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知远主编,绿茶执行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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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试读：

专题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一

他身材不高，健壮有力，光头锃亮，穿一件白衬衫，纽扣松开的胸前，隐隐见到刺青——两条穿过腰间的青龙，那是一位墨西哥人的杰作。五十

二

旧金山的唐人街，仍有某种魔幻色彩。到处是那些僵化的中国符号——金龙、红灯笼、木雕，橱窗里烧腊随处可见，还有数不尽的“堂”与“同乡会”，仿佛一部分旧中国就这样冰封在此。

你总看到“天下为公”的匾额，旁边也总有人在散发“×××”的传单。不管他们的理念与风格多么不同，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与此刻的×××，都是中央政权的叛逆者，都在试图创造另一种思维与组织。在唐人街的边缘更有“城市之光”书店，杰克·凯鲁亚克常在此厮混。这真是奇妙的相遇，“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该怎样看待唐人街？“洪门致公堂”的招牌掩藏在唐人街逼仄的街道中，淹没在各式“堂”与餐馆的招牌中，倘若不是本地朋友带路，定然难觅踪迹。在吕宋街一幢四层小楼上，它的总部设在最高一层，踏上一条狭窄、陡峭的木楼梯，路过麻将馆，就看到了竖排的红底黑字的“

五

乍进这总部，仿佛进了一个戏台，你看到五颜

六

是啊，在周国祥的叙述里，黄花岗的

七

没人说得清“洪门”的确切缘起，它又与“

三

它与火烧南少林，也可能与郑成功相关，总之，它是民间为对抗新到来的统治者而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散入南方的民间社会，成为传统中国错综复杂的民间组织的一员。它的仪式与组织形态仍有力地保存下来。当周国祥在2006年接掌“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时，他要接过龙头棍、信印，上香，拜土地、少林五祖列宗，还有与众人一起高唱：“双手把住一条龙，洪家分明八字通，无论此杖何处用，反清复明第一功。”“洪门”的起源难考，旧金山的“洪门致公总堂”却清晰地源起于1848年。这一年，正是美国西岸发现金矿的新闻传遍世界之时，它也同样激动着广东福建的沿海居民，一场寻找“金山”的浪潮开始了。“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与中国历次的朝代更替不同，现代中国深深受制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界，来自外部的思想、力量在中国内部的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原本只是做着“金山梦”的普通人，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半互助、半黑社会性质的“洪门”则突然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常年的流亡者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找不到革命基地，却在异乡客中寻觅到热情的支持。这种情绪在中日战争中则继续延续，海外社区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

谈到这段历史时，周国祥兴奋难耐，仿佛一种被长期压抑的身份认同得到了舒张，似乎倘若欠缺了“洪门”的视角，中国历史必定难以理解。

不过，他真是一个好的解释者吗？还是他不过是再度印证了“洪门”不可避免的衰落？三“我八岁入道，九岁捅人，十二岁嫖妓，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谈起在香港的早年经历，他似乎毫不遮掩，他的绰号“虾仔”不过就是水边底层家庭对孩子的简单期待——不引人瞩目，卑微地活下去。

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被黑社会所吸收。他最早加入的帮派14K，也是一位洪门兄弟创办的——戴笠的下属、曾为国民党中将的葛肇煌曾组织“洪门忠义堂”，以为反共储备力量，在政权更替后，他前往香港，也把组织更名为“14K”，并誓言反攻大陆。

这些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衰落了，它不过变成了另一个帮派组织，忙于获得地盘与保护费，用非法生意来维持生存。1977年，十六岁的周国祥被派往旧金山，这也可以看做是香港黑社会全球扩张的一个例证。自从19世纪的“淘金热”以来，香港与旧金山就有着特别联系，它们相互造就。而到了1960年代末，又一次华人移民潮到来，主要来自香港与台湾。这次移民给封闭了多年的唐人街带来了新的人口、活力与资金，也吸引了帮派来分享这新繁荣带来的利润。

年轻的周国祥，很快就成了这股犯罪浪潮中的中坚力量。自1977年从香港来到旧金山以来，他有二十二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几乎唐人街的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与人交战的痕迹，最戏剧的一次，他一个人独战二十八位，他“虾仔”的绰号在华人帮派圈中无人不知。

他脚上仍带着跟踪器，他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更不能前往他乡。过去十年里，他也一直试图呈现出一个改过自新的形象，他要用自己的不幸往事，来教育可能卷入犯罪的青少年，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建立新的社区领导人的形象。但谁也不能肯定，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的活动是否仍在继续。

当他被推举为“龙头大哥”时，看起来是个可疑的继任者，这也象征着“洪门”力量是多么衰微，这个影响现代中国的组织，变得几乎无人问津。1949年之后，国共分野、两岸隔离，民族救亡的动力也消失了，洪门的身份被撕扯，也再度变得模糊，这个组织陷入了沉寂与自我封闭，会中的长老希望这位“虾仔”能够重振它。况且，离奇与凶险也从未离开这个组织，2005年，上一位“龙头大哥”被乱枪打死，接棒人也需要足够的胆量(但是，很多人也怀疑，周国祥与此难逃干系)。

四

从一个黑道大哥到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对他来说，这个转化不是个容易的事，他的讲述常有着明显的错误，不过是同门中人口耳相传的知识。不过，一些细节却时有一种特别动人的效果，他说起翻阅总堂积压的文件时，看到了当年一名女工给同盟会的欠单，她愿意捐5元，但她手上没这么多，先欠着你，以后再还上。

走在今日的旧金山，“龙头大哥”像是来自历史的回声，它与此刻的世界有什么关联吗？唐人街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像是一个维修不善的博物馆，在一些角落里，你仍可以想象孙中山、梁启超到来时的模样。你可以想象，那些留着长辫子、几乎都是男人的社会。他们以苦力、洗衣为业。梁启超说他们“爱乡心甚盛，不肯同化于外人，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但也“无政治能力，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

新一批中国移民正向这里涌来，这与之前的历次移民截然不同。这一次移民者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孱弱、不再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备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但这群成功者却仍然感到某种不安全，他们无能为力去做某种改变，唯一能做的是离开。但这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吗？离去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当然，它也可能带来了另一种停滞。“龙头大哥”不准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什么看法，当被问起“××功”时，他也避而不谈。他1977年到来时，台北在这里拥有支配性的影响力，每年的“双十节”，到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设计这旗的陆皓东，也是周国祥口中的“陆皓东大哥”。

那时的唐人街也像是美国的法外之地，美国警察对其内部的争夺与暴力不以为意。或许正因此，来自台湾的陈启礼才有可能在此谋杀作家江南。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看起来再符合不过洪门出身的国民党与江湖的紧密联系。不过，也正是这一案件，终结了蒋家王朝。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京与台北的力量倾斜是如此显著。在唐人街上，我只看到一面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那是在国民党的北美总部。我上到二楼，正遇到一位书记，他勉强邀请我坐下来，很不情愿地闲聊几句，似乎那股党文化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他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任何看法。

周国祥不满意此刻的国民党，他多少觉得，马英九前往旧金山不拜洪门，是对于历史的藐视。至于北京呢，他也多次提及与中国致公党的关联，电视台与博物馆对于洪门的兴趣。“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他说，似乎仍想在两岸都试图采取的统战政策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告别戏台与革命博物馆结合的“五洲洪门致公党”总部时，我问“龙头大哥”是否这组织依赖于中国内部失序而昌盛，但如今中国再度崛起，它就要不可避免地继续衰落。“天下不可能永远太平，到时候，洪门一定会再起。”我不知道，这仅是一句玩笑话，还是这个昔日的街头战士，本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神秘本质。五

旧金山的唐人街，只是庞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角，而“龙头大哥”的故事，则是常被遮蔽与遗忘的历史叙述。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蒸汽船，由步行和涉水变成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增加，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的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

最开始移民的目的地是东南亚，中国人开始是作为当地人和来自欧洲的客商之间的中间人，逐渐建立起了当地的华人社区。这波移民和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变动有关，源源不断从南美洲输送来的白银和渴望东方货物的商人也提供了中国人移民的动力。这一过程是缓慢而持久的，直到19世纪中国的港口城市被迫开放，这一过程才开始加速。中国人作为劳动力被输向澳大利亚、美洲甚至是马达加斯加。第一次有中央政府主导的移民则是到民国时期才发生：法国工人的短缺和民国政府机会主义式的一战战略使大量华工进入法国、英国，或是滞留在途经的加拿大。此时，移民也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原来单向的移民潮开始变成双向的走廊。在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移民的身份、动因、目的地都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新老移民也需要面对彼此间的不同和隔阂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外移民的故事被局限在经济视角。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三十年之内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它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它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孕育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它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他们的成就也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内部的失败,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大陆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

仅仅从社会经济层面理解海外移民显然不足，政治与文化因素同样重要。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曾公开承认，海外华人乃是中国革命之基础。不管是晚清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他们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游荡于这广阔的海外华人社区，寻求支持。在北京与台北对立的日子，对中国政治的争论也延续到这些地区。

倘若唐君毅那令人感伤的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判断正确，海外华人社区也是中国本土已经缺失的所谓“传统文化”意外的保留地，它也可能变成我们探索自身文化、重新启蒙和复兴的必要一站，而其中的困境也显而易见。虽然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当下的中国寻找共同的文化符号是容易的：汉字、妈祖庙、“天下为公”的匾牌、批量生产的佛像、张牙舞爪的巨龙，甚至是刻意做旧了的《毛主席语录》和印刷了红五星、镰刀和麦穗的纪念品都能容易地找到。但是一致的文化精神，甚至是一种有淡淡轮廓的中华文化气质都是难以定位的——消费的热度和工业生产的规模似乎轻而易举就把文化的精神淹没了。这不禁叫人质疑：维系我们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纽带，除却全球共同的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容之外，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独特的精神？官方在世界各地设置的孔子学院和当地的华人文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到底是海外华人融入当地文化的努力太成功了，还是我们自身已经异化太久了？

在探讨海外华人这一话题时，我们最应当避免的错误，是以“他者”身份对待这些或被迫或自愿离开中国的人。我们应当明白，中华帝国的边界，不仅仅是在西方的“冲击—回应”的历史模式下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来自开明的中国官员或是知识分子觉醒后对主权维护的努力，也同时是在这样一场人数众多，却又显得寂静无声的出走中被逐渐刻画、记录的。海外华人群体和国人一样，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追求国家和个体的富强，追求在新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建立中国的权威和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对于祖国是如此关注，以至于来自遥远中国的政治动员可以比本地的活动吸引到更多的注意，以至于在危机和困境中他们常常期待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当地政府的援手。当这些乐观的估计和殷切的期望被现实击碎时，他们却又像很多在国内的人们一样陷入沉默和茫然，迟迟不能够在西方的政治话语和国内的现实斗争之外找到自身的定位和思想。海外华人中不乏像给同盟会捐钱的无名洗衣女工，用一生积蓄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丁龙这样令人感动的人物，但是却缺少思想上的独特声音，似乎总要在有限的、来自国内的政治立场中做出选择。

伴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系统，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还是理解今天国家和民族的重要参照。我们对于“民族”(nation)这一概念的认识，不能仅仅限于一种精心构制的、上溯夏商周的“三代之治”，下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无尽未来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对于这种现代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早已进行过恰当的批判：“如果民族国家被广泛接受是‘新’的，同时又是‘基于历史’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叙述，就一定是从一个无限遥远的往昔中脱胎而出，然后滑进一个没有极限的未来中去。我认为，要理解民族主义，我们就不仅仅需要把她和一种自知自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理解那个作为她温床，也是作为她的敌人的大的文化系统。(民族主义)的建立是基于其上的。”

无论“中华文化”这一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多难以把握，我们都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开始重构和超越“民族”叙事这种历史思维的努力。由于缺乏像犹太教那样相对确定的宗教的一致性，或是现代西方国家对于启蒙时代以来某些抽象政治原则和价值的高度认同，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离散显得特别让人捉摸不定。但是正是这种捉摸不定、这种模棱两可，让人直接感受到我们既有的国家叙事在智识上的不稳定性——这与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政治的不稳定、在几种意识形态中左右摇晃密切相关。不过这也促使我们透过进一步对海外华人的研究，找寻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被掩盖的伤痛和暗角，重审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理解，拷问关于国家权力的困境。只有深入审视海外华人的历史，才能让我们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中被滥用或是掏空的。

海外的华人应看作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彗星的长长的尾巴，还是应该把散布四方的他们看成是广袤的银河里独立的点点星光？这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华人的外迁及回归

一

今天我选择了一个不太好把握的大题目：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人们也经常使用一个较有威胁感的词来对它进行诠释——“中国海外发展”。而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旧帝国或是新共和国的中国政府，都几乎没有对海外移民的发展进行过任何干预。正如王赓武所指出的“商人无国界”(商人在这里指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城市的手工业者)，这些漂泊的商客在海外建立了他们的“客乡”。也正是在那里，欧洲的殖民者与他们展开了贸易合作，从而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窗口。

我的标题已经点明了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与中国侨民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为了更好地阐述清楚，我将提出三个简化过的观点。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作为研究同一段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社区”，作为一个双边的有机整体，镶嵌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之间，像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走廊”(corridor)一样，使两个社会得以互通人员、财富和信息。

在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民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很多 “海外飞地”。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二

我先以一个简短的历史背景介绍来开头。

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包括四个时期(和其他所有类似的分期一样，不同时期之间会有模糊和重叠的边界)：早期殖民时代(16—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时代(约19世纪中叶至1930年)；亚洲革命时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和全球化时代(20世纪以后)。

中国的“现代”移民开始于16世纪早期，与欧洲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致相同。那时的欧洲人通常会在中国商人的殖民地设立重要的贸易枢纽：葡萄牙在马六甲(151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157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619年)、英国在槟城和新加坡(1786和1819年)。因为欧洲人的惠顾，中国商人成为殖民地间重要的中间商团体。在东南亚的大陆区域(其直到19世纪尚未被殖民地化)也有着类似的进程：例如18世纪末曼谷王朝时期的暹罗国(Bangkok-period Siam)，华人已经控制了皇室(有部分中国血统)的财政管理。

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是明朝对私人海上贸易禁令的解除(1567年)和半公共半官方的贸易场所“洋市”(maritime lobby)的设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为客商涌向海外提供了客观条件——尽管移民海外的行为本身仍属非法。这段开放时期相当短暂，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殖民时代早期的欧洲人十分依赖中国移民，这些中国人通常作为中间商帮助他们进行对中国或对殖民地的贸易，或者作为税收官员为殖民地政府服务。这些中国商人为中国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马尼拉用丝绸和瓷器交换西班牙人手中来自美洲(New World)的白银，再使用帆船将白银运输到中国的东南部。这些白银对中国的商业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他们还使用帆船帮助荷兰商人在爪哇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正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指出的，当时的人口迁徙是个缓慢的过程，漫长的时间让这些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本地化的华人社会。华人移民与当地女性通婚的结果是某些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居民拥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特征——尽管他们并不使用中文。

大规模移民时代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介入东南亚和东亚之后。当时西方势力依靠“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和鸦片战争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城市。未受监管的劳工招募者往往使用暴力或者欺诈手段招募移民，并将他们运送到世界各地急需劳动力的种植园和矿场。随着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也有中国人开始自愿移民到那些地区。由此掀起的移民潮历史性地改变了移民的路线和目的地。在1860—1893年的移民合法化阶段，自愿和非自愿移民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了。大约从1900年开始，移民的性别比例也开始趋向正常。这即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coolie trade)时期，殖民地世界广泛地使用到了廉价的亚洲劳动力(其中主要为华人，但也包括印度人和爪哇人)。得益于蒸汽动力运输的发展，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涌向了较老的移民目的地，这些来自中国和其文化圈内的新移民最终融入了已被同化的老移民社区。随着航运变得安全快捷，移民和他们的中国家乡得以建立双向联系，这使他们和家乡的关系变得紧密而且更加政治化了。“亚洲革命时期”指的是亚洲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期间日本作为区域性强国崛起，并帮助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驱逐西方统治者的运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此时的中国海外移民发现自己的势力随着其西方主顾的离去而逐渐减弱，这使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的经济战略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活动停止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政治较量也使殖民社区内部产生了矛盾。中国移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自己在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中成为了替罪羊和被压迫者。

现在我们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它给中国的移民模式带来了重大的转变。移民的流向有了显著的变化，东南亚已不再具有诱惑力。对于移民来说，此时的北美洲和大洋洲显得更加热情好客。随着标榜“种族排除”和“白人至上”的律条被废除，中国移民享受到了慷慨的移民政策。欧洲也吸引到了新移民，其中还有成千上万中国移民从前欧洲殖民地迁徙而来。得益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开放政策、便捷航运和电子通讯的发展，移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同家乡往来。至此，中国移民的阶级构成和出身地区产生了重大变化。三

以上是对移民历史的简略介绍，下面让我们把话题转到我之前提出的三个简要观点。

近现代中国移民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7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表明，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中国家庭需要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他们因此选择了作出改变和进行迁徙。而为此进行的海外移民活动(旅居或定居海外)虽然具有显著意义，但只是大趋势背景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缺少耕地的农业家庭会选择新的生存方式，例如在市场上出售家庭手工制品和经济作物。他们还有一种可以出售的“货物”就是劳动力(通常是男性劳动力)，这些家庭将过剩的生产力输出到家乡之外更有利可图的地区。这种生存方式并没有导致整个家庭的迁徙，而是让作为劳力的男人离开家庭进行劳动——可能是去附近的农场、相邻的小镇，或更远的地方；可能作为体力劳动者、流动商贩、长途货运商或侨居商人。

这里的假设是，作为一个经济和观念(ritual)上的基本单位的中国家庭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其空间的扩张(与现代社会家庭团聚的概念刚好相反)而加强了。外出务工者通过汇款回家的方法，保留了其在经济上和观念上的家庭位置。虽然之前这种人口流动的模式被毛泽东禁止了二十年，但它在今天又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发展起来，目前中国境内外出务工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一亿。

在中国，家庭一直是迁徙活动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处在一个“空间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体”之中。“空间共同体”指的是“共同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归属”(情感上和经济上)，不会因为他生活于千百乃至上万英里以外而受到影响。相反，“分开生活”可能是指一个家庭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却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时间共同体”通过家庭观念和生产活动将一个男人同他的父辈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家庭观念(“祖先崇拜”)，既向上联系着祖先(供奉他祖先的牌位)，也同时向下联系着后代(他最终也会被后代供奉)。生产活动则打造了代与代之间的经济联系，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照顾现在和未来的家庭成员，以维持和提高家庭的生产力。

这两个共同体并不是中国家庭所特有，但似乎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移民中更是如此。生产活动和家庭观念为远离家乡的外出务工行为确立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合理性，也鼓励着第一代移民为未来做出自我牺牲。尽管以上因素并没有直接促成移民行为，但是它们为这种生存战略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环境和文化。

有时候也会有整个家庭一起进行移民的情况，曾有数百万人以这种方式移居到人口没有那么稠密的丘陵地区，满洲平原、四川盆地以及广西河谷地区。但是这种整个家庭的迁徙往往是最无奈的选择，移民活动的首选还是输出男性劳力，并尽可能地让家庭留在原地。在劳动力满足了自耕需求之后，一个家庭剩余的男性劳力就是它最具市场价值的资源。汇款回家的外出务工者提供了家庭生活所需的重要经济收入。自17世纪起，在具有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越来越多的家庭输出劳力到东南亚殖民地和台湾本岛。由于便捷的跨海航运支撑着这个地区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将“南洋”(东南亚)和台湾看作是中国东南和岭南区域的扩展。

基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口大迁徙的背景来研究海外移民，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对比在国内和国外环境下的移民模式。公会性质的机构“会馆”，往往作为移民的文化中心而存在着。会馆为移民社区与家乡的来往提供各种方便，并提供一些例如殡葬和运送遗物返乡的基本服务。移民非常虔诚地将家乡寺庙的香灰运送到这里的寺庙神社供奉，他们的神灵就可以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可供研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侨民为了适应海外生活而设立的各种机构。

从晚清时期开始，移民海外的行为被逐渐认可。大陆人将海外移民视为“外国人”的传统认知也逐渐地淡化了。

相较于传统上认为人口压力是推动移民行为的主要动力或重要因素，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晚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的中国人潮涌动，商业繁荣，各种市场关系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个中国家庭都会自然而然地尝试抓住各种机遇。由于当时的社会已经能够从容应对人口压力问题，境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以视作是对商业化的适应性行为。同时，选择留在农村家中的人往往被刻画成负面形象——他们的生活仅仅是围绕在田地和灶台之间，他们细心地照料祖坟，举行各种传统仪式，过着一种远离现实的生活。尽管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被官方思想家和保守卫道士们所称颂，但也不足以减弱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渴望。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以适应商业化和流动性，他们建立了很多机构来帮助他们适应这一改变，例如会馆、分庙、帮会，以及输送资源和文化的走廊。晚清时期，移民的这些适应机制、相关机构或其功能上的特征最终也被海外移民所继承。在这些方面，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商业化和人口迁徙并没有削弱亲属或乡族的凝聚力，反而成功地维持甚至将它加强了。趋利性的经济体系会削弱亲族关系的说法，不但不适用于中国移民，它甚至不适用于所有的移民情况。

我们所说的“移民社区”是一个双边的有机体，它镶嵌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中间并承担起文化意义上的“走廊”的功能。它帮助两个社会互通人员、资金和信息。即使是在移民已经拥有了稳固且不依赖于家乡的利益基础(niches)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维持着与家乡和亲族的联系。其首要原因是利益因素，他们需要从家乡购买劳力，同时也需要将财富输送回家乡。另外也有文化上的因素，一个旅居的劳动者或者商人，可以通过提供资金以及帮助亲属移民的方式来赚取社会资本。这种帮助和依附并不排斥与其客居地的非亲属或异乡人的合作，有时甚至会发展为双向的忠诚。维持利益基础就意味着要与家乡建立一个同时拥有文化、社会和经济性质的走廊。在晚清的中国社会，这样的走廊纵横交错，进行着繁忙的资金、社会和文化输送。这些走廊可以被视作家乡的扩展，将人们的利益和情感延伸到很远的距离。这种连接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当我们探讨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社区的时候就会发现，利益基础和走廊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框架，这和中国境内的移民并没有区别。利益基础是保证一个移民生存下来的职业特长或社会角色(也可能是好运、勤劳和繁荣的大环境)，通常对东道国具有社会经济价值且较少有来自其他群体的竞争。寻求可行的利益基础是所有移民都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也是他们求生的第一步，这在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当地的经济环境时就显得特别艰难。这个过程类似于生态学上物种的迁徙和适应，最后往往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实现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利益基础”是保证移民群体在新环境生存的关键因素，而“走廊”是移民的老环境的延伸，它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将移民与他们出身的村落、宗族和乡土连结在一起。我们需要将它与“乡愁”(myth of return)和回家的渴望区分开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上移民并未离开家乡。虽然他们生活在别的社会中，但他们依旧保留了他们在经济、文化和血缘上的归属。维持这样的“走廊”可以说是侨居生活的本质。无论是从心理上或是习俗上，移民都不会割断与故土的联系，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在血缘上和文化上的标记。

走廊除了有空间性的特征，他们的重要性更体现在社会和经济上。一位欧洲华人移民的权威否认这个说法，他认为那些输出海外移民的社区(侨乡)与海外移民社区间最为重要的是亲人间的情感联系而非社会和经济联系。但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移民与其客居地社会的隔离(这尤其是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会特别明显)。萧灿鹏关于中国洗衣工的研究论文正是以“社会隔离之研究”作为副标题的。这里的“隔离”是指海外移民与非华人社区的隔离，而并不是他们与家乡的隔离。从当时海外移民与家乡的来往信件(萧灿鹏引用的文字证据)里，可以找到有关汇款和劳动力输出的内容，证明了走廊一直处在有效运作当中，它在心理上和经济上保持了海外移民和家乡的紧密联系。在现在这个交通、通讯、金融系统都很发达的时代里，移民或许可以很容易地维持与家乡的联系。但让我们惊讶的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人们在更早的时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类似的联系。

这样的走廊会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这些走廊仅仅会作为第一代或前两代移民的适应机制而存在。但是我们有证据证明，双向的人员和资金流动在航海时代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利益可能会使走廊持续开放以保证劳动力的外输，以及人员(无论生死)和资源的回流。利益基础和走廊随着时代和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之间的互动在移民历史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如果一个移民社区的利益基础涉及与中国的贸易，那么长期地切断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也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利益基础。相反，当移民的后代不再依赖老移民的利益基础，而是更广泛地参与到本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时，走廊就会变得脆弱甚至消失。

目前我们所勾勒出的晚清社会形态显示出了一种依赖于人口流动的生活方式。生态因素促使人们迁徙，从而有效利用可使用的生存空间，因此劳动力会在空间和职业分工上同时呈现分散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移民社区”和“家乡(侨乡)”，逐渐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的两端，对于任何一端来说，他们的健康发展和生存都决定于其与对应端的人员、金钱和文化往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接触到了贸易和商业知识。参与了商业网络和市场化的农民需要了解民间信贷、风险盈利和雇佣关系等概念。实际上这给了这些贫困的外出务工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学习财务和商业知识，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在外独立经商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

在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民已经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很多“海外飞地”。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殖民地为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经营场所。其中的精英从欧洲殖民者手中(在暹罗则是从君主手中)得到了很多特权，甚至包括税收业务的特许经营权。税收权使富有的商人有机会垄断那些高回报潜力的关键行业，例如鸦片和酒的制造销售、赌场和妓院的经营。其中也包括一些并不引人注目但仍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屠宰场和农村集贸市场。商人需要向殖民地政府支付大笔金钱来买断这些特许经营权，并期望着能够收回投资并且谋取暴利(垄断意味着他们可以操纵商品的价格)。这样的垄断经营往往会塑造出华人社区的“领袖”，他会承担执法、仲裁和保护侨民的责任，并担任华人社区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

中国商人和他们的客户无疑是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但与三等公民的当地土著相比已经值得庆幸了。他们的商业技能为殖民者所重视，并因此得到了相应的保护。这种合作关系和中国的官商关系十分相似，但是与中国内陆的情况相比而言，他们的处境要好得多，就像1899年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这样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官吏。坦率地讲，在这里发展业务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事中欧贸易的殖民地港口作为被特别保护的飞地，可以不受本国制度的阻碍，所以移民会更喜欢这种经营环境。

作为东南亚殖民地的补充，在19世纪中叶产生了另外一种飞地，即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口岸开放是英国人使用武力的结果(类似于殖民战争)，但是口岸的管理却得到了中国商人的积极合作。随后通商口岸的制度在20世纪中叶被取消，又在80年代以“经济特区”的名义回归并取得了成功。这些经济特区通常是专门从事国际贸易和工业品出口的港口城市，与通商口岸不同的是，经济特区的规则和政策都由中国政府制定。

欧洲殖民地、通商口岸、经济特区的演变体现了体制的发展，这个体制连接了中国经济体和世界市场(包括市场、理念和技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让中国与世界市场整合的同时，又与僵化、腐败、多变和猜忌的中国官僚体制隔离。

最后我也要谈到中国官方开明的一面。明朝政府所开设的“洋市”在16世纪曾经关键性地推动了中国沿海省份的贸易和社会财富增长，使保守的官方得以在各种内忧外患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北京一位重臣的支持下，东南沿海开明务实的官商联盟促使明朝政权取消了对私人海上贸易的禁令，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这个联盟的目的是通过合作确保和平贸易，并将匪盗、叛乱和贫困隔离在“洋市”的边界之外。另外在1754年也有一个类似的提案，以圣谕的方式使海外移民的返乡活动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免于地方官员的勒索和豪夺。这些移民在五百年的海外贸易中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利益集团，邓小平在1992年的改革，使它可以继续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个集团的帮助下，中国的经济特区才得以持续发展。

如同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今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从海外获取利益的通道。与殖民时代“边境飞地”相似的是，海外移民仍旧是其不可缺席的参与者。目前经济特区的存在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但随着中国与国际商业社会紧密联系的趋势变得无法逆转，特区这种形式也会淡出历史的舞台，而中国最终将迎来全面开放。(本文是孔飞力教授200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讲座”上的讲稿，据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第二卷第二期上刊登的英文稿译出。)

中国的后备移民——东北地区居民如何成为国际移民

一

国际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项目，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穿行各类机构，与各色人等——尤其是移民中介——艰苦谈判。“后备移民”(指那些正在操作移民项目的人)是移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后备移民的数量比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要多得多，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日渐壮大的后备移民人群的研究，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为何在遍地是机会的中国，还会有人大手笔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的移民项目？根据我对特定人群的研究，后备移民之所以走上移民这条路，并非因为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移民被视作加速财富积累并最终跟上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总而言之，本文希望引起对跨国和跨地区流动与联系之中的本地与国内因素的关注。一

四十多岁的刘兰(音译)是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妇女，她如此向我描述她前往意大利做保姆的内心感受。抛下十多岁的独生女儿令她十分痛苦，但最终她决定还是要走，因为女儿马上要上大学，她需要钱去交学费。否则，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仅靠在小旅馆兼职保洁工作，她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特别是女儿的命运。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推动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东北地区，成千上万像刘兰这样的人积极筹划移民海外。他们中大部分都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工移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排名前三的移民目的国。尽管去意大利的中介费用有点高(相比平均5万人民币，去意大利的中介费是7万)，但有人告诉她办意大利的签证要快一些，于是她最终选了意大利。亚洲绝大多数雇主认为她年龄太大了。

刘兰对移民的迫切心情并不稀奇。中国和海外媒体及学术机构对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表现出的这种渴望进行了广泛关注，并称之为“出国热”。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人们离开不同的故土空间，以便能“先富起来”；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对“到国外发展”的理念集体痴迷；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将移民视作“当地发展的重要机遇”。时下的文学作品和公共话语，将移民冲动的社会和历史起源，归因于追求现代化以及加强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据说，“全球新自由主义系统”充斥着“将发达国家公民身份视作人人值得追求的天堂”的论调，在这个系统中，移民可以让一个人脱离落后狭隘的中国、拥抱全球现代化的成果。媒体更是幕后的推手。阿帕杜莱指出，媒体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对外国的“跨国联想”以及“移民梦”。媒体引发的联想“背离”移民的种种现实困难，将人们引上了一条风险极高的移民路。“媒体上反复报道那些离奇、愚蠢，抑或悲剧性的移民故事，为了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度，一些中国人倾家荡产——有时甚至债台高筑——甘愿忍受屈辱，冒着被捕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权作移民梦风险和坎坷路的悲惨注脚。”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接受。他们将引发非法移民归罪于信息不畅导致的跨国幻想，因此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联手推出“信息宣传攻势”，试图扭转移民来源地流行的各种幻想。

但是，对于刘兰这些人来说，移民好比去坐监狱，一点也不令人向往。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20岁到50岁之间，他们基本上没有人把移民视为通向全球现代化或更高层次文明的出路。在麻将桌旁、喝酒吃饭过程中，甚至在大做移民广告的移民公司办公室里，人们时常用“吃苦”、“卖傻力气”和“受洋罪”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移民生活。“洋”有超出常规的意思，人们用这个字，意在突出在国外痛苦之重。

那为什么还有像刘兰这样的人，愿意倾家荡产去过牢狱般的生活呢？除了受“跨国梦想”驱使之外，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会根据其生活和国内情况，认真分析移民的可能性。移民并非通过将人们带往新大陆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而是通过加速积累财富，并最终融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洪流，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不再是什么美国梦或日本梦，而的的确确是中国梦——中国的梦想快车。刘兰和其他人急于移民，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失去当下移民的机会，移民成本恐怕就会涨上去——正如中国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一般，相对不断上涨的国内工资和升值的人民币，海外积蓄的价值也在缩水。移民并非什么跨国大冒险，倒像一种土生土长的个人发展权宜之计。

在东北，这种移民计划被称为“项目”或“出国项目”。移民中介通常会问客户“选哪个项目？去新加坡还是韩国？”或者说“我给你推荐个很好的项目——到日本去做包饺子专家！”人们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这些移民中介，“那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没有什么好项目”。后备移民之间也相互攀比，看谁的“项目”更好些。人们这样称呼移民计划，是因为移民公司就是这样推销的。成为移民的过程，通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例如该怎样花钱、学哪门手艺、何时订婚以及与谁结婚。受访对象准备移民的经历，通常是在奔波、等待、迷茫和重振精神之间往复轮回。他们希望能尽早脱离这种状态，但往往事与愿违，项目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周折。这种经历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项目下一个步骤的态度，通常会更加坚定他们的决心。移民项目带来独特的个人经历，并带来多重结果。后备移民将走完自己的移民路。

后备移民的数量要远大于最终真正移民成功的人。移民过程不可能事先定下来，经常事与愿违，或更多情况下无果而终。和其他国家情况一样，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后备移民最终成功移民。尽管后备移民能否最后成功通常取决于具体事件，尤其是签证申办情况，但后备移民的个人经历糅合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后备移民比移民成功的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广。

强调后备移民的个性特点，并不是意味着这类人具备稳定的特点或明确的身份。与福柯(Foucault)之后的人类学家反复强调的情况相反，移民项目并非自我构成/设计/实现的项目。后备移民踏入的不是一个既定的美好模型。对于后备移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期望的最好事情就是在不改变自身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后备移民并不是一定要移民。各大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下，才显现出后备移民的轮廓和本性。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后备移民并非凭空而生，选择移民项目也非意气用事。移民项目只是更大范畴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道德项目”理念，强调幸福、美好和公正很难准确衡量，因为快乐是建立在某人“介入各类项目”和责任之上的。受其影响，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将项目解释为“人生经历的厚重主观背景效果，以及这些厚重的主观性给道德和政治考量提供了前提”。移民项目不仅仅是中介公司打包推荐的某种服务，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产物，也是后备移民的人生轨迹。接下来，我将先探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成为“移民主体”的过程——即个人与机构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到移民对于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可行并能带来效益的。个人迁徙曾被严重压抑，也没有产生后备移民的制度基础。相关历史显示，人为限制取消后，人们并未自然马上迁徙起来。迁徙权需要能力和资源的支持。改革让一部分工人失业，撤走了福利，降低了社会控制力，同时也激发了创业动力，给大众带来了一定资源基础。后备移民尽管看起来是自由自主的个体，但实际上还要受到与现有机构尤其是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探讨后备移民个人经历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钱来投资移民项目？他们如何理解失败？对此，后备移民似乎没有明确答案。一方面，他们将移民项目视作创业项目，将高昂的中介费视作风险投资，坦然接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失败。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这种冒险是否符合常理，尤其是失败令人难堪，甚至蒙羞。尽管他们一方面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是一种赌博，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希望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制度支持和道德引领。后备移民充满矛盾。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中国的国民处境。

本文基于2004年7月至2007年11月间我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的实地调研，以及持续至今的文档研究。更确切地说，实地调研涵盖五个地点：北京(拥有大量对外开放的窗口)，沈阳(辽宁省省会，拥有五家业务覆盖东北地区的外国领事机构，对于大中介公司来说是难得的地理位置)，一个地级市，该地级市下辖的一个县，以及该县下辖的几个乡和村。另外，我还前往三个移民目的地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采访移民、中介、雇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招聘中介——私营公司、个人，有时也包括收费介绍海外工作的公共机构(例如县政府或职业培训学校)——是我调研的重要入手点。通过它们，我接触到来自城乡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后备移民。我在四个国家中总共采访了二百多名受访者。二

后备移民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中国有一段时间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限制人员自由更换工作和居住地点的禁止迁徙制度基础上的。禁止迁徙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至关重要。除了统一市场和跨地区贸易之外，政府在没有金钱或商品为中介的情况下，将生产资料配置到劳动力所在地点，收集产品并重新分配。这套体制保证了牢固的社会控制和有效的生产资料汇集。禁止迁徙制度，包括详细的家庭注册记录(户口)和严格的属地行政系统在内的具体政策。阻碍东北地区人们迁徙的是影响力很大的工作单位和档案。作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基地，有时也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更是准军事化工作单位系统的试验田，并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1995年，辽宁省将近90%的职工都在正规单位工作，其中62%在国有企业，27%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单位的功能超出工作场所，涵盖了工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工作单位通常会建起带围墙的生活区，提供从食宿、诊所、幼儿园甚至到火葬场的各项服务设施。买火车票或住旅馆都要凭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将个人与工作单位紧密联系的载体，就是个人档案。每位工人都有一份档案，即封在A4纸大小的棕色档案袋中的一系列文字记录。“政治审查”——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写的评语——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有时候，档案又被称为“护身符”或一个人的“第二灵魂”。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个人档案的本意是防止敌人渗透。个人不允许接触本人档案。如果档案不通过高度神秘的方式由一个单位转到另外一个单位，个人不可能换新工作或搬到新地方居住。这就让自主迁徙变得不可能。

这种禁止迁徙制度随着就业关系改革开始发生松动。根据自由经济学相关知识，高福利就业制度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于是政府1982年推出合同聘用制，替代终身制。合同聘用制1986年在全国推广开来，写入1995年版的《劳动法》。与此同时，也试验推广了例如无限期离职等多种政策，来鼓励弹性就业；其中一些政策直接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移民潮。1998年，政策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辞退职工(即“下岗”)来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力迁徙不再只是鼓励，而是强迫推进。辽宁省政府曾计划在1998—2000年间下岗120万工人，将近每天下岗1700人。全国国有企业员工数量从1995年的1.126亿人降到2004年的6710万人。

主要因为失业带来的困苦和大量的游行示威活动，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下岗政策引起广泛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下岗政策是精心策划、按部就班实施的，中央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财政资助。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辞退政策并未引起太大社会不稳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与通常印象中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形象不同的是，下岗职工至少还有谋生手段(例如他们以较低价格从国家手中买下的住房)以及多年稳定工资带来的积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人为压低的生活成本。这种情况让人们免于走极端，并更愿意去寻找新生计，而国际移民成为其中一项重要选择。根据我的实地调研数据，80%的移民使用自己或亲戚的家庭积蓄来支付移民费用，只有7%到8%的移民需要全额借款，剩下的人则两个途径并行。考虑到一般民众的储蓄率较高，借款并不很难。城里人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无息借款，农村人借款利息每年1%到2%。辞退往往还伴随着“再就业计划”，致力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海外就业也被视作再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例如，辽宁省政府曾号召政府各部门“提高全社会对劳务出口的意识。政府各部门应将劳务出口视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更高的水平上开辟新渠道”。

尽管自由和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人员自由迁徙，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萎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竟然变得更加紧密。裁员政策将下岗工人劳动力成本的85%从企业转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1999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下岗工人提供资金帮助。政府提供的显性社会保障取代了工作单位提供的隐性福利。告别依附具体工作单位的旧日子，人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法律和国家政策。这种政府—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体现在个人法律主体的产生。接下来，我将做详细说明。三

跻身后备移民，必须首先成为具备合法身份、能与其他主体签署合同并按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法律文书的法律主体。否则，在当前国际秩序下，不可能进行合法移民。198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两项重要政策，对于构建法律主体至关重要：身份证制度和因私护照。直到那时，中国公民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手段还是工作单位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镇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户口本只用于整个家庭。成年人的身份证——一种泛绿色的塑料卡片——帮助建立起了公民独立的身份。论及国际迁徙问题，1986年普通中国人首次可以因个人理由申办护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护照申办手续逐步简化，去掉了近二十项行政审批程序。到2005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凭身份证申办护照。2007年1月生效的《护照法》，通过公民申办护照的权利保障国际迁徙得以实施。

在简化护照申办程序的同时，政府还在统一政策和集中管理。以前申办护照需要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出具政审意见，审核工作虽然很严格，但是各自为战、相对分散。对于移民来说，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的政审过程十分复杂且很难预测，中央政府对此缺乏信任。申办过程虽经简化，但所有的申请都要经过全国联网的犯罪记录数据库比对。以前，多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与地方外办都可以审批护照申请，如今，体制改革将审批权集中到公安部。

身份证和护照制度之外，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和设立公证处等在内的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法律主体的建立。始于1998年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鼓励公民买下原先廉价出租给他们的公有住房。应运而生的住房产权证被移民用作资产担保证明，出示给中介公司、贷款人和外国大使馆。在农村，作为具备法律行为能力身份的另一项重要基础，住房产权证和耕地或林地合同证在本世纪初才得以实行。1982年，原本作为政府机关的公证处面世，2005年后，公证处开始公司化改制；公证处担负的职能包括将国内证据翻译成国际接受的法律文书，并根据已有文件提供更多服务。大部分驻华外国使馆以及很多海外雇主和学校，都要求中国公民提供的文件事先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四

自由迁徙与合法身份只是成为后备移民的必要前提。后备移民必须愿意为移民项目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受访者常常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想要移民，是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工作，当地经济也发展得不错。由于大批国有企业倒闭，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经历了七年的缓慢增长，直至2002年终于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于2007年达到明显高于国内水平的14.5%。但这一增长并不具有保障性。2000年辽宁省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只有10%是正式就业，20%是自雇人士；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70%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即毫无社会保障的零工。作为灵活就业的典型例子，一个自由受雇的售货员仅仅月入200人民币(26.4美元)，外加基于销售情况的提成。大多数下岗职工的确找到了工作，但那些工作只能让他们在收入与支出间维持“脆弱的平衡”，勉强度日而已。稳固的工作十分珍贵，甚至被高价出售。2006年，一个能力不错的大学毕业生需要花三万人民币(作为贿赂)才能在一间公司找到正式工作。高中老师的工作值五万，大学试用讲师值七万。事实上，中介机构与移民经常引用这些正式工作在东北的“价格”，用来证明中介费花得不冤。机会并不缺乏，缺的是长期保障。

那么，为什么后备移民认为带有更高潜在风险的海外工作能够解决在国内缺乏保障的问题呢？2006年，一名年近三十的女子辞去了她在沈阳的工作，花费超过四万人民币前往新加坡做工；她提供了一个真诚的分析：“在中国，我们都在吃‘青春饭’。二十多岁的人还能找到工作，三十多岁或许也行；三十五岁之后，除非你有一技之长，没人愿意给你份好工作。”她觉得必须冒着风险前往海外赚钱，才能获得未来的保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外工作的吸引力在于人们认为它比中国的工作机会更容易预测。麦先生原本在一间工厂做工，他在1992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家具维修团队，聘请了四位农民工；后来他又开了一间洗衣店，再后来冒着风险开了间餐厅，最后他决定花费所有积蓄前往海外。他解释说：“在国外工作和在中国工作的区别是，在国外，只要努力工作，总能赚到钱。等你回来(中国)，这笔钱就是个大数目。”

后备移民中最常见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业主或收租的小资本家，他们希望能靠自己拥有的宝贵资产生活，比如一家店面或一辆汽车。这将很可能为他们“买”到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在国内工作赚的钱根本不够购买大件资产，移民成为突破这一限制的少数机会之一。正如中国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90年代的改革所创造的财富本应令大部分人获益，最终却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李强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描绘为“倒丁字形”，包括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和极少数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顶端人群。阶级形成和阶级封闭都在进行之中，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愈发狭窄。因此，严重的“末班车”心态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如果错过了此刻的末班车，就等于错过了一切。于是后备移民下定决心，他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更需要立刻突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抓住一切机遇，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去攫取“第一桶金”——自从21世纪初以来，这个比喻就在中国广泛流行，用于形容在为原始积累而展开的大规模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这令人不禁想起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27岁的孙丹军(音译)是一名生活在大连附近的农村青年，当他询问中国的中介他在新加坡究竟能赚多少钱时，对方回答：“你会挖到你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令他心动了。为了去新加坡，他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村房产卖了三万人民币，将妻子在大连的小食摊卖了两万人民币。这些后备移民在寻求保障，但为了达到目的，冒更大的风险才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对作为风险投资的移民而言，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外流移民中男性依然占大多数。统计显示，女性在全部中国移民中不到两成，在辽宁省也仅占三成。相比之下，女性依然不太可能拿积蓄作出投资决定。另一方面，尽管人数不多，女性移民却备受关注。事实上，不同的受访者都十分频繁地提及女性移民，导致我一度以为她们才是东北地区移民的主流。女性引起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大部分——据一位受访者声称接近90%——都是离异者。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性别平等，但在中国，离异妇女依然身负污名，常常感到不被社会所容。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女性特别大胆和积极进取，比其他人更渴望取得突破。因此，她们的形象格外突出，成为街坊邻里最喜欢谈论的八卦主题。五

在新加坡，孙丹军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他十分后悔自己掘取第一桶金的决定。他在新加坡的月薪是600新币，跟合同中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无法收回自己的投资。可是在离开之前，孙的决定看上去完全合理。同一批的十一名工人(他们都与中介分别做过协商)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中介告诉他们，合同中写的数字只是基本工资，通过加班，他们实际上能赚到5000到10000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中介反复强调而后备移民也照单全收的一句话——先出去再说。目前的工作只是个起点，他们可以在海外寻找新的机会。“展望未来”成为后备移民共有的思维方式，中介也对他们积极灌输这一点。曾在新加坡就读的莎拉目前在一家名为“金桥”的招聘公司工作，她在一场新移民项目的常规介绍会上对听众强调，他们在考虑这些价格不菲的项目之时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在新西兰做建筑工人需要花费十万元人民币(招聘公司对后备移民收取的费用)。“但是，”她说，“好处在于，所有雇主都是小公司。因此，很容易跟老板打好关系。只要有了关系，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只要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在雇主的帮助下)，你的孩子也能过去，他们的教育可是完全免费的。”

下一个项目是在英国做厨师，工作许可最多可续五年。十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十分合理，莎拉强调道，因为五年之后，后备移民就可以申请“英国绿卡”(绿卡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永久居民身份的统称)。女性则被鼓励去加拿大做两年女佣，在那之后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绿卡，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十二万人民币。

为了未来的生活，就必须承担当下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为了赶上末班车，更被视为一种可贵的进取态度。只有那些有胆量承担风险、敢于面对所有可能的负面结果的人，才配得上生活的慷慨回馈。“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中介与移民都一再对我说。在这一背景下，孙丹军卖房前往新加坡的举动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相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态度会令人大皱眉头。“哪里有免费的午餐？”金桥的经理——一名更谨慎的中介——如此说道。孙丹军前往新加坡时，我在北京机场与他见面，他当时这样告诉我：“合同是死的(固定的)，人是活的(灵活的)！”人们普遍认为，与温州人相比，东北人不愿意冒险，而这是一种落后的态度。前QY县粮食管理局的干部、如今是FS招聘中介经理的黄先生告诉我：“你们温州人不需要(与招聘中介)签合同，只要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能自己找工作……在这里(东北)，他们希望你把一切都做好。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态度一直都没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备移民认为正式合同和法律程序不重要。相反，他们的态度可被形容为“过度法律至上主义”，这让我十分吃惊。他们坚信先进的管制制度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应随时做好为可能的分歧而闹上法院的准备。他们始终十分警惕可能的骗局和“黑中介”。联系中介时，后备移民会首先检查他们有没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持牌中介未必一定可信，但至少他们可以作为注册法人被起诉。后备移民小心保管着招聘公司的收据，其中一名受访者更在日记中记录下公司所说的每一句话。对大部分后备移民来说，非法移民是根本不必考虑的事。当我提及意大利的许多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刘兰的反应十分激烈：“就连合法(申请移民)都有那么多人被骗，我怎么敢尝试非法(移民)！”因此，尽管有“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这句格言，风险还是有明确的底线。国家定义的合法性是大部分后备移民的底线所在。他们愿意利用不确定性，也愿意被不确定性榨取，但前提是整件事情不能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外。后备移民接受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希望能够在制度中行事。当移民计划失败时，他们的感受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六

后备移民有时会态度闪躲，因为他们往往尝试掩盖他们正在等待出国的事实。采访那些花了钱却没能出国的移民失败者是很困难的。这些失败的后备移民并没有招来同情，却成为了八卦谈资甚至笑料。营村有个王姓后备移民花了五万元前往新加坡，两周后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因为中介承诺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当同村的刘姓受访者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我王的家住在哪里之时，刘的妻子训斥他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什么你总爱这样嚼舌头！”我赶忙找借口离开了。王家的房子显然是村子里最破败的之一。当王对我说起令他背负两万元家庭债务的移民经验时，他的妻子正在厨房里洗头，她喊道：“你还有脸跟其他人讲！”当王送我出门时，一名邻居看着我们，露出了促狭的笑容。他似乎以为我也是一名中介，可能带来更多的戏码和八卦谈资。

移民计划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受害者的个人性格。其中的逻辑相当简单：“为什么其他人能成功出国，你就不能？”最常见的是，失败的后备移民被认为“没本事”。王被普遍认为“脑子不清楚”(精神状态不好)。其他失败的典型案例包括“心气高”(野心太大)和“跟风”(易受人影响)等。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具备这些特性(甚至成功的女性移民有时也被如此归类)。因此，其他人不应对此负责；失败仅仅是向大众证明了某人的性格有问题，正如他们早已知道的一样。

失败何以成为受害者的过错？这部分是因为在原始积累阶段，中国普遍盛行一种近乎残酷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行动的价值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并由市场证明——特别是以金钱衡量。轻而易举的成功会获得普遍的嫉妒，并会大张旗鼓地庆祝——例如，如果后备移民获得签证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们会举办盛宴邀请大批亲朋好友。相反，经过努力之后的失败特别被人轻视。努力本身毫无价值，反而证明了此人的无能。“责备受害者”的态度明显也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倾向于将问题、责任和成就个人化，而结构和制度因素被视为不那么重要乃至完全无关。

然而，人们并没有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所有失败。如果有人生病或错过收成，人们会更加真诚地同情他。为了解释清楚其中的不同，一名出租车司机考虑良久，向我形容了一番人们对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不同看法：“如果你在附近的城市工作但不走运的话，人们会很同情你。可是如果你胆子够大，一路去到上海或广州，人们就没那么同情了……他们可能会说：‘你去那种地方赚钱，你以为你很有能耐，瞧瞧你现在的下场；好极了；现在我倒想看看你能跳多高！’当你计划出国之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旦最后你花了这么多钱却出不去，其他人都会心里暗爽呢！”

一名前小学教师成功地去了日本并回国，他在总结人们对移民的模糊态度之时更带有哲学色彩：“如果你想要的比其他人更多，那么一旦失败，这就意味着你本应随大流行事，知足常乐。这让普通人觉得开心。”后备移民与非后备移民都反复提及嫉妒，并视之为令受害者感到耻辱的主要原因。一名村民(他自己并没有计划移民)如此表达：“如果你真的出国赚了钱，我心里可能眼睛都红了，但嘴上还要赞美你。如果你失败了，哈，好极了，我就有机会嘲笑你啦。”一名村退休会计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失败的后备移民并不同情：“如果你这次运气好，你就会赚大钱，然后就会瞧不起我们。现在你运气不好，不走运就是不走运。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普通人的“嫉妒”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移民计划的道德批判？后备移民对其失败的耻辱感，是否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具有道德合法性缺乏信心？移民在工具层面上来说是有用的，但其本质上并不可贵，也不具备道德价值。由于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财富，移民项目一方面挑战了辛勤工作与出人头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挑战了辛勤工作与金钱回报和社会尊重之间的关联。不透明的外流移民过程与高度的不确定性也破坏了意愿、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失去一份国有企业工作或正常的收入会被视为个人权利遭到剥夺；与之相反，为了赚更多钱而把钱交给利欲熏心的中介，这看起来与在赌博中输钱无异。七

后备移民模糊了移民与非移民的界限，他们的经历展示了跨国流动如何在国内和本地得以建构。中国东北的后备移民具有一种共同特点，或许可称之为“边际创业个人主义”。改革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公民个人化：首先通过下岗、取消工作单位福利以及放松社会控制等手段使民众与国家机构脱钩；其次是资源的个人化，例如房产私有化和通过最低社会保障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

但在结构上，大量新近被个人化的公民同时被边缘化了。他们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迅速萎缩，与精英之间的差距愈发遥远。对后备移民而言，移民项目充满不确定性，却也同时带来诱人的前景，成为加入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边际创业个人主义带有相当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重度的个人主义与创业精神可被视为边缘群体的迷幻药。鸦片麻木人们的神经，令他们无视世间不公；迷幻药却令人们看到所有可供利用的机会，并将其夸张放大。东北的后备移民并非受跨国幻想所驱使；他们的幻想关乎市场效率、个人能力以及运气的魔力。然而，迷幻药的效力毕竟转瞬即逝，人们必须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后备移民热衷于利用不确定性，同时却在不断寻求制度支持和法律保护。他们冒着风险追求安全；他们质疑自己热情实施的策略究竟有什么存在性意义。后备移民身上体现着多重矛盾，正因如此，在研究跨国流动与本地条件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构成了格外值得深入发掘的群体。

蒙特利尔的乡愁

一

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群低调得几乎隐秘的群体。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华人移民潮的主力军，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中国第三拨移民潮中大都是中产阶层。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华人精英移民的首选地，蒙特利尔又是该省第二大城市与文化中心。

这批精英移民行事低调，大多难以接近。他们平静地生活在蒙特利尔，享受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签证便利……同时也经历了孤独和沉寂。当地华人总数已约有1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

北美最大的内陆河圣劳伦斯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我在南岸的中产社区Brossard走访了几户华人移民家庭。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拉高当地房价的房地产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又共同放弃了动荡不安的、有着青春期特征的中国，选择了更加沉稳的“成人”生活方式。终其所指，他们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信心——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一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斑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三四个小时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四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高三层占地约500平方米的大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期间，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六十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六个去投。”“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在许多人眼中，一方面政策环境不明朗、投资环境有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 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用过四个保姆和一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被选为“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三分之二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令他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像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二十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1992年，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五年的建新前往百事可乐上海分公司应聘，属于第一批打破铁饭碗的国企工人。一年后下海经商，创立了上海第一个食品交易市场，一度发展为三家连锁，年销售额超过20亿。1997年，在食品市场被超市取代的关口，建新转而投资电脑交易市场，最终发展为上海最大的电脑广场。“我这个人总有种使命感，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同时警惕挑战。每当顺利时我就如履薄冰；一遇到困难，我又越挫越勇。”建新总结自己的商业风格，很难分清是这种风格造就了他的“成功”，还是中国的商业气候造就了这种风格。

2000年，东上海电脑城因为“晚付一天房租”，被场地租赁方、一家大型国企要求停业解除租赁合同。双方打了两年官司。“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官司，起因并非经营，仅仅因为租赁方不能接受电脑城的繁荣，他们觉得不平衡，”建新说，“我感到委屈、心力交瘁。”最终官司二审判决建新一方胜诉，他也决意移民。“我毕竟是个商人，我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不愿意冒险。国内的商业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缺乏平等、公平的环境。”

儿子十八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四年了，这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与欣赏，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糊糊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躲避老公的外遇。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两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十四套公寓三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车子驶过维多利亚大桥，桥下圣劳伦河斯翻着蛇纹似的波浪。大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一条狭长的绿荫道嵌在河中央，填河造出来的，以划分航道和水流湍急的区域。绿荫道的两端连接着蒙特利尔最辉煌时期的标志——北美最雄壮的圆顶天主教堂圣约瑟教堂与贝聿铭设计的Palce VilleMarrie大厦相呼应；好莱坞式的银行总部大楼脚下铺设着法国风味的碎石街道；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馆和世博馆……从远处看，白色穹顶的法国馆好像水中鼓起的一个气泡，现在那里是一座赌场。

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

1642年，法国人想在这里建造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 1757年被“法国印第安战争”打断，英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入驻。蒙特利尔成为法语与英语通用的区域。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

1960年代是蒙特利尔最繁盛的时期，举办过1967年的世博会与1976年的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1990年代，因为经济萧条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蒙特利尔沉寂下来，经济发展速度被多伦多超越。

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似的。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它更适合那些信仰“美好生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则、标准和分寸，未来也可以预计，再也不需要经受突然的痛苦，当然，也不会有极致的欢乐。

有位老移民说，蒙特利尔有时候真像“北大荒”，要做的，就是等。等着，肥沃的土地就长出了蔬菜与水果，不要施肥，施肥就过了；等着，圣劳伦斯河孕育出巨大的鲟鱼和吸口鱼(Suckers)；等着，洛基山将寒流截住，漫长的雪季到来，人们不干别的，整天打冰球。

蒙特利尔城区已经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消费和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圣劳伦斯河上，有的面朝着洛基山，有的散落在平原上，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而在老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发展宛如一棵树的年轮一般分明，在古老的法式小楼前是一条环城大道，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老宫殿与小矮屋，诉说着以往的历史。不过，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头块不抱怨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是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果然有一点像巴黎。“在蒙特利尔，我学到的最大收获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最满足的是自由。”Julia说。她仍记得第一次驾车去纽约，只要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车子停靠在纽约港外，坐船入境，远远的，果真看得到自由女神像。对很多游客来说，自由女神像是老掉牙的东西，可对一个移民来说，“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大陆就在眼前，纽约的天际线诉说着自由的故事。“本来，我还不太能理解公平与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懂了。”二

可以说，在Alice和Danny夫妇的带领下，蒙特利尔的房价节节升高。有人调侃说：“你们这哪是‘移民’，你们是‘殖民’！”这对夫妇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认可。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二十年，他们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与房地产公司创始人。1985年Danny到此地留学，毕业后移民，先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经纪，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他们的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一旦获得资格，中学教育也是免费的)，然后再劝他们移民、购房。Alice 1991年到达蒙特利尔，去了一家移民律所。1995年夫妇俩整合资源，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博大集团。如今，在Alice夫妇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的新移民到来时，他们迎来了事业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在中国拿块地，你会觉得这个钱赚得太不安全了。”Alice夫妇的一位合伙人说。2005年前后，投资移民数量猛增，这与当时国内政策动荡，案件频发都有关系。“做生意的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规避。在中国就是要跟政策、要跟政府打交道，不可避免去给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潜规则，看怎么定义：10万块钱能判死刑；10万块钱打点又不算什么，人家要不要都是一回事。”

1983年出生的敏允是老移民第二代，他这样理解华人对钱的不安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稳固的，它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抄家。科举保证穷人有一条路往上走，抄家保证了把不服从的人彻彻底底清除。在西方国家没这些，贵族便永远是贵族，钱与土地世代相传。敏允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民族身份并不是第一位，而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个人选择更加重要。”

可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妻子在“市政设计院”任职，中国最早拿到建筑师资格的总工程师。他们也是在1993年左右赶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拨，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没有入籍，大部分时间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加拿大的房地产业更加透明，规则明确，交易历史有据可查，不需要政府关系与暗箱操作，更省心。”同样，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殷先生一家与建新、Julia夫妇毗邻而居。这对中年夫妇生活闲适，丈夫生意稳定，不像以往那么焦虑；妻子因为在移民时签订了“竞业协议”，不能再从事建筑行业，专事家务，有时候未免失落，可看看花园里绿树荫荫，街区静谧，这样不也挺好吗？

几天前，殷先生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填了张表格，加入了“魁北克独立党”，党派宗旨是支持魁北克省独立于加拿大。也没那么当真，只不过有个朋友拉人凑数。殷先生想起自己九十岁的母亲，当年也像这样，被人拉来凑数填了个表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于是在“文革”时受了不少苦。“我相信加拿大不会像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我。”殷先生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幢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方米，总价平均约100万加币一幢，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的确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他们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可加拿大是多元化的，从根上说，每一个都是移民，”敏允说，“我们认识了什么人，都问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有人说是加拿大人。”除少部分特权阶层与穷困人口外，更广泛的阶层相信可以平等地分享一份社会财富，尊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

中国人尊卑贵贱意识太深；而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就连Danny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深有体会。他们精神熠熠，身体健朗。老爷子一口北京腔，他曾经在文化部任职，后调任山西大学，“文革”时受到了些折磨：“我们老宣传‘劳动最光荣’，骗人！劳动那是用来惩罚人的。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劳动光荣。我们请个砌台阶的工人，也就是泥瓦匠，干活那叫高兴，听着收音机喝着啤酒，东西收拾好，穿戴整齐，到学校去当冰球教练去了，正好教我小孙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点头赞许，老爷子又叹一句：“这帝国主义啊……”三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颗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和带着小褶的胖手，她兴奋地朝松鼠尖叫，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十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那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一部分，Habitat 67号，由建筑师Moshe Safdie设计，绰号“男人和他的世界”，在那个年头颇有超前意识，甚至引起了一阵反对的声浪。蒙特利尔也以节日著称，在漫长的冬日，街上的人们从来没有放弃一个狂欢的机会，他们从春天到冬天创立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双胞胎游行，法国文化节，意大利周，龙舟节……蒙特利尔是个一座生活化的城市，一个享乐者的家园，一片懒人的乐土。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最沉迷和最没有未来的选择，是永远在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博士，永远在逃避。”东华说。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他们都是中等收入，不多但也足够在这里过上稳定的生活。买下一套约150平的房子用出租，又买下另一套300平左右的联排别墅。一年前，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姑娘长得跟姐姐真像，正在咿呀学语，会说中文的“妈妈”，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含混地说自己的英文名字“Erica”。“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说，“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两块五，香烟五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爿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十五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三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到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巴黎。二十五岁的晓宇从兰州前往巴黎，读了五年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她不想回国，可这座她寄托了太多梦想的城市并不接纳她——巴黎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太难拿到工作签证；不多的华人移民名额也被温州人占据。她在市场里摆过地摊卖点中国礼品，摊位正好在后门旁边，因为缺乏工作资格，一遇到稽查队就可以迅速包好逃走；她的丈夫在过年时舞过狮子，晓宇笑着说那时候自己还很苗条，能跳跳扇子舞呢。“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有人问晓宇，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因为是法语区，晓宇夫妇决定移民蒙特利尔，她和丈夫没有继续寻找工作，而是铁了心要经营一家杂货店。也许因为巴黎困顿的两年，也许因为杂货店也是蛮有前途的一份职业——晓宇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竿。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在这里感觉到希望，蒙特利尔让我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

与此同时，沿圣劳伦斯河往西，蒙特利尔老港口旁，孙先生正在为舞狮子做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舞狮子挣了钱，明天我到餐厅吃饭，旁边可能坐一个百万富翁，可我们都一样。”1996年他跟随上海杂技团到蒙特利尔演出，之后滞留在此，又转为技术移民。“当时有七个人留下来，占三分之一，影响还挺大，那段时间很多杂技团都不敢出国演出了。”

伴随着《金蛇狂舞》，孙先生和儿子跳上一只彩球，场子里滚了一圈儿，那帮游客哪见过这阵势，叫好声不断。同行都围过来了，唱爵士的黑人，跳舞的吉普赛人，戴着黑色小帽的穆斯林，假扮法国行刑队的士兵也驻足观看。圣劳伦斯河上聚集了大团的湿气，一阵风吹落太阳雨，也没有人躲，等着最后亮相——狮子从彩球上一个跟斗翻下，地上打个滚儿，孙先生和儿子从狮子袍里探出头来。汗水和雨水把他们的头发打湿在脑门上，一缕一缕的，他们笑呵呵的，好像两条欢快的鱼。(感谢吴闽英女士、张东华先生提供的帮助)

“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周宁访谈

一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四百多人的使团抵达北京，他没有敲开中国的大门，却把一个恶劣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在使团的叙述中，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

一百多年后，“蓝蚂蚁”再次成为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看法。1955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在《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中国印象：“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他感慨说，中国是一座“蚂蚁山”，亿万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如果说，以上是一个让西方厌恶之极的“中国形象”，那么还有一个天堂乐园一般的“中国形象”，让西方社会充满向往。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学者们经常会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1721年，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在演讲中讨论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成为国家的理性原则，“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国家”。伏尔泰称赞起中国来更是不遗余力，他说孔夫子的哲学是最好的哲学，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两百多年后，西方再次把红色中国美化为现实存在的乌托邦，伏尔泰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又回来了。一些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前启蒙者的思想，认为中国的革命实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典范社会。

西方的“中国形象”来到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为例。1921年，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把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观点写进了小说，“阿Q”的种种性格特质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1988年，电视片《河殇》又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框架下，重述了中国的历史。

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模式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新殖民主义带来的种种讨论和争议，“中国形象”开始在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为“他者”，它们为中国描摹出的画像在20世纪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怎么样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自身？近期，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一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是怎么开始“中国形象”的研究的？

周宁(以下简称“周”)：我做研究从来是凭兴趣，上世纪90年代，我对中国的一次突变感到很吃惊。8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在新启蒙思潮下，一味西化，但到了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观念出来了。那时在和西方人聊天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突变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自己开始读这方面的书，关注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学术任务。东：当时学界对“中国形象”这个话题的关注如何？

周：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来讨论“中国形象”。我的第一套关于“中国形象”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套书的出版说起来是个故事。关注“中国形象”三四年后，大概到了1998年的时候，我就积累了一些资料。有一次，一个在出版社当主编的朋友问我在做啥，我说在做这个话题，他说这个有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读本。当时叫《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的中国形象》。把读本交稿后，我就出国了，要出版的时候，他们突然提出意见，说没人知道啥叫“中国形象”，啥叫“西方形象”，能不能改书名，我说不能改，这是第一次电话。那时候越洋长途很贵的，过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大家商量了，还是要改，书要卖，读者不知道啥意思怎么卖啊。我说那不出版就算了，他说不能不出版啊。过两天他又打电话，说不改书名我们这个书可能就要赔钱了，你看现在打了三次电话，花七百多块钱了，再打就要上千了。我这么一听，那就改吧，你起个题目吧。他就起了个题目叫《2000年西方看中国》和《2000年中国看西方》，这个“2000年”，既是指历史的“两千年”，也指“公元2000年”。这件事说明当时中国没人关注“中国形象”这个话题。二东：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前者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乐园，后者则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地狱，两个“中国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在研究“中国形象”的著作中，也多次以这两本书为例，表现西方世界“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极端呢？

周：“中国形象”时好时坏，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决定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功能。西方是把“中国形象”当做“他者”使用的，由此确定他们自身。比如说，我在班级里是学习好啊还是坏啊，要通过他者来确证。西方通过“中国形象”来自我确证，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20世纪，通过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来确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他者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他者是乌托邦化的，就把他无限地美化；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我使用的一种学术概念，当“中国形象”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出现在西方时，西方世界就贬低中国，用糟糕的“中国形象”确认自己的优越感。乌托邦的“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的西方交互出现，但这两种形象在19世纪中叶就基本形成了。到了20世纪，他们就不断从这种形象库里来提取资源，“中国形象”就时好时坏，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中国形象”在两极之间摇摆。东：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呢？

周：当西方确定自己的价值优越的时候，一定会贬低中国丑化中国；当西方出现问题，对自身价值不自信的时候，就美化中国，把中国乌托邦化。我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现实的关系其实不怎么大，尤其是在误解比较多的情况下。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决定于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自我评价。东：“中国形象”在欧美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

周：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罗德·伊萨克斯(著有《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在美国做了一个访谈，调查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并试图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20世纪的这段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和敌视时期(1949—　)。在伊萨克斯之后，莫舍尔(著有《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一书)又把此后的几十年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敌视时期(1949—1972)、二次钦佩时期(1972—1977)、二次幻灭时期(1977—1980)和二次仁慈时期(1980—1989)。东：以美国为例，“中国形象”为什么会时好时坏？

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美国很自信的时候，“中国形象”就很糟；“一战”和“二战”之间，是西方人反省的时候，这时“中国形象”就好起来了，“二战”的时候，中国又成为盟国，“中国形象”就特别好。再加上美国人的一个特殊心态，觉得美国是20世纪的“中央帝国”，于是就对中国这个衰落的“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以前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中央帝国，但在20世纪突然就成了一个中央帝国。这时候美国人就有一个心态要美化中国、同情中国、安抚中国，因为继承了中国的“中央帝国”地位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点更明显。又比如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实际状况很糟，但偏偏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很好，美国那时正值“六八风潮”，不仅是左派，还有一些保守派，都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尼克松的幕僚还写了一本书，要学习中国经验，这些都属于美国文化的自我反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了，按理说“中国形象”好了，但“中国形象”又开始恶化了，因为美国的左翼风潮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束了，中国也揭批“四人帮”，美国人看到了“文革”的丑恶，这时候的美国又趋向文化保守，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化的他者，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美国人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终于胜利了，把社会主义阵营搞垮了，历史终结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自信就让他们重新贬低“中国形象”。

判断美国的“中国形象”有三个标准：中国的现实如何、中美关系如何以及美国的精神状况如何，这三个因素左右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国的现实如何这点其实最不重要，中美关系如何以及美国的精神状况如何很重要。尼克松访华曾使得美国的“中国形象”急速好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形象”又迎来一个转折点，这里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有中美关系的原因，有西方自身的文化心态转变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预测的那样崩溃，而是出现了一次经济繁荣。西方人感到很吃惊，他们需要思考如何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西方人考虑问题很具体，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扩张，中国资源又贫乏，要不要扩张呢，所以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是同一论，我们有些人听到中国崛起论会很高兴，不知道中国崛起论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崛起论就出现了，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改变。东：如今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强，难道中美之间就做不到彻底了解？

周：“中国形象”问题不是个知识问题，如果基本态度是坏的，了解越多越坏，看的都是负面的东西。现在尽管了解很多，但是误解也很多，虽然在物理距离上很亲密，但在心理距离上很疏远。在全球化时代，越亲密竞争就越大，2008年的时候出了个词Chimerica，意思是“中美共同体”、“中美国”，表示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实际上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利益攸关啊。

从长远来看，东西方的界限正在消失，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界限在淡化，历史上的误解可能会改变，但误解还会有，是另一种误解，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误解。我们要有历史的大视线，这个界限不是本质主义的，是构成主义的。

西方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历史上西方内部的战争多于西方与外部的战争。我不相信人类大同，人类要经历的是在冲突中寻找磨合和共存途径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会承认冲突、误解，对于美好不切实际地向往是心理弱势的表现，心理强势就要承认冲突，人类关键是要学会理智的协商，不要指望完美的乌托邦。三东：你在论述中曾经提到，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周：文本和公众期待是互动的。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作者在写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读者的期待是什么，1930年代是美国的萧条时代，所以赛珍珠写了中国的模范农民，正好这时候也是“中国形象”在美国好转之际。一方面是公众有这种期待，另一方面作者又刺激了这种期待，所以《大地》高居1931、1932年的美国畅销书榜首。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也属于这种现象，他的书和赛珍珠的书在同一时期面世，那时美国人在反思现代生活，林语堂就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才会生活，这正投合了美国人的期望，这是时代选择的现象。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时代》杂志对中国的报道，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选择”呢？

周：《时代》的报道更多的是代表了当时美国的一种文化偏见，不是说讲中国好就是真实的，那也是一种文化偏见。美国的媒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不过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美国的媒体经常用经济手段、文化手段来构成意识形态，我们习惯用政治指令来影响意识形态。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是充分意识形态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但呈现的是被选择和被美化的中国。当时《时代》、《生活》的老板亨利·卢斯明确规定，一年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必须达到多少条，并且报道必须是正面的，他的规定详细到细节，比如说南京，必须说是“中国的华盛顿”，说上海，必须说是“中国的纽约”，说武汉，必须说是“中国的底特律”，不然美国人不了解被报道的是中国哪个地方。东：《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在西方的总印数只有23 500册，不足赛珍珠的《大地》的零头，但是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的影响却非常巨大，由此可见，当海外的“中国形象”回到国内，也是被选择性接受的。

周：这个事情要这么看，《西行漫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成功的公关外交行为，敌人都夸你，证明你确实很好。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关行为。四东：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形象”，但没过几年，你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了。

周：这个过程非常快，2000年之后，“中国形象”就成为公众话题了，尤其是在2004、2005年之后，越来越热闹了，这个和中国模式论、中国威胁论都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开始关心自己形象的时候。我们崛起后，面临一个形象落差。就像我突然发了财，出门就关心别人怎么看我，再加上这三五年国家对外宣的提倡，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就更多了。

对我而言，这本来是我自娱自乐的一个话题，没想到会成为一个大众话题，成为大众话题的时候我也必须警觉，一切显学必成俗学。2006年之后，我的关注点就已经转移了，因为我觉得老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文化势利，我就开始关注世界不同区域的“中国形象”，比如日本、阿拉伯、印度的“中国形象”。我经过四五年做这个课题，关注了一圈后，我就惊奇地发现，我还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被扩散、复制、左右着世界其他区域的“中国形象”。

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它们失去了自身的立场和方法，最明显的是日本和印度，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和中国交往很多的国家，它们竟然失去了自己观察中国的能力和方法，都是在转述西方，所以过去五六年我都在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的问题。东：为什么要转换关注点呢？

周：我觉得，决定21世纪中国命运的恰好是中国周边国家。我们中国人是老眼望西方，实际上我们把身边的人忽略了。2012年以来，我的研究再次转变，转向从日本、韩国到中南半岛的环中国海地区，也包括北方边境的国家和中亚各国“中国形象”。我想做一个课题：“比邻而居”，观察我们的邻居怎么看我们。当然我传统的研究成果在这里可以延续，比如说这些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化或者受殖民影响，它们多数是小国，如何面对中国崛起呢。这个世界上，有人只关心经济、军事层面上的冲突，我们做人文研究的倾向于关注观念层面上的冲突。观念层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最终决定经济、军事层面的冲突。东：你怎么看“打造中国形象”？

周：我不喜欢“打造”这个词儿，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修为决定了你的形象。今天可以把中国拍得非常正面，但绝对不是我想让你怎么看我你就得怎么看我，我教你怎么看我，这样起到的作用是负面的。以亮相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你不能光想着希望别人怎么看你，不注意人家咋看你。这实际上涉及三层关系：第一层，我希望你咋看我；第二层，我知道你过去咋看我；第三层，我设计一个在我的希望值和你的现状间可以协商的一个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很主观吧，我希望你当我是英雄，我就搞一个片子教你怎么看。一个美国人说，我们看得莫名其妙，一会儿出来一个个头很高的，一会儿出来一个个头很小的……我们都知道个头高的是姚明，个头很小的是邓亚萍，但美国人未必都熟悉他们呀，这实际上是把国内的宣传模式弄到国外去，做事情不对效果负责，只对指令负责。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老说“中国梦”，那你应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不能模糊，不能回避，你要明确地说明。不要说这个我不管，那个我也不管，到最后人家就不信任你了。五东：如今的“中国形象”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如何？

周：关于非洲民间的“中国形象”，我问过一个非洲人，他的回答是：“中国很好，中国人很坏。”他讲的中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国家，他说的中国人是到非洲开矿、做贸易的中国人，他觉得这些中国人欺负他们。在非洲的官方文本中，“中国形象”基本上是在重复西方的观点，它们这些国家没有实力派记者做实地调查，又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等，所以大量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

当然，西方人也很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比如BBC拍过一个片子The Chinese Are Coming(《中国人来了》)，对中国的工业和资本进入非洲很警觉。大致说来，非洲的公共媒体、官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复制西方观点，个人在经验层面的“中国形象”就和跟中国人打交道有关系，而且非洲很大，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到非洲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也就不断滑坡。东：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形象”呢？

周：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一直是很温和很友好的。一来，现在阿拉伯国家和我们没什么直接的冲突，二来，尤其最近十多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存在的，所以“中国形象”在阿拉伯国家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比较正面的。当然，阿拉伯国家也不是没有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比如埃及、叙利亚也有中国威胁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当今世界是覆盖性、弥散性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主要来自经济角度，比如说中国货太多了，而且劣质产品比较多，但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缅甸华人：浮油般的命运

一进入这辆开往仰光的巴士，我就狼狈地在挤满行李的狭小走道挤蹭，寻找自己倒数第三排靠窗的座位。靠走道的一侧，坐着一位穿着简单的微壮青年，随身的大塑料篮和蔬菜铁盒便当多到溢出位子。我费了好一番功，才跳到位子上，心想：这是个缅甸人。“Korean(韩国人)？”后方一个长发带辫的嬉皮用英文问我。我摇头说：from Taiwan。打过招呼后，我便埋入自己的椅背中休息。巴士在山路上颠簸而行，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停下来，我不明所以，于是转头以英文询问身旁的缅甸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上厕所吗？”他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就在我放弃时，他突然慢慢地说——而且说的是汉语：“你是说吃饭的地方吗？”我立刻坐直。“你是华人？”我的声音带点兴奋，他摇了摇头，依旧慢吞吞说：“我是中国人。”我皱了皱眉，心里嘀咕：“怎么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仍继续和他聊天，他或许从我那句“台湾”判断我能说汉语，于是以汉语回应我，但他能听说的句子不多，似乎是刚接触这个语言不久。依赖比手画脚式的沟通，我终于拼凑出他的故事：他家住东枝，为了来年到新加坡依亲并工作，已学习八个月的汉语。他学汉语的目的是实用性的，而非想当然尔的文化认同，但他仍对我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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