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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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套装 (中华书局出品)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精)
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精)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精)(中华书局出品)目录
CONTENTS序言
台区首大 天道酬勤 戴莉珍茉莉二手书店
真的真得 由藏转介 府军、顾正坤真德公司
不问出处 借树开花 付国君盘龙公司
廿年持守 今得正果 傅天斌毛边书局
先知早觉 爱旧重新 胡同布衣书局
少年入行 由书转画 黄舰朗润轩
公私转换 四代持守 江澄波文学山房
钟情书版 独辟书径 姜寻模范书局
古旧并重 开店多家 蒋德森淘书斋
帮工喜业 陶然书佣 阚炜学人书店
古旧巨擘 私馆最大 孔夫子旧书网
由红转旧 线上为优 刘国军桂林老书铺
转战南北 所聚唯善 李锣笙笙歌精舍
旷达人生 无为而治 马一我们书店
十三入行 乐观现况 欧阳文利神州旧书店
偷艺宝岛 书陈民宿 冉大缥缃书局
后起之秀 位居厂甸 任一峰一峰线装书店
两代沉醉 拓延异域 苏赓哲新亚书店
偶入书行 持续屯货 陶相伯群芳阁
专注精品 深耕东瀛 王德双德堂
白手起家 独辟书径 王汉龙青简社
群贤毕至 雅臻流觞 文白尚书吧
偏嗜鲁闻 转爱立体 文自秀何妨一上楼书店
旧日芳华 香居书卷 吴雅慧旧香居
旷达人生 追逐花开 原晋省心阁
结义营书 独创群落 郑金才桃园书院
返回总目录序言谁是中国的第一位旧书商，历史资料未见记载，而关于中国最早的旧书店，褚树青在《民国杭州旧书业》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书肆业，古已有之。据文献记载，汉时就已萌芽，至宋元而备盛。”
可惜这样的记载没有点出第一家旧书店的名称，然后褚树青在文中跨过宋元直接讲到了明代，举出的例子则是明末的汲古阁主人毛晋，他认为正是毛晋张贴布告征集宋版书，由此而将中国的书业作出了两分法：“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两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是否将中国新旧书业的分水岭定在明末，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从明中期开始，古旧书业确实兴旺了起来，然而此行业的经营跟新书的区别较大，经营新书者无非就是低买高卖，在其他方面用不着费太多的心思，而经营古旧书业者则不同，从业者需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才能在此业中讨生活。正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使得一些旧书业店主成为了目录版本学界的行家。张祖翼在《海王村人物》一文中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谈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
经过多年的修炼，一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水准超过了许多读书人，以至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最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必备书。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不仅与专家、教授有共同语言，很多还是要好的朋友。书店的经营作风多数是规矩的，对待客人是诚恳的，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在周越然的观念中，书估是句骂人话，但他也说，大藏书家黄丕烈遇到好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友，遇到坏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估。由此可以品出这样的概念：其实书商跟任何行业的经营者一样，都是有好人有坏人。正如黄丕烈，他既是藏书家又是一位书商，如果他把书商都视作坏人，那他将如何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黄裳在《访书琐忆》中并不认为黄丕烈经营书就变成了坏人：“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
黄丕烈给后世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写的那些书跋，他的书跋被后世搜集在一起编成了《荛圃藏书题识》一书。因为黄丕烈在生前并未将他所写之跋留底，故后世只能从各种书中将他的跋语摘录下来。黄丕烈的跋语书写方式别有生面，对于这些书跋的价值，傅增湘在《思适斋书跋序言》中给出了如下的高评价：“荛圃当乾嘉极盛之时，居吴越图籍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广远，于古书板刻先后异同及传授源流，靡不赅贯。其题识所及，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举世推挹之，宜矣。”
看重黄跋者绝非傅增湘一位，黄跋的搜集也逐渐成为了一场运动。大约在光绪二年，潘祖荫就搜集到了80篇黄跋。到了光绪十年，缪荃孙继潘祖荫所辑之后，又从各处抄得黄跋两百余篇，刻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此即初刻352篇，署名为潘祖荫辑。此后缪荃孙继续搜集，将所得录为两册，江标借去其中一册，在湖南刻成《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其中收得黄跋70余篇。因为江标借书时并不知道缪荃孙还有一册，故缪荃孙又将江标未刊的那一册于民国元年以铅字排印方式刊于《古学汇刊》第一集目录类，收得黄跋50篇，命名为《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到了民国八年，缪荃孙复从乌程张氏、刘氏、松江韩氏、海盐张氏抄得若干，章钰、吴昌绶又补辑若干，再加上之前三次刊刻，共录得黄跋622篇，编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且附《荛圃刻书题识》。后来王大隆又辑刊《续录》四卷，收得黄跋117篇，以及《再续录》三卷，收74篇。而几乎同一时期，又有李文裿所辑《补录》28篇。可见，黄丕烈的跋语在书界极受重视。
然而有人却说，黄丕烈在书中写这些跋语，其目的乃是为卖书作准备，这不过是一种广告行为。在这个问题上，黄裳秉持相反的立场：“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黄裳先生的所言甚有道理，因为黄跋中有不少记录了买书时的价格，以及他所得到的该书有如何的缺点等问题，这显然违反了广告业的规则。反过来说，如果黄丕烈写书跋是为了给卖书作准备，那当然要把该书写得全是亮点，即便该书有明显的缺憾，那也应当像鲁迅在《人生论》中的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既然并非如此，那么把黄跋视为广告的这种说法，显然有小人心和君子腹之辩。
既然黄跋不是售书广告，那么跋语是否能够兼顾这样的作用呢？至少黄裳认为这种猜测能够成立，他在《访书琐忆》中直言：“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这句话指名道姓地点出恰恰是汇编黄跋的缪荃孙做过这样的事，对于其具体做法，黄裳在文中说：“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晚清民国间，有些旧书店开始印刷售书目录，而后寄给潜在的买家。黄裳认为，开此先河的人物是缪荃孙。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古旧书业原本就是一门生意，既然是商业行为，做广告不但不是错，反而是一种正常的营销手段。到如今，广告公司遍地，然绝无人指责做广告是不光彩的一件事。虽然中国一向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古人做广告似乎也并未受到社会的非议。而缪荃孙的这种行为受到非议的原因，依我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给自己的书做广告，而是他在遮掩，这种不坦荡让人颇感不快。
在一般人眼中，古旧书业乃属暴利行业，正是因为这个缘由，使得很多爱书人对书商有不满之词。但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则说：“或谓业旧书者以贱值收进而昂价出售，一转手间，获利十倍，远非他业所可企及；但事实则不然。”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论断呢？陈乃乾在文中解释道：“惟旧书业之进货，必从向有藏书之旧家；此种旧家，虽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书，而旧家之气焰依然仍在，故其态度常在可卖与不卖、似卖与非卖之间，若不运用手腕，便无成交之望；且旧家不常有，非若工厂之日夜造货也。此旧书业进货之难，不同于他业也。”
新书行业与旧书行业迥然不同，因为新书可以按市场需求来定产量，如果某书畅销则可以大印特印，但古旧书行业则不同，即使社会上对某一类书需求大增，旧书商却无法收到大量同类之书来迎合市场，这正是古旧书业的特殊性所在。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某位学者需要某一类书，只能靠书商代为搜集。虽然说这种做法会让古旧书商赚取一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些书商的存在，单凭学者本人，可能要花费成倍的气力都难以搜集到那么多相应的资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有古旧书商作出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书籍产生之后也就有了书业的经营，而这种经营就产生了书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书在使用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流通，因此又出现了旧书商。旧书商的存在则使得一部书籍能够被更多的读者传阅，因此说旧书商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而旧书店则是旧书商的经营场所。
对于书店的称呼，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称：“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经籍铺’等。叫‘书店’、‘书局’、‘书馆’是以后的事。”从这些称呼可知，在历史长河中，旧书店虽有名称上的变化，但却能延续至今。虽然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旧书店，但能长盛不衰者却极其少。朱联保在《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一文中说：“扫叶山房，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书店，有四百多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
一家书店能够经营四百多年，真可谓是奇迹，可惜这家书店在民国年间歇业了。余生也晚，我不仅没能赶上扫叶山房，甚至琉璃厂在民国年间的辉煌时期也未能目睹。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北京的一百多家旧书店均合并进了中国书店中。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书店跟其他城市的古旧书店一样业务全部停顿。周岩在《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中写道：“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直到“文革”后期，才有了有限的开放，古旧书的出售根据内容分为了六类，而每一类对应不同的购买群体。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旧书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的书大多数得以返还，而这些书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场。根据相应的政策，各地渐渐出现了一些旧书摊，若干年后，这些旧书摊有的变成了古旧书店。从1956年合营时消失的私人旧书店又再次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再次兴起的私人古旧书店，如其他行业一般有起有落，这样的起落除了受正常的商业规律影响外，同时与网络的冲击有关。有不少的人喜欢网上购物，而不愿意再到旧书店去费力淘书。此外，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喜欢电子阅读，这也对纸本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爱书人士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纸本，而对有着历史痕迹的古旧书则更多深情的偏爱。以我的感觉，这样的偏爱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心结，更多是因为纸本书尤其是古旧书能给爱书人心理上的愉悦。尽管网上购书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到实体店翻阅那些纸本所伴随的意外之喜，这是网络购书所不能给予的，想来这也正是旧书店存在的必要性。
有人把古旧书行业视为夕阳产业，我不想展开这样的讨论，毕竟社会处在巨变期，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使得很多历史经验不再值得借鉴。因此我也不知道旧书业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决不会改变，而古旧书店的存在乃是爱书人最主要的快乐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书人的存在，那就应当有古旧书店的一席之地。
近些年来，我陆续访问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影响力的古旧书店，而后我将所见所感写成了一篇篇的小文。如今，将这些文章汇为这本书。当然，我去过的旧书店毕竟是现实存在中的少数，因此我不能说这些旧书店代表了整个中国古旧书店业的整体状况，然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却足膺窥一斑而知全豹一说，它们至少代表了当下古旧书业的喜怒哀乐。而我的古旧书店之旅也并不会因本书的结集而止步，我还会继续地走下去，去探访更多有特色的私人书店，想以此来记录下社会转变时期的私人古旧书业实况。韦力序于芷兰斋2018年5月8日台区首大 天道酬勤戴莉珍茉莉二手书店
2014年1月，我第一次前往台湾，书展讲座之余，我拜访了旧香居书店。第二天晚上，承蒙店主美意，请了一帮爱书人一起聚会，在场者有傅月庵先生。我与傅先生已多年未见，前些年听说他已离开远流出版社。晚餐结束后，傅先生送我回酒店，在路上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茉莉二手书店工作了几年，就经营规模来论，此书店乃是台湾地区最大的一家，并且这家书店有着独特的经营理念。一家二手书店能有这么多的想法，这当然令我很新奇，然而当时我的行程安排已满，来不及参观这家有个性的书店。
四年过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台北，这次当然要目睹一下茉莉二手书店是怎样的情形。此次前往台北的原因与上次类似，也是要在书展上举办一场讲座。活动的邀请人乃是文自秀女史，她告诉我说，他们策划在书展中安排一场古籍珍本拍卖会，而此会之前则是请王强先生与我在会上搞一场对谈。
到达台北桃园机场时，文自秀与一位年轻人在那里等候，她介绍称，这是茉莉二手书店老板戴总的公子，于是我礼貌地称呼了一句：“戴先生好。”这位年轻人马上更正我说，他叫蔡维元。为什么父子不同姓？因为初次见面，我没好意思问及这个隐私。在前往酒店的车上，我跟这位蔡先生聊了一路。由此了解到，这位年轻人原本对二手书业也没太大兴趣，但后来家中将整个书店的经营渐渐地交棒于他，于是蔡先生也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书店的经营与创新方面。茉莉二手书店招牌
蔡维元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其言谈举止有条不紊，能够看得出他不仅有着与时俱进的理念，在经营方面对买书人的心理也颇为谙熟，这跟传统的旧书店业主身上那种固有的经营理念有着较大的差异。
到达酒店时，蔡先生找停车位，文自秀带我去办入住手续。我马上问她，为什么戴总的儿子不姓戴。文自秀睁大眼睛说：“戴总是他妈呀，他当然要随父姓。”到这一刻我才知道戴总是一位女士。而文自秀告诉我，戴总考虑到我旅途劳顿，她今晚就安排在这间酒店的楼上吃饭。我此次住在了台北喜来登大饭店，此饭店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其实原本文自秀给我订的酒店位于书展不远处，但几十年前童安格唱的那首《让生命等候》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歌词中的“走在忠孝东路，徘徊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路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最能让人有一种蓝调色彩的忧郁。
我此次来台北当然没有忧郁，而且我也坚信此次来台北没有选择的错误。虽然说我来到台北的前一天花莲地区发生了地震，抵埠的这一天也连续发生了多次余震，但我宿命论地认定，吉人自有天相，显然我把自己归为了吉人之列。不过我选择这家饭店其实也并不是为了避震。文自秀问过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告诉她自己在网上查到的信息，这家酒店的防震级别很高，但这不过是一句搪塞。我想住在这家酒店的唯一原因，就是暴露了年龄的那句忠孝东路。
放下行李来到了酒店楼上，原来这里有着台北著名的食肆，而戴总已经在此等候。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你这么高。”而我也借用了她的话说了句：“原来你这么年轻。”文自秀只好说：“算了，算了，你们先别互夸了，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虽然是初次见面，聊天的时间也并不长，而我却感受到了戴总言谈举止间的真诚与直率。从名片上得知她叫戴莉珍，乃是茉莉二手书店的幕后老板。原本她是该店的总店长，同时管理着几家分店，在近些年她渐渐放手让儿子来介入经营，逐渐地在做交棒准备。因是初次见面，我不好意思问她，为什么在自己精力旺盛之时要退居二线。但想来作为一位经营者，她这样做必有其道理所在。（戴案：我目前对外职位是茉莉创办人〔自己给的职位〕，主要是因为已将经营权交给孩子蔡维元处理了，他已经32岁，应该要让他承担责任了。孩子职位为执行总监，相当于总经理，董事长是我先生蔡谟利，因为他是我的后援支持者，所以他只是挂名不管事。）
戴莉珍告诉我，茉莉二手书店她不是创办人，而是由丈夫的家族所开办。她先生是从金门来到台湾，家族中已经有人在牯岭街开办过书摊，后来牯岭街的书摊被政府统一安置到了光华商场内。再后来家族内部分配财产，戴莉珍说当时家族内总的固定资产有两栋房和一个书摊，这个书摊分给了婆婆。戴莉珍跟先生觉得他们在台北想要站住脚，总得有一门长期的生意，所以很希望能将书摊接手过来独自经营。经过家族内的商议，这个书摊的转让价定为了250万台币，相当于当时台北一间69平方米五楼公寓的价钱。
而此时是1991年，一个书摊做价这么高，确实很贵，戴莉珍跟先生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现钱。虽然如此，他们夫妇二人仔细地盘算一番，还是觉得应当将书摊拿下，于是他们将自家的住房抵押给银行贷出了这笔款项。那个时期银行贷款的利息很高，年息达到了百分之八，他们每月的还款额仅利息就有两万多块。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贷下了这笔款而后将书摊拿下。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代价买下一个书摊呢？戴莉珍谦虚地告诉我，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所以只能接下书摊将其经营下去。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力，使得他们夫妇二人动了很多脑筋来经营这个书摊。第一步就是改善书摊的环境。他们将书架重新改造，尽量能够放下更多的书籍，又让灯光更明亮。而当时的光华商场内没有冷气系统，他们夫妇接手后自行安装了冷气机，使他们的书摊成为了光华商场内第一个安装冷气的书摊。从接过书摊的第一天，蔡先生就努力地从外面收购书籍。当时的经营方式是：戴莉珍在店内守摊，先生出外收书，那时收书的渠道主要是废品回收站，同时也有些人会送书上门。
这样的经营当然颇为吃力，但有时也会有意外之喜。戴莉珍说他们从婆婆手中接过书摊的第一年就收进一批东西，这其中有两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当时的收购价很便宜，大概只花了几百块台币。有位客人到店里看到了这两幅书法作品，便问售价是多少。戴莉珍说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开价，只好让对方主动报价，对方一开口就是六万块。这个价格吓她一跳，她立即将这两幅书法作品拿给此人。没想到刚一开张就有了三个月的银行还款额，这让她大感开心。
这件事对戴莉珍影响较大，让她增强了经营二手书店的信心。而后她想了很多办法来搞书店的创新，这使得店内书的收购变得容易了许多。我问如今的货源，戴莉珍告诉我，现在出门收书跟客户的主动送书各占了百分之五十，这让她在货源上的压力基本得到释放。然而正当他们在光华商场经营得较有起色时，却听闻这个商场要被拆迁，此时的茉莉书店已经在此经营十年了。整体的拆迁是不可抗力，为此他们经过一番筹划，于2002年在台大附近租下了一间地下室，而此次的变化让茉莉二手书店有了华丽的转身。（戴案：茉莉大约有三个重要的华丽转身点：第一个是草创期，舅舅介绍婆婆买光华商场书摊。刚开始每天营业额约1000元，我先生辞掉工作全心投入后，平均每天营业额在5000—7000元以上，最高曾经达到万元。第二个是婆婆将经营权转让给我们夫妻。我们夫妻经营以改善环境、努力收书、努力开源为主，当时眼睛睁开就是赚钱！赚钱！到了年底，为了多收书与赚钱，把小孩送回娘家让妈妈照顾，除夕夜在台北吃完年夜饭再坐飞机回屏东看孩子。回想起来真是心酸，想哭。好在先生努力，平均每天营业额约一万元。先生会把书都整理好，我去店里只要负责卖书、收钱、看书，另外把家庭照顾好即可。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应该就是如此吧！那时候我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而已。第三个转折点是台大分店的创立。因为光华商场一直有拆迁的传言，让我们有另起炉灶的想法，也靠先生细心，找到台大商圈一间地下室可以经营，从此我从一位家庭主妇转身成为一个经营者。也因为媒体不断报道台大店，我常对自己说既然上了舞台，就要努力把舞姿练好，努力鞭策自己今天要比昨天好，就这样成就了今天全省有六家分店的茉莉二手书店。）
台北的牯岭街原本是台湾地区最著名的旧书街，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要对道路进行扩建，相关部门就利用光华桥下的剩余空间建起了一座光华商场，以安置牯岭街的旧书摊。黄振谊、刘中平在《连锁二手书店营销策略之研究：以茉莉为例》一文的序论中写到了这个转变过程：“其实在台湾光复初期时可说是台北旧书店黄金岁月的开始，由于光复后台北牯岭街有许多的日式住宅内有许多被丢弃的书刊、艺品被拾荒的小贩接收后拿去路边贩卖，当时路边摊是不会被取缔的，所以就有许多的旧书摊在牯岭街摆摊贩售，公元1954年到1969年是牯岭街鼎盛的时期。一直到1973年因为牯岭街路面改建工程，市政府安排旧书摊移到光华桥下所辟建的光华商场，不过由于内部空间简陋，让旧书摊的经营意愿低落，而使旧书摊呈现迅速锐减的样态。”
因为属于安置性质，光华商场内的经营环境并不好。李志铭在《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一书中也写到了光华商场经营环境的恶劣：“早期光华商场并没有空调（加装中央空调系统是在1986年以后的事），也没有挂牌子，一到夏天就热的要命。地下室空气很差、通风设备不够，电灯数量也不足。每单位的灯光设施只有一二个电灯泡，整个商场空间感觉相当昏暗，再加上旧书的陈腐味。据陈姓老板说，每年夏天到这里逛书摊而晕倒的，总会有好几个人。”
如此恶劣的环境，这里的旧书店经营状况显然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为什么光华商场的旧书店却在后来产生了那么大的名气呢？李志铭在其专著中谈到这样一个契机：“落成之初，光华桥地区位于台北市边缘地带，周边重要交通干线仅有纵贯公路（今行经光华桥下的八德路）以及旧铁道干线交会，来此逛街购物的人潮稀少，生意相当清淡的情形持续七八年左右。1979年以后，开始有中华商场的部分骨董店家、电子零件业陆续进驻光华商场。1981年，袁集成先生开始在光华商场上层成立骨董、玉器、文物、字画之定期拍卖会。自此便开始吸引大量买家前来，也集结了更多的骨董玉器摊商，人潮遂逐渐汇聚。当时在八德路上的商家几乎都是骨董店。”
看来是古董店的拍卖带火了光华商场，而后光华商场的旧书业渐入佳境，吸引来很多资本雄厚的商人的投入，而光华商场内的旧书摊位也变得炙手可热。如此想来，戴莉珍的婆婆将书摊做价250万台币，恐怕跟光华商场摊位大火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盛极必衰的规律在，而光华商场旧书店的情形也是如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台湾诞生了大量的出版社，其数量之多、竞争之激烈，对二手书店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李志铭在其专著中写道：“这段期间出版社已突破三千家，每年出书量更超过了一万种。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之下，无论在书籍装帧或印刷装订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文星时期盛行的四十开本逐渐隐退，三十二开本以至二十五开本成为新时代主流。新书大量生产的结果，不仅瓜分了原本有限的旧书消费人口，同时也因此制造出许多过剩的回头书。旧书业者虽然不必担心无书可收，却影响到整个旧书业层次，使之逐渐趋于大众化。讲究版本价值的古书店屈指可数，却陆续出现越来越多的二手书店。”
正是因为新书的产量过剩才渐渐诞生了二手书店，想来茉莉二手书店也是适应了这种大势，但这种大势会使得光华商场内百余家的旧书店产生经营品种上的匮乏。按照李志铭的所言：“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光华商场旧书摊一路‘失据’，数量逐年减少。在现存的旧书摊位内，几乎将近一半以上都是教科书与考试用书，地上则杂乱堆满了各类流行杂志，而在剩下的摊位空间里头，言情小说、漫画、医学、数术类等书籍又占去了大约七八成左右，文史哲绝版书所占比例已不到全店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有些摊位经常缺乏‘新货色’，久了之后便不再能吸引固定客人，有熟客甚至每次花不到半小时就可以逛完。”（戴案：光华商场没落大致原因有：1．当时台北中华路西门町拆除，所有的厂商需要找个点继续经营，而光华商场为第一个选项，加上经济不景气，楼上骨董玉石生意不好，因此将摊位让给电子业者。2．当时经营旧书摊者第一代很努力地收书卖书，所得置产买房，但到了第二代因为收书辛苦，加上电子商品兴起，纷纷转向做相对轻松的电子商品买卖。）
如此说来，光华商场内的旧书店如果继续本持着原有的经营方式，显然会产生经营上的困难。为此，很多摊主将摊位出售，离开了旧书行业。但戴莉珍夫妇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决定转移他地继续经营，但在经营理念上，要有凤凰涅槃式的蜕变。对于这一点，李志铭也写入了他的专著之中：“2002年4月，已在光华商场22号摊位苦心经营了二十载的‘茉莉书店’蔡老板夫妇，在深觉‘我们的下半辈子，难道还要固守旧书摊这一小块方寸之地？’的感叹下，决定另行创立‘茉莉台大分店’。除了维持原光华商场生意外，也开始对外和城邦集团等大书商合作，积极经营特价书生意。”（戴案：在光华商场的店名就是光华商场22号摊位，直到第二家店才正式命名“茉莉二手书店”。这名字的由来就是老板叫蔡谟利，老板娘叫戴莉珍，我们各取“谟”、“莉”谐音，因此命名“茉莉二手书店”。）
其实这场转变也让戴莉珍有着心理上的挣扎，她想改变传统旧书店给人的固陋印象，这就需要资金上很大的投入，而其先生显然比她的思路更为稳健，他不想冒如此大的险。在戴莉珍多次的说服下，他们终于在台大附近开起了一家全新的茉莉二手书店。但是他们将二手书店开成新书店的模式，显然让一些老的爱书人一时难以适应。台湾资深爱书人傅月庵先生写过一篇《茉莉二手书店》，该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茉莉小姐开店时，我有些担心。一年之后，茉莉书店成了我最常混迹流连的三家旧书店之一。”
傅月庵为什么有着这样的担心呢？他在该文中写道：“茉莉开店条件并不好，店面在餐厅地下室，蚊子多多，书量有限，书源也岌岌可危，除了号称‘媲美诚品书店的装潢’之外，似乎没多少可取之处。然而，也正因为这一新闻点，一犬吠形，众犬吠声，接连的新闻报导，带来人潮，也带来了烦恼。有人没书，诸法皆空。我甚至悲观认为，要不了多久，这家店或许就要被媒体所‘消费’掉了。”
然而事实上傅月庵的担忧是多余的，后来的茉莉书店经营情况越来越好。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转变，这当然令傅月庵有所思索。但他何以对这家书店如此关心呢？这件事还要从光华商场时期谈起。傅月庵在文中写道：“我很早就认得茉莉小姐。茉莉先生早早在光华商场开了第一家茉莉书店，我时常闲逛，总会在那里找到不少书，书都整理得很好，价钱也公道。茉莉夫妻，一个出外收书，一个在家看店，茉莉小姐笑容可掬的模样，常让我思想起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茉莉书店让人印象格外深刻，是他们会发贵宾卡，也举办周年摸彩赠奖等‘现代化营销活动’，这在始终坚守‘一律五折，爱买不买随你’信条，数十年如一日，相对传统保守的台湾旧书界，算得上是少见的创举。”
显然傅月庵在文中写的茉莉小姐应该就是戴莉珍，而戴小姐的经营姿态也很特别，她对顾客笑容可掬，这显然是对客人的诚心接待，同时她也会搞一些促销活动，可是在售价方面她并不去迎合买书人捡便宜的心理。她只按定价出售，而她的定价原则是新书价格的五折，更为奇特者，她拒绝还价。这跟古玩行业惯有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经营方式很不相同。但这些特点都使得茉莉书店在经营方面显出了自己的特色。
我好奇于戴莉珍为什么有这样的经营理念，其实我是想了解她为什么要坚持固有的售价。开书店显然是一门生意，而生意能够挣钱才是硬道理，让商品保持一定的利润，这是所有经营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戴莉珍这样的定价方式显然有其道理在，但这样不担心会得罪客户吗？戴小姐明确地跟我说，她不担心这一点，首先在成本核算方面她做过考虑。她告诉我说自己在台湾的7-11便利店工作过四年，学会了核算成本。
在光华商场开店时期，只有这样的经营策划才能保持一定的利润，而她需要有这个利润来归还银行的贷款。她自称是光华商场内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用不着跟客户在价格方面斗智斗勇，她就打出一副爱买不买的姿态只在那里负责收钱，只要有人跟她还价，她就一律不搭理。而第二天，我与戴莉珍在此聚会时，傅月庵也特意前来见面，我们又聊到了这个话题，傅月庵立即向我形象地描绘了当年茉莉小姐开店时的特有姿态。看来不按常理出牌也成为了戴莉珍经营的独特风格。（戴案：“她就打出一副爱买不买的姿态只在那里负责收钱”，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标价很有自信，加上我们有八五折会员优惠，所以只要是客人还价，我都会说：“请给这本书一次机会，如果卖不好我们再降价好不好？”通常我这样说了以后客人都会买单。还有一个现象需跟韦老师说明，早期光华商场不禁烟，因此常常会遇到书友在书摊内抽起烟，而我对烟呛味一直很反感，因此只要入我书摊抽烟者，我一律请他出去抽完再进来，这点原则也让我得罪了不少书友。）
对于茉莉二手书店的经营之道，傅月庵将其与本行业内固有的经营模式作了如下的比较：“大体而言，旧书店老板常有几种毛病，一是划地自限，认为这行业卑微不足道，无非讨个生活而已，因此不求甚解，看天吃饭，绝无所谓‘永续经营’的概念；一是刚愎自用，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摸过的书比你吃过的盐还多，因此执意创造市场供需，随兴定价，孤芳自赏。茉莉夫妻则是出格的一对，卖旧书卖了几十年，却愿意相信自己对‘旧书’所知仍有限，乐于多问多听多看。尤其茉莉小姐，精力过人，几乎像孔夫子入太庙，‘每事问’，问了不够，还真的就去做了。也因此，除了‘环保回收’、‘雇用残障’、‘所得拨捐’几个理想原则不变之外，转益多师为我师，在多方狗头军师建议下，许多构想都改弦更张，多所修正，如今客源依旧，书源多有，总算站稳阵脚了。”
显然傅月庵的比较仅是从大概念上突显出茉莉夫妻在经营上既有着谦逊的态度又有着坚定的理念，而这些理念的论述是不具体的。我在第一次见到戴莉珍时，也直率地问过她，何以能够由一家小书摊发展成台湾最大的连锁二手书店。戴小姐回答我说：“老大用‘天道酬勤’四个字来形容我的经营，我觉得他的所言很贴切。”后来她又给我详细说到对于“天道酬勤”的认同感，她说自主经营茉莉十六年来，这期间也投资过股票、基金，却没有一次成功，最后才知道自己没有天外飞来横财的命运，唯有一步一脚印地耕耘才有财运，因此后来就只投资茉莉事业，其他一律不投资了。
我马上追问她谁是老大，她告诉我说就是傅月庵。这个绰号也是出自光华商场时期，某天有人到光华商场问戴小姐：“老大来过没有？”她反问此人：“谁是老大？”对方告诉她：“老大就是傅月庵。”由此而让戴小姐了解到傅月庵在台湾旧书店的影响力，此后她有很多经营上的问题都向老大请教。她未曾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也就是到了2008年，老大竟然来到了她的店中，成为了该店的营销总监。（戴案：我和傅月庵相遇的确是在光华商场，那时老大认识我却从来不跟我打招呼，因此我在光华商场时期根本不知道有这号人物。是在开第二家店时，有人问我老大来过没，我还很天真地说谁是老大。老大当时任职于远流出版社，他的公司在我书店旁边，所以常来逛，我逮到机会就拿不懂的书问他。说一个笑话给您听，有一次我卖了一本书，书名叫《备忘录》，作者是夏宇，当时卖出价格是1500元，一本书卖1500元当然很开心。老大来店里时，我告诉他这本书卖了1500元，结果他老兄告诉我这本书再加一个零也卖得掉，也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卖15000元，当下也只能傻笑了。
与傅月庵先生建立信任感后，茉莉只要收到不懂的书，都会请教他，他是书虫，对于没看过的书也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在书海中游玩得很开心。关于经营方面，他对我的影响在于从心出发的管理。他曾经说过人不需要管，只要给他有兴趣的事做即可，因此茉莉同仁离职率不高。但因为四年前我聘了一位专业经理人来帮忙管理，他用大企业管理方式管理茉莉，导致老大离开、老员工纷纷离职，还好在去年因为我与这位专业经理人意见不同，他自行请辞了。这一切是我的决策失败要付出的代价。目前茉莉最重要是再把人才培训出来，稳定人事是目前我最重要又紧急之事。）
显然天道酬勤也只是形容一种状态，难道仅靠勤字就能成为一家著名的连锁店吗？晚宴结束后，戴莉珍给我发了条微信，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五点茉莉的经营之道，以此来回答我的疑问：
1．收书比别人快，业绩维持一定的增长：因为书源即是茉莉收入，只要书友电话来，在最短时间内安排把书载回店内。
2．报价比别人快，赢得书友信任：今日事今日毕，只要业务或宅配把书载回，隔天一定报价，书友惊讶报价速度，取得书友信任。
3．努力标价、上架：估完价后，将畅销书挑出清洁、标价、上架，让书友耳目一新，争取好业绩。
4．明确了解二手书赚的就是“回转率”，这是不二法门。因此常常鞭策自己勤收书、估价、标价、上架、调柜。
5．做出与同业差异化：挑战自己的极限，用不同的创新模式做出差异化。
由此可见，戴小姐善于总结，同时也善于创新。看来天道酬勤中的勤字也包括了她在经营理念方面的勤思勤考。（戴案：关于做出与同业差异化这部分的补充说明：我们的经营理念是环保、公益、阅读、敬天、爱人、惜物，因此我们所有的经营模式都是以这十二个字为基础。年底大扫除募书捐款、年终二手物义卖、圣诞节帮穷苦孩子圆梦，这些都是与同业做出差异化之处。以上这些差异化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书友提供服务。P.S.我们定位自己除了是书店业外，也是服务业。）
第二天下午，傅月庵、文自秀带我来到了茉莉二手书店台大公馆店。这一带是台北的市中心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化区，更为重要者，这一带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书店群。李志铭在其专著中写道：“台大公馆地区本身的交通地理优势，加上邻近台大学府的文教特质，共同形塑出精致文化与草根文化彼此交融的混杂地带，使得这里成为目前台北县市境内唯一最具规模的新旧书店大杂圈。”
茉莉二手书店位于一条小巷之内，巷口不足二十米处就是地铁新店线公馆站，台湾当地将地铁站称为捷运站。这条巷口的正上方悬挂着书店的灯箱招牌，穿巷而入，街巷两侧满是游客。旧书店选在如此繁华之处，料想租金不会便宜。里面是一排排的宿舍楼，在一栋楼的底商看到了茉莉二手书店的招牌。我注意到书店的门牌号是“罗斯福路四段40巷4号”。从外面看，书店的两个大橱窗玻璃落地，颇具时尚味道，与四围的小商店模式迥然不同。书店门口则戳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二手物募集中，捐物资、助家扶。”显然这样的公益募捐活动已经超出了旧书的范畴，而这也正是戴小姐秉持的经营理念。（戴案：书友带书来茉莉卖，茉莉会根据库存销售状况来评估价格，并不是每本书都会收。不收时，我们会询问书友是否要取回，如果不取回，我们会将这些书放在爱心取书柜，让来店书友选取。早期是让取书的书友自由捐款，但因为实在有太多书友误认为是免费的，所以后来统一规定取书必须捐赠10元。）公益告示
走进店堂，书店的格局呈T字形，收银台侧旁的方柱上挂着一条木制匾额，上面刻着“环保、公益、阅读、敬天、爱人、惜物”。戴小姐说，这就是茉莉书店的经营理念所在，而这个理念的总结乃是出自傅月庵先生。闻听此言，我立即请傅先生站在此匾前拍了张照片。
茉莉座右铭的右旁则是收银台，一位年轻有朝气的小伙子正忙着收银，戴莉珍介绍说，这是她的小儿子。看来，茉莉书店的第三代经营者已然崛起，渐渐接手这家颇具品牌价值的二手书店。收银台的侧旁则有一排木架，戴小姐告诉我，这里都是捐赠之书，有人捐赠，他们做相应处理后，会将所得书款赠于公益事业。而此架旁边还有一个环保公告，同样显现着本店的理念。傅月庵起的本店座右铭
戴小姐又拉开了两个大抽屉，里面放的全是一些各种商品的手提纸袋，她说这些手提纸袋也是顾客自愿捐的，以此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这也是重要的环保理念。而我在书店的侧墙上还看到了拍卖会的招贴画，上面印着文自秀主持的王强先生与我对谈的活动信息。在此店看到这样的广告，令我颇感亲切。
在店内入口处还看到了爱心取书柜台，这个柜台上的书一律10元新台币一本，这个价格在台湾地区已便宜过白菜价。所取之书由店员清点数量后，则请买书人将书款投入捐款箱，而此箱所得款项将全部捐给“家扶基金会”。
去年，茉莉二手书店与文自秀共同举办了一场义卖会，义卖之款就是捐给这个基金会。当时文自秀告诉我，此会是为了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实现自己一个小梦想，看来这样的活动乃是茉莉书店长期坚持的一项义务。而今在这里看到了现况，使我对该书店又增添了几分敬意。在我拍照过程中，始终有一位老人在慢慢翻阅爱心取书柜上的书，看得出他对这里的书有着一定的兴趣，我在等候老人取阅完毕之时又注意到，此架书的侧旁还有专门的紫外线杀菌机。这台机器的上方有着详细的说明，看来这也是一种好的卫生习惯。戴莉珍告诉我，这个紫外线杀菌机也是她的独特想法，因为她担心书放太久会滋生尘螨。
茉莉二手书店的经营环境确实改变了我固有的认识。这里窗明几净，一排排整洁的书，从外观看上去跟新书无异。随意抽出几本翻看，不但封面整洁，里面也新若未触手，这让我怀疑此处所售之书是否是从出版社买来的滞销之品。而傅月庵告诉我，茉莉书店绝不会干这样的经营，本店所售之书一律是使用过的二手书。戴莉珍则称，这里的书品相好，是因为上架之前先作了挑选，品相差的书已经处理给了废品收购者，品相好的书，本店会有专人进行清理。而后她带我走进了书店的工作台，果真在这里看到两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书的内外。我注意到，他们是在书的封面喷上一种溶剂，而后用刀片刮掉书上的不干胶残留，接着对书内进行清理。（戴案：我们清洁方式如下：1．先在书上面喷干净水把灰尘清干净。因为台湾装帧书皮有一层“塑料膜”，因此喷少许水不碍事。2．台湾新书销售时会贴一个售价贴纸，我们会用一种叫“去胶水”的溶济将贴纸去除，再贴上我们自己的贴纸。）
我对自己的书作了两分法，一种是珍藏之本，这类书我当然从不在上面胡乱涂抹，另一类则是使用之书，我的恶习都发泄在了这些书上，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划线作标记。我的那些使用之书要是处理给茉莉书店，显然会给这里的工作人员增添很大的工作量。面对此况，我道出了自己的恶习，傅月庵对我是一通安慰。戴莉珍告诉我，这两位负责清理的员工乃是母子，儿子在茉莉工作十六年了，四年前因为书店搬迁到目前地址，营业面积变大了，店里的工作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因此聘用了他母亲来协助他，而这位母亲如今也在这里工作四年了。
关于二手书的经营，我的确停留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下。大陆有不少的书店专门经营出版社的下架书，其实这些书跟新书无异，根本称不上二手，茉莉却强调绝不经营此类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此后我读到了《东方早报》上郑依菁所写《全世界的小书店都面临困难—傅月庵、李长声对谈“文学阅读与独立书店的命运”》一文，该文的内容乃是傅月庵与旅日作家李长声在思南公馆举办的一场对谈。当时傅月庵的身份是茉莉二手书店的执行总监，这场对谈当然会涉及到茉莉的经营理念，傅月庵明确地谈到了茉莉绝不出售新书，对于这样的理念，郑依菁在文中将其提高到了“操守”的高度：“作为茉莉二手书店的经营者，傅月庵对独立二手书店也有一套自己的节操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手书店决不能接受和出售新书。”如同新书店
当然郑依菁的所言乃是本自傅月庵的谈话：“如果是读者转卖的新书，我们可以接受，如果是出版社从仓库直接出来的新书，决不能接受。更不能看到《哈利·波特》好卖就偷偷去进新书，而应该等到半年后看完书的人卖出来才可以。”
看来二手书店也并非绝不经营新书，茉莉接受新书的条件乃是必须从读者手中回收而来，不能接受出自出版社仓库的新书，更不应当去进时令畅销书。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操守呢？按照傅月庵的话则是：“这是基本的伦理，这样独立二手书店才有尊严。”
在茉莉二手书店内还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铺装的木地板擦得锃亮，这里的读者全部自觉地脱鞋入内。我在其他地方的新书店都没看到这样的要求，一家二手书店却能够做到这样，真的令我大感新奇。这里的读者有人临窗遐思，有人席地而坐翻阅书籍，安静程度超过了一些公共图书馆，这也正是茉莉书店的特色之一。（戴案：木地板建置源自于茉莉高雄店，我们希望营造亲子共同阅读区域，因此在茉莉高雄店铺装了约78平方米的柚木地板。我们请了会说故事的妈妈，在每个月有一天来茉莉说故事给孩子听，以达到我们的“阅读理念”。后来台大店装修，也划了一个区域为木地板。因为台大店人潮太多了，无法请故事妈妈说故事，但也营造出亲子共读区块。）席地而坐
我从各种报道中都读到了褒奖之语。2004年7月上旬刊的《出版参考》中登载了特约记者丘谷雨所写《无心插柳的单纯：记二手书店奇葩—茉莉》，文中首先称：“在台湾，许多人把诚品书店作为书店形象的指标，不仅从装潢陈列，到顾客服务，甚至书种的选定、卖场的气氛、读者的品位他们都以诚品为标榜。诚品书店成为某些地区的地标之一，甚至也引领了部分台湾图书业者的发展方向。在诚品书店迈向第15年之际，被视为荒漠甘泉的二手书店，在城市的发展和出版泛滥的狂潮中逐渐呈现新的生机。”
为什么会把二手书店的经营场所搞得如此洁净无比呢？丘谷雨在文中又写道：“对于‘茉莉’如何造就二手书店的新经营形态，戴莉珍谦称，当初的动机只是非常单纯的想要给二手书店一个较为宽敞的空间。另一方面，家里的库存书实在是堆不下了，所以才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选定了台大店的店址。进入台大商圈地段后，由于新的场地坪数较大，一时之间陈列的出版品又很难布满全部的营业空间，所以才有了经营咖啡、花茶等餐饮的复合式经营理念。”《出版参考》中的港澳台之窗栏目主持人安琪在《茉莉二手书店：带动旧书店布置新风潮》一文中有同样的感叹：“一踏进位于台大学区的茉莉书店，悠扬的古典乐，柔和的光线与温馨优雅的装潢，首先打破了一般人对二手书店的刻板印象。”
其实报道的题目就已经代表了观点，而这一点也正是戴莉珍引领二手书店风潮的地方。我夸赞她独特的理念，她谦逊地说，自己仍然在学习与思考之中。接下来，她又带我进入了估价区。戴小姐向我详细讲解了从收购到上架的全部流程，她的坦诚与直率，反而令我担心是不是太多地暴露了该店的商业秘密。戴莉珍却明确地说，她并不介意这一点，我可以将她的所言都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因为她认为经营二手书店并不是跟同业竞争，而是跟自己竞争。
茉莉书店在经营二手书的同时，也会收购一些线装书以及名家签名本，对于这些书当然要做特别的定价与处理。此前这件事就是由傅月庵来负责，如今傅月庵先生已经离开了茉莉，他与别人合伙办起了一家观念特别的出版社，但仍然关心着茉莉书店的未来成长。所以这些珍本书的定价，戴莉珍还会请教傅月庵。（戴案：早期茉莉收购到的珍品书，由傅月庵写书评然后直接在网络义卖，义卖所得50%捐给慈善机构，这也是茉莉透过二手书平台做公益的方式。目前珍品线装书除了去年在国际书展义卖一部分，所得将扣除成本捐出，其他收在茉莉总部，至于未来会如何处理，由老天爷安排。）
我在书店内还看到了咖啡自助机，戴莉珍说这种自助机由客人投币即可自动出咖啡，所得的有些款项也捐给了某个慈善组织。对于在二手书店内开办咖啡厅之事，其实业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李志铭曾如此评论：“关于‘书籍+茶点’的复合式经营理念，一方面视为台北旧书业者当中的先例，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整个台湾书店业在时代变迁下的主流趋势。赞誉者认为茶香伴随书香的优雅环境更能充当清点‘战利品’的休息场地。贬抑者则以为，旧书店应以书籍特色为主，无须费力在毫不相干的茶点上。此外亦有持平者认为，对于无法遽然接受杂乱的传统旧书店却习于上咖啡厅消费的年轻学子而言，‘茉莉’其实不失为一个让初学者得以体验旧书店‘挖宝’乐趣的入门场所。”
参观完书店，戴莉珍把我等带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位于黄金地段的一栋高档公寓之内。这套公寓面积颇大，戴莉珍说有三百多平米，而算她在内办公人员仅四名。她带我一一参观，这里房大人少显得空空荡荡。往窗外望，下面就是台北的文化区，她说自己感觉这里环境很好，所以就租了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租这等豪华的办公室，戴小姐称以前所租的办公室仅是九十多平米的公寓，后来觉得狭小就迁到了这里。她说之前的办公室每月的租金是2.5万元台币，现在是11.5万元，但她觉得还是很划算，因为这套公寓的售价是1.2亿，所以租金跟房价比起来还是显得便宜。我从未见过一位二手书店的经营者花这么大的代价租如此豪华的公寓，文自秀和傅月庵也说这套公寓太漂亮了。戴莉珍则称，她的性格中有一种韧劲，她想做的事谁也挡不住。她当年开第一家分店时需要一大笔款项，先生认为扩张速度过快不愿意投这样的资，戴莉珍就一遍一遍地给先生做工作，并且多次向先生哭诉自己的心愿，最终先生同意了她的扩张计划。
戴莉珍告诉我，现在茉莉有五家分店，她从每一家分店抽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套公寓的租金。但她也觉得花这五家店的钱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她在想办法让总店挣钱，而她的想法之一就是在此举办珍本书拍卖会。而后她带着我看了客厅内的一排书架，书架上有一些她买来的珍本书。
一同前来的袁芳荣先生也很好奇，他拿出一些书来翻看。其中一册乃是周梦蝶所著《还魂草》，扉页上有作者写的一篇题记，这勾起了戴莉珍的话题。她说这本书不知是何时收来的，最初她并不在意，所以去年举办的义卖会上就拿了出来。傅月庵定的价是8200元，没想到竟然被争到了14万元。竞得此书者乃是她的表弟，因为她的表弟也做古玩生意，所以颇为喜欢该书。拍出这样高的价钱，令戴莉珍未曾想到，虽然拍得的款项全部捐给了家扶基金会，但是她对这本书又思念了起来，拍卖会结束后过了半年，她还是忍不住问表弟卖不卖这本书，她想将此书再买回来。当然戴莉珍也知道表弟喜欢此书，于是她问表弟加多少钱，但表弟一文未加的还是以14万卖给了戴莉珍。戴称表弟不好意思加价，是因为他有一些货品占用了书店的仓库。1．周梦蝶《还魂草》 2．周梦蝶题记3．《印史拾遗》4．《印史拾遗》
捐出之书被高价卖出，她又以同等价格买了回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戴莉珍是一位真正爱书之人。她不仅仅是经营二手书，对于一些版本也有着特别的感情在。而后她向我出示了一本《印史拾遗》，她说这本书是在书店搬家时偶然从旧书堆中翻出来的，傅月庵觉得这本书的函套有些特别，就拿到了去年的义卖会上，可惜没有人懂得该书的价值，未能拍出。那次义卖会茉莉送拍了25件拍品，仅有此件流标。当时戴莉珍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高兴，因为当傅月庵拿此书去义卖时她就有些舍不得，没想到的是，这本喜爱之书又回到了手中，由此她觉得这本印谱可以称为是镇店之宝。（戴案：《印史拾遗》是师大店搬家时，同事准备丢弃的一本书，刚好老大去师大店，从一堆垃圾中捡了回来。当时老大说这本书你千万不要卖，当作镇店之宝。可是要义卖时，又必须要有厉害书籍才可以卖出高价，老大就问我可以拿出来卖吗，我实在很舍不得，因为我喜欢里面的印谱。在未送拍前，我一张一张拍下来做纪念，表示珍惜。我想，大概是老天爷知道我喜欢这本书，也感念我做善事，因此将此书还给我。）
看完书后，我坐下来采访戴莉珍，她告诉我说茉莉书店最初仅雇了四名员工，如今各店正式员工就有46名，另外还有几名打零工者，一共五家分店，除了台北的三家，另外两家分别在台中和高雄。她说即便如此，店里的库存量还是很大，她认为时机成熟的话还可以再开分店，但是她又不愿意各店之间品种重复。戴莉珍也承认，由于网络的冲击，纸本书市场在萎缩，未来市场如何变化，她认为还要冷静观察。对于网络店的开办，戴莉珍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很庞大的仓库来做周转，何时走出这一步她还在细斟酌。（戴案：我对于网络二手书店想法：1．纸本书确实是在萎缩，因为年轻人现在习惯用“快餐”阅读方式获取简短知识，加上网络查询容易。纸本书会萎缩，但不会被取代，因为我们这一代还是喜欢阅读纸本书。2．我不投入网络书店，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有多少本事就做多少事情，网络很烧钱，而我资金有限，我不做自己能力范围外之事。）
戴莉珍自称，如果下定决心，她一定会勇往直前地往下做。她举例说，当年开台中店就是自己跟妹妹前往台中找店面，而后找到了一家九百平米的，感觉比较合适。当时傅月庵问她：“莉珍，这么大会赚钱吗？”她回答说：“老大怕什么？亏了，就用台北三家店来养这家店。”傅月庵只好让她任性地把这家店开起来，最后证明她是对的，因为目前台中店是茉莉营业额最高的一家。
当时的台中店并无货源，于是她们就在当地收购了一些其他书店的二手书，这种做法被很多业内人视为胡闹。台中店就这样开了起来，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开业的当天台中市市长也来到了现场，还问她需要提供哪些支持。市长的到达等于间接地给此店做了广告，所以此后有多家媒体来采访。戴莉珍笑称，她因此省了一大笔宣传费。她同时也说，自己就是这样乱闯而闯出了一片天地。傅月庵则称，戴莉珍的八字太好，真可谓强运之人。
对于茉莉二手书店的经营策略研究，我所看到的以黄振谊、刘中平所撰《连锁二手书店营销策略之研究：以茉莉为例》一文最为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