的关中地区，来到一片废墟的旧都洛阳。东汉王朝的宫廷只能在一座勉强有四壁的破落院子里临时办公。这座院子据说是之前某个宦官在宫外的私家住宅。当时在其中办公的大臣有数十人，其中尚书郎以下的大臣必须每天自己去城外采摘野菜充饥。他们与饥民、乱兵一样，你争我夺。体弱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既没有朝官队伍，也谈不上什么中央军队，甚至连中央政府的供给都成了问题。这就是董卓之乱最直观的表现。这样的朝廷也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管理全国的可能性了。汉朝的外交遗产

外交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展开的。

现代外交将这个背景叫作“国际社会”。通俗地说，外交是受到历史经验、社会观念、规章制度、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等社会因素严格约束的。每个国家的外交活动都是在已经布景完毕的舞台上展开的，每一位外交官多多少少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演员。

在我们用来形容现代国际社会的词语之中，最常见的说法是“非政府状态”。的确，与国内社会不同的是，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缺乏统一权威的、无权力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它类似于霍布斯等人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但又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人们其实是设计了许多国际法、国际组织和规章制度，形成了许多外交惯例和关系，是一个“非”政府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有人想在现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定的权威，但是这个结果至今没有出现。

那么三国外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展开的呢？

三国外交的背景的最显著一点就是它是在中国统一王朝崩溃之后衍生出来的。在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夏、商、周与秦汉王朝这两个长时期的相对统一经历。三国外交是在中国历史的沉淀中起步的。统一的经历为三国外交的展开造就了诸多的特性：既定的世界观念；已经起步的营造东亚国际体系的努力——这两点是统一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最主要的，也是最宝贵的外交遗产。

这个既定的世界观念可以用“天下观念”四个字来概括，这也是统治中国人思想数千年的传统世界观念。譬如先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至今，很大一部分国人依然用“天下”一词代指中国人视野中的全世界。

天下观念起源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诸族同周边的其他族体之间存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华夏诸族自信于自身的发展程度与优势，坚持夷夏大防，同时希望以夏变夷，将华夏族的优势向周边辐射，实现天下大同。之后，华夏诸族和之后发展壮大而成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周边民族的各方面优势一直保持到了近代，天下观念与“一统华夷”的愿望也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之中。

中国人所规划的“天下”，中国居天下之中，为一国独尊，四周为蛮夷之人，未施王化。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天下大一统，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帝国和天生的圣人——皇帝。皇帝和天朝上国应施王化于蛮夷，追求一统华夷。这是一个以中国代世界，相对封闭愚昧的世界观。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二是追求天下大同和睦。原始状态的“华夷分野”观念，是在上古时期华夏诸族与其他民族不断对立、冲突但又存在交流的情况下提出的。和许多正在形成的民族一样，当时的华夏族要维护自身血统纯净，强化民族意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取得了对于周边民族的绝对发展优势后，中华民族并非作茧自缚、消极自保，而是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播自身的先进文明，有的朝代还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体”的统治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现实为天下观念的强化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由此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两千多年。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下观念与“天”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思想里的“天”是封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是世间道德的仲裁者，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天”强大到了排挤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在社会上存在空间的地步。“天下观念”从“天”的概念里演化而来，也被后者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备受尊崇的儒家思想确保了天下观念的实践。

三国时期，天下观念依然牢固占据着中国人的思想，成为统一的世界观。

与天下观念相伴随，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营造。天下观念中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和“一统华夷”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代中央王朝试图在“天下”营造华夷一统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华王朝的绝对国际权威，以国内政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礼作为国际交往原则，以儒家思想教化万邦，一统华夷。

那么中国先民的外交努力有没有在古代东亚产生一个固定的国际体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叶自成教授认为：“在欧洲体系形成之前，存在着另外一个比它要早得多的地区性国际体系。首先是华夏体系的存在，然后是东亚体系的存在。这两个体系是存在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拥有固定的疆域、政权和军队等国家要素，相互征伐；周王朝维持着一个松散的国际体系，摇曳着空泛的观念、制度和道德的旗帜。尽管东亚地区成型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在这个时期出现，但是中国内部围绕着周朝形成了类似于后代的微型的“联合国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封建宗法制度、外交礼仪和制度这些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因子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萌生的。秦汉的统一继承了春秋战国的外交遗产，奠定了以封贡为核心的古代东亚体系的雏形。它类似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藩属、外国和周边民族围绕周围，以册封赏赐和朝贡为纽带的东亚国家同心圆系统。这样的国际体系是真切存在的。三国时期开始直至隋唐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外交内核被牢固继承，并通过继续交往不断得到强化。各个分裂政权都相互承认为独立国家，都以继续发展外交、力图恢复统一王朝时的外交格局为己任。客观上，该体系的范围和内容都获得了拓展。黎虎教授就认为“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

古代世界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各个地域性国际体系独立发展。中国自秦汉开始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就是其中历史最悠久、最完善巩固的地域性国际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国外交也是在帝国外交遗产的基础上展开的，之后又成了整个古代外交遗产的宝贵组成部分。

三国外交开始的时候，庞大的汉王朝刚刚倒塌。各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在尘埃逐渐飘散的过程中处理外交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各个国家的身份认同是明确的。各个国家相互承认为独立国家。

在外交场合中，国家之间可能会有高低强弱之分，但是都相互承认互为一国。在三国鼎立时期，曹魏与蜀汉互称为“贼”；曹魏称东吴为“南国”、“吴”，蜀汉称东吴为“东吴”、“吴”；东吴称曹魏为“北国”、“魏”，称蜀汉为“西国”、“蜀”或“汉”。各国官员也都是把对方作为国家来对待，以相互间的官职等级确定交往原则。陆抗与羊祜分别是东吴和西晋在荆州地区的军事首长，两人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他们完全是按照国家间大将往来的礼仪进行的。

东吴和蜀汉在229年签订的平分天下的盟约更可以看作是各割据政权相互平等承认的证据。蜀汉使臣陈震以祝贺孙权登基称帝为名来到武昌。孙权与陈震升坛歃盟，正式订立交分天下的盟约。吴蜀两国相约共击曹魏，平分天下。这个三国时期异常重要的基础性条约只有一句话：“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按照现代的行政区划，等消灭曹魏后，江苏全部、山东和河南大部、京津唐及周边地区、辽宁大部都归东吴所有。蜀汉得到的是现在的陕甘宁、山西大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和河南东北一带。这个条约得到了吴、蜀两国的严格遵守。蜀汉为此调整了国内的封爵，避免将日后吴国的土地事先封给臣民；孙权越到晚年也越重视两国之间的这一根本性文件。交分天下的这份盟约可能是世界外交史上少数自始至终得到严格遵守的条约之一。

其次，尽管每个国家都相互明确为国家，但各国都以统一全国、南向称帝为最终目标。

秦汉以来，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确定的模式。统一逐渐成为人民拥有的心理常态。特别是在经历严重的战乱之后，统一往往是全社会上下一致的强烈愿望。“魏、蜀、吴三国统治集团相同的政治目标，都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大一统的新王朝。”三国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更是念念不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敌国臣民，以天下共主自居。作为天下统治者的重要象征，登基称帝是必不可少的。魏、蜀、吴三国的君主即使没有统一全国，也都南向称帝，形式上号令天下。即使是地处偏僻的辽东公孙政权，在势力鼎盛、志得意满的时候也频频用祥瑞为称帝做舆论准备。

这样的做法其实也迎合了普通百姓对天下统一的渴望情绪。“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年轻时在悲伤中逃离战乱中的长安，作《七哀诗》一首。其中有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长安作为统一的辉煌帝国的古都，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粲在荆州的生活还算舒适。但在曹操开始进军荆州尝试国家统一的时候，王粲成了荆州内部坚定的投降派之一。对天下重新统一的期盼可能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

吕蒙白衣渡江占领荆州后，蜀、吴同盟一度破裂。刘备挟称帝之威、倾全国之力发动对东吴的讨伐。赵云和诸葛瑾对他的劝谏也反映了民心所向。赵云谏曰：“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我们先灭了魏国，那么吴国自然就臣服了。虽然曹操现在死了，但是他的儿子曹丕篡位盗国。我们应该顺应民心，早图关中，占领河渭上流讨伐凶逆曹氏。那样的话，关东义士一定会裹粮策马，迎接王师。我们不应搁置魏国，而先与东吴交战。”赵云的理由是蜀汉是汉朝正统。现在曹丕篡夺了汉朝皇位，蜀汉讨伐魏国，恢复汉朝，那才是首要的任务。这也是符合天下百姓心思的，一定会获得“沦陷区”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诸葛瑾作为东吴的大臣，以私人身份给刘备写了封信。他说：“我听说陛下大张旗鼓来到了白帝城。有人说吴王侵取荆州，杀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应该和东吴讲和。这是用心于小处，没有留意大者的表现。请让我来为陛下分析一下天下大势的轻重和大小。论亲疏，关羽和先帝两人对于陛下来说，谁更亲？论大小，荆州和天下，哪个大，哪个小？自己的仇人和自己怨恨的人，谁当先后？如果这样想的话，整件事情的处理就易如反掌了。”诸葛瑾的劝告是将荆州问题放在整个天下局势中来谈论。他认为已经登基为汉朝皇帝的刘备，应该以天下为念，不应该被荆州的仇恨迷惑了头脑。刘备最终还是没有听取两人的劝告，发动了讨伐战争，对吴、蜀两国都造成极大的削弱，也断送了自己天下统一的事业。

对于后来订立盟约、共分天下的东吴、蜀汉两国来说，怎么处理盟约和统一天下的目标呢？盟约的签订是否就意味着两国放弃了统一目标、满足于日后犬牙交错的领土划分呢？答案是否定的。

当年盟约签订后，孙权非常高兴，曾经对蜀汉使臣邓芝说：“如果天下太平了，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回答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果吞并魏国之后，大王您还不能深识天命归顺汉朝的话，那么两位君主只能施展各自的道德，我们做大臣的各尽其忠，将提枹鼓，战争还刚刚开始呢。”孙权哈哈大笑，说：“你竟然诚实到这样的地步！”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邓芝的回答是相当没有礼貌的。他说，两国按照盟约实现天下平分的时候，也正是新的统一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样赤裸裸的、对国家最终目标毫不掩饰的回答，却得到了孙权的高度赞赏。因为统一天下原本就是东吴、蜀汉两国心照不宣的最终战略。邓芝的诚实体现了外交官难得的坦率和真诚，因此得到了孙权的赞赏。

最后，各个国家都继承了先辈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营建，为朝贡体系的成熟添砖加瓦。《三国志》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列为专门一卷，归在《魏书》末尾。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全卷先简要回顾了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的关系，再详细介绍了三国时期中原地区对中原之外的世界的认识，记载了中外交往的历史。其中有许多现代人读来哑然失笑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掩藏在文字后面的宝贵的史料价值。

即使是在动荡的环境中，中原各国都没有放弃对周边国家和民族保持“华夷有别”的观念和态度，继续前朝的朝贡制度。一旦时机成熟或者力量充分，中国就会涉足中外交往。当环境安定下来后，逐步恢复的中原文明也会散发出诱人的光芒，辐射周边。三国时期，北部和西部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没有停止；各国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也没有停止。曹魏加强了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管理，尽力恢复了对西域的影响力。辽东地区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诸国在三国时期和曹魏有正式的外交往来。蜀汉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态度多少与北伐事业有关，其对南中地区的治理使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度。东吴在参与对南方少数民族影响的同时，利用高度发达的航海业，北通三韩和大和国，东渡夷洲（今台湾），南部则到达了现在的泰国湾地区。西南地区外交活动的活跃，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客人与东吴的难得接触。

在整个朝贡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在整个中国古代外交的长河中，三国外交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就是在这个孕育着中国文化新高潮的乱世中，中国外交的脚步一直在前进。二　天下尘埃落定时

曹操的战略起点是乱世群雄中最差的，但却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战中脱颖而出。是天意，更是人谋使然。袁绍的战略起点很高，势力最强，但落得只身从官渡脱逃，最终身亡国灭，传为千古谈资。不是天意，而是人谋不足。一时间，北方初定，天下风云转向荆扬之间。历史留给孙权和刘备的时间不多了。崛起于四战之地

天道真的要变了，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当时的皇帝汉灵帝还活得好好的，有些人就开始谋划废除灵帝，扶持新皇。司马彪的《九州春秋》说发起人其实是陈逸，他是大名鼎鼎的党锢派领袖陈蕃的儿子。他和王芬、许攸计划在汉灵帝北巡的时候起兵发难。事先，许攸计划拉拢老同学曹操一起干。

曹操却认为此事并不会像他们想得那么容易，于是发表了鸿篇大论予以拒绝：“废立天子是天下最不祥的事情了。古人往往要权衡成败、计算轻重，三思而行。伊尹、霍光两位就是如此。伊尹、霍光不是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就是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所以他们能进退废置，取得成功。现在你们几个人只看到前人废立的容易，却没看到现在已经不具备废立的条件啊！这事太危险，我不干。”

曹操的理由很现实：你们这群人不具备废立皇帝的实力，我不入伙。从曹操拒绝的理由中暴露出一个异常危险的讯号：他不是不愿意干，而是没把握干。他已经把皇权置于脚下了。

叛乱的结果果然如曹操所料，因实力不够而失败。

但是乱世的大门已经打开，世族大家的势力恶性膨胀，各路军阀崛起。其中最有实力的当属出身于四世三公门第的袁绍。他被讨伐董卓的十八镇诸侯推举为盟主。

董卓没有被联军消灭，联军却开始内讧，相互厮杀。袁绍这个盟主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先是夺取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自领冀州牧，之后又夺得青州、并州。经过与公孙瓒的多年战争，袁绍于建安四年（199）消灭了后者，兼并幽州。至此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四州，领众数十万，成为实力最强的诸侯。

其他各路军阀借着讨伐董卓的名义，摆脱了中央王朝在名义和实质上的约束，开始了割据混战的时期。袁术先盘踞豫州中南部，后占据扬州北部；张绣占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闭关自守，未参与争夺天下；张鲁占据汉中，不思进取；公孙度占据辽东，马腾占据凉州，远离中原；公孙瓒占据幽州；孙策起步晚，占据江东。至于像严白虎、张燕、王朗、张杨、士燮这样的小势力就难以确数了。

曹操看到袁绍带领的讨伐董卓的十八镇诸侯天天宴会高歌，丝毫没有进取之心，就和热血青年孙坚发起了自己的远征，结果被董卓分兵击败。

曹操领兵回大本营。此时，盟主袁绍正在谋立幽州牧刘虞为新皇帝，就来拉拢曹操一起干。曹操再一次拒绝了拥立新皇的事。袁绍不死心，又叫人去游说曹操：“现在袁公势盛兵强，两个儿子又很成材。天下群英，谁能比得过他？”曹操还是不答应，心里倒起了消灭袁绍这只出头鸟的决心。史载：“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这埋下了后来官渡之战的伏笔。只是当时曹操还不具备这种实力。袁绍的亲弟弟袁术也拒绝了哥哥的拉拢。袁术的理由冠冕堂皇：“我心里只有现在的圣上，不知道有其他人。”袁绍讨了个没趣，走了。不久，袁术自己在淮南登基做起了皇帝来。当时的天下，像袁绍、曹操、袁术这样称王称霸的人很多。在乱世萌芽的时候，只有有野心、不守常规的人才能崛起，成为之后历史的主角。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曹操是如何发展壮大的。曹操在诸侯讨伐董卓时，变卖家产并得到豪强资助，招募了数千兵马。因为缺乏显赫的门第和声望，甚至有“赘阉遗丑”的负资产，曹操无法在家乡谯立足，只得北上依附好友袁绍。与董卓作战一败涂地后，曹操南下扬州募兵，再辗转返回中原，途中士卒叛逃，最终只收拢兵马千余人，勉强作为袁绍的一支偏师，驻扎在黄河岸边。

曹操最初的根据地是东郡，得来颇为幸运。原东郡太守乔瑁与兖州刺史刘岱交恶，为后者所杀。屯兵附近的曹操趁势占领东郡。袁绍支持曹操就任东郡太守。东郡地理重要，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的黄河两岸，处于中原核心地区；又东西绵延五百里，南北宽不过数十里，是袁绍冀州的南方屏障。袁绍需要曹操驻守南方防线。

曹操环顾根据地，“地平土沃，无大川名山之阻，而转输所经，常为南北孔道。且西连相、魏，居天下之胸腹，北走德、景，当畿辅之咽喉，战国时诸侯往往争衡于此”。以东郡为代表的河南大部和山东西部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地域辽阔，地势平坦，除黄河天堑外无险可守；又随时面临着北方的游牧民族、建政关中和江南的割据政权对关东的军事行动。要想向四周扩展，则面临着黄河、长江、关隘和山脉丘陵的阻碍。简单地说，处于四战之地的曹操容易挨打，却难以还手。

在争霸的各个集团中，曹操集团的地缘条件是最差的。曹操最终能够统一北方，都是他战略得当、上下用心、苦心经营的结果。

在从公元190年起兵到208年统一黄河中下游的18年争霸过程中，曹操集团的外交战略主要是五条。

第一，先弱后强，重视壮大自身的务实战略。曹操集团北方是占据冀、青、并三州的袁绍；西方是割据关中的韩遂、马腾集团；张绣割据西南方向的宛；袁术盘踞东南方向的淮南；东边是先后拥有徐州的陶谦、刘备、吕布三集团。外圈还有辽东的公孙度、幽州的公孙瓒、幽北的乌桓、河套长城沿线的匈奴、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策。河内张杨和关东诸贼游弋其间。其中与曹军接壤的袁绍集团实力最强，逼视河南。曹袁二人虽为发小，却都是志在天下，不愿屈居人下，战争迟早难免。

相对弱势的曹操集团却“傍”了袁绍相当长一段时间。袁绍视曹操，也有一个从少年密友、同盟偏师、南方党羽、势力盟友，直到敌人的认知过程。

曹操在实力壮大前一直向袁绍妥协，避免直接冲突。曹操占据东郡，扼守黄河要津，协助袁绍消灭割据河内的王匡，共同与公孙瓒、黑山贼张燕等人作战。袁绍则充当了曹操的后盾，使得曹操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南。不数年，青州黄巾军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迎战阵亡。兖州豪强拥戴曹操继任，不能说这背后没有袁绍支持的身影。

征讨徐州时，曹操后方起火，被吕布偷袭了根据地兖州，只剩东阿、鄄城、范三座孤城，形势危急。袁绍建议曹操残部向河北靠拢，接受补给。曹操阵营内部起了投奔袁绍的呼声，但曹操最终保持了独立，依托剩余城池与吕布硬扛。他深知，身逢乱世，鼎足一方，实力是根本。正是凭着这份务实与坚持，曹操或险中求胜，或趁势而为，先后歼灭了张绣、吕布、袁术、张杨等弱小势力后，终于具备了向袁绍摊牌的实力。

第二，稳定外圈，集中力量消灭近敌的远交近攻战略。以豫州为核心的东汉末年政局，类似一个同心圆结构。曹操恰好居中，并未与外圈交恶，而是稳扎稳打，一定时间内集中精力处理一个敌人。比如，早期依托袁绍为后盾，全力镇压了青州黄巾军，收编余部，练成曹魏基本部队“青州兵”；占领兖州后，又全力东征徐州；及至驱逐偷袭的吕布势力，消灭兖州内部反对派张邈等人后，曹操没有继续东征徐州，而是及时调整战略，全力南下占领汝南、颍川等豫中平原。曹操始终将主力用于一个方向，避免两面出击。

东汉末年后，西凉集团一直占据关中地区，对关东曹操集团构成战略威胁。西凉集团战斗力虽强，却内争不断。曹操于是拉拢一派打压一派，维持西部稳定。在袁绍北取幽州、无暇南顾时，曹操派遣钟繇西行入关，说动韩遂、马腾效忠自己控制的朝廷。当官渡之战前夕，西凉董承宣称受汉献帝“衣带诏”，发动兵变时，曹操毅然回兵镇压董承，再派遣卫觊入关稳定韩遂、马腾集团，分化了敌人。同样，对于刘璋、公孙度、张鲁等外圈势力，曹操也通过汉献帝维持着和好的关系。

第三，分化外敌、以敌克敌的战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江南孙氏集团牵制湖广刘表集团。刘表、孙策集团对曹军构成南部的直接威胁。曹操与袁绍准备决战之时，雄心勃勃的孙策统一江东，正伺机北上，而刘表集团蛇鼠两端，也正待价而沽。好在刘表怯懦，孙策又遇刺身亡，而孙、刘两集团既有杀父之仇在前，又有荆州之争在后，一直冲突不断。孙权继位后，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优抚刘表；又授予孙权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支持孙权西征刘表，以敌制敌。曹操还通过任命书将势力深入南方的交州地区，对四川和湖广地区都形成战略威胁。

曹操在18年的苦心经营中，还采取了其他两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略。这两项战略大大推动了曹操的统一大业，也对曹魏的外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第四项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公元196年，汉献帝逃离关中地区，脱离关中董卓余部的控制，孤身来到洛阳，改元建安。曹操及时迎奉天子到许县。从此，许县成了汉朝朝廷最后20多年的避居地。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高地，为自己树立起了鲜明的道德旗帜。最直接的优势就是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汉朝400年的统治，在民众心中留下了一时难以磨灭的影响。天下大乱，唯独曹操迎奉汉献帝，这令曹操立即获得了汉朝保留在天下的精神财产，支持率上升。

汉末大儒孔融的《六言诗三首》其二说道：

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

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孔融的诗写于自身与曹操的蜜月期，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曹操迎奉皇帝的支持程度。曹操集团日后以皇帝名义征召人才往往能够成功，多多少少是因为朝廷名义在这些人才心中依然存在影响，人们还有那么一丝复兴汉室的情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带来实质的行政效果。曹操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以天子的名义轻而易举地接收了许多势力空白地区（主要是在河南地区），使关中等地保持名义上的服从；同时动辄以朝廷为幌子，推行曹氏自己的政策主张。这在统一过程中，是非常有利的。

以交州为例。曹操任命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一纸委任状就使曹操集团的势力深入了南方。“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极大地牵制了刘表集团的行动。虽然张津驭下无能，最后被部将区景杀死，但曹操集团也并没有付出什么实质的代价。曹操失去张津这个代理人后，转而任命交州实力派士燮家族担任地方官，在绝远之地扶持新的代理人。士燮继续为曹操抵御刘表和孙权，防止他们染指交州，还“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士燮的进贡给足了曹操面子。朝廷“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亭侯”。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曹操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在名义上却是汉朝的。如果曹氏家族要夺天下，那就是篡位。等到曹操势力壮大后，关于曹操有不臣之心的传言就一直没有断过。对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集中解释了自己与汉室的关系。曹操先解释了自己的志向：

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曹操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只想为国奉献，建功立业。如果自己死后，天下还有人能记得他这个“征西将军曹侯爷”，他就很高兴了。但是天意作人，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纵横天下。曹操毫不谦虚地概括自己的功绩：“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确为汉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汉朝延续了二十多年国祚。

后来又有人就说了：现在曹操你功成名就了，应该退休归政了。曹操于是说道：“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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