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刻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季小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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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刻意试读：

自序

终于我也不能免俗，出书了。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找到我，说要帮我出书，但一直以来我也没怎么上心，总觉得出书一事离我很远。

我不是神童，我不是天才，我也不是高考状元，我没上过哈佛，我也不是IT精英、商界新贵，我更没有做出只用十美元就环游世界之类的惊人之举，我只是千千万万来自普通家庭按部就班通过读书考试上大学而后工作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步一步走来，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捷径。

换句话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正好在电视台工作，我的故事也只是我的故事而已，又会有谁对我的个人故事感兴趣？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平时偶尔也码点文字，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出书。

有几个原因促使我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这几年常有机会和观众交流，发现很多朋友似乎对我的经历很有兴趣：你是怎么学英语的？你是怎么进电视台的？你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你是怎么当上奥运会司仪的？你对大学生活怎么看？对留学怎么看？慢慢地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和大家分享。虽说这些都是很个人的经历，但正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对年轻一些的朋友来说，我的感悟他们可以借鉴，也许我走过的弯路他们就可以尽量避免，而那些和我一样出身普通家庭的朋友也许可以多一点信心，至少我可以告诉他们：不管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只要坚持努力，我们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改变的，我们是可以给自己创造机会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常个人的考虑了，到今年我在电视台工作已经十二年了，从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开始算起也已经入行二十年了，而今年我也到了“男人一枝花”的年纪，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应该做点什么，纪念一下。但纪念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有机会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停一下，回望来时路。有时走得快了，我们就忘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如果能停一下，放慢脚步，思考一下，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在1990年背着行李来北京求学，大二暑假开始在北京电台经济台任客座主持人，毕业后到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工作，四年后赴英国诺丁汉大学留学，回国第二年加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任主持人，先后主持各类英语节目、双语节目、各类晚会以及《绝对挑战》、《中华情》等中文节目，2008年出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闭幕式英文司仪，并在此之后出任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哈尔滨世界大冬会、全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等大型活动的司仪主持人，一路走来，自我评价是“还比较顺”。

但怎么理解“顺”与“不顺”？其实顺与不顺都只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个主观看法，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当现实低于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时间长了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不顺”；反之，如果我们的期待少一点，低一点，也许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感受“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终究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观察。“顺”与“不顺”还在于凡事是顺势而为还是刻意追求。从学生到公务员，从留学生到主持人，从英语节目到中文节目，从电视节目再到大型活动的开、闭幕式，每一次的转变似乎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我从没有去刻意追求过什么，就连最后走上主持之路也是一个个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从小就对媒体有兴趣，但一直以来也没有抱定非主持人不做的坚定信念。从学生到公务员，从公务员到主持人，尽管每次转变都有个人意愿的作用，但每次转变都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只是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中综合考虑选择最适合的那一个；而从英文节目到中文节目，从演播室到奥运会，每一次新机会的出现也都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只是做好某一阶段该做的事之后出现的一个自然发展。做事，但做完后不去想太多，这样的生活态度带来的一个好处便是，我可以收获更多惊喜。

我也有刻意追求的，我追求的是工作时的态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工作，不管是不是个人喜欢的工作，我都希望能做到最好，做到我能达到的极致，因为这是我认定的职业精神。只有把事做好了，我才有资格去评价我喜不喜欢、适不适合。

做事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把能够掌握的做好，其他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因素又何必强求。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我看来，“谋事”即“做事”，“天”也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指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它们往往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

然而“做事”也在“天”中，“把事做好”更是那些综合因素中极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促使其他因素往有利的方向发展。有时机会就存在于做好每一件事的过程中，做好一件事往往有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

当然以上都是用“富有哲理”的方式讲述的，直白地说，其实就是我这个人有点懒，想过点简单的生活。我能掌控的只是我自己，那我就“掌控”我自己好好做事，不去理会其他。而对于那些不能掌控的其他因素，或人或事，我实在不愿意去想去琢磨，因为就算琢磨了也不一定有什么作用。反正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该来的总归会来，没来的，想必就是不该来的。

但我这个“懒人”的眼睛看见的竟然多是做完了我该做的事后，有些事就自己来了。

因为做好了在教育部的工作，我得到了留学的机会；因为做好了“学英语”这件事，我得到了在英语频道的工作；因为做好了英语节目，我得到了主持中文节目的机会；因为做好了电视节目，我得到了在奥运会开幕式出任司仪的机会。

真是“懒人有懒福”。

我自认是一个乐观的人，看问题时习惯从正面角度入手，更愿意看见其中的希望。有人说努力了不一定有回报，不努力一定没有回报。我同意后半部分的说法，但对前一部分我更乐观一些——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回报，只是我们不知道回报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会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我们的生活终究不是一个精密计算的结果，不能指望今天做的努力一定会在我们希望的时刻带来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也不是说我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期望，我当然有。常常做完了事后我也会抱有一份期待，期待回报，期待认可。如果有一天期待变成了现实，我自然会很高兴，如果期待过了很久依然还是期待，我就说，那就算了吧，还开解自己说：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没来，想必有些事是不在我的掌握之内的，既然这样就不想了。再说了，就算没有那些，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不是不想，只是不喜欢求而不得带来的失落和烦恼。我是一个简单的“懒人”，亏本生意是不做的，自寻烦恼的事也是不做的。来了就来了，我接着。没想来的时候来了，那就算捡着的，我还可以多一份惊喜，何乐而不为！“懒人”心态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说了半天好像我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就似的，其实也没有，但我知道我一直都在努力，我只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但我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我工作在电视媒体这一特殊的平台，幸运的是我的努力能够被人发现，被人认可。

我只是一个工作在电视台、职业为主持人的普通人。

可我们的社会不正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所组成的吗？无论政要还是平民，无论明星还是百姓，无论科学家还是小学生，无论老板还是打工者，无论富翁还是无家可归者，无论城里人还是村里人，无论白领还是蓝领，无论何种身份，无论什么头衔，说到底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工作生活着，我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努力着。

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记住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一直铭记。

常抱一颗谦卑的心会时刻提醒我学无止境，不断前行。

尽管我说过没有贵人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但我更知道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感谢小时候在杭州虎跑旅游时遇到的不知名的外国游客，是她让我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感谢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是这篇文章让当年上初中的我对朗诵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对主持人的职业产生了兴趣。

感谢赵闵老师将我招入北京语言学院，感谢赵老师让我有机会参加主持培训班，并由此获得在北京电台经济台担任主持人的机会。

感谢北语的马老师在大学四年中的关照。

感谢秦蕾老师在大一的时候招我进入学校广播站，并在搭档过程中给予大量帮助。

感谢北京电台经济台的主持人枫叶、小风、文琳、海东、后老师在我担任北京电台客座主持人时的关照和帮助。

感谢李鲜斌、肖堰、李超兰三位面试官将我招入国家教委外事司。

感谢曹国兴、杨孟、沈阳、黄颖、于绩海、姜锋、单立洁、杨新育、席茹、刘立新、曹士海、赵灵山、张晓东、张晋等所有教育部国际合作司的同事一直以来的关照。

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前任校长Sir Colin Campbell邀请我赴英国留学。

感谢杨锐在我留学回国后邀请我参加他的节目，感谢他的大力推荐以及多年以来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盛亦来主任、江和平主任带我进入电视行业，感谢他们在我刚入行时的宽容，感谢他们在工作中的大力提携和帮助。

感谢杨福庆、李茂奇、何育杰等同事兼朋友一直以来的关照和帮助。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本书责编曹沁颖的投入工作。

还有很多人要感谢，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

更要感谢所有观众和读者的宽容、支持和爱护。

从小作文就不好，匆匆写就的文字远谈不上有文采，只求用这种方式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并和各位读者真诚交流。

是为自序。

横塘边的少年岁月

我是浙江义乌人，出生在一个叫横塘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回家，听说横塘很快也要旧村改造拆迁了，因为市里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大市场，而横塘所处的位置正在规划中的市场的中心。

这些年一说起义乌，大家都知道在哪儿，而且多半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义乌有一个大市场”、“义乌很有钱”、“义乌人都是做生意的”、“你们家也是做生意的吧”等等，可谓名扬天下。名气大其实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当年到北京上大学，自我介绍说是来自义乌的时候，同学们大多都不知道义乌在哪儿，有的甚至还说：“一屋（义乌）的？你跟谁一屋的？”弄得人哭笑不得。无奈后来我就干脆说是金华的，因为行政上义乌属于金华地区，而金华火腿已经名声远播。那时候连义乌尚且不为人知，就更不用说我出生的地方横塘了。横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子，印象中也就几百户人家，以金姓和何姓人家为主，离义乌县城五六公里的距离。虽说不远，但以前进趟县城也不很方便，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先步行几里地走到大路乘公交车才能到。后来村里有人买了拖拉机，赶上他们正好要去城里办事，我们就蹭着搭一段，有时路上碰到了，他们也会主动停下来招呼我们上车。现在当然不一样了，路修得很好，开车十几分钟的事，而且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横塘已经被划入城区，原来的乡变成了街道，如果规划中的市场真的开工建设了，这儿就热闹了。

真是一不小心成了城里人了。

拆迁后村子就不在了，我家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从出生到上小学前，我一直生活在老房子里，后来上学了每到周末假期都会回来，直到上大学后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回来的时间才渐少。老屋阳台上的栏杆是自制的，老屋内小院子里有一口小井也是我们自己打的。在有电视机之前，大家都习惯坐在门口聊天。

老房子一半是以前的老宅，都是木结构，据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老宅大客厅见过一个老式风车，上有清晰的“光绪”字样，看来老宅就算不是光绪年间盖的也有百年历史了。老房子的另一半是后来新修的，虽说算“新”，但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家里有一个小天井，天井中有一口水井，那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们自己凿的，记得还是我敲的第一锤。完全靠手工打了十米深，后光绪年间的风车来又请人用钢钎往下钻了十米左右，终于见到了一股清泉冒出，大功告成。

以前看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但凡是个村子，村口都有一棵大树，这个规律在横塘居然也应验了。村口有一棵樟树，只是不算很大，另外还有三口池塘，一字横着排开，村子因此得名“横塘”。当年也没有什么起名委员会，所有村子的名字就只能就地取材，约定俗成，叫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正式的名字。旁边还有几个村子叫什么“×××殿后”，或“×××殿口”，想必当年是有一个庙的，而这个村子就在庙旁殿后，就得了这个名字。现在庙是看不见了（但几年前好像信众复建了一个，香火很旺），名字却留了下来。但这些名字毕竟只是口头流传而成，具体用哪几个字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也一直不太关心。这几年生活安定后各地开始修族谱修村志什么的，选用哪几个字就成了件大事，毕竟白纸黑字的，这是正式命名，一定要选一些叫得上口又有高雅寓意的好字。

还好对横塘来说没有选字的问题——一字排开三口池塘：横塘。横塘所得名的三个池塘对村里人的生活却非常重要。记得小时候这三口池塘的水还算清澈，重要的是它们绝对是多功能池塘，洗衣服在这儿，洗菜在这村里三口池塘已被修葺一新儿，养鱼在这儿，夏天大人小孩洗澡还在这儿。而且大家对三口池塘的分工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比如靠村东头的这口池塘种满了莲藕（因此得名“荷叶塘”）；靠中间的这口塘名为“中心塘”（多形象！），它最大也最重要，洗菜洗衣服都在这儿；村西头的那口池塘叫“里横塘”，想来一定是住在村东头的人抢到了命名权，把西头的池塘叫做“里面的”塘了。在荷叶塘旁有一口水井，大家在塘里洗完衣服洗完菜后都会在这儿用井水再淘一遍。

小时候我没少在这几个池塘里玩，比如在这儿“自学成材”学会了游泳，泳姿当然主要是“狗刨式”了。最喜欢的姿势是把头潜入水中，侧身，两只手并拢一起滑水，游得飞快，后来听说“蛙泳”之类的才是正确的游泳姿势时，我还有很长时间转不过弯来，觉得没有狗刨来得快。

当然水中的活动远不止于此。南方人喜欢吃螺蛳，尤其是在夏天，螺蛳绝对是一道上等好菜。关键是这道菜不用花钱买，也不用种，只需在池塘里“摸”来即可。摸螺蛳也是我喜欢的水上运动之一，经常拿着一个盆就出去了，把水盆往水上一放，憋着一口气，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在水里眼睛是不睁的，一是觉得水不干净，二是眼睛里进水不舒服。闭着眼睛在水底和岸边石头缝里一通扫荡，最喜欢的是在水底摸到石头，把石头翻过来，通常都能扫出一把螺蛳。有一次扫荡扫到石头缝里居然还摸上来一条鲫鱼，可怜的鲫鱼晚上就变成我的盘中餐了。摸来的螺蛳通常要在盆里放两三天，待它们吐完了泥，水变清了才炒。按本地的吃法，我们总是把螺蛳屁股剪了再炒，吃的时候用筷子一夹放在嘴边一吸就成。小时候的经历让我一直喜欢螺蛳的美味，只是日后每次碰到没剪过的螺蛳要用牙签才能吃到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后来有一阵子忽然迷上了钓鱼，那时候池塘已经被养鱼人承包了，不让随便钓鱼。好在我要钓的不是大鱼，都是手指粗细的小鱼，养鱼人刚开始还时常溜达过来看看动静，后来觉得小孩子也钓不上来什么大鱼，也就见怪不怪，转移目标了。鱼具纯属自制，有几样材料是要买的：鱼钩、鱼线和铅坠，那时常有“鸡毛换糖”的货郎挑子来村里，买起来也方便。还有两样就要就地取材了：鱼竿和鱼漂。先说鱼竿，见过专业钓鱼人多半是用竹竿，我也就四处寻摸找了根小细竹竿，将鱼线往上一系完事。接下来是鱼漂了，材料也很简单，就是鹅毛杆。每次制作一个新鱼漂，村里的鹅就倒霉了。我总是猛追一气，在鹅还没醒过味儿来的时候一把抓住，用力拔下一根羽毛，把根部剪成若干段，再用针将鱼线穿过，再将铅重配好，鱼具制作成功！后来不知道是得罪鹅过分了，还是鹅也记仇，有一次被鹅追得满处跑，最后还是被狠狠地啄了一下，真是应了这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要钓鱼自然还要有鱼饵，用米糠之类做饵实在太过复杂，简单的是拿着锄头到门口路边随便一掘，必能掘出几条蚯蚓来。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鱼饵问题，鱼儿总是不上钩。我自然不能承认是技术问题，就算承认了也改不了了，一定是鱼饵的问题！换！换什么呢？那会儿是夏天，我居然想到了处处都挥之不去的苍蝇！这事搁现在绝无可能，想想都恶心。可在当时当地也就这样了，没想到鱼儿居然还挺喜欢这一口！每次居然也能钓上几条来，美得我屁颠屁颠的。晚上餐桌上自然是又多了一道菜，只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检查一下鱼的内脏掏干净了没有。

三口池塘之间有两条小路分隔，其中一条还跟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有关。说离家出走其实有点言过其实了，不过是有一次，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应该是我做了什么错事被父亲骂了，我就跑了出去，到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等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人，全家人开始四处寻找，到处喊我的名字，生怕我出了什么意外。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走远（再远我也不敢走了），就蹲在“荷叶塘”和“中心塘”中间的小路上。他们“离家出走”纪念照的叫喊声我都能听见，但就是不敢答应，还是一个同村的路过时看见我蹲在路上，纳闷怎么天都黑了这儿还蹲个人呢，一看，“这不是小军吗？你们家人在叫你你怎么不回家啊？”不由分说一把把我拉起来带回我家了。第一次的“离家出走”就这样收场，现在只记得这些了，忘了回去后挨没挨揍。前几年回老家的时候，我还专门回到那条小路拍了张照，以示留念，只是当年的小路已经变了模样了。

在老家还有过一次疑似被蛇咬的经历，大概在我还是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几个村里的大人去隔壁村看电影，走的时候还是傍晚，等电影看完回来已是深夜。回村的时候要经过长长的田埂路，田埂路本来就不宽，但为了提高用地效率，农民多会在自家田地旁的田埂路边种上黄豆绿豆什么的，夏天正是叶子长得茂盛的时候，走在路上基本看不见地面，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那时候正是夏天，我穿着短裤凉鞋，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趾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也没太在意，接着往前走就回家了。到家后倒头就睡，一宿睡得倒是挺香，只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脚上胀疼得厉害，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脚已经肿得像个馒头，下不了地了。

家里人一看也慌了，问我发生了什么，我说就记得昨晚回家的时候在路上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大家说不会是被蛇咬了吧。

事不宜迟，当天下午母亲就决定背着我去看大夫，家里有一个亲戚懂草药，母亲决定先上他那儿看看。在炙热的太阳下走了很长时间，母亲满头大汗地背着我终于到了亲戚家。他看完我脚上的伤后倒不显得怎么紧张，给我放了放血，然后敷了敷自制的草药膏，临走的时候又配了点草药，说回家接着泡接着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亲戚医术高明，回家后不久脚上的肿真的退了。

我是真的被蛇咬了还是被什么毒刺扎了？这个疑问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但不管是什么，没出危险就是万幸。

都说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是怎样影响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但我知道这种影响一直都在。

村里的三口池塘陪伴了我的童年时光，从出生到上学前，我都生活在横塘，直到有一天，我还在外面疯玩的时候，外婆忽然出现，拉着我的手说，还瞎玩呢，该收收心了，你都七岁了，要上学了。七岁是虚岁，而第二年虚岁八岁的时候，我真的要上学了。

忽然意识到，我连幼儿园都没有上。我上小学了

终于要上学了，在八岁的时候，父母把我带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柳青。柳青是一个比横塘大一些的村子，父母都在那儿教书，父亲教初中，母亲教小学。

现在每次和父母说起我读小学的日子，他们都会说我上小学那会儿还是特别贪玩，但奇怪的是就这么玩着学居然成绩还不错，他们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就说一定是因为我再怎么贪玩，上课时的四十五分钟内我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看来是学习效率问题了。

学习的事倒没记得多少，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交不起学费，曾经捡过糖梗皮，曾立志要当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打过排球并当过小学校队队员。

还是一件件说吧。一

先说学费的事。父母都是教师，这在当年就算不错的条件了，双职工，有粮票，每个月还有工资。听起来还不错，但往细了说就会发现没那么梦幻了。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五六十块，还真是上有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有小——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我。我虽说还小，不太懂大人的事，但也知道父母每个月都在做计划：这个月工资有多少，奖金有多少，哪几处要花钱，要花多少钱，还能剩余多少，或者还亏空多少，如果预算有亏空的话要琢磨从哪儿省出来，恨不得下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下来，每一分钱要花在哪儿就都已经确定，容不得有任何意外。相信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每一位有过这样经历的父母都能当一个合格的精算师，只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职业。

然而就是如此精算，还是有接不上的时候。后来学英语时学到“to make ends meet”的说法，觉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两个ends不能meet了。开学了，我要交学杂费，记得大概是六块多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家里钱不够，怎么办？

母亲是三年级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工作之一是要收班里学生的学杂费，收齐了以后统一上交学校。作为班主任母亲手里有收上来的学费，但那是公款，是要上交学校的。贪污不可能，可我的学费也该交了，还没有出处。想了半天，母亲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她决定和学校打个招呼先从学费里借钱交上我的学费，等到下月自己发了工资再把钱还上。好在时间不长，学校同意了。按说我还小，很多事我都不是很明白，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相信在那个年代有无数的父母都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可是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能把紧巴巴的日子过下去，甚至还过出滋味来，这是门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很多父母都是过日子的艺术家，只是艺术的流派有所不同，大家过日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罢了。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买了房子，开上了汽车，我们甚至都忘了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其实那样的日子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只是我们赶上好机会，我们有幸经历了变化，见证了变化，参与了变化。对比70后、80后或是90后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每一个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谁都不能置身其外，我只是正好出生在70年代。二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供孩子上学，还要尽可能地排除其他一切干扰，绝不是件易事。和所有家长一样，父母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还好，尽管我很贪玩，可成绩还不错，所以尽管他们有时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总算还有成绩保底，没有太多问题。问题是父母除了成绩以外还十分关心过程，学习态度啊，上课是不是认真听讲啊等方面都被列入考察范围。更严重的是，由于父母都是本校教师，我在班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父母耳中，这使我郁闷无比。

最悲惨的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原本不在母亲当班主任的班里，但她的班就在我们班对面，早读时她经常过来看看，看我是不是认真读书了。其实我还是挺享受早读过程的，尤其喜欢“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之类的要求，可能以后对朗诵的热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问题是我总有开小差的时候，结果有一次开着小差被母亲“逮”个正着，被教训一通不说，母亲还决定把我调到她自己的班上，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小学最没“地位”的一年。

母亲对我要求十分严格，不光是在学习上，在和同学相处时更是如此。母亲的原则是我自己孩子在班上绝不能有任何特权，不仅如此，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标准要更高。于是但凡我和同学发生点小矛盾，不管事实如何总是我的错，以至于每次同学都会说“我告诉你妈去”，一听到这句我就老实了。就算是教师子弟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好像是父母两人共同的原则，小学时母亲就当了我一年的班主任，而在初中三年父亲都是我的班主任，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别指望我们，也别指望别人，靠你自己的成绩说话。三

每天上学我有两个任务，一是带全家的饭盒到学校食堂，老师及家属都在食堂蒸饭，放学后我再把蒸好的饭带回家。第二个任务是背上一个竹筐，不是采蘑菇，而是捡糖梗皮。

所谓糖梗学名竹蔗，或青皮糖梗，据说是本地区的特产，其实和甘蔗差不多，比甘蔗硬，但更甜。义乌的特产之一是红糖，义乌红糖就是用糖梗所榨的糖水熬制而成的。当然红糖还有二次加工产品，如用红糖加工成糖饼、棒棒糖、芝麻糖、生姜糖等红糖产品。早年间义乌人挑起货郎担，摇起拨浪鼓，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吆喝“鸡毛换糖”，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扯远了，除了可以用来制作红糖以外，糖梗也是老百姓爱吃的……水果？……营养品？……零食？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描述最为准确，一句话表述就是大家都爱吃，吃完的糖梗皮或渣就随手一扔。当时城市化文明还没有进展到所有垃圾都要进垃圾桶的程度，所以随吃随扔是大家都认可的习惯，这就为我捡糖梗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捡了何用？当燃料。学校食堂管蒸饭，但菜还是要自己做的（买学校食堂的菜太贵了），燃料何来？那会儿好像还没有煤气，有煤油，但太贵。可以烧煤，还是贵。怎么办，来点不用钱的吧，糖梗皮遍地都是，晒干了就是绝好的柴火，不要钱，纯天然！还环保！

可问题是我是教师子弟，父母又都已在柳青教书多年，育人无数，有的甚至两代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作为教师子弟的我们大家自然都认识。当时尽管生活都不富裕，但捡糖梗皮的好像也不是很多，而一个当地“名师”的孩子居然在捡糖梗皮！而且还不止是一个人，是两个！——一度是我和哥哥两人同时捡，他一直捡到初中。人们似乎都很不理解，你们不是双职工吗？不是两份工资吗？不是有粮票领吗？和任何时候都一样，局外人永远都不知道局内人真正经历的是什么。要把困难的日子过下去而且还要过出滋味来，真的是艺术家的工作。

父亲好像还颇有些艺术家的感觉。为了鼓励我和哥哥更好地完成捡糖梗皮大业，父亲特意画了一张表，上面画着两个柱形图，分别标注着我和哥哥完成的工作量，谁先到达一定的标准，谁就有奖。奖品是——一根油条！那可是我的最爱，三分钱一根，最喜欢的吃法是把油条撕成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放在咸豆浆里，真是美味啊！虽说奖品中没有豆浆，但光是油条的动力就已相当巨大了。有的时候奖品也会改成烧饼，那是义乌的烧饼，脆脆的，里面是梅干菜肉。不管是油条还是烧饼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吸引。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影响，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吃油条和烧饼，尤其是义乌烧饼，也喜欢把油条泡在咸豆浆里，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一家豆浆连锁店在北京取消了咸豆浆，我还遗憾了半天。

比赛每天进行着，我每天都关注着父亲用红笔画出的柱形图到哪儿了，渐渐地我就发现每次都是我赢，高兴得不得了。其实我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为我设计的。那时候哥哥已经上初中，年纪大了脸皮薄了就不太好意思再捡了。另外他功课也多，学习也忙，更重要的是，他早就看穿了父亲的“把戏”，一个劲儿地让着我赢。父亲自然知道其中的关系，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表格就是为刺激我内心想要赢的那根弦，而我果然很配合地上道了。再到后来，哥哥就不再捡了，我一直捡到小学毕业。离开柳青多年后遇到柳青的熟人，他们都会说起——哦，你就是那个捡糖梗皮的！四

和其他小孩一样，小学的时候我也最贪玩，一到课间总是第一个冲出去。也许那时候抓特务的电影看多了，心中的偶像就是那些地下工作者，课间游戏时还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地下党了。那时候小朋友之间时兴谁和谁好，谁和谁是一派的，要是谁不和谁好了，换了“派别”了，这个人就会被称作是“叛徒”。作为自封的“地下党”，有时在课间上厕所的路上碰到同一“派”的“同志”，在错身而过的时候还会特意压低声音说一声“谁谁谁已经叛变了”。传递信息倒在其次，我享受的是当“地下党”的这个过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管什么信息），俨然我已经成了电影中那个英雄一般的人物。不过说归说，放学的时候还是和那个“叛徒”一道儿回家，该干嘛干嘛。

小学期间你追我赶是常有的打闹方式，有时也会有意外发生。

我所在的柳青小学是一个老祠堂改造的，大厅里还有旧时的柱子。柱子本身是木制的，但基座却是石头的。有一次玩疯了，满场乱跑，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左手正好打在了石制基座上，站起来后手疼得抬不起来了：脱臼了！

同学赶紧告诉老师，老师赶紧通知父亲，父亲当天下午就用自行车带着我去看一位据说很有经验的正骨老中医。老中医果然厉害，咔嚓一下就把关节合上了，只是那一下疼得我一通哇哇乱叫直冒虚汗。

敷了点药打上夹板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回到学校接着上学。就算有只手受伤了吊在脖子上，但要我待着不动是做不到的，课间还是玩闹，只是加了一份小心而已。

同学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打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不管你是不是教师子弟了。打架有输有赢，但不管输赢，打架的事一旦被母亲知道，等待我的都是一通数落。输得最惨的一次是和一个男同学打了起来，他用的是男生最不齿的“招数”：用手指抓，结果虽是我把他压在身下，脸却被他抓出一道道血印，至今脸上还留有那时候的印迹。这次“战败”后母亲倒是没怎么说我，只是看见我脸上的惨状后心疼不已，还直担心破相，莫非她知道以后长大了我要当电视主持人不成？

小时候的一大爱好是四处乱窜，上小学前在横塘我几乎去过村里所有人家，上了小学后在柳青还是这样，走一路玩一路。记得有一天是周末，按计划那天下午我们要从学校回家（横塘），结果玩着玩着我忘了我是出来玩的，一个人就往横塘方向走了。走在大路上又突然兴起，自个儿开始玩起闭着眼睛走路的游戏，刚走两步就觉得脚下一空，掉到路旁的田里了，而大路和水田间有一米多高的落差！田里土质松软没摔伤，但我的脸却划伤了。原来大路是水泥砌成的，我摔下来的时候等于是擦着马路边沿来了个自由落体，左侧脸颊温柔地和坚硬的水泥来了次亲密接触。疼得我正想大哭，可发现旁边也没人，博不了同情，只好自己捂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继续往家走。

我这边发生了状况，父母和哥哥却是全然不知，他们正在找我呢。该回家了人却不见了踪影，情急之下几个人只能分头寻找，找了半天才听有人说我可能已经自己往家的方向去了。几个人火急火燎地往家赶，果然看见我已到家，正想发作，却发现了我脸上的惨相，一问才知道是路上发生了状况，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了。

还好这次破相没在脸上留下什么印迹。五

小学时最爱的运动是乒乓球，其次是排球。乒乓球绝对是全民运动，不光学生爱玩，老师们也喜欢打，关键在于容易上手，场地要求不高，有一张乒乓球台子就成，没有正式的木制台子，水泥的也行，没有网子，中间放一排砖头就可以开战。

课间十五分钟也是要打球的，只是苦于球桌有限，必须要抢，先到先得。每到快下课的时候，大家基本已经不在听老师说什么了，都做好了冲刺的准备，铃声一响，就各自以超音速的架势直奔球台而去，冲到台子前就把整个身子扑在上面，那意思很明显——江山已定，众卿回府吧。奇怪当时我们当中怎么没有出现一个刘翔。

有的老师爱拖个堂，铃声响了也不说下课。等终于能走了，我们冲出去时已经晚了，桌子早已被占，只好站在一旁观战，过一会儿就跟同学商量着说让我玩一盘吧，就一盘，输了就走。头几次同学们都大度地同意了，结果是等上课铃响了我还在庄上（一直没输！）。可惜这种把戏玩了几次之后就不灵了，同学们再也不让了。

一度对打乒乓球喜欢到痴迷的程度，课间打，放学以后还打，总要玩一会儿以后才到食堂把早上拿到那儿蒸的全家的饭拿上回家。

打着打着居然还打出了点名堂，好像是学校要组织一个校队参加一个什么校外的比赛，我竟然被光荣选中（想当年还是有点水平的）。得知被选入校队那天着实兴奋了很长时间，当天放学后就决定去练习——我是校队的！我要认真练习！我要废寝忘食！

那天我真的练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天黑还在练（其实就是玩）。那时应该是看过什么励志的文章，什么“人生能得几回搏”之类的名句一定在脑海中浮现过，要么就是刚学了“废寝忘食”这个词，觉得既然我已经是专业的了（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就应该认真练习，废寝忘食！废寝忘食！

结果不光我自己忘食了，我还把我每天的重要任务忘了——拿饭回家！那天母亲早早地就把菜做好了，全家就眼巴巴地等着我把饭拿回家好开饭。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快天黑了我还是没见人影，父亲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决定亲自来看看，结果发现我居然还在打乒乓球！被臭骂一顿不说，差点还禁止我再打乒乓球。那次比赛最终我还是参加了，只是成绩不怎么样，预赛就被刷下来了，当专业运动员的梦想自然没能继续。

和乒乓球相比，打排球的时间还长了些，离所谓“专业”还近些，因为我不仅被选入校队，还参加了区里和县里的比赛，甚至到后来上大学了，还在系队里混了几天。

不知道是因为我参加这些运动体现了我的运动天赋，还是就因为我嗓门大，有一次我还被指定为校广播操比赛时的领操员。所谓领操员要做的工作不仅要领操，还要喊口令。那是第一次众目睽睽下的表演，心里紧张得要命，不过脸上没怎么表现出来，临开场竟还有种豁出去的感觉。比赛当天由于领操员声音洪亮，全班动作整齐标准，我们班还得了个一等奖。

小学五年的日子基本还是以玩为主，以学为辅，这和一贯认真学习的哥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好在我的成绩也还不错，省去很多麻烦。一个人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在小学的时候已经隐然出现了一些迹象，对我来说，打乒乓球和排球培养了我对运动的热爱，但这种喜爱也只是为了享受运动带来的快感，而非为了成为专业运动员（估计和当年“废寝忘食”被废有关）；早读时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偏爱培养了后来对朗诵的喜爱；领操员的经历培养了面对压力时的处理方式，以后各种直播乃至奥运会开幕式只是压力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而捡糖梗皮和母亲借学费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更是影响到了我后来的消费观，甚至还有社会观和价值观。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以上种种关联都是我现在生拉硬拽的结果，小学的我不可能想那么多。

小学毕业了，当时学校还有个通行的做法，所有毕业生的成绩要做排名并向社会张榜公布。公布那天心情忐忑地来到学校操场旁边的空地看结果，就像古时科举考试后看发榜一样。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第二名　季小军。比第一名少了0.5分。还好。读书人家

村里人提到我们家的时候一般都会说，这是一家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家庭，或曰这是书香门第啊。其实也说不上什么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教初中，母亲教小学。不过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读过书的人本来就不多，靠读书出来工作的人就更少了。

说起来外公倒是更为难得，外公生于1911年，辛亥年老人，上过私塾。在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年代，外公能有机会上私塾，说明家里条件还不错，至少也是个小康。只是外公终究没能靠读书有所发展，终其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总归是认得字的，有时我们放学回家，外公会拉住我们问这个字那个字的。他小时候学的是繁体字，很多简体字他是拿不准的。

外婆比外公小三岁，没上过学，在那个年代女学生总是少数。

母亲小时候也上了学，这也不易了，那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兵荒马乱的，要读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外公读过私塾，但仍是老思想，认为女儿么认得几个字就行了。外婆不识字，却非常执著地坚持要供母亲继续读书。结果母亲也很给外婆争气，初中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义乌师范学校。考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还补贴生活费。就这样，母亲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功劳很大程度上要记在外婆名下，正是在外婆的坚持下，母亲读书读出了名堂。

但家里有个读书人生活压力总是会大。听外婆讲，以前她嫁到横塘时还是薄有一些嫁妆的，什么珍珠翡翠的都有，后来一件件地都没留住，要么卖了，要么当了。这是无奈之举，实为生活所迫。可惜当年没有“寻宝”之类的节目，要是按现在的说法，当年的嫁妆估计也算得上是一件件藏于民间的文物了，不一定值多少钱，但多少是个历史的见证，是个念想。

父亲的条件也好不了哪儿去。爷爷奶奶都不认字，但尽管生活困难，读书的信念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定，这是全家人的共识，要通过读书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当各方面基础都不如所愿的时候，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这也是父母亲后来一直灌输给我们的理念。

出于和母亲一样的考虑，父亲初中毕业以后上的是金华师范学校，这样家里负担小些。年轻时候的父亲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毕业后教初中，主教数学，兼教音乐。

不断努力只是想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靠天吃饭的命运，只是想从乡村里走出来，最终我们走出来了，而这是几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靠读书改变命运，这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认识，这在当年的义乌几乎已是共识。

尽管条件艰苦，父亲和母亲终于都坚持了下来，他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可以靠工资维持生活，而我们家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读书人家”。

作为读书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很多习惯还是相当符合人们对“读书人家”的期待的。我和哥哥都喜欢看报纸，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谓关心时事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那时候家里没有报纸，就到村里的“代销店”里蹭报纸看。从小就开始看书，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岳飞传》。前一段时间参加电视剧《岳飞》的开机仪式，我还颇有感慨，说起岳飞、岳云、牛皋、杨再兴等人的故事感觉信手拈来，旁人都说这个主持人真敬业，准备真充分，岂不知这是儿时就开始的“准备”了。

真正让全家“名扬全村”的是父亲的另一项技能：书法。全村人都喜欢父亲的毛笔字，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过年都要贴对联，而当年还不流行上商场买对联，通行的做法是，要么自己写，当然写得好坏就两说了，毕竟理论上说，对联一旦贴上去就要贴一年的，写得不好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要么就请村里写得好的人代写，父亲就成了那个代写的人。刚开始也就几个人，慢慢地，名声就传了出去，于是前来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就成了规定动作。每到过年的时候，同村人都会拿着一叠红纸来家里，请父亲帮忙。父亲是个热心人，也好个面子，来者不拒，乡里乡亲的也从不收费，同时自己还得准备毛笔和墨汁。每次有人来，父亲都颇有服务意识地问人家要写点什么啊，有的人准备了自己喜欢的句子，而大多数人都说，你看着写吧。每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贴在村里村外的门上时，父亲的言语间总不禁流露出一份自豪和成就感。

字写得好，服务态度又好，还不收费，自然是广受欢迎。于是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是热闹非凡，客厅桌上地上铺满了等着晾干的父亲的“墨宝”。为了做好服务工作，父亲还专门买了几本对联书，我和哥哥的工作就是翻书找对联，由此我还一度喜欢看对联书里的传奇故事。

父亲一直想让我和哥哥接班写对联，每到暑假就让我们练习书法，无奈本人实在是悟性不够，定力不够，坐不住，耐性也不够，练了两天就着急：怎么还没有长进啊。经过两个暑假后终于放弃，父母一看，看来不是这块料，也就不再坚持了。

直到现在，村里人见到父亲时还问什么时候还写对联吗，父亲总是说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济了精神也不好了写不了了，言语中多少透露着对我们未能接上班的遗憾。

按户口来说，作为“读书人家”的我们都是“城镇居民户口”，是属于有粮票一族，名下没有耕地，无须下地劳作。而事实上，我们家所有的“城镇居民”一直也没少干农活，并且不是像现在城里人那样偶尔周末去农村玩玩农家乐体验生活，而是真的下地，真的干活。我们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属于“非城镇居民户口”，他们有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就是打个下手，比如收割的时候，大人们在打麦打稻，我在旁边帮着递一下，做个二传手。虽说工作简单，但据说我干得不错，以至于别家需要人手的时候，我还被“借调”出去过，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报酬，给我的待遇就是一顿好吃的，外加一瓶汽酒（和汽水差不多，但里面有些酒精成分），再加一通甜言蜜语，说得我红着个脸晕晕乎乎晃晃悠悠地就回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活的技术难度系数也就慢慢从1.0增加到了3.1了。从拔秧、插秧到割麦、割稻再到打麦、打稻，生产线前期后期工作我还都参与了，外加干旱季节用老式的人工踩水车车水等加演项目。工作后经常听人说希望自己有块田种着，回归自然。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没有体会过当农民干农活的苦，想要陶冶一下调剂一下没有问题，真要天天“回归自然”估计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就是叶公好龙。而真正吃过苦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会倍加珍惜现在的一切，面对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常会感恩。

说到农活我们毕竟还是业余选手，根本就没有入段。看着我们经常起早贪黑，旁人看着纳闷，你们不就是一堆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儿吗，怎么还累成这样？每每听到这样的问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好吧，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吧，我们是读书人家，干这个不是专业的！

作为读书人家，农活儿干得不好，父母好像也不强求，村里人也觉得正常，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主业。但如果在学业上表现不好的话，麻烦就大了，只是这一点直到我上了学都没有完全体会。

作为“读书人家”的孩子，尤其是教师子弟，我们身上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压力：更高的期待。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做得好了，人们就会说：难怪啊，人家家长是老师么，懂教育啊。如果做得不好，旁人自然不会说什么，但父母的眼里显然会多一分失望，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小学的时候，母亲当过我一年的班主任，初中三年我就在父亲的班里，他是班主任。每天晚上他备课，我就坐在对面写作业，偶尔我也出去找其他老师问问题，回来后继续写。父亲教数学，但在家里我很少问父亲问题，他也一直不明白我是没有问题还是不敢问。

还好我的成绩还算符合人们对“读书人家”尤其是教师子弟的期望，一直都是班里前几名。有一次在数学课上，父亲布置了几道有一定难度的几何题让全班做，那天我也是福至心灵，很快就解开了。父亲布置完问题后就低着头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他试探性地问全班有做出来的没有。听得出来，他没有指望谁能那么快，结果刚一抬头见我举手了，就将信将疑地走了过来，直到我把我的解题思路跟他讲了一遍，他才满意地点点头走回讲台。

后来县里组织过一次全县初中的数学竞赛，各个班都推荐了几名同学去参加，我们班有我。做这样的决定对父亲应该是有一定压力的，虽说有举贤不避亲的说法，但在别人看来就有照顾自己孩子的嫌疑。

还好，竞赛的最终结果消除了父亲的压力。同时去参加竞赛的几个人当中，最后只有我获得了奖项，虽说只是个三等奖，但毕竟得奖了，而且是全校唯一一个。“读书人家”这样的称号对我和父母的无形压力一直都在，在初中如此，后来到高中也是一样。作为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的方式之一，家里不断向我灌输“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之类的信息。刚开始我也就听着，听得烦了就回应说：“为什么啊？凭什么啊？”

嘴上虽那么说，手上却不敢闲着。在学业无形的压力下，其实已经不需要家人再说什么，所有人似乎都已被架在了一个全自动履带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都在前进着。如果不想到了某些节点的时候（如中考高考之类的）摔得太难看，就只能配合着履带的节奏做好准备。

从中考的结果来看，我准备得还行：我以全校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义乌唯一一所省重点中学：义乌中学。

呵呵，我们是“读书人家”嘛。当民工的日子

高二暑假的时候心血来潮，有一天突然对母亲说我要去打工。

母亲将信将疑，看了我一眼，问道——真的？

打工的意思就是在建筑工地干活，在当地我们叫“做土工”。当时对打工并没什么特别的概念，就知道每天都见很多村里人一大早就骑着车去城里，有人说他们就是去打工的。

做土工是个体力活，辛苦是自然的，但我想试试，除此之外也实在说不出具体原因，只是隐约觉得如果自己能挣出下学期的学费，也算是我长大了吧。尽管那时家里已经不至于付不出我的学费，但也确实不富裕。

再说当时除了干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其他机会可以勤工俭学。

找做土工的机会倒是不难，正好姐夫在当地造纸厂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他认识的包工头，包工头有一个工程队，负责造纸厂厂区的一些小基建项目，比如铺个路整个下水道什么的。这些工作我应该都能做，再专业的估计我也干不了了。

第一次工作，靠体力挣钱，内心还多少有些小兴奋，不知道打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说好了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午有一小时时间吃午饭。

工钱：每天五元。

五元在当时也不多，但这好像是当时的行价。

想了想当时我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七元，学费大概需要七十元左右。五元，算下来至少是我五天的生活费了。

家住在农村，工地在城里。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还真有点兴奋。

和以往看到的去城里打工的村里人一样，我也骑了一辆自行车，那还是父亲当年工作时买的，据说比我还大一岁。

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直奔工地而去。路程也不远，就四五公里的样子。

工程队果然没什么大工程，就是一些铺路修下水道之类的“小活儿”。虽说都是小活儿，但程序一点儿都不少，都得搬砖、搬水泥、运沙土、和混凝土、拉钢筋、打石块、铺路、清理水沟等等，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和其他熟练工人比起来，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属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低端劳力，更是只能干点体力活儿了。

干了几天活儿下来，脸晒黑了不说，饭量也是大增。第一天按平时四两米饭的量打饭，结果下午没下班就饿了，于是第二天要了五两，还饿；第三天六两，第四天七两，直到第五天要了八两米饭才算是解决肚子问题。虽说下饭的通常只是一个炒冬瓜，而我却吃得异常的香。

到现在我也没有打破一顿八两米饭的纪录。

我们这个队的工友并不多，连我一共四个人，两位年纪大一点，还有一位年纪比我还小，但已经辍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想读书了想挣钱，他说看书就头疼，干活累点但头不疼。

说起来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学校外的世界，第一次与陌生人打交道，第一次感受一个行业的艰辛，也是第一次学习为人处世的规则。

有一次我和年纪最小的工友被分配去清理下水道，天气很热，干得累了我们俩就躲在树荫底下乘个凉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就在此时包工头走了过来，看见我们居然没在干活，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我们也只好知趣地回到下水道接着干。

不管你是谁，不管是谁介绍的，拿了钱就得办事啊。

早上骑车上班，晚上五点后骑车回家，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觉得身体有点扛不住了，于是想休息一天再去。母亲说要不要和工头打个招呼啊，我说不用，我说其他工友都是不打招呼就休息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没看见他们打招呼而已。

第二天我真的没去，太累了。

当时要有电话的话一定会被包工头打爆的。

转天上午我刚到工地就被工头叫到办公室，工头脸上的表情有点好笑。他说你姐夫说了，你要想休息的话必须得提前打个招呼，否则工地上就不好安排工作了，你说是不是啊。

现在想想当时他开除我的心都有，只是碍于姐夫的面子不好发作罢了。也亏他想得出用我姐夫的名义来说这番话。

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其他工友都是打过招呼才休息的，只是他们没跟我打招呼。跟我也打不着啊，我又不是工头。

没看见就以为他们没有打招呼，很白痴的一个想当然，但在这之后总算学会了做任何决定前要先和别人沟通。

又干了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下学期的学费也将近挣够了，我跟家里说我不想去了。母亲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她应该早就预见到这一天了。

这次我记住了要和包工头打个招呼。

在那半个月时间里，每天下班回家都觉得腰酸背疼，但第二天早上又得早起，这样的生活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实在坚持不了几天。

还好我还可以选择，而很多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是全家生活的保障，不管如何艰辛，他们只能选择继续。

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只要他们在劳动着，在付出着，都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

十五天的打工我挣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钱，但更重要的是我挣到了一次宝贵的人生经验。

在北京总能看见很多工地上有工人在干活。经过的时候也会在想，在若干年前，我也做过一样的工作。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转眼间大学毕业已快二十年，要不是台里新来的同事用充满崇敬的口吻说“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之类的话残酷地提醒我已不再年轻，我还一直以为自己离开大学也就几年的时间。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我看是快了。有人说推断一个人是不是年纪渐长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喜欢回忆过去，尽管很不情愿承认自己已经快被拍在沙滩上了，可我现在忍不住在做的不正是“回忆”这件事么，看来是没错了。

来北京上学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一方面是从小到大从未离过家门，最远就去过杭州，所以希望上大学能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理想状态是大学毕业了再回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工作，如上海，如杭州。另外一个原因是那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哥哥已经确定要去北京工作，所以我也就决定争取考到北京，兄弟俩离得近，多少有个照应。

考哪所学校却犯了一些踟蹰。北大清华虽然都有英语类专业，但感觉学校太过名牌，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估计一时半会儿还够不着。专业院校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名气很大，估计吸引的考生不会在少数，竞争过于激烈，风险过大，Pass。另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以及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等几所学校可供选择，综合各种条件，我决定报考北语，一方面相对来说学校规模不大，资源分享的分母较小，每个人分到的资源值也就相对比较大了。另一方面，听说这个学校外国人很多，对于一个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吸引条件，但至于到了学校之后会如何利用以及能不能利用这个条件倒是没怎么想清楚，但至少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

当年填志愿是在高考结束但分数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填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设计，但当时现实就是如此。分数没有出来，所以填志愿时自己的分数基本靠猜，当然也不是乱猜了。高考结束后，义乌所属的金华地区教育部门会出一个官方版的标准答案，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还未完全忘掉的考试记忆，对照答案自己估计一个分数，然后再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更应该被称作是预测的）当年浙江省可能的录取分数，自己判断上线还是没有上线，上了什么线，再参考往年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以及该校录取分数线与当年重点分数线的对比情况，然后再将自己的预估分数对照目标学校的预测分数线判断被选上的乐观程度，当然同时还要对照自己的目标学校本年度在浙江省的录取专业及各专业的录取人数，最终做出决定，报考某一学校的某一专业。

但凡没有经历高考填志愿的到这会儿都得晕。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晕了。

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自己的估分是否准确，比如自己估分的标准与阅卷老师的标准有多少误差，比如金华地区推出的预测录取分数是否靠谱，比如会有多少人填报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太多的因素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当时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已经不重要了。

还好当年考完后感觉还不错，该拿分数的英语和数学都属正常发挥，其他科目一般，但也不至于惨不忍睹。

最终根据各方意见，综合各种考虑，我决定报考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当年北京语言学院英语专业在浙江仅招四人，法语招三人，我成了那四个人当中的一个。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全省得有多少人报考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啊，真真正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后来实际分数出来以后，我长舒了一口气，超过重点线五十多分。当时没有网络，但有个热线电话，我还真打进去了，在电话里确认了一下分数，还得到一个信息——我的分数在全省列七十多位。

我是这么记得的这个过程，但后来和别人说起来我在全省排名七十多位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怀疑——全省七十多位已经很高了，了不得了，那在学校不得排在第一第二？

时隔多年，我还真不好反驳，毕竟我在我们学校也没有排到第一第二，可那只能说明义乌中学厉害呗。

不管怎么样，我考上大学了！这样的一个成绩在家里也是个交代。

父母都是教师，人们对教师子弟本就多了一份期待，再加上我们几个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自然期望更高。按父母的要求，我不仅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重点，光一般的重点大学还不行，还要是名牌重点大学！

我一度的反应是——凭什么啊？我要是考都考不上呢？

这种反应让家里人一愣？什么情况这是？要考不上了？

我只是觉得冤，凭空多了这么大的压力。家里人也觉得冤——我们这不也是为了给你提供一种动力么！

考不上什么的其实也就是说说气话，考前自己心里多少有点底，考不上不至于，这么说就是让他们的期望冷却一下，我也好少点压力。

现在问题解决了，我考上了，而且学校也不错。

考完后的那个暑假是最无所事事的一个暑假，很热，哪儿都不想去。尽管从分数判断觉得自己应该已经考上大学了，但录取通知书还没到手，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万一我真的没考上，怎么办？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从填报志愿到投档到被各高校派到浙江的录取人员选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有可能造成考生分数已经超过录取线却没被录取的尴尬局面。而有的时候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什么人的人为失误，而只是因为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衔接快慢，或者就是录取人员在面对考生档案时一念之间的选择。

一念之间的决定有时会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

也许是我想得有点多，但等待总是最折磨人的。

说到就读院校，我最想去北京，但在填志愿的时候为保险起见我还填了大连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好像还有西安的，另外还填了“服从分配”，即如果我填的目标学校都已录满了，录取部门可以将我的档案调剂到别的学校别的专业。如果真的如此，那到时候就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会要学什么了。

就像一滴水随着大河来到分岔口，进入哪条支流就意味着这滴水未来的命运。

终于有一天，通知书来了，马上就要揭晓属于我的到底是哪条河流。

那天还是很热，我正好在家里，家里来了个邮递员。

邮递员来家里送信是很少见的，通常他们只是把所有的信都留在村里的代销店，因为那是村里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有事没事大家就去店里买点酒喝会儿聊会儿，有点英国酒吧的意思。信送到代销店也就算送到了，然后就得你什么时候正好去代销店买东西，或是村里人看到了跟你打个招呼说一声或代拿一下。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送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来于考生太重要，二来这是件喜事，大家都高兴，高兴的事大家都喜欢参与，邮递员也是。“录取通知书来了啊！”邮递员进门的时候好像说的是这样一句话。

母亲当时在家，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倒还好，脸上没什么表情。可能是刚睡完午觉脑子还有点蒙，或是因为等了多日的好消息终于来了，多年的辛苦终于换来了满意的结果了，人却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也可能就是后青春期的故作镇静。

但内心却是一阵狂喜，在高兴之余又有一分不安——哪个学校的？

故作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信封，看到信封上写着“北京语言学院”，放心了。

信送到后邮递员并没有马上走，只是一个劲儿地道喜。母亲知道要做什么，赶紧让我去代销店里买了两瓶啤酒请邮递员喝。邮递员笑纳了，又说了一阵前途无量之类的话后走了。

虽说考上大学不是他的功劳，但毕竟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忽然想到小说里或戏台上差人高喊“恭喜老爷中举”之类的画面。

这下好了，城市定了，学校定了，专业定了。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

从未离过家门，这次真的要单飞了，飞得还挺远。

清晰地记得有时我会自己一个人躺在有蚊帐的床上，开始畅想未来大学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听说大学里没人天天来催你做作业了，不用天天复习了，听说大学里的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听说大学里最看重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你的综合能力，听说……

畅想了很多，最后暗下决心，大学一定要好好过，我要参加各种活动，充分发挥我的各种能力。

在高中要拼高考没办法，大学了，终于有机会了。

我没有想过这样的决心会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时间过得飞快，该出发了。母亲给我准备好了行李。

听说北京很冷，通知书上说北京最冷可能达到零下十五度，为此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床薄被之外还特意请师傅给我弹了一床新被子，用了十斤棉花弹的。

那时候可能已经听说过暖气这回事，但不知道暖气能热到什么程度，总想着多准备点总是没错，多了可以不用，被子不够了到时候可没处寻去。那时候还没有蚕丝被、羽绒被等又轻又暖和的材料，做被子棉花是主料，暖和时少点，冷了就多点。在义乌，不太冷的时候盖三斤五斤棉花弹的被子，再冷了就来十斤的，再把脱下来的棉衣盖在上面，这还没算上厚厚的褥子。

行李都装在一个长长的旅行袋里，同时带上的还有一个双卡收录机，这在当年还是个好东西，家里买了也没多久，我要去上大学了，父母说这是年轻人的玩意，你就带上吧。

1990年9月5日，火车站。

这些年每次在学校讲座说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很多在校的90后同学都禁不住“啊”的一声，然后纷纷开始默算自己是在这个日子前还是后出生的。

这声“啊”和“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刺激”。

全家人都到车站送我，后来每次假期回家姐姐也都会到车站接我。

同在站台上的还有很多去北京上学的学生，分别去不同的学校。多数有家长陪着去学校。这时候我心里多少还有些小得意——我自个儿就行！

其实父亲原来也有计划要送我，只是因为工作原因走不开未能成行。父亲也是老师，我开学的时候他们也开学。

站台上父亲又少不了一番嘱咐，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回了。后来都成了规定动作，每次放假回来或临走时，父亲都免不了要来一次长谈，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动态，再来几个轮回的千叮咛万嘱咐。

我都听着，心里默念——知道了！

乘坐的是从福州发车到北京的第46次列车，29个小时到北京。

火车启动了，人生的新阶段开始了。

一路无话。

第二天到北京，拖着大包小包走出火车站，内心有点小激动——北京，我来了！

几年后有一部热播剧《北京人在纽约》，由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初到纽约的时候也来了这么一嗓子：纽约，我，王启明，来了！初到某地心中又有点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来这么一下子不得而知，但对我来说兴奋是一定有的。

义乌人在北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就不时冒着一点小冲动，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从小就在父母的安排下按部就班地生活，这次终于冲出了鸟笼，恨不得还要再来另一嗓子——我自由了。

殊不知自由和责任是相互关联的，自由大了，身上的责任也就大了，自己“自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所引发的结果都要由自己来承担，这就叫自由的代价。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或是只愿意看到）自由的部分，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责任”的部分。

刚下火车当然想不了那么多了，那时候想的只是怎么才能到学校。因为比学校建议的时间早了一天来北京，北京站口还没有学校安排来接站的人。不过还好，录取通知书上说得很清楚，先坐地铁到西直门，然后换乘375路或坐地铁到积水潭然后换331路公交车。

按图索骥，照章办事。

去西直门。

找地铁没什么问题，出了火车站就能看见地铁站。问题是到了西直门从地铁站口出来后，转向了。如今著名的西直门桥那时候还没有改造，我也还没听说版本众多的关于西直门桥如何绕晕各路神仙的故事，但看来西直门容易转向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把指示标志不清带来的严重后果。

想到了父亲N多嘱咐中的一句：“路在嘴下”。决定一试。

背着我的行李包和两床棉被外加一个收录机，我站在路边准备问路。

拦住的是一对母女，情急之下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张嘴来了一句“师傅！”

一定不是最合适的，但do-able（可行）。

母女很热情，告诉了我正确的方向，我也经历了“自由”之旅中和陌生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独立完成！

顺利坐上了375路公交车抵达学校，可问题是学校第二天才正式报到，当时学校没人接待。

怎么办，去哪儿？晚上住哪儿？

磨磨蹭蹭地来到了男生宿舍，居然碰到了一个义乌老乡，87级的，他非常热情地把我安排在了他隔壁的一间宿舍。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每次想起刚到学校的这段经历我都颇为感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对于新生来说，如果这时能有人帮一把，带一下，胜造七级浮屠。

后来去英国留学，临毕业时看到一群下一学年的中国同学已经提前来到学校，我曾主动上前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说我可以帮着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和他们将要生活的小镇的情况。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帮助，但这是我刚去一个新环境时希望得到的帮忙，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己推人而已。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稍稍地伸一把手，于受助者来说却无异于雪中送炭。

感谢乐于助人的87级老乡。

晚上睡觉前无意中听见我借宿的寝室里有两位高年级同学在进行一次感情生活卧谈会，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其中一个男生很苦恼，拿不准正在交往的女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啊还是对哪儿不太满意啊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全然不了解且从未谈过恋爱的我居然还时不时地插上两句，堪比几年后在电台当客座主持人时以一个学生身份在热线节目中倾听听众诉说家庭情感困惑。

后来这个男生有没有解开心结不得而知，唯一记得的是当时得到的印象——大学生活真的很丰富啊！

第二天，正式报到。

我是一名大学生了！大学怎么过

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学生活该怎么过？

大学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在大学里应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学习依然很重要，但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大报到后不久在学校门口留影，当时穿军绿还是很流行的学生活有了这样的想法。

好像也不需要什么理由，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学学，考考考，为的就是在最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成功通过独木桥，我学了，我考了，我过了独木桥，那么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总该有所不同吧。

对于大学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哥哥，他在大学里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因为喜欢配音，喜欢模仿童自荣，他还去上海找过童自荣的家。哥哥的示范作用明显，后来在大学里我也当了广播站播音员，我也喜欢配音，我也喜欢童自荣。

我没有去上海找过童自荣，但后来在北京电台当了客座主持人后有一次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同学玩，居然突发奇想带着他们一起去天津电台找从节目中熟识的（单向的熟识，我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主持人，在传达室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竟说我是北京电台经济台的，惹得当时那个节目的负责人兼主持人（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但也还不错）急步赶下楼来连连问道：“哪位是经济台的主持人？”当看到只是几个学生时，脸上表情极为丰富，哭笑不得。不过还好，他居然还是让我们上楼去坐了会儿，我也装模作样地问了一些业务问题，诸如你们是如何把握谈话情绪之类的。

后来机缘巧合我成了职业主持人，而哥哥却下海经商与主持台渐行渐远。

总之从哥哥的描述中我认定，“丰富”应该是大学生活的关键词。

结果大学第一个学期真的过得很丰富，我在各个方面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除了广播站，我还参加了演讲比赛、歌唱比赛、学生干部竞选等等，忽然发现有一个最应该投入热情的领域可能也许大概没有得到它应该有的重视：学习。

其实也不是不重视，只是到了大学后发现生活学习的节奏变了，我竟一下子不知道如何适应，也不知道该如何重视学习了。演讲比赛

大学以前我好歹还算个好学生，所谓好学生是指我知道要拼学习，知道拼书本，知道拼考试。这也没办法，与其说是考上大学的前景给我们动力，不如说是考不上大学带来的悲惨后果在促使我们努力地学。说起来也没什么学习技巧，学校已经把课程安排得很紧，自己无须再去制订学习计划，无非是按照老师指明的方向大展题海战术，一本一本地做题就是了。

上了大学后课程明显没那么紧了，一周中有几天都是上午有课，下午就没课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觉得大学生活果然好，有这么多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

虽说在高中时我的英语成绩还不错，但英语的学习其实还没入门。没有了老师的带领忽然就不知道要怎么学了，还是习惯性地按高中时的做法，啃课本。课本一会儿就啃完了，作业也很快就做完了，然后呢？然后就不知道该大一“摆酷”照。干点什么了。

学习上没觉得怎么需要时间，而恰巧我又有了很多的“空闲”时间，再加上来北京之前就暗下的要有一个丰富多彩大学生活的决心，我会做什么就很自然了：参加各种活动。

这样安排时间的后果到了第一个学期的期中就开始显现。如果说进校时从高考分数来说我还算不差的话，那么期中考试的结果简直让我大跌眼镜！

毕业多年后和老同学聚会，班长还说记得那会儿我曾经考得很差。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让人记得。

现在说起来像是一个轻松的笑话，但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不啻晴天霹雳。

后来到电视台工作以后有机会去大学和同学们交流，我经常拿出这段经历来做反面教材。说到底，毕业后找工作还得靠专业能力，尽管其他方面的能力可能也很重要，可问题是连花了四年时间专门学习的专业都没有掌握，你又有什么底气说你在其他方面可以做得很好。

就在前不久的一档求职节目中，我真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求职的女生来自北京某高校，正好也是英语专业的，但就是这位马上就要毕业的英语专业的同学却连场上外国嘉宾所提的问题都听不明白，最起码是听力不过关。更让我诧异的是这位女同学脸上淡定的表情，她辩称她或许英语不是很好，但她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强。这样的观点当即被场上的其他评委批驳，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以她在现场的表现来看根本看不出她在其他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建树，其求职结果可想而知。演出《东郭先生》

我多么希望在大学时能有人来告诉我这一切。可是没有。

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一切，我会听吗？

前一段时间在一家比萨店就餐，我们这桌的服务员是一位还在农业大学上学的女生，正好看过我的节目。那天餐厅不是很忙，于是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女生表示很困惑，她不喜欢现在所学的花卉学方面的专业，认为这一定是没前途的，自己想退学，又怕家里反对，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问她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吗，她说不知道。我问为什么觉得现在的专业没前途，她说她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现在的专业一定不适合她，也一定没有前途，然后她开始抱怨现在的教育制度。

还是先把现在的专业学好吧，先学好了才能说这个专业好还是不好，适合不适合，就像工作以后也要先把当下的工作做好了才有资格说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不知道这种困惑是因为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待？还是因为少了一份耐心？

可问题是，就算换了专业就一定适合吗？现在的专业尽管不太满意，但至少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如果拿在手里的不认真对待，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无所有，在手里的没拿住，不在手里的拿不到。

抱怨是容易的，但不管如何抱怨，我们面对的现实都不会改变。与其这样，不如正视现实，然后伺机而动，通过我们的努力一点点地改变环境。

而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已经意识到了专业的重要性却依然束手无策，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完全没有头绪。听说读写哪儿出问题了？要怎么提高？我开始担心照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到了毕业的时候如果我连整句的英语都说不出的话该如何向父母交代。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妨先看别人怎么办。

同屋的室友张兄来自南京，绝对是一个英语达人。大二的时候已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英语演讲比赛并获奖，他曾经在班上说看见生词只要再见第二遍就能基本记住（他说这话的时候全班人把他恨得牙痒痒，于我们如此痛苦的过程在他那儿却如此轻松！），他每天晚上都听BBC的广播。

照猫画虎，有样学样吧。

先是听力，张兄听的是BBC，我还在听VOA（美国之音）的Special English呢（“特别英语”，比正常语速慢一半左右）。没得说，我也听，听的时间太长觉得累，我就少听会儿，或者干脆听Radio Beijing（现为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即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整点新闻，中国人念的，容易听。这一点颇像现在很多英语学习者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节目，不为别的，只为练听力。

然后是词汇，没人家来得那么容易，那也得背。背词汇书（不是字典），看英语原版小说，看英语杂志，看任何是英文的材料。很痛苦的过程，但也算是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然而一招落后，招招落后，直到毕业我也只是处在班里的中游，像一只蜗牛努力往上爬。当然我也找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我们班上牛人太多！

但终究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那时候的强化突击，想必也就不会有后来可以拿英语混饭吃的机会了。

有时我们太醉心于那些大学辍学仍取得重大成就的例子，如比尔·盖茨，如乔布斯，如扎克伯格。然而他们是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世界上也就一个比尔·盖茨、一个乔布斯、一个扎克伯格，我们成为他们的可能性要远小于成为一个普通的我们自己，那就意味着99.999％的可能我们只能成为普通人。在做出成就之前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更何况就是以上几个牛人也都非常努力。我们或许有梦想，或许有天分，但在我们的梦想实现之前，在我们的天分爆发之前，做点能做的吧，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谋生的、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习的专业，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后来也曾畅想，如果当初大一时我不那么活跃地参与各种活动，我是不是可以发展得更好。但生活终究不能虚构，穿越毕竟未能实现，已经发生的不能改变，而已经发生的，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干部生涯”

总的来说，我对当官没什么兴趣，到目前为止，履历上职位最高的头衔也只是“系团总支文娱委员”，那是在大一的时候。

参加学生干部竞选倒不是因为想做官了，更多是为了体验一种角色，同时也希望是种锻炼。

当然我对竞选本身也很有兴趣。

从小学到高中就一直是班干部，一开始都是班长，后来是学生会的文娱委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竞选，基本上都是指定的。那时候大家的共识就是学生干部尤其是班长一定要成为大家的榜样，特别是学习成绩要好。我学习成绩不错，老师一看，就你吧，班长。

太太说她上小学的时候最恨班干部了，说他们净忙着在老师那儿打小报告了。还好认识她的时候没提我从小就是班干部，而且还是班长，要不这事还真不好说了。不过打小报告什么的那是在你们大城市，在我们小地方没那么复杂。

当班长也没什么具体的工作，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上课铃响老师进教室后会说一声“上课了”，作为班长我得喊一声“起立！”（或“立正”），然后全班同学起立和老师互致问候。口令喊多了有时就成条件反射了，有一次课间我正埋头写作业，恍惚间好像听见有人说了声“上课了”，我想都没想腾地就站了起来，大声喊道“起立！”，班里同学都愣了一下，然后是一阵哄堂大笑，我自己也闹了个大红脸，讪讪地嘟哝了两句坐下继续写我的作业。

高中开始就有学生会了，也有竞选，但老师的意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一次可能是老师的影响太大了，当选的那位同学明显没什么群众基础，消息出来后一下子就在同学中炸了锅，以至于后来学校不得不出面平息，派了一位副校长和学生代表对话。副校长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说整个选举的过程是合乎程序的，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选举的结果，但参与投票的人数也是符合要求的等等。对话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整个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主要是同学们的精力都在学习上，和高考的压力比起来，谁当干部实在不重要。

高一的时候就是文娱委员了，怎么当上的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大家看到我喜欢唱歌就推举了吧。也没什么特别的工作，毕竟学习才是主业。不过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周一早上升国旗的时候，我都要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指挥大家唱国歌。刚开始还是操场大喇叭放伴奏，我站在台上比划着指挥就行了，到后来居然取消了伴奏，要我带着全校师生清唱国歌。

从小没少看父亲上音乐课，起个头我还是会的。刚开始还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把开头改成了“……唱！”，第一次改的时候仿佛还听到下面有同学在交头接耳，表示诧异，而我在台上就装没听见，坚持按计划进行，再到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刚开始站在众人面前时还有些紧张，但脸上还要故作镇静，假装不紧张。到后来习惯了，也就真的不再紧张，不知不觉中倒是练了胆量。

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也对后来做主持人有所帮助。

该说回大学了，大学里我参加的是我们系团支部的竞选。竞选方式是每个候选人自我介绍并陈述“施政”计划，然后回答问题，接着就是投票，票数高者当选。

踌躇满志地去参加竞选，到阶梯教室的时候发现里面都坐满了，很多都是高年级的同学。得益于高中时的锻炼，不管内心如何波涛汹涌，表面上还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提了一句说我喜欢唱歌，还没等我继续下面的内容，来参加投票的同学纷纷起哄说要我现场唱一个，我愣了一下，心想什么情况？不是竞选吗？怎么还要唱歌的？

后来才知道起哄的多是高年级同学，对他们来说，投票固然是目的之一，但同时他们也把整个过程当成一场“秀”来看，看刚进校的低年级“小朋友”们是如何表现的。

一看这阵势躲是躲不过去的，那就唱吧。一来唱歌本来就是我的爱好，二来在众人面前表演于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于是我就势拿起了桌上的鹅颈麦克风，当即唱了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驿动的心》，没想到唱完以后掌声雷动，也不知道是他们真觉得好还是高年级同学继续起哄而已。

不管什么原因，最后的结果是我顺利当选。

新官上任了，按规矩得有三把火啊，当选了就得给同学们办实事，得组织点活动。组织点什么活动好呢？

北京语言学院的一大特色是女生多，男生少。那时候大学流行办周末舞会，一到周末就会看到附近理工科大学的舞会海报贴到了女生宿舍前或是食堂前，其目的不言而喻。于是每到周末就看见众多本校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了，虽不知道她们具体去什么地方，但外校的舞会海报应该拉走了不少人。这也怪不了她们，因为本校的活动很少，没人组织。与其让本校女生都去别的学校参加舞会，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一个，一方面可以省却众女生舟车劳顿之苦，另一方面也算是为本校男生谋点“福利”，万一发生点浪漫故事不也挺好。

为了凸显新官上任带来的变化，我决定把第一次活动办成烛光卡拉OK舞会。

活动海报早早就贴了出去，但临到开始前还一直忐忑，生怕没人来，特地和几个相熟的同学打好招呼，告诉他们一定要去捧场。

还好，来的人不少。

不知道现在的高校里是否还有人在组织舞会，估计这样的活动在90后男生女生眼里是一件极其老土的事。

可别忘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也才十来年的事，小平同志都没“南巡”呢。

干脆说说舞会是怎么回事吧。外面的舞会没去过，学校的舞会倒是去过几次。

舞会的举办地通常就在食堂或礼堂之类的地方，反正地方大一点就是了。有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现场乐队演奏，有的时候就是放卡带，三步四步伦巴探戈什么的，插空再放几首劲歌。那时候还没有所谓慢摇的说法，“荷东”舞曲相当流行。

所谓“荷东”其实不是指某一乐队，而是指一套欧洲舞曲音乐系列，由香港传到内地。之所以叫“荷东”是因为这些曲子最早流行于一家名为Hollywood East的歌舞厅，他们的DJ将当时欧美流行舞曲重新混音后播放，没想到大获成功。Hollywood East在香港被译为“荷里活东方明星舞会”，简称“荷东”，因此后来出版专辑时就称其为“荷东”。

还是回头来说大学里流行的舞步吧。当时流行的舞步还有什么十六步、二十四步、北京平四等，高中时我就跟哥哥学过所谓二十四步，向左几步，向右几步，前进几步，后退几步，然后转个身什么的，适合众人一起做，基本和做团体操差不多。相比起来平四要复杂许多，需要男女两人配合，有很多花活，只是真要玩起花活来场地得大，要不耍不开。最近还在电视上看见过有人专门教观众跳平四。

虽说是跳舞，但舞伴之间却不大有什么交流，脸上基本都没什么表情，各跳各的，各自以完成动作为目标，互相只是个搭子。当然也有聊的时候，有时候同学们去本校或其他学校舞会的时候，经常会瞄着漂亮的女生就上去邀请人家跳舞。这是在套磁儿，自然得聊几句，聊得投缘了就多跳几曲，觉得不合适就说声谢谢，再换下一个目标。过程很像相亲，而且还真有在舞会上认识而成为男女朋友的。

新生刚进校时还有新生舞会，这也是一年一度的“相亲会”，高年级同学的出席率相当高，他们会仔仔细细地观察“目标”以便适时下手。

还是说回我的政绩吧，“烛光卡拉OK舞会”举行得相当顺利，来的人不少，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众多依旧在“寻寻觅觅”的老同学。

类似的活动可能还组织过一些，但印象都不深，主要原因是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广播站和主持方面，对“从政”实在兴趣不大，第二学年就没再继续参选。

我的“干部生涯”就此结束。我在夜总会打过工

如果说歌唱比赛、演讲比赛或是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都算是常规动作的话，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自选动作，而且动作幅度还不小。这样的自选动作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可能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但在当时就算不是不可思议，也绝对称得上是相当具有冒险精神！

事情发生在大三的暑假，无意间我在宿舍前的广告栏上看见了一则广告：山西太原某夜总会招聘歌手兼主持人。

心动了一下。

山西太原，是在外地？那问题也不大，不就是坐点火车么。

歌手兼主持人？我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做主持人，而且已经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算是半个专业人士吧。

夜总会？听说过，从来没去过，但……也应该没什么事吧？心中多少有些犹豫，但那时候正流行一个“闯”字，说的是年轻人就应该去闯荡闯荡，去尝试没做过的事，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说从没想过会和夜总会产生什么联系，但既然现在有这么一次机会，我就去试试、闯闯呗。

就这么定了。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一家太原的夜总会要在北京招聘歌手和主持人，想来要么是太原的文化产业发展得还不成熟，一时找不到符合他们要求的歌手，要么就是太迷信大城市，希望从首都北京找几位歌手去演出，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宣传点。

帮着这家夜总会在北京招聘的是老板的一个亲戚，一个姑娘，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看着还带着几分学院气息，可能也是毕业不久，否则也不会想到在校园张贴夜总会的招聘广告。不过在此之前她已经联系了区文化馆，文化馆老师也已经推荐了几位年轻的歌手。所以歌手的事已经基本解决了，我去的时候，她正为主持人的事发愁。

见面后我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照例电台部分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一听说我是电台里的“江山”，姑娘眼睛亮了一下，“你就是江山啊！”（注：此时我已经在北京电台经济台任客座主持人一年，具体故事请参看后文《命运轮回做主持》。）

还真管用，她听过我的节目。

听说过就好办了，其他的介绍就省去了，既然是电台的主持人，去夜总会主持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她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后来的进展说明我们的认识和夜总会老板的期待是有差距的，但在当时——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并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如什么时候出发去太原？

去太原的事就这么定了。

去面试之前还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成不成的试试又何妨！不就是个“闯”嘛。

结果还真让我闯成了。

同行去太原的还有三位歌手和他们的带队老师，有负责招聘的那位姑娘，还有我。三位歌手和我年龄相仿，一路上聊得相当投机，还没到太原，我们几个就已经混熟了。

看来去夜总会打工和跟同学出去参加联欢会也差不多啊。

所谓夜总会，其实和高中时候去过的那个歌厅差不多，有一个大厅，有一个表演区域，同时还放着很多桌子椅子，客人来了就在大厅找个座位坐下，歌手表演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舞池里跳舞，还可以点歌，当然这部分服务他们要另付费。歌手的任务是在表演的同时尽可能地让客人点歌献花，点歌献花的多了，他们的提成也就多了。

不知道夜总会老板看见我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那时我大三，一看就是一个学生。

学生——夜总会，怎么看都觉得不搭。

最不搭的是在主持的时候。

从来没在夜总会工作过，也没见过别的主持人在夜总会是怎么主持的。以前仅有的类似一点的经验就是高中参加歌唱比赛获奖，然后在义乌市文化馆经营的一家歌厅里唱过几天歌而已。而我所有的舞台主持经验都是在学校获得的。

现在想想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老板亲戚居然会把夜总会的招聘广告贴到大学校园，毫无经验的我居然也敢去应聘，他们居然也敢真的把我招了。

反正事已至此，再不可思议也要继续下去。关键是当时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我来就是主持的，我还会唱歌。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夜总会主持该是个什么范儿。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我主持的时候丝毫不紧张。和我一起搭档的是此次同行的歌手王晋。“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一定是两人一起说的，相当有“央视”范儿。

那时候春晚正火，央视的主持风格，尤其是晚会的主持风格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更何况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主持人。

一整个晚上我和王晋自得其乐地主持着，几个歌手轮番上阵，期间我还插空唱了一首歌，还是英文的——《雪绒花》。

一切感觉良好，还不是一般的好，那是相当好！

演出结束以后已经很晚，几个人相约到街上吃夜宵。附近好像也没什么去处，街角有人支着一个小吃摊，提供的食物也很简单：方便面，不过和自己泡的还是有点不同，他们是煮的，里面还加了点香肠、鸡蛋。

几个人吃得那个香啊，看来是真饿了，连方便面都让我们吃得欢天喜地。

我们几个人相处甚欢，觉得很投缘。这次来太原对他们来说算是锻炼，而我就当出门旅游来了。

按原来约定的工作计划，我们要在太原工作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啊，工作轻松又快乐，我们几个还可以在这儿海聊一个星期！多好啊！

我们很快乐，有人却不怎么快乐：老板。老板怎么想当然没人告诉我们，但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有根据的。

第二天上午，只看见我们的带队老师（其实是歌手的带队老师，但此时已经自然地把我也包括进他的队伍去了）和负责招聘的那位姑娘不断地在说着什么。我忽然有了一种预感，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带队老师把我叫了过去，说了很多话，中心思想就是：夜总会这儿不需要我主持了，他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一个人先回北京，其他几个人接着在这儿工作一段时间。

心里咯噔一下。

倒不是因为觉得这是什么太大的打击，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歌手，毕竟我也不知道我的主持方式是不是他们想要的，毕竟这次来太原也就是抱着来“闯闯看”的目的，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哪个结果都能接受。

但终归还是失望，而且是很大的失望。

不是因为丢了工作，而是因为我必须得走了，必须离开这几个新认识的伙伴了。

脸上写满了失望，但是无济于事。人家是开买卖的，我的主持显然没入他们的法眼，留在这儿明显已经派不上用场，只有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这个账谁都算得明白。

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拿着包往楼下走。

同行的歌手李双还有王晋看我要走，问怎么了，为什么先走。我大概解释了一下，他们也舍不得我走，但他们也明白，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楼下已经有一辆车在等着准备送我去火车站。我把行李放好，上了车，准备出发，李双王晋他们也都下楼来送我。

车却迟迟没动。

带队老师又在和他们说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老师走了过来说：不用走了，把东西拿回屋去吧。

我差点没蹦起来。什么情况？

后来才了解到，原来老师看着我们几个人一脸的沮丧，就跟老板说，你看几个小伙伴都处得挺好的，他走了，要是影响了其他几个歌手的工作状态就不好了。干脆别让他走了，都留下吧，反正时间也不长。

真得谢谢老师的照顾。

这样倒是好了，晚上我也不用主持了，偶尔高兴了就上去唱唱歌，不出错的那种，反正对很多客人来说就是个跳舞时的背景音乐。

真的成了暑假旅游项目了。

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该回北京了，这也是原来的工作计划。每个歌手都领到了工资，居然也有我的份！比他们少些，两百多块，那也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原本没指望着拿钱，毕竟属于被“开除”的“下岗”人员，毕竟我就干了一天。

这家夜总会一定是诚信经营的典范！

回校后跟同学说起这段经历，他们都不信：你？！夜总会打工？还唱歌？！还主持？！

说得我自己都快不信了，但它的确发生过，在1993年的夏天，在我大三的时候。

真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啊。我的“音乐生涯”

从小就喜欢唱歌，这可能是来自父母的遗传。父母都是师范毕业，尤其是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工作后在学校也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参加点学校的宣传工作什么的。在学校除了教数学以外，还兼教音乐课。父亲教音乐的方式在那时候也算特别，不像有的老师只是教会大家唱歌词而已，他经常会把一首歌连简谱带歌词都写在一张纸上，教的时候父亲会弹着风琴教同学们先唱谱，再唱词。

小时候我对弹琴很感兴趣：居然可以两只手同时弹琴，太牛了！

父亲从来没想过要让我学琴，在他的眼里这些都是旁门，有空的时候玩玩也就罢了，绝不能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和当时很多家长一样，父亲也认为唯有读书才是正道，时间要花在提高成绩上，要学琴就是一种时间浪费。

但他不知道我真的对弹琴很有兴趣！双手的！

惭愧，当时双手弹琴在我眼里就是最高境界，说起来这也就是现在小朋友刚入门的水平。

小学时我随父母住校，因为是双职工，学校给安排了两间宿舍。晚饭后父亲和母亲批改作业在一间宿舍，而我按“规定”得去另一间宿舍写作业，路上会经过风琴房。有一次看看没人，我就走了进去在风琴前坐了下来，一只手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不会两只手的）。正弹得起劲，只听得后面一声断喝：“就知道你又在这儿玩，还不做作业去！”原来是父亲循声而来，没辙，我只好悻悻而去。

哎，只有一声叹息！有兴趣而没有得到培养，这是我国音乐界的重大损失啊！要真着力培养，说不定中国早就出现郎朗了！

这当然就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音乐方面我实在算不得有什么天赋。有天赋的是另外一位同样对弹琴有兴趣的同学，比我高几个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会，但他也就听另一位音乐老师点拨了几次，再后来我就看到他已经会用双手弹琴了！

想学弹琴是不可能了，好在唱歌还没被父母列入浪费时间的行列，主要是唱歌不用特意花时间练习，张嘴唱就行了，再说我们反正是有音乐课的。

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一位音乐专业毕业的老师，上课时不光教我们唱歌，还教我们数拍子，找节奏，说乐理。我仅有的一点乐理知识都是在他的音乐课上学到的，就这么点有限的乐理知识，在高中的时候还帮了大忙。

高三时班主任吴老师为了调节大家的学习气氛，提出让我教全班同学唱歌。高三时已经没有音乐课了，要学新歌只能靠自己了。歌本倒是买了好几本，上面都是最新最流行的歌，有简谱，有歌词，可怎么把谱子变成歌是个事。那时候也没有网络，要听新歌只能买卡带，一盘卡带最便宜也要六七块，那几乎是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显然这条路走不通。

关键是同学们都觉得我会视唱，即看着谱子唱出歌来。这在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个难事，对我们来说可不算容易。

大家都这么说了，我总不能告诉大家说——对不起，你们看错了，其实我真的不会，我是装的。

那多没面子啊！

还好小学时学到的有限的乐理知识这时发挥作用了。

要直接视唱有点难度，可我不是还有会唱的歌么，这些歌在歌本上有谱子，为了学视唱，我倒着来，我先唱出旋律来，然后根据旋律倒着唱出谱子了。慢慢地会谱子了，再顺着谱子学新歌。

天才啊！

自习的时候没少玩这个游戏。没有专业的培训，咱就发明些自己的土办法。

就是用这样的土办法，我居然真的自己学会了几首新歌，然后我真的站在全班面前教会同学们唱了《驿动的心》、《再回首》等当时最为流行的歌。

对这段经历我颇为自得，上了大学以后还和同学们显摆，结果有同学说，为什么要你教啊，自己看着学不就行了吗。

在人家那儿这压根儿就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

我立马闭嘴。

高中的学业相当紧张，但就在这忙碌的学习过程中，我居然还溜出去参加了两次校外的卡拉OK比赛，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歌咏比赛。都是在街上看见的广告，也不用报名费什么的，我就报了名。

第一次是在少年宫，我唱的是《掌声响起来》。这也算是冲出校园，走向社会了，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演，成绩一般，也就一个三等奖吧，就是所有没得一等奖和二等奖都有的奖项，其实就是个安慰奖。这应该是在少年宫的那次比赛

后来学校不知怎么也了解到了比赛情况，在一次升旗仪式后向全校宣布了这个“喜讯”，着实让我窘了一下。

第二次是在文化馆，这次唱的是《大海啊，故乡》。结果还不错，二等奖。

文化馆有个舞厅，按照事先的安排，得奖的选手可在舞厅唱歌，尽管我还只是个高二的学生，周末的时候我也去唱了。

现在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都觉得好笑，一个高二的学生，穿着学生服，在一个应该是“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舞厅为前来消费跳舞的人唱歌！

有一次在台上唱的是《大约在冬季》，伴奏的就是一台电子琴。之前也没有合过，结果调低了，唱着很难受，第二遍的时候，我就高了八度，结果唱破了音，台下有跳舞的说“您辛苦了”，我也没听出话音儿来，心里还暗自感激——谢谢理解啊！

参加这几次比赛在唱歌方面虽没什么突破，但多少练了胆子。

大学期间共参加了三次学校里的卡拉OK比赛，两次是作为参赛选手，一次是主持人。

大一的时候恨不得什么活动都参加，卡拉OK比赛自然不会错过，而且信心爆棚——我在高中可是得过奖的！

比赛前还真下了番工夫分析形势——其他选手一定都会唱劲歌金曲，我得和他们不一样，我得反其道而行之，我唱个不一样的吧：《梁祝》。

为了充分展现我的才能，我还在前奏加了一段朗诵。

朗诵的设计事后被证明正确有效，比赛时朗诵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但评委和观众明显对《梁祝》不是很感冒，最后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等奖。

可能大一的时候热情消费过度了，大二的时候全面退缩，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那时候已经充分意识到学业的重要性，天天忙着跑图书馆。

大三的时候再度出山，可能是大一的时候没取得好战绩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有些不服。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选的是罗大佑的《爱人同志》，至于歌曲想表达什么完全没有考虑，反正旋律上口节奏明快，应该很容易抓住大家的注意力，这就够了。

为了增加效果，我还特地邀请同学光宇帮我伴唱，他痛快地答应了。

可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紧张忘了介绍我那位伴唱兄弟了，等想起来的时候音乐已经响起，再想介绍已经来不及了。可怜光宇兄白白等了一晚，他本来可是准备好好在他心仪的姑娘面前表现表现的。

正如我所料，同学们反响不错。

这下行了，翻身了，冠军一定是我的了。没想到后面出了一对黑马——两个男生，个子不高，但很有喜感，很有男版Twins的效果，一下子抢尽风头，最后的结果是：我第二名！

得，又没成。

大四的时候还参加了一次唱歌比赛，这次的身份是主持人。

大学的传统是，到了大四以后人人都以前辈自居，个个摆出一副久经风霜的样子，动不动就是“那是你们小孩儿们玩的事”、“那帮孩子……”之类的云云。既然比赛是小孩子玩的事，已经大四的我自然就不稀得参加了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挺过众人的“忽悠”，一方面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电台当了几年的客座主持人，而且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都是我在主持，大家都觉得由我主持歌唱比赛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当然还是我自己喜欢，想去享受这样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大四主持全校歌手大赛

虽说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主持会觉得稚嫩，但在当时还是得到了众师生相当正面的评价。几乎是本能的，我开始尝试着脱离报幕式的主持，而加入一些现场的交流，根据现场的变化临时调整台词，调整推进流程的节奏。

现在经常有机会看到当今的大学生主持节目，看到他们在台上主持的时候总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有时我也会惊诧于他们的主持能力，有些在当年我看来颇为自得的一些现场把控技巧于他们来说竟然也可以信手拈来。

正所谓时代在发展，后浪已袭来。看来我要去学冲浪了。

尽管从小就喜欢唱歌，但终究只是个爱好而已。这样挺好，很多事情不能强求，顺其自然就好，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原因，不必强求也无须强求，等条件成熟了，该发生的自然会发生。正如我从没刻意要做主持人，最后却走上了主持之路。当你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以后，命运之神就会把你带到你最适合的位置。找工作

大学四年的时间看似很长，但过着过着就该找工作了。

毕业后找工作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而在当时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1993年以前毕业的师哥师姐们大多不用自己找工作，因为大学生都是包分配的，毕业了一定会有一份工作，以前觉得上了大学就算熬出头了就是这个原因。

说起来这种制度也好也不好。好是因为毕业时不用东奔西跑自己找工作，更不会有失业的危险；不好是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会被分去什么城市，会去什么样的单位，会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高校开始慢慢出现变化。

首先是学费，在1989年以前大学生是不用交学费的，有的甚至连书本费都没有。这种制度和毕业包分配制度后面的逻辑是，只要你上了大学了，国家就一切都管了，但同时毕业后你也得听国家的，得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到需要你的地方去工作。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制度，也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一切都由国家来安排，个体的需求不被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毕业生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个人愿望和统筹分配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要解决这个矛盾，唯有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即给予毕业生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但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互关联的，想要找自己喜欢的工作？没问题，那我就不能什么都管了，你自己负担点费用吧。

到了1989年，也就是比我们早一届的学生开始要交学费了，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每学年一百元。也是从这一届学生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们要自己找工作了，国家已经不管分配工作了。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费从每学年一百元涨到每学期一百元，即每年两百元。从此在学费方面“涨”字就成了永恒的主题，据说到1997年的时候，学费已经涨到了三千元左右，到现在据说有的已经高达上万元。还好上学早，否则以我父母两位教师的微薄工资，要交几千元的学费都有很大难度。

如果说“自己找工作”对1993年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还有冲击的话，我们则已经完全适应新的环境了：工作，自己找。

和我们一届的同学中有两个班还是包分配的，因为从班级设置的角度来说他们算是“委托培养定向班”，即从哪儿来的还要回哪儿去。这两个班的同学都来自贵州，他们自己不用承担学习费用，但根据计划，毕业后他们要回贵州工作。毕业时很多人不愿意回去，但没办法，不按计划回贵州工作就算违约。很多人是哭着离开的，过了几年以后，很多同学又回到了北京。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幸运的，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在什么城市工作，可以选择做什么工作。

我的选择是留在北京。

有时我们就像一条命运之河里的一滴水，在流入大海之前会遇到很多分岔口，不同的选择，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意味着人生发展的不同方向，而有时这种选择就发生在一瞬间，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同的选择虽不一定都是“失”，但不同的选择带来“差之千里”的结果倒是一样的。

高考时已经被分流过一次了。高中时同班有一位同学考分全班最高，但自己估分时信心不足，填志愿时只填了一个当时较冷门的历史专业，而现在已经读完博士正在大学当教授教历史研究唐史，也有同学考到了上海学习法律，现在是上海一个相当成功的律师，而有的同学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留在义乌发展，现在都是成功的商人。

大学毕业是另一个分岔路口，我们再一次面临很多选择：出国还是工作？去哪个城市找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国家机关还是外企？找一个工作环境好但可能工资待遇不是很好的工作，还是找一个工资待遇好但可能工毕业前图书馆留影作环境差一些、工作辛苦一些的工作？找一个自己喜欢但待遇一般的工作，还是找一个自己不一定很喜欢但待遇不错的工作？

很多人的理想是：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环境好的工资待遇高的稳定的在大城市的工作。

这基本属于做梦型工作。

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状态要找一个这样梦幻的工作，可能性基本是……只能是个梦。

当然有实力“拼爹”的除外。

如果没有实力拼爹，又不想当“啃老”一族，又不想饿死，那还是先醒醒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做——做一个实际一点的选择。

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愿望，我们总是希望找到的工作可以满足所有的愿望，但这几乎不可能。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接近我们的梦想，我们只能给自己的愿望做一个排序，明确什么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妥协的，而什么是可以往后放一放，有最好，没有拉倒的。

我给自己的底线是：毕业后我一定要自立，绝不能再向家里伸手。事实上大三以后我就不从家里拿钱了，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已经足够平时的开销。上学的时候尚可自立，毕业工作了反而要依靠家里的支持，怎么可以？！

我的另一个选择是：北京。从小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出远门就到了北京。从小没在城市里生活过，第一次在城市生活就到了北京。经过四年，除了义乌，我最了解的城市就是北京了，留在北京工作似乎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也是最自然的选择。

前一段时间做节目时还曾提到过“留在北上广”和“逃离北上广”的话题，有嘉宾表示不理解为什么面临如此大的生存压力很多大学生却依然选择留在大城市，为什么不去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那儿的生活压力可能会小很多。坐而论道总是容易的，而当我们真正身处他们的环境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留下来的决定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能够选择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幸运。选择留下来也就意味着选择面对由此带来的一切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户口问题。那时候不要户口留在北京也可以，只要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就行，通常是外企或民企，他们不在乎你的户口在哪儿，也没有能力解决你的户口问题。

在一个户口还不能被完全忽视的年代，如果选择不要户口留在北京就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不确定性。如果能接受这个现实，留北京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很多。我并不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虽说对户口的重要性还没有切身的感受，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在北京买房买车都需要有户口，但那时的直觉反应是：要把户口落在北京。

谈何容易。

听过太多关于户口的故事了，什么如果谁谁谁要想把户口调入北京，必须得有人同时想把户口调出北京，有走的人留出的空才能把想来的人的户口调入北京。想往北京调户口的不少，但有几个想调出北京的？就算有人真的调出北京了，你又怎么能第一时间知道这一消息呢？

不过对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这个问题还简单些，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一家愿意接收你的单位，且这家单位要有留京指标，且你所在的学校也要有留京指标，且你已经拿到了一个这样的指标。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再说一遍，应届大学毕业生留京的必要条件是：

一、有单位接收；

二、该单位有留京指标；

三、所在学校有留京指标；

四、你拿到了学校的留京指标。

几项条件缺一不可。

要比起来，找一家有留京指标的单位可能不是最难的，毕竟他们也需要人才，只要自己有实力，还是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单位的。

难的是学校这部分，要争取学校的留京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学校的留京指标有限；第二，想留北京的外地同学不在少数，给谁不给谁的怎么定？

这时候就显出学校规模相对较小的优势了，学校规模不大，每年的毕业生数量就不是很多——僧少，而相对来说学校拿到的留京指标就显得充裕一些——粥不那么少。但僧再少粥也不是无限量供应，谁先喝着就得看谁先找到工作，或是看谁的经念得好，也就是看谁的成绩好了。

要说成绩，我绝对不占优势，就一直在中游徘徊。

那就看找工作的速度了。

那时候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位贵人出现，把我介绍到一家还不错的单位，然后万事大吉。

然而贵人不是你想他（她）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出身寒门，我们家也没什么贵人亲戚。

同在北京的哥哥帮我介绍了一家和他同一系统的单位，面试时接待我的人大谈他们的工作环境如何艰苦，待遇条件如何差，说你如此优秀的人才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如果一定要来的话也可以。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时我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了，几乎已经准备接受任何条件，只要能满足我的底线目标：自立，留京。

但面试官的言下之意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你去别的地儿试试吧。他只是碍于哥哥的面子没有直说而已。

没有贵人可以依靠的时候就靠自己吧。

用人单位有时也会到学校来招聘，来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大家报名应聘。通常来学校招聘的都是国家部委和国企，如外交部、外贸部或是什么国营进出口公司。有意思的是，和现在大家对当国家公务员充满热情不同，那时候大家的热情好像并不高，甚至连外交部来学校招聘的时候报名的人都不是很多，惹得几位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纳闷不已。

我也参加过几次校园招聘的面试，记得有林业部和外贸部，最终结果是落选。实在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们都太厉害了：我们班高手太多。

还参加过一次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的面试，在三元桥附近。同去的有四个人，结果最后一位来自南京的女同学成功得到了这份工作，但过了没几年她就辞职移民美国了。

浪费资源啊！早知如此，何必跟我们抢工作啊！

实在也赖不了别人，技不如人啊。

如果那时候我去了林业部或是外贸部或是中煤工作，我未来的职业走向会是什么样的还真不好说，也许今天就不是主持人了。

那时候互联网还远未普及，招聘信息的传递没那么通畅。除了学校提供的招聘信息以外，其他的就靠自己了，要么拿着一堆简历四处找招聘会，要么干脆直接往各用人单位生闯。

那时候打印简历也没有那么方便，自己没有电脑，学校也没有可以打印的地方，要打只能在校外，最后算下来也花了不少钱。

忘了去过多少地方了，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拿着简历，在部委集中的区域游荡，看到一家单位就设法进去，找到人事部门，留下一份简历，简单交流一下。有的当场就给出答案，说今年不招应届毕业生，要么就说没有留京指标，或者说先把简历留下等通知吧，这基本上就等同于没戏。

还记得去过中水，即中国水产进出口总公司。去那儿是因为比我们高一届的邓师兄在那儿工作，因此我也就去试试运气。我去的时候师兄已经被派往非洲工作了。还真让我找到了师兄所在的部门，部门领导也认识老邓，但很遗憾，他们给出的答复是“今年不招应届毕业生”，要招有工作经验的。无奈，尽管接待态度很好，但结论明确：我在这儿没机会。

大家都想要找有工作经验的，谁来管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啊？！

那时候能写上简历的工作经验只有在电台的工作经历，另外就是实习的经历了。电台的经历倒是经常引起一些好奇的谈话，但也就是好奇而已，终究没有帮我找到工作。

还记得去过内贸部和中纺等部门，俱无功而返。

那时候好像这些部委管得也没那么严，反正这些部门我还真的都进去了，也许是他们也理解我们找工作的难处。或许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实力不济，最终我都没能在这些部门找到工作。

找了这么多部门，试了这么多次机会，我却从没想过要在电台或电视台试试机会。不是因为觉得太难，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是科班出身能力太差，而是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在电台或是电视台工作，尽管那时我已经在北京电台经济台当客座主持人两年之久了。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那时就是没去。

招聘会不是很多，但有限的几个我们都去了。去了也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看到一个展台招人，只要条件符合，待遇不至于太差，就会挤上前去，递上一份简历，然后问几个问题，了解一下大致情况，无非是问工作是做什么的，在哪儿工作等等。挤出人群后再做一个简单的笔记，记下是什么公司什么单位，写下电话地址，以便跟进联系。

那时候的招聘会人也多，只是不像现在人多到挤都挤不进去。

有时也会碰到没有展台的公司代表在招人，看到我们挤出人群就上前来问我们是什么专业的，在找什么工作之类的问题。这样的公司多少有些皮包公司的嫌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找工作找急了也是什么机会都想试试，有一次碰到有个公司代表留了一张名片，说是某某公司的，在北京，好像是一家进出口公司，不是什么大单位，但有留京指标，要了我们的简历，希望安排时间面试。我们自然是十分乐意，从我们的经验判断这类公司的待遇都还可以，关键是他们还有留京指标，岂不是两全其美。只是后来名片找不到了，而他们也无法联系到我们，这事也就只能作罢，很是遗憾了一阵。

还去参加过一次一家深圳公司在北京举办的面试，找工作遇到的打击太多，那时候甚至已经考虑是不是不一定非得留在北京了，其他城市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可能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面试地点就在招聘官下榻的酒店。面试过程也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翻译了一篇文章，然后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读写中你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哪方面？”我的回答居然是“读！”天知道怎么想的，也许唯一能给自己一点信心的就是读了，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醉心于自己的发音了。可问题是一家用人单位怎么会要一个只会读的人呢？读得再好不会应用也是白搭。

这次面试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经过四年的学习，临到毕业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太自信，也许是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太优秀了（这个借口已经被用了无数次了）。

现在不是担心自己优秀不优秀的问题，现在是要设法找到一份工作。

此时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了，有去旅行社的，有去中远的，有去新华社的，有去外交部的，有去外贸部的，有去中保的，有去外地的，还有出国的。人人目标明确，都找到地方了，就我还漂着呢。

那时还没有BP机，更不用说手机了，去面试时留下的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宿舍传达室的电话了。回复电话接到了也就接到了，接不到也就错过了。

不想错过机会就只有自己主动联系。

打过无数个电话以后，终于有几家公司同意面试。

心里狂跳不已，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其中一家是水产进出口公司，和师兄所在的中国水产进出口总公司是一个系统的。面试进行得还不错，简历中关于在电台工作的经历再次引起了面试官的兴趣，整个面试就围绕着这段经历展开。他们先是让我用英语描述一下这段经历是怎么回事，然后又问了我一些问题。也许是说的次数多了，这次的发挥还算不错。

两位面试官也对我的表现表示满意，接下来就用中文交流了。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工作性质，工作内容，说因为是水产公司，所以每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在船上，可能条件会比较艰苦，问我愿不愿意。

说实话那时候留给我的选择已经不多了，我知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满足我所有愿望的工作，只要能找到一个满足我最底线要求的工作，我就干！

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起薪要求很低，有的甚至还同意零起薪工作。对这样的现象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些不屑，那是他们没经历过找工作的痛苦，有过经历的人都会理解四处碰壁之后的心境。

不过零起薪我也不会接受，因为经济自立也是我的底线之一。

水产公司给的不是零起薪，他们的待遇应该还算不错，只是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但是他们有留京指标！

苦一点又算什么，年轻时怎么都好说。

没考虑多久，我就回复水产公司，说我同意签约。双方很快就草签了就业协议，只是因为还要走学校的程序，所以还未签正式合同。

找到了接收单位，有了留京指标，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

要是后来故事的发展按此剧本进行，此刻我可能会是奋斗在水产战线的一员了，但从多年看电视剧总结的经验来看，剧本每到关键处就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行话叫“戏剧冲突”。

在我的真实版生活剧本中发生的变化是：此时国家教委到北语来招聘了！

国家教委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几乎每年都会来北语招聘，那年因为种种原因来晚了些。

学校老师推荐我去应聘。

国家教委和水产公司的对比是强烈的，一个是国家部委，一个是市级的水产公司，一个工作环境舒适，一个工作条件艰苦。要在这两家单位间做一个比较和选择并不难，我的倾向不言自明。

但首先我得通过国家教委的面试。

面试就在教委，位于大木仓胡同，西单附近。由于对交通状况估计不足，如此重要的面试我居然迟到了十分钟。

留给面试官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样，还好他们没有取消我的面试资格。

国家教委实际招人的部门是外事司，就是负责与国外教育交流的部门，面试也由外事司负责。

面试官一共三人，过程也很简单，就是用英语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回答问题。前面过程顺利，毕竟很多内容都已经说了好多遍了。意外的是最后男考官提出让我用英语说一个笑话，这是以前没遇到过的。还好就在前几天刚看了一个笑话，于是略一思忖，我把笑话说完了，包袱抖开，考官们居然也笑了。

面试完就回学校了，到底结果如何自己完全没有把握。还好没有让我等太长时间，过了不久，教委来信儿了：面试通过！

生活电视剧的一集到此该告一段落了，但电视剧每一集的结尾通常都会留一个“扣子”，即下一集的新的戏剧冲突：别忘了此时我已经和水产公司草签了就业协议，虽说只是草签，但对学校来说，我算是已经有了接收单位的人了，每个学生只能有一份就业协议。

一女不能嫁二夫，除非第一家同意解除婚约。

谈何容易！

剧情继续向前发展。

怎么跟人解释？说我找到了国家教委的工作了，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更好，说我不想和你们签了？

谁都不会乐意听到这样的解释，毕竟他们也需要招人，毕竟他们已经和我草签了协议，毕竟如果我退出就会耽误他们的招聘计划。

但是没有办法，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耽误时间，对我来说却是关乎未来人生走向，硬着头皮也要解决问题。

实话实说怕刺激水产公司，我决定撒个小谎：我准备上研究生了，先不工作了。

请原谅我的不诚实，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接待我的就是面试时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对实情也能猜出个几分，但没有点破，只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很遗憾你不能来，我们是真心想要你的。”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解除草签协议。

谢谢！！

带着一脸惭愧，长吁一口气，拿着水产公司出具的证明回到学校，心想这下好了，我可以和国家教委签约了。

生活剧本的编剧却不想让故事如此平淡地发展，新的困难又来了：因为此前我已经和水产公司草签了就业协议，相关信息此时已经转到北京市教委备案了！

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把备案改过来，理论上我还是和水产公司签的约，我的留京名额在那边，而事实上我已经和他们解约！

按照学校学生处老师的指示，我拿着材料又来到了北京市教委，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态度和蔼，也许他也能理解找工作的不易。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算是真的电视剧也不能如此一波三折吧！

工作人员还是用很和气的口吻说，由于材料送得比较晚，而且从性质上讲我的手续应该算作“改签”“改派”，流程会复杂些，而现在大家手里都忙着“首签”“首派”的工作，暂时还顾不上“改派”的，让我先回家等着，九月份再来。

啊？！

哆哆嗦嗦地问这事会不会黄了啊，该工作人员笑着说，不会的，放心吧，你这手续都是全的，再说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说黄就黄了呢。

说是让放心，哪能放心得了，但是不放心又能如何？

和国家教委通报了一下进展，他们倒是挺放心，说那你就回家吧，等九月份回来再办。

多少放心了些，看来是有过类似的情况，至少从语气上判断他们没有要取消协议的意思。

带着这种心情我回家了。父母对这段一波三折的剧本毫不知情，转述的时候我也只是简单叙述了一遍，报喜不报忧已经慢慢成了一种习惯。在外面久了，我所处的环境已经不是父母所熟悉的环境，没有必要给他们徒增烦恼。

在家里待的两个月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生怕中途出现意外。但也只是不安而已，我能做的实在不多，唯有等待。

等待期间我还去义乌电台打了几天工，正好他们在招临时的嘉宾主持人，我正好闲着，双方一拍即合。

义乌不大，人与人之间都隔不了六度空间，转两个弯就能发现有共同认识的人。不久他们就发现原来早就认识我大姐，她在义乌新华书店工作多年。我临回北京的时候，他们还问我姐：你弟弟能到我们这儿来上班吗？姐姐笑答：估计够呛。

不安的等待终于结束，按照北京市教委给出的日子我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生活剧本没再出现意外——这个剧本已经够长了。

顺利办完了手续，顺利和国家教委签约。

1994年9月5日，我工作了。

变化发生在每一天

国家教委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我所在的部门是外事司，和我同时进入外事司的还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侃，他被分在亚非处，我在礼宾处。

单位提供宿舍，宿舍就在国家教委院内一个老式的筒子楼里。我的宿舍在筒子楼的一层，就在公共厕所旁边，和厕所就隔一堵墙。虽是一幢老楼但建筑质量不错，在宿舍基本听不到厕所冲水的声音，只是墙面有些掉皮。

宿舍面积不大，只有六七平米。当我把箱子搬进屋的时候，发现里面放着两张单人床，因为按规定每间宿舍要安排两人，就算是六七平米的宿舍也是一样。屋里就两张床，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见此状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对工作后美好前景的畅想立马凉了大半，暗想这条件还不如大学宿舍呢，但又一转念，也许刚工作时都这样，条件艰苦些，慢慢地总会有所改善。再说了，大学里毕竟是四个人一个房间，这儿，不是两个人嘛，有提高。

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自己找点理由宽宽心。

幸运的是“规定”中的同宿舍的另一个人从未出现，也许是有了更好的住处，也许是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等了一个月后，我非常“热情主动”地把另一张床请了出去，搬的时候心里还有些犹豫，万一哪天那人又来了怎么办？但又一想，我不能总等着另一只鞋掉下来吧，万一那只鞋一直不掉下来呢，万一压根儿就只有一只鞋呢？先搬了再说。

直到数年后我从宿舍搬走也没听见另一只鞋的动静。

搬走了多余的单人床，再设法找了两张桌子，一把椅子，买了简易衣柜、台灯等物，安上窗帘，我的家就建成了。

看着自己的成果心里更得意了：你看，大学是四人一间，现在工作了条件就是不一样，我，单间！

后来看过一部电影名叫《混在北京》，是由张国立主演的，说的就是一群漂在北京的外地人的故事，故事的场景就在一座筒子楼里。看到电影中每到饭点大家都在走廊里做饭的场景时我不禁心生无限感慨，创作者真是太有生活基础了，因为那就是生活中的真实场面。

筒子楼里没有厨房，厨房就在走廊。

我把一张桌子放在门外走廊里，算是我的操作台，又买了油盐酱醋等各种调料，添置了燃气灶及锅碗瓢盆菜刀砧板等物件，还设法弄到了一个煤气罐，由此我的厨房也有了！

有煤气罐就要换气，换气站就在辟才胡同，离宿舍不远，但怎么把煤气罐运过去是个问题。好在我还有辆自行车，找了根钢筋，敲敲打打的，鼓捣着做了一个架子，夹在后座固定住，然后把煤气罐挂在架子上，至此煤气罐运送工具自制成功。

从小看父亲经常捣鼓着做这做那的，解决了不少问题，现在轮到我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丰衣问题不大，足食可能有点问题。在此之前从没做过饭，在家都是母亲做饭，吃现成的，在学校也都是吃食堂，最多就是拿个酒精炉煮点方便面。在教委也可以吃食堂，但总觉得既然工作了，应该自己做点饭了。

没做过也不要紧，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没亲自做过饭，但好歹见过别人做，多少明白点炒菜的程序，无非是油盐外加葱姜蒜，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以及放多少的事，多试几次也就知道了。

从小母亲就鼓励我多多自己动手，小学时就学过洗衣服甚至缝扣子，有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是“第一次洗衣服”，母亲知道后颇为得意地对我说：“听我的没错吧，自己亲身做过的事写起来才能写得生动！”

在若干次不太成功的尝试后，我终于可以给自己做饭了。虽说做出的菜品相不甚中看，但熟是一定的。至于味道么，反正我吃着不错！

做给自己吃的，何必强求品相！

如果说做饭容易有成就感，刷碗就比较烦人了，能对付就对付，有时一懒就放下了，安慰自己说一会儿再洗，结果一忙别的事就忘了，有的时候赶上第二天也忙的话，这一放可能就是几天了。有一次下班回宿舍，忽然发现走廊外的我的厨房操作台（就是那张桌子）干净异常，所有餐具摆放整齐，而且都已经刷洗得干干净净，顿觉惊诧不已。明明记得走的时候没洗碗啊，难道真的有什么拇指姑娘七仙女或是屋里贴在墙上的美人化作真人帮我洗的？不可能啊。莫非是住在楼里的哪位姑娘对我有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好感？什么线索都不留岂不是做了无用功了，好歹也让我知道你是谁啊。

整个楼道转了一圈，只见同事们个个神情自若，看不出有谁做了好事不留名的。

就这样满腹狐疑地过了几天，有一天也是刚下班回家，正好碰到隔壁同事的妈妈走出房间，我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结果老人家忽然开口说：“门口桌子上的锅和碗是你的啊？”“是啊。”“我那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太脏了，我就帮你洗了啊。”“啊？！谢谢谢谢啊！”窘得我满脸通红，还好楼道比较暗，看不清楚。

原来是我想多了，估计是那阵言情剧看多了。

不过幸好有了这段时间的锻炼，几年后赴英国留学的时候，轻轻松松地就可以做出几个菜来，偶尔还可以请同学过来尝尝“地道”的中国菜。您还别说，几个英国同学吃完都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连连称好！

当然我可能放了点味精。

但至少说明我能做饭！而这都是在筒子楼里打下的基础。

正所谓技不压身，有时无心插柳，却常在不经意间发现柳已成荫。

有时正做着饭，李侃正好从食堂打完饭回宿舍，还常常拿我打趣——哥们儿，别太辛苦做饭了，省不了几个钱的！

——哥们儿，过两年留学就能用上了！

如果能透视未来我一定这么回答。

显然我没有透视未来的功能，因此那时候也不是为了以后留学才去学做饭，只是想做饭了，就去做了。

决定自己做饭虽不是因为钱的事，但那会儿的工资也的确不高，基本工资加上奖金补助什么的，一共也就五百出头。

不多，但也没觉得很少。父亲和母亲都是三十多年工龄的老教师了，印象中他们的工资也就几百块，而我一毕业就有几百块，不错了。

我不是个很贪心的人。

觉得屋里有点太安静了，有一天领了工资就去买了一部收录机，还是双卡的，花了一百多块，绝对算个大件了。好歹屋里有点动静了，增添了点生活气息。

又过了几个月，攒了攒钱，我又添了另一大件：电视机！牡丹牌的，十四英寸，彩电，还带遥控的！

这让我着实得意了一把。家里买彩电也才没几年的事，我这刚工作还不到半年，就买了彩电了！

从九月份工作到春节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根本攒不下什么钱，还好这时我还在北京电台做兼职主持人，还时不时地有些配音的工作可以挣点外快。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给母亲递上了一千元钱。

钱不多，但是个心意。我想告诉家里的是：我工作了，我独立了，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可以给家里挣钱了。磨合中，请注意

刚开始工作后的第一个月是最痛苦的，因为环境改变了。

这儿不再是学校了，这儿是工作的地方，这儿是真正的“社会”了。

身份也变了，你不再是学校里的高年级“老人儿”了，在这儿你是最新的新人。

生活的节奏也改变了，不再是学生的生活了，而是真正开始工作了，正式的工作。

有时下班后无处可去，就在办公室里待着，后来办公室里也待得无聊了，就走出教委大院，绕着街道转圈。一到周末，就骑上自行车回北语，再找原来的老朋友一起聊天一起打球，经常有人忍不住问：你怎么还没毕业？

总回学校也不是长久之计，不管愿意不愿意，转变都要发生。

生活方面只是觉得有些无聊而已，而对工作却是有种莫名的紧张。

我也算是有过一些工作经验了，包括在电台和在实习的公司。

可那不一样啊，那是在实习，那是在做兼职，做得再不好，总还有退一步的空间，总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只是个学生。而现在不一样了，这是一份正式的工作，长期的工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我也不再有一个空间可以退回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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