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世民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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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江苏徐州人，生于1935年，研究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随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和学术资料整理工作，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史和商周青铜器研究，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曾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考古学史部分的编撰工作，任《殷周金文集成》的项目负责人，参与《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主持《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及陈梦家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等书。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秘书长和顾问等。

文前彩插

我，虽然早在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除在学生时代毕业实习和刚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时，先后参加过西安附近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张家坡西周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各一个季度的发掘外，未再参与其它田野考古工作，所以并没有脚踏实地从事具体深入的考古研究，不是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家。先是有相当长的时间从事秘书工作，继而主持图书资料工作、参与若干重大集体编撰项目。历年来，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我长期关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动态，而这与我少年时代受到的熏陶也是分不开的。一

我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父亲王肯堂（1881～1957年）在清末废科举前夕，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秦孝公论》考题的策论，名列前茅考中秀才，随即被铜山县知县保送去省城南京，进入宁省算绘师范学堂深造。毕业时，原考取公费留日名额，并曾受到江苏巡抚端方的集体宴请。后来由于家庭变故，未能出洋，毕生充任中学数学教师，享誉家乡徐州。先父国学修养深厚，对于音韵文字之学、佛学和书法有一定的造诣。他先后聆听过杨仁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的讲演，阅读过康、梁的论著，以及章太炎、胡适、杨树达等现代学者的著作，并且与顾颉刚有过交往；早年参与撰修本乡的《铜山县志》，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暨协商委员会委员、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在这样的熏陶下，我自幼喜欢阅读历史著作和传记性书籍。记得中学时代，我对本乡学人、《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十分仰慕。先后阅读过编年体的吴曾祺著《清史纲要》、桐城派学者姚永朴著《见闻随笔》、民初报人易宗夔著《新世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又曾翻阅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孙诒让著《名原》、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商承祚著《殷虚文字类编》、容庚著《商周礼乐器考略》，以及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国学月报》的“王国维先生专号”等书刊。1951年报考大学前后去上海游玩，又购读了新版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胡厚宣著《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等书。当年阅读和浏览这些书籍，谈不上什么心得，不过是增进对历史学界的兴趣，略知一些人名和书名罢了。

我于1952年入学北大就读考古专业期间，夏鼐、裴文中、郭宝钧、唐兰、向达、张政烺、贾兰坡、苏秉琦、安志敏、宿白等先生，都亲临课堂讲授基础课程。毕业等候分配工作期间，恰逢故宫博物院召开青铜器鉴定会议，通过授课老师唐兰先生得以前往旁听，幸运地在为期半个多月的鉴定会议上，鉴定委员有徐森玉、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王献唐、陈梦家、唐兰、郭宝钧等先生，列席的有罗福颐、张政烺等先生。这样，自己早在青年时代，便有机会领略我国考古学界诸多老一辈专家的风采，耳闻目睹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于课堂上修读的各门考古课程，如张政烺先生讲授的“中国考古学史”宋代以前到清代章节，历数宋代以来的著名金石学家和重要金石学著作，许多同学感到摸不着头脑，我却情有独钟，听得津津有味，认真作了详细的笔记，使自己获得关于中国金石考古之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知识，从而对中国考古学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份课堂笔记，我妥善保存了五六十年，在纪念张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和一百周年之际，先后两次将当年印发的讲义及未发讲义部分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提供给中华书局，编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和《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正式出版。

我进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后，1957年初开始在学术秘书室工作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触考古学界的中枢。当时，能够见到德高望重的郭沫若院长，近距离接触兼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兼任第一副所长的尹达同志，以及开拓西北考古的徐旭生先生、黄文弼先生。特别是在主持日常所务的夏鼐副所长身边，协助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等学术秘书，处理业务上的具体事务。因而得以亲身感受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在相当程度上了解领导意图和发展规划。我曾抽暇翻阅考古所的学术档案，特别是1956年郑振铎所长主持制定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及为制定该远景规划而搜集的历史考古学界现状资料。随后，参与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先后执笔撰写过商殷和西周春秋部分，以及前言，又为《历史研究》写了介绍该书的文章，从而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情况，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继而在1962年通过学习夏鼐先生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尤其是在该文发表前先睹文稿，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认识。夏先生在总结中国考古学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1963年和1978年，两次制定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八年规划”时，我即遵照这种课题思想执笔起草，从而加深对中国考古学上课题意识的理解。

1975年秋，应《天津师院学报》编辑部之约，我化名“希今”撰写了长篇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考古工作成就》，详细评述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的中国考古工作成就，经夏鼐先生审阅后送去发表，并曾以此为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演，从而积累了这方面的写作经验。该文发表以后，迅即被日本考古学家秋山进午译成日文，在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发表。

这段时间，我开始学习写作著名考古学家传略方面的文章，取得一些写作的经验。第一篇是1958年10月郑振铎所长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在《考古学报》发表的《郑振铎同志传略》。过去每有中外著名考古学家逝世，夏鼐总要在《考古学报》或《考古通讯》上发表悼念文章。这次，夏先生因在定陵发掘过程中劳累过度而病倒，无法亲自撰写悼念郑所长的文章，他从小汤山疗养院特地写信给我，要我撰写文章，并在信中非常具体地指示如何评述郑所长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贡献。关于郑振铎先生的生平，过去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兼及中国古代美术史，新中国成立前夕主编过进步刊物《民主》。于是，我先以文化部发布的郑振铎生平资料为基础，查阅《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书刊，编列出郑先生生平事迹年表，对郑先生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再将郑先生关于历史、考古和文物的论著浏览一过，编列“郑振铎同志有关历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目录”，然后动笔撰写。其间，曾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作者、中央编译局的殷叙彝同志，查询郑先生早年与瞿秋白等共同创办《新社会》旬刊的情况；又以考古研究所名义致函茅盾、叶圣陶两位先生，查核他们早年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确切时间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该文是当时发表的最翔实的一篇郑振铎传略，得到郑先生夫人高君箴女士和及门弟子吴晓铃先生的首肯。在郑振铎先生诞辰90周年时，我曾发表《郑振铎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对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次进行详细的评述。后又于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图书馆的论坛上，两次以此为题作过讲演。我还发表过《郑振铎先生二三事》，回忆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时期的音容笑貌。

此后，我曾多次为著名考古学家撰写悼词和纪念文章。1970年代末，在考古所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的专家补开追悼会时，曾执笔撰写黄文弼、陈梦家等先生的悼词，继而撰写过纪念李济、马衡、梁思永、尹达、王振铎、陈邦怀等先生的文章。由此体会到，一定要弄清楚前辈学者的生平史实，才能正确评价他们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其中，刊载在《考古》1982年第3期的《李济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一文，是中国大陆学术刊物第一次发表纪念李济的文章。我遵夏鼐先生之嘱撰写时颇费思考，尤其感到为难的是关于李济先生去台湾一节。1949年以后的大陆书刊，往往诬称某些学者为蒋家王朝殉葬，这种说法无疑与事实不符，是十分错误的，应该如何正确表述，一时心中无数。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最后实事求是地写定为：“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中央研究院暨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强行迁往台湾省台北市，李济也就长期滞留该地。”再如1992年王振铎先生逝世时，其所在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散发的生平资料，所列简历包含有其曾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内容。我在为《考古》杂志撰文时，查核手头一本该所1968年出版的《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发现其中1948年以前离职的“曾任人员”名单中并没有王振铎，经向史语所旧人胡厚宣先生查询，才弄清楚这是由于当年王振铎所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抗日战争期间与史语所一道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日后他本人在家里谈起往事时常常提及史语所，亲属便误以为他也曾在史语所任职。由此避免了以讹传讹。二

1980年代初，我在主持考古所图书资料工作和《殷周金文集成》编纂项目的同时，参与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以下简称《大百科》），之后开始以较多的精力从事中国考古学史研究。我曾担任该书概论分支编写组的副主编，协助兼任该分支编写组主编的全书主编夏鼐先生工作。在这个分支中，除对数十条金石、考古学家和重要著作逐一精细加工外，独自撰写了长条“中国考古学简史”，以及作为全书附录的“中国考古学年表”。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就，我以《大百科》长条“中国考古学简史”为基础，曾先后于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撰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义发表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文；1989年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撰写其考古学部分；1996年为《炎黄春秋增刊》，撰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一文；2000年为台湾地区出版的《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人文社会科学之部·大陆篇》一书，撰写其考古学部分，等等。同时，连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考古系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如此日积月累，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因一直为其它工作奔忙，未能将其写成专著。

首先，关于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过去曾有学者认为金石学即属中国考古学的范畴，大讲“宋代以前的考古学”、“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考古学”，甚至还有“孔子的考古学”、“屈原的美术考古”、“司马迁的考古工作”等提法，全然不顾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区别；有的学者则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有意无意地贬低金石学研究。夏鼐先生一向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即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是，我在《大百科》的“金石学”条中这样表述：“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象，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随即历数宋代至清末民初金石学的主要成就。同时，又强调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对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逐渐演化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

我在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时，对于近代以前的情况，基本上依照张政烺先生的讲义。其中宋代以前尚未形成金石学的阶段，除仍列举人们熟知的那些文献记载之外，曾经讲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资料。例如，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虢季墓（M2001），随葬玉器中有红山文化和殷代遗物；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M1），墓道上部东侧壁龛埋藏仰韶文化彩陶罐；西安三家店西汉墓，随葬品中有四件西周具铭铜盨和巴蜀扁钟等；湖南衡阳蒋家山东汉砖室墓（M4），随葬品中有商末周初的青铜觚、爵；陕西礼泉县一处唐代寺院遗址，出土了商代青铜鼎、簋，等等。这些具体实例，生动地说明古人对先代文物的珍视情况。

其次，关于近代考古学思潮的传入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问题，过去仅以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进行殷墟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此之前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的金石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有外国探险家潜入边疆地区的活动。1980年代初，近代史所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俞旦初同志，出示一篇文稿《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使我获知考古学界前所未知的情况：早在20世纪之初，章太炎、梁启超等留日学人即曾先后在自己的论著中，向国人介绍西方考古学思想。经我推荐，该文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发表。于是我便将这一重要史实写入《大百科》的“中国考古学简史”长条，作为“近代考古学传入”的重要例证。而将此期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两项惊人的发现，表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不过，“由于当时清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考古遗迹得不到妥善保护，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乘机潜入中国边疆的外国考察队，往往“以非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但是，这类考察活动，也向中国学术界传播了西方考古学思想，并积累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需要辨明的是，曾被个别学者诬称为“殖民主义考古学家”的安特生，并不是擅自潜入的外国考察家，而是中国政府聘请的顾问专家。他在1921年主持并有中国学者参与的周口店、仰韶村等项发掘，无疑均属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环节。1925年李济进行了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进行殷墟发掘，并成立考古组，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正规考古发掘的开端。凡此，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因此，我便将20世纪整个20年代，定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年代。

考古学界公认，1929～1948年是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时期，李济有其重要的开拓之功，梁思永则为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成一定的规模，建立起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经历过怎样的转折变化，则少有学者论及。回想当年的经历深知：1950年代前期，夏鼐连年为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和考古训练班学员，亲授考古学通论与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于全国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面对考古工作取得相当大收获的可喜局面，却因“大批判”而出现偏离考古学基本概念与方法的情况，尹达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的方针，夏鼐则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和《新中国的考古学》二文，尹达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从正面引导大家明确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克服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以期注重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谱系的研究，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推进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但是，随即由于“文化大革命”迫使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1970年代逐步恢复工作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在“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的情况下仍未走上正轨。我将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这是考虑到中国考古学会这一全国考古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整个国家战略转移之后才有可能成立。这次会议郑重宣告，中国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号召大家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打破禁区，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大干快上，为提高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促进我国考古事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而共同努力。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苏秉琦先生面向各地考古学者，作了影响较大的“区系类型”问题的学术报告。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界无可比拟的大事，将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拨乱反正、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从而将1979年以后的阶段作为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后期，应该是比较适宜的。

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以下简称“《大百科》”）附录的“中国考古学年表”，写成后得到夏鼐、宿白两位老师的赞许，要我认真作进一步修订，争取另行成书出版。我因未能抓紧时间而一再拖延，却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此表被移植他书。本世纪之初，徐苹芳学长应某出版社之约，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学卷》一书，要我为该书撰写《中国现代考古学年表（1900～2000）》。虽然后来该书的编辑工作被搁置起来，但我仍坚持进行年表的撰写工作，前后花费几年的时间，重新从核对、补充原始资料做起，力求更加详实地记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所收条目均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文字，并注明资料来源，累积撰稿20余万字，并且拜请学术界老前辈顾廷龙先生题写了书签。由于迟迟未暇最后定稿，至今未能交付出版。三

历年来，我在中国考古学史研究方面发表过一些专题论文，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若干问题的认识。

关于宋代的金石学，除在《大百科》中为《考古图》这部“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而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及其它图书重点撰写过若干条目外，还发表过《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记所见薛氏钟鼎款识原石宋拓残本》两篇文章。前文根据《宋史》的有关记载，论述北宋统治者为巩固其一统天下，致力于考订和完善礼乐制度，“从宋太祖开国到徽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朝廷在制礼作乐方面的举动持续不断，而在考定古器的基础上铸造新器，又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且指出，“清代前期的情况与北宋近似，也曾修定礼乐制度，制作礼乐器物，并且编撰古器图录，但其具体情况又有显著差别。……尽管如此，这对于乾嘉以后吉金文字之学的复兴，仍有较大的推进作用。”后文对所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原石宋拓残本，包括中研院史语所藏第十三、十四、十七卷残纸，上海图书馆藏第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卷残纸，以及社科院考古所藏第十八卷全卷，通过亲自逐一观察这些宋拓原件，并与明代崇祯年间的朱谋垔刻本、清代嘉庆年间的孙星衍平津馆临宋写本对校，发现一般认为“较佳”的朱本，在全书的体例上仅总目和各卷之首仍依原石残本，卷内的分类标题则被统统删去，以致面目全非；来源于钤有多方元明人印章旧写本的孙本，则与原石残本的体例完全一致。至于具体内容，器铭摹写部分，二本均与石本有一定距离，朱本似失真较少，孙本或有美饰之嫌；考说部分的个别脱误，则孙本甚少、朱本颇多，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弄清楚“并非朱本最佳”。

关于清代至民初的金石学家，我在《大百科》中主要撰写了罗振玉、王国维二条。称颂罗氏“学术见闻较广，掌握资料独多，堪称近代金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肯定“他以一人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种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为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可贵的资料，作出有益的贡献。”指出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结合起来”；“强调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因而“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后又发表《〈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一文，通过对现存《殷虚书契考释》罗氏原稿本和王氏校写初刊本的详细对校，判明《殷虚书契考释》原稿确系罗振玉手迹，而王国维校写中的数百条差异，“半数以上属个别文字的加工，其次是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不过十来处而已”。同时指出，王国维的校写也“有若干不应有的失误”。由此充分说明：甲骨学上划时代的名著《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振玉所著，并不存在名为罗著实为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的问题”。王国维的校写“有如今日出版社责任编辑所做工作”，从而彻底澄清了社会上曾经流传相当长时间的谬说。

关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我曾为《大百科》和专业书刊撰文，评述马衡、李济、梁思永、尹达、唐兰、王献唐等著名专家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其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陈梦家的学术贡献》、《夏鼐的治学之路》三篇文章，都是在重新认真阅读三位前辈主要论著的基础上撰写的，分别对他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卓越贡献，第一次作较为详尽的评述。《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文，是为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而集体撰写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的一章（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另由其他学者撰写）。我从考察郭沫若进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程入手，评述其从注重青铜器铭文但并未判别确切年代，到初步进行整理研究，再到深入进行系统的研究。文中强调：“郭沫若进行青铜器铭文研究，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当年我国科学的考古发掘尚在草创时期，他是在没有发掘资料可供研究利用的情况下，将严密的考古学方法应用于传世铜器铭文的整理，使之打破‘一团大混沌’的骨董圈子，第一次变成完整的体系。”文中还指出：“郭沫若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由于他“十分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虽然身处异域困境，却“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建立较为广泛的联系”，“因而他驰骋在这个学术领域，很快便比许多同辈学者高出一筹，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性贡献”。我在该文中对郭沫若的开拓性贡献，主要是他创立了金文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列举实例进行了简明的介绍：（1）寻找“自身表现了年代的标准器”；（2）进行人名和史事比较；（3）检验历朔记载是否符合；（4）进行器物形制和花纹比较。文中特地述及，1934年郭沫若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时，同辈学者唐兰曾称颂郭沫若的金文研究的话：“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历史发展的情况说明，这话并非过誉，“标准器断代法”确实是“殆难逾越”的划时代贡献。另外，还对郭沫若关于中国青铜器时代发展轮廓及其上下限的开拓之功、殷周青铜文化的承继关系和区系问题、西周金文资料所见西周社会特点，以及西周官制和传统思想等问题所作探讨，也逐一进行了评述。这对于学术界进一步认识郭沫若在金文研究方面的贡献，应该有较大的裨益。《陈梦家的学术贡献》一文，是根据夏鼐先生的嘱咐，为《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撰写的。陈梦家先生早年是年轻有为的新月派诗人，后随闻一多研究古代宗教、神话而治古文字学；又师事容庚，而专治甲骨文、金文和青铜器，进而致力于古史研究。他才华出众，既精力过人，又勤奋不懈，但其遭遇甚为坎坷，不惑之年在“三反”中被错当“老虎”，继而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正值盛年（55岁），竟被迫害致死。而他留下等身的学术遗产，包括生前出版和身后整理出版的专著，以及汇集出版的论文集、散文集和诗集，总计多达300余万字。我在评述陈梦家的学术贡献时，先是历数他的学术经历，再对其在甲骨文、殷周青铜器、汉代简牍三个方面均自成体系，以及古史年代等方面的成就，逐一进行简要的介绍。该文指出：《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认真地总结了甲骨文研究和有关考古发现的客观情况，既可供专门研究者参考，又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地说，则对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文中又指出：陈梦家是老一辈青铜器专家中，唯一出访过欧美、“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并且“比较早的根据大量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其研究方法在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更加“注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较全面”。文中还强调：虽然由于《西周铜器断代》并没有全部完稿，未及进行通盘校订，具体器物的断代难免有失当之处，“但他系统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贵，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他所倡导的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东周铜器分域研究，都值得称道。陈梦家在汉代简牍方面，特别是关于早年出土“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集结为《汉简缀述》一书。其突出贡献是改变长期以来个别考证式的研究状况，结合有关遗址的具体情况，探讨出土汉代简牍所见边塞布局与防御组织，进行屯戍文书的簿册复原，开辟了运用考古学方法科学地研究汉简的新路。《夏鼐的治学之路》一文，则是应王仲殊之约，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撰写。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他的重要贡献和巨大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尊重，曾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中外七个院士称号，是中国学术界获得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更是中国考古学界唯一享此崇高荣誉的大师。我从1953年初在北大考古专业聆听夏鼐先生讲授“考古学通论与田野考古方法”，到在考古所长期从事秘书性工作（其间又曾有七八年时间与夏先生比邻而居），直到1985年夏先生突然与世长辞，密切接触历时三十二年，因而怀有很深的感情。我执笔撰写该文时，根据多年了解和临时搜集的资料，对夏鼐勤奋努力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作了扼要的记述：他早年就学的温州省立第十中学、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均为当时的名校，文科和理科都打下坚实的基础，已有超群的表现；他就读清华大学时期，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再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他改入考古学科去英国深造期间，又迎难而上，主攻埃及考古学，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对大量古埃及串珠进行无人能及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他留学回国以后，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赴西北考察，对中国史前时期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为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引航掌舵，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该文叙述了夏鼐本人在具体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治学谨严的特点，对于他在中国考古学诸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归纳为四个方面（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创造性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探讨，以及开拓中国科技史、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分别进行了有重点的评述。

后来以该文为基础，曾为《大师风范》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撰写《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考古学家夏鼐的学术人生》一文；为《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撰写“夏鼐”专条；还与夏鼐的子女合作，共同编撰了《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这位一代学术大师的风采。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夏鼐的学术遗产，我在退休以后二十年间，曾先后编辑和增订了《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三册本2000年、五册本2017年）；又花费十年时间，主持并亲手整理了内容丰富的《夏鼐日记》，编辑出版为10卷共400万字。其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余年，涉及的方面很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实录，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

我已年逾八旬，自己感到身体尚健，有决心和信心继续从事中国考古学史方面的工作。目前正在整理夏鼐先生的书信和友朋来信，力争撰写好夏鼐先生的传记。有生之年，当再将《中国考古学史年表》增订定稿，交付出版。[1] 本文收入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一书，即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上编[1]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上篇[2]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种学问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将“金石”一词用作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3]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一 宋代以前的古文物研究

早在宋代以前很久，已有不少学者搜集、考订古代文物，访查古代遗迹。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便有若干长于辨识“古文”的学者，从事这种古文经书的专门研究。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出土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4]子传》等十几种佚书。荀勖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唐代初期，著名的“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5]述。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述及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它史迹的具体情况，至今仍对考古调查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6]二 宋代的金石学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鉴于君臣之纲被破坏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关系，因而极端奖励经学，立意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精心地整理研究，企图“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吕大临语），更好地进行制礼作乐。同时，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拓墨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记载，宋代金石学家中年代最早、有开创之功的，应推宋仁宗时的刘敞。他率先编撰古器物图录，将家藏十一件铜器，使工摹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一套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该书及其后二十余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充分反映宋代古器物研究达到的水平。两书分别著录古代铜器200余件和800余件，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等书，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纯属铭刻集录性质。

至于石刻方面的著作，欧阳修《集古录》（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目》（四卷）、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二书，俱录石刻全文。

其它方面，除钱币尚有洪遵《泉志》（十五卷）等书传世，玺印也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总的来说，宋代的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作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三 元明两代的金石学

元明两代，整个学术研究呈现衰落的局面，金石学方面少有突出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廼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访古，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撰写为《河朔访古记》（十六卷）。这便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接近于现代的考古调查工作。

元朱德润《古玉图》（二卷），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著录玉器的专书。明曹昭《格古要论》（三卷），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金文方面没有新的专著。但在版刻技艺发达的情况下，曾将《考古图》、《博古图录》和《古玉图》合刻为“三古图”，是现存刊刻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昂霄《金石例》（十卷），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代有陶宗仪《古刻丛钞》（一卷）、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等俱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八卷）存目并附跋尾。四 清代以来的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所作研究仍偏重于石刻，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以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各二十卷）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由于乾嘉学派的进一步影响，同经史之学和小学都有密切关系的金石学大为发展起来。

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作过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他们搜集了更加丰富的铜器铭文、碑刻，及钱币、玺印等铭刻资料，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过去重视不够或置之不顾的玉器、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物，也都有人编撰专书。清末民初，更有学者注意到甲骨、简牍和明器。仅据容媛编撰的《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二百年间却有906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在关中为官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作《考工创物小记》。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富，由朱为弼协助编撰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书中仅收录铜器铭文的摹本、释文及考证，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这方面著录之书即有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二卷）、刘喜海《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二卷）、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及《续录》（二卷）；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一卷）、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而以吴式芬《攗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吴大澂《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它铭刻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和《字说》（一卷），孙诒让《古籀拾遗》（三卷）、《古籀馀论》（三卷）和《名原》（二卷）等书。

关于石刻的著作为数甚多。金石文字目录和跋尾之书，往往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金文，开始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及《跋尾》（六卷）、武亿《授经堂金石跋》（二十四卷）、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四卷）等，考订均较精审；后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总计八千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攗古录》（二十卷）、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端方《陶斋藏石记》（四十四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均多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它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著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和《粤东金石略》（十卷），毕沅《中州金石记》（五卷）、《关中金石记》（八卷），阮元《两浙金石志》（十八卷），以及毕、阮二人合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等。至于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石刻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八卷）、傅云龙《日本金石志》（五卷）。另外，还有叶昌炽著《语石》（十卷）一书，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研究，是极为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它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六十四卷），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十二册），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镜鉴、瓦当、封泥、陶文，也有学者编撰专书。

综合性著作，属于古器物图谱的有冯云鹏、云鹓同辑《金石索》（十二卷），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记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扩大到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王国维便是当时集其大成的学者，编撰有《殷虚书契》、《流沙坠简》等多种著作。罗振玉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对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贰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00～1948年）

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晚，它和其它许多近代科学一样，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在我国诞生和发展起来，完全是20世纪的事情，前后不过100年的时间。大体说来，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思潮开始传入我国。20年代，中国考古学宣告诞生；后经30年代和40年代的初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一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1900～1920年）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从开始形成，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兴盛和成熟起来。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对欧洲考古学者的业绩十分注意，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7]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之比附。正是这个时候，1899年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有字甲骨，引起王懿荣、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行将崩溃的清朝政府统治之下，古代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虽有学者初步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以致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暂时仍未兴起。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步深入，各国列强在强占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觊觎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区

[8]活动。他们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而其所作调查发掘，又往往采取非科学的方法，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克里门慈（D.Klementz），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

1900年以后，一些外国考察队更加频繁地在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活动，珍贵文物被劫往海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后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M.Aurel Stein），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Hedin），德国的格伦韦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的科兹洛夫（P.K.Kozlov）、奥登堡（S.F.Oldenburg），等等。先后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的尼雅遗址，罗布淖尔的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它珍贵文物，而且劫运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喇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购了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地区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作也在这个时候，曾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墓。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法国的沙畹（E.E.Chavannes）、色伽兰（V.Sequlen）等人，又在我国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神父桑志华（P.E.Licent）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遗址和水洞沟遗址。又有安竹思（R.C.Andrews）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探险队队员纳尔逊（N.C.Nelson）去内蒙古及三峡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与此同时，几条穿越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在20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大量出土，交通便利更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转移，因而导致古董市场的空前兴旺，许多文物精品随即流失海外。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广泛收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新近出土文物，以及已被外国考察家劫去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汇编成书，采用当时最优良的珂罗版工艺印制出版，为保存和传播珍贵的学术资料作出了重要

[9]贡献。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类器物，并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堪称近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所作研究与清代的金石学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尚有明显的差距。二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1928年）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之后，现代科学在我国蓬勃兴起的20年代。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正是由地质学家首开其端的。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勘查铁矿和煤矿，聘请国际闻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来我国，以农商部矿政顾问身份协助工作。后来在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地质人员一道，进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工作。其间，曾在华北的一些省份采集较多的古代石器；进而于1921年发现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村遗址，并随即进行首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口店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产地，因其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原始聚落遗址，由此确认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这两项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安特生所作仰韶村遗址发掘，以及随后前往甘青地区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都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及助手白万玉等参加，著为《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和《甘肃考古记》（1925年）等书。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新从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于1926年初进行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同年秋季所作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袁复礼也曾参加工作），著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次国际合作性质的考古发掘，由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共同进行，美方提供活动经费，还不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虽然发掘的规模较小，却有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并不熟悉科学的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仅1923年察看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意欲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同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也是在1927年，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旭生）教授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前往内蒙古和新疆地区[10]进行调查发掘。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

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中研院，所属机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年10月，史语所派遣董作宾，会同河南省人员郭宝钧等，前往连年出土甲骨文的安阳殷墟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地开展工作进行准备。当时选定殷墟发掘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已将传统的古史体系摧毁，学者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我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历的学者，被聘任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中国从此开始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三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1928～1948年）

中国考古学在1928～1948年间，前十年工作发展较快，通过一系列调查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继续取得显著的进展。[11]（一）新生代研究室进行的周口店发掘

抗日战争以前的考古工作成就，首先是新生代研究室发掘的周口店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遗存。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标本由该院负责保管，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批标本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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