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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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战略(全三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版权信息蓝色战略：东海篇
蓝色战略：南海篇蓝色战略：是龙，就要东归大海目录
CONTENTS序东海篇［上］
第一节 从解放战争说起
第二节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第三节 朝鲜战争中，美国第七舰队为何开进台湾海峡？
第四节 我的地盘我做主
第五节 战后朝鲜
东海篇[下]
第一节 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第二节 钓鱼岛——美国的阳谋
第三节 日本“3·11”——史上最“强”的地震
第四节 苏岩礁——中韩之间的“潜在钉子”
返回总目录序在处理包括海洋争端在内的任何东北亚地区的问题时，我们都必须始终在心里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日、韩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都是非常发达的，然而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其实她们都处于一种“残缺不齐”的状态。
日本是二战之后的战败国，而韩国则是以日本殖民地的形式，在战后被美国事实上所接管。这段历史决定了这两国都不能算是主权完整的国家，能当家却未必能事事做主。譬如韩国，时至今日，韩军在战时的指挥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政府手里，这就是说一旦爆发战争，韩国总统是没法自行调动本国军队的。
美国对这两个东亚国家不正常的影响力，决定了他们的国家行为必须要首先照顾到美国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掉她们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对于我们来说，在面对中韩、中日之间的种种博弈或是矛盾时，我们需要先仔细琢磨一下，我们面对的究竟是韩国人、日本人，还是她们背后的美国人。东海篇[上]第一节 从解放战争说起
历史往往都是这个样子——说“唐宗宋祖”需要从“秦皇汉武”开始说才能说清楚，说“秦皇汉武”就要从春秋战国说起，再往前追溯一下，从夏商时代乃至“三皇五帝”开始说会说得更透彻。今天也是如此，要搞清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事件，从二战前后开始说起，是完全有必要的。
包括南海在内，如今中国周边各类纷繁复杂的事情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基本盘，这个基本盘就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战略格局。和早已支离破碎的东欧不一样，东亚地区的基本格局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基本没有过大的改变。简单地说，现今南海局势的发端是当初美国在东南亚布局，但最终布局失败，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又始于东亚的三角形战略格局，再往前推导，这一格局的形成则始于朝鲜战争。
建国以来中国东部、南部海洋区域的基本战略态势，归结起来是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战争外加国民党逃台所决定的。要搞清楚中国周边种种“问题”的来龙去脉，通常需要从“二战”结束前夕开始成形的雅尔塔体系说起。
在“二战”中签署的、对近现代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协定有两个：一个是货币领域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是地缘领域的《雅尔塔协定》。简单地说，当时《雅尔塔协定》出炉的背景是：上一任资本主义的龙头老大兼世界霸主英国，连续和新兴的欧洲工业国家打了两次擂台，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老帮主实在撑不住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体系随即开始崩溃，而英国霸权的继承者是谁呢？是美国与苏联两个国家。“二战”结束后英国人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给自己保留一些家业，而美苏两国则在忙着接盘——接手英国等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范围。
这样一来，美苏之间就出现了一系列利益划分的问题。说到底，美苏在雅尔塔签署协议的时候，从未将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考虑，当时的中国只是美国和苏联眼中众多标的物中的一个而已，虽然得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以当时的情形，这个常任理事国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首先，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变相地承认了外蒙古独立。按照这个条约，长春铁路、大连港以及整个旅顺市的实际控制权也都给了苏联。当时，新疆地区也被苏联渗透得很严重，乌鲁木齐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来自苏联的。
再看看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一直以来，国民政府从未在西藏驻扎过一兵一卒，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仅仅成了一个法理上的概念。抗战结束之后，西藏已经被英国和美国渗透得非常厉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又缩小了一块。并且剩下的部分还被继续瓜分着。
蒋介石借助政治联姻得到了上海资本的支持，抗战结束之后，其声望一度达到顶峰，但他依然不具备控制各方诸侯的能力，因其嫡系核心力量是在江浙一带，而如两广地区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地区的傅作义、阎锡山等，都是“听宣不听调”，他们的地盘俨然就是一个个国中之国。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名义上是统一的，而事实上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更危险的是，中国被推到了美苏对抗的最前线。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奉行的是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各路“诸侯”也都和美国暗通款曲。
当时，按照美军的战术构想，远东地区应设有两个前进基地，以备美苏开战时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之用。这两个前进基地一个是日本的冲绳，另外一个是中国的青岛。这就是说，一旦美苏之间开战，青岛将会成为对苏联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苏军必然会尽全力去轰炸青岛。反过来讲，对当时的苏联而言，进入太平洋地区最好的深水港是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因此美军为了封锁苏联海军，阻止其南下，也会全力地攻击这两个地方。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晚清时期日俄战争的翻版，只不过当时沙俄和日本的战争还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此时美苏间的军事对抗则是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就是这场对抗的第一战场。一旦冷战变成热战，那么整个中国都会被卷进去。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苏谈判持续了两个多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东三省的主权问题，最后达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新的中苏条约，规定了苏联撤出东北三省的时间。当然，这个条约的签订也不是全无代价的，外蒙古独立在国民政府时期成为既定事实，新中国只能把它承认下来。
在这场中国的大变革中，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大陆都损失了不少，美国损失的利益更大一点，而苏联的损失则更多是在地缘上。首先，美国对“远东”地区的控制范围从中国大陆退到了后来被称为“第一岛链”的区域。其次，1946年美国与当时的国民政府签署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废止。
如今有一种说法，说美国原本不想和新中国撕破脸皮，但殊不知当时美国政府提出“不撕破脸皮”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承认美国之前在华取得的各类特权，这显然是新中国不能接受的。可以说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出乎美苏的预料，之前有关中国的战略构想也随之烟消云散。第二节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由解放战争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至此还远未结束。
原本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态势，以北纬38°线为界，两家各占一半。但美苏在朝鲜半岛达成稳定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美苏在中国同样达成了“稳定”，如今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对于北朝鲜要南下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请求，始终是抱以消极的态度，但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对北朝鲜的态度立马发生了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在海洋战略上的考虑。
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港口都位于高纬度地区，每年有几个月的封冻期，相比较而言，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海参崴。然而，即使是海参崴，它的天然条件也远远不如大连港及旅顺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要把大连和旅顺最终交还给中国，那么，太平洋舰队就必须要寻求新的不冻港。
如果当时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把朝鲜半岛统一的话，作为交换，苏联就可以在朝鲜半岛获得新的深水良港，比如济州岛。这就是斯大林心中的小九九。而中国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当时北朝鲜失败的话，美国人会一路向北推进，最后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意味着鸭绿江两岸将会出现类似于今天朝鲜“三八线”的局面，从而成为东西方冷战对抗的最前线。如果这样，以当时中国的军力，是抵御不了美军这么大的潜在威胁的。建国初期，东北三省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所在地，新中国75%的重工业集中于此。如果坐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就等于把中国3/4的工业设施摆在了美国人的炮口之下，任何承诺在这种危局之下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如果中国想摆脱美国的这种潜在威胁，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斯大林并不吃亏，因为苏军不用再按照此前的约定撤走了，那么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海港依然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但同时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做出的让步，依然会成为既定事实。因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归根到底我们“保”的不是或不单单是北朝鲜，而是我国东北地区实实在在的主权以及中国七成以上的工业能力。
中国的抗美援朝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胜利者。
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爆发时西藏尚未解放，南部很多地区的战事尚未结束，很多地方还有占山为王的土匪和残存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从经济上看，1950年中国全国钢产量61万吨（钢产量是衡量一国战争潜力的重要标准），同年美国是8785万吨；1950年中国工农业社会生产总值只有683亿（人民币新币），到1953年是1241亿，而抗美援朝使得当时中国的国防开支一度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43%……
这还只是账面上的问题。在战场上，由于志愿军空军的力量非常有限，所以无法完全保障地面部队后勤补给线的安全。在半岛北部，尚可借助多山地形来最大限度地抵消美军的空中优势，但在南部，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下，如果缺少空中掩护，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可以说，“三八线”其实也是志愿军后勤补给线能够延伸到的极限。在这种硬实力条件之下，中国在朝鲜半岛取得了可以取得的最大限度的胜利。第三节 朝鲜战争中，美国第七舰队为何开进台湾海峡？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第一反应非常耐人寻味。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不是让驻日美军驰援南朝鲜，而是让自己的第七舰队迅速地开进了台湾海峡，其目的就是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
要搞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我们需要先拿一张地图。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台湾（当时台湾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其实也就是变相地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与南朝鲜、日本在地缘上构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日本因为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稳固的前进基地——借助日本的工业体系，战时美军需要的武器装备、后勤给养都可以就地生产，无需从本土运输，而战损装备的保障、伤员的救治等也都可以在日本完成（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借助的就是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需品订单）。因此，日本是这个三角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在朝鲜半岛或者台湾发生战事，那么美军可以以日本为跳板进行支援，而无论从中国大陆方向还是从苏联方向，要想对日本本岛发动军事打击，台湾地区和南朝鲜都将构成保护日本的第一道屏障，这样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三角形结构。
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懈可击的东西，这个战略三角结构也不例外。美国人这个布局的问题在于，三点俱在的时候确实无懈可击，可一旦这三个点当中的任何一个点出现松动的话，就会导致其他两个点在短时间内完全崩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日本丢了的话，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就失去了战略后方。没有日本这个前进基地，美军想驰援朝鲜战场或者台海战场就只能从夏威夷远道而来。我们从地图上看，这是多远的距离？也许美军的舰队还没到，这两个地方就已经丢干净了。
如果台湾出了问题，那么来自东亚大陆的力量就可以以台湾为跳板打击冲绳，进而可以打击日本本岛。日本一旦保不住，南朝鲜就同样不保。同样的道理，如果南朝鲜丢了，那么对方就可以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直取日本本岛。失去了日本的支撑，丢掉台湾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搞清楚了美国在东亚所布的这个局，也就好理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了。
仅仅从技术角度说，美国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假如当时解放军解放了台湾，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台湾就很有可能为苏联所用。从理论上说，如果苏军以台湾为跳板，就可以打下冲绳，进而直逼日本本岛，到那时南朝鲜将彻底失去战略上的大后方。
一旦上述情况出现，那么无论之前南朝鲜做了如何的顽强抵抗，朝鲜半岛最终都将不再和美国有任何关系。届时日本本岛将直接面临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潜在威胁，原本它是美国最好的战略跳板，到此时将成为一片毫无价值的死地。一旦如此，美国在第一岛链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只能一直向东撤，而下一个战略立足点则远在夏威夷……
现在我们清楚了，一个不大的台湾岛，从战略上来说，却关系到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对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爆发后让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就相当于发现着火后先把屋子里的煤气罐搬出去——先保证不会把半个楼炸飞了，然后再去灭火。让第七舰队封锁住台湾海峡，就是先把最坏的可能性排除掉。只有台湾地区安全，日本才安全；只有在日本安全的情况下，美军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朝鲜半岛发生的事情。
这里是从地缘的角度所作的分析，但有必要多说一句的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下流传甚广的所谓“中国因为抗美援朝而失去收复台湾的机会”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且不说朝鲜战局直接关系中国东北主权，也不说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远在志愿军入朝之前，仅仅从大势上说，从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一刻开始，后面的连锁反应就已经不是中国自身可以控制的了。而如果不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无法结束中国事实分裂的局面。而朝鲜战争则是中国重归大一统后躲不开的一场考试，所幸的是，新中国考得很好。第四节 我的地盘我做主
可能有的读者要问，如今的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六十多年前发生于数千公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上的那场战争能有多大的关系？
前文我们提到，自冷战开始，美国针对苏联和中国构筑了三道“岛链”，即通过各种军事、政治条约对部分国家、地区的军事力量加以整合，同时在关键节点直接驻军，以此构成美国围堵以及主动进攻东亚大陆的前进基地。
要明确的一点是，所谓“岛链”并不是指一堆千万年来就摆在那里的岛屿，而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精心谋划后的战略布局。时至今日，对比朝鲜战争时期，这一布局仍然没有太多变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对中国而言仍不能说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中国东北地区所面临的巨大威胁被解除了，但朝鲜半岛仍有一半掌握在美国手里，这就使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三角形布局得以继续存在。美国的势力依然存在于第一岛链区域，而这正是一直以来中国周边各类问题的根源所在。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联合国军被彻底赶出朝鲜半岛，那后面会如何发展呢？美国的三角形布局将因为失去南朝鲜而面临全线崩溃的局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难度将大大降低。更长远一些考虑，由于没有美国的影响，东亚地区的地缘环境也将简单化、安定化（在现实中，中国在东南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要优于东北亚地区，这正是因为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要弱于对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影响）。
由此也不难看出，某些人关于“朝鲜战争终止于‘三八线’是因为中国当初故意让朝鲜半岛分裂”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现实状态下，自朝鲜战争结束后至今，整个东亚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都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个三角形结构为基础，这一点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台湾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它是驻日美军向南驰援东南亚地区的必经之路，除了作为东北亚战略三角的一个支撑点，它还是连接美国第一岛链南北两部分的关键所在，所以在东亚地区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台湾往往是最不安定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来讲，台湾这个节点其实是美国几个节点当中最脆弱的，因为它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130公里宽，并且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没有太多的地理屏障，所以台湾又是最容易也是最可能被丢掉的一个节点。
这两点大体上就决定了美国对台的基本态度：既不想让两岸统一，也不敢在台海轻启战端（太容易丢，打起来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把这两种想法再综合一下，美国的真实两岸政策也就出来了，就是想方设法让大陆与台湾保持一种冷战或是“冷和”的状态。
单从眼前说，我们先看看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关系。近年来，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关系看似对比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低调了很多，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在军事、情报上的合作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对台军售也一直在持续。事关国运的问题仅仅靠两句中看不中用的空话是绝不可信的。
再来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未来的趋势如何暂且不论，迄今为止，日本仍旧是美军在东亚地区驻军最多的国家，这里的工业体系也依然是美军最坚实的依托。
最后来看美国和韩国的关系。美国、韩国之间的关系在卢武铉时代有过趋于正常的趋势，但在李明博上台之后这种关系看起来越来越像一种主仆关系（朴槿惠政府这一届政府有扭转回来的趋势，但肯定会面临国内亲美派的强力反弹）。甚至有消息称美军将再次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
美国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之间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那么也就意味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个三角形布局仍旧存在并且左右着东亚的局势走向。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南海问题中，在前台表演的是阿基诺三世这样的政客，其后台其实是美国及美国身后的跨国财团。阿基诺政府敢于挑衅中国，其底气还是来自于美国人。
自20世纪90年代美军撤离苏比克基地之后，美军在东南亚其实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依托，除了新加坡的樟宜港之外基本没什么可用的海空军基地，而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工业国且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很难像日本那样为美军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支持。
这是从现实角度来说，后文我们将从历史渊源来说，现今东南亚的战略态势其实也和东亚地区的这一布局有着莫大的关系。
显而易见，中国在东亚所追求的远期目标是让美国非正常的影响力退出东亚地区，这是实现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第五节 战后朝鲜
回过头再说朝鲜半岛。和现在多数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其实在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半岛的北部——也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要高于南朝鲜的。
战后朝鲜经济事实上逐步了融入当时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体系，成为了经互会的“编外成员”。经互会是经济互助会的简称，所谓经济互助会，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套国家间的分工体制，即各国依据本国的优势来确定主攻的产业，多个国家拼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当时，朝鲜的贸易模式是以出口原材料及初级加工品为主，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换得的则是工业品及原油（朝鲜国内多煤而贫油）。
从农业上说，朝鲜处于多山地区，土地贫瘠，所以农业的基础非常差。在苏联时代或者冷战时代，朝鲜农业采用的是一种以油换粮的模式，就是通过大量的石油消耗搞机械化的农业，同时依赖大量的化肥来改良土壤。在冷战结束之前，这种模式一直保证朝鲜国内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同时，由于大规模的机械化把很多农村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这些劳动力就被投入到工业中。
由于有良好的经济状况加上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体制，当时朝鲜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其实是很不错的，甚至一度让中国老百姓羡慕。（当时中国处于东西方一起封锁的状态，而朝鲜则背靠着经互会搞开发式经济，人口又不多，物质丰富程度自然要好于中国。）
而与之对应的南朝鲜，战后的经济状况并不怎么样。从历史上看，日本殖民时代的朝鲜半岛经济布局上是农业的重心在南部，工业重心在北部，这就导致南朝鲜的经济在根子上就非常孱弱。同时，南朝鲜政权与日占时期的朝鲜伪政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于南朝鲜在战后很难推行比较彻底的分配制度改革，少数大财阀得以垄断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这一问题后来最终引发了“光州事件”2。除此之外，朝鲜战争结束后，南朝鲜成为了冷战的最前沿，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主要是把南朝鲜看作日本的屏护，而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南朝鲜的扶持远不如对日本那么用心。
朝鲜半岛南北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始于20世纪80年代。南朝鲜的经济腾飞或者曰“汉江奇迹”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及产业转移。如今做大做强的韩企中，在最早的时候，大部分都在技术上和日本企业存在传承关系。
在南朝鲜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同时，朝鲜的经济运行却开始出现问题——确切地说是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体系开始出现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及各东欧国家的政局纷纷呈现混乱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这些国家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变得难以为继。苏东剧变之后，经互会体系也随之完全崩溃，这就使朝鲜的经济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朝鲜的经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内循环经济，它是作为整个经互会经济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存在的，经互会不存在了，朝鲜经济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这就好比一个人死了，而他的一个手指头是不可能再有什么活性的。
1991年以来，朝鲜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问题。而朝鲜农业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石油不足。没有油，就会使高消耗能源型的农业无以为继，大量的农机动不了；没有石油还意味着没有化肥，而朝鲜的土壤又异常贫瘠，这两点导致朝鲜始终在农业问题上面临很多的困难。一个饿着肚子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能力去发展工业和其他产业？东海篇[下]第一节 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中日、中韩之间的海洋争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说是局部性的利益争夺。在这一系列“小问题”的背后，藏着的依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特大号问题”。
先来说说中日之间的问题。所谓“纲举目张”，要说清楚中日之间的有关海洋的问题，就要先弄清楚中日关系的几个基本面。
从最最基本的层面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是海岛与大陆的关系。由于地盘小、资源少且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在生产、生活、文化这些方面，海岛天然的就必须依赖于大陆——历史上只要是经济发展良好一些的岛国基本都有大陆依托，孤悬大洋之上的岛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无一例外都还处于原始社会。
这种“依赖”又可以以两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抢”，一个是合作乃至臣服。英国对欧洲大陆用“抢”的时候比较多，主动权在英国自己手里，所以，数百年以来英国人的日子过得算是很“爽”。欧洲大陆缺少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政权，这就给英国人留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相应的，日本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爽”不起来，因为自打中日有了接触，日本面对的就总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压根没空可钻，所以作为岛屿，日本要从中国大陆获得依托，多数时候就只能靠合作或是称臣，交往的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话说到这里，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侵华还有没有可能重演，或者说日本还有没有做类似打算的可能。应该说，这个问题日本说了是不算的——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日本能够一再在中国得手，其前提是当时中国内部处于一种一盘散沙、极度混乱的状态。譬如甲午战争，与其说日本人是在和清廷统治下的中国打，不如说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打；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名义上有个统一的国民政府，但事实上还是一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北方地区在蒋介石政府的绥靖政策下步步沦陷，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因为蒋介石首先把这些地区看作是北方军阀的本钱，而不是中国的国土。
1949年以后，中国已经重归了大一统，再次被日本侵略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即便日本还有“狼子野心”，它也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机会——除非中国重新回到民国。
有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再说说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利益关系，具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是在地缘上。前面谈东亚“三角形格局”时已经具体提到过，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日本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最希望看到这些区域都维持一种长期分裂的状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或明或暗地插手台湾问题，为台独势力张目，便是出于这一考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台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显然，地缘上的问题是中日双方目前一个比较重要的矛盾点所在，但这不等于说这个问题必然要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中日之间的地缘矛盾的前提是什么呢？插手台湾问题和在朝鲜半岛搅局，日本都是为了在地理上获得一个屏障。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日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于日本被美国控制着的这个事实决定的。日本本土有大量的美军基地，会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威胁。无论日本主观上怎么想，如果中美之间交恶，日本就会被动地卷进中美之间的对抗当中。说了这么多，问题最终还是绕回到了美国身上。假设有朝一日美国在东亚地区不再保持如现在这样不正常的控制能力，那么中日之间在地缘战略上的矛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东亚地区就会比现在太平得多。
第二方面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说，目前中国跟日本合作的一面要大于对抗的一面。新中国对日本民间名义的访问始于1954年，与日本民间经贸代表团的秘密谈判比这更早——当时抗美援朝还在打着呢。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中日之间小批量的贸易往来一直存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之后，中日间的经济往来规模开始进一步扩大。
在战略层面来看，当时中国建立起了一南一北两条与西方往来的经济通道，南边的就是香港，北边的则是由上海、天津出海至日本。通过这两条通道，中国可以跟当时的西方国家建立起经济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可以穿越冷战铁幕的。两条对外通道牵涉的其实就是两套对外开放的布局以及思路。相互比较一下，应该说北边的发展潜力比南边的要更好一些。
香港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其本身面积有限，经济规模有限，借助这里搞对外开放解决一些局部区域的发展问题是可以的，但指望靠香港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就如同用小马拉大车。第二，香港除了早先有过一些加工业，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工业。不客气地说，港商脑子里压根就没有搞大工业的概念，因此也就没什么“先进经验”可供参照。
中国大陆东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也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比如说电力、铁路、公路等。不仅如此，从先天因素说，东南部地区人口密集且缺乏矿产资源——缺地、缺油、缺矿石，要搞重化工业必须把资源从西部不远万里调运过来，费效比首先就不高。这样一来，即便是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经香港引进到中国大陆，但因为缺乏配套的工业基础也很难有什么实际作为。即使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国的重化工业仍旧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一直到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以较为低端的加工业为主。这就是说，借助香港这个对外经济通道可以解决GDP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边的那一条经济通道。日本自不待言，有着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虽然“二战”时期日本部分城市遭受了重创（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穷二白），但工业基础基本完整，更重要的是技术工人、工程师都还在进行技术传承。经过朝鲜战争的“激活”，日本的再次工业化很快就进入了快车道。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前文曾经提过，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超过七成的重工业，剩下的那三成，大部分都分布在石家庄、太原等地，长江以南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只有上海。相对来说，当时中国北方的工业基础要好于南方。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日合作中中国所能获得的益处，而日本在其中所能获得的益处其实更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是田中角荣首相过来“串个门”就解决问题了，当时为了串成这个“门”，很多像日本丰田这样的重头日资企业都从南朝鲜和台湾地区撤资了。能让精于打小算盘的日本人下这么大本钱，那至少说明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日本所获得的并非只是两国贸易上的利润，而是更为长远的利益。
如前文所说，岛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大陆作为依托。现实一点说，中日形成合作关系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需条件。众所周知，如今的美日关系是不正常的——基本就是主仆关系，这导致日本这个国家也不正常——一遇到点什么问题总会第一个被美国人当成提款机。
从政治上来说，日本如果能够在中美之间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等距离外交”，就可以相应地抵消掉一部分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影响；从经济方面说，日本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资源不足，二是需求不足，这两个问题使得日本始终有求于美国，而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起码可以部分平衡掉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对日本的良性影响都是可以量化的，中日关系往前每走哪怕是一小步，日美关系就能相应地平等一小步。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在对美问题上就能主动一点，反之则会完全陷于被动。
假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走得再顺利一点，而不是由于种种人为制造出的问题而严重滞后的话，如今两国所面对的也许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由日本输入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并不是转化为像做鞋子、衬衣这样的低端产业，而是可以直接注入到机械制造、汽车、冶金等比较高端的工业上的话，那么中国整体的工业水平将会有一个很高的提升。对日本而言，由于本国人口和国土有限，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大规模搞产业和资本输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虽然说整体技术水平不算高，但工业体系非常完整，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假如中日最终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联盟的话，那么日本也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经济层面的战略大后方，其可靠性远要比后来日本人搞的“雁形阵列”要高。
对中日两个国家而言，双方方保持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对自身都是有利的，但后面的历史发展却并不是这个样子。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事情日本自己是说了不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美国。
美国当然不希望中日建立过于紧密的经济往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中日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内循环体系，把美国从东亚的经济体系当中挤出去。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果真没有发展到很高的水平，9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的“平成战败”，日本本身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直延续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海啸，使得整个日本及以日本为首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产业链彻底破碎，这对日本打击是非常大的。假如在90年代初期，中日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日本在面对美国的压力之下就不会显得那么被动，而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也能得到不小的实惠，这对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同样是有好处的。
关于中日合作，我们前面讲的一直是一个假设，不过这个“假设”到了今天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中日之间的基本面依然存在。中国和日本在产业的重合程度上事实上比中韩之间要小很多，这就意味着纯粹“在商言商”的话其实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合作空间可能比同韩国还大不少。而从地缘来看，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方向的潜在军事威胁最主要的还是驻日美军而不是日本本身，以制造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来平衡一个不稳定的日美关系，对中日而言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是既缺技术，又缺资金，那时我们对日本的需求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的高端产业技术，比如我们曾经向新日本制铁公司引进过与钢铁相关的技术；第二部分是来自于日本的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曾经有大量的日资涌入中国。但是，如果日资比例过高的话，就相当于日本变相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为了降低日资的比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跟日本在经济上或者起码在技术水平上比较接近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由它们来平衡日资对华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韩国投资被引入中国。
近几年，中国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资本问题已经退居其次，但在技术方面，必须承认中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空白或是不足，通过技术引进加快技术提升的进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假以时日其实自己也早晚可以解决。同样，中国人口众多，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也可以降低日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我们在海外，比如说非洲、东南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可以借此来拓宽自己的海外能源贸易的通道。并且，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维护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对日本来说同样是有利的。
简单概括中日关系就是：合则两利，但是“合”的前提必须是两头一起使劲，不可能搞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合”不了，只能“斗”的话，却谈不上“斗则俱损”，因为两国的体量、战略纵深这些都是不成比例的，真“斗”起来最后吃亏的肯定不是中国。
这个问题，中日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起起伏伏的状态——除了美国政府的直接施压之外，日本国内也早已形成了和美国利益绑在一起的亲美利益集团，而这批人恰恰又是日本政坛的主流。例如，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中日关系一度跌到了谷底，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出在到底亚洲经济合作是由谁来主导，这在当时是一个未知数。日本自然是想争夺东亚经济的主导权，所以就形成了当时中日对抗的局面。
在小泉纯一郎卸任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慢慢回暖。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的GDP目前全世界排名为第二，日本是第三。虽然说中日之间在经济上一时还拉不开很大距离，但从发展势头上来讲，尤其是在日本“3·11”地震之后，未来的东亚经济肯定是由中国主导的，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
既然东亚经济主导权已经没有任何悬念，那么日本再主动挑衅中国，这个意义就已经不大了。因此，有一段时期，钓鱼岛和东海都很平静。因为本身双方争的并不是一个海洋资源或者说海洋主权，而是借这个主权问题达到一个政治上的利益诉求。往往是当其中一方需要跟对方拉开一些距离的时候，钓鱼岛和东海就会被提起；当双方关系开始紧密又没有外部势力从中作梗的时，这些问题又会被压下去。第二节 钓鱼岛——美国的阳谋
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的，而这种合作对双方而言，也都是有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就意味着将美国从东亚经济当中彻底排除出去，所以最不愿意中日关系升温的并不是两国内部，而首先是美国。
美国如果想左右日本的外交政策，有这么几个抓手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就是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我们回忆一下，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之前，日本国内就已经制造出很多针对中国的声音，都是不友好的，而这些声音的背后很多都是有美国背景的。
1972年访华以后，田中角荣在日本国内不断遭受打击，一直到以贪污罪被送上了法庭，整个事件背后一直是日本特搜部在推动，而日本特搜课的背后是谁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日本的政治气候而言，没有所谓的“政治献金”的支持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到政治当中来，这就意味着一点不腐败的政治家几乎是不存在的。经特搜部扳倒的政治家除了腐败以外，绝大多数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美国政府感觉非常不爽，譬如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等皆是如此。
除了利用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之外，另外一个抓手非常有英国特色。美国精英阶层可以说是很好地继承了英国人的手段，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前夕，美国政府也玩了一次类似的把戏，在中日之间钉入了一个叫作“钓鱼岛问题”的“钉子”，而这个“钉子”至今仍然在发挥着美国人最初为其设定的作用。
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承认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没有任何异议，而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则以“托管”的名义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当时，钓鱼岛曾一度作为驻日美军的靶场来使用。
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岛屿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狂”一般的占有欲。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始觊觎钓鱼列岛。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勘探后宣布：钓鱼列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此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过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全部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列岛的8个岛屿即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规定了日本名字。但因为钓鱼岛依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日本虽然小动作不断但终归不敢有实质性的举动。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人员仍曾几次登上过钓鱼列岛进行科学考察。
钓鱼岛真正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时，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开始日渐明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不久，美国突然宣布“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把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任务交给了日本人，接着又发表发表声明，说“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有任何态度，希望各方和平解决……”。就这样，原本归属非常明确的钓鱼岛主权被美国人“模糊”化，既勾起了日本政客的野心，也激怒了中国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被美国人“成功”地制造了出来。
不仅仅是钓鱼岛，其实琉球群岛也是美国在1972年将治权非法交给日本的——依照《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在“二战”结束之后琉球理应同朝鲜、中国台湾一样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琉球进行托管，并无权单独决定其主权归属。所以可以说，至今日本对琉球的控制其实一直是缺乏合法依据的。
按理说，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当局甚至没有向美国发出抗议——在台湾当局看来，日本其实是作为台湾的战略大后方存在的，那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糟糕一些对他们同样是有利的，所以台湾当局也乐于见到美国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钉进去这样一个“钉子”。如此，如今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清楚了，他们真正在乎的并非是钓鱼岛本身最终会归谁所有，而是在乎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小岛使得中日两国保持一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
就这样钓鱼岛被放在了中日之间，成了一个双方领导层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谁都不可能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置钓鱼岛问题于不顾，而去单纯谈经济往来，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钓鱼岛这颗棋子在1972年被制造出来之后，其实一直都在起着作用，每一次中日关系出现进一步走高态势的时候，钓鱼岛总会被人家重新拿出来说事。
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日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经济内循环体系，一度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时日本高层也在往这一方面努力，双方的最后成果，就是之后达成但现在已经名存实亡的中日货币互换协议。这个协议意味着双方都将以对方国家货币来进行计价，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不再依赖美元，就把美国从中日之间的贸易中剔除了。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某些政客把钓鱼岛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它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企图利用双方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再一次去破坏这种有利于中日关系缓和的局势。第三节 日本“3·11”——史上最“强”的地震
其实经过最近这十年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之后，中日关系大趋势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可能把整个历史进程改变了，这件事就是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
为什么说“3·11”地震是史上最“强”的地震呢？所谓最强不仅仅是指地震的破坏力，关键在于这场地震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具体节奏。“3·11”地震、海啸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给日本造成极重的打击。可以说，这次的连环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三连击”里的头两样完全是天灾，可核事故则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而且，从目前来看，给日本造成损失最大的，也正是核事故。
之所以说“3·11”之后的核电站事故是“人祸”，不仅仅是因为震后日本政府救灾不力。其实，日本核电的隐患由来已久，日本现有的55座民用核反应堆中有超过20座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则完成于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1945年的事情，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电则是在1954年，可想而知日本人的这二十多座核电站的技术能有多不成熟。
日本核电站长期以来是由私营企业来经营，作为运营商的日本东电集团出于成本考虑，一再让早该停止运转的反应堆超期服役而不愿更新换代——日本核电技术号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事实是先进的第三代反应堆在日本只有个位数的在运转，其他全都是老式的沸水堆和压水堆。在“3·11”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潜在危险被一次性地激发了出来，最终导致了核污染一发不可收拾。
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并非毫无征兆。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之频繁和相关丑闻之多与它的技术水平一样——同样是世界领先的。1981年以来，不算“3·11”地震引发的这次核事故，日本仅重大核事故就有9次：燃料棒断裂导致300工人受到辐射（1981年）、增殖型反应堆液态钠泄漏（1995年）、核燃料加工中由于违规操作导致临界事故致死两人（1999年）、东京电力公司为了掩盖安全壳裂缝而伪造检查记录，导致17座反应堆停产检修（2002年）、蒸汽爆炸致死五人（2004年）、地震导致含辐射的冷却水倾入日本海（2007年）……而这一连串的事故却并未让日本高层有所警觉，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3·11”地震后的核泄漏事故是日本核电系统种种隐患的一个总爆发，而这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之后，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将核电站收归国有，逐步更新设备，强化监管。但这样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日本的高层政客肯定是不会选择的。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一推六二五，为了“顺应民意”，索性直接把核电站停了，至于对经济运转是否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是顾不得考虑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便一路高歌，冲破了1美元兑80日元这个日本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这使得日本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3·11”地震之后，由于核电站纷纷停止运转所导致的电力缺口，对日本制造业又形成了一轮持续的打击。更加倒霉的是，2011年底泰国的洪水又严重打击了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汽车及数码产品部件的生产基地。
一直以来，日本经济面临两个长期的隐患，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内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二是在国际产业链上，日本制造业的上升空间已经非常小了，而背后则面临着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不断挤压。“3•11”地震之后，这些原本长期性的隐患一下子变得愈发明显了起来。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200%，而原本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靠国民认购国债来支持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中坚力量纷纷到了退休的年龄，过去的积蓄如今要变现过日子，自然不会再认购国债。加之地震对政府信誉的打击，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海外资本购买其国债，这就给了那些金融大鳄一个机会，如果被人家得手，那么就会搞成1998年金融风暴的翻版。2012年9月10日，也就是日本“收购钓鱼岛”闹剧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已经73岁的日本金融大臣，也是中日货币互换日方的主要推动者松下忠洋在家中自缢身亡，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人物，无论公开的解释是怎样的，这一事件总是耐人寻味的⋯⋯“3·11”地震除了重创日本经济之外，也对日本政治布局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譬如过去不怎么被人所注意的日本东西二元制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谈起。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全部在关西地区，颇有财力的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掌控着日本——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幕府统治时期，而关东地区土地贫瘠，以武士集团为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什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日本也同中国一样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大，但这种形势却给了关东地区的武士集团一个机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中国的说法，在西方通常将其称为明治复辟，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事实上处于傀儡的地位，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而维新之后的日本天皇是有实权的——很多观点认为天皇裕仁也应对日本政府“二战”时期的罪行负责，根据便在于此。
江户时代日本的国都在京都，而在明治维新以后，关东集团和明治天皇合谋，以巡视的名义让天皇来到了当时的江户，之后迅速地甩开关西的势力在那里定都，江户也至此改名为东京。
可见，在历史上，日本其实存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向相反的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关西地主阶层为主的势力，一个是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兴起的关东的新兴势力，而关东集团的老底子又是武士集团，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日本经济的一种军、民、商一体的军国主义模式。旧日本陆军也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产生的。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内部，官兵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区，就是因为日本的统治集团，或者说是旧日本的统治集团，其实都是各个地方的豪强势力，军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资本。所谓的日本皇军，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地方出一个师团，然后集结成了一支对外侵略的军队，这其实就有点儿类似于在搞“股份制”。
除此以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今，日本国内很多基础性的工业标准都存在两种制式并存的现象。比如说国家电网，关东和关西地区的频率完全不同，一个50赫兹一个60赫兹，如果你家的电器只能匹配一种制式，那么搬一次家很可能所有的家当就必须得统统淘汰了。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当初不同的派系为了从海外获得支持，在引进技术设备时一直避免和对方重样，你买欧系我就买美系。而这样彼此较劲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如今日本产的电器往往都可以匹配多种制式——这倒不是日本人对消费者多贴心，而是由于不这样这些产品在自己国家首先就玩不转。
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东与关西集团形成的这种对立局面中，关东始终是占优势的。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像早一些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直到日军侵华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日本的关东武士集团和他们的经济力量。
但是，从经济总量来看，关西地区的基础依然比较雄厚。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像大阪、神户及京都这些关西的地盘，都是美军轰炸的重点目标。明明挑事的是关东的新兴集团，可关西受到的打击反倒比关东系的东京这些城市还要大一些。这样就导致战后关西的经济进一步下滑，形成了关东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日本被美国全部占领之后，关东集团的上层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来自于关东集团。关西集团则寻求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海外战略，这就导致关西集团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应地更温和，或者说是对华更友好一些。这并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日本东西两大集团利益博弈的一个最终结果。任何偏关西利益的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去搞好中日关系，而偏关东的，也就是亲美的政治家，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利用各种机会去阻断中日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会出现日本首相访华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发生的情况。“3·11”地震让原本稳定了近百年的日本政治格局一下子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数。东京经济圈在天灾人祸下遭受了重创，“关东系”的经济力量因此迅速下降，相应地，在政治上，关东和关西不平等的局面也被打破了。
事实上，在“3·11”地震之前，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了几十年之后，地位也开始动摇并被日本民主党所取代。这本身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力量发生逆转的一个前兆，而“3·11”地震把这个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在日本地震之后，当时处于关西地区的大阪就曾经被提出作为日本的第二首都，理由是东京已经被核辐射所污染。其真正的用意，就是要从关东集团手中分走一部分政治权利。政治中心迁移到哪里，相应的周围的经济就会被发展起来，周边的集团自然也是获利最多的。在“3·11”地震之后，关西集团看到了自己拿回自明治维新之后失去的权利的机会。
从关西集团的角度看，它是希望以发展对华关系来平衡关东的政治势力；而关东为了保住自己行将失去的权利，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搅局——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钓鱼岛问题被再次激化之后，当时来自民主党的首相野田佳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而正是这种姿态导致野田即没迎合到日本的民族主义（安倍晋三的言论远比他激进），也让自己过去的支持者不满。这最终导致野田佳彦下台，而民主党也随之再次沦为在野党【普天间基地问题扳倒了鸠山由纪夫，福岛核事故拿下了菅直人，钓鱼岛争端干掉了野田佳彦，至此民主党也在无人能挑这根大梁了】，自民党因此得以再次上台，这就决定了安倍晋三在再次就任首相后必然会继续拿民族主义情绪做文章。此外，借助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对国内的军工生产迟早要松绑，如此就等于是送了几大工业财团一个硕大无比的蛋糕，这自然是大伙都乐见其成的……
而从更长远来讲，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当时把它制造出来，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非由于海洋权益；在某些时间，它重新又沉寂下来，同样并不是由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中日关系的大局来决定的。从未来看，假如有朝一日中日关系缓和，在诸如自由贸易区这类问题上又有了重大突破的话，那么钓鱼岛乃至于整个东海必然会淡出每天的新闻报道。因为，在一个共同的利益框架之下，什么都是好谈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有可能实现。
反之，如果日本最终无福消受中日合作这件好事，钓鱼岛问题必然会越来越热闹，这是由日本内政处于政治斗争的高峰期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由于自身势力的衰退，它对中日关系的把持能力较之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代也下降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会想方设法利用它在日本的势力把东海包括钓鱼岛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来，并且让它升温，通过给日本制造一个敌人，来再次强化对她的控制。
总而言之，中日之间的种种海洋争端，其实可以看作是日本内部政治斗争与美日博弈、中美博弈混在一起之后的一摊烂账，海洋主权问题被喊得震天响，其实当事者的关注点恰恰不在这里。只要这些政治斗争没有结束，那么中日海洋之争也就不会结束，而有朝一日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双方的海洋问题也极可能就不医而治了。
中日合作前景美好，但这是两家共同的事情，义务和权利都是一半对一半，谁也没有义务去过多地为对方的不智行为买单——日本在钓鱼岛挑衅根源是其内部的斗争，但这个问题最终只能靠日本人自己去解决。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中国不会去主动破坏中日关系，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件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过多地去“迁就”日本政府。更何况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无法自己做主的国家，即便你勉强和它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又能维系多久呢？第四节 苏岩礁——中韩之间的“潜在钉子”
伴随着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访问，中韩关系开始升温，但从以往的历史来看，这种事情往往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韩国的政治生态和日本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而中韩之间在海洋利益划分问题上同样存在不少争议……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中韩关系逐步地从敌对关系一步一步地缓和、转暖，一直到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
从政治上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面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制裁，在外交上被孤立。所以，当时中国需要在外交上寻求一个突破口，这是中韩关系发展的一个大的背景。从经济上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当中，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比例是最大的，相应地，其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控制能力也会变强。为了稀释日本对中国经济潜在控制的可能性，中国必须引进其他的外资，来抵消日本投资的影响。当时最合适的选择就是韩资。这是构成中韩关系发展的另一个大的背景。
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就导致那个时候很多问题必须要服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韩之间也出现了一个海洋争议的焦点——苏岩礁。
苏岩礁最早让中国人耳熟能详是因为“跃进”轮触礁沉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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