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两个务必 弘扬赶考精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冯学工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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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两个务必 弘扬赶考精神试读：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1年10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西柏坡时期虽然只有仅仅1年零10个月，但却书写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毛泽东曾赞誉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周恩来称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这个普通的北方小山村，为什么会被党中央选中作“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呢？第1章西柏坡时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革命（救中国）、建设（强中国）、改革（富中国）三个大的阶段，笼统地讲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指民主革命时期的28年；第二个30年是指建国后的29年；第三个30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如果各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三个阶段的巨大成就，第一个30年，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个30年，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奠定了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牢固基础；第三个30年，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西柏坡时期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成长于江西的密林丛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百炼成钢，在延安时期达到了政治理论上的成熟，在西柏坡铸就了历史上的辉煌。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自15世纪起，走向世界的西欧与封闭的东方便拉开了差距。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仍停留在农业经济状态的中国完全陷入落后挨打的窘境。从1840年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每战必败，战败后必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容不外乎割地赔款、开口通商，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在短短的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就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勒索战争赔款折合白银共计19亿5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抢劫掠夺的无数珍宝的价值更是无法计算，侵占土地174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古，使我国失去土地33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受列强控制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艰难选择

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民奋起自救。在自救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遇到的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革命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武器有封建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运用宗教来唤起和组织农民。实践已经证明，宗教虽然在斗争之初也能当作思想武器，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宗教不仅不能进一步动员人民，反而成为了毒化人们思想的毒素，成为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宗教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革命。1．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搞了自强运动，又叫洋务运动。搞得怎么样呢？应该说还是有成绩的，特别是1860-1890年的30年间，学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现代工业，中国民族工业有相当多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甚至于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也是在那时产生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那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制度还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相匹配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东西还是本体。

但是，这种依靠欺压中国的列强以挽救腐朽的封建政府的如意算盘，无异于与虎谋皮。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随着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以洋务求富强的黄粱梦也就做到了头。

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这个分界是怎么分的？1894年之前，具有维新思想的第一批人，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但是1894年以后，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看法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技术，可能还有文化、制度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从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西学东渐，就是西方的许多思想、思潮纷至沓来了。2．戊戌变法

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阶级有着较深的利益纠葛，他们既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以强国，又没有发动革命的勇气和力量，所以选择了与封建统治阶级合作的改良道路。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他们通过支持赞同改良的光绪皇帝，发布了几十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书，一时声势滔滔，很有点一举扭转乾坤的架势。但是，几个无权无势的书生，加上大权旁落的皇上，怎么可能改天换地呢？仅仅103天，戊戌维新就在慈禧太后政变的刀光血影中黯然收场了。

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是被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萧功秦教授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中指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两难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地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主义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得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外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此前此后，还有实业救国、文学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等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结果中国还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继续贫弱下去，离富强的目标渐行渐远。3．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反动政府，以资本主义取代腐朽的封建帝制。1898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拉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出硕果——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很多方面，其最重大意义就是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它不再是用一个新王朝取代一个旧王朝，而是用一个新的制度体制去取代一个旧的制度体制。

辛亥革命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的主旨是不要皇帝了，要人民当家做主，而在过去只有皇帝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这应该说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在1912年以前，在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下是不能有政党的。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党人”往往是攻击政敌的有力话柄，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只有在1912年推翻了皇帝以后，中国才产生了大量的政党，包括后来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革命的成果也为袁世凯所窃取。尽管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但是都没能挽回局面，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压迫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民族资产阶级中再没人达到过他那样的高度。

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自强运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革命的路走绝了吗？中国真的只有亡国一条死路了吗？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但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像一阵风一样就刮过来了，更不是像有些人讲的，说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厉害，能说会道把大家骗了，甚至有人说他们是江湖骗子，其实这个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在五四运动以后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信的人越来越多，是有它的道理的。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了一个年会，大家一起讨论，究竟什么样的思潮能够救中国。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能够救中国或者影响中国的西方思潮，大概有五种最有代表性。

第一种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分析说，这个改良主义，我们今天看来是走不通的。1898年的戊戌维新，就是当时一些改良派试图在不触动皇权的基础上来改良，但是最后被保守的清政府残酷血腥地镇压了。那么后面我们整个的革命过程，已经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改良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毛泽东讲改良无非就是搞一点小补小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第二个比较有影响的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毛泽东说好像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在议会框架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在议会框架内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首先议会要立法，综观西方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内，你要来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岂不是痴人说梦。

第三种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在20世纪初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那个时候被称作社会主义的，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公社等。

毛泽东一开始为什么接受无政府主义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太腐败、太无能了，特别是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毛泽东说这样的政府要他何用，还不如让人民来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后来进一步研究后，毛泽东发现这也是一个空想。无政府主义本质上不要权力，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行的，没有权力的社会至少我们今天还做不到。

第四种思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叫罗素主义，是英国大思想家罗素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和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的思潮。

通过比较，最后毛泽东谈道，大概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叫激进的社会主义）是有办法的，因为它要发动劳苦大众来推翻反动统治。毛泽东说这可能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逼着谁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无数的西方思潮之一而已。但是中国人正是在不断求索过程中，通过学习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这个过程中，十月革命的爆发确确实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

首先中国人有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前边中国人学了那么些思潮，但是在世界上却找不出一个榜样来。你说哪个国家是靠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的？哪个国家是靠无政府主义建立的？没有。但是俄国革命成功了，俄国革命靠马克思主义，人民当家做主了，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还有一点，俄国的国情与我国颇为相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淘沙的比较过程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时中国的四个革命阶级，就会看到：农民阶级力量最大，但总是找不到正确方向，所以不能领导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缺乏革命彻底性，也不能担当领导责任；小资产阶级没有经济基础，形不成独立政党，拉不起武装，更当不了领导者；工人阶级不但能够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能够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所以，只有他们能提出科学和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这样，领导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级身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也就应运而生了。（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地区，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

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突然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贸然闯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转移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却一无所获。

在原定的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比如麻将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历史沧桑，烟雨茫茫，谁能想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的大党会诞生于一艘小船上。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鉴于当时全国党员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吃亏吃在什么地方？就是缺乏组织。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老是挨打，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另一个是中国是一盘散沙。贫和弱，这是客观事实，因为中国在近代落伍了，所以很贫穷，很弱小，这是客观的。但是积呢？就是主观的了。其实贫和弱还并不可怕，关键是贫和弱在不断地积累。那么为什么会积累呢？因为没有组织，所以我们就叫作一盘散沙。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地焕然一新了。

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工人出身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化书院的一个工友。这些人的家庭背景都很好，都比较富裕，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追求理想，追求进步。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毛泽东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那时候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

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却被农民称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他家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家里牛群之多，甚至到了有的牛因拥挤踩踏致死，并且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没有一批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党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它所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建军22年，就能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它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它的信仰，来源于一批这样的人的献身。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广大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对主义的真诚信仰。

2007年，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讲演时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关注天空，才能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理想和信念；只有关注天空，才能抛弃个人狭隘的思想和利益；只有关注天空，才会有全局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干了两件大的事情。一是把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什么要从事工人运动呢？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于对如何革命并不清楚，所以就照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把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爆发的罢工斗争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从事工人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影响，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生命活力的政党。但是，中国的国情和欧洲不同，中国工人阶级毕竟人数太少了，仅仅依靠搞工人运动，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是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不懂得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没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31万人。中共党员人数从近6万减至1万多。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6万人锐减到1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二、中国共产党成长于江西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但英勇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屠杀政策所吓倒。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

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得最深刻：“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的旗帜，用暴动政策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

但是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八七会议虽然确立了武装斗争方针，但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也不清楚。只好照搬了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模式，因为这是当时我们唯一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917年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所谓城市中心论就是首先在城市中进行长期的、不流血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占领城市后，再将革命推向农村。

大革命后举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浏阳县城也待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必须寻找其他的道路。而这条新道路的开辟，靠搬苏联建军的经验不行，靠搬北伐战争的经验也不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靠中国共产党从不断总结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去探索。（一）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得最快，也转得最好。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发动的。秋收起义有多少人？一共是5000人，4个团的兵力。它的目标是攻打长沙。长沙是湖南军阀唐生智盘踞的地方，他的军队在长沙有3万人。工农革命军起义部队要用5000人的力量去攻打有3万反动武装的省会长沙，根本不可能。这支起义军只打了一个星期，就失败了，5000人只剩下了1500人。当原定的打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时，毛泽东先是果断地命令停止进攻长沙的计划，集中到了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地方。浏阳文家市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城市，而是农村的一个集市，一个小镇。文家市有一个小学叫礼仁学校，毛泽东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召开了一个前敌委员会会议。前敌委员会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就还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要继续按照湖南省委的命令，攻占长沙。毛泽东反对，他说，我们要继续攻打长沙，那就是以卵击石，这么小的部队，怎么去攻打长沙？最后的结果是大家赞成了毛泽东的提议，把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

攻占长沙的计划停下来之后，这1500多人往哪里去？毛泽东心里也没有数，他首先考虑的是先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大家都知道，部队一旦失败，有的人就逃了，没信心了。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看到很多人逃了，所以他把部队集合起来，说：大家先别跑，听我讲话以后，你们要走也不要偷偷地溜，我让你走，每个人还发两块官洋，给一个路费。那么毛泽东是怎么讲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政策预见，他说现在蒋介石的力量大，好像是一个大水缸，我们现在是力量小，但是我们是一块小石头，毛泽东把敌我双方比喻成大水缸和小石头的关系。我们是小石头，不要紧，我们抱团，小石头也是很有力量的，用我们这个小石头去砸大水缸，也能够砸出一个洞。我们今天砸一个洞，明天砸一个洞，天长日久就把这个大水缸砸得千疮百孔，我们就胜利了。这个讲话等于就说明了中国革命的一个规律，我们是由小到大的，革命要经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是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往哪里去呢？最早考虑往湖南南部去，用当时的说法叫取道湘南。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湖南和江西边界有一个罗霄山脉，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两支江西的绿林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掎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这两支绿林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毛泽东得到消息说，在那个地方，这两支绿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江西的军阀曾经想剿灭他们，但没能成功。这件事情给正在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湖南南部转移的毛泽东很大的启发。毛泽东早年就读过《水浒》，对于农民建立自己的武装、成为“山大王”这件事情有所了解。于是，他就派人跟袁、王这两支部队联系。

袁文才和王佐很担心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占领他们的地盘，把他们给吞并掉。因为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毕竟有1500人，他们又不了解毛泽东这支部队。当然部队里也有人说，干脆把这两支绿林武装灭了算了，反正他们加起来也就300来人，我们有1500人，灭了他们以后，我们来占山为王。毛泽东不同意，说我们还得做他们的说服工作。

毛泽东很聪明，给他们留了一百条枪。袁文才最需要的、最希望的就是枪，因为农民武装，武器都很落后，步枪很少，300来人大概只有二三十条步枪，其他都是什么鸟铳、梭镖。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有点当时比较好的步枪，他非常大方，送给了袁文才一百条“汉阳造”。袁文才非常高兴。然后毛泽东说，我把后方医院留在你这个地方，我先不上山。袁文才觉得后方医院留在这儿，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就同意了。

接着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围着井冈山打圈圈。一边打土豪，一边整顿队伍，一边让袁文才和王佐进一步了解秋收起义的部队。毛泽东还派了三个教员去帮助袁、王的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个月的时间，袁、王慢慢就跟毛泽东他们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也了解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并不是要上山把他们给吃掉，然后占山为王，而是想跟他们联合起来。所以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才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跟袁、王的部队合在一起，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的武装。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也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会师。他们大概也有2000来人，加上毛泽东和袁、王的部队，一共有了5000人的部队。到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万这么一个规模。

毛泽东成功地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由城市到农村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以后，在建立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探索，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1．论证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有人提出质疑是正常的，因为先建立政权，再夺取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新生事物，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连毛泽东都称之为“奇事”。

毛泽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在1928年10月5日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在第二部分专门谈到“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毛泽东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第二个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主要是在那些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

第三个条件，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各种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将不断向前发展。

以上三个条件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具备了红色政权产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但仅仅如此还不够，中国红色政权要想长期存在和发展，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二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毛泽东列出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最关键的一条。其他四条理由，都是这一条的延伸。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都是在白色政权的结合部，都是各省交界的地方，各省之间三不管的地方，如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闽粤赣等。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质。为什么德国、日本爆发不了革命，因为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高度统一，是铁板一块。所以毛泽东讲：只要白色政权间的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发展、存在和继续发展就是无疑的了。2．解决了小块农村红色政权怎样存在的问题

井冈山这个地方，地势非常好，易守难攻。工农革命军上山以后，完全可以像过去的农民占山为王那样，在这个地方扎下自己的地盘。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的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

分地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不能说农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必须得有一个组织来管理来协调。需要有人牵头，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

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必须要用武装来保卫。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这个地方，实行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农民参加工农革命军，搞得红红火火。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毛泽东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没有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来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3．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

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东江、琼崖、左右江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已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革命根据地已经有力地显示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这些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以丰富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是符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真理。同时，各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大好形势，也使毛泽东提高了对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促使他把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政权的胜利联系起来。毛泽东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宜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

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其起初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教育林彪一个人，而是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较长时期内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的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达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干部战士。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

毛泽东的复信向全军发表出乎林彪的意料，也成了他的一块长久心病。1947年秋天，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这封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同时表示：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

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由此可见一斑。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入这封信。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其事，这封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凡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1969年9月，红极一时的林彪在重游井冈山时专门写了首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返京后曾将此词呈毛泽东阅。毛泽东微微一笑，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下用红笔画了两条粗杠：“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三、中国共产党成熟于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时期。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率中央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瓦窑堡进驻古城延安，住了十个年头。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是86000人，到延安只剩下7000人。7000人是什么样的状况？毛泽东讲，这7000人皮包骨，下不了地。这就是当时的惨状。延安时期很艰苦，延安是艰难困苦的代名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延安的生存条件太差，这个当年在外国记者斯诺笔下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艰苦到什么程度？四句话来形容就是：庙宇祠堂当教室，大树底下好会场，桌椅板凳膝盖上，马列理论心中装。就这么艰苦。但在那个时期，延安也是民主、先进和希望的代名词。那些土得掉渣的窑洞，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青年学生，甚至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大批国际友人来到延安。延安成为当时全中国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全国大城市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投奔延安来了。当年从上海到延安来，坐不了火车，坐不了飞机，靠两条腿走路。走多长时间能到延安？一年两个月零五天才能步行到延安。这么长时间，很多人掉队，大学生、年轻人在路上写日记，其中有四句话太精彩了：割掉皮肉还有筋，打碎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去。这就是上海青年写的日记。延安办了28所大学，13年间培养了30万名大学生。抗日军政大学可以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相媲美，校长是林彪，教育长是罗瑞卿。罗瑞卿怎么评价抗大？他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光它一家就培养了10万名的大学生。所以说延安物质条件很贫乏，但精神生活很富裕。1941年6月的一天，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外面的石头桌子上招待陈嘉庚吃了一顿饭。蒋介石在重庆是花800银元宴请的他，而在延安毛泽东是用自己种的菜，只花了二毛钱招待他。陈先生从两顿饭中看出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回到南洋后，在新加坡万人大会上作报告，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条件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一是我们党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客观条件。从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党有了24年的斗争历史，并且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得到了比较充分地展示，这就为我们党认识这些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两次胜利和失败的对比中走向成熟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认识了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中央的任何一位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在开始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么回事。

二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地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党内事务。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之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每次开会，共产国际都要派人参加，而且还要作指示。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指示往往偏离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执行，这样就容易出问题。遵义会议时，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由于在长征途中，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丢失了，双方中断了电讯联系，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错误，无法发号施令。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此后不久，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今后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组织条件。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不仅提出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而且还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由于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有一段时期，甚至造成毛泽东很孤立。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成了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了党的政策，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后，任弼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此基础上，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真正巩固下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为他综观全局，站在更高的层次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风气，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又开辟和形成了许多大块的根据地，为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系统总结党内斗争经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创立了一大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机构和刊物，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条件。

五是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后期又组织高级干部开展了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运动。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心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武装全党，使全党在世界观和作风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通过整风，使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能力。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不行。（二）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成熟

所谓理论上的成熟，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了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1943年7月，为纪念建党22周年，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被全党所普遍接受。在此基础上，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并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的窑洞仿佛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生产车间，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像生产土豆和小米一样，奇迹般地生产出来。毛主席住过的窑洞不下十个，现在每个窑洞前，都有一个说明牌，说明是哪年、哪月、哪天毛泽东住到了这个窑洞，什么时间离开的，在这个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特别是说明牌最后注明毛泽东在这个窑洞写了哪本重要著作，写了哪几篇重要文章。《矛盾论》《实践论》都是在窑洞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共四卷，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的。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在敌人封锁、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却稳稳地坐在延安的窑洞里缜密地思考，静静地写作，酿造他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有的窑洞毛泽东只住了几天、十几天，仍然有文章写出。

1938年的5月，为了写《论持久战》，毛泽东九个昼夜没有出窑洞。蒋介石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一连看了好多遍，把它定为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的军事指导纲领。国民党里面有个白崇禧，外号叫小诸葛，他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日本人也搞到了《论持久战》，赶快翻译过去送给天皇，天皇一看发出一种感叹，日本民族这么强盛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著作？日本战败后，他不服气，最后归结于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把他打败了。（三）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三大武器

三大武器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1939年底，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十八年来，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仅仅由少数精英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重要性，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跟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跑入反革命营垒，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的工农贫民一样，仍然在反革命统治之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实行了一些争取中小商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奠定了基础。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和策略，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而且还包括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的武装部队，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和立场。特别是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军队的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未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时刻要限制、压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甚至假手日本侵略者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以此来实现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还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一是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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