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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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试读：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经济学所研究的纯经济形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及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系统科学，是经济学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一部分 （续篇）论领土财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十篇 论罗马农村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初，我们不打算把对领土财富的研究扯得太远。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们汇集的几篇文章，论述了最著名的民族为其农民所安排的不同生活状况，以及这种生活状况产生的限制或增进普遍繁荣的效果。我们认为，某些值得注意的事实比对某些原则进行新的论述更具有说服力。我们也想将这些研究的续篇留给我们的后辈，他们会从中勾画出关于领土财富理论的全貌，更确切地说，通过研究领土财富，由他们找到保证人类社会幸福的方法。
我们承认，我们尚未取得多大进展以实现这种愿望，因此觉得有些气馁。有位才智横溢的作家在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文章（1836年12月《日内瓦万有文库》）中写道：在我们这里，“对他的呼吁并不是没有反响；他的教诲使人得益之多可能是他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当今日益增长的生产对产品分配，并通过分配对社会福利产生恶劣影响，这是从科学中得到的真理。”恰巧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所阅读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著作，甚至上述文章，都提醒我们，我们的呼吁仍未获得反响：没有人重复、发展和应用由我们首先陈述的真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在不止一个问题上获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仅仅是以沉默代替往日的喧嚣而已。我们看到，我们的论敌已经承认我们早已提醒注意的很多现象，对这些现象，他们开始是否认，尔后又含糊其词地承认，他们仅仅是改变方式以便和我们作斗争。他们尽管不断地退却，已将我们的大部分理论占为己有，但是还不得不拒绝我们的原则，好像拒绝这些原则就是拒绝我们的整个理论。因此，我们能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家庭和城市的规律，托付给后辈照料并使这门科学结出硕果，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们是这样区分财富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学把财富当作目的，或象人们期望的那样，抽象地看待财富；而政治经济学则把财富看作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我们看到，这种区分已开始为人们所承认。我们也看到，财富学派有位杰出作家纳索·西尼尔，他本人承认，在他的科学中是不谈人的幸福的。他说：“立法的主题不是财富，而是人类的幸福；政治经济学（应读作财富学）的主题不是幸福，而是财富。而经济学家所要得到的结论，不管这些结论是否真实和全面，也不能允许经济学家提出一种实际可行的建议。提这种建议是政治家和研究立法的作家们的任务。”当然，如果这种沉默是经济学家的职责，那末，他们迄今很少尽到责任；他们向来也没有得到过这样一种结论，即他们的要求能立即实行，也从来没有安排或相信安排过这样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既能增加财富，又不会贬低那些具有错误和落后思想的人们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们的名声，这些人就是指出上述理论弊病的人。此外，我们还要问西尼尔先生本人，他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与他的先驱者的说教不是一样令人失望吗？他是否相信，当他承认某种经济活动正在增加财富并毁掉幸福时，而且在增加财富与毁掉幸福二者之间只是强调前者，这就算是对人类尽了职责吗？当他说“这样干才能多挣钱”时，他是否相信，对他所说的“必须这样干”这句话，任何人都不会听吗？
撇开增加财富的目的不谈，我们坚持将财富学或对增加财富方法的研究看作是一门骗人的科学；我们坚持将政治经济学看作应是对上帝为维护人的善心与和蔼而赋予人类社会的伟大律法的探讨和应用；我们坚持将我们的努力用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物的进步，用于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用来获取财富；对于人们向我们宣称的那些传闻，我们既不相信也不同意；我们相信，我们还应该重复过去向全世界各国发出的呼吁：多关心你们的农民吧！因为他们既是国家中人数最多的又是最重要的阶级；审慎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满足这个阶级最大的幸福；农民又是这样一个阶级，有时在危险的财富学的驱使下，贪财使之蒙受过很多痛苦！
此外，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得以实践在本书上册中阐述过的那些原则，使我们能够研究一些新的国家，而每一次新的实践都向我们证实了那些原则的真理性；事实检验学说，对我们过去也感到吃惊和费解的那些事实，一旦用我们力求符合社会科学的新的观点来考查，它们就会脉络分明，不言而喻；财富学的原因和伦理学的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一览无遗，通过这种实践，使我们所揭示的原则又在一个新的高度获得了可靠性。
在我们即将出版社会科学论著的第二册时，我们得在罗马逗留更长的时间。从我们第一次访问这个古老的首都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离上次访问也已经二十年，然而，除去考察的目的有所不同以外，这三次访问的印象几乎都是一样的。
每年，成群结队来到罗马的大多数游客并不是把这座伟大的城市看作首都，看作是享有享受权利和人的发展权利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所，以及看作是绘画、雕像和名胜古迹的博物馆，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一饱游客们的眼福。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城的16万或18万居民只不过是城市的附属品。此外，大多数游客浮想联翩，想看的只是城市诗境般的风景；如果这个遍布坟场的城市，这个到处留下埃及人、埃特鲁立亚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先后征服和压迫过当地居民的蛮族的文明遗迹的城市，它不留下一点人类的哀伤，游客们也是会感到扫兴的。中世纪的伟大人物和教士曾将这种文明传播到欧洲。罗马街上徘徊的衣服褴褛的乞丐，广场上晒太阳取暖的闲人，他们目光炯炯，动作敏捷，从来不慌不忙，无所事事，在那些怀着诗情雅意的游客看来，这些人比起现代城市的工匠来，似乎更为标致漂亮！这些游客对身着褴楼衣衫、游手好闲、穷极潦倒的人们感到遗憾，而且，可能在这种遗憾中，还有对工业主义使现代城市的穷人经常处于穷极潦倒处境的反感，而他们是从未感受过这种处境的。在大街小巷，人们经常能碰到长长的教士行列，这是长期以来享有盛名的圣城的极好的陪衬，并使这个圣城保存了特色。公共建筑和私人宅邸皆已黯然失色，街上污泥满地，道路破碎，到处零乱不堪。牛群伸着长角，到处漫游，它们野性难驯，骨瘦如柴。在这个古罗马帝王的城市里，家禽到处乱窜，对人毫无惧色，如同生活在寂静的村庄。这种景色对富有想象力的罗马孩子们增添了诱惑力，因为它证实了人的一统局面已经结束。确实，这种景色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那些沉湎于往日废墟而联想翩翩的游人，他们不必象在其它都会一样，受充满猜疑和不安的警察的监视。画家和业余画家，多愁善感的旅行家十分赞赏罗马的农村，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拉普伊的牧童、阿布鲁齐的农夫、马尔凯的刈割者不再来此问津，这里已找不到农户，找不到土生土长的居民，找不到人们热爱土地的痕迹，也找不到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人类古迹，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了。这块土地尽管肥沃，如今已经荒芜，自从罗马执政官时期不再耕种后，好像不再生长庄稼、树木和葡萄。同时，画家们却赞叹反映荒野和自然风光的景致的丰富和热情的色调。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感觉和激情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由于感官缺陷，艺术享受也与我们无缘。我们很想激起对雕塑和绘画的热情，但是我们没有这种闲情。我们曾听说过的罗马农村的美丽景色，也只是在眼前一幌而过，留下的只是一片闪光。使我们更为激动的是建筑学的杰作；但是，在那些古迹中，如果有一些使我们想起了智慧和道德的光荣岁月的话，大多数是由于体积庞大和外表漂亮。这些也不过是说明土地的主人很富有，他们曾驾驭自然，役使他人。如果劳动成果未曾给过他们享受，他们也不会相信千万个不好使唤的劳动力的成果。
因而，我们虽然眼力不济，我们的思想却习惯于注意那些吸引游客的诱人的风景。我们不能享受真正的美景，我们感受到的是它所缺少的东西，这比其它的一切可能更使人感慨万分。由此得出结论，罗马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呆过的地方中最凄惨的地方之一；对我们来说，它之所以凄惨，并不是人们那种淡薄的伤感，因为这种感情和我们相距甚远，而且是使我们超越种族观念，它使我们既看到伟大又看到贫困；我们在罗马感到的不是这种伤感；相反，这种伤感在世界别的地方更能感觉到；但是，通过这种景象，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大一部分人处于贫困、毁灭败落的境地。在坟墓之间，我们已看到临死的人躺在床上，听到他们的呻吟声，死亡临近，情况迫切，以致在这种情景面前，我们难以沉湎于梦幻似的回忆中。
首都周围的四个省即阿格罗罗马诺、萨皮纳、坎帕尼亚—马里蒂马和帕特里莫尼乌-圣皮埃特罗的农业人口，即农村人口已经消失。这4个省面积达3，881平方公里，可是，这里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从首都出发，朝某一个方向走去，走20—30里地，人们找不到一块由当地人耕种的土地。从海滨一直绵延到阿布鲁齐山脚下的小丘陵地，伸展着一块人们称作平原的凄凉荒野，地势的起伏似层层叠浪，在其它地方，人们称这种荒野为丘陵和山岳；在夏天，空气发出一股恶臭，凭眼力找不出原因，因为哪儿也找不到沼泽和死水坑。这里土壤十分肥沃，犁耕的痕迹到处可见，然而，它在十年内只翻过一次，播种和收获等农活都由来自远方的外地人承担，几个星期后，他们又返回家乡。坎帕尼亚地势平坦，地面上长满野草。在帕特里莫纳，染料木和欧石南绿荫遍地；沿着海边还有一片广阔的森林。当人们靠近翁布罗内时，在牧场中心，大橡树就象是果园中栽培的林木：但是，这里也和别处一样，找不到居民。意大利引以为荣的能言善辩的教士吉赛浦·巴尔比利，他怀着善良的愿望，用富有哲理和诗一般动听的语言，描述过这片荒野。“你想，周围几公里都是满目荒凉，旷无人烟，万物萧条，我的心情会是怎样。在这种凄凉偏僻的地方，游客们在生活上得不到任何帮助，遇到强盗袭击也束手无策。四周一片沉寂，只听见令人伤感的飒讽的风声和叮咚的泉水声。隐约可见的茅舍没有一丝炊烟。路边没有教堂，也没有十字架，不能对无依无靠的心灵给予安慰。无论是在平原上，在山岗上或是在蜿蜒曲折的山谷里，到处都是荒凉景象。并且，这种景象一直延伸到大城市的城墙脚下。”
在罗马以东10里至30里地区，有一片丘陵，这里过去居住着萨宾人、埃克人、赫尔尼基、阿尔班人。这片丘陵的部分地区覆盖着橄榄树、葡萄树和果树，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田野上，茁壮的庄稼更增添诱人的景色；然而，更深入仔细地研究就使我们认识到，这里也没有农民，如果没有每年都来这里的外地工人的帮助，给地里送肥的活计就没法完成。
罗马是欧洲的中心，有过光荣历史，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因而，将整个农民阶层从这里赶走或毁灭，这是骇人听闻、令人吃惊的事件，使来到这个首都的游客触目惊心。因为它是文明古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二千年来，它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要过贡品。
越过荒野，游客来到了这座雄伟的城市。从地平线眺望，圣彼得教堂的圆顶映入眼睑，在这种距离，人们看不见别的建筑。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教皇城市的人口不断增长。但是，过寄生生活的居民靠基督教徒付给教皇的贡品过日子，奴仆们靠世俗的和宗教的大领主付给的工资，还有讲排场时付给仪仗队的钱，最后，还有慈善机构以及宗教机构的施舍。穷人收入的三种来源已被榨取殆尽；而各国君主竭力缩减臣民付给罗马的贡品。当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和印度削减交纳的贡金时，财政就十分拮据了。这时，贵族辞退大部分他们所不需要的仆人，这些人在过去是给他们打仗的；日益穷困的修道院也只好取消一部分每天的配给品。过去有收入来源的老百姓在城里干不了手艺活，到农村也干不了农活，只好沿街乞讨，但是，施舍也越来越少了，他们受冻挨饿，日子越来越苦，最后一命呜呼；这些人住在屋檐下，在大街上到处流浪；古代的废墟加上现代的废墟，今天的罗马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在懒散和贫困中，城市人口增长了，这是游客们得到的第二个印象。
每年来这个基督教首都访问的外国财主总有15，000到2万人。他们在这里吃喝玩乐，挥霍钱财，这笔钱过去几乎是罗马居民的唯一收入。这些外国财主很可能谁也没有看到我们刚才指出的两个事实，但是，大部分外国财主也不能指望无能的政府，即这个教士掌管的政府干什么好事，任何人也没有为这个政府承担的职责作什么事情。轻微的指责经常隐藏着严厉。人们不怜悯那些迫不及待去判别人罪的人，不再注意某种任务的艰巨性，而只是说应该完成此项任务的人是无能之辈。人们事先编出一套理由，说教权政府是不合情理的政府。然而，当人们将这种政府与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以及那些不稳定和权力得不到保证的政府相比较时，找出一些荒谬的理由以说明这个政府是低劣的也并非难事。确实，如果有人要问，人们喜欢授权给什么样的人，谁都可以这样回答：应该挑选才智与品德出众的人。但是经验表明，在这个社会里，难以找到两全其美的人，世界上找不到什么缺点也没有的人。但是，在各行各业中，教士是最具有纯正品质的人。他们在开始接受教育时，就要求他们教人民学习伦理学，而且经常结合学习人类的法律和哲学来学习神学。在各种人中，他们应该是最懂得是非与处世之道的，他们所受的训练应该最能保持纯正的品质。而行为不端的人会损害神职的尊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放弃神职。
如果在宗教团体中，这些保证能吸引和维持比其它行业更多的有道德的人，那末，这些保证就能更有效地招请有识之士。教会已经采用了两个民主原则之中的一个，即容许所有的人从事各种工作，同时，教会放弃了另外一个原则，即保证大众的权利或保护一切人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等级，都应该完全有机会得到教会中最崇高的荣誉，并且只是因为智慧超群，也能得到教会政府中的整个权力；政治组织应该经常维护这种光采夺目的平等的荣誉，很多法国有识之士偏爱自由，并且把它当作本世纪最伟大的成就。罗马教会并不因出身而给予任何特权，它在社会最卑微的阶层中选择主教，直至教皇，只要这个人智力超群，能胜任红衣主教或教皇的职位就行。今天，虽然有人对教皇政府怨气冲天，但也该承认，比起其它欧洲国家来，教皇的臣属中才能卓越者比劣迹昭著者更多。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教皇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即那些服从于它的国家有权对教皇政府提出要求，这个政府应有力量摆脱目前陷入的致命的困境，它应该促进臣民物质和精神的进步，使他们不致堕入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不满似乎是很普遍的，嘴上说的都是牢骚话，甚至说它已丧失昔日的威信，人民在思想深处和感情上已不再支持它。我们曾经说过：一切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一切不负责任的政府都必然会变成滥用权力的政府。被授予最高权力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多么值得称道，如果他们不依靠人民，这种权力还是会将他们腐蚀。自从再次建立教皇政府以来，它废除了各省的自主权和市政宪章，以及所有能限制政府的人民权力机构，这个政府变得更糟糕了。这个政府老朽了，就象领养老金的老人一样，因此，人们已经感到这个政府将寿终正寝，天长日久，它将断送前途。统治这个政府的人不是靠能力而是靠权术，因此，它是软弱无能和害怕人民的，害怕人民也就说明它的错误有多么严重。而教士们习惯于把自己当作道德的主宰而不是奴仆，因此，教士们不把人类社会最好的保证，即对道德的尊重，当作原则、规则和法律。但是，在个人享受优惠待遇和特权方面，它完全是自行其是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有权有势的人物和有钱人的反抗，而它也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最高当局考虑问题不是看是否正确，而是看是否会得罪权势人物。但是，这些严重缺点是宗教国家所共有的，也不致因此而引起罗马附近省份的教区的田地荒芜，因为在马尔凯、佩鲁新、罗马尼阿、博洛奈等省没有类似的问题，那里的农业人口很多，人丁比较兴旺。
因此，我们不把罗马附近4个省的田地荒芜归罪于政府，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在我们看来，这是经济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这种现象更引入注目，并使我们惊恐万分，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而经历的现象，也是日常所作的努力的结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现代文明必然的结局。给我们带来的社会趋势是，大国不断吞并小国，将小额财富聚集成巨额财富，积累资本，扩大农庄，增加一块又一块领地。然而，对事实观察的结果更使我们证实老普利尼以前说过的那些话，当同样的奢侈品，同样的财富积累，当上帝为众人准备的财产只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大多数人必然处于依赖地位并受奴役，然后，农夫也被驱逐。普利尼说，在那些寻求真理的意大利人看来，“那面积无边无际的地产已经搞垮了意大利和它的行省”。
罗马农民目前所处的境况，其它国家是不能理解的，如果不研究它的历史，不研究它经过什么阶段才会落到此等状况，那是很难了解其究竟的。罗马国农民，过去人口众多，勤劳能干，而今天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这是很奇怪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要找到历史事实的痕迹也很困难，因为财产从这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财产的分散和集中几乎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编年史家虽然了解一些不很重要的事件，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并未提及。确实，在契据和公证人的证书中，也可以找到土地所有权转让的一些纪录，但是，这也仅限于大领地，是在贵族和权贵人物之间进行的。有些贵族失去了爵位或者徒有虚名，这比失去财产本身付出的代价还要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往往没有文字形式，因为在中世纪，农民不识字，领主也不识字，因此，为了相互方便和使双方都放心，领主和农民就订立口头协议。但是，我们还是设法描绘一张罗马国土地转移的图画。为了了解情况；我们有时经常得求助于猜想，并以猜想代替事实，大家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为了解释现代罗马的状况，我们不得不回溯到古罗马时代，甚至意大利最古老的历史。在真正自由、真正繁荣、人民尚武的时代，意大利的各个城邦都是独立的，每个城邦都可能受到邻邦的攻击，每个城邦经常将收获物置放在城郭内的围场里。农民种地可以不必离开城市的住宅。根据蒂图-李维的叙述，在整个罗马王朝年间，或到罗马历244年，教区财产所有制还没有建立，每天早晨，农夫赶着牲畜出城耕地，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城。当阿尔巴龙加城被洗劫一空后，在罗马城的西留山上安顿了该城的居民；萨宾人住在卡皮多尔山上，拉丁人住在阿万坦山和雅尼居尔山。相反，当时还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城市仍保留着农民。当科拉蒂亚城的革命推翻了塔尔甘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时，为使居住在该城的农民不给罗马通风报信，国王的卫队被逐出城市。
人们可能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作城市式的，它不能容忍在田野里有孤立的房子，而是要把房子联成一片，有共同的围墙，以便共同防卫和确保安全。在其它国家，在社会秩序没有足够保证的地方，如普罗旺斯、西班牙、意大利其它地方，也实行这种经营方式。
确实，这种方式会浪费时间，运肥和收庄稼时搬运花费太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对当地的习俗和文明的进步产生有利的影响。首先，这种耕作制度几乎不允许别人分享农民的利益。一般来说，这里建立这种耕作制以后，土地完全属于农民。在古代的意大利，这种经营也存在过，农民是土地绝对的主人，他不与别人分享收获物；他不向任何人交纳地租。
罗马农民的财产是完全有保障的，他知道在死后这些财产会留给他的子孙，所以精心照料，使之产生收益；先辈的劳动给后代带来了好处，罗马乡村的土地十分肥沃，庄稼品种很多，拥有7朱热拉，或7阿尔庞的土地就足以养活一家人。庄稼汉象城里人一样住在城里，但是他们与国家有双重的联系，这就是他们具有政治优越性的理由。城里的居民有干净的饮水、林荫道，还有新鲜的空气，垃圾也运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居民很少传染上疟疾。在今天的罗马，这种病使人胆战心惊，然而，这种病只是传染给白天流大汗、早晚又受寒风吹打的人。然而，蒂图-李维在其《乡村式城市》一文中曾提到过，公元三世纪末以前，田野里已经盖起了房子，毫无疑问，在大忙季节，居民们就搬到这里来住。拉齐奥、萨宾、坎帕尼亚、伊特鲁立亚的老百姓，选择了地址，在干净和地势高的地方，建起了城邦，那里水源丰富，水质干净：由于他们势孤力单，大家在围墙里聚集和居住在一起；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很少住在环境不怎么有益于健康的乡村里。农作物大致总是一些同样的品种；他们总是选择环抱城市的小山岗来栽种橄揽、葡萄或其它果木，在方圆四、五里的日野上来种庄稼，在更远的地方进行放牧。
当罗马人口增加，阿格罗罗马诺对罗马农民来说已不敷需要时，附近的城市相继被征服；这些城市被迫让与征服者一部分土地；有时，一个邦联割让整个城市以及属于该市的土地。“在征服了沃尔西斯和韦利泰努斯后，为了建立移民地，人们从城里将移民遣往韦利特拉斯。”罗马的侨民，包括同意移居国外的公民，给送到被征服的城邦里。他们免费地得到一块面积颇大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宗主国最好的不动产。要活下去就得干活，移居国外的罗马人就象那些没有军饷的驻防兵士一样，得乖乖地支持罗马的征服事业。
对罗马贵族来说，建立移民地是安定那些失去祖产的公民的妥善办法。确实，其中有些人，由于敌人的入侵、土地被废弃、牛羊被抢走而破产，借了富人的钱又无法偿还；他们被重利盘剥压得透不过气来，对扣押他们的人员感到恼火。为了平息他们的怨恨，别人就怂恿他们去移民地，并答应给他们免费分配土地；同时，他们也得卖掉罗马附近的地产；与此相反，贵族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购买罗马周围的一切田地房产。这些贵族早已不劳动，他们使用奴隶种地。但是，在用人力种地的各种方式中，奴隶劳动是花费最大的，因此，贵族们不可能很快地扩大家产，他们得研究一种办法，用较少的人力取得较大的效益。不久，他们认识到在大城市周围，最有利可图地使用土地的办法是发展牲畜词养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动力较少；相反，雇用劳动力或用奴隶种麦子成本更贵。以后，他们就给罗马人免费分配麦子，这就使谷物生产更无利可图；于是，小土地所有者在罗马就更无法维持生计，剩下的产业也就出售给富人了。同时，农业也逐渐地被弃之不顾了。在意大利中部，在罗马人的祖国，由于刚刚完成征服世界的伟业，农业人口也就不存在了。在农村，人们已找不到农民为军团补充兵员，也没有休闲田来种粮食以养活他们。在广阔的牧场上，牧奴放牧着成千上万的带角牲畜，他们代替了给罗马共和国带来赫赫战功的种族。
罗马人在丧失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后，对担任任何公职的贵族院议员和贵族都很反感。过去，走运的士兵也可登上王位，王位不仅是属于那些以财富或出身感到骄傲的人们；因此，奢侈的享受和享乐的愿望代替了雄心壮志。罗马贵族院议员的恣情欢乐、穷侈极欲是世界上任何人也无可比拟的。人类的雄心壮志所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帝国已成为一小撮富人的天下；罗马人的产业一直扩张到日耳曼人、盖杜尔人和帕提人的国界；但是，贪婪随着奢侈增长，体魄随着怠情衰弱；这些人虽然为出身感到骄傲，但是不关心延续香火，大部分人为了独自享受而不愿结婚；后来，由于这些人死后无嗣，旁系亲属将财产吞为己有。财富虽然减少了，但富人却更富了，因为富人的数目迅速地减少，他们的领地变成了行省。二世纪初，普利尼就说过，这些大领地会吞没意大利。到了三世纪和四世纪，随着这些领地的不断扩大，帝国的毁灭也就指日可待了。
乡村居民几乎全部消灭，代替他们的是为数不多的奴隶，这就为异族入侵罗马帝国敞开了大门。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居民都躲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密林里，在那些地方，贵族老爷们无暇顾及购买他们的土地。异族的每一次入侵都驱散、解放或掠夺一批奴隶，在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异族的入侵也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机会。西奥多里克曾强迫罗马公民接受东哥特客人，并将产业的三分之一给予这些客人；但是，异族人对农业是外行，无法使农业繁荣；征服者人数太少，无法改变当地居民的习俗和见解，不久，贝利塞尔领导的战争几乎消灭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
在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农业人口的重新开始产生可能是在伦巴第人入侵以后。这些热心为独立而战的战士，在完成征服事业之前，并没有绝对地抛弃了社会联系，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家了。分享王朝领土的30个大公立刻成为当地的小皇帝。这些大公并不是向土地要钱，而是要为他们服务：当土地的主人关心的是人而不是物时，农民的境况会好一些，他们要求土地的并不是最大的收入，而是要勇敢的和忠实的臣仆。但是，这种进步与我们研究对象无关，因为伦巴第人的统治从来也没有扩展到罗马大公国。公爵的大庄园并没有被一块一块地分割。有些地产给了教会，有的分给宗教组织，有的被罗马人或异族人占有。皇帝分给这些人土地是为了酬劳他们的军功。在罗马贵族中，有一个赫赫有名的阿尔贝利克家族，这个家族拥有蒂斯居伦和那些可爱的乡村，地域一直伸展到弗拉斯卡蒂、马里诺和格罗塔费拉塔。为了怀念他们祖先在罗马强盛时期的业绩，家族的首领们分别被任命为伯爵、执政和贵族院议员。他们开始用农民当兵，通过武力任命他们的家族成员为罗马教皇；在这个时期，由于家谱中断，历史也是空白的。对罗马农村状况也不清楚；但是，在查理曼大帝和奥顿一世时，我们可以相信，那时的农村不象今天这样荒无人烟，土地也不象今天这样连成一大片。
但是，十世纪后叶，在奥顿王朝统治时期，在意大利和整个西方帝国，人们掀起一个使欧洲增加人口的运动。“勇往直前”，这就是莫拉托利吉祥的铭言。他指出在中世纪时，世界再次走出了混沌时期。国王们最终承认，用军队保卫社会是无效的，他们不得不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允许城市、城堡和修道院进行自卫。于是，城堡又修复了古老的城墙；山冈布满了堡垒；甚至在古代遗址、古代罗马坟场、引水渠道、剧场，人们到处都修起雉堞，这样可以使那些只有在别人英勇保护下、在臣属保护下才得以安全的人找一个安全的隐避场所。846年，撒拉逊人洗劫了梵蒂冈，而罗马郊区早已一片荒凉。次年，菜昂第四筑起了城墙，建起了莱昂尼城。一百年以后，一眼望去，几乎所有的山冈都修起了堡垒；古老的城墙有的修复了，有的重建了，过去保卫自己独立的萨宾人、埃克人、赫尔尼基人和沃尔西人，现在为挽救居民的生命财产，重新给他们修隐蔽所并激发他们自卫的勇气。然而，这些城市和他们骁勇的居民也没有恢复他们的独立。他们无疑是蜷缩在过去大领主的后裔的庄园里，那时，这些庄园已成为贵族的碉堡了。随着中世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明的产生，我们看到了埃克人的城市、帕勒斯特里那城、格纳查罗城等城市的主宰者科隆那家族；奥尔西尼家族取代了韦斯共和国和塞里斯共和国，并拥有布拉西雅纳、安基雅拉和塞里等城堡；靠近阿尔巴诺的蒙特—萨韦里，它的名字表示是萨韦里的产业，过去包括图尔尼斯王国；弗兰吉帕尼家族过去是昂蒂恩、阿斯图拉和海边地区的主人；加塔尼家族、安尼巴尔代希家族的城堡俯视蓬坦沼泽地；在拉齐奥，过去好战的共和国较多，封建家族较少。
然而，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如果不是有利于农业的话，至少应有利于农民的独立地位。十世纪以后，贵族或富人竭力避免长期遭受掠夺，谁都懂得只能靠自己的实力来保障安全，要靠土地，还得靠人，而不是靠钱财；因而，为了有人，为了土地上能有居民，为了使这些人既忠诚又勇敢，就应该使他们将来能够过平安和舒坦日子，使他们靠劳动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去开发土地，使种田的庄稼汉有足够的生活享受，使他们能安心耕作而不走邪门歪道，鼓励他们积聚钱财以成家立业。此外，还得保障他们的前途，保障他们能用以血汗改良土壤所得到的好处为他们自己和家庭谋得利益，而不是为他们的主人谋利；还要使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产权密切联系。
罗马郊区最慷慨的地主表现得最为精明，他们给农民一块土地，收很轻的地租，租金有时用现金支付，有时用粮食；他们制订了长期租约制，只是附有服兵役的条件。相反，那些最吝啬的地主只想现在多捞钱，对将来如何概不考虑。他们只雇用移民，给他们一些收获物，并保留每年辞退这些移民的权利。但是，地主给移民种的土地荒芜了，这种不稳定的租地形式使土壤得不到改良；而农民仅仅为了获得一份收获物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劳动。比起地主所得的巨大利润来，他们得到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那些慷慨的地主只要五分之一的产品，让农民得五分之四。这种分配办法并没有给农民以足够维持生活的报酬。如果没有橄榄树、没有葡萄树或其他果树，对人和牲畜来说，如果没有农舍和围墙，如果农业没有灌溉渠道和沟渠，也没有世代改良的土壤，农业在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前途，也不是有利可图的实业。人们现在还可以见到实行五分制的土地；如果土地肥沃，农民靠五分之四的收获物也可以维持生活。
长期租赁契约的租金额订的更低：除去兵役以外，地租经常是有名无实的。博学的科比神甫在题为《荒凉的罗马郊区》一文中也只绘我们留下了一个古代的契约，那是1202年5月11日的契约。人们看到西里亚科的女修道院长把一个农场租给佃户，这个农场包括阿梅里奥拉和梅迪利里这两个古代拉丁城邦的一部分，租金是1桶半油、3斤蜡、l斤香、20苏银币。按照当地习俗、她还有权获得死在其领地上的任何一个农民的七分之一的收成和三十分之一的遗产。此外，永佃户是一辈子在这块地上干活，因此他得努力干活以挣一份家业。他将丘陵地筑成梯田，种上树、灌木或庄稼，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全家男女老少无时无刻都勤奋耕作，各自量力而行。永佃户生活很富裕，儿子在家听父亲指挥荷锄种地，出外跟着领主持武器打仗。每当人们攀上拉齐奥熔岩山丘，或在冈扎诺、拉里西亚、罗卡迪帕帕、马里诺、弗拉斯卡蒂的卡斯特尔甘多尔福湖和内米湖畔观赏那些吸引画家的迷人风景时，每当人们看见那些逗人喜爱的庄稼，精心耕作的活计，丰富的物产时，人们会对农民拥有的一切，以及土地契约产生的丰硕成果感到欢欣鼓舞。而那些光秃秃的土地是属于那些收定额地租的领主的；但是，那些有出产的领地，即罗马人称作改良了土壤的土地，是长期租赁的土地，是属于庄稼人的。
由于农民与地产联系在一起，丘陵地带的领地就不象平川地带的那样遭到毁灭性的后果；那些庄园实际上是划分成块块的；农民向领主交纳地租，但并不妨碍他们向君主交纳税金；农民把土地看成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省吃俭用谋求发家致富。因此，在这些地区，农业使人丁兴旺，它不仅增加了农民人数和提供了保卫家乡的卫士，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为意大利打仗卖命的冒险的武士。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罗马贵族，特别是科隆那家族和奥尔西尼家族，由于军事艺术的发展，一直以勇敢和军事才能著称于世。科隆那家族的15或20个有名的首领，他们中间哪一个走出山区时，总有一伙忠于职守的武士跟着。当时，罗马贵族在山区的采邑，就象瑞士的情况一样，是培养武士的场所，人们在意大利的战场上都可以碰到这类士兵。
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那家族一样勇敢，在中世纪时，他们采邑的人丁并不兴旺，因为从那里抽去许多壮丁，这些武士跟随这个家族到了那不勒斯王国，他们在托斯卡纳、伦巴第、甚至在法国也颇有名气。隆佐达塞里曾在马赛与查理第五作战，在日内瓦与萨瓦公爵作战，这些事迹使塞里斯城的美名远震阿尔卑斯山的那一方，而如今这个城市却是满目凄凉。但是，在奥尔西尼的采邑里，三、四个世纪之前以武力著称的居民已杳无踪迹了。他们的城堡倒坍了。田地也荒芜了；也许是他们的住宅不够牢固，但是他们也备受战争之害，瓦伦蒂诺公爵（凯撒·博尔若亚）想要杀绝奥尔西尼家族，一些村子的全部居民被屠杀，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而领主们因为不再需要用这些人打仗而显得残杀成性，并用他们的特权来掠夺农民。因为领主们发现，在裁判权属于出让土地的领主这种政治状况下，即使是永久的租让，也不成问题，如果租让者不需要兵员，他就可以逐走移民，因为他本人就是与移民订立契约的法官。
在中世纪，罗马国的其它地方由于战争而繁荣，现在则是一片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人们别想再在阿斯蒂拉找到那种勇士，他们曾聚集在弗兰吉帕尼的旗帜下，轻而易举地逮住了可怜的康拉廷。在美丽的维科湖畔的密林中，人类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十四世纪，维科的令人生畏的军事首领和他的兵士们曾威震罗马，今天只剩下他们的子孙了。今天，卡斯特罗和隆西格尔家族的凄凉景象，跟与该家族同宗的、豪华的、战功赫赫的法尔内斯家族形成鲜明对比；到处都呈现下列情况：当领主向土地要的是人而不是钱时，他就人财两得，慷慨大度也得到报偿；当他向土地要钱而丝毫不考虑人时，那就人财两空，他的贪婪也得到报应。
只有当农业为战争提供人力时，封建贵族才乖乖地支持农业。在中世纪，只有在山区和丘陵地带人口才得到增长。领主想得到兵士，但是只有在能当兵的人属于他们时才能得到；麦子长出来保不住收获就没有用处，而兵士不服从命令也无济于事；自由城邦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办法：当这些城邦人口稠密、国力强盛时，路上车辚辚、马萧萧，旌旗飘扬，城邦和郊区固若金汤，周围平原上农业兴旺发达；相反，在那些力量单薄的城市，或在称作卡斯特利（Castelli，城堡）的自由共同体里，人们种植附近平原的庄稼时，心里就不放心，干活也不很勤奋；这些城邦尽量不在这些地方建立村子和盖房子。在这些肥沃的土地上，人们仅在确信能收回庄稼时才耕耘播种，要不然，宁可将这块土地用作牧场，这样做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宽阔的田野上修筑大工程是没有安全保障的，而不修这种工程既不能净化环境又不能疏通渠道。由于上述原因，托斯卡纳在皮埃尔—利奥波德统治年间，虽然工业已很发达，但是沼泽和平原杂草丛生和荒芜不堪，而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高度繁荣的。
阿格罗罗马诺和从翁布罗内和萨宾群山脚下延伸到海边的大片波浪起伏的平原，其荒芜原因也是相同的。每年夏天，尽管瘟病流行，一些倒霉的人们几乎总是从远方来到这里播种或收获庄稼，有些地方，土地虽很分散，但不是沼泽地；有些地方，土地很肥沃，可以长出最好的庄稼；但是在中世纪，这里也是无防御能力的。人们可以在平原播种，但是农夫要把收获的庄稼归己所有又有什么保证呢？人们可以开沟筑篱，盖起农舍，培植橄揽树、无花果树、桑树和葡萄（因为在大自然，没有一块土地是只能种大庄稼而不能种小作物的）；罗马本来是可以对永恒的未来有支配权的，但是对这个世界的未来，它却极少操心。中世纪时，教皇们虽然野心勃勃，却胆小如鼠，他们陷入了无休止的、永远无法取胜的争斗。他们在大封建领主之间、富于冒险的军队之间、那不勒斯国王和米兰公爵之间不断挑起争斗，一旦宣战，教皇们让军队洗劫一空，使对方无反抗能力。城市自卫队对教皇畏惧有余而信任不足；因此，教皇们竭力设法解除他们的武装；尽管罗马人口众多，但是它的军队从来不到田间去保卫庄稼汉。因此，管辖这块广阔土地的领主和宗教团体，对在这里设居民点并不操心；他们不订长期租约，也不搞定额地租；他们只让外地的垦殖者来这里播种，付给五分之一的收获物，他们既不投资，也不给予任何保障，他们宁可要天然的草，而毫不惋惜让垦殖者离去，因为有草就可以将土地作为牧场出租，不必冒什么风险，而百业兴旺对敌人是诱饵，这种经营反而不安全。
可能是在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罗马的一些居民又象共和国初期那样，开始在罗马郊区种地；他们也不在田野里定居，在富有的领主和宗教团体广阔的领地上耕种一些土地，对他们经营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人们可以从市场状况、穷人的状况，以及后世的证据中得出结论。小麦贸易花费的资本是很有限的，但它却引起人们很大的不信任，大城邦靠小麦生存，但小麦贸易却经常被战争打断；于是，罗马居民食用的大部分小麦是从自己土地上收获的，此外，当教皇们居住在阿维尼翁时，在西罗马帝国大分裂时，基督教国家的贡品也不送给罗马：那时，教廷处境极为困难，老百姓则更为匮乏。罗马的人口急剧下降，剩下的人总得活下去。由于罗马居民不会干城市的手艺活，在任何工场也找不到活计，贫困迫使他们只好到田间劳动。十五世纪中叶，宗教分裂结束了，罗马贵族重新享受豪华生活，他们又招雇垦殖者来耕种土地。1523年，克莱芒七世宣布西克斯特四世（1471—1484）颁布的宪法重新生效。从下面的文字中，这个宪法颇使我们获得教益：“西克斯特四世说，考虑到以下事实：最近以来，城市面临的饥荒主要是因为少量土地播种了庄稼引起的；领主们更喜欢田地荒芜以便用作牧场，这比种粮食更为合算，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取得更大的利润……等等。”
因此，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罗马有的大地主总是将罗马农村的土地瓜分，他们拒绝耕种土地，陆续辞退那些企图种地的垦殖者。西克斯特四世为了使公共财产免遭贪婪者之害，命令三分之一的土地必须种庄稼。为了保证执行这个法令，教皇允许那些想在罗马附近种田、而又不能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的人诉诸法庭。而法庭在用于耕作的三分之一土地的选择问题、在开荒季节问题、在农民使用地主土地交纳租金问题，以及在种植期可能碰到的困难等问题上作出裁决。并且还要考虑到可能碰到的各种困难。西克斯特四世和他的侄儿朱尔二世是令人生畏的教皇，罗马贵族对上述法令不敢有丝毫的违抗；但是，当克莱芒七世想重新使它生效时就遇到强烈的反对。有人保存了一份巴普蒂斯特·卡萨里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陈述了地主由于这种专横措施而忍受的一切困难。
我们并不想从那些惯于盲从的老人那里借用立法范例；这些老人自信，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应该将产业服从于对地主来说是沉重负担的规定，他们是从一项共同的原则出发的，这项原则直到今天还适用于各国人民，并被应用在各种法典中。只是到现在，英国的政论家才说财产权的存在先于社会的规章，而社会的规章是为保卫财产权而设置的。而我们则不能想象，先于法律和军队的而不受法律保护、不受军队保障的财产权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理论问题比起事实的存在并不重要。无论哪一个时代，无论哪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总是根据它所确信的符合大家利益的原则来确定财产范围的；为了这种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只是听取地主的意见，那社会将遭难，而地主也难逃厄运。罗马的历史，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在每个时期都可以证实这个真理。至于西克斯特四世的敕令，最大的缺点是使人容易受骗。罗马贵族对他们的土地拥有很大权力，在法庭面前也很有办法，很快可以想出办法使那些想种他们土地的人破产。他们借口需要麦子，禁止把麦子运到城里，然后拼命降价，又榨取诉讼费，最终逼得农夫荒芜土地。
教皇们重新耕种罗马乡村土地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竭力维持市场的繁荣，防止人民因缺少面包而怨声载道。在我们看来，这种目的是光明正大和合法的，这并不是说。因为立法给地主带来困难和穷困，因而我们要谴责这种立法，而是因为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它为目前就牺牲了将来，在想保证人民食物的同时，它还连累那些供养人民的人们。1605年至1621年在位的保罗五世，创立了教士会粮库，由它专门负责罗马的粮食供应；教士会的意图是避免人民的不满和骚乱，命令不管小麦的收成如何，不管是丰收还是歉收，在一些面包店里，面包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用1个巴奥克（baioc，即罗马苏，它比法国苏价值高十分之一）买8盎司面包，这种价格维持了近二百年，直到今天，一个小面包还卖1巴奥克，只是面包的重量已经变了。
因为给面包店作了以上规定，教士会很快独占了小麦贸易；它不仅购买了乡村的麦子，还拥有进出口的准许权。据说，教士们行使权利时不是根据市场的惯例，而是根据要求免税者的势力与捐赠。即使撇开这种滥用权力的情况不谈，规定上写的是只考虑贫穷消费者的利益，这种规定也是很糟糕的，它与我们今天所推崇的考虑生产者或地主利益的规定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相信政府应该注意生活资料的分配，但是，应该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是社会上某个阶级的利益。在阿格罗罗马诺，由于教士会缺乏原则，武断地作出决定，无法事先预计决定的效果，种地的地主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更糟糕。
不管麦子是否充裕，教士会总是将它以每吕比奥（Rubbio，合640公斤）7罗马埃居（合37法郎10生丁）的价格转卖给面包商；这个价格与平均价格相差无几，使面包商以1巴奥克的价格出售小面包时也有利可图；直到1763年，教士会的利润能补偿损失。但是，到了这个时期，麦子开始上涨，直到十八世纪，涨势一直上升。尽管做赔本生意，教士会害怕招致人民的不满，仍然以原价出售面包。因此，在1797年教皇政府被推翻时，教士会粮食库负债达3，293，865埃居，合17，457，485法郎。
远在革命引起的动乱以前，教士会当时已感到陷于一种坏体制中，并加紧调查以找到一种替代它的好制度。1729年，从教皇伯努瓦十三世任职时起，稽查员负责价格，面包价格恢复到面包商价格；公共面包烤炉也交给了这些人员管理，这些人一上台，什么手腕都使出来了，他们的一切勾当都在尼古拉的作品中再现了。另外一些图表仔细地描述了每年应该播种的小麦数量和实际的播种数量；罗马人口变动情况，罗马历年的小麦消费量；运输费用使来自马尔凯的小麦涨价。1783年，庇护六世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阿格罗罗马诺的新土地册，要求地主每年播种17，000吕比奥的土地，吕比奥是土地丈量单位，即假设播种1吕比奥的小麦的土地面积，尽管一般来说，1吕比奥土地播种1吕比奥半的麦种，1吕比奥有3，703平方卡纳，每卡纳是2米22厘米，l吕比奥等于18，250平方米，或者至少是2公顷或至少是5英亩，每平方英里有120吕比奥。庇护六世的敕令当时并没有执行，只有5，000到6，000吕比奥的土地播种了，地主和农场主也拒绝这样做，地主要求另加租金，而农场主种的每吕比奥土地只交给地主2吕比奥麦子。
地主们最后明确地解释他们抵制发展作物的原因；1790年，他们提出了二个有图表说明的报告，1800年，他们更证实了以上原因，今天的情况也依然如此：一个是在阿格罗罗马诺种作物的费用和播种100吕比奥土地时麦子的产量；另一个是在同样情况下养2，500头羊的收入。对农民或农场主来说，其结果是种麦子预付8，000埃居，得利30埃居，这还要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如果用来养羊，预付8，000埃居款项可得1，972埃居的利润。
这两本带有图表的报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说明了在罗马称作地产商人的大地主和农场主对发展种植业进行经常性的和不屈不挠的抵制；报告公开地将大地主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报告表明，大地主们的真正的经济学是使他们发财致富的经济学，是节省人力，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消灭居民；最后，报告提供我们真实的、迄今仍然是真实的细节，我们也注意到并证实罗马乡村的地主和农场主成功地把劳动力减少到最少程度。但是，这些充满技术名词的报告，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不逐字逐句地引证，而只是将它评论。
这两个报告的第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每吕比奥土地以5埃居计算，这是对用于放牧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草的估价。这笔钱相当于付给地主的租金，超过这两个报告中提到的数目。这笔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高于平均数；因为，人们估计能刈收的草地值10埃居，人们每4年翻耕一次的牧场仅值4埃居；因而，人们不翻耕的土地很快会荆棘丛生，它只值3埃居。确实，我们询问过的农场主们承认，他们种麦子经常赔钱；但是，这种种植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阻止土地不被森林所覆盖，以致不适合作牧场。
这两种比较并不是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的，而是在耕种土地和放牧业之间付出同样的资本上作比较。比起种地来，放牧业收益多10至12倍。2，500头产毛畜群，再加上26头公马或牝马，在罗马平原度过秋天、冬天和春天的30周时间，又在萨宾和翁布利山上度过夏天的22周。在冬天，饲养地大约需要700吕比奥，夏天大约需要500吕比奥。1，200吕比奥相当10平方英里。在冬天，畜群能养活29人，夏天能养活18人，此外，还要维持20头专门用于放牧的狗。在1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过着放牧羊群生活的人数平均是24人。确实，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人们找到的只有这些居民；因而，它象教皇国家的其它地方一样，每平方英里至少有200居民，而有些地方还更多一些，把可耕土地变成牧场，就等于消灭了99%的居民；农场主或从事投机事业者，这种人在罗马被称作乡村商人，他们的利润，就代表维持这99%的人的生活费用，农场主已使这部分人没法生活下去了。
但是，这种经营制度不仅节省了活的劳动，把靠土地生活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还使那些被雇用的人衣食不周，几乎完全过着野人的生活，并大大地削减了城市工业消费者的人数。我们研究的图表告诉我们，牧羊人的工资在冬季平均是10埃居，或53法郎，尽管夏天较短，钱数却一样；此外，牧主每天只给20英两面包，每周给半斤咸肉，每周还给相当子2小杯的油和一点盐。牧主还允许使用部分羊乳熬乳酪；但是，他不供给葡萄酒、醋、酸汁果酒和其它发酵饮料。这就是牧民常年的食物。这些食物都是从罗马带来的，因为在这片荒漠之地，既没有烘炉和供烹调用的餐具，也没有提供佐餐蔬菜的菜园子。人们远远地看见牧羊人披着羊毛露在外面的羊皮袄，覆盖着双肩和腿部，里面穿的是褴褛衣衫。至于住所，那就更谈不上了：确实，他们经常是露宿在坍塌的废墟上，其土壤里满布着乱石，或者是住在这块火山岩密布的土地的自然洞窟里或地下墓穴的窟窿里；在这些地方，他们贮存着锅、勺、瓢，以及其它一些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少得可怜的器皿。我们仔细算一笔账：这29人所用器皿的总价值仅仅是30埃居或159法郎。用于这些羊群的总开支，包括工资、供应品和使用的少数工具，总价值也只不过1，038埃居；产品包括羊羔、改良品种的老母羊、羊毛、干酪、乳酪，以及人们认为可以每年出售的12匹3岁的马驹，这些产品的总值是7，122埃居，这笔款项的年利润达1，972埃居。
另一张图表，是与带来同样价值的另一种经营有关的，土地面积要少10倍到12倍，这种情况使我们很好地懂得那些暂时靠土地生活的人的状态。我们在上面说过，在罗马农村，种地往往是得不偿失的行业；收获的麦子很少能顶得上经营费用，很久以来，如果不是为了在几年以后使土地免于生长荆棘、染料木、欧石南和其它一些不适合于作牧场的小灌木，人们早就不想种麦子了。由于这些树木将土地变成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农场主即农村商人想耕种土地，就不得不从远处雇用工人，为了使工人相互促进以及便于监督，农场主就叫工人一起干活。成千的收割音手拿镰刀干活，而监工骑在马上监督和逼着工人干活，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鉴于工人人数众多，劳动分工也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在一本交给我们的关于种麦子劳动所需要的账单中，我们发现至少有10种工人，用其它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其称呼的，因为在其它地方，不同的农活都是由同样的人来干的。有些农活是由来自萨宾山区的短工干的；另外一些农活是由来自马尔凯或托斯卡纳的工人干的；人数最多的是来自阿布鲁齐的那不勒斯人；最后，为了整理麦秸和堆成垛，人们还雇用罗马的无业游民，这些人干别的活计都不行。这种劳动分工使农活干的很细；麦子至少要锄二次（翻土、除杂草），有时次数还更多；干活时，人人都干的又快又精细。在大量监工和他们的助手的监督下，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采取包工形式的；但是，食品总是由农场主供应的，因为在荒野里，工人得不到食品。农场主供给每个工人一定数量的酒，每周供给40贝奥克的面包，3斤其它有营养的食品，如咸肉、干酪等。冬天干活时，工人住在大屋子里，这是位于田野里劳动场所中心的建筑物，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工人们到那里去要走2英里、3英里或4英里路，工人们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冬夜。夏天，他们就在干活的地方就地休息；他们经常在露天睡觉，尽管冰凉的露水常常导致疾病缠身；比较讲究的就是搭个帐篷或者用树枝搭个棚屋。
收割工人干庄稼活一般只有10天，这些工人经常是省吃俭用的，回家时带回全部工资，差不多有5埃居钱。那些管打场、运输、收藏的工人在阿格罗罗马诺呆的时间较长。虽然支付的工资较高，但是工人很少能存下钱，因为他们常常患病。如果风调雨顺，得寒热病的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流年不利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染疾。在冬天或在气候比较好的季节里，农业劳动日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每个劳动日价格从20到35贝奥克；夏天，价格涨到9个保尔，接近5个法郎。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也足以说明，在这些富有的乡村里，种地是无利可图的。然而，不管工资多高，穷苦工人都得冒着生命危险来挣。大部分工人来到这里或回家要花二、三天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中间用两顿饭，休息一小时，劳动时受烈日的的烤和蚊蝇的叮咬；汗流浃背地干了一天活后，只能躺在地上睡觉，即使有树枝搭起的棚子栖身，这种休息也有损健康。背井离乡，得不到亲人的照料，如果他们病倒了，只有按古老的习俗，靠伙伴关照。于是，有些人被送往罗马的医院，有的便拖着病体回到家乡；有些人在旅途中丧了命，有的人则穷极潦倒地了结一生。有的人走运，带了几个埃居回到家乡，这就象中了彩票一样，又促使其它的人去碰运气。总的来说，外出工人挣来的钱财，对他的家乡来说是一种灾难。
但是，对于他们耕种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出现能使谁得到利益呢？只有农场主能得到利益，我们说过，利益有时候等于零，甚至经常是赔本经营。确实，种100吕比奥土地，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数字，农场主发工资的花费就达4，320埃居；它比放牧2，500头羊群，占地10倍于耕地面积，牧场所付的工资高达4倍。然而，尽管农业的目的是应该养活人们，但是，如果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其目的也就没有达到。罗马的农业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土地荒芜面貌，但是在农村没有定居一个居民，因而，它也没有给城市工业提供市场。冒着得寒热病危险来到这里的工人，过10天或20天又走了，他们经常连首府也没有看一眼，至少是没有购买什么东西。罗马既没有乡村，也没有乡下人。在城乡之间建立的、其它城镇居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商业，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地产商提出两个表格，他们对教皇作出断然的回答：罗马附近经营的农业总是比牧业收益更少，而且经常是陪本的。因而没有理由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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