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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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岁月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延安窑洞四大婚礼：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都是在延安喜结良缘，留下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洞房里讲党课”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知、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三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两人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她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且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40，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延安不乏从全国各地拥来的优秀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烈，彭德怀无意寻觅爱情。
会议期间，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心底不免涌起多年未曾涌动过的春潮，于是，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有些拘束地回道：“我叫浦安修。”“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将手一摆，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一边点头一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浦安修少年失母，父亲续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一种爱慕之情在彭德怀心中油然而生。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德怀的心弦，催生了他们之间那份催人泪下的情缘。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缠绵，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赞同，说：现在，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德怀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洋洋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际，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自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彭德怀素来威严，没人敢闹洞房。
从相识、恋爱到结婚，一共只有10来天的时间。直率、简洁、不拖泥带水，这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对待婚姻大事也是如此。
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严于律己，浦安修也是自强自立，她把情爱深藏在心底，坚持“星期六制度”——每到星期六晚上，才匆匆来到彭德怀身边，星期天洗衣服、打扫卫生，帮彭德怀整理好一切，然后匆匆地赶回机关去，留下一片柔情和温馨。“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他们的恋爱更缺乏浪漫的情调，就像是从事一件严肃的工作。
1939年秋，邓小平从太行到延安开会，遇见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很有好感，便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攻势”，并取得了成功。
关于他们的婚恋，卓琳回忆说：“邓小平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这当然是托词，卓琳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当时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工农干部结婚，怕他们没有知识，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女同志说：“哎呀，你看天上的月亮多漂亮呀！”丈夫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当时我想，我可不能找个工农干部，一定要找个知识分子。
但是邓小平并不灰心。他让人捎话来，问能不能面谈一次。卓琳同意了。
他们一起来到曾希圣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邓小平找卓琳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听，觉得这人还可以。一呢，他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她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她那时已经23岁了。卓琳还想，认识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他又亲自找来，说话又那么诚恳，也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她害怕别人笑话她也嫁了个“土包子”。对于这个条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的几个老战友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当时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除周恩来治伤外，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李富春对卓琳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
这是战争岁月中典型的婚礼。
在斯时斯夜，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在这个特有的聚餐加婚宴上，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作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是幸运的，他有敬就饮，竟然未醉。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李富春和邓发念在老朋友的份上，弄了一瓶白水权充作酒，才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结婚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结婚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回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就高声叫了起来：“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邓小平个子不高，卓琳比他稍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所以彭德怀如是说。“戒掉烟才同意结婚”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医疗保健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明星”。
一天上午，毛泽东与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会场外散步，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热情地与朱仲丽打招呼，并向王稼祥介绍：“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您好！”
王稼祥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
毛泽东立刻察觉到其中的奥妙：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于是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萧劲光，萧劲光是她的姐夫。”“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没过多少天，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出诊箱就来到了姐姐家。一进窑洞，朱仲芷就高兴地说：“小妹，你来了就好，正等着你呢？”“怎么，是谁生病了吗？”
萧劲光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说着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朱仲丽把信封打开，有一张纸条，写着这样的文字：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王稼祥
朱仲丽看完短信，脸一下就红了。
姐妹俩来到杨家岭王稼祥的窑洞时，王稼祥还在办公桌前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家姐妹，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10分钟，便因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起身告辞。
之后，朱仲丽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还在简易球场打过一次网球。在数次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萧劲光颇为着急。姐姐忍不住催问进展情况。
朱仲丽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姐呀，我是怕配不上人家。”
朱仲芷“扑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姐姐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路上遇到了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
李富春说：“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弄得别人反而替你们着急，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王稼祥腹部受伤，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条件，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
朱仲丽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竟成了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了，他与朱仲丽的关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毛泽东五说生死显通达：没有不死的人
毛泽东是功勋卓著、令人敬仰乃至曾被欢呼为“万寿无疆”的一代伟人。对此，毛泽东总是那么理智、冷静而从容。他一生尊崇辩证唯物主义，多次坦然地谈到自己的生死观，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一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盛情款待，安排、引领他到新中国的许多地方走访、考察，并且与他多次亲切交谈。
时年68岁的毛泽东问蒙哥马利：“元帅今年多大岁数？”“74岁。”“哦，过了73岁了，咱们都老喽。”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望着远方沉思而语：“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100岁。”
蒙哥马利很新奇地看着毛泽东，对此迷惑不解。
毛泽东看到对方的神情，明白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他诙谐地笑着说：“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就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是说他只能活到73岁。
蒙哥马利有点激动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
毛泽东挥了挥手，哈哈一笑，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4年已经足够了！”
蒙哥马利也用同样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得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在座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笑得最开心。
9月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凌晨5时左右，陪同蒙哥马利的浦寿昌从睡梦中被叫醒，说是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这个消息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高兴地连声说：“OK！OK！”
这次计划外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两人谈得更加深入，就领袖的魅力、权威及与他所领导的人民的关系等交换了看法。其中，毛泽东谈到了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蒙哥马利顺着话题问毛泽东：“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坦然地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见毛泽东谈及自己的身后事如此认真、坦率，充满敬意地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笑着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他沉吟片刻，然后说：“我随时准备灭亡。”说完，自己先开怀大笑了。
接下来，毛泽东侃侃而谈，细讲自己可能有5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扳着指头一一道完，毛泽东笑着说：“这5条，我都已经准备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鱼虾会感谢不尽呢。”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震动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怎能想像得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对生死看得如此透彻。
二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泽东感慨至深，跟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长谈了一次生死观。
那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情来得突然，逝者毕竟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和至爱战友，何况年纪又不是很大。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震动。
从告别仪式上回来以后，他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将积聚在心的深切感触泻于笔端，写出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诗词：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没过多久的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便同吴旭君聊起天来。他靠在床上，烟不离手，娓娓而谈；吴旭君则端坐在他的床脚边，静静地听着。
回想往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他的母亲，充满深情地说：“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吸几口香烟，又继续说：“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吴旭君插话问道：“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不是不在吗？”
毛泽东反问道：“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吴旭君又好奇地问：“您对您母亲怎么个好法？”
毛泽东摇了摇头，十分内疚地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吴旭君宽慰道：“这也怪不得您。您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了。”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置可否地默默吸着烟。稍顷，他问吴旭君：“你对你母亲好吗？”
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8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您。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要改什么？”“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他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主席，您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毛泽东沉吟一下，讲出自己的看法：“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主席，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先是对这句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话大吃一惊，然后笑笑说：“您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您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您得了小病我及时给您治疗护理，不让您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吴旭君会意地点点头，随后，提议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
毛泽东却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么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么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舒心地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面对这么突兀而来的提问，吴旭君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呆住了，好久没说话。
毛泽东发现对方半天没反应，奇怪地问：“你怎么了？”“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到那本《形式逻辑学》，告辞出来。一回到休息室，她就带着问题专心读起来，以应付毛泽东关于生死问题的“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翌日，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后已是下午。
他们离开饭桌，一坐到沙发上，毛泽东就发问了：“你的书看得怎么样了，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如实告诉主席：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毛泽东单刀直入，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
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完后满意地颔首，继续一脸严肃地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没料到毛泽东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又点点头，脸上浮起一丝微笑，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自己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也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她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来进行判断推理，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她为难的样子，以和缓的口气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说着，他有些得意地扳着手指头，坦坦荡荡地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略微停顿片刻，毛泽东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这个人呀，还有点迷信呢。”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毛泽东背着手慢慢踱了几步，继续按着他的思路往深里说下去，“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地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您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吴旭君惊奇地问：“您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毛泽东第一个签了名，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四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也不允许给他专门过生日，搞排场。从对待做寿这件事上，也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的乐观和辩证看待生死的态度和风范。
195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这天，毛泽东醒来之后，吩咐值班卫士把医生王鹤滨叫去陪他吃饭。
与往常一样，餐桌上摆好了三碟小菜：酱菜、腐乳和辣椒，还有一碟牛肉。但是没有米饭和炒菜，餐桌的中央却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桌面的东西两侧，各立着一只小的高脚玻璃杯，里面斟上了半盅多的红葡萄酒。
王鹤滨见状，心想，主席要换换口味了，从营养角度说，这是好现象。平时他老人家的主食总是米饭，有时也配点花卷之类的，今天餐桌上是汤面，没有米饭，这样的情形王鹤滨还是头一次遇到。
毛泽东从寝室出来，照例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就座后，他举起东侧的那一小杯葡萄酒，微笑着用平淡的语调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听了很震惊，因为他没想到。他急忙站起来，用双手举起跟前的一小杯葡萄酒，与毛泽东碰了杯，并诚挚地说：“祝主席身体健康！”说完，将那一小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诙谐地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是吧？”说着，毛泽东伸过右手把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了过去，要先给他盛汤面。
王鹤滨赶快站了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面条。
毛泽东接过碗，吃了几口，半开玩笑地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接下来，又笑呵呵地补充道：“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啰——哪有什么万岁呀！”
毛泽东幽默、睿智的这些话，是针对人们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而发出的感慨。
王鹤滨赞同地微微点点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岁寿辰，那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又提出想给他做一次寿。
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要改革。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有多好呀！
就这样，毛泽东的70大寿又像往常一样，在静悄悄中度过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外出巡视。
一天，毛泽东翻看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4个官啊？”
见大家莫名其妙地望着自己，毛泽东手指报纸上一段赫然醒目的字句给大家看，只见上面印着林彪的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的话本来很风趣逗笑，但在场的人都不敢笑。
毛泽东显得有些烦躁，他继续一针见血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
尾声
1976年9月9日，世纪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第二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毛泽东的遗体一直用特殊方法精心保存在纪念堂里，供中外人民瞻仰。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的。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这件事呢？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在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的回答，就是极好的解释。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吴旭君对毛泽东的生死观一辈子都记忆犹新。她回忆说：“他（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19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身边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地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黄埔抗战第一猛将：震惊世界后竟投降日军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11月2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出生，家在江苏省萧县方家寨，父为清末秀才，有兄弟五人，方先觉排行第三。
方先觉自小私塾启蒙，1924年9月，方先觉在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时黄埔军校赴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得此消息后遂弃学从戎。
1925年1月，方先觉经过考试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三期一名入伍学生。年底时，因看不惯伙食被克扣，以下犯上，带头将学校的军需处主管暴打一顿，被开除了学籍。
1926年初，方先觉进入国军第三师任见习排长，5年后，到1931年6月任第30旅营长。
就在他任营长的时候，因国军第10师以德式训练教育方式做为军校教导师的典型，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方先觉有幸进入这个班，从这开始，方先觉接受了新颖的德式操练训练方法。这对他今后能将他的第10师乃至第10军培养成抗日战争国内中国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的衡阳一役上的战场余波，直接震动到了日本天皇和军政朝野，迫使近卫内阁、东条英机指教倒台，一场战斗，能打到这个份上，使对方的指挥部垮台，历史上算是不多见的。这也使方先觉和他率领的第10军从此天下闻名。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起，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抽调东北的关东军南下，分别三次在湖南长沙，和薛岳的第九战区进行决战。至1942年1月，中国军歼灭日军十万余，日军计划破产，大败而归。日军的部队中的从此产生了极度畏战情绪，对战争普遍抱有悲观态度。
方先觉在长沙战役中先是做为九战区的前锋，抵抗日军精锐屡次三番的猛烈进攻，后来又奉命坚守长沙不退，在阵地白刃拉锯战上，最激烈时，双方都各自组织大量的敢死队伍，也是一次日本敢死队对中国的敢死队决战。用大捆炸药，直接相互拼命，看谁拼得人多，最后日军不敌第10师的勇猛厉害，最终支持不住，败下阵来，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战后，上校师长的方先觉，被提拔为第10军少将军长。
第三次长沙战役大捷，这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以来，在日本的南方军，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军事据点后，盟国方面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也是盟军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世界各重要媒体争相报道，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中国军长沙会战。
日军从此看见方先觉的第10军就很是头痛，其实，这点头痛不算什么，更为头疼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年后，到了1943年，日军现在非常需要有一场象样的胜利来鼓励士气，于是，日军吸取前面三次长沙战役的失败教训，撤换了阿南指挥官，改由最后一支战略机动力量11军——西部军司令官横山勇为总指挥，再次发动南进攻势的常德战役。
此次，日军一改以往战术，而是以收买和进攻结合，很快，常德被日军包围。
可是，日军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11月底，方先觉的第10军一部奉命增援常德。第10军视日本几个师团如无物，不顾一切勇猛穿插前进，连续撕破日军个条打援的防线，所向无敌，这让横山勇心悸不已。对此，他第一次领教了第10军的战斗力和知道方先觉这个名字，然而他没想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中国第10军虽然最后由于薛岳兵力不足，越级抽调第10军所部，最后第10军的救援所部，孤军深入，救援失败，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也血洒疆场，各团指挥员伤亡惨重。而薛岳和方先觉为此也暗自产生了的矛盾。
到了12月，中国军各路援军再次齐集，日军开始全线溃败。横山勇不得不亲自站出来，用指挥刀背砍伤溃退最混乱的步兵第34联队的联队长梁濑大佐，以阻止军队的溃散。常德战役，使日军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案和方向。
次年，1944年，日军为了要摧毁中美空军基地，必须阻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屡次三番的对日本土的发起残烈而严重的轰炸，保护东京，保护天皇的安全，顺便也要打通大陆到越南的战略交通线。所以，日军大本营策划组织和不顾一切的发起了这个排名1号的作战方案。
由于第11军是1号作战的主力，因此横山勇成为了一时的主角。他先是派出11军宫下兵团配合12军，打通了平汉铁路线。随后，横山勇指挥日本侵略军有史以来进攻一个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兵力——8个师团和2个旅团，孤注一掷，再次向长沙国军全面发起进攻。
由于此次日军吸取以往多次战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检讨，所以本次制订的计划详细周密，准备充分，战术上对中国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而在中国军方面，由于一连串的胜利，所以想再次复制以前的模式，主要将领纷纷产生轻敌思想，死板遵守旧有战术，指挥失当，加上中国军的第九战区的主力调去印度缅甸作战，第四次长沙战役失败。横山勇这次实现了前几任长官都未能实现的占领长沙的企图，并给予中国军第9战区部队以猛烈的毁灭性打击，长沙失守。此时，抽调去缅甸的中国军捷报频传，但与此同时，国内战场却由于主力的兵力不足，而被日军打的一溃再溃。
然而，获得此次战役胜利的横山勇也慢悠悠的恢复了信心，攻下长沙后，面对被打的溃不成军的中国各军，他马上指挥第68、116师团两个师团的主力发起更为猛烈的追击，并马不停蹄的赶去此次作战的重要枢纽——衡阳，希望趁人不备，一鼓作气在短期内一举拿下衡阳。
可是横山勇的这个愿望，在留守衡阳的中国第10军勇猛的抗击和出色的指挥面前遭受强烈的挫折。其间，战斗的猛烈和日军的失利使横山勇真正的认识了他一生之中比他更为勇猛、更为出色的最后一个强健的军事对手——中国第10军军长方先觉。
1944年5月18日，日军攻占长沙，旋又夺取醴陵、攸县等地，兵锋直指衡阳。
此时。留守后方等待整补的第10军当时只有17600人，战斗人员实际只有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15000人，于是临危受命担负起了保卫衡阳撤退，阻击日军进攻的重任。
6月28日拂晓，已经包围衡阳的日军集中了第68师团、第116师团主力，用毒气弹、燃烧弹、常规航空炸弹等轮番轰炸，开始发起猛烈进攻。
第10军奋起抵抗，经五天时间残烈的阵地激战，进攻的日军在付出巨大而惨重代价后，也就仅仅只攻克了张家山一个阵地，其余各处皆无进展。而其日军的第68师佐久间师团长、68师团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等被守军迫击炮击伤毙命、师团参谋长原田贞大佐等负重伤残废，其他的一些联队长、大队长等，也被击毙数人。
从6月28日-7月2日的五天中，战斗激烈异常，打得是昏天黑地，5天中日军一再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于7月2日暂停进攻。
司令官横山勇闻讯，不得不亲自出马，重新组织战力。
7月6日，蒋中正要求该军在衡阳继续再坚持两星期，以等待外围中国军重新组织，将进攻的日军包围一举歼灭之。方先觉对此坚守两周的这个命令，向指挥部大声保证，绝对没问题。
7月11日，日军发起第二轮的总攻，战斗愈加激烈。中国第10军再次发威，勇猛异常抵抗极为顽强，对敌逆袭，往返冲杀，并与日军反复争夺一些要点。造成日军日军重大伤亡，进攻衡阳第10军防守阵地的日军，又再次付出了联队长1名战死、大队长6名被守军击毙，但仍旧就难有进展。面对重未有过的如此巨大伤亡率，就算是老练的横山勇在一连串的胜利后，看到疲惫不堪、失去战斗力的日军，也不得不于7月19日在前线第二次被迫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而此时的第10军却越战越勇，各师师长，亲赴第一战线指挥。在第八团与日军的争夺战中，营长军官身先士卒，均先后壮烈牺牲，致使不得不半日之内连升5个营长。
相持至8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早就超过两周的期限了，距军委会下达坚守两周的命令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第十军粮弹匮乏，而支援衡阳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拼力堵截下，迟迟未见踪影。
衡阳守军一个多月的惨烈苦战，顽强死守，虽给日军巨大的打击，衡阳第10军阵地前的日军被打得尸体遍地、堆积如山，但第十军伤亡也大，约3000人牺牲，受伤官兵逾半，连杂兵夫役亦抽调投入第一线战斗，情况也很困难了。
衡阳久攻不下，日本中国派遣军也感到莫名其妙，甚为不安，日本本土的大本营对此也极为不满。
日军司令官横山勇再次增调兵力，调整部署，企图挽回面子。这次他亲自指挥，再次集结5个师团之7万之兵力，于8月1日再次集结于衡阳外围。8月3日，日军对衡阳先大肆轰炸，次日晨发起第三次全线总攻击。
虽然第10军作风顽强，但此时已坚守衡阳城一个半月40天的第10军已疲弊异常。8月5日，周庆祥师长主张突围，但城内伤患六千多人，无法随军行动，方先觉决心继续死守待援，为中华民族战至最后一枪一弹。
又坚持两日，援军还是不见踪迹，7日，日军从衡阳城北门突入，方先觉与各师长联名，在核心阵地指挥所向蒋中正指挥部发出“最后一电”后，拔枪自杀，被部下营救，没死成。
考虑到缺医少药，弹药已用尽。而第10军还有约1万多名的士兵，8月7日夜，第10军暂停止战斗，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谈判，接洽停战。同时还提出“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的要求。竹内参谋表示日军对第10军官兵的敬意，并同意方提出的要求。日军把情况向日本本土大本营，日本天皇想让方先觉成为为日军出力的人，授意让方成为先和军司令。
这使受难第10军官兵免除了被屠杀的恐怖，但由于日军称自己也缺医少药，使负伤的中国士兵无法医治，还是伤亡了不少。
衡阳在坚守47昼夜后，于8月8日陷落，而对于横山勇而言，日军纯粹凭借人力和物力优势迫使第10军放弃了抵抗，纵然取胜也没多少荣耀。
横山勇也许出于对第10军和方先觉的敬佩，也或许看清楚日本战败的命运，因此他在对待方先觉等的问题上还是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后来发生方先觉等人逃回重庆的事件时，他并没有深究。
衡阳之战，中国军队以伤亡约15000人代价，其中阵亡5000余。第10军与优势日军10万人，激战47余天，血战间日军的兵力、弹药不得不前後补充了三次，以恢复战力。中国守军不畏日军的飞机大炮，以死伤1.5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约4.8万人，包括了击毙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中将、参谋长原田贞大佐残废，和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阵亡，毙伤日军官910人（其中毙390人）。使其侵略军元气大伤，几度失去战力，其中“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因日军尸体大都立即烧掉处理，所以，中国军队一直无法统计。
有的统计，只在城郊的阵地争夺战中，日军就约付出了损失六万多人的代价。
事后，据日方诚认，此役日军伤亡近两万人。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不独严重地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这场“苦难的战役”，使得东条英机的军人政府因而倒台。
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10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日本军谓：“中国第10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
由于日军在衡阳一战中损失过于惨重，更为要命的是，此役，严重打击了日军的信心，挫伤了日军军队嚣张的士气。日本方面为了维护其“皇军”在华战无不胜的神话和脸面，连以纪录准确无误和详细著称的日方，也对此次城市战役的真相刻意隐瞒，导致使日本国内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衡阳这个地方。
衡阳保卫战为中国抗战史最成功的战役，赢得了中外媒体广泛赞誉，时称“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同时日方报道无奈的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不管怎么说，日本称此战是日本有战史记载以来，唯一的一次日军伤亡超过守军的战例，对此，日军不得不发出哀叹：这是自进入支那以来遇到的最为顽强有效的抵抗。有这样的军队，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何其难也！
陕北延安在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方先觉终因中国军救援不及时，而功亏一篑，后虽被营救回来，但因投降日军一事，为同仁不齿，此后始终没有再获得重用。
1949年方先觉去了台湾，1968年退役，此后因衡阳投降日军一事而屡遭抨击，一怒之下，削发为僧。
1983年在台北去世。
黄埔生中最给蒋介石争脸的国民党将领是谁
1924年10月，平定广州反动商团是黄埔学生第一次走上真刀真枪的战场，此时距离他们踏进这个校门仅仅4个月。
20小时干净利索的解决了困扰南方革命政府大半年的反动商团，孙中山初步见识了黄埔生的战斗力。于是，黄埔学生军正式成立，名号黄埔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党代表王登云。随后，各地招募的兵员相继抵达广州，很快便成立了教导二团。几个月后，这两个团扩编为两个师，后来又扩成一个军，这便是蒋介石的“千军之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率先撞上黄埔学生军枪口的是陈炯明。两次东征打垮了这个曾把孙中山逼上中山舰的广东军阀，也成就了三陈——陈赓、陈诚和陈明仁。
陈赓的腿有两个用处，一是背人逃命；二是求援。他背的不是别人，正是黄埔校长蒋介石。东征中，蒋介石亲往第三师督战，结果该师被林虎部击溃，蒋介石急火攻心当场便要“杀身成仁”，幸亏陈赓眼明手快下了校长的武器，背着他一路小跑冲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又不眠不休，长途跋涉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的第一师，搬来援兵。因了这次救命之恩，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最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任凭中共将陈赓营救了去。
巧合的是，陈赓秘密潜入上海是为了治疗他1932年9月在新集胡山寨战斗中被打伤的右腿。陈赓的腿在东征打惠州城时第一次受伤，南昌起义后会昌战斗中左腿二度负伤，后来是在党组织安排下，由潮汕而至香港转道上海，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好的。
东征还造就了陈诚的一炮成名。第一次东征在曾塘村，陈诚用6门炮击退了林虎部的进攻，保护了在教导一团督战的蒋介石、周恩来、廖仲恺和苏联总顾问加仑。当天下午，陈诚又用准确的炮火打垮了林虎的反冲击，一举结束棉湖战役。随后保卫广州，打退叛乱的滇军，二次东征攻惠州，陈诚的炮兵都大显神威。
提到惠州城，就不能不提陈明仁。当时，黄埔军二师四团在蒋介石强令下对惠州城发起强攻，结果伤亡惨重，团长刘尧宸阵亡，是陈明仁把他的尸体背了出来。无奈之下，周恩来亲自组织敢死队，决死一战。杀红了眼的陈明仁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登城战斗中，陈赓被打伤左腿，蒋先云身中三弹。而立下首功的陈明仁得到的奖赏是：蒋介石当场命令吹号三番，全军向陈明仁立正敬礼。3天后的祝捷大会上，蒋介石又领头高呼“向陈明仁看齐！”陈明仁的骁将之名从此传开。二十一年后，林彪把四平街围成了铁桶，陈明仁率71军死扛到底，磕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牙。这是解放军战争中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几次局部胜利。陈明仁最后一次给校长争了脸。
人物小传
陈明仁（1903-1974）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上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不为人知 毛泽东为黄埔军校招生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可能怀疑搞错了，毛泽东怎么能给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招生呢？我负责地对您说，这是真的，确有其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局秘书，还是国民党一大刚选出的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科主任、组织部秘书。三十一岁的毛泽东，这颗年轻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在中国的天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让人刮目相看。
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廖仲恺分别任校长和党代表。很多共产党人也在这里工作，如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都曾在校任职。
既然办学校，肯定就要招生。招生范围当然是在全国了，谁来招生呢，当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了。不过这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国民党的干部，一般都以国民党的身份出现。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非常重要的革命中心，当然也是招生的重点区域，甚至招生办和考场也设在这里。这么重要的一项工作谁来负责呢？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类事让他办当属正当范围；从国民党来说，他是上海执行部文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负责组织部日常工作），人们更忘不了毛泽东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双方领导都认为他办这件事最合适。
毛泽东刚刚参加完国民党一大，他知道这是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大期间孙中山亲自宣布建立的学校，专门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共产党不仅要支持而且还要参与这项工作。所以他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三月十三日，召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门研究了招生事项，并决定由毛泽东具体负责考试工作。
招生之事，各级党组织早已开始，各地区都选派一批青年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准备送到军校去培养。三月上旬，应招的北方青年陆续到了上海。
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热情地接待了前来参加招考的共产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毛泽东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考试。
来上海应考的都是小青年，大多没见过世面，也没经历过军校考试，心里没谱，也想找找熟人，走走“后门”。湖南地区前来应考的郭一予、陈作为等，知道毛泽东在上海负责考生复试工作，便想走走这位老乡的门子。他们把湖南党组织的公函和报考名单一起交给毛泽东，同时凑到跟前小声说：毛委员，我们都是湖南来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都想杀敌报国，又没有基础，怕给“考下来”，请你多照顾呀！
毛泽东和蔼地对他们说：大家的积极性是好的，我一定主持公道，不让大家吃亏。你们也要看到，来考试的人很多，条件也很严，主要凭成绩录取，而且考试组织周密，领导重视，不可违犯规定。所以，你们要把精力放在考试上。告诉大家，好好复习功课，沉着冷静应考，争取考个好成绩。
根据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规定，上海地区的招生考试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三月末进行了数、理、化各科考试，同时进行政治条件审查。四月初基本结束，凡合格者都发了旅费和证明书，而后在广州进行全国总复试。
在接见即将赴广州参加总复试的学生时，毛泽东向大家表示祝贺，同时又告诉他们继续做好考试准备，勇于闯关，争取最后胜利。还鼓励大家，如果进了军校，更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严格训练，都要争取当将军，当元帅，多为国家立功勋。
毛泽东的招生考试工作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毛泽东负责考试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多少将军、元帅，我没有专门的研究统计。其中确实招了一位未来的元帅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徐向前。
这是徐帅自己在回忆录中说的。他说：
黄埔招生是全国范围的，各省均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国民革命政府设有办事处，负责招收北方的学生。
二月间，我和白龙亭……乘车赴上海。
三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疑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或单设的考场——作者注）进行了初试。考试前大家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底，作文也不怕，数理化就不行了。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这一关顺利通过。山西来应试的共十来个人，都被录取了。接着招生委员会给每个人发了一点路费，大概是十多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徐向前当时也不可能想到，负责考试工作的竟是他后来的统帅毛泽东！
对在上海黄埔招生一事，毛泽东也津津乐道。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高兴地说：
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
从太平天国到黄埔军校：中国式女兵出炉记
一、来自天国的女兵
现代女兵诞生
1856年，三千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了杀红眼的“北王”韦昌辉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千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十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
在她们之前，“花木兰”、“穆桂英”等等零星的女将形象，只是停留在诗词戏曲小说中勇气和道德的化身，而在她们之后，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浩浩荡荡的现代女兵大潮。
女性一旦立志为信仰或主义献身，则往往会迸发出远远超出男性的执着和坚笃。无论是守卫“天王府”的大脚客家女，还是在战火烽烟中杀敌御辱的黄埔英烈，又或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女红军，无不是用事实和自身的命运一遍一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女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男性社会里最强权的力量格局，当拿惯了绣针的双手，握起冰冷刀枪的时候，也意味着女性自身对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后的命运，却往往和她们自身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
太平天国的女兵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自焚而死。
1856年9月的一天，三千名披坚执锐的士兵包围了天王洪秀全的府邸，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北王”韦昌辉。
天色渐渐转亮，三千甲兵冲向宫门，但伴随着大门冲开时的一声巨响，一群妇女，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从天王府内杀出，与惊诧不已的三千士兵杀作一团。这是守卫天王府的广西妇女，洪秀全最早的女信徒，也是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批女兵。
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这个兼有政治、军事、宗教多重色彩的政权，曾拥有十余万女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
女营的兴起
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五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天国女兵的最早记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蒙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在此时已多达四万余人的天国队伍中，她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
这些人群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日，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她们又有了中国历史上至今鲜闻的一种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本名为《祖国妇女界伟人传》的书出版问世，中间一篇《洪宣娇小传》，虽说演义的成分多于历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测当年那群“大脚蛮婆”的英姿。文中说：“洪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姊，西王萧朝贵妻也。年不满三十，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所向有功。萧王娘及女兵皆广西产，深奉秀全教，每战先拜天帝。淡妆出阵，挥双刀，锋凛凛落皓雪。乘绛马，鞍腰笼白氍毹，长身白皙，衣裙间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女军，衫佩声杂沓，望之以为天人。战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术妙速，衣色隐幻，一军骇目。”
就这样，当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
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
所以，自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
设立女馆
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全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6月12日，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万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1月12日，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江南妇女。
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米谷俱无。”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六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食粥，否则杀。”
为什么在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全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他们几乎屠戮了全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
分馆之争
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馆在内的种种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进军天京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家室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京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馆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沸沸扬扬。
不满的又岂只是广西的旧部，女馆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在不断的枷责与不公的遭遇后，“天国”成了她们急切逃脱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然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洪秀全则“有妇八十八人。”
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却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京一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馆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馆，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
这时，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而1956年9月，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韦昌辉层层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
消亡
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她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馆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后来的年月，她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她们依旧没有出走天国梦。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
二、现代女兵前传
1925年6月9日，刚从女子政法大学毕业的金慧淑上书蒋介石，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在男女同校都会引起议论的时代里，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最终，黄埔的校门也始终未向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子打开一丝缝隙。
1925年的夏天，广州黄埔，天气闷热，正在为滇、桂军阀叛乱发愁的蒋介石，又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6月9日那天，时任黄埔校长的他收到一封署名“金鞠躬”的来信，责问黄埔军校为何不招女生。信中写道：“木兰从军，千秋共赏；罗兰死节，今古同称。岂以中国二万万之女子，概不能从事革命工作耶？”
上书者叫金慧淑，广西灵川人，受革命思潮的感召来到广州。刚从女子政法大学毕业的她，志愿就是做一名革命的女军人，于是她上书蒋介石，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
信发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几经周折，金慧淑找到当时的女界领袖何香凝，请求帮助，她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则谓男女不能同学，似于理有不通，下次招生望本男女平权之旨义，予以招收壮年女生。”何的丈夫正是那时学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她深知此事棘手，只得歉意地表示难以说情。
随后，执意的金慧淑便径直来到黄埔长洲岛，请求面见蒋介石，蒋露有难色，始终避而不见。当然，这不尽是军务繁忙的缘故。
那时的广州，虽为革命的中心，但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在当时革命力量的阵营里，泾渭分明地分成两大人群：一方是由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激进势力，他们有着很重的苏俄色彩，坚决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权革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平分地权、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一切都是政权革命的催化剂。而另一方，则是保守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他们追求的只是一个政权更替的结果，难以割舍传统的礼法道统。对于深入社会脊髓、脏腑的沉疴弊病，开出的也只是一剂温和、渐进的药方，甚或讳疾忌医，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则是极为小心的。在后一种力量居于上风的羊城，女子参军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蒋介石，还不算太坏的是，他有一个很理直气壮的借口：男女同营，有伤风化。在男女同校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代里，这无疑是一招杀手锏。
传统中国的宿老耆旧们大谈“男女之防”，自是不用说的；但即便是那些曾经赞成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也狭隘地认为倡导女同志军是仅仅去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而已。”君不闻“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所以也就难怪他们有些杞人忧天：“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
如果说旧老遗民们的反对，是天性使然的话，那么，另一些人的不理解，多少还有些保护女性的考虑。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以一种为女性鸣不平的口吻，很是担心地喊道：“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咳，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军者三思之。”
在求见蒋介石未果之后，金慧淑以“受女界党员推举来粤访问”的身份，找到军校政治部特别区党部，冀望或能得到些许支持。尽管已知希望渺茫，但依旧坚决的面庞上，难以掩饰萌自心底的殷切与真诚，她说：“中国4亿人口，女子居半，男子从事革命，女子却袖手旁观，救国救民的责任不均。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女子已开世界先例，走进革命军队。我们革命党力主坚持列宁主义，提倡男女权利平等，为何我国却无女同志军呢？中国两亿女子不能取得从军权，这就不能说是男女平等。”
其实，在众多社会舆论中，也并非没有支持女子从军的声音。一本叫《中国军人》期刊，却让我们在岁月流逝后，依然得以窥见历史当初的斑斑痕印。该刊是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主笔则有王一飞、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
1925年，在国际“三·八”妇女节15周年之际，《中国军人》特意撰写文章以志纪念。一个是军人期刊，一个是女性的日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很自然地便派生出一个大胆的话题——“女同志军”。
一篇名为《军人与妇女》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妇女，在男子们已冲锋陷阵肉搏于血泊中之关头，不要再熟视无睹，也不要仅限于摇旗呐喊作壁上观，要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要明白，权利归于最大努力者。要想获得女权，必须荷枪实弹去争取，绝非靠一些宣传和示威游行就可以了事。最后作者号召：“吾亲爱之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
但这样的呼声毕竟还是非常微弱的，在妇女解放的初潮中，作为先觉者的金慧淑剪了发，放了足，进了学校。男人能做的事，她也正在一件件地做；但唯独从军，却始终成为横亘在她前面的障碍。
初来黄埔时意气踌躇的金慧淑只得失望地回到广州。尽管后来，她又上书政治部，“情愿为旁听生，伙食、服装自备”，即便这样，黄埔的校门也始终未向这个来自广西的女子打开一丝缝隙。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初，分校决定招收女学员。各地女青年报名相当踊跃，经过严格的审查，录取了约200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郑奠邦担任队长，彭猗兰担任指导员。1927年2月，黄埔军校唯一一批，也是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诞生了。
我190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今年恰好100岁。
1925年，我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进校后经常与左翼学生在一起，很快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加入共产党。那时，中共两广区委就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楼上办公，我经常去那里，见到了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当时蔡大姐是区委妇女主任，也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就跟着蔡大姐，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
1926北伐以后，蔡大姐工作调到武汉，非要带我走。于是我跟着蔡大姐坐轮船经上海去了武汉。在北伐军攻下武昌的第三天，10月12日，我们到了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行营主任邓演达分配我到总政治部宣传科妇女股工作。
武汉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也准备迁都武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培养继续北伐的军事、政治骨干。
筹备
10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去时，见邓演达正在与蔡畅同志、总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和苏联顾问商谈筹办武汉分校的事。邓演达看到我来，亲切地对我说：“从北伐以来的情况看，北伐军的军事、政治干部很缺乏，尤其是妇女干部更少。我们商量决定在将要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一批女生，让她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我们决定派你参加女生队的筹备工作。”
我听说要办女生队，心里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筹备工作责任重大。可是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勇气还是承担下来了。
筹备工作，首先是确定校址。校址先后选择了几个地方，最后由邓演达决定设在武昌两湖书院。
我这时也奉命辞去总政治部妇女股和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工作，搬进空旷的两湖书院，全力投入筹备工作。女生队的营房设在书院的西斋，营房装修工作由我监办。筹办初期，头绪纷纭，缺这少那，每天忙得睡不了几个小时。由于我住的房间没有门，我的简单行装，包括被子和几件衣服全部被偷。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校舍的整修工作基本完成。武汉分校从1926年10月下旬开始筹备，到11月底入伍生入学、1927年2月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筹备时间仅3月余。
招生
1926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是邓演达，委员有我、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杨树松、包惠僧等15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招考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招生。规定报考的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除了在报上刊登招生启事、报考章程外，还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招考，同时派人到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河南、山东、奉天等地秘密招生。
招考的程序是，由各省市国民党党部负责初试，合格者到武汉参加复试，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省市的考生，可免去初试，直接到武汉参加复试。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为：国文、政治常识以及身体检查。
招生启事公布后，各地男女青年踊跃报考。如湖南省原计划招100人，但报考者多达二三千，湖南省党部自行将招生人数扩大为300人。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复试后共录取了女生195人，以湖南籍最多（61人）。由于前来报考的多数是优秀青年，淘汰回去太可惜，所以在录取工作结束后，军事委员会特地临时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专门招收未被录取的考生。
1927年1月，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陆续迁到武汉。由于武汉分校招生人数突破原计划，加上五期生的迁来，住房发生了困难，于是又增设了两处营地，一处是大东门外华中师范旧址，一处是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当时教官也没有聘齐，所以学校直到2月份才举行开学典礼。
武汉分校成立之初，邓演达任代理校长（校长是蒋介石，但他在南昌），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曾兼任政治部主任）。军校的军事教官多数是邓演达、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聘请来的。军校的中、下级军队政治干部主要是从黄埔一至四期学生中选调来的，如第五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政治部的叶镛、女生队区队长杨伯珩等。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场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南湖学兵团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馀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宣誓后举行了阅兵，刚穿上军装的女生们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检阅台，从此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正式诞生了。
训练
原计划让这批女生学习一年，毕业后和黄埔生一样当军官，算是黄埔六期生。女生入校后被编为3个区队，女生队队长郑奠邦主管学生操场上训练。我任指导员，主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兼做对外联络工作，并代表女生队参加各种会议和一些社会活动。后来，一个人忙不过来，学校又派来钟复光、唐维淑两位女指导员，分担政治思想工作和内务工作。第一区队长是杨伯珩，第二区队长是王展，第三区队长是李师竹，特务长是杨时伟。每个区队各分3个班，班长由学生担任。
录取的女生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还有一些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妇女运动骨干，也有一些是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丈夫、公婆的虐待，冲破封建枷锁报考军校的。她们中的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筠、危拱之、廖德璋、邱继文、张瑞华、彭援华（彭文）、黄静汶等，当时都是学生中的骨干。
其中特别要提一下危拱之。她是冲破许多阻力才考入军校的。她外貌朴实，个子约一米六左右，对人和蔼、谦虚，喜欢文艺活动，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尽管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放开了，一双“解放足”使她出操、训练有许多不便，但她克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任务。毕业后她坚持斗争，参加了广州暴动和后来的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之一。
军校以政治课为主，有全校性大课，也有女生队的单独课。讲课的教员有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讲妇女解放；许德珩讲《共产主义ABC》。
军事课的内容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有时要打靶、“打野外”。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在训练中，女生要比男生克服更多的困难，有的女生进校前才“放足”，跑步跟不上队；有的个子矮小，还没有步枪高……但是女生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认真地对待训练，常常训练结束后衣服都可以拧出汗水。
除了在学校受政治、军事训练外，女生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凡男生队参加的活动，女生队都参加。女生队有时还单独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如3月8日，女生们参加了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女生们配合妇协宣传放足运动；到武昌裕华、震寰纱厂向女工们做宣传工作。
中国妇女历来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当时妇女离家上学已很少见，更不要说是进军官学校当女兵了。因此，女兵在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与男生们一样穿着灰色军装、进行正规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进工厂宣传……这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女生队的创办也遇到有些人的反对，有人就说军官学校招收女生有伤风化。但女生队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关心。斯大林获悉女生队成立后，还曾要求全体女生拍一张集体照送给他。
v出征
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多名女生编入了军校女生队，使女生队人数达到220余人。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决定军校废除校长制，实行委员制，委任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常委，同时决定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往河南集结，武汉防务空虚。在卫戍武昌过程中，军校每天都派出一部分学生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阅马厂、汉阳门、平湖门、黄鹤楼、首义公园等地日夜巡逻，还派出部分学生担任宣传工作，女生队也派出女生配合男生一道进行巡逻和宣传。
这一期间，军校大部分男女生在宾阳门外、洪山、长春观、通湘门外黄土坡山地、东湖边珞咖山以及南湖飞机场附近，沿1926年10月武昌攻城路线演习攻防战术。每天的课程有攻击、防御、射击、冲锋等，还组织学生参观城外战壕遗迹、炮兵阵地、机关枪掩体。
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偷袭武汉，一直打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为了粉碎叛军的进攻，武汉军校和南湖学兵团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独立师师长由军校教育长侯连温担任。
在男生队和南湖学兵团开拔后的次日，女生队也奉命迅速开往前线。在出发前，我集合全体女生接受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代表李哲时（李文宜）、省妇协代表蓝淑文、赵君陶赠送的两面锦旗，上书“杀尽敌人”、“革命前锋”。
出发前我脱下军官服，和女生们一样蹬草鞋，打布绑腿，穿灰布军装。当女生队开到纸坊时，双方已经开火了。男生队伤亡较大，当我和女生们看到用芦席盖着的同学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学时，无不感到悲愤。
第二天部队开到土地堂，师部命令我们就地驻扎，我带领女生们住在铁闷车内，分派她们放哨、巡逻，以防偷袭，并派部分女生抢救伤员，掩埋尸体。后来，师部又把女生们临时编配到师政治部、军医院、以及各连队，担任宣传救护工作。纸坊一战后，夏斗寅的部队被击退。女生们随所在部队一路追击到沙市、河阳、天门、监利，沿途与男生们一道帮助农村整顿和重建妇协、农协，协助农协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
6月底，独立师结束了西征，班师凯旋。回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欢迎西征部队。西征虽然胜利了，但总的形势一天天恶化。7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结业。7月18日，武汉军校在两湖书院举行了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和女生队的毕业典礼。恽代英主持了毕业典礼，向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恽代英在典礼上向女生们说：“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学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去，没有家可回的，就随部队一起走。”
虽然军校允许部分女生回家暂避，但大多数女生都不愿回家。在她们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一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有的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她们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女生们直接参加了巷战，有的英勇牺性了。
有一些女生回到家乡，在当地组织武装，开展了武装斗争，如胡筠在湖南平江创建红军游击队；有的女生在敌后参加地下斗争，如黄杰、黄静议等；有的女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如陶恒馥、赵一曼、王亦侠、危拱之等。后来，危拱之、周越华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武汉军校的生活对多数同学以后的生活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红色娘子军
1930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红军第2独立师从六七百名妇女中挑选了101名女青年，组成了琼崖工农红军武装支队女子特务连，辖三个排，人称“娘子军”。“娘子军”先后参加了沙帽岭伏击战和攻炮楼、拔据点等多场战斗。其中配合主力攻打文市炮楼时，火烧“南霸天”的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堂派兵大举进攻琼崖苏区。“娘子军”第一连奉命撤到母瑞山，敌人集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大部分战士牺牲或失散；第二连在向六连岭撤退的过程中，因环境险恶，在乐会县被打散。
虽然仅存两年，“娘子军”却成了中国女兵自豪和荣誉的象征。后来，她们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有京剧、芭蕾舞剧，还被拍成了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部队。
红军史上第一支妇女独立团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通江县组建了一支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独立营，并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直接领导。一年之后，根据中共川陕省委决议，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团下辖3个营，人员发展到2000多人。
妇女独立团的服装和男同志一样，身着灰色军服，制服上缀着红领章，头戴八角帽，腰扎宽皮带，缠绑腿，穿草鞋，肩上一侧背米袋水壶，另一侧背小马枪或大刀，军事训练也与男兵一样严格。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在吸收了大量沿边妇女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2个团。随后独立师随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撤离川陕根据地参加长征。次年4月，妇女独立师再次改编为团制，分散到各部队，随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女兵们的足迹踏遍了雪山草地。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在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也留下了众多女红军的足迹。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前有女兵32人，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女红军只有25人。跟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则至少有18人。红四军中参加长征的女兵最多，它的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有2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全都参加了长征。此外，随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还有7名随军女护士。
校长蒋介石与黄埔一期学生的恩怨情仇
中华民国历史上，蒋介石任过诸多要职。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等。然而唯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是其最爱。蒋任此职20余载，门生众多，一期生无疑是其最为倚重、寄情最深者的群体。这个群体，既令其欣喜、骄傲，也令其无奈、愤懑，还令其遗憾、痛心。个中真味，如鸭凫水，冷暖自知。
一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两天后，该校第一期正取生进校，又两天后，120名备取生进校。从此蒋校长即开始了对该期学生亲施训诲的经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5月8日始至是年年底，蒋亲自给第一期学生长篇训话近30次。内容涉及办校目的、教育方针、学生责任、仁民爱物、秩序纪律、牺牲精神、耐劳苦、务团结、枪的意义与效用、饷的意义与来源、官兵关系、军校与党的关系、三民主义等等。其中既有对学生“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的期许，亦有“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虽死犹荣”的勉励。
据徐向前回忆：“军校开课后，蒋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时间有长有短。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十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他总是用尽手段笼络人心。”
蒋时常召询学生，联络师生感情兼及考察学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学生期择高枝而栖，师者须寻利器而用，胡宗南、贺衷寒，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学生翘楚渐渐印镌于蒋校长的心中。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一次东征。淡水之役，营党代表、一期生蔡光举壮烈牺牲。蒋知榜样的作用无穷，遂亲撰追悼蔡光举之公告：光举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从容赴义，为党殉烈求仁得仁，固无遗憾。惟本校同志应如何奋斗继起，以成光举未竟之志，而雪我党无穷之耻。使其瞑目九泉，而尽后死之责。对亡者评价殊高，对后死者期许更大。
然同在此役，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元良临阵率部逃跑，蒋虽在士兵大会上凛然表示将按“革命军连坐法”处孙死罪，但以后却没了下文，孙如人间蒸发一样不知所终。后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室里看到了孙的身影。
一次东征战后，时任连长的桂永清擅自将没收的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贵溪老家，事泄后蒋判桂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念桂战功，从宽处治，蒋顺水推舟于1925年4月8日照准。桂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还保住了乌纱，甚至因祸得福，被蒋资送住德国留学军事。以后高官任坐，好马任骑，先后任教导总队总队长、第二十七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等要职。
蒋对一期生的宠爱也得到回报。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逼首次下野，他未料到其麾下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竟与桂系沆瀣一气，不仅下令解散了由黄埔一期生任团长的7个补充团，而且还命令第一军与李、白的第七军作不利换防。消息传来，蒋对何恨之入骨，授意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与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召集20余名黄埔一期带兵军官在上海秘会，一致表示坚决抵制何应钦命令，不惜武力抗命。会上，时任第一师副师长的胡宗南发言最多，态度最为慷慨激昂：“校长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下野，但不久必会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故由我等黄埔同学率领的队伍绝对不能脱离其领导。”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与会者一致赞同。此乃胡后来一直被蒋重视及信任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蒋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败象日显，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召时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的宋希濂到南京面授机宜。宋居南京12日，同蒋见面七八次，见蒋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信心，悲观失望。12月8日晚6时半，蒋邀宋及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从双堆集战场飞来南京汇报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及其蒋经国共进晚餐。餐后，蒋别有深意地下令放映影片《文天祥》，3个多小时聚餐和观看，蒋几乎未讲什么话。宋被此悲情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在想：“老头子多可怜呀！”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支配，有这种情感萦绕，1949年12月19日，当宋希濂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时，曾有过举枪自戕尽忠党国的意图。
二
陈赓入黄埔前即是中共党员，东征时曾救蒋，蒋内心颇铭感，虽知其共产党员身份却并不过分与之为难，冀望其“悔过自新”，然屡失望。土地革命时期，陈被捕，蒋令邓文仪劝降，许陈高官厚禄，陈嬉笑怒骂不为所动，邓悻悻而返。蒋遂亲自出马，对陈恩威并施，终未如愿。陈虽“冥顽不化”，但蒋并未杀陈，非不能杀之，实不欲杀之，实际上对陈网开一面，含有“宽恕”的成分。
一期6队学生黄弟洪，原为中共党员，黄埔毕业后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学成回国后，目睹国内政治形势剧变，政治上发生动摇，歧路彷徨之际，向蒋邮去密信一封，不仅向蒋输诚悔过，而且呈上共产党重要情报作为见面礼。蒋接信后立即宽恕了黄弟洪，立令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科长陈立夫与黄联系并对其实施保护。殊不知陈立夫麾下特派员杨登瀛系共产党内线，知黄叛变后即将消息密报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派出红队择机将黄处决。
1929年8月24日，因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的张际春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4人同时捕。未久，彭、杨、颜、邢4人均被处死，唯张存活。究其因，是张乃黄埔一期生，张是由毛泽东、夏曦保荐入黄埔军校的，毕业后曾赴苏联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在国民党看来实属“罪大恶极”的要犯。但因蒋的亲自过问、宽恕，得免一死。从此张对蒋感激涕零，1931年冬自首出狱后被蒋安排在南京中央军校做政治教官，两年后郁郁而死。
1932年2月，一期生、时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肖赞育向蒋介石建议：“现在南京有不少参加过共产党和国民党改组派的黄埔学生，他们对过去的政治抉择已萌生悔意，有自新要求，望校长下令办一短训班对这批人施以训练，考核合格后允加入复兴社或其外围组织，以增强革命的力量。”蒋采纳此议，令复兴社宣传处处长康泽组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以康为主任，肖赞育为副主任。该班学员有270余人，数名一期生厕身其中，如黄雍、刘明夏、陈烈、徐会之、韩浚诸人。蒋对该班非常热心和关心，只要其在南京，每周六上午必到班作一小时训话。据现场聆听的康泽回忆，蒋的训话对学员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你们都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我现在不怪你们，我要责备我自己，我没有领导好，使得你们误入了歧途，只要你们今后革面洗心，回到革命阵营，我是一样的看待你们和信任你们的。”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后来一期生中的自新者多未得到切实重用，只从事一些诸如政训或军事教育、研究等工作，很少有像胡宗南、宋希濂、黄杰、关麟征、杜聿明等做带兵官者。
蒋校长虽对黄埔一期生苦心孤诣，“宠”、“恕”有加，但古语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仍有不少一期生政治上与蒋为敌，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许还存有对蒋的几分尊敬和感念。据笔者粗略统计，500余名一期生中，政治上与蒋校长为敌者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徐向前、陈赓、周士弟、袁仲贤、阎揆要等直接成了蒋家王朝强有力的掘墓人。此外身为共产党员的蒋先云、许继慎、蔡申熙、董朗、王泰吉、杨其纲、李汉藩、黄锦辉、左权、刘畴西、曹渊、杨溥泉、胡焕文、冯达飞、李谦、唐澍、吴展、唐同德、刘云、何章杰、贺声洋、洪剑雄、赵自选、宣侠父、黄鳌、梁锡古、彭干臣、傅维钰、谭其镜、张隐韬、李之龙、孙一中、王尔琢、郭德昭、黄再新、黄振常、李光韶等一期生，有些阵亡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程上，有的牺牲于十年内战与国民党武装的艰苦斗争中，有的捐躯于民族抗日战场。他们真正是黄埔一期生中的最大光荣。
三
前面已述，对黄埔生，特别是一期生，蒋介石素奉“宠”、“恕”之道，即使对其中的“离经叛道”者也复如是。但话也说回来，如果这些人软硬不吃、冥顽不化，不折节、不改悔仍旧与其为敌，则杀机必张，或亲令，或允准，必欲去之而后快。
1930年5月，刘云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担任中共长江局兼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委员、参谋长。9月2日刘在汉口被捕。蒋知刘1921年曾留学巴黎法尔曼飞机厂附属飞行学校、1925年1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广东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行学校党代表兼教务主任，后又赴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任中国学员班班长、旋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经历后，深感人才难得，亟欲策反。为此亲赴汉口提审刘云，鼓如簧之巧舌，恩威并施，遭刘峻拒，无计可施之后终动杀机，下令于9月6日将刘云处决。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在江西怀玉山被捕。消息传来，蒋分外高兴。急令俞济时、黄维等刘的同学对刘进行策反，但刘始终不为所动，挨至8月，蒋见希望渺茫且黔驴技穷，遂下令在南昌百花洲将刘处决。
1928年2月6日，“中山舰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中共党员李之龙经香港返回广州时被捕，同样因拒为蒋用，于2月8日被害于广州红花岗。
1949年，蒋氏政权风云变色、山岳崩颓，逃台后的蒋介石心境大坏，决策、行事几近疯狂，对附共、投共、反蒋者，一经查实缉捕即格杀勿论。1951年2月5日，时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的李玉堂因通共有据，被蒋明令逮捕押解台湾，与其妾陈伯兰同被处决。李玉堂，山东广饶人氏，在黄埔一期生中与李延年、李仙洲共称“广饶三李”，在抗战中曾有不俗表现。
再一位就是徐会之，此人乃黄埔一期一队学生，文化水平高，曾追随邓演达并与同期同学黄雍、韩浚、刘明夏、陈烈等于1928年4月在上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并任该会宣传科科长，华北分会会长，投身于反蒋活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徐被捕，很快“自新悔过”，投靠了蒋介石，历任第六十五师政训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科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保定行营、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汉口市市长等职。徐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3人并称为国民革命军政训系统“四大干将”。1949年初，徐任总统府参军，后到台湾，1951年11月涉嫌通共，被蒋介石亲令处决。
除对共产党阵营中的一期生和通共的一期生外，蒋介石对身处国民党阵营但抗命、不法、殃民、乱纪造成严重后果者也常常挥泪处斩。
1934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一旅旅长许永相在率部平定“福建事变”时，因贻误战机、指挥失当致战事失利遭处决。
1938年1月20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亲令枪决。负责者正是其同期同学俞济时。
1938年5月，国民革命军八十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因在兰封战役中指挥不力，致日寇土肥原部突围成功，被蒋介石下令军法处决。
1938年8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指挥对日作战不力，致要塞失守，被军法处决。
1944年8月，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因在桂柳战役中擅自放弃全州守备，造成全局被动被蒋介石电令枪决。
曾扩情、邓文仪、贺衷寒3人均曾是蒋校长的大红人。
1927年4月15日，黄埔军校“清党”时，年方22岁的邓文仪即被钦定为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后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复兴社干事、书记兼组织处处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等要职。
曾扩情、四川威远人。生于1897年，因年长在黄埔一期生中有“扩大哥”之称。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等职。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曾任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及鄂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复兴社”书记，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等职。
西安事变时，曾扩情为保蒋介石生命安全，向南京发表广播讲话，主张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见到曾的广播讲话记录稿，大怒，痛斥其“无耻之尤”，将其撤职交军法审办。
同时身为“复兴社”书记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为取得何应钦的信任，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向何报告，也为蒋介石所不容，痛斥贺：“我还没有死，你就把我出卖了。”旋贺政训处处长职及“复兴社”书记职均被撤。
而邓文仪因积极附和贺衷寒，亦被长久打入冷宫。
四
所谓“差”者，系指虽为同一群体，但有等次差别也。事实上，虽同为黄埔一期生，但在蒋介石心目中，确有厚薄之分、亲疏之别，对浙江籍的一期生，蒋格外垂青。聊举一例，揆诸史料，大凡任过蒋介石侍卫长者，均浙江籍一期生，如俞济时、王世和、宣铁吾、石祖德、蒋孝先等。胡宗南号称黄埔一期生中的第一人，亦为浙江人。无怪乎宋希濂曾说：“因蒋逐步将军权集中到他所喜爱的和他认为可靠的几个人手里（如胡宗南），故在黄埔系军队中也产生了派系，围绕职务升调和部队待遇不平等问题，经常发生龃龉和内讧。”
众所周知，除蒋外，贵州籍的何应钦乃黄埔军校中最有权威者，蒋对何在黄埔生中的影响力心知肚明，1927年秋，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何听之任之作壁上观，蒋愤恨异常，痛感要使何应钦臣服，既能供其驱策又不致于反噬，必须翦其羽翼，绝其妄念。故蒋1928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后，即将已任带兵官的贵州籍的黄埔一期生陈铁、牟廷芳、刘汉珍、宋思一等多人调职，或明升暗降，或避实就虚。陈铁曾因此对蒋产生强烈怨艾心理，这成为其后来反蒋起义的最初动因。
蒋颇欣赏曾国藩相面识人的做法，屡屡效仿之。孙元良因体形魁伟，容颜俊朗有大丈夫气，蒋钟爱之。另有一期生名冷欣者，智商无碍，然身形矮小，面有猴相，谈吐举止均欠稳重，素为蒋所不喜。1932年，“复兴社”在南京秘密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径往参加，被蒋介石亲自驱赶出会场。然而正是这个冷欣后来却大放异彩，抗战胜利后，协助何应钦、肖毅肃圆满完成对侵华日军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的艰巨任务。
粟裕恋爱史：二次被拒 三次进攻终获美人心
英雄“难过”美人关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粟裕自然也如此。
他战场上计谋百出，指挥若定，世人敬服为“常胜将军”；情场上虽已年过三十，却仍然孑然一身，“名草”无主。
堂堂的红军军团参谋长、新四军支队代司令，粟裕当然不是找不到老婆的人。
如果不出来做“土匪”，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神仙日子”，他16岁那年就能实现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的秀才父亲大概盼孙急切，给还在念高小的粟裕定了一门亲。
女方尽管是小家碧玉，却打小缠足，三寸金莲盈盈一握，是《红楼梦》里的经典美女，也是当时标准的择偶对象；又大粟裕三岁，正是“女大三，抱金砖”的好姻缘。
粟裕却打死也不干。离家远赴常德求学以后，很快就写信回去，郑重声明解除婚约，说自己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也回不了家。对方是良家女子，请她另嫁高门。
到了1939年，粟裕早已超过了项英“二八六团”的结婚规定，可以名正言顺成家立业了，却依然是形单影只，光棍一条。
陈毅玩笑着评价这位老伙计：“在作战地图前可以滔滔不绝，见了姑娘就不知说什么。”
这年3月，粟裕从江南赶到皖南军部，参加一个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休息时，粟裕来到教导总队，打算挑几名学员去二支队机关。这里有不少才参军的知识青年，是前线宝贵的稀缺人才。
粟司令“驾到”，教导总队负责人梁国斌忙客气地接待。
听说来意后，梁国斌十分“慷慨”，马上推荐了一个叫詹永珠（后改名楚青）的女兵，说她来自扬州，秀气清纯，办事利落，刚刚还加入了中共组织。
粟裕当然高兴，答应见见。
下午，粟裕抽出时间，在总队队部等候楚青。一身灰布戎装的楚青一进门，粟裕就被她的清秀吸引。忽然间有了一种触电之感，话语也就不自然起来：“听说你表现很好，军政都获得好成绩。”
楚青倒是有城里女孩的大方、爽朗，说这是总队教育的结果。
栗裕又问她是哪里人，为何要参加新四军。
难怪花木兰当年要女扮男装，女子参军就是不一样，楚青已回答过多次这样的“盘查”了。
但她知道面前是一位大首长，只得又详细地说了一遍。
她以吴侬软语，说自己是扬州人，上过中学。抗战爆发后，扬州沦陷，全家到上海避难，渐渐懂得了没有国便没有家的道理。因此，在姐姐的带领下，长途跋涉，远赴安徽云岭，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没有介绍信，还“死缠烂打”、软磨硬泡了十来天。
粟裕似乎在听一段女侠传奇，早已“无可救药”地入迷，既为楚青的不凡经历，更为她清脆可人的铃音。他情不自禁地想了解更多，便问她有什么爱好。
楚青说爱看书，当代名流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彷徨》、《呐喊》及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也都看过。
果然是秀外慧中的才女！粟裕望着她，心中涌动着莫名的情愫。
于是，他决定大胆向她求爱。当然不是现在，而是缓些日子再说楚青不久转到了速记班。
一个月后，粟裕给她写信，附了一张特意摆了老半天姿势拍的近照，信里坦白了自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爱慕之情。
楚青正“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分配工作，好杀敌抗日，不想却盼到了一个“有情郎”。她收到情书后，十分不快，怎么谈起这个来了？她把信一丢，便不再理会。
粟裕碰了软钉子，胆子倒是更大了，不久又托部下政治主任王集成捎去第二封信。
王集成风尘仆仆找到楚青，一脸喜色转交情书后，打趣说要她请吃喜糖，还说粟司令都请过了。
不想，楚青看也没看，嚓嚓几下，就将信撕成碎片。
她想，自己是来抗日的，可不是来找男人的。她拿定了主意，以后再也不见粟裕的面了。
王集成不大不小也是个官，干的又是“耍嘴皮子”的政工，个子虽不高，却也能说会道，这时只能满脸尴尬，不知所措，最后无功而返。
粟裕知道后，心里自然有些难受。但他马上表示理解：“她有在爱情上选择的自由。”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不久，江南指挥部挂牌成立，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楚青也从教导总队结业，来到了江南，在指挥部机要科当速记员，成为必须与粟裕朝夕见面的部下。
楚青心里忐忑不安，担心粟裕“恼羞成怒”给“小鞋”穿，自然更怕他“死皮赖脸”“纠缠不休”，但看到粟裕若无其事、十分坦然，也不见有任何“不轨企图”的蛛丝马迹，才渐渐安下心来。
粟裕其实并非知难而退了，他早已打算“非楚青不娶”，“非攻下这个‘碉堡’不可”。他的平静，只是“大战”前的短暂蛰伏。他在寻找有利的战机，准备采取迂回出击的方法，重整旗鼓，再度“进攻”。
能得到一张心上人的玉照，朝夕相对，聊解相思，几乎是所有堕入情网的男人最早的渴望。粟裕自然也想到了给楚青拍照。
但他清楚，如果只给楚青一个人拍，肯定会惹恼“花容”，遭到断然拒绝。因此，他找到和楚青住在一块的陈模与罗伊，请她们出面做“电灯泡”，陪楚青照相。君子成人之美，她们欣然答应了。
于是，在江南指挥部大门口，留下了楚青等三人一张珍贵的合影，成为粟裕罗曼史的最早见证。
不久，粟裕的“战事”开始激烈化。他展开了直接“进攻”，瞅准一个机会，找到楚青，表白对她的感情。
楚青也成熟多了，当着粟裕的面，便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地说，自己年龄还小，对谈恋爱没有兴趣，现在想的就是打鬼子。
她拒绝得委婉而巧妙，粟裕不得不佩服，也坦率地说，一个革命者，应当摆正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但未必要抹杀男女之间的感情。“败下阵”来之前，他最后希望楚青再慎重考虑一下，最好能先交个朋友，互相勉励。
粟裕显然在翻版战场上的“以退为进”，但这话触动了楚青，她感到了他的真挚和忠厚。
楚青不禁飞快地瞥了栗裕一眼：朴素的灰军装，干净整洁；中等个头，打着绑腿，腰间皮带上挂着指挥用的手枪，隐隐一股英武之气。
含羞沉默片刻后，楚青低声说，首长的好意我领了，但我现在还是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得知粟司令再次铩羽而归，指挥部里议论开了。
有人说，楚青太清高了，连粟司令也看不上，不知她想挑个什么样的人！也有人说，要是我有粟司令的条件，一定找个比楚青更漂亮的人结婚，气气她！
不久，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也知道了这事，劝粟裕说，不行就换一个算了。
尽管刘备曾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但对粟裕而言，换人和换衣服到底是两回事，他断然说不行，自己已经把她挂在心上了。
情场失意，战场却大展神威。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的粟裕，率部驰骋在苏北的平原水网间，成为华中战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
楚青其实也并未无动于衷、心如止水。她想，粟裕对爱情是这样的纯真，又没有结过婚，也不曾和别人谈过恋爱，实在难得。
因此，她一直暗中关注粟裕，也有意无意听说了他许多英雄的往事，一颗封闭的芳心渐渐打开了。
那一天月上柳梢头，粟裕又与楚青相约在黄昏后。
简单寒暄之后，他再次郑重地向楚青求爱，并真诚地说，我会尊重你的意见，你放心好了。
楚青羞涩地低下了头，嘴唇动了动，却没说什么。
见她不语，粟裕以为仍有顾虑，便又对她，也似乎在对自己说，我还会继续等，等一年不行，等两年，等两年不行，等三年，一直等到你同意为止。
楚青的心早彻底软了下来，答应了粟裕，成为他梦寐以求的“俘虏”。
不久，他们在新四军一师司令部举行简朴的婚礼，结成了“甜酸苦辛共品尝，崎岖坎坷相扶携”的终身伴侣。
粟裕与彭德怀：因公失和却从不挟私报复
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这两个人指的是解放军名帅林彪和刘伯承，再加上粟裕，即解放军的四大著名将彭、林、刘、粟。
彭德怀同林彪，算是老战友。在中央苏区时期，分别担任红三、红一军团总指挥。两人相互配合、呼应，为发展、壮大、巩固中央苏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红军撤离苏区长征，一个在前开山劈路，一个殿后掩护。这个时期，虽然二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各自军队中固有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有时也会闹不团结，但总的来说，两人的合作是和谐的。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因为不满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写信要求彭德怀来指挥军队。抗战爆发后，彭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任师长，各自指挥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分别战斗在西北和东北战场。解放后，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林彪养病。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林彪较为孤僻，不喜交际，在高级将领中，除同刘亚楼关系比较好外，一般没什么私交，解放初期，这两人都差点卷入“高饶集团”。解放后，因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缘故，老将们的工作大多限于军队系统内，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参与政治局工作，彭德怀失势后，林彪崛起，参与政治，并前进了一大步。
粟裕参加南昌起义后，担任连指导员，与同时期的任连长的林彪职务相同。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红军时期，彭德怀同林彪声名显赫，而此时的刘伯承更早已被誉为“党内孙武”，粟裕在此期间，不过任师长、军参谋长职。粟裕的声名大震是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解放战争到了高峰。解放后，政治局建议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对台作战，毛泽东坚持由粟裕全权负责对台作战。
朝鲜战争爆后发，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急调军队入东北，准备朝鲜战争。粟裕因病未能立即赴任，为此，他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他不能立即承担新任务而焦急，毛泽东回信，让他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但形势不等人，朝鲜半岛的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军队入朝迫在眉睫。粟裕因病治疗，无法入朝，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林彪，林彪推辞，彭德怀临危受命，率军入朝。
在毛泽东考虑率部入朝人选上，后人多知林、彭，而不知有粟裕。事实上，最先想到的就是粟裕，而后才是林彪、彭德怀。粟裕善打硬仗，能啃硬骨头，在华东战场，就打过阵地战、攻坚战、大兵团战，是入朝同美军作战的理想人选，林彪也一样。彭德怀久经沙场，作战勇敢，也是入朝的合适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粟裕对当时因为病情原因而无法上前线一直耿耿于怀。1970年，周总理让粟入国务院工作，粟裕对周总理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
1954年，粟裕任总参谋长。1955年，因为粟裕写报告中央军委，要求派空军入闽，受到彭德怀的批评，粟裕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此期间，彭德怀对粟裕渐生不满。粟裕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因为表示尊重彭德怀，一般先呈给彭德怀，并写上“转送毛主席”，彭德怀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自此将相失和。1958年，在彭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被扣上“资主阶级个人主义”帽子，后被解除参谋总长职务。1959年，彭受到批判，有人向粟建议，把1958年粟在军委扩大会受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
彭德怀：我不是你的通迅员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在战争年代，坚持己见的粟裕往往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味道浓厚的总参，不喜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的粟裕，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聂荣臻和彭德怀，为自己失意的后半生打下了伏笔。
性情比较暴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彭德怀就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不这么写，彭老总会说：“你又越级！”总参和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关系恶劣。为了保证国防工作的顺利。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听到过众多中央领导人对粟裕的意见后，毫无疑问要舍弃粟裕。
后来陈赓（大将）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1958年5月，开始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错误的批评粟裕。
1958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肖克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均遭到了错误批评！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上，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都猛烈批评粟裕，林彪，罗荣桓也没有能够主持公道。
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会议上甚至有人说：“这次会议，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彭老总身边！”使得大会气氛完全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感染，粟裕错误被无限放大，几乎成了一无是处。在会议上，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认乌有的批评，一次次认错。
当然，也有的将军，尤其是一些上将，中将，很多人为粟裕辩白：“我在粟总长手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粟总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说：“军委的意见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评的叶剑英元帅也说：“粟裕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最多是有些骄傲罢了。”毛泽东曾向被自己封为终身海军司令的萧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毫不犹豫的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
此后，其实并不想完全整倒粟裕的毛主席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后来，在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成员的努力下，批斗粟裕最终没有成为敌我矛盾。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毛后来说过：“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9月，粟裕向黄克诚交接了总长。总理会后马上找到粟裕：“我不管你干什么，任何人让你粟裕离开北京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这样，粟裕就留在了军委，没有遭到一些同志进一步的排挤，实际上后来的文革，粟裕也是被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太大冲击的。此后，粟裕被派到军事科学院给叶剑英当副手。
彭总挨批，粟裕决不落井下石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后却并未就此发出任何指示和作出决定，因为有人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嫉恶如仇、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其刚直不阿的个性，在军内常常不能处理好战友的关系。进入政治局后，在处理那些被其称为“文人”的官员关系时，也是时常紧张，以致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他受到了不该有的不公平对待。墙倒众人推，象粟裕一样的襟怀，在当时那一群所谓的“文人”中，毕竟不算太多。
开国大将的转折点：粟裕辞帅之后的不公正遭遇
粟裕辞帅求仁得仁，自然无怨无悔。
但正如他的两次谦让司令，后来的某些遭遇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一谦恭自抑的直接后果，是带来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降低，当年常常“抢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头版头条，堂堂华东方面大军的“粟总”，渐渐与同一军衔里的战友们“溶化”，统率华野（三野）全军纵横南北的威名不再。
粟裕用兵，的确有似韩信，但为人上，两人又有天壤之别。
韩信用“四面楚歌”之计，垓下一战彻底解决了项羽，却被疑神疑鬼的刘邦一把拿下，从楚王降为淮阴侯。此后，他常常托病不上朝，待在家里闷闷不乐。
这时候，他觉得最没面子的事，不是曾受过胯下之辱，也不是曾做过项羽的逃兵，而是丢了楚王之位，从此只能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都曾是韩信部下）处于同等地位了。
有一回，他静极思动，信步到舞阳侯樊哙家坐了一会。宰狗卖肉出身的樊哙虽是粗人，却也十分谦恭，跪拜送迎，依然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寒舍。”
韩信却一点也不领情，出门后长叹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等人为伍了（生乃与哙等为伍）。”
他身为“汉初三杰”，给刘邦打下半壁江山，却莫名其妙被刘邦给了个行政降级处分，后来还以谋反被割了脑袋，的确有些冤。但从他如此狂傲看，似乎也不算太冤。
比照粟裕功高不居的人品，韩信有些望尘莫及。
不过，好人未必一生平安，粟裕这个好人遇到的坎坷事就不少。
囿于古老的官本位传统文化，他谦让后的大将级别，使他的传扬受到框定，“好汉”的“当年之勇”逐渐鲜为人知。许多时候，还需要细心的人们去考证、探究。
1955年9月授衔后，公布的名单里却只有十位元帅与他们的军衔，虽然粟裕是全军第一个授衔的将领（早于元帅授衔），又是十个大将之首，但公布时既没有说明他的军衔，也没有提及大将的人数，只提了周恩来“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短短一句话。
元帅们一时更加威名远扬，家喻户晓，而包括粟裕在内的十个大将，直到多年以后，才被世人“新大陆”一般惊奇地“发现”。《人民日报版面备要》一书，在新闻版面安排上，也特别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做出有区别的规定。
这种规定或许有其道理，但人们常说“混个脸熟”，就是说要不断“混”才能“脸熟”，新闻版面因军衔而异，粟裕的机会受到“圈禁”，自然也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生面孔”。
这些当然仅是管中一斑，其他依葫芦画瓢的事情还多。
显然，萨特老先生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在古老的东方也大有市场。这种思维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力气。世人多半懒得劳神去考究当年的军衔或者级别，是否为谦让的结果。
原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南京军区司令部研究室主任王希先，曾被借调到第一政委粟裕处，潜心研究粟裕与华东战史，帮助粟裕整理回忆录近五年之久。
人到晚年，耿直的他觉得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回忆了几件往事。
1991年，某单位撰写军事百科全书将帅条目，派人约请王希先写粟裕的军事思想。
这家单位是内行与权威，对军史战史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因此起初除提到条目的规格外，还特别规定了字数，说：“元帅的条目不超过八千字，大将的条目不超过五千宇，但粟裕对革命战争贡献大，威望高，可以破例与元帅同等待遇，也可写到八千字。”
这自然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能如此，是对历史与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之举。
王希先老人听后，很是欣慰。尽管他已离休在家，本可以百事不管，安享“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晚年，却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不久，他就如期交稿。
但这家单位讨论时，一位权威人士突然介入，说粟裕不能例外，也只能享受大将级待遇，不得超过五千字。
他最后算是“法外开恩”，要求王希先重新改写，压缩成五千五百字。
胳膊自然拗不过大腿，王希先老人只好照办。但一丝不苟按要求改好后，不想还是通不过，说内容对粟裕的评价太高，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元帅。
王希先老人很反感这一说法，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也不赞成去与元帅比。
因此，他据理力争，不愿意让步。
他说，比要看怎么个比法，比资格还是比贡献？一定要比的话，应该是贡献大小为先，军事人物尤其应该首先比军事方面的贡献。“从军事方面比，我认为不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实践，粟裕的贡献是中国革命战争史早已证明了的。”
他的话很委婉，也很中肯。
在粟裕蒙冤尚未公开平反的当时，王希先老人能如此肯定粟裕，并坚持自己的论断，可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与古代贤人有得一比。
他的凛然正气，振聋发聩，是极需要胆识的，非神闲气定、无欲无求者不能做到如此刚烈。
尽管如此，他还是本着与人为善的“和谐”原则，不想彻底弄僵，最后答应对方，再推敲一下文字，尽力写得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与事实的检验。
但费尽心力完稿后，仍然不符合人家的口味。在这个“倔老头”不肯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动手修改了文章，并以王希先的署名，收录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卷，1997年5月付梓出版。
粟裕当年以古名将之风，谦恭自抑，辞让司令与帅位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会有这等遭遇的。
其实，他生前也体会过这种世态炎凉，他垂暮之年谈到华东战史时就说：“60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
因此，他十分痛心，觉得这不是个人的荣誉问题，而是对整个华东战史以及全体华野将士的不尊重。他说：“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扯麻纱”的事情还远没有完。
1992年，王希先老人又应邀写《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一文。
文章里，他也不客气，大胆地提出粟裕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杰出战略家的观点。
这又是一顶许多军衔更高的人都不曾有的桂冠，有人当然不同意，觉得抬高了粟裕。尽管此前已有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郭化若、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实事求是撰写文章，肯定粟裕就是一代战略家。
老人这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从对军事领域的贡献看，粟裕战略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他还给反对的人上起了军史课，说凡是研究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的人，无不被粟裕的军事理论和战例所倾倒；粟裕虽然只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但早在1946年10月，毛泽东就指定由他负责战役指挥。
老人说，打仗由副职下决心，这是没有先例的。而且，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不仅歼灭战最多、战果最大，他多次提出的改变中央战略方针的建议，也都被最高统帅毛泽东所采纳。
因为他的坚持，或许还因为对方最终被粟裕折服，文章保持了原汁原味，被收进《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并在这年5月出版了。
粟裕是杰出战略家的观点，逐渐为人知晓，并形成了军史界的普遍共识。
还是囿于区区军衔的框定，粟裕最高的军职始终只是军委常委，这一道坎终生也不曾跨越过。
1976年前后，粟裕这位曾经的华东统帅协助叶剑英在稳定军方特别是华东军方局面，起到了他人无可代替的作用。过去的元帅在世者也只剩下四人，粟裕又是第一大将，但他就是上不了一个台阶。
粟裕的秘书鞠开老人说，这也是张震、刘华清后来所说的“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①的一部分。
粟裕的另一个秘书、《粟裕传》的主要作者朱楹老人，这段时期正好在粟裕身边，他回忆说，“四人帮”倒台后，仅居新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之下的叶剑英，十分欣赏粟裕，也准备让他充分发挥才干，提议他为军委副主席人选。
以华国锋的忠厚和对叶帅的倚重，又当拨乱反正，急需干才的时候，这似乎就是板上钉钉的定论了。
但不久人事格局发生变化，最后胡耀邦（中央组织部部长）赶赴上海，通知粟裕人事任命时，却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
这时候的军委副主席，也就依然只是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年迈德高的元帅。
有人采访朱楹老人，问是否因为粟裕生病，身体状况不好，才有了这种变化？
老人摇摇头说，粟裕有病在身是事实，但这不算什么。如果他真做了军委副主席，有了用武之地，多年军事上的思考与探索可以付诸实践，病反而可能会好。
他还说一般老年人闲着生病，忙着反倒身体健康，心情好就不一样了。
如果粟裕当年不谦让元帅，结果会怎样呢？老人没有说。
后人似乎总想探究历史迷宫的真相，但对粟裕而言，或许是迂腐的笑谈，“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若在乎这些名利，当年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谦让司令与元帅了。
不过，粟裕也曾差点“享受”了一次元帅的待遇。
王希先老人回忆说，1988年春的一天，军事科学院办公室的潘石英处长给他打电话，说找他有重要的事。
潘石英透露，经中央军委研究，十四名将帅被确定为军事家，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和左权。
他说上级要求给他们每人写篇文章，论述其军事思想，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石》（出版后改名为《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关于粟裕的这一篇，他们也想到了王希先老人。
毛泽东等人都是元帅级别以上的人物，粟裕与左权跻身期间，体现了当时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考虑。如果粟裕不能称军事家，大概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但不久，似乎在不考虑粟裕、左权不妥，只考虑他们两人也不妥（一个毕竟没有元帅军衔；一个也不是唯一的牺牲的高级将领）的两难情形下，放宽了标准与要求，确定的军事家达到了三十三位。
1989年11月，新华社被授权正式公布时，名单上增加了杨尚昆、李先念、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彭雪枫、罗炳辉、林彪等十九人。
如此一来，与粟裕军衔相同的将领上了，与左权级别相当的先烈也有了。再有想法的人，也似乎挑不出毛病。
这一变化过程，大概与1955年元帅人选的酝酿，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一般的人，只看到了结果，对过程则往往难于知晓，或者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两个特例，一是林彪排名末位，这是不难理解的；二是粟裕之前出现了两位国家主席，这种崇高的“九五之尊”职务，自然是“一介武夫”的粟裕不能比拟的。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这份“榜单”不大尽善尽美。
几个方面军的主要先烈似乎都有代表上了榜，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三位血洒疆场、名气更大的先烈，不上也就不好代表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了。
因此，踌躇五年后，名单上又增补了这三人，总计达到了三十六位。
在共和国开国元勋的群体里，区区三十六人当然也不算多。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牛人”们，以军事家的名义再次聚首一处，堪为另一种形式的凌烟阁了。
但从十四位之一到三十六位之一，粟裕身后的这个故事，似乎也再次折射了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
“最优秀将领之一”的粟裕为何没能评上元帅衔
一、元帅军衔授予标准之一：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黄炎培说：“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授予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其中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10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为大将军衔。接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的将官。同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随后，国家主席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等在京的7人（林彪、刘伯承因病疗养，叶剑英因在大连准备军事演习均未出席）。与此同时，10位元帅与10位大将均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战争建立的卓越功勋。
建国后的此次授衔授勋，既是当时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也可说是对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一次全面的“英雄排座次”。正如李世民在天下一统后，将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24位开国功臣绘图形于凌烟阁一样，对人民解放军诸位将领而言，授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中，元帅与大将因为“双十”的限制设立，更是成为数百万指战员中耀眼夺目的佼佼者。
元帅在汉语词典中有两种意义：一指军队中的主将、统帅；二是军衔，指高于将官的军官。从第一种意义说，粟裕作为负责一个方面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实际军事主官，统率众多骁勇战将，兵员最多时达到82.5万余人，是除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之外直接指挥兵员作战最多的高级将领。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指出，军委“把他（粟裕）放在了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也认为：“他（粟裕）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中了不起的一位将领、一位统帅。”粟裕既为华东战区主将、统帅，显然可以称为元帅。但从第二种意义来说，粟裕的军衔为大将，尽管是第一大将，居1955年授衔的1603名将军之首，但毕竟不是元帅，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与元帅享有的广泛知名度显然尚有一些距离。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7年7月还专门出版了《人民日报版面备要》，在逝世新闻的版面安排上，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干部逝世新闻的安排就有区别。
粟裕本人以其一贯的谦逊，对授衔大将是平静处之的。他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而，谋无遗策、战功赫赫的华东战区主将粟裕未授衔元帅，还是引起当时及后来许多人的由衷感慨，成为关注与议论的焦点。
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表示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人物》杂志一篇回忆黄炎培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黄炎培听说元帅名单中没有粟裕，特意找到毛泽东，力陈粟裕常打胜仗，在华东很有名，应该授元帅衔。粟裕的秘书鞠开也回忆，曾看到党外高层民主人士在一份材料中有“粟裕应该评元帅”的话。可见，当时的党外高层民主人士因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反而能说一些客观之语。
1958年5月28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受到大会主持者的错误批判，被强行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会后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从此蒙冤36年。后来有人为此感慨地说：“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这个个人观点显然也有一定的市场。
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曾经分别采访过同住一座平房的刘伯承与粟裕。随后，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一文称颂刘伯承；写了《常胜将军粟裕》称颂粟裕。并记载了刘伯承“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的赞语。多年以后，她在《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一文中说：“论年龄和资历，彭总（彭德怀）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表达了自己对粟裕未能授衔元帅的遗憾。《开国将帅轶事》一书说：“粟裕将军身经百战，曾组织指挥了‘七战七捷’、鲁南、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1955年评军衔，粟裕将军战功赫赫而未能评上元帅，实为憾事。”《粟裕大将》一书在叙述粟裕1948年5月谦让陈毅，自己只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时也说：“谈起这段历史，人们在称赞粟裕高风亮节的同时，也深深为这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战略家惋惜：粟裕让出的不仅是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也让掉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叙述粟裕原本为侗族，本人却一直不知道时，又指出：“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粟裕早知道自己是侗族，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于1955年2月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第二章第9条规定了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就是说，授予元帅军衔有“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者“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按此标准，粟裕显然完全符合第二条，所以当时民主人士认为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从“领导战役军团”来看，粟裕一直负责战略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责任。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粟裕即是当时全国七个大军区的野战军司令员之一。其他军区的野战军负责人分别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晋绥军区贺龙；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山东军区陈毅；中原军区李先念；东北军区林彪。这七大军区的负责人除粟裕、李先念以外，其余5人1955年均为元帅军衔（授衔时，李先念已在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未被授予任何军衔）。
1947年1月，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13日，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明令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同一时期，其他方面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分别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后来均授衔为元帅。1948年5月，陈毅调任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后，粟裕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本可名至实归担负起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与指挥重任。如此，作为一个大方面军的最高首长，他在1955年显然将与彭、林、刘同列，成为疑义不多的元帅人选之一。但粟裕真诚谦让，请求中央保留陈毅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自己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职务。尽管如此，陈毅还是离开了华东野战军，赴中原军区与野战军履职，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担负起了华东野战军全面的领导与指挥责任。显然，粟裕虽让掉了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却并没有让掉司令员兼政委的责任，也就是元帅的责任。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粟裕以前委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持三野前委工作，率领三野全军作战。直至1950年8月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后，才因病离职休养。
1949年6月，军委两度明示粟裕担任台湾战役总指挥，这一职务显然是野战军正职。从指挥兵员来看，攻台部队包括第三野战军全部及其他野战军一部达16个军65万人以上，还包括军委配属的空军和海军。从指挥员人选看，粟裕曾经建议攻台总指挥由四野司令员或二野司令员担任。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极大，加上粟裕一贯的谦逊和有其他野战军一些部队参战，粟裕于1950年6月上旬请求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再次提出，请中央派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或四野司令员林彪来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领导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军委和毛泽东出于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仍决定由他负责攻台作战。这一决定改变了粟裕长期负责大战略区的军事，却只以副手名义出面的局面。
1950年7月，军委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令其担负抗美援朝指挥之责。在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国以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42军以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军委计划东北边防军辖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显然，粟裕被授予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同样是典型的野战军（方面军）正职。
1955年授衔以前，粟裕直接指挥过或计划受其直接指挥的大将、上将级别的高级将领人数，可以说也是十分突出的，是实实在在的方面军统帅级人物。统计如下：大将中有陈赓（1947年12月平汉路战役期间；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张云逸（1949年6月，华东军区机关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粟裕为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暨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27日，粟裕致电张云逸等人，指示山东军区攻夺长山列岛，于8月22日胜利结束），萧劲光（1950年6月前后攻台战役准备时期；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计划组建时期）；上将中有王建安、韦国清、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张爱萍、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傅秋涛、宋任穷（均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均为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一度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将领），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均为1950年7月计划中的东北边防军所属的原第四野战军将领，或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的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张宗逊、王震、杨成武、李克农（均为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的副总参谋长）。以上授衔将领共为28人，占9名大将57名上将的42%。除此以外，中将级别及其以下将领更为众多。
在人民解放军各个方面军中，八位高级将领常常被部下或同事们尊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之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更令后人景仰的称号。朱德，被尊称为“朱老总”，为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贺龙，被尊称为“贺老总”，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尊称为“徐总”或“徐老总”，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被尊称为“彭总”或“彭老总”，为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被尊称为“林总”，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被尊称为“陈总”或“陈老总”，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被尊称为“聂老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粟裕，被尊称为“粟总”，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总”。原因是刘伯承本人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他为“刘司令员”了。建国后的许多文献中，他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常常被尊称为“刘帅”。粟裕与林彪因为统帅部队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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