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必备国学知识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申明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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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必备国学知识手册试读：

前言

管理者为什么要学国学？“我在困惑中寻找出路。”某国学班的一位学员朱先生对媒体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取得一定财富的时候，各方面都到了一个瓶颈，比如，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企业方向，如何建设企业文化，让员工有凝聚力，这是我一直很迷惑的问题，希望能在国学班里找到答案。”

管理学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其中所谓中国式管理则是针对组织化管理的弊端，从本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汲取智慧，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以期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指出，“我的思考使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21世纪是一个多元的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如果只有一种文化，世界将走向枯燥和衰亡。中华文化的宝藏是全球文化宝藏中的一部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学术文化在全球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应该在世界多元文化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须对本国文化有自觉的认识，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

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保持稳步发展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企业及企业家拥有深厚的文化和思想底蕴。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企业经营者，能成为亿万身家的富豪，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西方管理学能够使管理者获得管理的经验与方法，学习国学则不但可以丰富管理者的知识储备，还能使管理者站在更高的山顶，看得更远，更为深入地思考眼前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再漠视本土文明的价值，舍近求远，何其短视！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编写了《管理者必备国学知识手册》一书。本书首先梳理了国学热的由来及国学热产生的原因。近年来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关注国学，而且以“儒商”为荣，将国学精华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是国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介绍在后工业语境中国学智慧与管理的关系。儒道释及诸子思想是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修身、谋事、应变等方面对现代管理者有积极的启发。之后，引入了历史人物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鲁迅先生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了解历史，不但可以免于数典忘祖的尴尬，亦能鉴古知今，规避风险。最后，简述现代国学研究对国人与历史的不同看法。近代以来，根据对传统的态度，学人大致可分为现代派和保守派。不论是反传统的西化派，还是主张文化本位的保守派，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张固然截然相反，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却是当下的。他们对国人和历史的分析更加亲切，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国学是体系庞大、众说纷纭的学问，一本小书不可能涵盖国学的所有范畴，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丝毫没有让您读过这一本小书就能深入了解国学的野心，这里提供给您的是通往更广阔知识海洋的指南，您通过阅读本书对深入了解国学产生兴趣，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编者

第一部分　古老文明焕青春——管理者为什么要了解国学

一、国学是怎么热起来的

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显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在此文化背景中，本土文明的价值重新被评估，进入21世纪后，国学逐渐热了起来，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有：

2002年4月6日，由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学大师张岱年老先生题写馆名的“安定门国学馆”在北京孔庙正式开馆。38名4至6岁的学前儿童身穿唐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国学启蒙课。

2002年9月开始，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的学生们每周多了一节校本课程——国学。该学校把国学编为12册校本课程教材，对各年级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每天的早自习和课前5分钟，校园内便会回荡起朗朗的国学诵读声。

2003年12月9日，百位博导呼吁年轻一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季羡林先生等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2004年底，由蒋庆先生《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引发儿童读经大讨论。自1998年以来，在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士的组织推动下，北京、湖南、山东、安徽等地，越来越多的儿童参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活动。至今，中国内地至少有100多个城市的800万孩子加入“读经”行列。

2005年6月《北京晨报》报道一耽学堂事迹。30多名北大、清华、师大、社科院等研究生，4年来一直坚守着国学理想的民间公益实践，用体制外教育补充学校教育。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人大孔子学院秘书长彭永捷认为，“一耽学堂”用自己的形式推广传统文化，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当民间传统文化推广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中时，也应该深刻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化教育有明显缺陷，造成传统文化普及不系统，传统文化在大学中没有位置，而一些民间团体承担了“教育”的社会责任。现代人需要传承经典的精神、做人的道理。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北京、上海、台北及日本、韩国等国的一些城市都举行了祭孔仪式。

2005年10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院长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担任。

2005年10月29日，苏州“菊斋私塾”正式开课，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旨在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2006年4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菊斋私塾”。

2005年11月19日，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正式开课。40多位来自企业界、银行界的成功人士开始为期一年的国学精粹学习，课程包括《四书》《道德经》《庄子》《周易》等。此外，在沈阳、兰州等地，“古文鉴赏”“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粹讲坛”等类似讲座，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浪。

2005年12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署名刘旭明的文章，对中国正在升温的国学热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中国经济崛起之际，推动国学复兴，目的就是要找回久违了的“德”的力量。

2006年1月1日，《经济观察报·CEO增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商业与国学”，分析国学与工商业人士活动的关系。

2006年3月《商界》第3期发表署名黄海川的文章“中国商界的‘国学热’”，分析中国商界人士热衷于国学的原因及现状。

2006年3月22日，“北京国学大讲堂”正式开坛讲学，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金开诚面向在座的200多名企事业等管理层负责人娓娓阐释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主持国学讲堂的不乏学界名家，其中国学大师汤一介和乐黛云伉俪联袂主讲东西方文化。

2006年4月至5月，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百度网络、中国台湾网进行平台支持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并产生了极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在互联网弘扬国学的创新之举；有人认为，这是把严肃的庄重的国学娱乐化。此次评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十位大师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2006年5月《经理世界》杂志发表署名岳占仁的文章“‘国学管理’值得期待吗”，探讨国学与管理的关系，指出“要用现代知识系统给国学一个适当的关照和解释”。

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首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特别设立“文化遗产日”，一是因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重要，二是由于这项工作艰巨，三是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要有全民族的参与和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2006年6月1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济南向海内外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雕塑，这将使在越来越多国家出现的孔子像有一个统一的范本。

200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04版发表署名陈祖甲的文章“学中文的外国人将达1亿请国人善待汉语”，文章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见增强，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带来了学习中文的全球热。同时作者对“墙外开花墙内不红，中国汉语水平尴尬下滑”的现状表示忧虑，并呼吁国人善待汉语。

2006年6月14日至18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举办北京大学中国国学与管理高层论坛，邀请国内著名国学及管理专家、学者，讲授道家思想与管理；儒家文化与管理；商道；太极管理等内容。

有专家预测，2006年仍将是国学年，国学究竟还能热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国学本身对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仅靠媒体炒作是无法热起来的。

二、国学热的原因有哪些

有的评论家将2002年概括为文化保守年，原因就是2002年媒体发起国学大讨论，将国学从学术象牙塔中拉到大众的视野中。一时间各种声音充斥于报纸和互联网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学热并没有很快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2004年底的全民读经大讨论和2005年人大筹办国学院等事件再次引发新一轮的讨论，评论家们惊呼2005年是“国学年”。一边是媒体的大力炒作，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国学从起初的看热闹逐步转向有选择性地接受和试验，其中以教育界和工商管理界最为积极，如苏州“菊斋私塾”面向学龄儿童的童蒙班和北大“乾元国学教室”面向工商界管理人士的学习班。怀着不同目的选择学习国学的各界人士从国学中得到真知，而国学也通过这些学习者为更多人所了解。应该说相对媒体炒作的肤浅效果，国人从半信半疑地接触到自觉自愿地接受的实践更能说明国学热的原因。一些评论家预测：一旦媒体关注的话题转移，国学热就会降温。事实上，只有社会的需求持续不变，国学就不会降温，国学中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也会被不断挖掘。

其实，复兴国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晚清至今，国学沉浮难定的命运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演。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直到90年代以后国学家的价值才被重提。这也应了季羡林先生对文化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判断。国学热在新世纪再次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是全球化语境中各个民族国家依照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正是文化认同维系着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和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人民。也因此，国学才在过去的百年中起起伏伏。在中国这个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大国中，光靠政治和外来文化无法完成民族国家的重建，从晚清到民国，趋新和守旧的人士都会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国家认同的资源。这种努力在建国后一度被打断，“文革”中，选择性地借用国学部分内容来“古为今用”，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明显是出自现实政治斗争上的目的。但今天国学的复兴，则是承接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为整个民族国家寻找一条根植于本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其二，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道德水平下滑、社会信誉度下降等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过“文革”之后，人跟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漠，许多人的言谈举止以粗俗为美，价值观也发生很大变化，一切向钱看，用财富的多少作为“幸福指数”来衡量一切。独生子女在家不懂得尊重父母，在学校不懂得尊重老师，到了社会上不懂得尊重他人。这是积累了两三代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光靠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必须转向传统，接续中华民族礼乐文化。

其三，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也是国学的主要内容，传达着国人生活的常道，代表着最基本最稳定的日常生活伦理和价值观。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指出，儒家的恕道和仁道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儒家的恕道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仁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并不仅仅是杜教授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在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的。儒家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同时杜教授也指出儒家的糟粕如小农经济、家族制、绝对权威性、工具理性等。弘扬儒学精神，对于培养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提高个人生命境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惟一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和道教思想安慰着失意文人的心灵，也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带来精神上的寄托。

面对国学热，很多专家也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中以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和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徐友渔研究员为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国学复兴是否可能？国学复兴是否会导致儒术独尊、陷入“国粹主义”的泥潭？国学教育如何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与不足，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建设性意见。如徐友渔认为，“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不管舆论界如何质疑、讨论国学热的是是非非，国学的受众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讨论国学热产生的原因固然有意义，将国学的智慧和价值落实到生活实践中更值得人们期待。比如传统蒙学如何融入现代教育体制，搞清楚国学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在哪里，结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等等。

三、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由来已久，在古代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王朝，已经设有国学，那时的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分为大学与小学。《礼记·王制》中曾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天子的国学用圆形池子，广场正中为圆形平台，平台周围是外方内圆的水池，因水“壅绕如璧”，所以得名，形如圆形的玉璧（古字通“辟”），象征教化不息，只有天子的学校才可以设置，地方诸侯的学校只能设半圆形的水池。春秋前期，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在位）为了兴学养士，在鲁都城（今曲阜城东北）泮水岸边（今东护城河畔文献泉池旁）筑起了规模宏大的泮宫，这是周代诸侯国中最早的学宫。随之，各诸侯国争相仿效，也在国内修筑泮宫，开凿泮池。从此，“泮宫”就成了诸侯国大学的代名词。小学有两种：一种是设在宫廷附近的贵胄小学；一种是设在远离宫殿的一般贵族子弟的小学。

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曾争论不休，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中山大学桑兵教授认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士绅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也成为一种传统。有些极端的学者甚至主张将线装书扔到茅厕30年。这种剧变，使得部分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比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如今国人又开始注意被冷落了多年的旧学经典，试图通过了解国学，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学习为人处世的智慧，平定浮躁虚无的现代困惑。国学究竟是什么呢？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兼容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现代有关我国人文的学术研究。

与国学相关的还有所谓“国粹”“国故”两个概念。“国粹”来源于一本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国粹学报》。《国粹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2月23日）在上海创刊。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为机关刊物。编辑者为邓实、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黄侃、田北潮、马叙伦、罗振玉等，由邓实任总纂。章炳麟（太炎）、刘师培等人都是当时顶尖的学者。该刊声称以“发明国字，保存国粹”为宗旨，用文言文撰写稿件，连续刊行七年，从未间断。停刊之后，改名《古学汇刊》，另行出版。所谓清季国粹派就是以《国粹学报》编辑部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国粹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留学日本的新型知识分子从日本引进来的一个词语。从词源上说，国粹源于英文“Nationali-ty”，其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国粹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欧化”思潮的反动，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为首的“政教社”倡言“国粹保存”而形成的一种思潮。他们认为“国粹”是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征。章太炎接受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并分别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什么要倡言国粹，章太炎是这样解释的：“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所以要“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性”（《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由此可知，正是“爱国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章太炎去倡言国粹。学者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辛亥时期的国粹派，主张保存国粹，反对“醉心欧化”，似乎也很“保守”，但是，他们提升诸子，贬抑孔子，章太炎甚至著有《问孔》《订孔》，直截了当指斥孔子是中国的祸根。

国故是对国粹的批判，这个名词源自整理国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的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提出了要“整理国故”的号召。此论一出，引起剧烈反响。有人热烈响应，并身体力行；有人激烈反对，指责其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不仅有复古倾向，而且别有用心，要引诱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钻进“故纸堆”，置民族国家之危亡于不顾，实际为统治者服务。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其实意在反驳“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批评国粹派学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是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国学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开放性的体系，以我国汉族之学为主体，吸收历史上各周边民族如古代的匈奴、突厥，现代蒙、满、藏、回等民族的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异文明如印度佛教文化和西方文明，形成了兼容并包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古代学人把传统学问分为三大类：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添加经世之学，即经世致用的学问，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学等实用科学。义理之学是国学的主体，举凡政治思想、道德人伦、宗教思想等影响国人思维的学说等都属于义理之学，包括儒释道、诸子学说及历代思想家的主张。考据之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等学问。辞章之学是对文学艺术的概括，包括历代文学著作及其研究。除了以上内容，现代意义上的国学还应包括近代及今人对国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民国及现代学人的著述主张，也应包括外国学者的学术成果。

四、国学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哪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存，顺乎天时，合乎人情。冯友兰先生概括中国哲学的精神时说：“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出世的。有一位哲学家在读到宋朝道学时说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天地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浮浅。”。（见《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在日进千里，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讲求效率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虚无和迷茫：人们生活究竟在追求什么？西方有一个经典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邻居Jone，当你买下一幢房子后，发现Jone的房子更大更漂亮；当你买了一辆新车后，Jone换了一辆更高档的车或者是买了第二辆车。就这样，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改善生活条件，终究赶不上邻居Jone。世人奋斗的脚步停不下来，为了成为别人的Jone；世人的心静不下来，因为周遭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实在太多。《大学》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精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告诫世人要获得心灵的宁静，摆脱空虚和焦躁的困惑，必须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适可而止然后才能定住心神，情绪平稳才能心灵宁静，心灵获得宁静才能认真考虑生命的意义，能够思考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提升生命的境界。西方人新教伦理教人不断进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进退有度。在解决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和弊端方面，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祖先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成就，自有文字以来，就记载在各类典籍中。学点国学，从中可以认识到我们高明博大、宽厚笃实的民族精神。四大文明中中华文化虽然出现最晚，但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主权遭到侵犯、国家出现分裂时，中华文化的道统、学统也未曾断裂。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来源。

国学不仅仅是固有学术，还有现代精神。国学并不是固步自封的僵化体系，而是不断融合其他文明以突破自我的日日新的生命体。近年来，国学再次流行，固然有媒体炒作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对重建人文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国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五、由投票评出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有哪些突出贡献

晚清至民国名家辈出，当时的读书人一方面受传统经史文化的熏养，一方面接受西方科学方法新知，在文、史、哲领域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师级人物。经学方面有俞樾、康有为、廖平、沈曾植、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人；哲学领域有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胡适等人；史学界有梁启超、陈寅恪、陈垣、钱穆、孟森、顾颉刚等人；文字学方面有所谓甲骨四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文学界有鲁迅、杨树达、夏志清、钱钟书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

2006年4月，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频道等联合主办，通过网上投票、邮寄投票、短信投票的方式，选出全球华人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共收到120万多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和钱钟书。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曾中秀才，后屡应乡试不中。二十二岁在上海《时务报》馆作书记校对，结识罗振玉，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1901年至1906年是其“独学”阶段。1906年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在学术上转向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五十年来，惟欠一死”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羁居上海，其间写成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8年出版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的文论集《谈艺录》。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编著《宋诗选注》。“文革”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多卷本《管锥编》。

钱钟书精通几国文字，专研比较文学。他博览群书，在清华读书时，就曾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愿。《管锥编》是钱钟书的扛鼎之作，他把中国文学名著和西洋各国文学名著中的艺术手法、中国的文艺理论和西洋的文艺理论互相比较，启发人的智慧。他的《宋诗选注》，受到日本人的推崇，就由于从艺术角度，通过各种写作修辞手法的比较，有很多阐发。

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1910年夏赴美留学，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同年归国。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鲁迅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位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入康有为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989年与康有为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失败后，出亡日本。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政论文影响最大。梁启超以其“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开创近代报刊体文章先河，被誉为近代报界的巨擘。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晚清进士。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1917年冬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措施，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6年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7年以后，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但文字古奥难解。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陈寅恪（1890年～1969年），义宁（今修水县）人。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10年～1925年先后两度游学于欧美，却未取得一张文凭。1925年，陈寅恪回国，次年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一同被清华国学院聘为导师。陈寅恪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均有重要发现，是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向陈寅恪请教后，终得到满意解答。解放前夕，他到广州，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陈寅恪晚年在目盲膑足的情况下，完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尤为难得的是陈寅恪在政治高压下仍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信念。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30年到1938年间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代表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受到学术界的一直推崇。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文革”中冯友兰成为梁效写作组成员。晚年，冯友兰完成其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重新转回40年代的思想里路。

六、管理者为什么必须了解国学

管理学本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管理科学的特点是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系统组织，然后去创造财富。这种管理模式固然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但也存在种种弊端。比尔·波拉德指出西方管理学的致命弱点是：“仅把人看做是生产单元，或者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就会忽略他们真正的价值。”西式管理学进入中国后，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曾仕强在《中国式管理》中谈到：“一般的说法，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不到7年的公司，根本谈不上企业文化，因为什么时候要倒闭，谁也没有把握。生存期间超过7年，就需要用心建构企业文化，以期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很多公司无法突破7年瓶颈，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克服西式管理的弊端。

西式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市场经济仍在培育阶段，这也是西式管理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段，西方的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成熟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获得制度化的保障需要高成本的现实条件下，多数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另辟蹊径，谋求“发展”之后的“安全”。在许多企业家看来，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刚性，尽管道德约束是更弱的一个层次，但如果能够辅之以亲缘和事缘的关系，形成一个尽管不易扩展却相对稳定的内部人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用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科瑞集团的常务董事副总裁郭梓林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原始资本来源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社会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对于市场化演进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留下了许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民营企业产权确立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社会应该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问题。前者是“术”，短时期内无法解决，后者则是“术”的滞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惟一选择。

其实，国学对管理者而言不应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国学中许多内容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现实的安全问题，也能弥补西式管理中的弊端。系统化的组织运作模式带来的高效率背后也有深刻的危机。个人成为企业组织的一个部件，人本身的价值和个性被组织磨平。个人对企业的认同、特殊人才的创造性也会在组织化运作中被忽略，而这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所谓中国式管理正是看到西式管理的弊端，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手段，以期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指出“我的思考是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北京大学国学培训班的成功，说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固有的价值体系和管理智慧并没有过时，只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既能弘扬国学，企业家也能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广州日报》2006年4月26日《“国学”也能速成？》一文分析国学短期培训班报道升温的现象。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一下子冒出了四五家“国学”培训机构，讲述易经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的国学班，3天收费3800元。而即将在广州开办的另一家国学班，24天课程收费则高达28000元，比目前高校的经济管理研修班的学费要高很多（后者一年半的课程收费3万元左右）。目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国学”培训班正在中国企业家内部流行。到参加国学培训班学习的企业家大部分在30岁～40岁左右，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个别老板曾经学了MBA或EMBA。而一些老总甚至提出要为他们的员工“订购”以易学为主的国学课程。

青睐国学市场的经营机构渐多，人们的关注度也渐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家有需求。“我在困惑中寻找出路。”某国学班的一位学员朱先生对媒体这样说。朱先生是一家建筑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前两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了工商管理研修班，后来又在北大读哲学。他说：“当我们取得一定财富的时候，各方面都到了一个瓶颈，比如，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企业方向，如何建设企业文化，让员工有凝聚力，这是我一直很迷惑的问题，希望能在国学班里找到答案。”

企业发展，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体说就是文明化的个人，即管理者自身的素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可以提高人的品位，养成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人的心智。这些对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TCL总裁李东生说：“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管理需要一种开放性的思维，管理者不但应该从西方管理学书籍中获得现代管理的新知，也要从本土历史文化中汲取养料。全球化必须兼顾本土化，中国的管理者面对的人群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受本土文化薰养的中国人，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怎么能够应对因文化或思维差异导致的管理问题呢？学过西方现代管理的人士，加上国学的滋养，将现代化管理与本土文化思维结合，必能在管理中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更高境界。

说到底管理是关于人的学问和技巧，宋代大儒陆九渊说“心同理同”，意思是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人性中仍有许多不变的内容。西方管理学能够使管理者获得管理的经验与方法，学习国学则不但可以丰富管理者的知识储备，还能使管理者站在更高的山顶，看得更远，考虑问题也会更为深入。中国历史悠久，保存的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许多经典故事和智慧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借鉴作用。

管理者以史为鉴，方能明得失，规避风险；企业家体悟生命智慧，方能放眼量，筹划未来。

第二部分　文化成就伟业——国学智慧与管理

七、为什么说后工业时代中管理思维必将走向多元化

当人类文明曙光出现之时，管理就已经出现，中西历史文明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管理心理、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但管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也不过百年。1950年，彼德·杜拉克成为纽约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后来他这样评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这一名称并教授这样一门学科的人。”就在这一百年中，西方管理思想与实践经过注重效率、重视组织，从战略管理到组织模式受到冲击等过程，斯图尔特·克雷纳总结了管理百年思想与实践后，无奈的提出：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一些企业家也指出一旦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完善的体系，这种模式很快就会面临寿终正寝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日本式（也有人称东亚模式）管理开始受到重视。管理学开始走向多元化。对日本管理经验，有人认为其可资借鉴的是日本首先全面引进西方管理学理念，在此基础上进而有机地进行消化和创新，使日本至今在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治国的同时，仍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和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特征。在“二战”后，日本也是学习美国人戴明的管理思想，进而开创日本企业管理的新思维和方法论，包括从基本的kanban管理、TQM到“Z”理论，强调员工的贡献和创造。这一点很值得中国学习。

西方管理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学科，随着计算机革命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再用工业社会来概括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商品和产业的社会，而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处于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地位（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后工业社会具有五个特征：（1）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后工业社会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指的是除上述两种产业之外的商业、财经、交通、卫生、娱乐、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等等。（2）区别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方面，是职业分布的变化。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工作重心转向办公室、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自然引起职业向“白领职员”转移。整个技术阶层人数的增长率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2倍，而科学技术人员的增长率则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3倍。（3）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后工业社会，知识本身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理论知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制定决策，指导变革的决定力量。理论的重要性超过了经验，知识被编码成抽象的符号系统（就如同一个公理化系统），使之能用以描述迥然不同的经验。实际上，理论和知识日益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即轴心原则。而学校、研究所和智力部门正日益成为新型社会的轴心机构。（4）未来方向是技术控制和技术评价。（5）决策方式使新的“智能技术”诞生。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和社会问题，用韦弗的比喻，是“有组织的复合体”，即有大量相互作用变元的大系统进行管理，使之互相协调以达到特定目标。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观察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同样适用。中国虽然还没有成为后工业社会，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面对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管理学也将走向融合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多元化格局。

东方与西方并不是两个固化的概念。东方文化中蕴含着现代、后现代因素，西方文化里也是传统与人文的结晶。对于中国文化，人们常常陷入一种误区，即中国文化是死文化，只适合农业文明时代。现代西方文明也是从中世纪中发育而成，文明的创新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另外，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固然与时代息息相关，也有超越时空的一面。因此对文明，不但要对外来文明保持开放、审慎的心态，对固有文明也要有谦虚的态度。全球化结合本土化，才能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才能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就管理实践而言，华嘉机构总裁易建湘指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症结（见《科技智囊》2004年12期《中国式管理引发争鸣》）。

管理是动态发展的，没有绝对的中国式管理，也没有绝对的美国式管理。管理只能通过汲取别人优秀的东西，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方法。本地化的过程是很艰难的选择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中国式管理”还在实践过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道路多么坎坷，过程多么艰难，本土化、中国式还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发展方向。

八、儒家思想对提升企业文化力有哪些重要作用

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近些年，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关注儒家思想，而且以“儒商”为荣，他们希望通过将儒家思想之精髓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开拓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管理模式。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准。尽管随着近代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儒家已不复成为中国人社会秩序和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思想被当作中国落后的罪魁，受到严重的冲击。经过“文革”，大陆地区儒家思想传统几乎被涤荡殆尽。但是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和别的中国思想资源一起融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道德和知识的来源多元化的现代，儒家自然不可能独霸精神价值的领域。但是中国人如果也希望重建自己的现代认同，那么一味诅咒儒学或完全无视于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

儒家思想发展两千多年之久，形成一整套复杂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海外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概括说儒家有三种传统：（1）精神的儒家，这是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也正是当代新儒家通过创造性的阐扬与改造力求复兴的传统。（2）政治化的儒家，指的是由汉代的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朝廷仪礼的传统，以纲常为主，但也杂入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的因素。（3）民间的儒家，即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杂以道教、佛教的影响，及至鬼神的迷信（见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儒家之绵延几千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儒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道作为支撑，这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儒家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心智、灵觉、神明。儒家的修身学说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通过同情向社会逐渐地展现，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实践活动从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开始，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当代的儒学有很多思想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但是近百年的历史说明个人如何和家庭、跟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并没有通过批判礼教彻底解决，相反随着家庭危机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儒家认为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修身的目的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由此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扩充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普遍性的基础就是存在于天道和人道之间的一致性的设定上。“天地人，只一道也。”《庄子·天下篇》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内圣外王。对企业而言，拥有完善的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固然重要，培育能够使规章制度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同样重要，毕竟，任何管理都是由人来实施，任何制度都是从人开始。一个公司、一个社会如果只用“法”来治理，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认同感的团队。企业文化中“法”（规章制度）相对单一，容易衡量，而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却是很难量化的软指标。儒家思想正是企业文化力天平上无形的砝码。

九、禅宗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是什么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古老智慧的交融与升华，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以佛家感悟人世为核心，又融合了儒、释、道及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学问的精旨，形成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智慧，其实质是对人生的哲学感悟。中国的禅文化在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从堤文明的“西武精神”至稻盛和夫的“心的哲学”，处处流动着禅文化的奇光异彩。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传奇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位僧人。而国内双星集团在企业文化里引入佛教精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东土以来，经过几百年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后，终于在唐代才完成其中国化，形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流派——禅宗，在这一过程中，六祖慧能起了关键作用。

唐朝初年，禅宗“东土五祖”弘忍就在冯茂山（今湖北省黄梅县东北的五祖山）结庐传法。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慧能第一次拜见弘忍大师，便说出佛性不分南北的道理，慧能虽然不识字，但悟性非凡，有胆有识。弘忍见慧能出语新奇，决意将他收下。碍于他出身卑微，便派他到碓房作了个舂米行者。8个月后。弘忍大师依照惯例，打算挑选一位学禅心得最深的弟子传付衣钵，作自己的继承人。他命诸弟子各作一偈，借以观察各人对佛性的领会情况。上座僧神秀作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慧能听后，认为神秀并未领会禅的深意，请人代笔，作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神秀的偈语，肯定自己身心的存在，认为要勤奋地修行，才能渐渐地达到不染尘埃的清净境界，属于渐修成佛说。慧能的偈语，却认为身、心和万事万物都是空幻的，不真实的，只有人人都具备的佛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弘忍见了慧能的偈语，有心将衣钵传付给他，就暗中给慧能讲经授法。并告诫慧能，以他的身份地位，当此传法重任，再住此院，必被加害，嘱他速离东山返回南方。

慧能遵照弘忍的嘱咐回到岭南，销声匿迹一十六年之久，才敢投到南海（今广州市附近）印宗法师门下听法。在这里慧能再次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天分和对佛的领悟能力。

一天，印宗问众人：你们看，那旗杆上头挂着的旗帜，被风吹着，是动还是不动？众人意见不一，议论纷纷。有的说旗帜动；有的说不是旗帜动，是风自动。慧能忽然从座上站起来，高声说：“法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法师听说，不觉悚然。自知佛学修养不如慧能，转向慧能请教，并亲自领着徒众来到慧能住处，为慧能剃法受戒。

从此之后，慧能名声大振，公开收徒传教。不久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一带）曹溪，广收徒众，多创寺院，大力传播他自己开创的佛教新学说。慧能佛学在思想体系和传教方式上的特点，使其教派具有强烈的平民宗教色彩。他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他把人人向往的极乐世界搬到每人的心中，同时又把修行的方式尽量简化，革去了繁琐的仪式。慧能的弟子法海把他平生授法、与弟子们问答及临终时嘱咐的话记录下来，辑录成书，奉为经典，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坛是指慧能平时授法的法坛。慧能的门徒把慧能看得像佛一样，他的法言就像佛经一样，所以叫做《坛经》。中国僧人的著作被称为“经”的，《坛经》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慧能死后，其门徒传授《坛经》，师师相承。若无《坛经》，即无禀受，就不被承认为南宗弟子。可见《坛经》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到了唐末五代时，慧能禅宗以外的佛教宗派相继衰落，唯有五家七宗发展壮大，此后的佛教史几乎变成了一部禅宗史了。唐代以后，禅宗思想继续深刻影响着思想文化界，而以宋明理学中吸收的禅宗思想资料最为丰富和明显。

在禅宗史上，慧能被列为东土六祖，来华传播禅学的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但实际上直到弘忍一代，还只有禅学，尚无禅宗。真正的禅宗是由慧能创立的，他是禅宗这一新宗派的教主，是禅宗始祖。

禅宗以重现本心为终极关怀。禅宗指出，世人由于迷己逐物，导致了“本来面目”的失落。因此强调回归于纤尘不染的生命源头，不向外求、重视内在生命的禅悟，直下照见本心本性而回归精神故里，得大自在。禅宗认为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即本来的心、自然的心，也就是不受任何私欲障蔽的心。大道不可以有心求，也不可以无心得。要做到这一步功夫，必须在日用中落实。离开日用别求玄妙，则与禅道相远。

禅宗以犀利的眼光，采用中国禅文化独特的智慧，为众多企业家实现一种超越。而企业家的修身决定企业的立意和发展。禅宗思想中的清心节制给经营一种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的节奏感。清心可以让重大决策摆脱情绪干扰；寡欲可以避免放纵以规避风险；谦和可以培养爱心；节制会抑制非理智的盲目扩张。修养使生命有皈依感，鼓励人们坦然面对人生。在企业与个人全面提升自我的今天，哲学与文化是这股力量的泉源。对于企业与个人来说，多一些禅宗智慧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斯坦利·宾将宗教与管理联系起来。斯坦利认为，公司只凭理性化思维来管理是不够的，成功的公司管理还必须辅之以宗教思想，例如佛教，只有和宗教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达到预期目的。他从禅宗的角度，以轻松的口吻阐述在职业生涯中与公司高层的相处。禅宗讲的多是修身养性的事，斯坦利用一种禅的态度来处理公司中上下级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能够使人们把那些看似难以处理的事件化解于无形。

十、道家的精神气质与企业人文精神的关系是什么

道家的精神气质就是通过道家的主要著作表现出来的东西，道家的主要著作是被称为《南华真经》的《老子》和《庄子》。

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分为三个阶段：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杨朱、提出弃智寡欲的老子、阐明无知而知的庄子。杨朱的作品已经散佚，关于他的事迹和思想，先秦典籍只有零星的记载。《老子》，又名《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竹简，则叫做《德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道，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起始，探讨宇宙人生哲理；下篇论德，主要是讨论社会和政治，是社会政治学。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的著作有十万余言，大抵都是寓言，想象丰富，汪洋恣肆。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北大哲学系王博教授指出道家精神气质的第一个特点是“玄通”，玄就是一种悠远的意境，一种气定神闲的境界。这种境界中，讲究灵动和变化不拘，不僵化，不固守于某一个东西，一直是与时俱进。道家的与时俱进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抛弃过去，而是有一个根本，就是返本开心，没有根底就没有方向。道家的灵活和灵活不僵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动心，他有根，他有根才可以灵活而不僵化。也就是说他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都可以保持某一种可以保持的心态。道家精神是一种智者的精神，一定不是仁者的精神，这种智者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且还有对自己的了解。

其次，在道家的文献里面，特别强调清。《老子》“浊以静之徐清”体现出道家的精神气质很重要的方面，道家是想要在一个浑浊的世界里面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庄子》里面曾经有一个比喻：清冷之渊，有时候清一点的东西是比较冷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清新的空气。这种清新的空气从温度上来说比我们屋子里的空气要冷一点，正因为它冷一点。所以我们会清醒一点，不至于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混乱，或者是被什么东西完全的迷惑，被一种东西把握。道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以由这种清新的空气带来冷的一种味道，但这种冷不是酷。《庄子》里面很有名的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用彼此的唾沫苦苦支持，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一种非常清淡的心境，这个淡里面就有一种定。在一个热闹的经常受到诱惑的世界里面，保持理性的思考格外难得。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却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所想达到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之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

对于现代管理者而言，智者的玄通、返本、理性是个人成功的内在因素，而对于这个企业而言，要保持不断创新又不失其根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被过剩的资讯迷惑，做到顺时而动，都要向几千年前的老庄学习。

十一、法家法、术、势对管理者增进领导力有什么启示

战国法家的始祖，一个是子夏的弟子李悝，他曾经是魏国的宰相，在魏国主持变法，著有《法经》，现已失传，据说商鞅入秦时，就带着李悝的《法经》。另一个是曾子的学生吴起，曾经做过魏西河守，他学的是儒家，其后转为法家，又是兵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及法家思想的实践者李斯一同学于荀卿，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家源于儒家。但是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上说：“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战国时期韩国（今河南西平县）贵族，好刑名法术之学，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纳，于是埋头著书，即《韩非子》，共55篇，10万余言。秦国采用了韩非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韩非因而声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国宰相、他的旧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在他以前，法家已经有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及商鞅的“法”治之说，韩非综合了三人的学说，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国君治理国家时不可或缺的。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八经》）。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让人无法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围堰，令出如山，这是“势”。任何一种政治手段都应该以治下的人性为基础。在韩非看来，人生性驱利避祸，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此事实正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韩非并像他的老师那样，主张教化“恶”的人性，使之向善，而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建立赏罚的制度，以严刑酷法来治天下。

在《韩非子》中，处处都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冷静与智慧。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韩非子》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韩非子》非常深邃，它的地位比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法家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是刑名权谋之术，秦始皇凭借法家思想一举征服六国，而他在时势转移的情况下仍用法家的严刑酷法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朝贾谊评价秦始皇政治得失时指出秦亡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矣。”因此，现代管理者在学习借鉴《韩非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自己企业的“攻守之势”。

十二、兵家思想中有哪些内容与现代管理相契合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计谋、策划、指挥、组织、协调、督导等管理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特殊管理行为。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指挥者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管理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总结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

赵国华先生在对中国历代兵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后，总结中国兵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有：第一，崇尚和平，重视战争。春秋时代越国大夫范蠡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孙武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说明战争的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甚至不付出代价就能够达到目的。为此，兵家特别强调谋略。第二，强调实力，注重谋略。战争是实力的比拼，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稳操胜券。在治军方面，提倡走精兵之路。对于谋略制胜，历代兵学家提出一系列谋略原则，在攻守、分合、诡道等方面均有详细地论述。所谓三十六计就是这些原则的具体实施。第三，务实，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此外还表现在顺应不同民俗，以避免更多的流血与冲突。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贵势”是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所谓“贵势”即机动灵活，随势而动。遵天时，就地利，因民俗，顺形势，构造了兵家的务实特征。第四，突出将帅，关怀士卒。就战争指导来说，主要是将帅的事情，因此战争的胜败与每位将帅密切相关，将帅一般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柱石。作为一位将帅，既要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又要善于处理官兵关系。将帅对待士卒，必须注重素质教育，力求全面发展。无论军事训练，还是对敌作战，都要赏罚严明。（见赵国华：《中国兵学史》628～6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兵家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管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几千年来，许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现代的管理者为了适应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着古代兵法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多了解些兵家的韬略，对于管理者应对变局有积极的作用。

十三、历代政治合作与权力角逐对现代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通过名人的生涯而教人以美德，并给我们提供如何做人的智慧。”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与汤因比的意思相近。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针对全盘西化、一味贬低本国历史的思潮指出：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历史经验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的智慧，了解历代政治家的成败得失，能够更好的管理企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书更是浩如烟海。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旧史的缺陷时指出，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此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中国历史典籍的一个特点，即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纲书写历史。中国古代的皇帝管理着大片土地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皇帝之下又有一整套官僚系统，在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前现代，中国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治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历代统治者通过对文官组织的不断完善应对出现的新问题。

中国历史上既有能安民治国的贤君名臣，也有暴虐无道的暴君蠹吏。刘邦从一个地方上小小的亭长成为建立西汉帝国的开国皇帝，而项羽从赫赫的西楚霸王到垓下一战身首异处，刘项二人此长彼消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管理才能和胸怀的高下不同。唐太宗善于纳谏，在他当政时期，形成一个彼此互补的管理团队，《贞观政要》能窥见大唐气象的底蕴来自何处。武则天以一介女流，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中称帝，并进一步推动唐代的繁荣，没有过人的手段和务实的政治家风范是绝不可能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建立蒙古帝国，并非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汉，他在统一蒙古过程中的战术策略用艺术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清前期的统治者如康熙，杀鳌拜以揽大权；平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巩固蒙古；增设博学鸿词科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堪称文治武功。而倒霉的崇祯皇帝，虽然勤勤恳恳，却仍不免自缢于煤山的悲惨下场，其中的教训足令今人深思。

现代中国仍处在变革中，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得失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尤其值得人们思考。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富强，商鞅本人却因变法而死。王安石、张居正都曾是当时位高权重的改革者，后人将王安石称为11世纪的改革家，而他的改革并没有使北宋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局；张居正受命于明中叶政治极端腐败之时，他的改革一度使明政府财政得到改善，却没有扭转明走向败亡的趋向。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他既能出将统兵打仗，又懂得及时放手明哲保身。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的艰难起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命运多舛的改革者会不会也是我们时代的缩影呢？

曹雪芹说事事留心皆学问，管理无处不在。在风诡云谲的《三国演义》里，在暗涛汹涌的《红楼梦》中，不同的文学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管理者。诸葛亮神机妙算，终因事必躬亲而英年早丧；王熙凤弄权算计，结果反害了卿卿性命。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卡夫卡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是对的。不信你瞧，我们生活的周围，就有许多诸葛亮、刘备、曹操、王熙凤在发号施令。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管理者于此不可不察。

十四、经世之学的现代启示有哪些

顾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居亭林镇，自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兵败后离开家乡，北上游历，走遍大江南北，经过亲身考察和考订古籍，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炎武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说，著书的目的是“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王家范先生称顾炎武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顾炎武感于明亡之痛，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晚明士风浇漓，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职责，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

顾炎武自许《日知录》为“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古代学人论史，大多从人物、事件入手，斟酌民生者寥寥可数。顾炎武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尤为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论代表作《郡县论》，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郡县论》的中心，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责职权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顾炎武论“郡县”的独特处，在于对郡县制度的各种弊病决不轻易饶过，眼力犀利；而其用力处，则在为构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

顾炎武虽生于富庶之区，看重东南经济开发对中国全局的意义，但并非是一个褊狭的“地方主义者”。他晚年长期寓居山陕，对西北经济尤详加考察，认为西北经济的贫困，只有靠发展生产才能缓解。除建议政府招抚流亡、开辟旷土外，还想到了植棉纺织。

顾炎武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起敬。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王夫之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死在清朝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做官做到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后来隐居在湖南石船山，著述讲学，被人尊称为船山先生。他的晚年极端贫困，每每要写书，因为买不起纸笔，要从朋友、门生那里借来，工工整整地抄好了，把成书送给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王夫之的理学趣味最高，他的贡献主要在心性儒学。王夫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作为亡明的遗臣，他怀着深刻的亡国之恨，严厉地追究、批评明朝哲学思想和政治上的失误。王夫之一生以继承孔孟之志、纠正宋明以来儒学的偏差为己任。他自撰的墓志铭里有：“抱刘越石（闻鸡起舞的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王夫之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炎武、黄梨洲均不能及。国破后不剃发，不毁衣冠，隐于深山48年，至康熙壬申始归道山。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他的著述才由欧阳兆熊等人刊刻，晚清重臣、同乡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加褒扬。王夫之著述丰富，思想构成异常驳杂，几乎涉及了传统中国思想的主要部类。王夫之的政论文章主要以读史札记为主。虽然王夫之没有像顾炎武一样直接关注民生日用，而是转向心性儒学的探讨，但他同样有着强烈的经世思想。他隐居著述是为了匡正时弊、挽救人心，即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直接结果。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年85岁。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忠贤阉党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十九，伏阙上书讼父冤。祟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师从刘宗周，所得日益深粹。明统绝，他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黄宗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

黄宗羲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在三百多年前，对专制政治思想作极为大胆的反抗与质疑，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醒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黄宗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但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始，为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动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

黄宗羲著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作为一个前朝“遗民”，黄宗羲着力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

晚清国运日蹇，读书人不再埋头考据，开始关注现实，因此道咸以将，经世之学大盛，明末清初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世思想重回思想界。西方的知识分子同样强调学者的现实关怀。明末清初三位思想家的人品、气节和实践在今天仍值得提倡。关注国民生计、注重调查研究、艰苦却不改其志、勇于批判和质疑等等是这些思想家共有的品质，也是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价值所在。

十五、现代管理者从四大商帮的兴衰中学到哪些经验与教训

中国古代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社会地位分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因为从商致富最快，尤其是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其中著名的大商帮有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主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连接市场。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对明清时代商帮兴起的社会原因，余英时先生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而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左右了人们的择业行为。《中国古代的商帮与商人精神（三人谈）》朱荫贵、封越健、刘兰兮，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index.asp）2003年7月23日刊出。

明清时期的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淛：《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晋商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白银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白银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白银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并非一两个简单的因素促成，其中“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8日《薪火失传：新晋商前路徊徨》《风生水起：宁波帮迁徙有道？》《团结的“自己人”》《儒商梦绝：徽商潮落潮起》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公元1465年～公元1505年）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白银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白银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政治势力，与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清代单歙县就有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后弃贾业儒仕进、捐纳为官。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随着内地商帮晋商、徽商的衰落，新的商帮如宁波、潮汕商帮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起来。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鸦片战争后，宁波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今天，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73000多名宁波籍商人，加上他们的后裔，有30万之众，其中不乏工商巨头、科技专家、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开始称雄于中国工商界。当时上海的宁波商人达5万多，涉及外贸、内贸、服务、金融、航运、工矿等领域，其中被称为商界名流的达450余人，占上海商界名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宁波帮长期位居上海商会的领导地位，并成为江浙财团的支柱和核心。他们创造了50个中国第一，特别是在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绝对居于“王者”地位。

20世纪中叶，“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迅速在各个工商领域施展才华，占据“首领”地位。比如厉树雄、陈廷骅、曹光彪等在纺织业，包玉刚、董浩云等在航运业，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视业，李达三在酒店业，等等。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成为世界级工商巨子。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宁波帮尽管有不少在商界卓有建树，但要比肩甚至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上海和香港的辉煌业绩，已经不大可能。首先是客观条件变了，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当年的上海和香港的发展奇迹，其次，新一代宁波帮与前几代相比，在人员素质、价值追求、地域分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多元化，不再只在工商界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宁波帮的影响力无可争议地正在下降。一位区域经济专家指出，宁波在经济发展上不敢冒险，只是跟风，只做不说，看起来是务实，实际上无助于激发宁波人的创新意识；而没有全民性的至少是商人群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氛围，对一个区域的发展必将十分不利。他进一步指出，老一代宁波帮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敢于和勇于冒险，敢于和勇于不断创新。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影响遍及全国。大概在明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代开阜以来。广东一直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潮商正是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团结一致谋求发展的。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潮商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一直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原因主要是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

晋商与徽商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梦想。而后起之秀的“潮汕商帮”则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因而，当潮汕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企业家信息》2006年第三期《中国商帮探秘》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地域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六、管理者能从现代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论述中得到哪些启发

国学不仅仅是固有的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现代有关我国人文的学术研究。晚清李鸿章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这一变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强以及现代文明的到来。如果没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学术分科进入中国，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一些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当作异域风情介绍给本国读者，其中多数是对中国人的直观描述，其中以美国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影响最大。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开始研究国民性，其中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祥林嫂》、《孔乙己》等最为典型。鲁迅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混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鲁迅用艺术的手法书写20世纪的中国现状，批判国民性，以期国民从铁屋中觉醒。其后李宗吾的厚黑学、李敖《丑陋的中国人》、黎鸣的《中国人批判》等一系列思潮都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以偏激的话语发泄对国人的不满。

与之相对，也有从相反的角度书写中国人的例子，如辜鸿铭和林语堂。1915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无独有偶，另一位精通西学的文学家林语堂在也从正面阐发中国人精神，即《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这本书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文化等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1935年写作该书时正值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林语堂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国民的自信，共同抗击日寇。

与林语堂一样，钱穆先生作《国史大纲》也是在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所不同的是钱穆侧重于考察中国历史的得失，余英时将其概括为：为故国招魂。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这个历史答案而独辟蹊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在抗战前夕写成的。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出版社，2003年）。

当时带着保国保种深入研究历史社会的学者还有很多，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现代中国生长的起点。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是世代定居，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似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继而指出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总结和概括从未停止过，而且仍将继续下去。除了本土的学者，许多海外学者也对中国产生兴趣。其中以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柯文等人的中国中心观到加州学派“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等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研究走向。与这些学者的精深不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更为大众瞩目，因为黄仁宇写作的特点，他的观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与其说他的结论是历史的，毋宁说他的着眼点是现实的。黄仁宇着力探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遇到阻力。为什么西方的管理理念在中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尴尬事，人们或许从上述及其他更多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第三部分　修身方能平天下——管理者可持续发展的密钥

十七、《周易》中的战略管理思维是什么

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旧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之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对前说做了修正。但今人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与其他书的关系等分析，多认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

作为占筮之书，《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阴（——）、阳（——）。《经》文以“九”表示阳爻，以“六”表示阴爻。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方面则很重要。《周易》所反映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周易》总是先由卦象中得到具体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济、光明、盈亏、好恶等功能意义。中国哲学的实践经验主义正是源于此，它较少探求抽象本质，而倾向于实际的可感、可知的思维方式。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是一项以行动为主体的活动，任何决策的制定必须以实践的思维为基础，任何决策的执行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去完全，重实践的务实思维模式是企业领导者们必需的素质。（二）领导者的忧患意识

作为一本占筮之书，它的主要职能就是防患于未然。《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忧患意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永久的命题即源于此。之后，有关这个命题的论述绵绵不绝。

在《周易》看来，防患于未然的关键在于个人主观上的道德修养。《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君子白天进德修业，晚上反省忧虑，就不会有什么灾害临到自己。可见，只要自己修德谨慎，就能防患于未然之时。

当然，防患于未然也是一个具有实际可行的、能操作的具体技巧，这就是“早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坤·文言》）。任何突发状况都是由量的微变累积而成的，所以只有极早察觉，“早辨”，才能够免于祸患。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说：“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8天”。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任何企业都必须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今天可能有着独家经营的优势，但很快就会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先进的设备出现了。因此对于所有的企业管理者来讲，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是其必备的素质。（三）决策中的变通创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周易》这部书的核心就是宇宙事物是一个永恒的循环变通，所以外国人把《周易》称为“变化之书”（Book of Change），正是抓住了《周易》的核心。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从萌芽到高潮到衰退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无论是有生命的生物还是无生命的组织皆然。对于组织领导者来讲，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长地保持组织的高潮期。要做到这点，《周易》的答案是“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周易·系辞传》）。如果说忧患意识是为了防止由好变得不好，那么变通意识就是为了寻找由不好变好的途径。在《周易》中，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由好变坏，再由坏变好的永恒大循环。

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转化的，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只要能够巧妙地利用客观因素，找到好的“时”，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适当的微调，就能够使它长久地保持存在的理由。《周易》里，变革和创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物极必反，物盛则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宇宙中的自然事物，其变革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的过程。所以，企业的变革、产品的创新也应该是企业家的一个自发自觉的活动。哪个企业家能敏锐地洞察到应该变革时，就立即采取相应的、正确的措施实行变革，进行创新，那他就是成功者，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在《周易》体系中，主体因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所以《周易》的博大与精深也必须依靠主体的实际经验来体察、感悟，无论是个人的生存、处世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是如此。

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而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易经》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

十八、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深意有哪些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出自《宋史·列传十五》，“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北宋起于五代藩镇割据之乱，赵普协助赵匡胤解除藩镇对中央的威胁，制定新朝典章，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少习吏事的经历使赵普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晚年悉心研读《论语》为北宋政治崇文重礼奠定基础。《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这本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的书，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论语》和中国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历代思想家对《论语》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原初的内涵。

说到《论语》，必然提及孔子。孔子，名丘，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今山东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后裔。孔子的家族在其出生前已经没落，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来看，孔子家世贫寒，他曾在鲁国任职，五十岁时，由于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此后十三年间，与弟子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改革理想，却到处碰壁。晚年回到故乡，整理上古文献，编成六经。孔子生前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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