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校史研究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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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漫话(二)试读：
《清华漫话》(二)编写人员
主 编 田 芊 徐振明
执行主编 刘惠莉
成 员 王向田 冯 茵 金富军 许 诺 姚雅欣 茆诗珍 陈克金 朱俊鹏 周襄楠 韦庆媛
编者的话
把清华大学丰富的校史知识和生动的历史故事结合起来，呈现给广大读者，是我们校史研究工作者的夙愿。为此，2006年我们编写出版了《清华漫话》(一)，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和喜欢。该书发行以来，不断有同行、校友三番五次地向我们索要，常听到老师、同学津津有味地谈叙着书中的历史故事，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和鼓励。2008年6月20日参加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学术会期间，又有不少读者点名要阅读我们编写的《清华漫话》(一)，这促使我们续编《清华漫话》(二)。《清华漫话》(二)共分六篇。第一篇简介了清华百年发展的风雨历程；第二、三、四、五篇讲述了清华院系创建、名人故居、人物春秋和趣闻轶事等历史故事；第六篇介绍了清华文化元素的主要标志和清华现今发展的一些基本数据和重要信息；本书还附上了清华大学校园简图。
本书所选文章，一部分来自《新清华》上的“史苑栏目”，一部分来自其他刊物。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中凡在《新清华》发表的文章，引文出处均不一一注出。
本书由王向田、冯茵、刘惠莉、金富军、朱俊鹏、韦庆媛、周襄楠、姚雅欣、许诺、陈克金、田芊、茆诗珍等编写。全书执行主编为刘惠莉；刘惠莉、金富军承担了篇目布局、内容选调、照片选载、图表设定等工作；主编田芊、徐振明最后统稿及审定。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及个人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2008年8月于清华园
清华历史沿革
1909年 设立游美学务处，筹建游美肄业馆(留美预备学校)。
1911年 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并开学。
1912年 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分中等科、高等科。
1925年 清华学校设留美预备部、大学部、研究院(国学研究院)。
1928年 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4年 清华大学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 迁校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清华大学单设有研究院和特种研究所。
1946年 西南联合大学结束，清华大学在北京清华园复员，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26个系和23个研究所。
1952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设8个系，共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
1965年 清华大学相继建立新技术专业，共设12个系，40个专业。
1966年 清华大学因“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被中断。
1968年 清华大学设有10个系，52个专业，并建四川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和大兴农村分校。
1976年 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行调整恢复。
1984年 清华大学成立研究生院，翌年建继续教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1993年 清华大学设有经管、理、建筑、人文社科等4个学院，29个系。
1999年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04年 清华大学形成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共设有13个学院、53个系。
2006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2008年 清华大学设有理、工、文、法、经济、管理、艺术、医学等14个学院，55个系；有国家重点学科37个、博士后流动站34个。清华二校门
第一篇 风雨百年 与国同行—— 清华大学简史
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地处北京西北郊清华园。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大学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到独立办大学，由中国高校的新军到知名的大学，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大学办学道路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著名高等学府之一。
清华大学自建校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兴衰与共，其百年发展与国同行，影映着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演变历程，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清华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很多人是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他们为我国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清华大学始终坚持以培养全面素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心工作，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为责任宗旨。清华大学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吸纳世界先进科学文化，逐渐形成“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办学特色。清华大学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坚持“行胜于言”的校风和“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团结向上、务实奋进。清华大学一以贯之的特有办学风格、治学理念和校园文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对学校的建设发展以及学子们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大学历经百年风雨，与祖国同行，清华发展历史总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清华大学——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和国立清华大学(1911—1949)，发展中的清华大学(1949—1978)，提高中的清华大学(1978年迄今)。
峥嵘岁月——早期的清华大学(1911—1949)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于1911年在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开学，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
北京西北郊海淀是清代皇家园林聚集的清幽胜地，其中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原称熙春园。熙春园始建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为康熙帝三子诚亲王胤祉(后雍正年间因讳改名允祉)之园。在这里，由胤祉主持、陈梦雷历时13年编纂完成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间，康熙先后10次莅临熙春园，多次在这里接受皇子们的祝寿。1730年(雍正八年)允祉获罪被囚于景山，熙春园收归内务府。之后，转赐给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允禄，为其别墅。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允禄死后，将熙春园收归改建为御园，此后26年间乾隆时常来此憩息观麦赏景并题诗。嘉庆帝即位后亦为御园，也年年临幸熙春园。
1822年(道光二年)间，熙春园划分为东、西两园，道光帝分赐三弟惇亲王绵恺和四弟瑞亲王绵忻，东部叫“涵德园”，西部叫“春泽园”；及至1852年(咸丰二年)，将东部改称“近春园”，西部咸丰赐名“清华园”，为世袭王府。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等联军侵华，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清华园幸免于难。同治年间，近春园收归内务府，之后清廷欲拆近春园，试图取其砖木重修圆明园。同治起初反对重修，后为了给其母慈禧40岁庆寿，1874年1月下令拆除近春园，历时20天近春园被完全拆毁沦为废园。清华园则因其主人后来参与义和团运动而被剥夺爵位，遭内务府查封并收归皇室，致使清华园长期荒芜成荒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西方列强英、德、法、俄、美、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借机入侵北京。翌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议定，中国赔偿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损失共计白银4.5亿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白银9.8亿两，史称“庚子赔款”。其中，美国根据条约，按年息四厘，本息共计分得白银7190多万两(合美金5355多万元)。
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与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就赔款问题的一次谈话中，承认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展开调查，发现美国当年侵华中的实际损失不及分得庚子赔款额的一半，于是与美方进行了多次艰难的交涉。美国最终同意“退还”部分“额外”的赔款，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万余美元。美国试图以此种方式，“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1]方式”，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
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负责选派留美学生，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清内务部将已废旧的清华园拨作游美肄业馆馆址，开始兴建校舍，至1911年一院(学堂大楼)、二院、三院、同方部等陆续落成，其中清华学堂大楼成为早期清华的象征。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先后选派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有梅贻琦、赵元任、胡适、张彭春、竺可桢、张子高等。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之后，游美肄业馆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设正副监督三人，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清华学堂以“培植全[2]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这年3月30日(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暂行开学，4月开始上课，有学生460余名，教师30多人。清华学堂曾被称作“国耻学校”，一代代清华学子感同身受牢记国耻，作为中国有志青年更增添一份爱国情怀，发愤自强、追求真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被撤销。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留美幼童出身的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张伯苓任教务长。改名后，清华学校的办学模式模仿美国，学制分为中等、高等两科，各为4年。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高等科毕业生全部资送赴美留学，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学习。1912年，清华学校又选送侯德榜等16名高等科毕业生赴美留学，这是清华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其后，派遣留美生的数量逐渐增加。
清华学校设西学部和国文部，其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法乃至课外活动，深受英美式的“自由教育”(又称“通才教育”)影响，强调科学教育。清华学校在当时以“德、智、体三育并举”而闻名，以 “要求严、外语好、体育好”而著称；严格的学习和生活管理，有声有色的课外活动，各种会社团体与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学生勤勉朴实已蔚然成风。严谨的教学、频繁的考试、苛严的计分、很高的淘汰率，以及出洋的前途，促使学生们用功读书。如在1911—1921年间，学校共招收1500名学生，除在校学习的383人外，毕业的只有636人；而历年被开除的有301人、退学的135人、死亡45人，淘汰率高达32%。
1913年10月，周诒春接任校长。着眼于民族教育事业的独立自主，周诒春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的、独立的大学。1916年7月，他提出将清华逐渐扩充至完全大学程度是学校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1920年秋，学校停招中等科学生。周诒春校长最早在清华倡导“人格教育”(或称“德育教育”)和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以培育清华学生完全之人格和勤奋实干的精神。
1914年11月，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讲，他引用《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清华学生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做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止。梁启超（1873-1929）
1918年周诒春辞职后至1922年期间，先后有赵国材(代理)、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代理)、金邦正、王文显(代理)等6人任校长。之后，曹云祥出任校长，推动清华加速了改办大学的筹划和实施。
1925年，清华学校设置有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3部分。大学部开始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称为新制生，留美预备部学生称为旧制生。至1926年，大学部四年一贯制，设立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工程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音乐系共17个学系，开始逐步向完全的综合大学过渡。
1925年9月1日，研究院与大学部同时开学，研究院先办国学一门，所以称国学研究院，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其目标是培养“以[3]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注重正确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养成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国学研究院教学、研究并重，著述甚丰。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优良传统。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时，成立了多学科的研究院，1929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国学研究院部分导师：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留美预备部从1911年成立至1929年结束，先后培养毕业生973人，其中被派送留美的有967人(另有6人未出国)，加上幼年生一班12人，考选直接留美女生七批共53人，专科生九批共67人，以及最初游美学务处选派三批直接留美生180人，留美生总计1279人。此外，还有以“庚款”津贴的留美自费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生60人和“袁氏后裔生”3人。这些留美清华学子大都一腔爱国热忱，虽身在北美却心系祖国，因而勤奋攻研，各学有专长，回国后便受到各界的重视，许多人成为著名专家学者，为我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以求中华民族在[4]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突进发展阶段，因为治学严谨、师资雄厚和办学经费充裕，由大学“新军”迅速成为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1928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他到校之初进行了一些革新，改由原先外交部和大学院(后称教育部)共管为直辖于教育部；清查清华基金，提高中国教师的地位，广为罗致人才增聘名师，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兴建系馆；并提出了“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和“纪律化”四化办学方向。翌年，原清华学校旧制生全部毕业，留美预备部随即被撤销。但他强力推行军训、“党化”等做法，引起了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30年罗家伦辞职离校。在之后一年的时间内校长几经更换，相继发生了“拒乔”(拒绝乔万选出任校长)和“驱吴”(驱逐吴南轩校长)等风波。
1931年12月梅贻琦出任校长。梅贻琦(1889—1962)，他是游美学务处第一批留美生，习电机工程，1915年到清华任教，后聘为教授；1926年起先后担任过教务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7—1945年为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常委之一。梅贻琦一生情系清华，任清华校长期间展现了其办学理念、治校才能和民主清廉作风，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清华大学的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领导清华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他的教育思想对清华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1949年离校后到美国，又于1955年在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病逝于台湾。梅贻琦（1889-1962）
清华大学至1934年成为设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共有16个学系，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心理学系、地学系，法学院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这个时期学生人数有较大增加，由1928年度的400人增至1936年度的1223人；其中女生，由1928年招收第一批15人，至1935年度最多达110人。1936年度，各学院中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工学院，达393人；各系中经济系学生最多，达148人。此外，还有美、英、德、日等国留学生20余人。清华大学基本实行“民主治校”的管理方法，成立了“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等行政管理机构，提倡学术自由，重视教授在办学中的作用。
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学制4年，采用学分制。教学方针实行“自由教育”(即“通才教育”)，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同时很注意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清华在教学上的一个特点。如：“化学系要求，具化学上之基本知识，复习化学工业上之专门技能。于是进而令其专研究某一种问题”；中文系“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语系要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经济学系以“理论、事实、技术三者兼重”为培养目标；社会学系提倡“基础知识越大，则成就越大”；工学院“注重基本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
梅贻琦校长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5]也”，学校广延学有专长的名家、学者来校任教，使清华大学人才荟萃、名师云集。清华极为重视教学，教师们讲课认真、教学严格，这是清华在教学上的一个特点。著名教授亲自上讲台讲基础课，例如吴有训亲自带学生实验，朱自清、闻一多讲授大一国文，张子高讲授普通化学，李继侗讲授普通生物学等。教师们坚持一贯的严谨治学作风，讲课认真一丝不苟，教学要求异常严格，仍旧考试多且难，淘汰率高。这一切，使清华学生养成了勤奋学习的良好风气，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一生受益无穷。
在科学研究方面，1929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下设文、理、法3个研究所，目标为“以备训练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术[6]之能力，并协助国内研究事业之进展”。1934年奉教育部令将各研究所改称研究部，到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共设10个研究部(当时全国大学共设27个研究部)，研究生教育初具规模。此外，还于1934年成立了农业研究所，1936年成立了航空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称为清华特种研究所，不招收研究生。由于有庚款办学基金，学校办学经费相对充裕。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馆藏书，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清华十分注重基础研究，如理学院提出“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7]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并重视与实践相结合。叶企孙认为：“大学的灵魂在研究学术，物理系的[8]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算学系则要求“不仅在灌输智识于青年，[9]复须求有贡献于学术”。生物学系主任陈桢认为“应该把增进学术[10]与培养人才同样的重要”。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浓厚，理学院率先在国内以实验科学为主、工学院以结合实际为主进行研究，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如：算学系熊庆来关于亚纯函数数论，华罗庚在数论上的创造性研究，物理系吴有训关于X射线散射理论、赵忠尧关于原子核物理、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化学系高崇熙关于铼之定性分析，生物系李继侗关于植物生理、陈桢关于金鱼遗传方面，地学系袁复礼对国内外古生物的研究等。机械系建成中国第一个航空风洞等。
文学院在整理古籍方面取得较多有价值的成果，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如：中文系朱自清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等，闻一多关于《诗经》、《楚辞》、《乐府》的研究；历史系陈寅恪发表了20篇关于隋唐史的论文，吴晗发表了20多篇关于明史研究的论文，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史篇)》等；社会学系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等；哲学系金岳霖的《逻辑》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
清华学生继承并发扬了清华学校时期的认真读书的良好风气，形成清华优良的传统。学生们牢记国耻，了解清华读书环境得来不易，学习格外刻苦。除了上课之外，多到图书馆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课本，查询资料，很少有休闲。即令在周末，也在图书馆“开矿”。清华严谨的教学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以物理系为例，其成才率之高实为罕见。在1929—1938年间共毕业本科生71人中，有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王大珩、赵九章、陈芳允，还有核物理学家何泽慧、李正武，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胡宁、张宗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翁文波、秦馨菱，电子学家冯秉铨、戴振铎，波谱学家王天眷，冶金学家王遵明，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等；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1人、美国院士2人，此外还有政治理论家于光远，抗日英烈熊大缜等。
清华学子虽身在高等学府，但却心系民众，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日本妄图侵占全中国的危急关头，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时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在其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震撼人心的呐喊。“一二·九”运动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许多清华学子参军投笔从戎，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前线。
在为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张甲洲、沈崇海、纪毓秀、凌松如、黄诚、姚名达、杨光泩、杨学诚、齐学启等清华学子献出了生命，他们以及后来为国捐躯的清华英烈永远是清华的骄傲。振兴中华，爱国奉献，成为清华的光荣传统。《告全国民众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硝烟迫使清华大学南迁，于1937年8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持校务；长沙临时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等4个学院，计17个学系，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上课。是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战火威逼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西迁云南昆明。
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其余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南宁到越南入滇；还有200余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曾昭抡等老师率领下，从长沙步行跋涉3000余里、历经两个多月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学；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此后8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师生们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培育出众多的优秀人才，以卓著的业绩蜚声海内外。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实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西南联大设有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包括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包括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社会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包括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学系、数学系、理化学系、教育学系、公民训育学系、师范专修科)共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8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联大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工作；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实际上常委会工作一直由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设有评议会(清华办事处系统仍保留评议会组织)，常委会主席同时是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主席。同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联大分别设立办事处，保留原有的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事务；三校原有的研究院(所)仍由三校分别自办。
清华大学单独设立有：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研究院和特种研究所。清华大学研究院曾因抗战爆发一度停办，于1939年陆续恢复招生，到1941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共设文科研究所(包括中国文学部、外国文学部、哲学学部、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包括物理学部、算学学部、生物学部、心理学部、地学学部)和法科研究所(包括政治学部、经济学部、社会学部)3个研究所12个学部，招收研究生。从1940—1946年，只有32名研究生毕业。此外，清华还在1934—1939年间先后成立了5个特种研究所：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只进行专门研究，不招收研究生。有关清华大学研究院、特种研究所和招考留美公费生及庚款基金使用等，清华自身的教学科研与行政事宜，皆由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办理。
西南联大以通才教育为宗旨，人文、理科、工科并重；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倡导民主、科学的精神；实行学年制与学分制、选修课与必修课相结合的制度。西南联大分散在昆明数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仍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更加上进。在困苦危难中，三校师生们精诚合作、互敬互爱，更增加了特殊情谊。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三校的优良校风和学风，以其刚毅坚卓的精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才。
学术研究方面，清华大学师生在战时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仍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展一系列学术研究，尤其是纯理论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算学系华罗庚在解析数论、陈省身在现代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成果；物理学系周培源在湍流理论、王竹溪在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方面，化学系黄子卿、生物系李继侗和陈桢等都取得出色的成果。清华特种研究所也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如航空研究所建立了当时国内唯一可供进行航空试验及研究的风洞，抗战时中国第一只电子管在无线电研究所研制成功等。
文科方面，有的教师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专著，有的则因地制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闻一多完成《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及《中国文学史稿》等，朱自清完成《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等，王力出版《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等，陈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完成《国史大纲》，金岳霖出版《论道》与《逻辑》等构成“新实在论”哲学体系，冯友兰出版《新理学》、《新事论》等“贞元六书”著作构成“新理学”哲学体系。
在风雨如晦的战争烽火中，西南联大同时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三校师生员工同舟共济、共赴国难，患难与共、共度时艰，抱定“千秋耻，终当雪” 抗日救国的必胜信[11]念，弦歌不辍，“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945年12月，广大学生掀起了广泛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残酷的现实让闻一多教授“拍案而起”，投身民主运动的洪流，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用鲜血谱写了清华学者的正气歌。闻一多挂牌治印启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之战时使命完成，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宣告结束。为感谢西南地区人民的支持和发展当地的教育，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云南(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其他学院按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清华师生于同年夏秋分批回到北平清华园。
清华园在北平沦陷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沦为日军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遭到空前洗劫面目全非，仪器设备和家具损失达90％以上，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和教师住宅楼等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投降后，1945年底，清华大学成立了由陈岱孙主持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清华园接收和复员工作。然而1946年1月，清华园被国民党军队“劫收”，再次蒙受劫难；直到1946年7月，学校才收回清华园。清华师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复校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学校原貌。
西南联大三校约定复员后于同日开学，1946年10月10日10时，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开学。清华大学的院系设置和研究机构有所扩大，共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和23个研究所，比抗战前增加了1个学院10个学系。即：在农业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学院，设农艺、植物病理、昆虫学、农业化学等4个学系；同时，人文学院增设人类学系；理学院增设气象学系；法学院增设法律学系；工学院除保留西南联大时增设的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外，又增设建筑工程学系。
复员后，清华大学的办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等与战前基本上一脉相承，承袭了清华原先的教育治学传统和校园文化特征。1946年，学校学生人数增至2300多人，全校师生员工总数达3000多人。这一时期，校园面积和建筑面积也有所扩大，到1948年校园面积为1708亩；并在校园以南建设教授住宅区“胜因院”和教职员住宅区“普吉院”。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发动了全面内战，使广大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清华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抗议美军暴行”等爱国民主运动，张奚若、朱自清等110名教职工发表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此时体弱的朱自清正与贫穷和疾病抗争，终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他用自己的生命“表[12]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清华师生们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积极宣传革命形势，开展了反对强迫“迁校”斗争，并组织起来护校。
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1948年12月18日，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门贴出布告：“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13]学校秩序。”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清华大学。冯友兰曾高度评价清华园的新生：“在全中国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14]的莫大光荣。”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布告
清华大学几经沧桑成为中国一所富有特色的名校。中国从此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清华也开始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注释】[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7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2]《清华学堂章程》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14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研究院章程》，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37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4]《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13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上)，21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6]《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见《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7]吴有训：《理学院概况》，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上)，39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8]叶企孙：《清华物理学系发展之计划》，载《清华周刊》，1927年4月29日。[9]熊迪之：《算学系概况》，载《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10]陈桢：《清华大学的第二种事业》，载《清华周刊》，第24卷17期，1926年1月1日。[11]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57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2]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布告》，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4]冯友兰：《解放期中之清华》，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8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激情年代——发展中的清华大学(1949—1978)
清华大学广大师生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清华地下党正式向全校公开，在二校门张贴了当时全校187名党员及负责人名单，从此清华党组织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从1926年共产党第一个党支部在清华成立起，一直领导进步师生开展革命运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1950年6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又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国徽设计小组设计的方案。清华师生踊跃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在阅兵式后接着的各界群众游行中，清华走在最后压阵。清华的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下热情欢呼，[1]毛泽东主席听到后高兴地回呼：“清华的同志们万岁！”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部分成员与各种设计方案合影
在新中国阳光沐浴下，清华园里青春焕发处处生机勃勃，广大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学校的整顿、改革和建设之中。师生们一方面积极参加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急需人才。1949年5月4日，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为主席，主持校务；随后，清华大学院系设置作了局部调整。1949年9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分出，与北京大学和华北大学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1950年7月，理学院的地学系分为地学系和地质学系，工学院增设采矿工程学系。1951年5月，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同年10月，工学院增设水力工程学系和水力发电学系。1952年以来，清华师生满怀“把祖国建设好”的激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政治运动，转变思想、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社会。
新中国开始了建设现代工业化强国的探索，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建设人才的需求，为了改变旧中国教育地区发展的不均衡，1952年6月，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及化工组一部分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同时，又以清华大学某些院系的一部分和其他院校相关系科合并，相继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另外，清华大学还被抽调了不少教师支援到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和政府部门去工作。
在这次全国院系调整中，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华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以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对工程科技人才的急切需求，以更激昂的努力建设新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取消了原有的学院建制，设置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无线电工程和石油工程等8个系共22个专业，还有15个专修科。1953年，石油工程系又调出清华，成立北京石油学院。文理科院系的调出削弱了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清华多年形成的特色和文脉仍承继延续。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为副校长。1956年，清华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蒋南翔兼任党委书记。1959年，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蒋南翔为校务委员会主席。
蒋南翔(1913—1988)，1932年入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清华周刊》主编、中国共产党清华支部书记，是青年运动的领导者，1949年以后蒋南翔曾历任团中央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等，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4年间，清华旧貌换新颜，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建设者，清华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蒋南翔校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勤奋工作一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积极的探索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对清华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蒋南翔（1913-1988）
1952年秋季，清华大学进行了以学习和借鉴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在每系设立若干专业，开始分专业有计划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制定教学大纲和计划；学制由4年改为5年(1958年后又改为5年半或6年)，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设立教研组，作为组织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层单位。经过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新的教学体制，加强基础课教学，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除本科生外，这一时期清华大学还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根据国家需要创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自动控制研究班等，共培养出近500名高校师资和研究人才。1959年清华大学正式招收三年制研究生，每年约100人。
1953年，清华大学明确学校不仅是一个教学的中心，同时要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1956年4月，召开清华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10个分委员会共举行37次讨论会，宣读论文130余篇，同时举办了科学工作展览会。1956年8月，学校成立科学研究处。
根据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经中央批准，清华大学从1955年起相继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1956年设立工程物理系，1958年以后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并注重发展理科和文科的基础课教育。至1965年，共设有12个系、40个专业。创建新技术专业，是当时清华大学做出的一项对长远发展富于远见卓识的重要战略，为清华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围绕“大力培养师资”这一中心任务，针对清华新、老教师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两种人会师”。对青年教师要求“又红又专”，努力向科学进军，向老教师学习，尽快成长为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中坚力量。对老教师“团结百分之百”，鼓励他们“各按步伐、共同前进”，并吸收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蒋南翔亲自介绍我国工程教育界的老前辈刘仙洲入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共产党员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一文，在知识界、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梁思成、张子高、张光斗等30多位知名学者陆续入党，成为“又红又专”的典范。
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53年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学校从高年级中挑选出一些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优秀学生党员，他们一边继续学习业务知识、一边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两个肩膀挑担子”，被形象地称为“双肩挑”。“双肩挑”在清华坚持至今，成为培养和锻炼青年干部的有效途径。在当选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22名清华校友中，胡锦涛、吴邦国等7人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此外，重视发挥职工队伍的积极性，“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是推进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必须互相配合，协同工作”。
50年代末，清华大学的校园得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扩展，在国家支持下将京张铁路原紧邻校园东侧的路段东移800米，校园地域向东延伸。这使清华校园得以连成一片，为学校今后长远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截止到1966年，校园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13.8公顷增加到212.5公顷，扩大近一倍；学校建筑面积也由解放初的10.8万平方米增至43万平方米。
1958年以来，清华大学努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国家教育方针，教学、科研及学校各项工作都快速发展，走上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办学道路。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基础课教学，贯彻“少而精”原则，减轻学生负担；开展“因材施教”，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建设新学风，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清华大学将生产劳动正式纳入教学计划，全校掀起“三勤”(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热潮，师生们相继参加了十三陵水库修建、百花山植树、西湖游泳池修建等大型义务劳动。与此同时，在机械制造、铸工、焊接、水工等部分系和专业，开始试行以工读班(即“长工班”)形式的半工半读试点；并在毕业设计一些教学环节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造出清华在教学中最有特色的经验。
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开始结合承担和完成某些实际生产或科研任务，作为学生学习最后阶段毕业设计的课题，将以往模拟的设计训练发展为“真刀真枪的实际作战”，收到良好效果，从此成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1958年全校1400余名毕业生，有70%的毕业设计是结合生产任务进行的，多数取得创造性成果，周恩来总理对清华大学“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1958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来校参观在图书馆举行的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会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清华大学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科学研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如：机械系研制的程序控制铣床、无线电系研制的单晶硅和三极管、自动控制系研究成功的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等，在当时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水利系师生自1958年来参加并完成了密云水库、张家店水库、龙羊峡水库等大小数十个水利工程的设计任务，为首都北京和华北地区供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了实验室建设，实验室由1952年的17个增至83个，其水平与规模都有很大提高。图书馆馆藏图书也在不断增加，解放前夕为42万册，到1966年达135万册。
清华大学还陆续建设了一批教学、科研和生产的联合基地(简称“三联基地”)，其中有代表性的基地是试验化工厂，即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现如今发展为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1960年春，吕应中等一批平均年龄为23岁半的青年师生在京郊南口艰苦创业开始筹建，到1964年10月1日屏蔽式试验反应堆自动启动一次成功，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研制的原子反应堆；又于1966年底完成了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新工艺的研究任务，为我国两弹的成功研制作出了贡献。大批学生在该基地参加生产劳动实习和毕业设计，建堆又树人，成为我国第一批原子能工业技术干部。
清华大学始终将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最主要目标，提出“两个拥护(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一个服从(服从国家需要)”的标准要求。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清华倡导和精心培育了三支“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工作代表队、因材施教的业务尖子是科学登山代表队、体育运动队和文艺社团是文体代表队，这三支队伍虽然根据不同特点培养学生，但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殊途同归。清华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有着良好的学风、校风，在课堂上刻苦学习，同时课外文化体育活动一直十分活跃。每年校庆期间都举行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清华多次获得男女团体总分冠军。蒋南翔校长十分重视发扬清华的优良体育传统，提出“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响亮口号，如今“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不仅在清华乃至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清华园走出的学子们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作为清华人的杰出代表、清华学子学习楷模的是，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元勋中的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的清华人：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1966年6月，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给全国和清华大学带来深重灾难。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中，清华不可避免地也发生动荡，打乱了清华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清华大学发展之路被中断，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1966年6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派工作组进校，代行校党委职权；8月工作组撤离学校，由各系“文革联席会议”组成的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持学校的运动和日常工作。学校工作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大批干部被打成“黑帮”受到批斗，清华第一个校门——“二校门”被毁。之后，清华大学“停课闹革命”，成立了“红卫兵井冈山兵团”，操纵着学校的活动；不久，分裂为两派：“团派”与“414派”。师生们被迫停课参加运动，清华正常的教学科研等受到严重的干扰而陷于停顿，校园与实验室仪器设备也遭到破坏，学校一度十分混乱。
1968年4月清华两派发生武斗，持续百日之久；7月27日，中共中央派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校，制止武斗，稳定了局势和接管学校全部领导权。1969年1月25日，由军宣队、工宣队为主组成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全面领导学校工作；1970年1月，学校成立党委会。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与整党、“反对修正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等，使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没有正常进行。
清华大学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止了招生，直到1970年下半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3年，实行群众推荐、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学员毕业后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至1976年，清华大学共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毕业1.3万余人。“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系科设置和专业结构有所调整。无线电系迁往四川，成立四川绵阳分校；水利系在河南三门峡建立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此外还在北京大兴县设立大兴农村分校。至1975年，全校设机械工程、精密仪器、电力工程、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电子工程、工程力学、工程化学、工程物理、工业自动化共10个系52个专业。“文革”结束后，学校撤回绵阳分校恢复无线电系，撤销了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和大兴农村分校。“文革”期间，广大教职员工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教学方面，力图使学校工作符合教学规律少受损失，恢复基础课教研组和实验室工作，给“文革”中留校的800多名教师补习数学、物理、外语等基础课，为工农兵学员补习文化基础课；力排干扰，努力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开办了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和催化等4个学科方向的研究班，其中大部分青年教师日后成为学校的学术骨干；在科学研究方面，全校广大教工自强不息在逆境中奋争，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电机系、精仪系、水利系、试验化工厂等教师的研究，都取得一定的进展。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但有过曲折，认识会更清醒；有过失误，教训将更深刻；有过挫折，前进的步伐更坚定。清华大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新的历史征程。【注释】[1]杨勤明：《参加开国大典点滴》，见《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6期，2000。
奋进时代——提高中的清华大学(1978年迄今)
清华大学遵循“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1]的规律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迅速走出了困境和低谷。学校教学和科研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进入了新历史时期的一个全面发展和提高的阶段。
197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派联络组进校，1977年4月，中共中央派刘达、黄光、林克等来校领导工作，刘达被任命为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亲自接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和刘达，专门听取教育和高校工作的汇报，他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1978年6月，学校取消革命委员会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刘达任校长。林克于1982年7月接任党委书记。1978年6月，学校恢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高景德、李传信分别于1983年5月、1984年7月接任校长与党委书记。1988年以来，张孝文、王大中、顾秉林先后任校长，方惠坚、贺美英、陈希先后任党委书记。
刘达 (1911—1994)，北平辅仁大学肄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后来长期从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家。刘达为人正直、实事求是、高瞻远瞩，提出“依靠清华，办好清华”，大胆起用清华原有干部和教师，建立充实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在清华经历“文革”后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他以66岁高龄挑起重振清华的历史重担。
清华大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本清源和抓紧医治“文革”十年浩劫留下的创伤，进行了学校的拨乱反正工作。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地平反了“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前(诸如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等)一[2]些历史错案；果断地推翻“两个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是非的澄清和思想的解放，使得清华园里一片生机勃勃。“文革”结束，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清华大学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中心工作上来，恢复以正确的办学方针和路线指导工作，学校的各项工作日趋正常。首先恢复和调整学校被严重破坏的教学组织、秩序和条件，重新明确教研组是教学科研的基本单位，成立基础课教学部；恢复和建设实验室，重新展开科学研究；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校工会和学生会等。清华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的工作迅速走出困境步入正轨，为今后的发展和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清华大学提出“以提高为主，要保证质量，要保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并确立“把清华大学从多科性工业大学逐步转变为以工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这是清华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部署。1978年，首先调整了学校的布局，撤销绵阳分校恢复电子工程系、撤销“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和“大兴农村分校”等；整顿学科专业设置，共设12个系40个专业，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的规模；又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对系科设置和结构进行更新。新建了一批新兴学科和高新技术专业，如：成立计算机系、汽车系、自动化系等，新建环境系、材料系等；并逐步扩展学科结构，1979年成立了经济管理系、数学系，并着手准备恢复其他理学系和成立人文学科系，准备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80年，清华提出：发扬优势，集中力量抓好提高，做到稳定发展。清华开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学校工作步入“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新阶段。
清华大学一贯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从改善队伍结构开始将“文革”中极度膨胀的教职工队伍“瘦身”。1977年在校教职工多达9400多人，学校先后调出1000多人。1978年初，学校恢复了中断已久的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其中后来成为院士的潘际銮、吴佑寿、李志坚、黄克智等都是1978年晋升的教授。清华的教师素以“听话、出活、耐劳”自誉，他们热爱学生，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自己要求不断加压，为完成任务主动加班。在“文革”中曾经有许多教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在度尽劫波之后却淡泊名利、认真做事，忠诚献身于我国的教育事业，他们的言传身教激励了许多青年学生。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伴随科学的春天到来，许多教师备受鼓舞。清华师生以高昂的激情踏实追赶和缩小同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科学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就有77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部委奖。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办企业悄然兴起，清华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公司——清华技术服务公司，之后又办起了科技开发总公司(即清华紫光集团前身)。同时，校办工厂也进行了全面调整，数百人从生产单位转到了教学、科研岗位。全国科学大会获奖
1977年冬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在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全国570万考生终于又走进了尘封10年的考场。1978年2月清华大学新招收的800多名学生到校，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恢复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批新同学。从1979年起每年招生2000人，并多年维持这一规模稳定发展。1978年，还在13个系共55个专业招收358名研究生(其中原本校毕业生占84％)，这是清华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文革”后，青年人思想上有许多困惑，感到“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和产生“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清华大学十分重视引导青年学生走正确的成才之路。1977年学校设立党委学生工作部，恢复政治辅导员制度。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清华的做法，称赞清华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个经验好”。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上说：“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学生到校的第一天起，就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3]
1979年清华大学在学生中进行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化72班的同学们在讨论中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很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和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全社会引起共鸣，鼓舞振奋了80年代的青年人。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在改革中前进，在提高中发展，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向综合性大学迈进，沿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形势下，清华大学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结合学校实际努力开拓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这是清华一贯坚持的工作作风。
1982年7月，学校召开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一个根本(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两个中心(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三方面结合(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办学指导思想。1985年8月，中国清华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又进一步提出“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作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办学指导方针；并首次提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学校逐步恢复和增设了理科、文科、经济管理方面的学科，并对原有的工程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开始由多科性工业大学向新型综合大学的转变。调整充实工科院系，如：设立环境工程系(1984，1997年更名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建筑系改组建筑学院(1988)等。增设文理学科的院系，相继恢复和成立物理系(1982)、生物系(1984)、化学系(1985)，在1985年复建理学院，聘周光召为院长；又成立外语系(1983)、社会科学系(1984)，复建中文系(1985)等，并在1993年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84年取消经济管理工程系，新建经济管理学院，聘朱镕基为院长。
清华大学一贯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因为本科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而本科生源好、培养质量高正是清华的优势。学校在长期教学工作中总结出并坚持搞好本科教学的四项基本建设：专业与学科、课程、教学基地、学风建设。随着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清华从招生、培养到毕业分配制度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校师生广泛参与下多次举行教学讨论会；围绕“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培养模式，着重进行教学内容、体系和方法的改革，着重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教学管理的改革。同时重视德育教育，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在教职工中广泛开展了“三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活动；工会和有关部处多次召开“教书育人”研讨会。在广大学生中有计划地开展丰富的形势政策教育和主题教育，举行“寻访校友足迹、探索人生道路”，“爱国、成才、奉献”等教育活动。
1978年我国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研究生教育，清华果断地扩大了研究生招生规模，确立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方针。1981年清华大学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首批具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84年清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为探索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经验，清华在多种类型、多渠道培养模式，在建立制度化的招生、培养、分配的科学管理体制方面，不断改革研究生教育。研究生院成立
1985年清华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面向社会不同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举办了各种层次、类型的培训班、进修班、研讨班和提高班，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办学，让数以万计的人再次进入课堂扩大更新知识和提高才能。
清华大学以育人为本，同时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工作确立了“一个主体(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应用研究)、两个侧翼(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科研工作指导思想。学校以点带面重点建设了三大研究基地：核能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微电子学研究所、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实验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承担了一批国家攻关任务。CIMS研究中心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清华以改革为主旋律加快了前进发展的步伐。在这一时期，学校的各项工作，从教育体制到校内管理体制、从教学到科研、从科技开发产业到国际交流合作、从机关管理到后勤服务、从教工队伍建设到办学条件改善、从政治思想教育到党的建设等，都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革与探索。在新的形势下，清华面临新的发展阶段勇于面对挑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1年清华大学制定了《“八五”事业发展规划》，这是对学校事业发展一次全面系统的规划；这一年，在清华第二届教代会上，出台《校内管理改革方案》并发动全校教工讨论审议，清华在全国带头对人事、工资、住房等制度进行了综合改革，这是对学校发展从机制上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开始。
1993年，学校进一步明确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即“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并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办学思路。2001年4月，建校9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为清华题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清华大学进一步拟定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的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211工程”建设和“985计划”的实施，清华大学工科的优势进一步增强，理科水平明显提升，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科等取得了长足进展。清华恢复了法律系(1995)及法学院(1999)，1999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美术学院；新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994)、会计学系(1995)、机械工程学院(1996)、公共管理系(1998)及公共管理学院(2000)、传播系(1998)及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土木水利学院(2000)、医学院(2001)、航天航空学院(2004)、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陆续建立的还有工业工程系、软件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景观学系、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市场营销系、信息艺术设计系、国际关系学系、心理学系等。学校共有14个学院56个系62个本科专业；以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2006)。
清华大学以国家现代化战略需求为导向，强化工程技术学科群体优势；以原始性创新为目标，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以提高水平、突出特色为宗旨，发展人文与社会科学、管理、医学和艺术学科；瞄准国际前沿，促进学科交叉，加大学科群的建设力度。清华已拥有国家重点学科49个、北京市重点学科4个，在2002—2004年全国80个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参评学科37个，其中13个名列第一，18个名列第二、三位。清华大学综合性学科布局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和涵盖工、理、文、法、管理、艺术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的格局。
清华大学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学校根本任务的办学理念，以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骨干人才为教育目标，以高质量本科教育为基础，以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以高层次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增强活力。为建立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实现“三个转变”：办学功能要进一步向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学科发展和课程设置要进一步向学科的交叉与综合背景下“通识教育”的方向转变；教学方式要进一步向知识传授与探索相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并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创造性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方式转变。“清华大学要成为各类考生最向往的学校之一，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要成为社会上声誉最好的那一部分人才。”清华积极探索综合性多元化选拔机制，通过高考、学科竞赛，保送生暨自主招生冬令营，文化艺术、体育、美术冬令营等，形成多种渠道、多样化选拔优秀学生的招生新格局。清华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在不断深化，以教学培养人才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把加速建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和教学体系确定为今后教学改革与建设的基本任务。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
清华大学从1994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推行学分制，从1996级起实行“本科—硕士分阶段统筹”培养模式(4年本科＋2年硕士)；调整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结构，进一步压缩基本学分，增加课程选修学分和综合训练项目，增加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1996年开始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SRT)计划”，让本科生较早接受科研训练、提高创新能力；推动名师上本科教学讲台，在全国高校首创新生研讨课。自1985年创立三学期制，在夏季学期走出校门安排5周的实践教学，理工科专业以认识实习、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研究训练、工程实践、生产实习等实践环节为主；文科专业以社会调查、教学实践、专题研究、社会实践等方式为主。2001年学校启动“本科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以示范性课程推动各教学环节的改善；探索因材施教新模式，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优良环境。清华不断改善实验和实践教学条件，建设现代化教学环境，如：多媒体教室，按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开放式教育和自主学习理念的“清华网络学堂”。
清华大学为满足国家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适当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丰富培养类别，提高培养质量，形成了多渠道生源、多模式培养的研究生教育格局。目前全校3万多名学生中，研究生约占学生总数的近60％。研究生教育已经形成了既有理、工、文、史、哲、法、经济、管理、教育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性学位，又有工程、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法律、建筑学、计算机软件等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格局。2003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清华文科部分科研成果
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清华设立“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博士生出席国际会议基金”，2002年起开办“清华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统一组织全校博士生以院系为单位开展短期、集中式的学术交流，成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2003年10月，清华发起并成功承办首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的数量和整体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排在全国第一的一级学科数、科研经费数、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数、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授权专利数等，连年保持全国高校首位。
清华大学围绕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科技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的要求是“顶天立地”，“顶天”是要承担完成国家重大项目攻关，在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要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成果；“立地”是要为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与国家需要、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进行研究成果的转化。清华具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集中力量开辟研究新途径；教学科研相长，有利于教学体系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相互联系和纵深发展；优秀人才密集，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梯队，推动科研深入持久地进行；学术空气浓厚，有利于学术思想活跃，追踪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和学科前沿，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合作。清华正努力凝聚科技资源优势，加快科研基地与创新平台建设，发挥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清华按照“面向经济建设、攀登科技高峰、促进成果转化”的指导思想，科研综合实力有较大增长，在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建设了一批科研基地,其中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是国家批准首批5个国家实验室之一，这是高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探索。有一批研究项目开花结果,如:氮化纳米线和碳纳米管、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10MW高温气冷堆、“航天清华一号”微小卫星、数字电视传输技术新模式、超长高温超导导线、高温超导滤波器、电磁式生物芯片、纳米润滑理论、多功能快速成形制造系统技术、燃料电池城市客车等。文科院系参加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研究与咨询工作，并积极利用多学科综合优势在新兴交叉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一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有较大影响的应用成果。多年来，清华获国家科技三大奖、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经费、SCI、EI、ISTP收录论文数、授权专利数，居全国高校首位。钴-60集装箱CT检测系统
清华大学加强开放式办学的态势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1996年在国内率先开展校外远程教学站点，现已在30多个省份建立了110多个。2005年开始，我校远程教育全面转向非学历教育，主要面向企业、政府部门等集团用户提供在职人员的远程教育与培训服务。在全国26个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建立了100个教育扶贫现代远程教学站，培训贫困地区的乡镇干部、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清华大学从国家需求和学校实际出发，加强产学研结合，推进科技产业化。2003年12月独资设立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创办校有高技术企业，主要从事信息技术、能源环境、生命科技、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推广业务，拥有同方、紫光、诚志股份等上市公司。建立了全国唯一的“A类”国家大学科技园——清华科技园，目前入园已有400余家企业，为创业企业孵化、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清华还积极发展大学与地区合作，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贡献。已与22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合作关系，1995年成立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与企业共建研究基地，如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建立的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以及成立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为当地促进企业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
清华大学自建校起国际交流甚多，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兼容的良好风气。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空前高涨，逐步与世界先进科技接轨。不仅积极派遣本科生、研究生出国留学，持续选派各类教师出国访问、进修等，而且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联合学位培养、海外实习、学分互认及学生交换、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与国外大学合作培养学生。开展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积极开拓多种渠道，引进智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外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众多世界名人和著名学者纷纷来校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搭建起东西方文化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成为活跃学生学习氛围的“特殊课堂”。
清华大学坚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办学质量的关键，贯彻“人才强校”战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实行岗位津贴、合同聘任和岗位职责划分等一系列举措，探索适应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师资队伍建设新模式。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清华教师队伍的结构更加合理、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清华是全国拥有院士最多的高校，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60多名，已初步形成了一支青年学术骨干队伍，4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全校教师总数的2/3。清华教师始终坚持“心甘于师，业精于勤，行胜于言，功大于名”的高尚境界，甘于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而奉献，以追求完美、刻苦耐劳、严于律己和关爱学生而为人称道。
学校的校园建设是办好一所学校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新的教室楼和实验楼、经管楼等学院大楼、现代化图书馆新馆、体育馆，以及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紫荆学生公寓等相继建成，为教学、科研、生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环境。清华倡导了“绿色大学”建设，“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科学研究、用绿色校园示范熏陶人”。
清华园养育陶冶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从清朝皇家园林，到被列为全国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华学堂早期建筑，以及后来一批又一批的大楼，尤其是90年代一大群拔地而起的高楼，成为清华发展历史的见证。清华园已经发生巨变而更加美丽，然而清华人没有改变，依然以爱国奉献为己任，好学、严谨、勤奋、力行。
回首历经沧桑的世纪风雨岁月，百年清华承载着振兴中华的使命，水木清华孕育着独特风韵的魅力。大学之道最主要的是育人为本，影响培育人才最主要的是大学精神传统，形成大学精神最主要的是大学发展的历史，近百年历史的清华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那就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爱国奉献精神，以追求真理为志向的严谨务实精神，以追求完美为目标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厚德载物为胸怀的团队合作精神。清华传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华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怀念母校的恩泽时所说：“清华园里奋发向上的政治空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指引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至今仍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正因为在六年中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对国家、[4]民族应尽的责任。”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清华的建设和发展将迎着世纪风雨大步向前奋进，将继续自强不息，直面挑战，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田 芊 茆诗珍撰文，金富军插图)【注释】[1]这是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接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专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并作的指示。见汉源：《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拨乱反正》，载《清华校友通讯》，第35期，1997。[2]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极“左”的“两个估计”，即一是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办好水利事业 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新贡献——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水利系65届校友聚会时的讲话》，载《新清华》，2002年第8期增刊，2002-04-27。
第二篇 筚路蓝缕 院系创建清
清华大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和高等教育走向独立、走向世界的过程。清华从建校之初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理、工、文、法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清华早期学科建制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院系发展之脉络与特色，院系创建者之艰辛与风采，可以看到各院系创建对清华大学整体形成和发展之影响。如今，清华师生肩负着科教兴国、复兴中华的重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努力实现新的历史飞跃。小荷才露尖尖角——清华评议会与清华的院系[1]设置
上世纪20年代是清华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重要时期。1926年清华召开的评议会第一、第二次常会，议决设立17个学系，清华院系设置的基础由此形成。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大学
清华前身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参照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学校办法，设高等、中等两科。高等科以进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目标，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课程分为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等10类。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仍承袭此体制。“五四”运动后，与国内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运动相呼应，中国教育界出现了改办大学潮，国内大学及学生数快速增长。此时，清华培养的学生程度仍处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清华不改大学，则落后于人，不得并驾齐驱”，难与国内各校竞争，更难以在中国社会发挥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促进了清华的变革。
早在1916年7月，校方即开始拟议筹办大学，校长周诒春对学校长远的建设进行了规划。1922年曹云祥任校长，在校内外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加速进行改办大学工作。1924年秋天起，决定停招留美预备生，清华改办大学的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925年5月，清华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新制大学生(原留美预备部学生称为旧制生)。原计划大学部分为普通科与专门科，学习年限均为两年或三年。普通科不分系，学习一些普通的基础课程；专门科开始分系。但是，由于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内一般大学也不相衔接，1926年便取消普通科改为普通训练，并提早设系，把大学部改为四年制。评议会第一、第二次常会
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大会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本校设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人组织之。校长为当然主席”。评议会的职权包括：“一、规定全校教育方针，二、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1926年4月26日下午3时至7时、28日下午3时至6时半，召开了清华评议会第一、第二次常会，议决：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其中11个系先行设立专修课程，4个系暂不设立专修课程，2个系仅设普通课程。4月29日下午8时，在科学馆212号教室，召开教授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系主任。大家认为：“分了系才研究得出高深学术，养得成专门人才。”“学系的设置，实在是清华大学目前最紧急的一件事。”自此，清华院系设置的基础初步形成。
设立专修课程的系为：国文学(系主任吴在)、西洋文学(王文显)、物理学(叶企孙)、化学(杨光弼)、生物学(钱崇澍)、历史学(陆懋德)、政治学(余日宣)、经济学(朱彬元)、教育心理学(朱君毅)、农业学(虞振镛)、工程学(周永德)。暂不设立专修课程的系为：东方语言学(陈寅恪)、数学(郑之蕃)、社会学(陈达)、哲学(暂缺，后为金岳霖)。
清华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当时学校由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院三部分组成。国学研究院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目标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国学研究院开办4年，于1929年停办。院系的变迁与发展
1928年清华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本科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同年秋开办研究院。1931年冬，根据国民政府“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教育政策，清华决定向工程学科方面发展。1932年成立了工学院，包括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3个系；抗战前清华拥有4个学院16个系，综合性大学的院系设置基本定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与北大、南开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回原址复校，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等5个学院26个系的大学。
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取消学院建制，设有机械制造、动力机械、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无线电工程和石油工程等8个系(1953年石油系调出，成立北京石油学院)，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为了适应世界科技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从1955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又相继设立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并有意识地发展应用理科。到1965年，清华发展为12个系40个专业。“文革”时期清华系(所)的建制变动很大，“文革”后经调整为12个系。1978年以来，学校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对工科做了进一步规划布局和调整更新，逐步恢复与增设理、文、管理学科方面的院系。截至2004年，共有13个学院53个系，清华大学的学科布局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工、理、文、法、管理、艺术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的格局。(王向田)【注释】[1]载《新清华》，史范栏目，1634期，2006-02-24。[1]细推物理写辉煌——物理系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应教务长梅贻琦(清华当时唯一的物理学教授)之聘，叶企孙教授从东南大学回到清华主持创建物理系。1926年秋物理学系正式成立，系馆设在科学馆，叶企孙为首任系主任。一批留美学成归国的清华人，成为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主要力量。1926年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左起：郑衍、梅贻琦、叶企孙；二排左起：施汝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物理系的目的重在研究
叶企孙(1898—1977)幼年受父亲叶景云(曾任清华国文教员)的影响，勤奋好学，熟读古书。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0年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1年他和导-27师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h=6.556×±0.009×10尔格秒，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1924年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在清华工作长达20余年。叶企孙（1898-1977）
叶企孙认为：“大学的灵魂在研究学术，物理系的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物理系成立之初，由于1921年落成的清华大礼堂音响效果差，他带领赵忠尧、施汝为等年轻教师，运用最新的建筑声学理论，通过大量测试实验，研究求解清华大礼堂听音问题，并给出可行的校正方案。这既是中国现代建筑声学的开始，也奠定了清华物理系理论与实验相辅、教学科研与实际相连的学术传统。
物理系延揽教授，“必拣选研究上已有成绩，并且能够继续研究的人”。1928年至1935年，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先后受聘为教授，他们既是清华物理系也是中国物理学早期发展最直接的推动力。
物理系重视实验设备建设，为满足普通物理实验课用，又能开展专题研究，扩充和新添置了大批仪器，并设物理仪器工场，先进的教学研究条件为当时国内所仅有。物理系的学生要比先生想得透
物理系以培养学生主动的研究能力为目标，明确课程训练方针，“是要学生想得透；是要学生对于工具方面预备得根底很好；是要学生逐渐地同我们一同想，一同做；是要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个个在物理学里边有一种专门的范围；在他的专门范围内，他应该比先生还懂得多，想得透；倘若不如此，科学如何能进步？”
人才培养“重质而不重量”，专修人数严格限制在每班不超过14人，淘汰率是全校最高的。课程分配遵循“理论与实验并重”的方针，规定至少需修满50学分，其中包括实验12学分、理论24学分；还需[2]必修微积分、微分方程和普通化学，每星期实验一次。这使物理系学生具备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皆为德才学识精进的良才。如1929年第一级毕业生施士元、周同庆、王淦昌分别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或主任，清华开始为国内物理学界输送人才。30年代中国的“莱顿实验室”
1929年清华理学院成立，叶企孙首任院长，后由吴有训继任。理学院在打通基础学科间联系的同时，注重向工科教育渗透，“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3]独立”。
为自主培养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才，物理系首开清华研究生教育之先。1929年成立物理研究所，开设物质磁性与光学、X射线、无线电学、理论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等研究方向，由专任教授指导。1935年清华研究院下设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实力最强，并建成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专业研究室。
这一时期清华物理系研究成果卓著，“1930年至1933年的四年内，国内物理、化学领域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为9篇”(严济慈语)。吴有训完成的《论X射线被单原子气体散射的总散射强度》等两篇论文，赵忠尧和龚祖同完成的《关于原子核内中子共振能级间距实验》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是国内完成的研究成果首次在国外权威刊物发表。王淦昌验证中微子存在的构想极富创造性。1935年，吴有训被德国哈莱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洪堡学会推举为会员，萨本栋受聘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编著出版第一部大学物理中文教材。
清华物理系以高起点、高质量、敏锐把握学科前沿而迅速发展，并推进了中国物理学渐臻隆盛。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物理系教授多届连任学会领导职务。清华物理系逐步实现建成中国“莱顿实验室”的理想，成为中国物理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中心，并开始在国际学界展示中国物理学的独立形象。
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物理系绝大部分教师和所有学生并入北京大学，清华保留有物理基础课教研组。为开创我国的原子能科学技术，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清华于1956年成立工程物理系，何东昌任主任，设有理论物理、核物理、核材料等专业。为适应科技与大学发展战略，1982年6月恢复物理系，1999年在杨振宁倡导下组建了“高等研究中心”，清华物理系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续写辉煌。(姚雅欣)【注释】[1]载《新清华》，史苑栏目，1636期，2006-03-10。[2]以上，叶企孙：《物理学系概况》，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395、39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吴有训：《理学院概况》，同上书，394页。[1]集贤纳优建一流——化学系
清华1926年设立化学系。数年间，清华化学系迅速跻身为国内化学教育与科研中心之一。解放之初，美国封锁新中国，清华创办化学试剂厂，向市场供应当时不能进口的化学纯和分析纯的试剂，还试制了仿美国Pyrax牌的Tyrax牌玻璃，这Tyrax的T，即表示“清华(Tsinghua)”。打好基础开创局面
清华自建校伊始即重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教育，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中将课程分为10类，其中“物理化学”为一类，共计8学分。1922年高等科课程中，化学作为自然科学部课程，分初级、高级两种，各4学分。化学课程的设置及良好的师资，为学校以后筹建化学系打下基础。
1926年，清华第一次评议会通过设立化学系。建系时有教师5人：杨光弼(系主任兼学校建筑委员会主席)、梁传铃、赵学海、高崇熙、沈镇南，皆为原留美预备部的化学教员。系主任杨光弼是1911年出国的清华第三批直接留美生，1915年接受周诒春校长的聘请来清华任教。
1929年，张子高、黄子卿、萨本铁等应聘为化学系教授。从1929年以后，张子高担任系主任到抗战爆发，课程设置和系的发展规模基本稳定下来。张子高是1909年出国的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起长期在清华任教，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史家和化学教育家。
化学系自建系起便十分重视实践，着重于学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即：“具化学上之基本知识，复习化学工业上之专门技能。于是进而令其专研究某一种问题，别有发见，独自深造。或继续他人研究未竟之问题，或光而大之……即西人所谓Research及Original work是也。”为此，除必修课外，化学系又开出专门性的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兴趣与专长来选修。教学中极其重视教材或讲义的学术水准，各门课程大都采用欧美著名大学的教本或老师自己编写的英文讲稿和实验讲义。
化学系在建系时位于科学馆三楼，共有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3个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达4200余平方尺，可同时容纳90～124人做实验。而当时学习化学的同学仅有100余人，因此人均实验室面积非常宽敞。此外，实验室仪器设备“莫不应有尽有，且多购自美德二国，质品优良”。化学药品“不仅全备而已，且属上等质品”。高崇熙教授自美国带来117种稀见元素化合物，在当时战乱不止的中国，是收有此类实验物品最全的。这些相对优越的条件，使化学系发展之始便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迅速跻身国内一流
1933年，四层楼的化学馆落成，面积为1万平方尺左右，极大地改善了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成为当时国内大学唯一拥有专用楼馆的化学系。仪器方面也已购置了约10万元的设备，除普通仪器外，大多为专门研究需用，每年还购置万余元的书籍、杂志，以备教学、科研之用。至1934年，已有价值约7万元的书籍，包括专门书籍700余本、杂志40余种。英、美、德、法、荷、日、瑞士以及印度等国化学杂志均有一种或数种不等。至1936年，化学系有教授6人、助教9人。1933年的清华化学会。前排右五为张子高，右三为黄子卿
雄厚的师资、优良的实验条件，极大地推动了化学系的科研，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全国最好的化学系之一。从1933年到1936年，《中国化学会志》共发表203篇论文，其中清华化学系有57篇，占总篇数的29.2%。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化学系合组西南联大化学系，在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化学系积极克服战争破坏，努力恢复教学，提高科研水平，至新中国成立时，已成为国内高校中师资力量最雄厚、学术水平最高的化学系之一。
1952年院系调整，除张子高等少数教师留在清华承担全校普通化学基础课教学及实验外，化学系随理学院并入北大。大步迈向新的辉煌
1958年，学校设立工程化学系，张子高任系主任。“文革”期间，工程化学系改名化学工程系。1978年恢复工程化学系名称。为了适应清华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发展的需要，1978年在化工系恢复招收“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专业的理科学生，并招收应用化学(分子光谱、仪器分析)硕士生。1980年，工程化学系改名为化学与化学工程系。1985年，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分为化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化学系重建后，继续招收物理化学硕士生，并从198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91年建立物理化学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生。
目前，化学系的研究方向覆盖近代化学的各个领域。在均衡发展化学各二级学科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和发展前沿交叉学科新的生长点。光电子材料、纳米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等功能材料的研制，以及生命科学中的化学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化学学科发展的热点。(金富军)【注释】[1]载《新清华》，史苑栏目，1638期，2006-03-24。[1]桃李芬芳遍天涯——地理学系
早在清华学校时期，国学部就有中国地理课程。1929年6月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决定设立地理学系，1929年秋，地理学系正式成立。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就是地理学系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三科并举
地理学系1929年秋成立，1932年更名为地学系，分设地理、地质、气象三组。首任系主任是翁文灏(1889—1971)，他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12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18年参与成立地质调查所，开创国人自己调查本国资源的新纪元。1927年起在清华任兼职教授，开设地质课。1929年参与创设地理学系，对于清华地理学科的发展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翁文灏（1889-1971）
然而1929年，地质调查所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考察时遇匪死难。翁文灏惊闻此事后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未能“专任所务”。因此在1930年，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改任名誉主任和名誉教授，1931年还曾代理校务数月。他在《年谱初稿》中记载：“余自赵亚曾故后，本已立志脱离校课，专心所务，乃清华大学师生因校国立，不愿因校长人选而归入政客派系之手，故于部派校长争持颇坚。政府为宁息计，命余代理其事，钱昌照来平力为劝任。余勉允暂任，以六月为限。嗣因余商荐梅贻琦为校长，荷政府采纳。”此后，由袁复礼、冯景兰先后担任系主任。
地学系建系时即分为地质、地理、气象三组，均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支持，如：地质有翁文灏、袁复礼、谢家荣、冯景兰、张席褆等，地理有王成组、洪绂、张印堂等，气象有黄厦千、李宪之、涂长望、赵九章等，均为地学系发展作出贡献。
在课程设置上，以“与他校少有重复课程，多有互助课程”，拟进行“界于地质、地理之间的教学和研究”为原则；不仅讲授书本知识，而且注重测量、制图、气象观测等技能训练。培养的并非是专长单一的人才，而是具有地理、地质、气象三门学识的通才学生。起初选修其他系课程较多，1932年以后减少选修课，增加本系必修课。共同必修的本系课程有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气象学等。1933年曾设立地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人，翌年即停止招生。注重实践
翁文灏要求学生“不但用耳用目的学，还要动手动脚的学”。地学系41门主修和选修课程中，包含室内实习、野外实习的课程就有25门。野外实习为二、三、四年级学生公共必修课，多是利用每年春假到近郊或外地山区举行，实习完要做一份详细的《实习报告》。
气象学一课，最初在校园西北隅设有气象园进行实测。1931年春，以三万三千余元建成对径24英尺、高五层90英尺之八角形气象台一座。内装设有测气压、风力、温湿度、降水量等仪器，后又添置了口径130毫米、放大275倍的赤道望远镜，所有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地理组备有各种挂图、地图集、地形图，省府县志、西文的全套地理期刊等，计有十数种书刊。地质组有供给学生学习用的结晶模型、矿物标本、岩石标本及切片、经济地质标本等，以及显微镜、蔡司双管镜、测磁仪、显微照相机、水成岩分析器等设备。
地学系教师一方面注重教学，另一方面利用假期积极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袁复礼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时，曾发现恐龙化石，为国内外古生物学研究界所关注。冯景兰、洪绂、张席褆等发表的论文有《云南地质矿产》、《福建、山东、河北等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中国中生式地层的研究》等，极具水平。
在气象学研究方面，气象台设有两三个专职的技术人员。他们经常进行地面层及上层空气状况的观测，并自1939年1月1日起，逐日对校内外发布北京附近的气象报告及外埠各地天气状况报告。气象组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论文20余篇，如赵九章的《大气涡旋运动》，李宪之的《台风预报法》等。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台桃李芬芳
后来西南联大时期，地学系与北大地质系合组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复校后，地学系分为地质、地理两组，另单独建成气象学系；1950年地质组分出成立地质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地学系并入北大；地质学系与北大、天大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组)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到1952年为止，地学、地质学、气象学系共培养毕业生200多人，其中许多人成为著名的学者、教授，荣获2003年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及多次获国家最高奖的杰出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就是其中一位。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清华，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我国气象，主要成就包括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气环流的突变、提出大气能量频散理论、倡导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全球变化研究以及人类有序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等，为我国现代气象业务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俊鹏)【注释】[1]载《新清华》，史苑栏目，1640期，2006-04-07。[1]根深叶茂系工学——工学院
1922年建成的老土木工程馆(原称“工艺馆”)曾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生进行工艺实习的场所，初期设置了木工和金工等几门训练手工的课程，这便是清华工学的启蒙。清华改办大学后，1926年秋正式成立工程学系，并于艰难发展中改系建院，迅速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工学院，从此工科成为清华雄厚的基础。工程学破土而出
1909年7月，清政府在“庚款”赴美留学的奏折中即议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可是早期清华学堂及清华学校只设文科、理科等，虽有工艺技能训练但没有专设工科。
待北伐军冲破大江南北，军阀政府为国民政府所取代，眼见国家建设不日来临，有远见的清华教师及同学们请求学校开设工科。当时国内几个已有相当历史的工科大学，如南洋、北洋、唐山等，大都困于经费等问题以致发展受到束缚，而不得不望诸有设备基础和办学经费的清华扩张工学。清华工学的萌芽——工程学系在1926年成立，系主任为周永德。
工程学系初设时规模颇大，分土木、机械、电机三科，1927年又合并三科为实用工程科，所学内容不求其广只求其精，希望培养实用工程人才，以期将来毕业学生可出而应社会之要求。1928年秋，校长罗家伦又宣布要“培养市长兼工程师的人才”，改为市政工程学系。然而同年冬，因经费不足忽被裁撤，部分学生分别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和唐山交通大学。1929年秋，在全系师生的极力争取下，工程系又得以复兴，专办土木科，改称土木工程学系，附属于理学院。明确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在我国不甚分工的情形下，对于各种土木工程事件都能做有把握的处置”，即培养具有土木工程方面广泛基本知识的人才。应国家之需改工学院
自从工程系建系以来，全校每年新生十分之三四均入该系，至1932年工科学生已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在延聘教师及增添设备等各方面，都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便在1932年1月成立“改院促进会”，要求设立工学院。时值国家因军事、政治之需，竭力发展理工，重视工程应用；同时在国内“学术独立”的呼声中，工科也逐渐从技术提升到了工学。此种种原因，促使清华于1932年秋正式成立工学院并招收学生，由梅贻琦校长兼任院长，1933年改由顾毓琇担任院长。
除了从理学院并入的土木工程系外，工学院又筹设了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两系，并在一开始就注意发展当时较新的工程技术，如水利、电讯、航空等，为以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由于得到航空委员会的资助，发展较快，曾于1935年间由王士倬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
工学院名师云集，如顾毓琇，1923年毕业于清华高等科，旋即赴美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并获博士学位。他是电机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家。他提出人才培养的三个阶段：“未毕业前，注重学术；新毕业时，注重经验；已毕业后，注重经验与学术的互相发明。这第三个阶段融会贯通,发明改良的工作,关系国家未来的生命……”培养出的学生既“巧心”学理论，又“劳手”做实验，造就完全之工程人才。
工学院课程编制的原则大体上是：一年级为共同必修课，二、三年级是有关工程学基础课和本系的技术基础理论，到四年级才开始分组学几门专门的技术课程，学生周学时一般都在60～70。教学上注意平时、注重练习。学生平时考试成绩约占总成绩的40%，平时练习占10%，期末考试占50%。此外，频繁的考试亦十分严格，因考试难以通过造成很高的淘汰率。如静动力学一课，用的是美国Frank.I.Brown著的教材，有时不及格人数多达三分之一。工学院教师急国家所急，开展科学研究。庄前鼎等人于1933年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捐赠给前方将士。工学院的发展
在工学院初期，各系均建立与扩充实验室，多有当时最先进的新式仪器设备。如土木系水利实验室仿照德国大学实验室建造，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实验所”。这些实验室不只是为满足教学需要，也是为开展科学研究而设。1935—1936年，控制论创始人、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应电机系李郁荣教授之邀，来清华访问讲学两年多，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说明清华已是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之一。1936年电机系教师合影。前排左起：赵友民、李郁荣、顾毓、维纳、任之恭、章名涛；后排左起：张思侯、范崇武、沈尚贤、徐范、娄尔康、朱曾赏、严睃
1937年，以清华工学院为基础，组成了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工学院又增设了航空、化学、建筑、采矿工程学等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培养出的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今天的清华，正继续保持并发展传统的工科优势，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许 诺)【注释】[1]载《新清华》，史苑栏目，1642期，2006-04-21。[1]造就专精研究人才——生物学系
80年前成立的生物学系是清华大学部最早设立专修课程的学系之一。一批早期留美生成为生物系师资的中坚，他们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得该系成为我国近代最早开展生物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以实验生物学为主要发展方向
1926年生物学系成立，3年后附属于新成立的理学院。在办系方向上和课程设置上仿照美国大学，并且多沿用美国教材，学术思想受美国近代流行的摩尔根遗传学派等影响较大。除大一共同必修课之外，必修的本系课程有20门，还必须选修至少30学分的德文(或法文)、理学院各系及社会学系的相关课程。这充分体现了通才教育的办学思想，以求授予学生生物科学的基础知识，使学生毕业后“或入研究院作专精之研究，或任高中教师”，均“有一个充足的预备”，以免“专门太早”。
生物学系以实验生物学为主要发展方向。早期生物科学是静态的、以形态描述与分析为主的学科，逐步发展成动态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定量的学科，清华是走在前面的。实验在教学中占有很大比重，本系必修课程中除《生物学史》等两门课以外，其他课程均有实验。建成初期的生物学馆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清华第二批四大建筑之一——生物馆的建成，实验室大大扩充，仪器设备也有不少添置。此时课程设置基本定型，系的规模有所扩大。由建系之初学生人数只有两个年级3个人，增加到20多人，并开始培养研究生，每年约一两名。馆内先后建成普通生物、植物分类、植物形体、植物生理、植物解剖、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体素学胚胎、动物生理学等9个实验室，以及动植物标本室、植物培养室等。实验室拥有生理仪器1000多台，重要标本120多件，每间实验室可容20人。此外，校内还有为试验和研究提供素材的植物园、金鱼场。教师对学生做实验的技能训练和写实验报告等都较重视，要求十分严格；实验结果不对，一般得重做。
1926—1928年先后由钱崇澍、刘崇乐和陈桢教授出任系主任。钱崇澍为1910年选送的第二批直接留美生，是我国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启蒙人，历任南北多所大学的生物系教授，我国很多知名的植物学家都曾受教于他。1934年陈桢出国休假期间，曾由李继侗教授代理系务，此外生物学家吴韫珍、胡经甫、寿振璜等也先后在此执教。他们多是清华学校时期培养的留美生。把科学研究看做“第二种事业”
生物学系提倡科学研究。陈桢早在大学部成立之初，即提出要把科学研究看做“清华大学的第二种事业”，认为增进学术与培养人才同样的重要。之后更明确提出把研究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提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鼓励学生进行科学研究。
清华生物学系是我国近代最早开展生物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并于1930年秋设立生物研究所。当时提出的研究计划是：本国植物之采集与研究；本国动物之采集与研究；以试验方法研究动植物之生理、遗传与进化。据粗略统计，至解放前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书评介绍等近百篇，许多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平，如陈桢在遗传与演化，李继侗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吴韫珍在植物的调查、采集、分类方面的研究等，其中陈桢的研究成果首次证明了金鱼的孟德尔式遗传，震动国内外生物界。
科学研究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生物学系授课的教师可谓人尽其才，这一点在联大时期尤为突出。有一位老师讲授两门课程，也有三位老师合教一门课程。“普通植物学”由吴韫珍、李继侗和张景钺各就所长分别讲授分类、生理、生态，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沈同是研究营养学的，就由他开设“生物化学”课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编写的中文教材至今仍作为高校生物学参考书或教材，陈桢编著的《普通生物学》对当时我国生物学教学的改进产生了很大影响。生物学系对于培养教学科研人才可谓贡献不菲，截至院系调整前，生物学系共培养了本科毕业生100多人，研究生10人左右。其中，汪振儒、吴征镒等先后执教生物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中有数十位就读或执教于清华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生物学系并入北京大学。1984年恢复建系，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当年仅招硕士生。翌年，学校恢复理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隶属理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复系20多年来，继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不断探索培养高层次的科研人才，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是全国和教育部生物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基地”，系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首批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在系学生超过千人，其中研究生达400人左右。随着21世纪生物、信息、纳米材料三大新兴学科的突起，清华将为培养现代生物学人才作出新的贡献。(冯 茵)【注释】[1]载《新清华》，史苑栏目，1645期，2006-05-19。[1]丹青妙笔绘华章——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历了50年的辉煌历史。几十年来，学院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艺术设计家的摇篮”。筹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我国工艺美术教育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叶，二三十年代一些赴欧美、日本勤工俭学的青年就选择了工艺美术作为终身职业，如庞薰琹等。他们学成回国后，分别在国立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等校开设工艺科、图案科。在延安鲁艺的美术工场，也设有工艺美术小组，张仃、陈叔亮、吴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平艺专的陶瓷科和图案科发展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聚集了张仃、张光宇等艺术家；杭州艺专改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亦设有实用美术系。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工艺美术事业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检查国家庆典用瓷的设计生产时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对工艺美术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要关心艺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培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1953年，周总理在观看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时再次提出：“我们要办工艺美术学院，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结合生产，关心人民生活的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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