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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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试读：

有前进，就会有后退；有胜利，就会有失败；有成功，就会有挫折；有辉煌，就会有暗淡。危机永远存在，风暴还会再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就是当时的“救市大辩论”

问：最近，你大讲先秦诸子，是不是想“救市”啊？

答：救市？救什么市？股市？楼市？奶市？哈！怕是管不了吧？远水不救近火嘛！再说人家又不是救火车、消防队。

问：不是吗？孔夫子怎么说的？“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又何必多管闲事”。反过来，意思也很清楚——如果社会出了问题，我孔丘就不能不管。那么，孔子管了吗？管了。这就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当时世道不好；第二，孔子挺身而出。这不就是“救市”吗？

答：倒也是。不过不是“救市”，是“救世”。当然，打个引号，说是“救市”，也行。

问：其他人，也都这样吧？

答：应该说，最早是孔子发表了他的“救市主张”，比如以德治国、克己复礼、让世界充满爱等等，然后就有人出来支持或者反对他。先是墨家反对，后是道家反对，最后是法家反对。儒家自己这边，孟子和荀子支持。不过孟子和荀子，观点也不完全相同，也有争论。

问：对不起，先打断一下。你说“孔子最先发表救市主张”，难道老子不在前面？

答：恐怕有两个“老子”，或者至少有两个。孔子曾经问礼的那个，在孔子之前，或者同时。写《道德经》（《老子》）一书的，我想应该在孔子之后。这个问题，只要比较一下《老子》和《论语》两书的内容，就不难得出结论。简单地说，《论语》只是自说自话，基本上没有对立面；《老子》却是多处批判儒家，以儒家为靶子。批判者总是在被批判者之后，这是常理。如果要深究，建议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李零先生的《人往低处走》，我的《先秦诸子》一书中也有说明。

问：这样一说，就清楚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恐怕就因为当时“天下无道”，社会出了问题，得有人来“救”，来发表“救市”的主张。这就有了先秦诸子。但如何救，救什么，问题出在哪，观点不同，说法不同，方案也不同。这就有了百家争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就是当时的“救市大辩论”。是不是这样？

答：也是也不是。天下无道，需要“救市”，只是百家争鸣的直接原因，不是全部原因。他们讨论的问题，也不全是这个。不过，“救市”，确实是焦点。

问：核心就是“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世界”？

答：也不光是“拿什么来救”和“怎么救”的问题，还包括“救不救”。实际上，也有主张“不救”，或认为“没救”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那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

问：这是什么人的观点？

答：孔子时代的隐士。他们是“道家前的道家”，简称“前道家”。孔子为什么会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就因为有个隐士对孔子的学生子路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避世”。避人，就是拒绝与那些坏人合作；避世，则是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为什么拒绝与社会合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根本就没救嘛！

问：天下无药可救，又怎么样呢？

答：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

问：这又是谁的观点？

答：墨子时代的杨朱。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第二是老子，第三是庄子。这三个人，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拯救天下，先得拯救自己。不能拯救自己的，也不能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天下也就不需要拯救了。

问：这可以说是“要救市，先救己”，对吧？

答：可以这么说。而且杨朱、老子、庄子都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出问题，就因为很多人自己都管不了却去管别人；自己都救不了却想救世界。结果自然是管事的越多，事也越多；越想救市越救不了。如果人人都管别人，人人都来救市，势必天下大乱。结论也很简单：别救。

问：不救又怎么行呢？不救又怎么办呢？

答：所以儒家、墨家、法家都主张“救市”。其实道家也不当真“见死不救”，而是认为不能像儒家、墨家他们那样救。在道家看来，那不是“救市”，反倒是“添乱”。因此，要紧的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甚至“什么都不做”。不做，反倒有救。

问：不救之救？

答：是的。

问：不救之救也是救吧？

答：当然。继承思想文化遗产，不能急功近利

问：那么，先秦诸子，不就可以说是“救市者”；他们留下的思想，不也可以说是“救市者的遗产”吗？

答：马马虎虎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要讲清楚，先秦诸子争论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留下的遗产也极其丰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救市”问题。不讲清楚这一点，那些吹毛求疵故意找茬的，又要来骂我们“不严谨”“伪学术”了。

问：也不必如此小心吧！

答：倒也不完全是怕挨骂，而是不希望我们的读者太急功近利。继承思想文化遗产，是不能急功近利的。把先秦诸子和之前的金融风暴直接联系起来，也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庸俗化。因此，如果硬要说先秦诸子留下的是“救市者的遗产”，我必须说清楚三点。

问：哪三点？

答：第一点，先秦诸子救不了咱们当前这个“市”。别以为读一下《论语》《老子》什么的，这金融风暴就挺过去了，就化险为夷了。更别以为先秦诸子的那些“语录”“格言”，拿过来用就能立竿见影。没有的事！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是一种典型的巫术思维。你见过以前经常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些字条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有那么灵的事吗？

问：第二点呢？

答：第二就是当前这场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迟早会过去。人类社会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脆弱，不会顶不住的，读不读先秦诸子都一样。读，会过去；不读，也会过去。

问：那又何必要读？

答：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尽管当前这场危机可以渡过，这场风暴也会过去，但还会有下一轮的风暴，下一轮的危机。我们人类，命中注定只能在一种悲剧性的历史进程中前行。有前进，就会有后退；有胜利，就会有失败；有成功，就会有挫折；有辉煌，就会有暗淡。危机永远存在，风暴还会再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有思想准备比没有思想准备好，有思想武器比没有思想武器好。

问：我们中国的先秦诸子，就提供了这样的思想武器？

答：提供了。因此，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主张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先秦诸子。将来，世界风平浪静，重归太平，我更主张这样做。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先秦诸子留下的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应对变革的思想方法。有了这些思想方法，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至少，也有一个“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比方说，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是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世界的。

问：应该是些很管用的办法吧？我也很想知道呢，能不能讲讲？

答：又急功近利了不是？别老想着有什么屡试不爽的办法，拿过来就能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弄得问题多多，原因之一，就是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不管讲什么，都要跟市场营销、企业管理、职务升迁等等挂钩，不挂钩没人听。周易禅宗，先秦诸子，《水浒》《三国》《红楼梦》，都看出“职场三十六计”来了，还美其名曰“国学”。其实八竿子打不着，也未必管用。告诉你吧，那都是些“披着羊皮的黄鼠狼”，至多是一些“术”。先秦诸子留下的，可不是那样的东西。

问：那你说他们留下了什么？

答：道。他们留下的是道，用来拯救当时世界的，也是道。天下无道，则唯道可以救之。所以就连最实用主义的法家，也留下了道。当然，法家也讲术。儒、墨、道、法四家当中，法家是最喜欢讲术的。但法家是讲术也讲道。他们留下的遗产当中，最宝贵的也是那些“道”。实际上，先秦诸子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的争鸣虽由“救市”而起，但他们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话题，想得更深刻，更长远。

问：怎么深刻，怎么长远？

答：面对当时必须拯救的世界，先秦诸子至少考虑了这样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制度？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文化？还有，我们到底应该要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他们的反思。也就是说，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对那四处着火的混乱局面，先秦诸子并不是急吼吼地端着一盆水就去救。他们还要想，好端端的世界，为什么会起火？火势为什么会蔓延？怎样才能真正扑灭？扑灭以后又该怎么办？国家究竟能不能长治久安？人民究竟能不能世代幸福？这才是他们真正要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才是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继承思想文化遗产，不能成王败寇

问：那么，先秦诸子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答：事情既然因“救市”而起，当然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市”为什么要“救”，社会的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也就是“为什么会起火”和“火势为什么会蔓延”等等。

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答：也有不同看法。道家的观点，是根本就不该有“市”。没有“市”，也就不必“救市”。

问：这个你前面说了。

答：以后也还要再说。

问：道家以外呢？

答：道家以外，大体上是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墨家认为问题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

问：那他们的“救市”方案也不相同吧？

答：当然。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因此主张“安心”；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因此主张“改制”；墨家认为问题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因此既主张“改制”，也主张“安心”。

问：墨家好像全面一点。

答：也很深刻。制度的问题在哪，人心的问题在哪，墨家都说到了点子上，很到位。但同时，先秦诸子中，最不成功的也是墨家。

问：墨家为什么最不成功？

答：因为他们的办法最不管用，也最用不得。

问：这就怪了，怎么会这样？

答：这只能以后再说，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吧！你喜欢读侦探小说吗？侦探小说里面的那些大侦探，都是这么说话的。

问：最成功的是谁？

答：法家。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就是法家设计的。

问：为什么法家会成功？

答：因为法家的办法最管用。秦王国最后能一家独大，秦始皇最后能兼并天下，靠的就是法家的主张。我们知道，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救市”。谁的办法能解决问题，谁就吃香。所以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将法家的学说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

问：但是汉武帝以后，国家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学说呀！

答：实际上是两家“共同执政”。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

问：这么说，儒家学说也是管用的？

答：不管用。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一样，也救不了“市”。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荀子著书立说，然而谁都不听他们的。为什么？不管用嘛！有趣的是，在后世，儒家的影响却是最大的。

问：当时不香后世香？

答：正是。

问：奇怪！这又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一个“秘密”，也只能以后再说。

问：道家呢？

答：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之前，曾经一度是“执政党”。之后，就成为“在野党”，不过是“合法”的“在野党”，所以有时候也会成为“参政党”。他们的影响，仅次于儒家。

问：道家的办法管用吗？

答：也不怎么管用。道家根本就反对“救市”，岂能管用？不过当真“崩盘”以后，就用得上了。比如西汉初年，统治者“贵黄老，尚无为”，便造就了“文景之治”。但如果要“救急”，也是不管用的。

问：墨家呢？也是“参政党”吗？

答：墨家最惨，变成“地下党”了，影响也是最小的。

问：如此说来，墨家最差？

答：怎么能这样说？事实上，墨子对当时社会病状的描述最准确，诊断也最到位。而且，他“救市方案”中蕴含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都非常可贵，甚至极其宝贵。他的理想，也是最美好的。相反，最成功的法家，反倒问题最多。

问：你这样讲，我真是听不懂。

答：怎么听不懂？

问：墨家的诊断最到位，方案却最不可行；理想最美好，影响却最小。儒家的办法同样不管用，影响却最大。道家的办法有时候管用，影响却次于儒家。法家的办法最管用，也最成功，却又是问题最多的，影响也没儒家大。这都是一笔什么乱七八糟的“狗肉账”？

答：按照某些人习惯了的那种思维方式，是听不懂。许多媒体都问我，你讲先秦诸子，最喜欢哪一家，最赞成哪一家，哪一家对我们今天最有意义？我回答说，根本就不能这么问！讲先秦诸子，最忌讳的是三条，一是急功近利，二是非此即彼，三是一家独大。最成功的不一定就最正确，不管用的也不见得没影响。

同样，变成“地下党”，也不等于没道理。继承思想文化遗产，绝不能搞“成王败寇”那一套。

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答：是其是，非其非，实事求是，一视同仁。先弄清楚他们的思想，然后再把其中可以继承也应该继承的东西，都继承下来。

问：那你打算从何说起？

答：直接的起因既然是“救市”，那就先说当时的社会怎么出问题了吧！二“资产重组”之痛

从春秋到战国，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信誉，没有信任，没有信念，没有信心。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前景，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礼坏乐崩，就是“政治链条”断了

问：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答：关于这一点，最好看看墨子的描述。

问：墨子怎么说？

答：九个字：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国相攻，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相篡，就是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相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总之，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国际关系也出了问题。

问：那时也有国际关系吗？

答：有啊！我们现在叫做“中国”的地方，当时叫做“天下”。天下就是“天底下”，也就是“全世界”。这个“全世界”，或者说“天底下”，由许多国家组成，比如齐国，比如楚国。他们都是独立或半独立国家。西周的时候半独立，战国的时候全独立。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土、主权、军队和元首。他们的元首叫国君，也叫诸侯，所以他们的国家也叫诸侯国。所谓“国相攻”，就是这些诸侯国家互相侵略，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可不就是国际关系出了问题？

问：所谓“家相篡”呢？

答：这个问题讲起来要麻烦一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那个时候的“家”，和我们现在的“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说的“家”，是社会学的概念，也就是“家庭”。那时的“家”，却是政治学的概念，指一种特殊的政治实体。具体地说，就是大夫的领地。

问：大夫的领地？

答：对。那时的大夫，与秦汉以后的大夫，也不是同一个概念。秦汉以后的大夫，是官员。秦汉以前的大夫，是领主。既然是领主，就有领地。大夫的领地，就叫“家”。大夫是“家”这个特殊政治实体的君主，叫“家君”。他对“家”里的土地，有独立（或半独立）的产权；对“家”里的人民，有独立（或半独立）的治权。

问：你的意思是说，诸侯和大夫，都是领主，都有领地。诸侯的领地叫“国”，大夫的领地叫“家”。诸侯和大夫，也都是君主，都有臣民。诸侯是国的君主，叫“国君”。大夫是家的君主，叫“家君”。诸侯也好，大夫也好，对自己领地的土地和人民，都有独立（或半独立）的产权和治权。国与家，都是政治实体，是不是这样？

答：正是如此。

问：那么，国与家，或者说诸侯与大夫，又是什么关系？

答：君臣关系。诸侯是君，大夫是臣。国是家的上级单位，诸侯是大夫的上级领导。

问：一个天下，有两级政治实体？

答：三级。因为诸侯之上还有天子，也叫“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是天下土地的领主，也是天下人民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是当时“全世界”的最高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是。

问：世界之王？

答：可以这么说。

问：这个“世界之王”（天子）与“各国元首”（诸侯），是什么关系？

答：也是君臣关系。天子是君，诸侯是臣。诸侯的“国”，至少在名义上隶属于“天下”，正如大夫的“家”隶属于诸侯的“国”。

问：这样一种关系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封建。这里说的“封建”，是动词，封和建都是。封，就是划定范围；建，就是指定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领地，这就是“国”。每个“国”都指定一个世袭的君主，这就是“诸侯”，也就是“国君”。这就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诸侯得到“国”以后，又再次封建，把“国”也分成若干领地，这就是“家”。每个“家”，也都指定一个世袭的君主，这就是“大夫”，也就是“家君”。这就叫“封土立家”，也简称“封建”。

问：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

答：对。天子、诸侯、大夫，三级分权。这样一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问：明白了。打个比方，天下是总公司，国是分公司，家是子公司，是不是这样？

答：如果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也可以这样比喻，当然只是比喻了。而且，正如总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有资金链条或者经济链条连着；天下、国、家之间，也有链条，只不过不是“经济链条”，是“政治链条”。这个“链条”一断，社会就会出问题。要知道，当时的“天下”，可是相当于“全世界”呀！

问：断了吗？

答：断了。而且，这事在当时还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礼坏乐崩”。

问：礼坏乐崩，就是“政治链条”断了？

答：正是。链条一断，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是因为要“资产重组”

问：那么，当时的“政治链条”为什么会断呢？

答：这就说来话长了，只能以后慢慢再说。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时的天下、国、家，与现在的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并不完全一样。天下那个“总公司”是虚的，天子也只向“分公司”象征性地收一点“管理费”。国与家，却是实体，有土地，有人民，有财税，有军队，有君主。也就是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还都有自己的法人代表。国的法人代表就是诸侯，往往叫“某某公”，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家的法人代表则是大夫，一般叫“某某氏”，比如宁氏（卫国）、季氏（鲁国）。但无论是国，还是家，法人都是世袭的。

问：家族公司呀？

答：是。不过，“国”同时也是“股份公司”。国君是大股东，大夫是中股东或小股东。

问：这些中小股东（大夫）是什么人？

答：原则上是国君的兄弟、子侄、族人。家族公司嘛！所以，大夫也参加“分公司”的管理，担任副总经理或者部门经理。这是大夫最后会由领主变成官员的原因之一。变成官员以后，大夫就没有股份了，同时也不再有“子公司”。这样的大夫，可以由外姓人担任。

问：这就是说，按照当时的制度，大夫既是“分公司”的股东和干部，又是“子公司”的老板和经理？

答：正是这样。而且，大夫在“分公司”的股份，是和他“子公司”的资产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子公司”的资产越多，大夫在“分公司”的股份就越多，同时他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就越大。所以，如果大夫的资产和股份，竟然比国君还多，这个“公司”就会出大问题了。

问：有这种事吗？

答：有啊！比如孔子生活的那个鲁国，股权就掌握在三家大夫手里。季孙氏是最大的股东，差不多占了一半的股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差不多各占四分之一。鲁国的国君，反倒变成了最小的股东。结果怎么样呢？季孙氏执政呗！

问：怎么会这样？

答：怎么不会？没错，“分公司”刚刚组建的时候，国君的股份肯定是最多的，大夫往往只能做小股东。但是你要知道，大夫的“子公司”，可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完全可能“做大做强”。做大做强也不难。好一点，自力更生；坏一点，以权谋私。毕竟，大夫同时还是“分公司”的“高管”嘛！做些手脚，有什么困难？

问：请问怎样做手脚？

答：两个办法。一是损公肥私，鲸吞“国有资产”，也就是把国君的土地、人民和军队设法变成自己的。鲁国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就这么干过。二是损人利己，掠夺“他人财产”，也就是吃掉其他大夫的“子公司”。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晋国，就发生过大夫之间的战争，最后大股东由六家变成了三家。

问：看来，这就是墨子说的“家相篡”了。那么，“国相攻”呢？

答：就是“分公司”要做大做强。不过，诸侯不能照搬大夫的办法，因为天下这个“总公司”是虚的，没什么资产可以鲸吞。因此，诸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民，甚至吃掉别人。

问：所以，国与国，家与家，就掐起来了？

答：对。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挤兑、兼并、争夺市场。不过“家相篡”是国内矛盾，“国相攻”是国际冲突。

问：天子那个“世界之王”就不管吗？

答：管不了啦！被架空了。他本来就是虚的嘛！

问：那么谁来管呢？

答：超级大国。“国相攻”的结果，必定是产生“超级大国”。他们的国君，就是“霸主”，也就是称霸世界的君主。在春秋时期，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等等。这就是“春秋五霸”。到战国时期，小国都灭亡了，只剩下不到十个大国，这就是“战国七雄”。

问：周天子呢？

答：先是沦落为小国的国君，后来也被灭了。

问：总公司解散，分公司做大做强，是这样吧？

答：也有“子公司”做大做强，灭了“分公司”的。比如“三家分晋”，就是三个“子公司”（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又把自己升格为“分公司”。他们后来也成为“独立产权的大公司”，称起王来，这就是赵、魏、韩。

问：哈呀，这不是“资产重组”吗？

答：是啊，天下大乱，就因为当时的社会要“资产重组”啊！变革总要付出代价，问题是大小

问：那么，“资产重组”的结果又是什么？

答：是“垄断经营”。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是“争当老大”，结果是有了“春秋五霸”。然后是“实施兼并”，结果是有了“战国七雄”。最后，是齐国、楚国等等也都被灭了，只剩下一家“公司”，这就是秦帝国，或者说秦王朝。

问：如此说来，秦的一统天下，是兼并的结果？

答：正是。所以我从来就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只说他“兼并天下”。实际上，“秦兼天下”也是古人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科学说法。

问：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当时也有《反垄断法》？

答：当然没有《反垄断法》，秦的“兼并天下”也是历史的必然。秦和秦始皇不来兼并，也会有别的国家别的人来兼并。而且，百代皆行秦政。秦以后，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是“垄断经营”。普天之下，原则上只允许“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一个政权，一个政府”。请注意，我说的是“原则上”，不是“事实上”。分裂时期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要算是“例外”。其实就连某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总公司”之下不再设“分公司”和“子公司”，只有不同层级的管理部门，比如省、府、郡、县。总之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样一种制度，就叫“帝国制度”。

问：这样好吗？

答：难讲，大约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谈论。但不论这种制度是好是坏，反正它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从秦兼天下，到辛亥革命，我们民族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这就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问：这么说，当时之所以“天下大乱”，是因为社会正处于变革期？

答：没错。我们知道，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总难免会有一些“病状”。春秋战国也一样。所以，当时的“社会病”，也可以说是“变革病”。

问：就像青春期脸上长痘痘？

答：事情如果这么简单，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问：比“长痘痘”严重？

答：严重多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首先是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因为那些“公司”之间的兼并，主要是靠战争。谁的枪多拳头硬，谁就当老大。这就一要征兵，二要加税，三要死人。于是每年都有大批的民众，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战争。这可比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严重多了。其实就连统治阶级，日子也未必都好过。

问：他们的日子，为什么也不好过？

答：因为“资产重组”的结果，是“公司”越变越少。隔三岔五，就有“公司”破产，就有“企业”倒闭，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现在的公司垮了，老板只要不涉嫌经济犯罪，顶多也就是变成穷光蛋。那时“企业倒闭”，诸侯和大夫可是国破家亡，人头落地。

问：不是还有赢家吗？

答：赢家少，输的多。

问：那会怎么样？

答：有的提心吊胆，有的蠢蠢欲动，但都心狠手辣，阴险歹毒，无所不用其极。

问：为什么？

答：因为当时社会的“资产重组”，或者说政治实体之间的“重新洗牌”，包括那些“超级大国”的做大做强，主要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完成的。为了巧取豪夺，只能不择手段。比如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对手，送到吴国的谷种都是煮熟了的。最后倒霉的是谁？还不是吴国的老百姓！哼！幸亏勾践不卖奶粉。否则我敢肯定，那里面一定有三聚氰胺，没准还会有砒霜！其实也不光是勾践。干诸如此类缺德事的，多了去。既然大家都唯利是图，各国的君主、大夫必然是越来越不讲道德，也越来越不讲诚信。

问：能举个例子吗？

答：能。比如楚国，原本是与齐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可是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诞生的那一年，楚怀王却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联秦反齐。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秦国的国相张仪悄悄地跟他讲，只要他们跟齐国翻脸，秦国就给他六百里地。楚怀王想，这事合算呀，就当真与齐国断交。

问：结果呢？

答：结果等到楚国去要土地，张仪却耍赖说，自己只答应了六里，没什么六百里。楚怀王勃然大怒，发兵攻秦，却被打得落花流水。韩国和魏国听说，也发兵袭击楚国，想趁机捞一把。哈！怀王是见利忘义，张仪是坑蒙拐骗，韩、魏则是趁火打劫，都不讲道德和道义，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问：统统黑了心，难怪“人相贼”了。

答：这正是又一个沉重的代价——从春秋到战国，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信誉，没有信任，没有信念，没有信心。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前景，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大家都觉得，怎么这样混乱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问：这就需要有人来“救市”？

答：是。先秦诸子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人。

问：那么，先秦诸子打算怎样“救市”呢？

答：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三急病撞着慢郎中

礼的作用，主要是明确等级，维持秩序。乐有两个意思，一是音乐，二是快乐，加起来就是“音乐般的快乐”。它的作用是调节、平衡。孔子是第一个“救市者”，也是第一个“失败者”

问：现在可以讨论诸子的“救市方案”了吧？

答：可以。我们知道，“救市”的起因，是“资产重组”。因此，“救市”的争论，也围绕这个问题来，而且儒、墨、道、法，各有方案，也各有主张。大体上说，孔子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重组”，尤其是反对子公司大过分公司，分公司强于总公司。他有个学生，叫冉有，后来当了鲁国季孙氏大夫家的“宰”，也就是“季氏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前面说过，孔子在世的时候，季孙氏已经是鲁国最大的家族。他们的资产和股份，远远超过了鲁国的国君。但是冉有上任后，还要帮着季孙氏扩大经营规模，聚敛财富。于是孔子愤怒地宣布：冉有这家伙不是我的学生，同学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揍他！

问：那么孔子主张怎么办？

答：退回到“资产重组”之前“计划经济”的模式，保持“三级分权”的格局。具体地说，就是回到西周。实在不行，打个折扣，东周也对付。

问：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答：确实不切实际，所以是不管用的。

问：所以大家都反对他？

答：不，只有法家因此反对。墨家和道家的办法，也是不切实际的。

问：墨子如何主张？

答：墨子也“反对重组”。在他看来，正因为大家都搞“资产重组”，这才弄得“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但墨子同时又主张“国企改革”，主要是改革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干部和员工，都应该能上能下，而且按劳取酬。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些主张，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请参看第五章《墨子的“国企改革”》）。

问：墨子是“改革派”，孔子是“保守派”？

答：不，孔子和墨子都是“改革派”，也都对现状不满。不同的是，孔子的主张，是改革现在，回到从前，顶多对原来的制度做些微调；墨子则主张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甚至彻底改革。但“资产重组”，则是不必的，也是不对的。

问：道家呢？

答：道家也对现状不满，而且更不满，早就不满。在他们看来，不但“资产重组”不对，之前那个“三级分权”的制度也不对。最好的模式，是普天之下只有“个体户”和“小公司”，各自独立经营，自给自足，彼此不发生关系，不竞争更不兼并。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小国寡民”，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问：法家呢？

答：只有法家是赞成“资产重组”的，而且主张通过“资产重组”，实现“垄断经营”。

问：所以只有法家成功了？

答：是。

问：儒家、墨家、道家的办法都不管用？

答：都不管用，但都有道理。

问：孔子有什么道理？

答：问题既然出在“资产重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重组”。对症下药嘛！

问：大家愿意吗？

答：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那些被兼并的“小公司”，被架空的“大老板”，大约是愿意的。可惜他们没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都是“资产重组”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愿意。比如鲁国那鲸吞了“国有资产”的三家大夫，就不听孔子的。孔子没有办法，只好跑到别国去推销自己的主张，同样到处碰钉子。不信你去读《史记》的《孔子世家》，当时的人怎么形容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所以孔子这一生，在政治上是很失败的。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救市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失败者”。

问：孔子知道他的办法行不通吗？

答：应该知道，因为就连他的学生都知道。前面讲过，曾经有不少隐士对孔子的“救市”不以为然，子路怎么回应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学生都明白的，先生能不明白？其实这事“地球人都知道”。比如有个看城门的小吏，就曾经对子路说：你们老师，不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的，他老人家自己能不知道？

问：既然知其不可，那又何必为之？

答：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责任使然，二是希望尚存，三是必须坚持。这第三条最重要。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只有按照他那一套去做，才救得了“市”，也才真正是“救市”或者“救世”。所以，不管行不行得通，都得坚持。礼坏乐崩，就是礼也无法维持秩序，乐也不能保证和谐

问：此话怎讲？

答：好讲得很。请问，孔子他们为什么要“救市”？世道太乱嘛！乱是什么意思？没有秩序嘛！为什么没有秩序？原来的秩序被打乱了嘛！怎么打乱的？“资产重组”嘛！怎样才不乱？回到从前嘛！

问：西周或者东周有序吗？

答：有啊！天下是总公司，国是分公司，家是子公司。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有职务，岂非秩序井然？

问：士是什么？

答：士是天子、诸侯、大夫之下的第四等贵族。前面说过，天子封建诸侯，于是诸侯有了“分公司”；诸侯封建大夫，于是大夫有了“子公司”。但是往下就不能再分了。于是大夫的兄弟、子侄、族人，就成为“子公司”的中层或基层干部。这就是士。这些干部也分两种。一种是管理干部，比如冉有（还有子路）当过的“宰”；一种是技术干部，比如文士和武士。这些职务，早期也都是世袭的（后来变成任命），叫“世职”。他们的报酬则叫“食田”，也就是大夫将某块土地的田租和赋税，发给士们做薪水。如果这块土地永远归某个士，就叫“赏田”，相当于“技术股”。士的下面，是庶人。庶人就不是贵族了，是平民。

问：明白了。天子是大老板，诸侯是中老板，大夫是小老板，士是白领，庶人是员工？

答：大约如此。

问：他们不平等吧？

答：不平等。天子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按照规定，当时各国的国界和疆域，都由天子划定；首任国君，也由天子指定（以后世袭）。天子还有权对不听话的国家进行修理，向发生战争的地区派遣“维和部队”。

问：有点像联合国。

答：比联合国权力大多了。天子之下，诸侯与大夫也不平等。诸侯地位高、权力大、资产多，是君；大夫地位低、权力小、资产少，是臣。同样，诸侯、大夫与士，也不平等。诸侯之于国，大夫之于家，都既有产权又有治权，士就没有这些。

问：如此不平等，那又怎么维持呢？

答：靠两个手段，一个叫“礼”，一个叫“乐”。礼的作用，主要是明确等级，维持秩序。这些等级，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鲜明的“可识别标志”。比如平民（庶人）不可以戴帽子（冠），只能戴头巾（帻）；士可以戴帽子（加冠），但不能加冕。天子、诸侯、大夫，既可以加冠，又可以加冕，都“冠冕堂皇”。但他们“冕”前面的“旒”（珠串）不一样多，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没有冕，当然也没有旒。诸如此类的名堂还有很多，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有规定。一旦违反，就是“非礼”。

问：谁记得住呀？

答：所以要有专门人才。孔子代表的“儒”，就是这样一些“礼学家”。不过这些规定虽然烦琐，归根结底却只有两条，一是级别，二是规格。高级别的使用了低规格的礼仪，是“丢份”；低级别的享受了高规格的待遇，是“僭越”。这都是孔子不能容忍的。比如鲁国的大夫季孙氏，使用了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也就是八八六十四人表演的歌舞，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问：季孙氏应该怎样才对？

答：四佾。也就是三十二个人，或者十六个人，排成四行。如果是诸侯，就六行，每行八人或六人；如果是士，就只能两行，每行八人或两人。反正必须讲级别，讲规格。

问：讲级别，讲规格，爽吗？

答：有人爽，有人不爽；少数人爽，多数人不爽。所以还要有“乐”。

问：乐是什么？

答：乐有两个意思，一是音乐，二是快乐，加起来就是“音乐般的快乐”。它的作用是调节、平衡。讲级别，讲规格，不是不爽吗？那就请你想想音乐。在一部音乐作品中，所有的乐音，哆唻咪发嗦啦嘻，一样高吗？一样长吗？一样强吗？不一样。还有音色，也不一样。一样，就不是音乐了。可是这些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一样的乐音，放在一起，却又很好听，也很让人愉快。为什么呢？和谐嘛！和谐，是大家都向往的。既然要和谐，那你就不能把所有的乐音，都弄得一模一样。

问：这是谁的理论和主张？

答：周公。他的一大发明，就是用礼来维持秩序，用乐来保证和谐。具体地说，就是礼维护等级，制定规格；乐调节情绪，平衡心理。这就叫做“乐统同，礼辨异”。这样一种制度，就叫“礼乐制度”。

问：所谓“礼坏乐崩”，就是礼也无法维持秩序，乐也不能保证和谐了吧？

答：正是。所以孔子的“救市方案”，就是“克己复礼”。孔子的苦口婆心，只能是对牛弹琴

问：什么叫“克己复礼”？

答：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克制自己，回归周礼”，另一种是“亲自实践，履行周礼”，总之是要回到西周或东周吧！

问：回得去吗？

答：孔子认为回得去。前面说过，礼坏乐崩，就是“政治链条”断了。对症下药的办法，则是把那链条重新接起来。这就要搞清楚那些“链条”本来是怎么连接、靠什么连接的。

问：靠什么连接呢？

答：血缘关系，宗法制度。简单地说，就是设定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包括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在名义上或实际上都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比方说，是兄弟、子侄、外甥、女婿等等。西周封建的时候，以及春秋战国之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问：那又怎么样？

答：这样一来，所有人都是同族，所有人都是家人。所谓“君主”，便同时也是家长或族长。天子是民族的族长，诸侯是国族的族长，大夫是家族的族长。这些“族长”，都是世袭的，原则上只能由嫡长子（正妻的第一个儿子）接班。嫡次子（正妻的其他儿子）和庶子（妾的儿子），就做下一级的贵族。比方说，天子的嫡次子和庶子做诸侯，诸侯的嫡次子和庶子做大夫，大夫的嫡次子和庶子做士。所谓“封建”，就是按照这个序列来进行的。

问：封建制与宗法制相统一？

答：还要加上礼乐制。在西周实行的制度中，封建、宗法、礼乐是三位一体的，合起来叫“家天下制”，也叫“邦国制”。其中，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封建制管国家形态，宗法制管社会结构，礼乐制管文化心理。天下、国、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就靠这三根链条来维系。

问：后来断了？

答：断了两根，封建制和礼乐制不管用了。

问：为什么会断呢？

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语）。时间长了，血里面的水就多了。何况还有利害冲突。利之所在，血缘、亲缘、姻缘，就不怎么起作用。所以儒家一再说，要讲仁义，不要讲功利。但没有人听。在“资产重组”的过程中，有实力的都想捞一把，没实力的则不相信仁义礼乐能够保证他们幸免于难。

问：那孔子为什么还抱有一线希望？

答：因为宗法制没有被摧毁。在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内部，宗法制还是起作用的。其实直到秦汉以后，宗法制也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制度。这也是儒家学说后来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问：那么，孔子怎样用这根稻草来“救市”？

答：孔子为宗法制，也为礼乐制和封建制，找到了一个心理依据，这就是“亲亲之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爱自己亲人的。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天经地义。如果连这点爱都没有，那就不是人。

问：是人又怎么样？

答：是人，就一要孝，二要悌。孝，就是敬爱父母，这是纵向的爱。悌，就是友爱兄弟，这是横向的爱。这一纵一横加起来，就叫“仁爱”。

问：这跟“资产重组”有什么关系？

答：当然有关系。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公司与子公司，是“父子关系”呀！如果讲“孝”，子公司就不能大过分公司，分公司就不能强于总公司。你想，哪有儿子盖过老子的？至于分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则是“兄弟关系”。如果讲“悌”，它们还能互相兼并吗？显然，讲孝悌仁爱，就不会“骨肉相残”，也不会“资产重组”。

问：可是，他们已经“重组”了，又怎么办？

答：正名。孔子讲，如果让他执政，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叫“必也正名乎”。

问：怎样正名？

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或者说，总公司要像总公司，分公司要像分公司，子公司要像子公司，不能乱套，更不能胡来。天下大乱，就因为大家都不守名分，不讲规矩。相反，如果所有的人都严格遵守“君臣父子”的规范，天下就有救了。

问：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

答：实际上也有人表示赞同。比如齐景公就对孔子说：先生讲得真好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能吃到嘴里吗？

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实行？

答：因为都有小九九。在他们看来，“君臣父子”那一套，最好是臣下都要讲，自己不必讲。或者说，自己是君就讲，自己是臣就不讲。比如大夫在子公司里得像个老板，到了分公司却不必把国君当老板。诸侯也一样。自己在分公司里得像个老板，却不必把总公司放在眼里。还有，自己的公司，别人不能兼并。别人的公司，最好统统吃过来。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结果呢？还是君不君、臣不臣。

问：所以孔子的苦口婆心，就只能是对牛弹琴？

答：是的。更何况，当时的天下已经乱作一团，亟须“救市”，孔子却还在慢条斯理地讲什么“正名”，讲什么“仁爱”，这不是急病撞着慢郎中吗？

问：这就是孔子失败的原因？

答：原因之一吧！根本的原因，还因为“资产重组”已是大势所趋，没人挡得住。

问：所以墨子他们要批判孔子？

答：不！墨子的批判，却是另有原因。四草根有话说

墨子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应该平等，必须平等。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世道之所以不太平，就因为之前的制度不平等。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

问：孔子提出“救市方案”以后，墨子就来唱反调，是这样吗？

答：是的。墨子是先秦诸子批儒第一人。而且，正如李零先生所说，他是存心抬杠，处处跟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尽管他们两个都是不成功的。

问：墨子知道自己不成功吗？

答：知道呀！有一次，墨子跟一个儒家之徒辩论，这个儒家之徒叫巫马子。巫马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什么坏处。既然“功皆未至”，你我都不成功，凭什么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可见墨子也知道自己并不成功。

问：那墨子怎么解释？

答：墨子问巫马子：比如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都没有成功，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们不正确。这就说明两点：第一，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而且简直就是放火；第二，儒墨两家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道”不同。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当然，这两个词要打引号。准确的意思，是孔子维护封建制度，主张回到西周；墨子关注社会状态，主张进行改良。他们两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问：怎么个不一样？

答：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这些问题，孔子考虑得很多。如果有统治者来问，他就会耐心而明确地给出答案。比如鲁哀公问“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鲁定公问“君臣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还有齐景公、季康子等人问“如何执政”，孔子便都有回答。

问：这么说，孔子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或者“御用思想家”？

答：大错特错！孔子是有着独立立场和独立思想的“民间思想家”。所以，他在回答统治者问题的时候，并不看对方的脸色，有时候话还说得很难听。比如季康子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盗贼、维持治安。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那么贪婪，就算你奖励盗窃抢劫，也没人干！请问，这是“御用文人”吗？又比如子路问“应该怎样为君主服务”，孔子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顶撞他。请问，这是“御用思想家”吗？

问：这就不懂了。你说孔子是“民间思想家”，又说他的立场是统治阶级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一点都不矛盾。你别忘了，孔子自己是贵族，因此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这个贵族，第一，是最低一等的，是“士”。虽然也当过大夫，却只有俸禄，没有领地，与那些有领地、有治权的（比如季孙氏）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他当大夫，实际执政时间很短，多数时候其实“在野”，只不过有此身份、头衔和待遇而已，并非“统治者”。

问：也就是说，他是“统治阶级”当中的“非统治者”？

答：对！作为“其中一员”，他为统治阶级思考问题，并不奇怪。同样，作为“非统治者”，他站在民间立场思考问题，也不奇怪。实际上，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思考都是独立的，与阶级立场无关。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立场有倾向，思考须独立”。

问：如此说来，孔子是“作为民间思想家为统治阶级独立地思考问题”？

答：非常准确。所以，孔子的“道”，必定是“封建主义”。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是由“西周封建”而产生的。孔子代表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

问：墨子呢？

答：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的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问：你说墨子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有证据吗？

答：有啊！比方说，墨子是反对“大型综艺晚会”的，谓之“非乐”。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墨子说，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那些“大型综艺晚会”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反倒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既耽误生产，又耽误治国。这就简直是祸国殃民！

问：这也偏激了一点吧？

答：观点可以讨论，立场则很明确。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草根”说话的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想问题。

问：立场属于劳动人民，所以主张“社会主义”？

答：正是。所谓“资产重组”，其实是“弱肉强食”

问：那么，墨子又怎样用他的“社会主义”来“救市”呢？

答：这得从根上说。这个“根本”，就是当时的天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孔子认为，是贵族阶级内部不讲孝悌，不守规矩，家臣、大夫、诸侯纷纷僭越，礼坏乐崩，这才天下大乱。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内部整顿”，由“正名”而“复礼”。也就是说，用“封建主义”来“救市”。

问：墨子的看法呢？

答：动乱的根本，决非“秩序的崩溃”。那个秩序本身，才是“万恶之源”。

问：天下大乱，孔子认为是“秩序出问题”，墨子认为是“秩序有问题”；孔子认为是大家都不守规矩，墨子认为是那个规矩根本就要不得？

答：是的。当然，他们都没有这样明说，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答：应该有。因为像孔子那样，把“病因”定位为“犯上作乱”，会有逻辑问题。

问：什么问题？

答：我们要问，当时的天下，是分公司（国）多还是子公司（家）多？子公司里面，是白领（士）多还是老板（大夫）多？不用数也清楚。普天之下，国只有几十个，家就成百上千。至于家臣和士人，恐怕就成千上万了。如果问题出在“犯上作乱”，岂不意味着上万个白领，个个都比老板牛；成百的子公司，家家都比分公司大？请问这可能吗？

问：当然不可能。

答：所以“犯上作乱”决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即便是原因，也只是表面原因。

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弱肉强食。

问：此话怎讲？

答：因为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大夫、家臣，才能“僭越”。诸侯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大夫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诸侯放在眼里；家臣实力雄厚，则可以不把大夫放在眼里。说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枪杆子和钱袋子。

问：问题是这些人，又怎么会比他们的老板更有实力呢？

答：巧取豪夺，吃出来的。打个比方说吧！按照周公的设计，天子好比是龙，诸侯好比大鱼，大夫好比小鱼，家臣好比虾米。正常的秩序，应该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大鱼、小鱼、虾米“和谐共存”。就算要吃，也没有虾米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道理。然而从孔子那时开始，甚至在孔子之前，虾米就已经吃起小鱼来，小鱼也居然吃起大鱼来了。

问：这又是为什么？

答：也只有一种可能，即那些虾米和小鱼，先吃了别的更小的虾米，更小的小鱼。等到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吃得比小鱼还大，它就开始吃小鱼了。某些小鱼能够吃大鱼，某些大鱼能够叫板龙王爷，也一样。所以，表面上看是“犯上作乱”，实际上却是“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所谓“资产重组”的本质。

问：这就是墨子看出的问题？

答：正是。因此墨子把当时社会的问题，总结为十五个字。

问：哪十五个字？

答：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说到底，还是弱肉强食。

问：请问这与周公创立、孔子维护的“封建秩序”，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因为那玩意是总根子，是罪魁祸首。

问：这又怎么说？

答：我们要问，封建制度是什么制度？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是什么秩序？等级秩序。在封建制度下，政治实体分三等，天下、国、家。人也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当中，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诸侯当中，又分五等，公侯伯子男。此外，还有男人与女人不平等，嫡子与庶子不平等，长子与次子不平等，君子与小人不平等。总之，天上日月星，人分三六九。不平等，在周公和孔子那里，居然成了天经地义，岂非太不像话？

问：墨子是主张平等的？

答：是。墨子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应该平等，必须平等。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世道之所以不太平，就因为之前的制度不平等。比方说，儒家那个“封建秩序”规定，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这岂非公开宣布可以“贵傲贱”？高贵的可以傲视卑贱的，则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诈欺愚，不也都顺理成章？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正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不过，周公他们没有料到，某些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以后，就会去吃小鱼；或者某些大鱼吃够了小鱼以后，就会叫板龙王爷。这可真是“自作自受”。

问：所以儒家那一套，不但救不了市，反倒是放火？

答：太对了！这正是墨子的意思。而且在墨子看来，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

问：除了人格不平等，当时的社会还有什么问题？

答：分配不公平。墨子说，在当时的制度下，有些人毫无贡献，却荣华富贵；另外一些人，而且是许多人，辛辛苦苦，劳碌一生，却缺衣少食。前一种情况，墨子称之为“无故富贵”。后一种情况，墨子没有定义，恐怕就只能叫“无故贫贱”了。

问：这么说，墨子也承认富贵贫贱的差异？

答：承认。毕竟，“平等”不是“平均”。既然是“社会分配”，就总会有多有少，有得有失，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墨子还认为，希望富贵，不愿贫贱，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得“合理”。该富贵，就富贵；该贫贱，就贫贱。不能“无故贫贱”，也不能“无故富贵”。

问：无故又如何能富贵？

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祖宗饭”，一种是“夺他人食”。比方说，出生在王公大人家里，生下来就有可以世袭的爵位和领地，不用对社会做任何贡献，也能荣华富贵，这就是“吃祖宗饭”。又比方说，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战争），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夺他人食”。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为什么一样？

答：因为“吃祖宗饭”，其实也是“夺他人食”。实际上，再伟大的祖宗，也不可能靠个人的劳动创造极大的财富，让子子孙孙受用无穷。这些子孙享用的，仍然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吃祖宗饭”是剥削，“夺他人食”是掠夺。剥削者和掠夺者“无故富贵”，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就只能“无故贫贱”，请问这公平吗？

问：当然不公平。

答：更可气的是，面对这种明显的“分配不公”，社会舆论却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跑到别人家的果园里面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劳而获，损人利己。那么，如果是偷鸡摸狗呢？

问：应该罚得比偷桃子、李子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嘛！

答：杀人呢？

问：该判死刑。

答：由此可见，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请问，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发动掠夺战争，明火执仗地“夺他人食”，把别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据为己有呢？又该如何？

问：当时的规定，是多少重罪？

答：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从而誉之谓之义”，说他们是好汉，说他们是义举，说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岂非咄咄怪事？

问：确实是怪事。

答：怪事还多得很。墨子说，现在的诸侯们，侵略别人的国家（攻其邻国），屠杀别国的人民（杀其民人），掠夺人家的财产（取其牛马、粟米、货财），还要写在书本上，刻在石头上，铸在青铜礼器上，向自己的子孙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邻居的人，抢邻居的猪呀狗呀，粮食呀，衣服呀，然后也记录在他们家的本子上、器皿上，向自己的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问：显然不行。

答：同样的事情，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公贵族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平民百姓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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