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传统与发展之间——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杜思远,郑小云,蔡寅春,刘莺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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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传统与发展之间——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研究试读：

绪论

民族旅游村寨治理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化。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也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作者2015年3月绪论第一节选题背景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者的需求与消费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旅游消费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旅游需求已从单纯追求游山玩水或游览文物古迹，向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变，旅游产品的功能要求也已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具有多种功能的复合型旅游转变。

总的来说，旅游消费正向审美和文化方向过渡，人们对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开。文化旅游是满足新的旅游需求、提高旅游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旅游向深层发展的必然。旅游者已不仅仅满足于观光度假式的浅层面旅游，而更注重在旅游目的地参与多种有趣的活动，以亲身体验异质文化带来的奇特感受，进而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在文化旅游的众多子类中，民俗旅游以新颖独特的风格，成为21世纪增长最快的旅游项目。它反映了一国或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特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与众不同的新鲜感，能为旅游者提供最为广泛的观赏对象和更多的参与机会，可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旅游者的求新猎奇需要，可以产生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它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欢迎。民俗旅游正在以它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地方性、文化性和参与性特点，在当今旅游业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满足海内外旅游者的兴趣和需求，我国已经从以下五个方面积极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第一，开发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民俗旅游活动项目，如江苏省无锡市华西村开展了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民俗旅游，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展开了访问苗寨的民族风情游。第二，兴建富有特色的民俗区和文化村，如广东省深圳市的“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等。第三，修复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带，如江苏省南京市的秦淮风光带，集中体现了江南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重现了“十里秦淮”的风貌。第四，兴建体现当地民俗风情的民俗博物馆，如山西省的丁村民俗博物馆。第五，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如除夕夜苏州寒山寺听钟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活动。

民族村寨旅游是在世界民俗旅游大热潮的背景下兴起的，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旅游形式，在本质上属于文化旅游中的民俗旅游。随着现代意义的乡村旅游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尝试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旅游局首先选择了布依族石头寨、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个村寨对游客开放。我国民族村寨旅游随之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地区陆续开展。1991年，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而民族村寨旅游又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突破口，很多民族省区纷纷跟进。1991年，深圳市创建了有“露天民俗博物馆”之称的中华民俗文化村，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建设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的热潮。1998年，中国与挪威联合在贵州省创建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

[4]物馆。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由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组提出的建立若干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有效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构想，经过多年实践在云南省玉林市石南镇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省区纷纷仿效，开始探索民族文化村的生态旅游发展。

随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旅游开发带来的问题也随之涌现，如社区参与、相关关系、利益分配、资源利用与保护、景观及环境保护、污染问题、安全问题、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问题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但会影响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和谐。

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开发中问题的出现，很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结合实际案例从学科取向上、研究内容上、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力图找到更适合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节国内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研究一、国外民族村寨研究

国外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直接研究很少，并且在概念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异，集中研究的是“民族旅游”（ethnic-tourism）。与该论题关系密切的国外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数量较多且已经初成体系。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集中于研究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居民态度感知问题。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借鉴意义重大。（一）乡村旅游发展问题研究[8]

Rosa MariaYague Perales（2002）以西班牙的乡村旅游发展为例，探讨了现代乡村旅游与传统乡村旅游的区别。Martin [9]Oppermann（1996）以德国南部的乡村旅游发展为例，认为乡村旅游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改变当地传统观念、城市居民体验生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Christopher S.Thompson（2004）[10]认为，乡村旅游更强调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个商业机会，更是使当地居民意识到当代乡村生活意义的一种很好的途径。Per [11]Ake Nilsson（2002）认为，乡村旅游是不同于农业、林业、渔业的一种综合型的旅游方式，乡村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态旅游的一种变型。（二）乡村旅游中居民态度感知问题研究[12]

Michael D.Smith和Richard S.Krannich（1998）通过对美国四个乡村旅游地数据的收集，研究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状况。M.Dolors Garcia-Ramon、Gemma Canoves、Nuria Valdovinos [13]（1995）以西班牙两个乡村旅游发展典型地区为例，认为乡村旅游使女性将家庭责任与旅游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单一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收。M.Jeannie Harvey、John Hunt、Charles [14]C.Harris Jr（1995）通过对旅游高度发展、旅游中度发展、旅游低度发展三个不同区域的调查，试图了解男性与女性的旅游感知是否存在差别，三个不同发展状况的地区女性旅游感知是否存在差异。（三）乡村文化旅游研究[15]

Robert MacDonald和Lee Jolliffe（2003）以加拿大东部一个岛屿上的法国Acadian地区为例，指出其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并且每个阶段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认为文化的作用和基于社区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是四个进化发展阶段的框架。Moya [16]Kneafsey（2001）探讨了在乡村文化旅游中当地居民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了乡村文化旅游中的经济模式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着重强调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Jenny [17]Briedenhann和Eugenia Wickens（2004）探讨了合理的旅游路线是否能促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Maia Lordkipanidze、Han Brezet、[18]Mikael Backman（2005）以瑞典一个具有优美自然风光和独特文化特质的Soderslatt地区为例，论述了企业合作因素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二、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基础性理论、产业发展、旅游供给、旅游需求、社区参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下面主要介绍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及影响认知方面的研究。（一）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大陆学者如黄华[19]（2004）总结了社区参与民族旅游村寨开发的类型、阶段、层次以及参与方式，分析了社区参与民族旅游村寨开发的制约因子和现存问题，提出了社区参与民族旅游村寨开发的原则、发展机制和利益保障措施。[20]

台湾较注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如蔡志坚（1996）提出建构玉山国家公园与当地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的模式；纪骏杰（2001）[21][22]提出资源共同管理的理念；黄跃雯（2001）指出原住民部落要发展生态旅游，首先需获得部落居民的支持、参与，以此来提升服务品质。（二）旅游影响及影响认知研究

大陆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分析，对民族旅游村寨的影响分析偏重社会文化影响。[23]

良警宇（2005）从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唐雪琼、车震宇[24]（2004）从村寨面貌、经济状况、消费观念、思想意识、人际关系、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给村寨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付保红、[25]徐旌（2002）对曼春满村寨民族旅游中的村民社会角色变化进行[26]了调查研究。钟洁、陈飙、杨桂华（2006）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27]效应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李志飞（2006）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台湾学者关于当地原住民或游客对部落发展观光可能带来的冲击[28]的认知和态度的研究也甚多。如黄宗成等（2001）、陈锦鸿[29][30]（2006）、吴宗琼（2002）分别研究了原住民对观光、民宿业、观光庆典活动冲击的认知与态度。在居民对观光冲击影响认知因素的[31]研究方面，根据欧圣荣与颜宏旭（1994）、黄宗成等（2001）[28][32]、欧圣荣与陈明川（2003）等的研究，归纳有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家离观光据点距离、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接触程度、参与游憩活动机会等因素。三、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一）国外研究

MacManus和Pammer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在历史上便受到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支持，而郊区、乡村则缺乏这样的援助，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因缺乏财政支持而与大城市有着较大差距。Kochin的研究结果指出，如果集体农业依赖于经济发展所分配的资源，那么它就能够抗拒弱势。国家扮演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农民群众与国家的关系则体现在这种集体农业当中。Castle的研究结果认为，美国农业三方面的研究体现在其基本特征上：相对稀薄的人口、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系统的相互依赖、极大的多样性。这些通常被农村研究工作所忽略，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与农村地区仅有的依赖性有关。（二）国内研究1．社会治理与法治化定位研究

陈珺珺认为，社会治理与法治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两者也可以相互促进。社会治理与法治落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公众参与制度、法治文化等方面的滞后。必须通过使社会治理的法律规范总量饱和、完善社会治理执法机制、有效发挥司法功能、健全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增强法律信仰等路径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韩大元认为，以宪法理念为基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要坚持法治发展内在规律，不能以“法治”名义突破法治的界限。社会治理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违反有效的法律规定。严存生认为，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江必新、罗英认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统帅社会治理全局，用法治眼光审视社会治理现状，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战略，用法治手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用法治方法巩固社会治理成果。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应该以形式法治为基础，以实质法治为主导，以行政法治为重点，以程序法治为核心，以民生法治为后盾。2．社会治理与法治化关系研究

詹毅等人认为，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的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权益，而公民权益的保障需要法治。刘旺洪提出，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按照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系统梳理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社会治理立法，及时进行社会治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废、改、立”，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体系。蔡乐渭提出，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治理不可超越法律的基本框架，法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整套制度规则，将社会治理纳入规则轨道。王振民认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法治，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姜明安提出，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创新必须坚持法治，即必须在法律确立的目标、规则所架构的法治秩序下进行。王桂海认为，加强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法治化保障。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开展，就必须致力于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用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来支持与保障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3．乡村社会治理的机构和类型

贺雪峰、董磊明、陈柏峰认为，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贺雪峰、董磊明通过对构成乡村治理基本结构的三方面要素——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关系状况的考察，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张晓山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背景、形势、走向、制约因素、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乡镇与行政村的治理模式要想从统治型转向服务型，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参与的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功能型，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上级布置任务减少，二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改变，三是有其他类型组织来接手乡镇与行政村组织的一些功能。为此，要建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4．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于水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机制与效率问题。

纵观学者的论述可以发现，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治理和法治治理上。而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有其特殊性，不仅仅是靠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和法治规范，还依赖于民族村寨内部的习俗元制度、地文文化和与周边地区的民族关系。因此，本研究将从政府治理、内生制度、地文关怀和民族关系四个层面选取四个典型村寨进行论述。第三节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性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它能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起能动作用，既可以发挥先导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改革和发展，又能产生阻滞作用，延缓或阻碍区域经济变革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生产和经营，实现其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在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全面提高。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结构“文化”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法文中的“culture”，德文中的“kultur”，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它们都是从拉丁文“cultura”演化而来的。英国社会学家爱德华·泰勒（1883）给了“文化”一个经典的定义。他将文化囊括为“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秉性”。这个定义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文化在沟通个人与社会群体间的张力，同时也强调了文化附着于习得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从更广义上的文化定义来看，文化还包括工具、技能、艺术作品，以及支持文化中制度性部分的各种礼仪和符号，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这个定义中，文化与文明同义。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具有实体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它能被经济活动所运用，通过生产交换产生经济价值。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层，表现为历史沉淀下来的既定的价值观。制度文化体现着文化的社会调节功能，规范和调节着人类行为，文化中的共同价值和制度主导着一个社会，它们对于社会行为与经济行为的规范能力来说是不可忽视的。综合起来可以认为，文化是由观念、组织制度和有形资产构成的系统，其中制度文化是沟通精神文化层与物质文化层的纽带。

我国分布着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相比，是相对地域化的封闭性小团体。在这样一个团体中，长期的历史沉淀使其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与自成一体的制度文化。少数民族社会的制度文化支撑着劳动的分工，帮助减少人际交往的风险和成本，使人们实现自由、和平和繁荣的共同价值。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他族而言，无疑有着绝对的新颖性，具有旅游价值。二、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学认识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显学，对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的认识可归为以下几点。首先，文化是一系列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道格拉斯·C．诺思（North）认为，文化的产生“是一代人通过教育或示范传授给下一代人知识、价值或其他影响人们行为因素的过程”。诺思将习惯归入非正式规则，强调它在所有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规范”人们的行为，对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强调文化是一种“继承而来的伦理习惯”，是个人在某时刻以前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其次，文化被指向一种调节经济行动的准则。科尔曼（Cokman）认为，“文化限制着人们做出只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或促成人们做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再次，文化是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系统。哈耶克（Hayek）指出，“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也包含对行为准则的价值判定……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 ‘资本存货’……文化不仅发挥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构成制度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归纳起来，文化是包括全部信仰、道德、风俗、价值观念以及受此影响的行为系统，能为人们带来持续收益的价值观体系，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

少数民族的每种文化要素都有其存在的规律，相对于其他文化要素而言，每种文化要素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在民族文化整体中，各种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协同。这种非均衡发展和相互依存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一个独特的有机整体。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通过“集体”的形式，生成文化资本，积蓄文化力量，产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要素又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经济发展。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都主要通过制度介质来发生作用。“文化性制度大都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常常体现在各种使特定文化观念富有效能的 ‘文化品’（cultural goods）和组织当中。”（Kasper, 1994; Weede,1995; Giersch,1996）只有当文化性制度与组织结构、文化品同时转移，人们通过联合行动来实施文化性制度时，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才可能被外部人有效地采用，而文化品的生成有时更需要通过学习来传递非可言传的技能和知识。因此，在经济活动当中，文化性制度的移植非常困难，经常会导致本土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各种暂时的不一致。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性制度具有变迁性。但是相对于经济变迁而言，表现为道德伦理、习俗观念和内在制度的变迁则相对缓慢，这使得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少数民族共同体社会有在特定环境中形成并代际相传的核心价值观念，表现为特定环境中积淀的人们心理意识中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性格和特质。这些观念左右着共同体内的人们沿着某一种既定的思路思索问题并影响人们的行为。价值本来是经济学术语，指的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的本质。19世纪末，德国后康德主义学派将其推广到人文科学领域，表征文化的核心，揭示文化的本质。文化的价值核心性强调，文化整体内各种文化要素必然指向一个共同的价值，文化通过价值向心力使各种文化形式“形散而神不散”，形成特定时空的文化类型和模式。因此，价值观念是少数民族文化经济研究的关键。同时，文化系统内部的不规则变迁速度也使得文化的经济效应表现出动态性和阶段性，文化经济研究需要将各种文化要素放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进行深入分析和提炼。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既定性，文化结构内必然存在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它们和经济是和谐的，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也存在一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它们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和瓶颈。文化相对于经济而言，它的影响是感性的、内在的。文化的力量无处不在，它通过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又具有群体性和规模性的特点。因此，文化的经济研究需要通过对文化的全面审视，特别是对行为主体的行为文化进行全面审视，使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有机结合，打破文化经济循环积累中的恶性积累，形成良性发展。三、少数民族文化经济的产业化认识

讨论少数民族文化经济的产业化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文化旅游产业，二是产业化。

产业的概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工厂等，英文译为“property”“estate（s）”；二是指工业生产，特指以工业为代表的生产事业，英文译为“industry”。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在经济学中，“产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马克思说：“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采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两种形式，在它的生产阶段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马克思所定义的“产业”是狭义的产业，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产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代西方经济学拓展了产业的概念，认为产业指“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并将产业结构划分为三层，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继而产业经济学也给了产业一个定义：“从事国民经济中同一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总和，即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两个定义都大大扩展了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将二者合在一起，产业即是“生产同一性质的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集合体”，这是广义上的产业概念。接下来，再来看官方对第三产业的划分。2003年5月，我国国家统计局新颁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明确指出：“第三产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从这个划分我们可以认为，产业虽然在大类上只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在每大类中还包括不同的小类，文化旅游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旅游服务业。因此，“文化旅游产业”是生产文化旅游产品并提供旅游服务的集合体，符合广义上的产业概念，从属于第三产业。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提法是可行的。

对于产业化的概念需要明确的是，产业化并不等于商业化。商业化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以盈利为目的，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运作并向社会提供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行为。而产业化则是经济社会中的部门和行业能够完全为社会生产或提供具有使用价值或效用的产品。因此，产业化与商业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的产业化应该是部分的商业化，这将在下文中进行具体说明。

少数民族文化经济产业表现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种形式。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具有低耗能、高产出的特性，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组合和升级，是提高地区“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经济产业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随着大众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文化以符号的形式被注入旅游产品开发，其独一无二、土生土长、自然天成、未经污染与雕琢等特质吸引着各路旅游者的眼球。顺应着现代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拨式调适，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原始质朴的异质文化生态在各路媒体平面化、脸谱化的宣传引导下催生了现代旅游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旅游产业成为当下少数民族文化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载体。（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 〔2004〕24号）标准，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集合”。也就是说，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如图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传播服务（如广播电视、文艺表演、博物馆等）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如游览景区服务、室内娱乐活动、健身娱乐活动等），这是文化产业的主体；还包括与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直接相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如工艺品等）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这是文化产业的补充。《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产业分成三大类80个小类。①核心层：与文化核心价值和文化层相关的行业，其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极为重要，与意识形态领域高度相关，肩负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现代化（甚至全面现代化）的使命，体现民族精神品位、文明程度和总体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研究）水准的高低，这决定了它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卷入商品化的漩涡，否则，将导致文化作品的庸俗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取消。②外围层：包括网络、娱乐、旅游、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娱乐大众和创造利润为宗旨，产品的商品价值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可以而且应当产业化。这类文化产品或服务大多是直接为广大群众生产的精神消费品，在文化市场有可能盈利，也就有条件产业化。政府对它们只需“管”不需“办”，这种文化生产的特点是大众化。③相关服务层：包括提供文化用品、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业务的行业，主要指可以负载文化内容的硬件产品制作业和服务业，这一部分早就完全市场化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的分类，笔者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分为本体产业、交叉产业、新兴产业和相关领域。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文化特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意识形态建设一样，同是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是少数民族文化要素的产业化，在生产要素中抽象文化要素的比重远远大于具体的物质载体。它与其他经济产业的相同之处在于其发展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发展过程必须遵循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化主体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并行发展是其必然追求。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经济发展需要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的全面进步，带来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水平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第二，经济特征。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文化生产力性质决定其具有经济特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以少数民族文化要素为经营对象，以民族民间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物质产权为纽带，以现代企业管理和企业制度为运营模式，并以市场为基础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把生产、再生产、消费、传播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善的产业系统。建立起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文化产业结构，实现文化产业的集约经营、联合经营、规模经营和效益经营，以及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经营的社会化、市场化、综合化和法治化，是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文化企业面向市场，依法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实现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具有显著的经济特征。

第三，民族性、公益性和事业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介于文化事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在文化性与经济性之外兼具民族性、公益性和事业性。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首先需要考虑民族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民族文化产业的性质、功能等方面的认识要根据民族文化要素的不同区别对待。其次，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需要反映民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随着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需要保持开放性，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市场需要适时调整产业的发展方向，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有机结合，增加新兴的行业内容，删减过时的行业类型。（二）少数民族旅游产业

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并没有旅游产业这一类别，之后在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三次订正的附件中才规定了与旅游有关的活动，包括饭店和餐馆、运输、运输设备的租赁以及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由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多样性，旅游产业也就具有跨行业、跨产业、综合性和联动性等特征。学术界目前对旅游产业的定义仍然没有统一的界定，笔者从产业结构出发，将旅游产业界定为“为旅游活动直接提供服务或间接提供物质、文化、信息、人力智力服务和支撑的行业或部门，是一个由诸多行业和部门复合而成的综合性产业群”。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中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很多自然和文化资源型地区列入区域支柱产业发展行列。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旅游形式和内容已由自然观光游览向文化体验、参与性娱乐活动、休闲疗养等深层次发展。本书将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结构分为两个大类：提供核心旅游产品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和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提供物质支撑的第一产业，进行产品制造的第二产业，以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公共服务业、文化艺术业、信息咨询服务业为主的辅助性第三产业。

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使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率先实现本地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明显地带着“市场之手”的痕迹，文化性和经济性是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的核心特征，可持续发展是产业的命脉。

首先是文化和经济的双重特征。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文化性和经济性是产业的显著特性。人们外出旅游的动机大多在于寻求异文化的享受和熏陶，其本质上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而旅游者在旅游过程当中，又创造着特定区域内的行为文化和景观文化，形成了旅游文化。因此，少数民族旅游产业与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少数民族旅游产业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就必须进行各种景点的规划开发和旅游设施的建设，并从旅游者的付费中获得旅游营业收入，这种投入产出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质。另外，产业发展遵循一个特定的规律，即“从经济性质逐渐向文化性质转化”。在产业发展之初，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经济性占主导地位；当产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以后，文化消费日益增强，文化性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是强关联性。一是民族旅游活动中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具有强关联性，彼此关联互动、相互依赖，形成完整的要素体系。二是民族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与众多的生产要素和产业系统发生关联。三是民族旅游产业与特定的地域空间强关联。组成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的众多行业和部门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常常以某一大型的民族村寨或自然景区为核心，聚集数量众多、层次不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等中介行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群，形成规模相对庞大的旅游产业集群，在产业发展的地域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

再次是跨越性与可持续发展。与传统产业相比较，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具有发展过程的跨越性特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民族村寨，无须经过过多的人工开发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同时，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依赖于传统产业，如厂房、加工设备、产品的粗加工与深加工、专用的物流体系等，产业发展具有易启动、见效快的优势，可以超越区域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实现一定范围和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但是，由于在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碰撞过程中存在文化冲突与文化变迁的隐患，少数民族旅游产业需要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时刻注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均衡，文化的异质性与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和配合是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三）民族文化旅游产业

综合上文的分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经济行为，客观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文化产业中那些主要为旅游者参观、游览、鉴赏、购买进行产品生产的部门，发挥着旅游的作用。在旅游产业中，文化是其属性，旅游是其功能，旅游产业中那些专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服务的经营企业又从属于文化产业。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在本质上通过制造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为游客提供服务，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少数民族旅游产业中的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基本都与文化相关。可以认为，少数民族旅游产业从属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居于二者的核心。第四节研究方法一、文献调查与田野调查法

通过文献研究，掌握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研究领域的进展以及实践应用状况。通过田野实地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状况、利益相关方态度等进行调查分析及 SWOT分析，结合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进行评价、诊断，获取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使问题分析更准确。二、利益相关者研究方法

结合利益相关者图解法（Stakeholder Mapping）分析技术，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利益相关方进行研究，寻找村寨旅游发展的最关键群体，并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进行梳理，寻找各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存的途径。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

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3.0/LISREL8.8等及有关理论进行以下分析：因子分析，识别关键指标；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旅游地发展的利益相关群体及其关系；网络层次分析（ANP），对居民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包括对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构建、指标的选取、对象调查、数据处理等，指标构建结合新农村及和谐社会建设，并充分运用参与式理念，积极引入居民的参与，真正做到对村寨居民权益和个体发展的关注。第一章民族旅游村寨治理中的政府治理及其满意度研究——以广西龙胜龙脊村寨为个案研究◎改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创造更为和谐的氛围，真正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影响村寨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有本社区居民、其他社区居民、政府管理部门、旅游者、开发商、旅行社、外来旅游经营者、旅游专家。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既是地方主人、旅游资源，又是人力资源。居民、旅游者、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核心，而政府在民族旅游村寨治理中又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因此，研究政府在民族旅游村寨治理中的满意度对研究民族旅游村寨治理至关重要。第一节满意度研究

满意度概念的探究要追溯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Simon在经济组织决策的研究中提出的“令人满意准则”。这一准则的提出把人们从纯理性思维的研究方式带入一个有限理性的状态。满意度原理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并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作为代表人性化思维的一种科学理论，满意度原理理论与其他学科领域融合能产生很多研究成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 Mesarovi等最早对满意度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Goodrich利用满意控制理论解决了经典控制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国的任平教授用模糊逻辑定义了满意度、满意解，形成了满意优化的概念和理论雏形。

与多数理论一样，满意度理论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逐渐受到多个领域的关注。满意度概念最先被引入质量领域和经济领域，形成了顾客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

最早研究顾客满意度的是美国学者 Cardozo，他在1965年首先提出顾客满意度理论。最早研究员工满意度的是霍伯格（Hoppock, 1935），他在《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员工满意度的概念。

有关旅游满意度的研究起源于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研究。游客满意（visitor satisfaction or tourist satisfaction）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 Pizam、Neumann和 Reichel对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满意研究奠定了游客满意理论的研究基础。一、国外满意度对象研究（一）员工满意度研究

最早研究员工满意度的霍伯格认为，员工满意度是员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即员工对工作情境的主观反应。对员工满意度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是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简称 MSQ, 1967）和工作描述指标量表（简称JDI,1969）。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由 Weiss、Dawis、England和 Lofquist编制而成，共有20个大项，每项又有5个小项，因此共有100项调查内容。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也有简单形式，即以上20个大项可以直接填写每项的满意等级，总的满意度可以通过计算20项全部得分而获得。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的特点是对员工满意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测量，但是，在使用中发现，长式量表题量比较大，测量中的被试负担和误差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工作描述指标量表是由史密斯、肯戴尔和呼林（Smith、Kendall和 Hull in）编制而成。工作描述指标量表指出员工满意度可以由工作本身、升迁、薪水、管理者及工作伙伴五个方面组成。其特点是填答时不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就不同方面选择不同的形容词就可以了。此量表在美国做过反复的研究，施测效果良好。（二）顾客满意度研究

美国学者Cardozo在1965年首先提出顾客满意度理论。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的费耐尔（Fornell）博士总结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成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这个模型把顾客满意度的数学运算方法和顾客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心理感知结合了起来。以此模型运用偏微分最小二次方求解所得出的指数，就是顾客满意度指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费耐尔博士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和被广泛运用的顾客满意度理论。1989年，瑞典统计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质量研究中心的帮助下，首次应用费耐尔博士的模型和计算方法，设计了“瑞典顾客满意度指数”（Swedes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SCSB）。瑞典统计局公布的顾客满意度逐步覆盖了瑞典31个行业的100多家公司，成为第[56]一个全国性的顾客满意度指数。美国质量协会（ASQ）使用“瑞典顾客满意度指数”（SCSB）的模型和调查方法，在1989—1993年期间做了修改，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跨行业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merica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SI），并于1993年在美国进行了测试，到1998年，ACSI已经用于美国7个经济领域（产业）中的34个行业的200多个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共5万多名顾客的满意度测量，成为目前世界上涉及领域和范围最广的全国性“顾客满意度指数”（CSI），并且 ACSI的模型为其他许多国家所借鉴。20世纪90年代后，顾客满意度理论已成为全球商界盛行的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并迅速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1992年，德国开始搜集全国范围内的顾客满意度的数据，建立了顾客满意度体系。1995年，新西兰、加拿大等开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业建立顾客满意度体系。1998年，韩国、马来西亚开始实施有关顾客满意度的计划，欧盟的英国、法国等国家也开始启动类似的计划。2000年，欧盟开始在部分成员国启动国别比较指数，逐步建立欧洲的顾客满意度体系。（三）游客满意度研究

游客满意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 Pizam、Neumann和Reichel对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满意研究奠定了游客满意理论的研究基础；Shelby B．和Heberlein（1986）对游憩环境中的承载力与满意情况进行了研究；R.Graham、P.Ni1 senl和 R.J.Payne （1988）对加拿大国家公园旅游中的社会承载力与游客满意度的问题进行了研究；Abraham Pizam和 Ady Milman（1993）进行了利用期望差异理论预测首次到目的地游览的游客的满意状况的研究；Chon和 Olsen（1991）、Bramwell（1998）、Kozak和 Rimming ton（2000）进行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研究；Akama 等（2003）运用Parasuraman等（1988）的 SERVQUAL模型对肯尼亚 Tsavo West国家公园的游客满意度进行测度和服务质量分析。二、我国满意度对象研究（一）员工满意度研究

我国的员工满意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吴忠怡、徐联仓（1988）对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进行了中国地区的修订。西北工业大学的杨乃定于2002年在他的《员工满意度模型及其管理》一文中提出衡量员工满意度的数学模型，并对此模型进行了阐释，但该模型较复杂和抽象，给企业对员工满意度调查的实际操作造成一定困难。卢嘉等于2002年在《如何调查员工满意度》中分别提出了测定员工满意度的模型、原则、方法，以及与顾客满意度的关系，并对编制员工满意度表的四个步骤（了解企业现状、确定员工满意度调查的题目、针对满意度表进行调查、对结果进行描述）进行了详细介绍，但未进行相应的定量的实地调查。南剑飞、陈武等（2004）在强调员工满意度重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并构建了模型，为加强企业员工满意度建设，提升其内部管理水平，增强其凝聚力和竞争力，最终实现顾客满意度战略（CS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胡翠红（2006）提出并实证研究了员工满意度的模型，并就影响员工满意状态的因素如薪水、时间、发展机会、工作压力、成长、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员工满意程度的激励措施。（二）顾客满意度研究

我国质量管理的专家学者从1998年开始将顾客满意度测评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引入我国，并在测评指标体系的模型构建、数据分析模型的假定以及服务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王永[68]清、严浩仁（2000）对顾客满意度的测评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一个包括顾客满意度指标、顾客满意级数、调查问卷、市场调查和结果分析的定量测评体系，他们提出的二维分析模型在实证中得到验证。杨伟文等在《顾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模糊综合评价》一文中提出，评价顾客满意度的三个要素为顾客对企业的总体印象指标、顾客对企业有形产品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以及顾客对企业的无形产品——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指标。宋先道、李涛（2002）详细研究了国内外顾客满意度测评的现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企业顾客满意度测评中的问题，并针对测量的完整性、精确性和实用性，提出一系列定量测评的改进方法，其中包括用卡尔曼滤波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卡尔曼滤波法用顾客满意度调查的数据来修正专家打分，以部分的测定分值来精确地估计权重，在整体上将会大大提高测评的精确度。侯海青在《顾客满意度的定量评价方法》一文中指出，顾客满意与否取决于顾客的事前期待与实际获得之间的比较，其间差距的程度就是顾客满意度，并采用了模糊综合评判法作为对顾客满意度进行定量测定的方法。（三）游客满意度研究

我国的游客满意研究起步晚（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慢，研究文献少而零散，而且我国的研究在时间、视角和深度上表现出不平衡。我国的游客满意度研究偏重于城市，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其中实证研究主要是在旅游业发展较成熟的旅游地开展，如上海、桂林、深圳等地。陈昌平（2002）以无锡市作为旅游地的研究例证，在无锡主要景点和火车站、商业街等处采用问卷式的面访方式对来无锡的旅游者进行了包括29项评价指标在内的调查，总结出目前影响来无锡旅游的游客的满意度情况的影响因素。万绪才等（2004）对通过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游客资料，运用现代统计软件（SPSS10.0 for Windows）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连漪等（2004）指出市场的竞争力来自顾客的满意度，根据旅游业的“食、住、行、游、娱、购”六要素特点，运用美国密歇根大学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教授的顾客满意度指数理论，构建旅游地顾客满意度指数（tourism destinat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TDCSI）测评的因果模型和旅游地顾客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该模型和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合理和可行。暨南大学的董观志、杨凤影（2005）在分析旅游景区业务流程的基础上，提炼了影响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构建了测评游客满意度的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测评游客满意度的数学模型。王群等（2006）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从环境感知、旅游期望、游览价值、游客满意度、游客忠诚和游客抱怨六大影响模块建立了游客对旅游环境的满意度指数测评模型，并对黄山风景区进行实证分析。

总之，通过以上对满意度原理及研究对象的研究综述可以看出，目前，满意度原理还没有得到完善和系统化，还存在着大量的研究空间，因此研究满意度是大有可为的。同时，满意度的研究对象仅是员工、顾客和游客等“弱势群体”，而把有关组织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满意度研究基本上没有，关于政府部门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虽然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涉及旅游领域，但是把政府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别是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政府满意度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本书希望通过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政府满意度进行研究，能对该领域做出贡献，同时结合实证对得出的政府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进行验证，以期推广，并力求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和政府行政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二节满意度基础理论研究一、满意度原理

诺贝尔奖获得者 Simon在经济组织决策的研究中提出了“令人满意准则”。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应当用“令人满意解”来代替传统意义的最优解。该准则的提出把人们从纯理性思维的研究方式带入一个有限理性的状态，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崭新的途径。

目前，满意度原理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但有关满意度原理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为此，我们首先对满意度原理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一）满意度原理的发展历程

从1947年“令人满意准则”的提出，到今天满意度研究的快速发展，满意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

1947年“令人满意准则”这一概念一出现，满意度原理便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有限理性、满意度、满意解等概念开始对决策、优化等领域产生影响。然而，人们主要停留在对满意度原理的价值、意义和对满意度概念的理解和接受上，在学术研究和工程应用领域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视。2．理论研究阶段

最早对满意理论进行较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学者 Mesarovi等。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满意决策理论进行研究，定性地分析了满意度、满意准则的代数特性和分析方法，讨论了协同原则、满意控制和协同操作的选择。在他们的工作中，性能函数和容忍函数被映射为一个实数的值域集合，在某个不确定范围内，如果性能函数小于或等于给定的容忍函数，则该控制被认为是满意的。我国的任平教授借助于模糊逻辑定义了满意度、满意解，开始了满意度形式化表示的研究。他把满意度思想引入优化领域，并产生了满意优化的概念和理论雏形。靳蕃教授从模糊神经计算智能系统输出解的一般性评定的需要出发，给出了满意度的几种表示方式，定义了具体可用的计算公式，对满意度概念的系统化以及在神经网络等计算智能中的应用做出了贡献。Goodrich对满意控制进行研究，通过把满意作为一种关系建立了满意控制理论，并把该理论应用到一些经典的控制中，解决了经典控制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3．应用阶段

与多数理论一样，满意理论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逐渐受到多个领域的关注，比较典型的是优化、控制、管理、决策、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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