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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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风云试读：
简介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
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战争
大明王朝决战三千里江山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1.风雨欲来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2.一泻千里
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程度一向令人敬佩。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昖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昖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3.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
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万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以火统、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刘綎的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这4万军队在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五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1万5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唯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
一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响了。随着主帅李如松一声令下，金鼓声大作，喊杀声四起，明军开始攻城。明军劲弩齐发，巨炮齐轰，一时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出的铅弹不断落入敌阵，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拼命死守，火器兵手执火绳枪雨点般射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明军略微受阻，后续攻击部队继续攻城。当时战况十分惨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击中，仍然挺立不退。年近60的老将吴唯忠，胸部中弹，犹自大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主将如此奋勇，何况士卒？
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日军一直以为芦门方向的是战力很弱的朝鲜军，因而没有重点部署兵力。近距离时日军才发现这是伪装为朝鲜军的明军，这时明军手中的火统已经开火，日军纷纷倒下，开始败退，芦门被明军攻破。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平壤的收复有着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就此逆转。平壤之役是很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此役中明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首先明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主攻城西，另以奇兵伪装成朝军强攻城南，这种部署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其次，城东给日军留出退路，使得日军无死守之志。第三，明军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第四，在日军撤退路线上设有伏兵，使日军再受重创。李如松就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有些日本史料极力淡化平壤之役。根据日本人的记述，日军此役似乎败的很体面。日军由于平壤和王京汉城距离太远，本就打算放弃。在明军攻城后，小西行长特意修书李如松，日军愿意退去，于是乎日军大摇大摆，安然退到了汉城。这种说法显然有“讳言”和“粉饰”败绩之嫌。在明军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之败是必然的，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事实上，因援兵迟迟不来，平壤大部已被明军攻占，日军军粮、兵营悉数又被明军焚毁，小西行长眼看无法固守，遂与日军诸将商议，连夜撤回汉城。迫于明军的压力，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二军加藤清正部也撤回到汉城一带布防。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直迫汉城。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都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
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不敢轻进，再加上当时日军在汉城及周边地区集结了5万多人，兵力上日军有绝对的优势，明军遂退回开城修整。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
后来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4.议和闹剧
至此，中朝军队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根据《日本战史》的介绍，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万6千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汉城时，只有不到5万3千人，减员4万3千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关于减员原因，日本史料的说法是由于水土不服，病死占大部分。朝鲜和日本同处东亚，气候环境较为相似，水土不服一说，难以令人置信，况且也没有任何关于瘟疫流行的记录。总之本人相信大多数死亡日军应该都死于战事。
日军减员很严重，再加上粮仓被焚，军心越来越不稳。而明军在碧蹄馆之战后锐气受挫，而且兵力少于日军，并不具备再次决战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不想打，那么就有了和谈的可能。
明朝方面的和谈代表是浙江人沈唯敬。沈唯敬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既非明朝官员，又不具有外交谈判才能。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与日本的贸易，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被兵部尚书石星赏识，临时被封为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负责议和事宜。正史在介绍沈唯敬时多采用野史笔法，称其为不法商人，无赖子。例如《明史——硃国祚传》提到，硃国祚曾对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谈到沈唯敬：“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早在万历二十年秋，也就是平壤之役前，沈唯敬做为兵部的全权代表就曾与小西行长谈判议和。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象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当时的谈判内容没有任何记录，大致是以大同江为界，江东归日本，江西归朝鲜，明朝对日本进行封贡，等等。这个协议并没有通报到高层。恰好当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李如松遂率领大军一路开向朝鲜。沈唯敬当时被一心主战的李如松扣留在军中。
却说此时明军和日军陷入僵局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又卷土重来，沈唯敬再次受到重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派沈唯敬至汉城与小西行长达成了四点协议：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汉城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为了监督日军南撤，宋应昌派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带百余随从，同沈唯敬组成明朝使团与日军一道南撤。日方有此使团通行，自然也再不担心明军和朝鲜军的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全部撤离汉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汉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五月八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明朝使团到达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唯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唯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于是日本派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3、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唯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明神宗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丰臣秀吉穿戴明朝使者送去的册封衣冠，出殿接受册封。沈唯敬等人呈上明帝诏书和赠与的金印，丰臣秀吉欣然接受，并设宴款待明使。后丰臣秀吉召承兑等懂汉语的僧人为其用日语宣读明朝的册封诏书。诏书内容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茲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順，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
丰臣秀吉听到“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时，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
沈唯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唯敬，就地正法。沈唯敬以一小小使臣身份，在两国间开出了这样大的国际玩笑，惹来杀身之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明朝和日本都开始了战争准备。朝鲜半岛的战火，不得不再一次燃起。而且，这一次战火，将比第一次的战火，来得更为猛烈。
6.战略总攻
日军虽解蔚山之围，但却无力恢复早期的进攻态势，而日军内部主张撤退的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小西行长认为，日军虽取得了蔚山之战的胜利，但长期来看，日军无法守住这些沿海要塞。
明军虽惨遭蔚山之败，其恢复能力却令人刮目相看。杨镐由于对蔚山之败负有第一责任，已被拿回北京下狱。这时明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落到了兵部侍郎邢玠手中。邢玠计划对日军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时距蔚山之败仅仅八个月时间。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邢玠的第二次攻击计划分为水陆齐头并进，对沿海日军各处要塞同时形成压力，促使敌各处守军以及海路不能互相支援，从而避免蔚山之败的教训。陆上明军同上一次一样仍然是三路：东路军麻贵，率联军3万，攻打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部；西路军刘綎，率联军2万余人，进攻顺天和釜山的小西行长部；中路军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率军1万5千人，进攻盘踞泗州的岛津义弘部。水路则有陈璘会同李舜臣的朝中联合舰队。此次联军总兵力也大大加强，约为8万人左右。
中路董一元部起初进展顺利，九月底先攻取晋州，再拿下泗州。逼的岛津义弘背海临时筑起工事防守。日军临海设防，又没有海军支援，犯了兵家大忌。置之死地的日军十分顽强，明军数攻不下。董一元调来大将军炮、红尊炮，对日军阵地开炮，日军临时搭建起来的工事崩塌了好几处。眼看这个日本战国奇人、外号为“鬼石曼子”的岛津义弘要毙命于朝鲜，此时发生了一件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天意。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败，泗州又被日军夺回。
东陆军麻贵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再加上加藤清正部兵员得到补充，因而作战相对比较谨慎，双方互有胜负，处于拉锯状态。西路军刘綎进展也不是很大，日军小西行长部把守的顺天，易守难攻。这时刘綎以谈判为诱饵试图捕捉小西行长，后未能奏效。小西行长率军来攻打，明军不支败退。翌日刘綎率军死战，大破日军于顺天城外。小西行长遂闭门不出，坚壁死守。
此时的战争形势对日军大大不利。日军盘踞在几处孤立的据点，互相不能支援。面对联军八万以上的兵力毫无对策，只好苦守度日。海上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开始倾向于联军，李舜臣的舰队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大明水师出动了数百搜战船，1万3千余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军“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明史——陈璘传》）。在联军水师的压力下，日军的后勤补给也成了问题。而明军的粮食、军火、后续兵员不断开往前线。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渐渐开始拉大。
勿庸置疑，前方战事不利，给远在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很大打击。内外交困的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郁郁死去，给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他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毫无不可一世之态。丰臣秀吉一死，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九月五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
丰臣秀吉的死，给日本撤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实际上日军当时已经完全无力再次占领朝鲜，自保都成了问题。日军确定于十一月十五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全线撤军。日军撤退过程中，明军乘势追击。东路军麻贵攻入岛山、西浦，追击加藤清正，在日军溃退中斩敌2千余。西路军刘綎攻夺栗林、曳桥，斩获甚多。
日军驻顺天之小西行长部第二军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然后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当时联军封锁了出海路，日军第二军无法撤走。此时，驻泗川、新城之日军第五军主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与从南海开来之宗智义部船队会合。两支船队会合后，共有兵力1万余人，舰船五百余艘，于午夜开始通过露梁海峡。陈璘、李舜臣获悉日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即命老将邓子龙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陈磷率明朝水师主力为左军，泊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正面阻击日军，待机出击；以李舜臣率朝鲜水师为右军，进泊南海之观音浦，待机与明军夹击日军。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战斗打响，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域与日军展开东亚近古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及至天亮，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被击毁击沉。岛津义弘后率只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这一战中，联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李舜臣、邓子龙皆战死。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都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明史》称万里朝鲜之役的胜利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无法否认这场战役的意义，如果日本在这个时期彻底占领了朝鲜，恐怕侵华战争也不会拖延到二十世纪了。
虽然在战役期间，日军间或有一些战术胜利，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日军在明军参战以后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猛将们，英豪们，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大都是在防守时取得的，有些胜利甚至是对方送来的。日本的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城邦、领主割据时代，其战力与中国的战国七雄动辄拥兵数十万，相差何止里许计也。现有不少资料，甚至游戏，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其实不过尔尔。
在朝鲜史书里，这场战争被大书特书（按：至于当今朝鲜和韩国如何用轻重笔墨来书写明朝和朝鲜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朝鲜人对待50年代朝鲜战争中的中方作用的态度来想象一下）。抗倭援朝之役在中国的的史书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不外有三。第一，明朝虽取得了抗倭援朝之战的胜利，但在二十年后，明朝深陷于明与后金战争的泥潭。即使当初明朝取得过一些令人称道的胜利，这些胜利最终也会被湮没在明亡的巨大阴影里。第二，传统史家认为抗倭援朝之战对明王廷来讲得不偿失，是明朝末期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第三，抗倭援朝之战中立下功勋的战将，如李如松、刘綎、李如柏等人，后来或战死沙场，或因畏敌获罪，名节无法保持始终，使后人对他们在抗倭援朝之战中的作用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军一样，丰臣秀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最后这句对明朝统治者也完全合适，援朝之战，对辽东的局势和明清关系影响太大了。
明军的兵力来源和组成
明军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中，先后投入部队4.8万人，分两次，第一次为先遣队5000人，第二次为李如松将军率领的大部队4.3万。
先遣队5000人：大部为辽东一带的明军，正规军和地方军各2500人，其中有1000人为此前逃难到明朝的朝鲜义军。（韩国出版的《真实的壬辰倭乱》记载）。
主要介绍李如松将军率领的大部队，这4.3万人的组成及来源：
辽东军一万人：这支部队是李如松的嫡系，刚刚参加完平定宁夏叛乱，常年在北方与蒙古人作战，是此次援朝战争中最精锐的部队，且全为骑兵，在战争中对日军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蓟镇步兵五千人、保定步兵五千人：蓟镇保定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均为明廷九镇九边之一，明朝仅在蓟镇一地就常年驻军10万上下，此两地也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军事要塞，本不能动用两地兵员，但考虑到朝鲜地处北方，气候与此两地类似，且这两地士兵骁勇善战，即各调5000人开赴朝鲜。
宣府、大同骑兵一共八千人：与蓟镇保定一样，此两地也均为明廷九镇九边之一，其中明朝仅仅在宣府的驻军，就达到八万三千三百零四人，明廷从这两地招兵，还颇有一些故事，正当明廷圣旨要从此地要兵入朝鲜之机，北方游牧民族部队刚好入侵，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两地将领均不肯把自己的正规部队派到朝鲜，而是从中“搀假”，宣府守军只给了1000人的正规军，另外3000人，都是地方杂牌团练部队；大同守军情况更绝，只拨给正规军500人，剩下的4500人，有3000人的地方杂牌团练，另有1500人干脆就丢给地方官，让地方官想办法，结果临时招募了1500名民兵，配上马匹，就这样，这一路的8000名骑兵，其实正规明军只有1500人，大半是杂牌军和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
福建藤牌军三千人：在明朝时期，中国各省，要论藤牌军，以福建最好，河南、浙江次之。藤牌军顾名思义主要是武器是藤牌，此次派到朝鲜的这三千名福建藤牌军，主要是从福建福清一带招募的地方部队，别看是地方部队，但是这些士兵却久经沙场，战斗力很强，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装备是每人有近2米高的藤牌，且都套在左手上，而右手是拿着长刀，腰间有十把飞刀，在战斗中排成队列慢慢前进，远看像一座移动的城堡，在远距离的时候用藤牌挡住身体，只是从藤牌前面的一个小口子看到前方，慢慢移动到敌人面前，当敌人在十米左右的距离时候，投出飞刀杀伤敌人，慢慢靠近后捡起飞刀，靠近敌人后用长刀砍杀敌人的士兵和骑兵的马腿，有时候2人密切配合，一人用藤牌掩护，另一人则砍杀敌人，这种藤牌是特制材料做成，完全可以挡住当时的任何一种火枪，只是难以挡住大炮（但是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日军是以火枪为主，就因为这点才使得日军在福建藤牌军面前吃了大亏）。
川军一万：调川军入朝鲜作战，也是有一些波折的，最初明廷是考虑到朝鲜北部多山，应该派适应山地作战的部队入朝，在当时，无论是步战还是山地丛林作战，最强的无非是广西的军队，其次到云南的军队，尤其是闻名天下的广西狼兵。但是明朝后来考虑到南部边疆不安定，安南和缅甸频频入侵，南方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广西、云南的军队暂时不能动，明廷随即决定派川军入朝，这一万川军，一半为四川本地军队，一半为原先外省驻防四川的军队，战斗力也不算弱。
以上就是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军入朝作战的部队，正规军和杂牌军混合，辽东军一万和蓟镇、保定步兵各五千以及宣府、大同骑兵中的那1500人，算是明军正规军中的精锐部队，三千福建藤牌军算是杂牌军中的精锐部队，但是其他的部队，谈不上明军中的精锐部队。总体来说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明军部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还是要高出不少（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装备），这在平壤大捷、汉江等地追击战、碧蹄馆遭遇战、王京围困战中都可以看出了。
介绍完了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现在开始介绍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军的部队组成。
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明朝国内的情况比第一次更糟糕，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仅湖南一地，就不下20次农民起义，另外缅甸军在南方不断进攻，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南下，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游牧土蛮炒花部更是在南下战争中打死了名将李如松将军。这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决定了明朝根本无法派出像第一次战争那样的较为精锐的部队。
明军在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中前后总共派出兵力大致在10万上下，其中陆军7万5千到8万之间，其兵力来源和组成如下：
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后，明军留守朝鲜的部队为一万一千人：福建藤牌军三千、辽东骑兵三千、宣府、大同骑兵的地方团练军五千，部队的来源和第一次战争一样，在此不重复。
在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明军又调辽兵5千余人，蓟镇步兵四千余人，一共一万人入朝：这两支部队与前次不一样，虽然名义上也是辽东和蓟镇的兵，但是都不是正规军，都是地方民团和新招募的新兵，甚至有不少还是强拉来参军的。所以这支部队，战斗力不算高。
当日军连克南原、水原等地后，明朝又再派原在东北蒙古前线的辽兵5千、浙江兵1万5千一共2万人增援朝鲜战场：这支增援部队成分也很复杂，辽东兵5千算是正规军，战斗力较强，但是浙江兵1.5万，除了五千是北驻的浙江部队外，其余的一万人，全是浙江各地的官府驻军，全部都毫无大兵团作战经验，战斗经验欠缺，战斗力也比较差。
蔚山会战后，明军再次派1万云南士兵和2万浙江义乌新兵入朝参战：1万名云南士兵，其中有2000人为云南官军，8000人为当地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但是这些部队都不是云南前线的精锐部队，因为当时缅甸军也集结在云南前线，所以明军驻守云南的精锐部队无法调往朝鲜战场，只好派些次等的部队上朝鲜，所以这支部队，战斗力算一般。2万浙江义乌新兵的招募，主要是由于该地有抗击倭寇的传统，当年的戚家军就是以该地士兵为主。这些义乌新兵，也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但是由于此地有一定的尚武精神，所以这支部队在朝鲜表现得还是很英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样是蔚山会战后，明朝虽然已经派了援兵，但是为了更好是消灭日军，明军前线指挥官要求再派增援部队尤其是水军一定要参战，明朝又调川军1万和水师2万入朝作战：1万川军为四川本地地方杂牌部队，到朝鲜后大部归明将刘铤指挥，这支部队常年与四川境内的叛军作战，经验丰富，但士兵组成复杂，有些是镇压叛军的地方团练，有些的叛军投诚后过来的，各部战斗力不一，有高有低，内部也不太团结。2万水师是从东南沿海各地招募的水手组成，由于明军水师的装备远强于日本水师，所以水军基本上都是打胜仗。
以上就是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明军部队的来源和组成，我们可以看出，明军在第二次派到朝鲜的，大部分都是些二流甚至三流部队，也就因为如此，明军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打得比较艰苦，中日双方在第二次战争中很多时候几乎成胶着状态。
日军的兵力组成
日军第一次投入朝鲜战场的部队番号与第二次基本一样，只是各军团兵力数量两次战争有所不同，将领也有个别调整，其中日本方面对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日方称之为庆长之役）的兵力配置部署相对详细和全面，现先把第二次战争的兵力配置列举如下：
第一军团 军团长：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7000人、宗义调5000人、松浦镇信4000人、大村纯忠2000人、后藤信康700人。
总兵力：18700人。
第二军团 军团长：加藤清正
加藤清正8000人、锅岛直茂12000人、相良赖房800人
总兵力：20800人
第三军团 军团长：黑田长政
黑田长政6000人、大友义统6000人
总兵力：12000人
第四军团 军团长：岛津义弘（原为加藤光泰）
岛津义弘1000人、毛利秀元2000人、高桥唯种2000人、秋月种长1000人、伊东佑兵1000人、岛津丰久1000人
总兵力：17000人
第五军团 军团长：福岛正则
福岛正则5000人、户田胜成4000人、蜂须贺家政7200人、长宗我部盛亲3000人、生驹亲正5500人
总兵力：30000人
第六军团 军团长：小早川秀秋（原为其父小早川隆景）
小早川秀秋10000人、毛利秀赖1500人、立花宗茂2500人、高桥绍景800人、吉弘统兴900人
总兵力：15700人
第七军团 军团长：毛利辉元
毛利辉元23000人、吉川广家7000人
总兵力：30000人
第八军团 军团长：宇喜多秀家
宇喜多秀家10000人、增田长盛3000人、石田三成2000人、加藤嘉明2000人、大谷吉继2200人
总兵力：19200人
第九军团 军团长：浅野长政
浅野长政4000人、宫部继润3000人、木下胜俊1750人、稻叶正成2000人
总兵力：10750人
第十军团 军团长：羽柴秀次（后该军团番号一度和第九军团调换）
羽柴秀次13000人、木村重成2000人、小野木重次3000人、龟井秀纲4000人
总兵力：22000人
日本陆军第二次战争投入的总兵力有190850人，根据日本史书《大和文禄庆长之役》记载，日军另有水师各部22100人，另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各处岛屿以及日本西部沿海，日本方面还集中了9.5万预备足轻（轻装步兵）。也就是说日军进入朝鲜的兵力，水陆军超过21万，如果加上后备军，则达到30万人马之多。日本可谓倾全国之力，如此兵力，怎能说不是日军精锐？
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日本方面称之为庆长之役），日军第一梯队为第一至第五军团外加辎重部队，十二万余人。（日本学者迁本侍零所写的《大和魂之晨》记载）。
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文禄之役）和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庆长之役），日军其实投入的总兵力差不多，但是一线投入部队却大不一样，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文禄之役）中，日军是水陆军20余万几乎全面进入朝鲜，妄图吞并朝鲜进而进攻中国；而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庆长之役），日军鉴于在文禄之役中伤亡惨重，尤其是其精锐的第一军团，在平壤之役中死伤大半，于是对兵力进行了从朝鲜半岛内外到日本西海岸的“三线配置”，朝鲜半岛内有水陆军12万，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各个岛屿上日军部署兵力10万上下，日本西海岸部署兵力9.5万，日军在庆长之役中之所以这样配置，是因为他们此次战争的目的没有文禄之役那么冒进，而是采取先占领朝鲜半岛南部，进而徐徐图朝鲜北部的稳妥打法。
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1250至1275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1326年写的书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1326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1327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1345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13门大炮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20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Mons Meg，长4公尺（13英尺4英吋），口径50.8公分（20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1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1464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5.2米（17英尺），重量超过17吨，发射时装用重达136公斤（300磅）的火药，可以将295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1.6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张燮《东西洋考》卷8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不及彼五分之一，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必无幸矣”。（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震数十里”。（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红夷大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唯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在这70多年中，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明朝曾经设想过远征日本的“捣巢之役”
明军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是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明朝的军事力量占据很大优势，尤其是明朝的水军，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当时堪称是“世界第一。”可是在朝鲜之役中，明朝军队明显是采取防守反击的态势，在日军入侵朝鲜（明朝的属国），朝鲜即将亡国的情况下，才出兵与日军作战，那么，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特别是水军力量空前强大的明朝，难道就没有想过“先发制人”，就没有想过率先对日本进行军事打击吗？
从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其实可以发现，当时的明朝朝廷，曾经有人提出过“先发制人”的战略，只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当时的朝廷中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很快就被否决。
明朝“对日先发制人”的战略，曾经有过三种设想：（一）命令朝鲜军队先发制人，联合暹罗、琉球等国讨伐日本。
日本对外的扩张的野心，其实早在朝鲜之役发生的一年前，就已经暴露，而且，是日本人自己说出来的，朝鲜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如下：
宣祖二十四年初我使黄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贻书我国，使之整其军兵，与日本合动，直犯上国。我国举义斥绝，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具由奏闻。中朝先因许仪后亦闻倭谋，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我国又因冬至使李裕仁之行再奏贼情曰：“倭奴凶悖之说，小邦虽未委虚的，事系上国，不得不以时申闻，故辄付陪臣节次陈达。钦蒙皇上不外之眷，奖谕赏赉，前后稠沓，乃至责勉以剿贼之效。顾臣驽劣，无以称副，感惧涕泣，不知所报。臣窃念小邦与伊国虽曰并居东瀛之堑，茫无际畔，岛屿交错，窟穴险远，此乃天地所以区别丑种也。彼以舟楫为家，寇抄为业，颿风飘忽，往来无常，而小邦之人则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边吏者，唯守备是图。小邦世被皇眷，视同内服，而臣又遭际圣明，沐浴殊恩，区区愿忠，固出常情。兹者么么小丑，敢生逆天之计，在天朝曾不足以勤折棰之策，而臣子之痛愤曷有其极！况以诬捏不测之言，加之小邦，传播远近。臣与举国臣民，扼腕切骨，无食息之蹔忘。如贼之情得其审，则必蹠穿奔达；如贼之动在所遇，则必贾勇先登。臣将不命其承！况今重感恩谕，益当率励。苟事力所可及，敢不殚竭愚虑，以仰酬万一，而顾以贼遗父母之国乎？”《宣祖实录》的记载很明确。1591年，朝鲜使者黄允吉访问日本，丰臣秀吉企图拉拢朝鲜，联合入侵明朝，由此可见，入侵朝鲜仅仅是跳板，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入侵中国，而朝鲜对此拒绝，并派金应南为使臣，将情况报告给了明朝朝廷。
明朝对此提出的建议是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要朝鲜先发制人，联合泰国和琉球，将日本灭掉，这个设想，显然是太不切合实际了，比较朝鲜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历来都是日本强而朝鲜弱，如果没有中国几次出兵支援，朝鲜在历史上可能要被日本灭掉n次了，自保都很困难，还能远征日本？至于说联合泰国（暹罗）和琉球，泰国远在南亚，与日本没有利益冲突，那里是说联合就能联合的？就算是真的联合作战，朝鲜，泰国，琉球组成三国联军，能灭掉日本吗？估计也很难说，在冷兵器时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战场上是很有力量的，朝鲜自己也很清楚与日本的差距，因此给明朝通风报信可以，要出兵远征，朝鲜立即拒绝了，臣窃念小邦与伊国虽曰并居东瀛之堑，茫无际畔，岛屿交错，窟穴险远，此乃天地所以区别丑种也。彼以舟楫为家，寇抄为业，颿风飘忽，往来无常，而小邦之人则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边吏者，唯守备是图。（二）利用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军队，灭掉日本。
这一设想是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提出的，《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壬午条记载如下：“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其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澚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
按《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万历对刘继文的这一提议是“着如议行”，也就是“同意，照此执行”的意思，看来这一设想是得到批准了，可是后来的事情，就没有下文了，也没有发生葡萄牙军队远征日本的战事，估计是葡萄牙对远征日本没有兴趣，此事没有办成，因此史书中也就再无记载了。（三）明军直接出兵远征。
应该说，与前两个设想相比，这是最具可行性的设想，明朝军队人多势众，而且拥有世界第一的水军，明军水师舰船远航至日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提出这一设想的人，是明朝的太仆寺少卿张文熙。
据《浙江通志》记载：张文熙，字念华，临桂人，万历进士，以御史按浙。壬午乡试，主场无考官，文熙兼董之，得人为盛。居官宽猛并济，抚安兵民，浙人服其英决，建祠祀焉。历官太仆寺卿。
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事爆发，张文熙时任太仆寺少卿。当时“倭警岌岌”，兵部尚书石星广集众思，寻求对策。据载，朝论虽“策倭患纷纷”，却多“无能出奇制胜者”。唯张文熙提出的“调四省兵往以捣巢”之计颇有“奇策”之誉。
张文熙提出的“调四省兵往以捣巢”之计，所谓“四省”，是指浙、直、福、粤沿海四省，所谓“捣巢”，就是以四省之兵乘船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当时战事已经发生，日军已入侵朝鲜，张文熙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被称为“奇策。”
然而虽被称为“奇策”，却最终没有被朝廷采纳，因为当时虽然也有人支持这一奇策，但是反对的人更多，站在明朝朝廷的角度看，反对的人其实也很有道理，这其中反对最力的人，是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他专门上了一道《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的奏折，提出了反对“捣巢”的五大理由：（1）“日本与朝鲜隔绝大海，声息不相闻，而犬羊异类，亲属不相顾，攻之未必救也。总倾其巢穴，何能牵其东归？”也就是说，朝鲜与日本相隔着大海，消息不通，进攻日本，未必能有效的牵制在朝鲜的日军，“围魏”不一定能“救赵。”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无线电通讯，明军攻打日本本土，入侵朝鲜的日军不可能立即知道，也就不可能撤兵回援，起不到“围魏救赵”的效果。（2）徐桓认为日本“精锐尚多”，且“以逸待劳”，而明朝的远征军却是“以劳攻逸，如群羊攻猛虎”，何况“风波汹涌”，“万不能济”。这一理由，其实是把日军的力量夸大了，入侵朝鲜的日军已经是日军主力了，而从朝鲜战场的表现来看，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强于日军的。（3）后勤保障困难，徐桓认为“茫茫大海，运道不通，兵饷何能接济？”（4）徐桓认为调四省之兵远征日本，乃“必死之役”，没有人会“舍生以勇往”，“势必骚动，别生事端”，结果会造成“外患未除，内变先作”，也就是说，此战是置于死地的“必死之役”，没人愿意打这样的仗，如此向四省征兵，很可能“势必骚动，别生事端”，引起四省的内乱。（5）徐桓认为闽、广、浙、直“每省调（兵）一万五千”，会造成沿海一带“空垒而出”，导致海防空虚，使“防守者何资？”而交战的对象是“人人能战”的“倭奴”，“以六万之师捣之”显然“众寡不敌，胜负易分”，虽然冒险，却“未必获利”。
综上所述，徐桓所说的理由，显然也有其相应的道理，张文熙的“捣巢理论”虽然是“奇策”，但是非常激进，能否真正取得实战胜利，却是不好说的，作为反对者的徐桓，也有自己的“五大理由。”明朝朝廷最终还是否定了张文熙的设想，没有出兵远征日本。
中西首次战争：明朝与葡萄牙屯门之战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翻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第二章 明朝的军事发展
后金记载中的明朝火器
女真人对明朝火器最关心，他们的将领在询问朝鲜使者时特地拿出自己的铁盔，向使者询问鸟铳能否能够击穿，使者老实回答能轻松击穿，当时女真将领很沮丧。
后来努尔哈赤起兵时肯定对女真的盔甲作了极大的改进，明朝人承认后金“器械精良”，这时候的明军的火器除了火炮，已经不能造成有效打击，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永定门大战，满桂排出九轮火器队轮番不间断射击，在火器队前面还有木栅保护，后金铁甲军在拆除木栅时，明军的铁弹像雨点一样打在他们身上，竟不能击穿后金铁甲，被顺利拆除障碍骑兵冲入砍杀。战后后金统计是零伤亡，等于宣大数万援军几个名将白白被屠杀了。明军的火器质量可见一斑。
在当时北京之战中，后金记录伤亡主要是在广渠门和袁崇焕军队作战中的，大概看清方零星的记载中没有火器造成伤亡的记录，除了少量的弓箭伤损，主要是辽东明军的马刀砍伤和辽军的“榔头”砸伤，我参考其它资料，这个“榔头”应该就是发射完的三眼铳，掉过头当榔头用，主要砸在清军的手臂部位，辽明军的马刀也很强，有砍透后金军两重盔甲的记载。
平壤攻城战 李如松大破未尝一败的丰臣秀吉精锐
说平壤会战，估计朝鲜网友八成不干，对于这个在平壤市旅游局宣传手册上被称为拥有“五千年历史和四大发明”（别笑，这是笔者去北朝鲜旅游的时候当地官员亲手发给我的）的朝鲜王国来说，这一仗想给自己民族找出点光彩来，那真是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困难。
可我还是列出来了，原因很简单，这场历时三天的城池争夺战，中日双方参战部队共计六万人，仿佛一台严格按照三一律模式演出的舞台剧，浓缩了几乎所有战争小说中应有的精彩元素，从文戏到武戏，皆连贯有秩，高潮迭起，即使在时间过去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足够让关注中世纪历史的军事迷们回味无穷。
报一下戏单：中方：明朝辽东提督李如松，所部明军四万人。日方：侵朝日军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所部日军两万人。地点：平壤城。
大戏开场，完成日本一统的“战国英雄”丰臣秀吉惦记上了中华的万里河山，挥兵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朝鲜人一溃千里，朝鲜人的靠山——中国大明王朝出场了。
1593年正月，由中国各地抽调的四万精兵，在提督李如松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与此同时，明朝依旧频繁派遣使节与日方沟通，糊弄日本说此行是来“封贡”的。于是，毫无戒备的日本20万军队放心的分散到各处，镇压朝鲜本地起义军的反抗。抓住这宝贵的机会，明朝在日本几路重兵的缝隙下连夜急行军，终于兵临朝鲜北方重镇——平壤城下。他们的对面，是日本第一军小西行长的两万大军，这是侵朝日军中的王牌精锐。至此，明朝的初步战略计划已经完成，在总兵力不及侵朝日军五分之一的情况下，身为主帅的李如松充分发挥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谋略，率军大胆穿插，兵临平壤城下。若能顺利吃掉平壤的日本第一军主力，朝鲜战争这盘死棋，就将满盘皆活。
饶是如此，明军也已将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下，直明军实际已经处于数路日军的包围之下，看似四万明军打两万日军不是难事，可敌人有坚城固守，外围的日军部队也会拼命增援，平壤之战，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垮敌人，等待明军的将是围歼和死亡，而从目前的情况下，时间，似乎依然还是日本人的朋友。
日军的对面，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进攻战天才——李如松。他是明朝大将李成梁的长子，多少年来南征北战扫荡明帝国周边敌人，是明朝的老对手蒙古人心头不折不扣的噩梦，这一次，噩梦的拥有者里，又要加上无数日本人的姓名。
自诩为日本最精锐的第一军将士并不知道，他们面前的对手，是一支云集了中国军事天才的豪华阵容，具体的成员包括曾在东南沿海扫荡倭寇的戚家军，在塞北荒漠痛打蒙古黄金家族的宣大精骑，在印度支那修理过缅甸东吁王朝的广西狼兵，在辽东黑土地上追杀蒙古土蛮人的辽东精骑，都是在沙场上百战百胜的劲旅，说他们是天兵天将，那是相当的不过分。
日本人只知道，他们是跟随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老底军队，数十年中未尝一败，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技术最精良的火枪部队，他们还占有着朝鲜最坚固的城池，他们还为平壤设计了最佳的立体防御体系，平壤北城的牡丹台与平壤城头的防线连成一个近乎完美的阵线，他们骄傲的相信，打破这样的城池，凭天兵天将？就是天皇来了也办不到！
李如松办的到！
公元1593年正月初八清晨，决定整个朝鲜战争命运的平壤攻防战，终于打响了。
数百门明朝大炮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佛朗机，将军炮，虎尊炮一字排开，雨点般的炮弹砸向平壤城墙，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猛烈的炮火打击网，日军的一线阵地陷入一片火海中，从未见识过如此强度炮火打击的日军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中，持续的火力打击后，四万明军向平壤的四个城门同时发起了进攻，惨烈的搏杀开始了。
小西行长却平静的很，明军的火力打击固然要他吃惊，可他明白，仅靠这个是赢不了战争胜利的，果然，在短暂的慌乱后，日军重新恢复了秩序，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火枪，不断射杀着冲锋的明军，日本长矛兵更是以玩命的架势和明军肉搏，伤痕累累的平壤城墙登时成了一片搅肉机，明军前仆后继，日本死战不退，双方的伤亡都在直线上升，在经过惨烈的争夺后，明军在几个城门的冲锋都被打退，深爱中国典籍的小西行长轻轻松了一口气：李如松，你就这点三扳斧吗？
可是，李如松并不是程咬金。
果然，小西行长很快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牡丹峰阵地被明军缠住了。
作为优秀的指挥官，李如松一眼就切中了日军防线的要害：易守难攻的平壤北门牡丹峰与其他三城门是遥相呼应的点，要破城，就要先将他们隔断。
吴唯忠的三千戚家军将士受命出动了，牡丹峰上却有日军5000精锐，地势险要己方兵力又不如人，这没法打的仗却被戚家军打得有声有色，训练有素的戚家军轮番爬墙攻击，用最小的伤亡和不间断的进攻死死的拖住了敌人。一句话，打不下你就缠住你。牡丹峰的争夺战从清晨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天，双方皆伤亡惨重，甚至吴唯忠本人也胸部中弹，他们成功的拖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的破城赢得了时机。
至此，所谓遥相呼应的平壤防线，已经被明军切割成了两个点，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倾斜了。
在救援牡丹锋无望的情况下，小西行长以一个老将的经验很快做出了应对，他重新调配了防御的兵力，收缩防守，利用火枪的优势继续抵挡明军的进攻，明朝的冲锋部队伤亡惨重，攻击再度受挫，甚至李如松本人的战马也中弹倒毙，战斗，再次陷入了胶着！
然而小西行长却没有意识到，他正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战斗已经整整打了半天，明军在平壤北门，西门，东门三处的攻势毫不停歇，明军猛攻不止，日军死战不退，双方之间犬牙交错，攻守都已白热化，可平壤的南城，却仍旧是一片平静，
可覆灭，恰是从此刻开始。
平壤南城下，一支身着朝鲜军服的部队已经悄悄的摸到了城根，守卫南城的是由朝鲜人组成的日本“伪军”部队，这些“二鬼子”们显然把眼前的敌人当做了自己的同胞，于是纷纷兴高采烈的拿起武器准备招呼，及至对方攻上城头，把身上的外套随手一脱，二鬼子们登时惊了，他们刹那间撕心裂肺的齐嚎了一句：戚家军！
不错，偷袭南城的，正是李如松特意安排的戚家军一部和辽东精骑一部，他们都是明军精锐中的翘楚，此刻，他们给朝鲜二鬼子们轻松的上了一堂军事教育课，于转瞬间登上城头解决敌人。正在苦苦支撑的小西行长听到了这个青天霹雳一般的消息：南城！沦陷了！
平壤南城门告破，攻击的明军如洪水一般蜂拥，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李如松抽出一只握匕首的手，轻易的扎在了日本人的腰眼了，日军，象一个中了黑刀的武术一样，终于吐血了。
登城，夹击，合围，在炮火与打击中苦苦支撑的日军终于崩溃了，平壤防线，仿佛一坐坚固的堤坝，在被洪水冲开缺口后登时坍塌。在这场斗力的较量中，明军赢了，在斗脑子的比拼里，日本智将小西行长更输得一塌糊涂。
南城破了，东城破了，西城破了，明军全线破城，日军节节抵抗，一点一点的收缩着防御阵线，明朝全线破城，不死心的小西行长将兵力收缩到平壤城里的几处高处据点里，企图进行最后的顽抗，支撑日军残部的是个非常简单的信念：等待援兵，反败为胜。
李如松却突然说：停止进攻！
小西行长懵了，仗打到这个地步，明知自己坚守待援，却自己突然放弃了进攻，他脑子进水了么。
事实证明李如松脑袋没进水，他不过是爱惜士兵的生命而已。不但爱惜自己士兵的生命，还非常关心在严寒中作战的日军士兵的冷暖，很快明军士兵热情的抱来了大捆柴火堆在日军据点下，烧！
整个平壤陷入了一片火海，日军借以顽抗的各个高台据点登时成了锅炉，惨叫声不绝于耳，被熏得满脸黑的小西行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再次判断局势，却终于捕捉到明军合围的缺口，于是当机立断的小西行长立刻整顿残兵——突围。
小西行长的判断没错，平壤的东面确实没有明朝设防，于是日军欢天喜地的冲了出去，冲到近前却傻眼了：面前是一条大河。于是朝鲜历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灾难式的记载——溺死者万人。
先挨炮，又被火烧，最后被冷水冻，可怜的日本人在平壤算是倒霉到家了，每每读史到此，我总会想起中学语文课本里老舍先生的那篇课文《在烈日和暴风雨下》，里面的骆驼祥子先是被烈日烤，又被大雨淋，最后老舍先生同情的说：“他哆嗦的，仿佛风雨中的树叶。”
而此时的日本人，却狼狈得，如走投无路的疯狗！
事实证明疯狗还是有用的，饶是如此倒霉，凭着所谓“疯狗精神”，小西行长终于还是率日军残部成功逃生。至此，平壤之战胜利结束，明军占领平壤，赢得了朝鲜战争的主动权，这以后的日子里，明军高歌猛进，相继收复朝鲜多个重镇。终于使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以失败告终。说这是一场鼎定朝鲜战局的大会战，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场堪称16世纪最精彩的城市攻防战，几乎集结了一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以其参战双方坚韧的精神，双方指挥官奇招迭出斗智斗勇的精彩过程，还有其奠定朝鲜战争大局的重要意义，永远留在历史战争大戏的卷册中，可关于它的争论，似乎到今天还没完。
比如双方的确切伤亡数，中国在此战中付出了七百多人的伤亡，斩获日军首级1000个，倒不是说日本人死的少，实在是因为日本人的死法花样太多，不是烧死就是淹死，砍头，只算是小儿科了。唯一可以查证的是日军自己的记录：败逃的小西行长跑回了首尔，手下只剩几千残兵，仅他的第一军伤亡就有数万人，加上参与防守的第二军也减员八千人，按照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此战伤亡当在两万人以上，一句话，死惨了。
更惨的是李如松，演绎了战争史经典的他却在之后被泼了无数脏水，文官们骂他，言官们骂他，甚至四百年以后，那位红楼梦的主演陈晓旭，临去世前还不忘拍个电视剧《了凡》骂他，实在是因为李大将军太不会做人，活脱脱亮剑里李云龙的翻版。加上清朝的史官出于政治考虑，对此战大肆抹黑，似乎也有情可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百年后，一直诋毁平壤之战的满清也在相同的地方与相同的对手展开了一场相同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人惊讶的发现，那些曾经给他们带来无数战败噩梦的中国人，那些传说中勇猛顽强的斗士，居然全是一群拖着大辫子一听枪响就吓尿裤子的懦夫。实在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个字——堕落了！
50多年前，在离平壤不远的长津湖上，新中国的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给了骄横的美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后，指挥这场战役的宋时轮将军，望着长津湖汹涌的波涛泪如雨下，他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那句话，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对于四百年前那场战争最好的评价了，从过程到结果，都是最好的了，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精神与信念，我们曾经拥有的，我们之后一定会重新拥有，只要我们明白宋将军的那句话。
那句话是：记住历史，那是我们的光荣。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抗日战争
——白江鏖兵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竞“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第三章 明朝对日本的战争
明朝援朝抗倭最惊心动魄一战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已经震动了大明朝野。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政府派遣了两支偏师前往朝鲜侦察敌情。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000在平壤附近遭遇日军埋伏，全军覆没。副总兵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这时又传来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丰臣秀吉的狂妄野心彻底激怒了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颁旨下令东征御倭援朝，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领军事。
明政府从全国调集了大批精锐部队入朝参战，包括：辽东精骑10000；宣府精骑8000；大同精骑8000；蓟镇神机营精锐步兵5000；保定神机营精锐步兵5000；江浙步兵3000；川军步兵5000。
辽东、宣府、大同的轻骑兵装备有轻甲、马刀、长矛、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来自明军的神机营，装备了火统、鸟枪和火炮。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
大明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12月23日，援朝大军在东征提督李如松、副将李如柏、李如梅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西元1593年1月7日，东征大军兵临平壤城下。驻守平壤的是小西行长指挥的侵朝日军第一军团18000余人。
次日明军发起总攻，李如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日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枪不断射击，明军劲弩、火炮齐发，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战斗非常激烈。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其弟副将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皆毫无惧色，指挥若定。
激战至中午，中朝军队从三面攻入平壤城内，日军全线崩溃，纷纷夺路而逃。明军炮轰冰封的大同江面，骑兵分路包抄截杀溃敌，日军火烧、炮击、溺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据《日本战史》记载，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11300余名，仅余6600人，减员近三分之二，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平壤之役是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明军巧妙部署兵力，合理运用战术，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
李如松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明军入朝仅仅一个多月，便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兵锋直指王京——汉城。
壬辰战争史诗中的华彩乐章——碧蹄馆大血战
碧蹄馆是位于汉城以北十五公里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驿馆，1593年1月24日——25日在这里所爆发的一系列激战，将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小驿馆载入了亚洲战争历史的史册。
西元1593年1月24日，明军的一支侦察部队约3000骑兵在汉城郊区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遭遇并爆发激战，明军大胜斩首600余级。
加藤光泰败退后，立刻报告了汉城日本军总部。随后，日军第六军团主力、第三、第九军团各一部共36000余人先后赶到战场，将这支明军包围在碧蹄馆，一场前哨战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场遭遇战——壬辰战争史诗中最惊心动魄的碧蹄馆大战打响了。
日本主将——第六军团指挥官小早川隆景认为，这是明军总攻的前兆，消灭眼前这支孤军是在明军总攻之前消灭其有生力量的绝佳战机，他计划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这支明军，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斗。此时小早川隆景绝没有想到，自己吞下的不是一块肥肉，而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
被包围是由明军副总兵查大受指挥的3000辽东铁骑，曾经在关外与沙漠蛮族较量过的百战雄师，明军精锐中的精锐，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最大射程1000米，后填装弹，发射散弹时一发炮弹带有500发子弹，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和大量三眼火铳、集束火箭（明军常备武器中的一种，手动点火，射程300米，一次发20枝的称为“火龙箭”，32枝的称为“一窝蜂”，49枝称为“飞廉箭”，100枝的称为“百虎齐奔”）。
碧蹄馆一战，3000明军（到战斗即将结束时增至5000）与十几倍的日军激战一昼夜，以战车为工事，先以佛郎机炮、三眼火铳、集束火箭的压倒性火力优势大量杀伤日军，再以骑兵的短促出击消灭逼近的足轻步兵，击退了日军一次次潮水般的进攻。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明军仅余900余骑，弹丸、火药全部耗尽，但大明军旗始终屹立不倒，高高飘扬在碧蹄馆上空。
残酷的战斗持续到25日，李如松和明将杨元各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从日军侧翼发起猛攻，日军经过一昼夜激战伤亡惨重，已成强弩之末，误认为明军主力发起总攻，遂仓惶撤回王京。
此战，明军伤亡2500余人，日军伤亡超过8000人。
料罗湾海战：明朝海军用落后武器大胜荷兰殖民者
料罗湾海战在中国古代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海战了，大明方面投入了150多艘战舰，几万士兵，荷兰人方面印支殖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规模不亚于鸦片战争，同样是武器落后于西方，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
战争的起因是荷兰方面为夺占中国对外贸易权。禁止西班牙人、葡萄人介入与中国交易。荷兰方面认为攻击中国以先进的大炮武器，性能优异的快速战舰则十拿九稳。所以派了战舰十一艘（Jacht，Bredam，Weiringen，de Fluyt Warmondt，Texcel，Weesp，Couckercke，Catwijck，Zeeburch，Kemphaen，Salm），交由普特曼斯指挥，另有旗舰密德堡及一艘中国戎克船打狗号（Tavcoya），此外还包括50艘海盗船。
一六三三年七月七日荷舰队进兵南澳，往占厦门。十二日，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将舰队分成两队，Jacht、Texcel、Couckercke、Catwijck、Kemphaen到厦门湾右侧，Salm、Zeeburch及戎克船打狗号到厦门湾北侧，攻击郑芝龙在厦门湾内正在整修的船只。
郑芝龙不料荷人会采用攻击，因不久前郑芝龙答应发给台湾方面自由贸易的执照，认为这样应会使荷兰人满意。七月十二日荷军偷袭厦门，明军在无防守下大败，计有郑芝龙部下十艘船被焚，张永产部下的五艘船亦焚毁。郑芝龙在停在厦门的船队被彻底摧毁。七月十七日起，荷兰从攻击河流上游，改为封锁海面、掠夺船只。
十九日到二十二日四天中，Zeeburch掠夺一艘柬埔寨船、一艘广东船，二艘戎克船，其上分别载运盐和西瓜。Salm及Kemphaen掠夺二艘马尼拉的戎克船，但其中一艘很技巧的逃走了。
七月二十六日，明廷指责荷人烧毁大明皇帝的船只，要荷人赔偿战争损失，并退回到不属于中国的大员，贸易方面一定要协商签约。荷兰人自恃优势武力，对独占中国市场的大饼指日可望，当然对明近的协商感到不耐烦。
事态已经扩大，大明方面的对策：郑芝龙将自己拥有的私人海上武力调集，使用全新的英国大炮，配上有长年丰富海上经验的老干部，积极准备战舰、放火船外，并发出悬赏令，在海澄、刘五店、石浔、安海共集合三十五只大战船，一百只放火船，及其它大小船只共四百只，准备全力与荷军一决胜负。
八月十二日，红毛人企图登陆，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防御海岸得宜，红毛人未能得逞。八月十四日、十八日、十九日有海上战事。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有台风，普特曼斯将船队开到铜山避风，同时再获得一百名士兵的增援。九月五日，普特曼斯在铜山避风后，不忘强盗本色，攻击铜山一带，抢了一些牛、猪、鸡。九月八日，又进行掠夺牛、猪、鸡。九月十八日，郑芝龙与刘香有激战，刘香败，逃往澎湖。
崇祯皇帝十分不满红毛人在中国杀人放火掠夺财富，下令派路振飞为巡按查办，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惩荷。
九月二十八日荷兰人决议再将舰队开往金门，但又遇台风，直到十月初。十月六日，普特曼斯与海盗共同抢劫一个岛不知岛名但有农夫、有米、有动物的岛。
十月十日，荷舰受到中国舰的攻击，海盗马上救助荷兰人，并向普特曼斯邀功。
十月十五日福建巡抚邹维琏在海澄誓师，令郑芝龙为前锋。十月十七日郑芝龙报告：“卑职督率船只扼要乌沙头，据报夷夹板船九只，刘香贼船五十余只，自南北上，游移外洋。”
十月十八日，荷人见在金门北角有四、五十只中国船舰，故将船队靠于金门西南角。
十月十九日，荷人收到战书。
十月二十二日五鼓之时，战争爆发，郑芝龙舰队140艘，荷兰舰队59艘在料罗湾遭遇，荷舰炮火非常猛烈毛瑟枪密集射击，郑方用英国大炮还击，并分舰队2路包抄，登上敌舰。荷军除了四艘大划船沉没外，剩下五艘也受重创，戎克船全部着火沉没。
战后结局：战后中国方面明确的要求是：
1。荷兰人到非中国属地的大员去，不可到中国沿海。
2。荷兰人需赔偿战争损失。
3。中国人载货到大员做贸易。亦即荷人无直接与中国贸易的权利。
明朝援朝抗倭最惊心动魄一战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已经震动了大明朝野。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政府派遣了两支偏师前往朝鲜侦察敌情。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000在平壤附近遭遇日军埋伏，全军覆没。副总兵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这时又传来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丰臣秀吉的狂妄野心彻底激怒了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颁旨下令东征御倭援朝，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领军事。
明政府从全国调集了大批精锐部队入朝参战，包括：辽东精骑10000；宣府精骑8000；大同精骑8000；蓟镇神机营精锐步兵5000；保定神机营精锐步兵5000；江浙步兵3000；川军步兵5000。
辽东、宣府、大同的轻骑兵装备有轻甲、马刀、长矛、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来自明军的神机营，装备了火统、鸟枪和火炮。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
大明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12月23日，援朝大军在东征提督李如松、副将李如柏、李如梅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西元1593年1月7日，东征大军兵临平壤城下。驻守平壤的是小西行长指挥的侵朝日军第一军团18000余人。
次日明军发起总攻，李如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日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枪不断射击，明军劲弩、火炮齐发，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战斗非常激烈。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其弟副将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皆毫无惧色，指挥若定。
激战至中午，中朝军队从三面攻入平壤城内，日军全线崩溃，纷纷夺路而逃。明军炮轰冰封的大同江面，骑兵分路包抄截杀溃敌，日军火烧、炮击、溺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据《日本战史》记载，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11300余名，仅余6600人，减员近三分之二，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平壤之役是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明军巧妙部署兵力，合理运用战术，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
李如松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明军入朝仅仅一个多月，便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兵锋直指王京——汉城。
壬辰战争史诗中的华彩乐章——碧蹄馆大血战
碧蹄馆是位于汉城以北十五公里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驿馆，1593年1月24日——25日在这里所爆发的一系列激战，将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小驿馆载入了亚洲战争历史的史册。
西元1593年1月24日，明军的一支侦察部队约3000骑兵在汉城郊区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遭遇并爆发激战，明军大胜斩首600余级。
加藤光泰败退后，立刻报告了汉城日本军总部。随后，日军第六军团主力、第三、第九军团各一部共36000余人先后赶到战场，将这支明军包围在碧蹄馆，一场前哨战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场遭遇战——壬辰战争史诗中最惊心动魄的碧蹄馆大战打响了。
日本主将——第六军团指挥官小早川隆景认为，这是明军总攻的前兆，消灭眼前这支孤军是在明军总攻之前消灭其有生力量的绝佳战机，他计划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这支明军，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斗。此时小早川隆景绝没有想到，自己吞下的不是一块肥肉，而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
被包围是由明军副总兵查大受指挥的3000辽东铁骑，曾经在关外与沙漠蛮族较量过的百战雄师，明军精锐中的精锐，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最大射程1000米，后填装弹，发射散弹时一发炮弹带有500发子弹，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和大量三眼火铳、集束火箭（明军常备武器中的一种，手动点火，射程300米，一次发20枝的称为“火龙箭”，32枝的称为“一窝蜂”，49枝称为“飞廉箭”，100枝的称为“百虎齐奔”）。
碧蹄馆一战，3000明军（到战斗即将结束时增至5000）与十几倍的日军激战一昼夜，以战车为工事，先以佛郎机炮、三眼火铳、集束火箭的压倒性火力优势大量杀伤日军，再以骑兵的短促出击消灭逼近的足轻步兵，击退了日军一次次潮水般的进攻。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明军仅余900余骑，弹丸、火药全部耗尽，但大明军旗始终屹立不倒，高高飘扬在碧蹄馆上空。
残酷的战斗持续到25日，李如松和明将杨元各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从日军侧翼发起猛攻，日军经过一昼夜激战伤亡惨重，已成强弩之末，误认为明军主力发起总攻，遂仓惶撤回王京。
此战，明军伤亡2500余人，日军伤亡超过8000人。
平壤攻城战 李如松大破未尝一败的丰臣秀吉精锐
说平壤会战，估计朝鲜网友八成不干，对于这个在平壤市旅游局宣传手册上被称为拥有“五千年历史和四大发明”（别笑，这是笔者去北朝鲜旅游的时候当地官员亲手发给我的）的朝鲜王国来说，这一仗想给自己民族找出点光彩来，那真是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困难。
可我还是列出来了，原因很简单，这场历时三天的城池争夺战，中日双方参战部队共计六万人，仿佛一台严格按照三一律模式演出的舞台剧，浓缩了几乎所有战争小说中应有的精彩元素，从文戏到武戏，皆连贯有秩，高潮迭起，即使在时间过去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足够让关注中世纪历史的军事迷们回味无穷。
报一下戏单：中方：明朝辽东提督李如松，所部明军四万人。日方：侵朝日军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所部日军两万人。地点：平壤城。
大戏开场，完成日本一统的“战国英雄”丰臣秀吉惦记上了中华的万里河山，挥兵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朝鲜人一溃千里，朝鲜人的靠山——中国大明王朝出场了。
1593年正月，由中国各地抽调的四万精兵，在提督李如松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与此同时，明朝依旧频繁派遣使节与日方沟通，糊弄日本说此行是来“封贡”的。于是，毫无戒备的日本20万军队放心的分散到各处，镇压朝鲜本地起义军的反抗。抓住这宝贵的机会，明朝在日本几路重兵的缝隙下连夜急行军，终于兵临朝鲜北方重镇——平壤城下。他们的对面，是日本第一军小西行长的两万大军，这是侵朝日军中的王牌精锐。至此，明朝的初步战略计划已经完成，在总兵力不及侵朝日军五分之一的情况下，身为主帅的李如松充分发挥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谋略，率军大胆穿插，兵临平壤城下。若能顺利吃掉平壤的日本第一军主力，朝鲜战争这盘死棋，就将满盘皆活。
饶是如此，明军也已将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下，直明军实际已经处于数路日军的包围之下，看似四万明军打两万日军不是难事，可敌人有坚城固守，外围的日军部队也会拼命增援，平壤之战，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垮敌人，等待明军的将是围歼和死亡，而从目前的情况下，时间，似乎依然还是日本人的朋友。
日军的对面，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进攻战天才——李如松。他是明朝大将李成梁的长子，多少年来南征北战扫荡明帝国周边敌人，是明朝的老对手蒙古人心头不折不扣的噩梦，这一次，噩梦的拥有者里，又要加上无数日本人的姓名。
自诩为日本最精锐的第一军将士并不知道，他们面前的对手，是一支云集了中国军事天才的豪华阵容，具体的成员包括曾在东南沿海扫荡倭寇的戚家军，在塞北荒漠痛打蒙古黄金家族的宣大精骑，在印度支那修理过缅甸东吁王朝的广西狼兵，在辽东黑土地上追杀蒙古土蛮人的辽东精骑，都是在沙场上百战百胜的劲旅，说他们是天兵天将，那是相当的不过分。
日本人只知道，他们是跟随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老底军队，数十年中未尝一败，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技术最精良的火枪部队，他们还占有着朝鲜最坚固的城池，他们还为平壤设计了最佳的立体防御体系，平壤北城的牡丹台与平壤城头的防线连成一个近乎完美的阵线，他们骄傲的相信，打破这样的城池，凭天兵天将？就是天皇来了也办不到！
李如松办的到！
公元1593年正月初八清晨，决定整个朝鲜战争命运的平壤攻防战，终于打响了。
数百门明朝大炮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佛朗机，将军炮，虎尊炮一字排开，雨点般的炮弹砸向平壤城墙，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猛烈的炮火打击网，日军的一线阵地陷入一片火海中，从未见识过如此强度炮火打击的日军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中，持续的火力打击后，四万明军向平壤的四个城门同时发起了进攻，惨烈的搏杀开始了。
小西行长却平静的很，明军的火力打击固然要他吃惊，可他明白，仅靠这个是赢不了战争胜利的，果然，在短暂的慌乱后，日军重新恢复了秩序，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火枪，不断射杀着冲锋的明军，日本长矛兵更是以玩命的架势和明军肉搏，伤痕累累的平壤城墙登时成了一片搅肉机，明军前仆后继，日本死战不退，双方的伤亡都在直线上升，在经过惨烈的争夺后，明军在几个城门的冲锋都被打退，深爱中国典籍的小西行长轻轻松了一口气：李如松，你就这点三扳斧吗？
可是，李如松并不是程咬金。
果然，小西行长很快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牡丹峰阵地被明军缠住了。
作为优秀的指挥官，李如松一眼就切中了日军防线的要害：易守难攻的平壤北门牡丹峰与其他三城门是遥相呼应的点，要破城，就要先将他们隔断。
吴唯忠的三千戚家军将士受命出动了，牡丹峰上却有日军5000精锐，地势险要己方兵力又不如人，这没法打的仗却被戚家军打得有声有色，训练有素的戚家军轮番爬墙攻击，用最小的伤亡和不间断的进攻死死的拖住了敌人。一句话，打不下你就缠住你。牡丹峰的争夺战从清晨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天，双方皆伤亡惨重，甚至吴唯忠本人也胸部中弹，他们成功的拖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的破城赢得了时机。
至此，所谓遥相呼应的平壤防线，已经被明军切割成了两个点，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倾斜了。
在救援牡丹锋无望的情况下，小西行长以一个老将的经验很快做出了应对，他重新调配了防御的兵力，收缩防守，利用火枪的优势继续抵挡明军的进攻，明朝的冲锋部队伤亡惨重，攻击再度受挫，甚至李如松本人的战马也中弹倒毙，战斗，再次陷入了胶着！
然而小西行长却没有意识到，他正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战斗已经整整打了半天，明军在平壤北门，西门，东门三处的攻势毫不停歇，明军猛攻不止，日军死战不退，双方之间犬牙交错，攻守都已白热化，可平壤的南城，却仍旧是一片平静，可覆灭，恰是从此刻开始。
平壤南城下，一支身着朝鲜军服的部队已经悄悄的摸到了城根，守卫南城的是由朝鲜人组成的日本“伪军”部队，这些“二鬼子”们显然把眼前的敌人当做了自己的同胞，于是纷纷兴高采烈的拿起武器准备招呼，及至对方攻上城头，把身上的外套随手一脱，二鬼子们登时惊了，他们刹那间撕心裂肺的齐嚎了一句：戚家军！
不错，偷袭南城的，正是李如松特意安排的戚家军一部和辽东精骑一部，他们都是明军精锐中的翘楚，此刻，他们给朝鲜二鬼子们轻松的上了一堂军事教育课，于转瞬间登上城头解决敌人。正在苦苦支撑的小西行长听到了这个青天霹雳一般的消息：南城！沦陷了！
平壤南城门告破，攻击的明军如洪水一般蜂拥，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李如松抽出一只握匕首的手，轻易的扎在了日本人的腰眼了，日军，象一个中了黑刀的武术一样，终于吐血了。
登城，夹击，合围，在炮火与打击中苦苦支撑的日军终于崩溃了，平壤防线，仿佛一坐坚固的堤坝，在被洪水冲开缺口后登时坍塌。在这场斗力的较量中，明军赢了，在斗脑子的比拼里，日本智将小西行长更输得一塌糊涂。
南城破了，东城破了，西城破了，明军全线破城，日军节节抵抗，一点一点的收缩着防御阵线，明朝全线破城，不死心的小西行长将兵力收缩到平壤城里的几处高处据点里，企图进行最后的顽抗，支撑日军残部的是个非常简单的信念：等待援兵，反败为胜。
李如松却突然说：停止进攻！
小西行长懵了，仗打到这个地步，明知自己坚守待援，却自己突然放弃了进攻，他脑子进水了么。
事实证明李如松脑袋没进水，他不过是爱惜士兵的生命而已。不但爱惜自己士兵的生命，还非常关心在严寒中作战的日军士兵的冷暖，很快明军士兵热情的抱来了大捆柴火堆在日军据点下，烧！
整个平壤陷入了一片火海，日军借以顽抗的各个高台据点登时成了锅炉，惨叫声不绝于耳，被熏得满脸黑的小西行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再次判断局势，却终于捕捉到明军合围的缺口，于是当机立断的小西行长立刻整顿残兵——突围。
小西行长的判断没错，平壤的东面确实没有明朝设防，于是日军欢天喜地的冲了出去，冲到近前却傻眼了：面前是一条大河。于是朝鲜历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灾难式的记载——溺死者万人。
先挨炮，又被火烧，最后被冷水冻，可怜的日本人在平壤算是倒霉到家了，每每读史到此，我总会想起中学语文课本里老舍先生的那篇课文《在烈日和暴风雨下》，里面的骆驼祥子先是被烈日烤，又被大雨淋，最后老舍先生同情的说：“他哆嗦的，仿佛风雨中的树叶。”
而此时的日本人，却狼狈得，如走投无路的疯狗！
事实证明疯狗还是有用的，饶是如此倒霉，凭着所谓“疯狗精神”，小西行长终于还是率日军残部成功逃生。至此，平壤之战胜利结束，明军占领平壤，赢得了朝鲜战争的主动权，这以后的日子里，明军高歌猛进，相继收复朝鲜多个重镇。终于使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以失败告终。说这是一场鼎定朝鲜战局的大会战，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场堪称16世纪最精彩的城市攻防战，几乎集结了一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以其参战双方坚韧的精神，双方指挥官奇招迭出斗智斗勇的精彩过程，还有其奠定朝鲜战争大局的重要意义，永远留在历史战争大戏的卷册中，可关于它的争论，似乎到今天还没完。
比如双方的确切伤亡数，中国在此战中付出了七百多人的伤亡，斩获日军首级1000个，倒不是说日本人死的少，实在是因为日本人的死法花样太多，不是烧死就是淹死，砍头，只算是小儿科了。唯一可以查证的是日军自己的记录：败逃的小西行长跑回了首尔，手下只剩几千残兵，仅他的第一军伤亡就有数万人，加上参与防守的第二军也减员八千人，按照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此战伤亡当在两万人以上，一句话，死惨了。
更惨的是李如松，演绎了战争史经典的他却在之后被泼了无数脏水，文官们骂他，言官们骂他，甚至四百年以后，那位红楼梦的主演陈晓旭，临去世前还不忘拍个电视剧《了凡》骂他，实在是因为李大将军太不会做人，活脱脱亮剑里李云龙的翻版。加上清朝的史官出于政治考虑，对此战大肆抹黑，似乎也有情可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百年后，一直诋毁平壤之战的满清也在相同的地方与相同的对手展开了一场相同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人惊讶的发现，那些曾经给他们带来无数战败噩梦的中国人，那些传说中勇猛顽强的斗士，居然全是一群拖着大辫子一听枪响就吓尿裤子的懦夫。实在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个字——堕落了！
50多年前，在离平壤不远的长津湖上，新中国的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给了骄横的美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后，指挥这场战役的宋时轮将军，望着长津湖汹涌的波涛泪如雨下，他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那句话，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对于四百年前那场战争最好的评价了，从过程到结果，都是最好的了，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精神与信念，我们曾经拥有的，我们之后一定会重新拥有，只要我们明白宋将军的那句话。
那句话是：记住历史，那是我们的光荣。
第四章 明朝的军神——戚家军
戚家军最后一战：萨尔浒埋葬明帝国最后的精锐
将星陨落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8年）农历十二月七日，六十岁的戚继光突然发病，病急且重，很快进入昏迷状态，十二月八日便离开了人世，这一天也是中国人传统的腊八节……
一代将星陨落，但戚继光为明帝国留下了他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戚继光在任时，曾经有将全国的百万明军由他重新轮训的设想，没有被朝廷批准，再次上书请求将九边的数十万边防军轮训，再次遭拒，最终戚继光只是训练了千里边防上的数千名中下级军官，戚继光寄希望于这些受训过的军官能起到类似教导队样的作用，在基层军队里贯彻他的训练作战思想，作用也的确起到了，无论是从东南抗倭时就跟随他，还是镇守蓟北边防时跟随他的一批军官，后来都成为了万历年间明军的栋梁。他训练过的军队更是如此，在万历三大征中，都是在相持不下，或者明军连败的颓势中，只要浙兵一到，战场形式立刻改观，浙兵也往往是第一个直捣敌人巢穴的部队——南兵或者浙兵是史书上对民间所谓戚家军的称呼，戚家军是民间百姓对这支部队的爱称，但它不是戚家军的私兵，它属于朝廷的募兵，一般以兵源来自的地域称呼。
在公元1592年的抗日援朝战争中，原浙江兵为主的老戚家军和被戚继光整训过蓟辽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部队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唯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倭寇时代就对戚家军胆寒的日军，在平壤大战中更是被吓破了胆，收复汉城时，浙兵先头部队千余人马，刚到汉城城下，数万日军竟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朝鲜的史书上处处可见对浙兵的赞誉。
萨尔浒的悲剧
公元1618年，女真酋长、身为明朝二品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抚顺边将汉奸李永芳的协助下连克抚顺、清河等城，歼灭进剿的辽东总兵张承荫部，明廷举朝震动。万历帝征调全国的精锐部队和身经百战的总兵赶赴辽东，打算直捣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毕其功于一役。调集的部队基本是援朝战争的翻版，总兵也大多是参加过三大征尤其是援朝战争的将领，但问题是自戚继光之后，明朝不乏直接带兵的总兵，但始终缺少统帅级的人物，这次进剿的统帅是已经退休的文官出身的——杨镐，整个朝廷中提调统帅过数路大军10万以上人马的最高官员只有他了，杨镐在援朝战争中的表现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在中日和谈时，他用了各种计策离间扰乱了日军，但在指挥蔚山战役时遭到大败。大败的悲剧很快又一次在杨镐的手里上演了，10万明军兵分四路，杜松率领主力3万人马从东路进兵主攻，李如柏南路吸引敌主力，马林从北路侧击，川军老将刘綎从东路攻敌侧后，但是刘綎与杨镐在朝鲜战场结下过梁子，杨镐将各地的募兵、客兵和配合作战的朝鲜军，这些最弱又不好指挥的部队全给了刘綎，刘綎并不以为然，他在等地方部队中最强的两支部队的到达——他们是川东女将秦良玉的白杆兵和戚继光侄子戚金率领的浙兵。但杨镐连续催促刘綎进兵，刘綎已经预测到了失败的结局，但他还是说“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毅然率领这队弱旅提前进兵，在这支部队里先到达的一部分浙兵成为了主力先锋。
努尔哈赤正确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采用汉奸李永芳的“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集中兵力发扬后金军骑兵机动的特长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先在萨尔浒歼灭了明军主力杜松部，后在尚崖间歼灭军事理论家马林所率的北路明军，明军的正规精锐部队基本全军覆没，此时南路的李如柏离赫图阿拉最近，李家在辽东驻守两代，对辽东地形最为熟悉，可是李如柏畏首畏尾进兵缓慢，努尔哈赤看出了他的怯战，完全不理会他，回师向东全力对付东路刘綎部。刘綎军一路上没有遇到强敌，复杂的地形是最大的敌人，作为前锋得浙兵连拔营寨据点、开路搭桥，逼近赫图阿拉，但可怕的是，此时刘綎对杜松马林两路的败亡完全不知情。在努尔哈赤利用杜松投降亲兵和缴获的号炮的引导下，刘綎进入了地形狭窄阿布达里岗，熟知明军的努尔哈赤知道这支军队里最强的浙兵善于摆鸳鸯阵队形，一旦结阵就会给对手造成大的伤亡，果然明军在这个只能单人单马走的山路上遭到了埋伏在高处的后金军的伏击，迎面而来假扮成杜松部明军的后金军，让前锋的浙兵放松了警惕，狭窄的地形又无法施展，该部浙兵经过奋战与他们的主帅刘綎全部战死。
誓死援沈
萨尔浒一战后，开原、铁岭也相继失守。明军精锐尽失转为守势。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以筑堡、军屯的坚守战略抑制了后金军的攻势，但天启帝即位后，便以其不进兵收复失地为由，罢免熊廷弼。又由一个不懂兵的文官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应泰打算再此征调10万大军进剿，各方准备还没有眉目，后金先发制人进攻沈阳，拉开了明清辽沈战役的大幕。八旗军直扑辽东重镇沈阳，沈阳城高池深，粮秣军器充足，如果坚守至少能到坚持到辽阳援军的到来。
此时一支明军已经在赶赴沈阳增援了，这就是川浙军团。当五天五夜的萨尔浒大战落下帷幕时，刘綎一直盼望的川浙军团赶到了战场，但一切为时已晚，此后这支部队被作为一直机动部队驻扎在辽阳城外，部队的主帅是年近七旬的老将陈策，川兵带队的指挥官是总兵陈策，川兵中最强悍的当属土家族女将秦良玉的石柱白杆兵，这次出援沈阳秦良玉没有去，白杆兵由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弟弟秦民屏率领，浙兵的带队指挥官是副将戚金。
川浙军团虽然都是步兵，但两支军队相同严整的军纪和求战求胜之心，使他们仅用一天的时间便神速的赶到了沈阳城不远的浑河边，但还是来晚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沈阳仅仅守一天便被攻破。沈阳守将何世贤、尤世忠都是身经百战的勇猛之士，但他们不顾敌情，因怒出城与敌接战，中了后金军的埋伏，双双战死，主帅一死城中无首，而新任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妇人之仁收留的上万蒙古饥民，成为了后金军的内应，斩关落桥让后金军攻入沈阳。
急行军而来的川浙军的救援化为了泡影，部队在浑河南岸停了下来，几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周敦吉、秦民屏等几位年轻的将领激愤地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坚决请战。军事会议上陈策、童仲揆两位总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终却做出了主动进攻的部署。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周敦吉、秦民屏率领3000余人从浑河浮桥过河，在河北岸扎营迎敌，部队主力在南岸结阵驻扎，浮桥上手持白杆长枪的川兵向北岸鱼贯而去，几个时辰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永远长眠在浑河北岸。浑河南岸，戚金按照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前辈军事家留下的军事操典，指挥士兵迅速摆开明军著名的车阵，一场血战即将打响…………。
戚金家世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戚金。明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只能从别人的传记里和戚家家族的记载中寻找他的事迹，他是戚继光的侄子，史书上对他最高的评价是“练兵颇有（伯）父风”，说到这，很多人不禁要问，戚继光的亲生儿子呢？难道真的如流传很广的传说和地方戏中所说的“戚继光斩子”里说的那样，戚继光将违令出战失利的儿子军法从事了么？不然，这是发生在戚继光东南沿海抗倭时期的事情，而此时戚继光的第一个儿子还未出生，那么这个被斩首的儿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他的军中义子。古代的军队常常要靠私恩维系，同龄人、同僚之间一般学桃园结义，而上下级和两辈人则往往是拜干亲，这种习气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的国民党军队。对义子都不留情，也足见戚继光治军的严整。戚家的晚辈只有戚金从年少时就作为亲兵跟随伯父戎马倥偬，他耳濡目染了伯父训练指挥，基本上算是戚继光正牌传入，后来戚金跟随伯父又去了蓟北戍边击蒙古，并长期担任浙军的作训主官，以后又随浙军入朝与日军作战，收复平壤时，戚金身先士卒第一个攻上城墙，因战功做到了副总兵。回国后，做了一段时间江南吴淞总兵，因病辞职回乡。但是他没有回登州。而是去了先祖居住的安徽定远，他的这一脉被称为戚家定远派。
戚家的先祖戚祥以十几岁的年纪，在家乡安徽定远参加了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成为了郭子兴和朱元璋的革命队伍里的一名战士，在近三十年的征战中屡立战功，官至应天卫六品百户，此时明朝的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元朝的势力被驱逐回了草原，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还有一支强劲的元朝蒙古边防军，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集中了精锐挺进大西南对元朝展开最后一战，在云贵高原的红土地上，在滇池湖畔，战斗进行的极为惨烈，统率数千军马的戚祥也身先士卒，当一支利箭射穿了他的胸膛，使他轰然倒下时，他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也为王朝铸就了脊梁。明朝廷追念他的功绩，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斌背负着父辈用生命换来的荣华，带着沉重感上任了。这种沉重感也成为了家族传统，使这个家族没有像红楼梦里的贾家那样沉沦成纨绔。朱元璋也没有想到，他仅用了一个不大的世袭官职，就使一个勇武的家族忠心耿耿了有明一代，并使王朝懦弱的继任者们有了一个可依靠的国之干城。
戚继光是中年得子，他的儿子基本没有受到过他军事上的教诲，戚金则成了戚家勇武的继承人，但戚继光的亲子作为长子一脉，荫承了家族的封号爵位。而戚金辞官后，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当辽东边事甫起，戚金便向朝廷主动请缨，重新用伯父的整训方法组织起一支戚家军。
回到浑河战场。此时，沈阳城下的后金军吃惊的看到一队武器装束奇特的明军步兵向他们迎面冲锋，努尔哈赤并没有轻敌，立刻派出了凶悍的正白旗部迎战，由于在以往与明军的野战中都是一边倒的屠杀，正白旗军并没有将这一队明军放在眼里，但两军一接触，后金的骑兵就被白杆川兵的长枪戳的人仰马翻，并且一旦落马，川兵便拔出腰刀乱砍，很快正白旗就败下阵来，努尔哈赤立刻又派出了他亲自掌握的正黄旗，但很快又遭到了正白旗同样的败绩，两轮攻击竟使后金军伤亡了两千多人。努尔哈赤一筹莫展时，汉奸李永芳禀报说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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