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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宪益著,董宁文编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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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苦多试读：

世事沧桑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一九六八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哒哒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压压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一九六八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哒哒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问：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外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问：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瞭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的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十二点把我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问：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问：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问：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一块喝酒。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那时候，我“老三篇”背得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问：提审多吗？

杨：提审就是刚来时、林彪威风时多，头两年就是三四天或一个星期左右提审一次，就是骂一顿，给下马威。后来，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出来后就没有了。还有，造反派在外面忙两派斗争，就轻松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后就缓和了，后两年差不多没什么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风。放风是到另外一个广场，是一个四面有墙的、类似于天井的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得太久了，怕我们身体不行了，就让我们跑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有时候十天一次。那是一个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进去，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时间。

问：大家对你怎么样？

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得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棵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问：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一九七一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沙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宝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宝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一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菜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哪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问：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是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问：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戴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问：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问：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问：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问：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两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问：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问：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地通读了一遍。

问：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放的，整整四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相，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问：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问：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问：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菲特的《爱经》，里面有点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了。

问：《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问：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还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问：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我用了三两天的时间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问：你那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问：那半瓶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一九四○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

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

一九三四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

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整理者李辉附识

原载《收获》二○○五年第二期

此情可待成追忆

——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乃迭与牛津中国学会

我初到英国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到了伦敦，我的中学英国老师朗曼就给我找了两位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给我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因为我要去牛津大学念希腊和罗马文学，而在当时去牛津读这种文学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已经学过一点这两种文字，我在中学读书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我在伦敦补习了几个月，一九三五年初，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了。在墨顿学院面试时，校方问我学了多久这两种文字，我回答五个月，校方却认为学的时间太短，要我再补习一年，才能入学。另一理由就是当时牛津每个学院收取亚洲国家的外籍学生都有名额限制，墨顿学院当年已录取了一名从香港去的中国学生，所以我只能等下一年才能入学。

到了一九三六年，我应该在秋季开学时才去墨顿学院，但我决定春天就去牛津住几个月，熟悉当地环境。我到牛津后，认识了在当地居住和学习的中国学生，了解到这里的中国同学已经有一个“中国学会”。当时不同国籍的牛津外籍学生有些成立了同学会，如“日本学会”“中国学会”，也有些英国学生因不同政见或主义而成立了“保守党学会”“自由党学会”“共产党学会”“工党学会”等等。那时在牛津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人，但牛津的英国教员职工学生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到过中国的却不少，大概总有百八十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学会”，每一两星期聚会一次，邀请一两个人来谈中国问题然后大家讨论。

我到牛津时，正值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所以这方面讨论十分热烈。我去了不久，就担任“中国学会”的秘书，第二年又担任该会主席。乃迭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到牛津读书的。她到了牛津不久，就参加了牛津大学的“中国学会”，这是因为她父母都在中国工作，自己又生在北京，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担任该会主席时，她自愿担任秘书。当然，那时牛津大学还是男女分校，她当时不是与我在同一学院，而是在另外一个女子学院读书。我读的是所谓荣誉学士学位，读期四年，包括一年多希腊和拉丁文；她读的是普通学位，只需要三年，所以她比我在牛津晚一年。她去牛津本来想读法文。我读完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去读法国文学，所以我们做了半年同学。读了半年后，我们都感觉我们的法文基础不够，太吃力，所以我改读英国文学，她也改学中国文学，总之我们也可算做过不到半年同学。

我在牛津“中国学会”担任主席，她担任秘书，大概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快毕业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没有那么多的宣传工作要做，我们也就不太积极搞“中国学会”工作了。记得我初参加“中国学会”时，会员不过一二百人，后来因为我们积极鼓吹，会员升到两千人左右，这当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国初期，英国人民中很多人同情中国，后来第二次欧洲战争爆发，英国人民也就顾不得抗日宣传了。乃迭担任牛津中国学会秘书时，工作非常积极认真，我当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秘书而自豪。

乃迭在中国

乃迭和我于一九四○年秋来中国。我们坐船先到香港，本想从香港经越南到内地，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北平都早已沦陷，我们不想去那里，决定去重庆，然后去昆明教书。结果到了重庆，我母亲不愿我们离开，只好去重庆附近的一个名叫柏溪的小镇，那里有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分校，在那里教英文。

我们同当地的同事和学生关系还好，但校方当局怀疑乃迭是共产党，所以只教了一年乃迭就没有被续聘，我们只好又转到贵阳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做英语系教授。我们去贵阳前，因乃迭同我已经结婚，她本想申请中国国籍，同我一起做中国人，但重庆当局一再拖延批准，因为当时外国人申请中国国籍的还不多。我们后来觉得乃迭保留英国国籍也好，因为有英国护照，去外国也比较方便，因此我们就放弃了申请。那时英国方面又通知我们，要乃迭放弃英国护照，理由是战时英国女子同外国人结婚的，应该放弃英国国籍，由大使馆收回护照，除非对方是敌对国家，可以保留原有护照，这样乃迭就变成没有英国国籍的人。这种情况继续了好几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英国政府又改变了政策，由大使馆还给乃迭英国护照，重做英国公民。这一切我们都毫不在意，因为我们反正当时在中国内地，也没有出国的机会或要求。后来乃迭也没有再申请中国国籍。乃迭自己说，她认为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实际上，乃迭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虽然后来回过英国好几次，所以不管护照国籍如何，她总可以算是大半个中国人。

解放后，她在名义上是外籍专家，外文出版社拿她当作外国人看待。她自己也从不干预中国政治。历届运动都不要她参加，她也从不过问。我记得“文革”初期，江青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各国文化传统的议论，否定在马克思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在内，当时有编辑建议乃迭翻译介绍这一篇文章，乃迭婉言拒绝了。还有当“四人帮”刚刚垮台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短文，把诗人艾青的名字同姚文元等一伙放在一起，那时艾青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我们同他很要好，常常去看他。这篇骂艾青的短文用的是笔名，不是真名字。我看了这篇文章，提请乃迭注意，乃迭就自己写了一封信，寄去质问《人民日报》副刊。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回了一个电话道歉，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我也认识。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明乃迭虽然平常对当时中国的“左倾”幼稚病是不干预的，但遇到与她有关的人和事，还是立场非常坚定鲜明的。

在那时候，也有人怀疑乃迭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过不适当的话，泄露过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猜疑是无中生有，我知道乃迭给家里人或朋友写信，从不散布什么小道消息，只谈些家常琐事。她的言论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要好得多。

乃迭的翻译工作

我原来并不想做一个翻译匠，小时候读书时也没有想过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但在天津读中学时已经有时把个别英美诗歌试译成中文旧体诗，这只是为了好玩。在牛津读英国文学时，也曾把《离骚》译成十八世纪的英文诗，给我的英国导师看，这只是因为他本人是个诗人。那时我才认识乃迭。乃迭在牛津是第一个选修中文的学生，我当时为了帮助乃迭学中文，也有时同乃迭合译过一些中文古今文学作品，如唐代的传奇小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艾青和田间的新诗等。回国后也是这样，记得当时两人就合译过小说《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鲁迅的《朝花夕拾》《阿Q正传》等等。一九四三年两人到了国立编译馆，同译《资治通鉴》，这是两人合作以翻译为职业的正式开始。

解放后，编译馆被取消，我们又一同参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此后几十年间我们合译过的中译英文名著不下百余种。记得最初出版的有原来旧译的《儒林外史》，同冯雪峰商讨决定的《鲁迅选集》四卷本，由黄永玉画插图的白族长诗《阿诗玛》，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还有冯雪峰同志自撰的《雪峰寓言》。原来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同志与我一同计划出一套一百种古典文学名著和一百五十种当代文学作品，后来刘尊棋同志离开，这个大计划成为泡影。以后我们只好按照新来的领导旨意，有时为了配合京剧和地方戏出国，翻译一些戏剧剧本，如《白蛇传》《打渔杀家》《秦香莲》《拉郎配》等；有时为了宣传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友谊，翻译法显的《佛国记》、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的《中印文化史话》等；有时为了宣传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翻译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等。当时因为参加了《中国文学》期刊，所以在杂志上，每月都要介绍一些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同时也还为外文出版社出几本书，后来又为《中国文学》编辑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

我们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我翻译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英文，成为定稿。我翻译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机上译一遍，乃迭修改则常常要打两三遍，所以她用的时间一般都比我多。她翻译中文诗歌常常觉得没有把握，有时要改许多次。记得我们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她曾改了同我商量，又重新修改，一共改了七八次。后来翻译《红楼梦》，碰到书中的诗词时，也改过好几遍，所以我们合作时，她费的工夫总比我多得多。后来她翻译当代小说时，都是她自己译初稿，我只帮她校对一下，这样她的工作量就更多了。今天大家说起来，好像所有译文好坏，都归功于我们两人，其实她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她每天上班工作时，都非常认真，从来不同大家闲谈，浪费时间，同事们也都称赞她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典范。

回忆乃迭生平，值得一提的事还有很多，但我只想写这几条。至于她晚年生活和工作情况，她自己没有写下去，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也不想写下去，留给朋友们补充好了。

原载《对外大传播》二○○三年第一期

未完成的心愿

去年把过去所写过的一些读书笔记合成一集交三联书店出版，名之为《译余偶拾》；实际上，这些零碎文章都早已在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间曾作为《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两本书出过一版，只是现在那两本书已很难找到了。今天重看年轻时所写的这些札记，未免有些脸红，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随手记录下来的资料，算不得是文章，许多方面都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加以许多意见还很不成熟，也不够系统化；不少论证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朋友们要我把当时的想法说明一下。虽然近年来几乎没有写过多少东西，也很怕写文章，我认为我也有责任对这本小书作一次交代。

记得那还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间的事。当时我在贵阳和成都大学里教过两年书以后，到了重庆郊区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在那里担任一个编纂，具体工作是把《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实际上《通鉴》的英译工作我也没有做多少；我译出了战国到西汉这一部分，后来同几位朋友又合作译出了南北朝部分，就放下了，但是在那些年间，由于编译馆里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图书馆，在那里我有机会看了不少旧书。我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在中学读书时，虽然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旧体诗，但是基础是很差的。在北碚那些年间，算是又补了一下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课。

我在北碚住的地方是编译馆和一个叫作“礼乐馆”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楼上一排房子只有三家；除了我和我爱人，另外两家是杨荫浏和杨仲子，他们都是单身，都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们三家给这个宿舍起了一个名字叫“三阳（杨）楼”，取“三阳开泰”之意，因为我们三家都姓杨。由于同他们两位朝夕相对，受了他们的熏陶，尤其是杨荫浏兄，他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音乐史，因此我对中国音乐史也发生了兴趣，写了几段这方面的笔记，如“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李白与菩萨蛮”等。本来是随便写出来，给杨荫浏兄看看的，后来都被朋友送到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其中一篇“康昆仑与段善本”还在郭沫若同志创办的《中原》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得到郭老来信鼓励。有关中国音乐与诗歌方面的那些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体裁都源自民间音乐；当时我想利用手头仅有的一点资料，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唐代诗歌到词曲，写出几百条笔记，将来再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诗歌史。其中有不少我知道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如我认为从汉代传下来的楚辞都基本上是汉代作品，《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国殇》是东汉光武时的乐歌，还有“胡笳十八拍”和《木兰辞》都不可能早于唐五代时期等等，这些我都暂时不写，因为那样的奇谈怪论很难被大家所接受，我当时也不想费时间去争辨。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写出。

当时上海中华书局除了出版一个定期的《新中华》杂志外，还出了一套新中华丛刊，我这些短文后来就被收进这套丛书里，卢冀野兄给这本小书起了一个名字，叫作《零墨新笺》。其中包括以上所说有关古代诗歌音乐方面的短文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我国和西方古代民间故事的和有关古史辩伪方面的笔记。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当时受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方面考证的影响；我从在中学读书时就对民俗学和古史辩伪方面有兴趣，记得在英国读书时就看过不少西方的民俗学方面的书，如弗雷泽（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以及古希腊罗马有关民间习俗和神话的资料；另外，由于向觉明兄的介绍，对中西交通史地方面也有兴趣。我感觉在我们漫长的古老文化历史中，历代加进去的伪造神话成分实在太多了，必须认真做一些爬梳整理辨伪的工作，才能恢复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我们的古老文化又同外面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亚本来是一片大陆，欧洲许多古老民族又往往是从东到西在古代好几次民族大迁徙中迁移过去的。当然从西到东的文化影响也不少，我们许多民间风俗都与欧洲古代的相类似，如寒食、清明、冬至等节日都是欧亚两方面都有。在这些方面我也曾想写一系列短篇考证，也都没有着手。

日本投降后，我从重庆北碚东下到了南京，依旧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当时在英国认识的黄少谷主编《和平日报》，他要我给他编一个文史考据方面的副刊，我当时正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有关中西交通史和我国边疆各民族古代史方面的笔记，就拿去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这样我的读书兴趣又集中到古代中西交通史和古代边疆民族史方面，也想将来如有条件重写一本我国边疆民族史，暂时主要力量放在东北和西北，然后有条件再研究西南和东南的古代兄弟民族。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不久就放弃了故纸堆，投身到革命地下工作方面，这些计划也就搁下了。

解放后，头几年在南京做民主党派工作，没有条件再去看旧书，后来又被安排到中译英的翻译岗位上，此后我就变成外文翻译工作者了。这二三十年间，在翻译岗位上也还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但是有时回想起解放前十年间那一段生活，还是很怀念国立编译馆那一点旧书，也还有时想回过头再写点读书笔记，可是没有条件，也只好算了。在人生道路上，凡事都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年轻时的许多想法目前还没有条件继续搞出来，只好留给别人去做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很有限的。记得小时候，在中学读书时，曾写过一首“旧瓶装新酒”式的旧体诗《珊瑚岛》，说的是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我想我过去所写的那些拉拉杂杂的零碎读书笔记，也正是这样，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继续多做一些那方面的工作。

良师益友忆当年

提起笔，偶然想起这样一句话，似通非通，也不像诗，姑且写下，作为本文的题目。戈宝权兄的夫人梁培兰嫂从南京来，告知友人她正在为编一本关于戈宝权兄的纪念文集，要我也写几句，作为纪念。我想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总会有一些良师益友，作为自己的楷模，鼓励他上进。我很幸运，一辈子虽无什么值得提的建树，但也曾有不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不少精神上和学识上的帮助，宝权兄就是其中之一。只可惜我同他结交，只是在建国后，没能早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教诲。我在一九五二年底才从南京被调到北京工作，虽工作在外文社，但也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兼任过研究员和学术委员，认识宝权兄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宝权兄比我大两岁。他先在上海大夏大学学过俄文、日文和英文，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到了莫斯科，作为《大公报》驻前苏联记者三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回国，到了武汉。我是在一九三四年去英国牛津读大学，一九四○年回国到了重庆。所以我们去欧洲差不多同时，他去欧洲比我晚一年，回国比我早两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经历过类似的遭遇，但一直未能会面。建国后五十年代，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才初次相识。由于他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我早已闻名、神交已久，见面也不觉陌生，可惜我只懂一点希腊罗马及西欧文学，对俄国及东欧文学完全外行，不能同他切磋学问、交换意见。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虽然相识也有十多年时间，见面时也不太多，只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开会时，我们曾同住一室，曾经听他谈及伊索寓言早期在中国的译文，我们很高兴。前几年曾通过我夫人戴乃迭写信到英国帮助他查找伊索寓言《况义》等有关的资料。后来又承他送给我一本他对此问题的研究。“文革”期间，我被批斗坐牢几年，同朋友断绝来往，平反后又忙于《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工作，也没有参加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所以在七八十年代期间很少见面，后来听说他重游美国回来就病倒了，我也没进城去看他，他又搬家到了南京，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关于他的近况只从我在南京的妹妹和培兰嫂那里得知一二。

关于宝权兄的学识成就和扎实认真的治学精神已经有许多人称道过，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在这里只是回忆一下他同我过去的经历和交往。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从衰败走向复兴的年代。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为祖国将来的复兴打下了奠基石，做出不朽的贡献，宝权兄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二○○○年第八期

我的启蒙老师

我没有入过正规小学，因为母亲溺爱，小时候怕我出去上学吃亏，就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读中文，最初请了几个老师都太老实，我太顽皮，他们教了个把月就都辞去了。后来到了十岁前后，请来一位老师，是个前清末年的秀才，是河北大城人，叫魏汝舟。老先生很严肃，我才算被制服了。他对我很客气，从来不打骂，但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当时已经很老，六十多岁了。年轻时有一段不幸遭遇，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一家都被烧光了，老婆也死了，是不是有过孩子也死了，记不清楚他怎么说的，家里的书籍和杂物也都完了，只留下他一人，后来就靠教家馆生活。他虽年老，身体却很强健，常带一把硬弓，每天都要把弓上弦拉几下，作为他的体育锻炼，也喜欢出去散步。在我们家里教书的几年间，他又开始画几笔画，都是山水画，虽没有什么特色，也还是过得去的传统山水。他的书法很正规，没有多少特点，但喜欢每天写写。他还喜欢写诗，多半是七律，诗也过得去。他那几年间写了不少诗，可能有上千首，订成了好几个手抄本，自己称为“自宽老人”。临走留给我几本诗稿，作为纪念，可惜后来全丢了。我还记得里面都是些一般应酬之作，有时也感叹时事。他在外面还认识一些老头子，大概都是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幕僚教师之类。他很尊重当时在北方的吴佩孚，诗里称之“子玉帅”，当然这是直奉战争前几年，那时吴佩孚还没有被张作霖打跑。他的那些朋友大概也是同他政治态度差不多的老先生们。魏汝舟老师每月出去一两次，同他们吃酒谈天，但我没有同他出去玩过，我只是同他一起去过两次书摊子买书。那是在天津一个大而破落的游艺场，叫作“大罗天”，里面有不少的旧货摊子和书摊，有点像南京的夫子庙和北京的隆福寺。他带我去买了几部《四书》《楚辞》《左传》《古文观止》之类的书。我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教学方法很简单，主要是背诵，然后他把内容大意说一下，但是他说的一般当时我听不懂，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的记忆力当时相当好，一般的书分两段读两遍就可以背诵下来，有的书因内容确实不太懂，如《诗经》《书经》等，所以当时虽然能够背下来，今天很多记不清了。《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离骚》等，到今天还都背得出来。记得我把《左传》全部背下来当时也不过用了三四天。一般老秀才教书只教“四书五经”，我这位老先生还教我读了楚辞、老庄，还教我写旧诗，这在当时是脑筋很开明的了。读完十三经及楚辞唐诗和唐宋文之后，他就开始教我作旧诗，一开头是学会分辨四声和对对子。当时学对对子有一种顺口溜，开头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一两天就学会了，然后就自己作五言和七言对子。我拟了个对子，还记得是“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破绿杨烟”，老师大为赞赏，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才，从此他天天教我练习写诗。但是当时年纪太小，还在贪玩，到了十二三岁就该上中学了，开始在家里同另一位教师学英文和数学，中文也就不大读了。我开始上学后，只是偶尔还到前面大厅旁边的书房去看看魏老师。他当时已年过七十，这几年一直就在书房里，感觉他总有些惆怅之感，常常叹气，大概他也觉得得意的学生走了，精神无所寄托，虽然东家不好意思辞掉他，他也知道家馆做不长了，身体也渐渐不如以前。后来害了一场大病，大概是伤寒之类，嫡母认为人有病就不洁净，给他另找了一个外面的平房住。我从学校回来，听说老师很想念我，去看了他一次，还是嫡母勉强答应了，让大管家带我去的。他当时病基本好了，但很虚弱，看见我很高兴，告诉我他不久就要回到家乡大城县去了，去住在他的一个侄子家，不再出来工作了。他去后不到一年，他的侄子来信说他回去后又生了病，不久就死了。这位老师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正直的好人，他当时虽对社会有些糊涂思想，也相信《老残游记》所谓关于“北拳南革”的错误看法，但这些都是时代和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怪他。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是非常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他对我幼年影响最深，我现在还十分怀念他。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我上的中学是英国伦敦教会创办的新学书院，后改名新学中学，许多课程都由英国教师教，用的是英国课本，用英文教，所以一开始我的听课和阅读英文程度都比一般中学生高一些，我又是个高材生，所以在初中时就有了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当时用的一套英语课本编得也不错，由浅入深，到了上高中之前，已读了一些内容比较简单的英国文学名著的选段，记得有司各特（W.Scott）的叙事诗《洛京瓦尔》（Lochinvar）、麦可雷（T.B.Macaulay）的有关古代罗马的叙事诗《贺雷修》（Horatio at the Bridge）以及莎士比亚《凯撒大将》（Julius Caesar）的选段，还有罗斯金（Ruskin）和兰姆（Charles Lamb）的散文等等，这样我对英国文学史开始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后来在天津法租界出现了一个秀鹤图书馆的外文书店，专卖外文书，我常常去那里买书。书店老板林秀鹤是福建人，很内行也会做生意。他那里除了陈列不少外文图书可供选购之外，还备有各种外文书目，可以订购，书到后用国币交款，所以很方便，一般订书，两个来月书就到了。我在那里买书，最初不内行，看到什么内容新奇的就买，看了一些通俗小说如巴勒斯（Rice Burrough）的《人猿泰山》之类的东西。我那时试写过一个小说《鹰哺记》，就是摹仿那些书的内容的。后来到了高中阶段，开始读了一些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之后又读了雨果的小说、佛罗贝尔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英国小说一般不吸引我，只读了一些斯蒂文森、柯南道尔、王尔德、爱伦·坡等等。英国诗歌却看了不少，主要喜欢济慈、雪莱和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当然莎士比亚也读了一些。后来兴趣又转到希腊罗马文学方面，尤其是古希腊文学，当时很喜欢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周作人是懂古希腊文的，文章里也常提到，这大概与我兴趣转向古希腊文学也有关系。到了中学最后一年，决定想学点古希腊文，准备将来出国学希腊罗马文学。拉丁文自学搞了一点，后来又找到了当时租界上一个中年的希腊商人学希腊文。其实他的古希腊文知识有限，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去上课一次，去了两个来月就停止了，只能说学会了希腊字母，一些简单的话和一两段基督教《新约》的原文，如此而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中国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对法国十九世纪后期Fin de siecl（世纪末）文学特别有兴趣，后来我发现许多与我同一时代的人如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郁达夫等都曾对同样一些书有兴趣。我的法文一直到现在都不够好，看法文原文书很吃力，但我当时也是对梅里美、佛罗贝尔、波德莱尔、维尔伦（Verlaine）、瓦雷瑞（Valerey）、罗谛（Pierre Loti）、马拉美（Mallarme）等等非常感兴趣，好像还超过同时代的英国文学，虽然这些作品都是通过英文阅读的。记得还有一本小书，西班牙阿左林（Azorin）的《在西班牙的一瞬间》（Une horaen Espana）也是当时我很喜欢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已经不少，在此以前，有林琴南译的《说部丛书》，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读的，通过《说部丛书》，我开始知道了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C.Lam’s Tales from Shakespeare）、欧文（Washington Iving）的《大食故宫余载》以及斯威夫特、笛福、狄更斯、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等等，后来通过其他翻译作品，又知道了其他外国作家。有些书我很喜欢，就找来英文课本重读欣赏。我差不多把能够找到的大仲马的历史小说都通过英文译本读了，这开始就是由于小时候读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自己从小就喜欢试译外国作品尤其是诗歌。除了通过中文或英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之外，在高中时也开始学习用英文写点文章或诗歌，这些都没有保留下来。记得中学毕业后决定去英国留学时，旅途中还用英文写了一些散记，给这本小书定了个名字叫作TerraMarique，这是拉丁文，一句成语，意思“在陆地与海洋之间”。这是因为读了拉丁文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的一部分，其中常见这个词。文章是摹仿劳伦斯（D.H.Lawrence）所写的一些关于地中海一带游记的文体，当时觉得那本书描写风物很美，自己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经过美国的旅途中就写了一些散文，当时还是很认真学习英国散文各种文体的。后来用英文写作倒不多，在英国写过两三个剧本都丢了，后来只用英文作翻译，没有时间用英文搞创作了。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我小时在天津上过一个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中学，那里不少教师都是英国人，有不少课程都用外国课本，用英文教学，如世界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课都是由英国教师来教，所以一入学，读初中一年级，就需要已经懂得一些初步英语，否则就听不懂课。我家在我上中学前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我补习了一两年英语。

我在这个中学里英文程度算是不错的。因为学校里课程不费力气，我在上高中之前就在课余时间看了一些英文书。当时天津有一个福建人林秀鹤开的外文书馆，叫秀鹤图书馆，在那个书店我可以买到我想看的各种英文书籍。我开始课余读英文书完全根据个人兴趣，家里也没有人指点我该读哪些书；从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出发，开始我看了不少如《人猿泰山》和哈葛德的非洲探险小说、故事之类的“闲书”。读《人猿泰山》是由于当时看外国电影的影响，读哈葛德的非洲探险小说则是由于看过不少林琴南译《说部丛书》如《鬼山狼侠传》之类。也是由于看外国电影和翻译小说的影响，又对法国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发生过兴趣，读了一二十种；后来又想读一些英国文学名著，记得第一本选的是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这是因为以前读过林琴南译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但只读了几页就感觉困难，搁下了；又找了一本斯蒂文森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虽然也觉得文字有些困难，还是勉强读完了。后来又读了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Alhamlra），爱伦·坡的故事，王尔德的童话等等。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很多，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记得在高中时还试图用文言文译过一些外国诗歌，包括拜伦、雪莱、朗费罗等人的作品，我还试图用英国格律诗写过一些英文诗，这些也早已丢掉了。

我在一九三四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方面，什么都看。一九三七年以后又读了半年法国中古时期文学和两年英国文学，搞了一两个学位，于一九四○年回国。实际上，我在英国六年间，并没有对英语下什么功夫，自己的英语还是靠中学时那一点底子，只是在英国那几年又多看了一些英文书，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有了较系统的一些认识而已。

一九四○年回国后，在抗日战争后期曾同我爱人戴乃迭合作，在业余时间把一些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当时也是为了好玩，并不打算发表。大部分时间还是读中文书，并没有在英文方面做什么研究。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英文更少去碰。回顾过去这几十年间，我同英语打交道的大致轮廓就是如此。

解放后，因在外文出版社从事汉译英的翻译工作，出版过一些书，如《鲁迅选集》《儒林外史》《长生殿》《红楼梦》等。我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缺乏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的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爱好翻译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工作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掌握各方面的广泛知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原意。

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一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是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我并没有任何更好的经验，更没有任何学习英语的捷径。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金圣华教授要我谈谈我对翻译工作的体会。回顾过去几十年，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中度过的，因而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体会；但是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近来很多中外学者都研究翻译这门工作，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我个人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却觉得从搞翻译的角度来说，说翻译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或者说是一种技巧。当然这样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

我在十几岁上中学读书时就对翻译工作发生了兴趣。我当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很喜爱。同现在大陆上许多年轻人不同，我当时阅读中国古文已经没有多少困难，读一般英文书籍也不太费事；加之我家里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便到中外书店去买书，所以当我到了十六七岁以后，涉猎的中外文学书已经不少。当时我在国内还没有想过把中国的文化遗产介绍到外国去。我很喜欢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只是因为受了清末黄遵宪及康梁等人的影响，所谓“我手写我口”和“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试验把中国诗文译成英文。我当时已具备用英文表达思想的能力，记得在中学毕业前，也曾多次用英文写作，并试图摹仿某些英国名人的文体。在中学毕业去英国读书时，曾经写过一本小小的旅游经历，叫作Terra Marique。题目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从陆地到海洋”。这是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里一句常见的话。当时我正开始自学一点拉丁文，所以就用了这个词。这本小书就是用英文写的，记述我当时离开中国大陆，经过太平洋，穿过北美，又经过大西洋，而到达英国两个来月的经历。虽然是英文写的，但这是一本习作，并不是中译英的翻译作品。

我试图把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是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了。当时我大概只有十七八岁。记得曾经喜欢过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的诗，曾用五言古诗体译过他的一首诗Ode to the Skylark（《天鹨》或译做《云雀》），还有一首Ode to the westwind（《西风》）大概也译过。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一首诗，名字大概是A Psalm of Life （《生命颂》）。也译过英国诗人弥尔顿（Milton）的两首诗“L’Allegro”和“Il Penseroso”（《欢乐》和《忧思》）。还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孚（Sappho）的两三个断句，是从英国诗人罗瑟谛（Rossetti）的英文译文转译的，因为我当时还未学希腊文。另外还有从莎士比亚剧中译出的一两首歌词。这些初期的译作早已失落了。现在只记得萨孚的两个断句和一首莎士比亚戏剧的歌词。

我到英国读书后，就没有再读过中文书，也没有用中文写过什么东西，因此也没有再做过外译中的翻译。在英国六年，英文差不多成了我的主语。读完希腊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学过不到一年的法文，主要是中古时代的法文；又自学过一两个月的西班牙文和瑞典文。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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