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楚楠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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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潮州试读：
一、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
韩愈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和文学氛围的小官吏家庭中。少年时即发愤苦读，打下深厚的文化基础，立下积极用世的志向。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八岁的韩愈离家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但连续三次落第。一直到贞元八年（792）二十四岁时才中了进士。接着在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即授官考试）中又三次碰壁。贞元十二年（796），韩愈二十八岁时开始入仕，先后在宣武节度使张建封、徐州节度使董晋幕下任推官，后又在国子监任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升任监察御史，因向唐德宗进《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赋而得罪权贵，被贬为阳山县令（今广东省阳山县）。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获赦，被召回朝廷，任国子博士。其后几次升迁，任过河南县令、兵部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后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韩愈随宰相裴度在平定吴元济之役中有功，升任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论佛骨表》，反对宪宗佞佛，又被贬为潮州刺史，不久改知袁州。元和十五年（820），被召回长安任国子祭酒，转御史大夫、京兆尹，后又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卒于长安。死后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后世称其为韩文公。又称韩吏部、韩昌黎、昌黎先生。
韩愈一生高揭儒家旗帜，并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他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提倡“仁政”，反对暴虐；“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希望通过恢复儒家“道统”以维护和复兴唐王朝的统治秩序。他所宣扬的儒道，虽然理论上新意不多，但是锋芒所指，始终针对中唐时期最尖锐的社会现实，即藩镇割据和佛道二教泛滥等问题，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中兴统一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韩愈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倡导古文运动。他提出了“文以载道”、“不平则鸣”、“唯陈言之务去”等一系列理论，并以自己杰出的创作实践，一扫六朝以来靡丽的文风，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因此，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赞美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在中国思想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韩愈确实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
韩愈被贬到潮州后，曾切实为老百姓办了不少的好事。在短短七八个月里，他恶溪驱鳄、兴学育才、释放奴婢、关心农桑……所有这些，都被历代官吏视为施行“德政”的楷模，并为民众所缅怀传颂，以至于“江山易姓为韩”。今粤东地区尚流传、保存着很多有关韩愈的传说和文物胜迹。
二、韩愈与潮州文化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两广总督吴兴祚参谒潮州韩文公祠后，题诗勒石，其后半谓：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在这位吴制台心目中，若非韩愈被贬来潮，潮州民众将无法摆脱蒙昧状态。这当然是高度夸张、近乎神化的诗歌语言。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潮州文化发展史上，韩愈确实有过独特的、不可低估的贡献。对此，大量的文献、碑刻实物，皆言之凿凿。而“江山易姓为韩”的事实，更是韩愈在潮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好证明。
韩愈对潮州文化究竟有过什么贡献，产生过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去评价？要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首先必须对唐代潮州的概貌和韩愈的作为有所了解和分析。
（一）唐代的潮州
按通常的说法，唐代的潮州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场所。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远贬潮州。韩愈的诗文中曾对潮州作过这样的描述：“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因此，“潮州——唐代荒凉的流放地”这一概念，可谓蒂固根深，几成不刊之论。
这样的结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有不小的距离。
首先，古代地方官员升迁、贬谪的标准，除职务高低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未来的任职处所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之间的地域距离。也就是说，罪越大，贬得就越远，而贬地的具体境况倒是次要的因素。唐代的潮州距长安近八千里，它成为安置罪臣的地方，主要是地理位置使然，不能以此而视之为“未开化地区”。比方说，袁州和潮州同属“下州”，都辖有三县，但因为它离京师只有三千五百八十里，所以韩愈后来量移袁州，意味着他已经一定程度上(1)得到了皇帝的宽宥。
韩愈是因为谏迎佛骨而远贬潮州的。在皇帝带头佞佛，满朝文武无人敢言是非得失的情况下，韩愈慷慨陈词，敢于批揭龙鳞，这自然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耿直忠谏所得到的竟是远贬边州的下场，这亦是他本人极大的不幸。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几乎无独立意志可言。所以，韩愈尽管被“龙”啃了一口，几乎丧生，也只能悄悄地舔干伤口，低声下气地向“龙飞天子”求饶乞罪。而作为“认罪书”式的《潮州刺史谢上表》，自然就充斥着哀求的语气，难免把贬所说得十分荒凉可怖，以期皇帝能动恻隐之心，早日予以宽赦。所以说，《潮州刺史谢上表》中对潮州的描写，只能说是带有韩愈个人浓烈感情色彩、高度夸张渲染的文学语言，而不能无分析地当作潮州历史的实录资料。
当然，由于资料匮缺，我们至今还很难对唐代的潮州作出明确、完整的描述。但是，如果把散见的文物、文献资料罗列一下，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来。
潮州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因(2)此，“稻得再熟，蚕亦五收”，农业生产已呈现繁荣景象。
可与潮州农业生产相媲美的是当地的手工业。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及发掘资料初步统计，唐代全国瓷窑作坊共五十多处，分布在现(3)在的十三个省、区内，其中就包括了广东的潮州窑。在窑址中还发现了圆筒形的平底匣钵。这种装烧用具是唐代中期陶瓷业一项重大工艺改革措施，它的发现说明唐代潮州的陶瓷业工艺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并不大。
刘恂的《岭表录异》记录了他所闻见的很多岭南物产，其中潮州枹木屐，做工精致，施以油漆彩绘，美观又实用，是广州驿舍必备的迎宾用品，堪称唐代潮州手工艺品之佼佼者。
建筑水平是一个地区人文概貌的重要标志。相传早在晋代，潮属境内的潮阳县西即建有西岩寺。明确见诸文献、目前仍有实物遗存的寺院，则有建于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潮州开元寺和建于贞元七年（791）的潮阳灵山寺。相传前者占地一百亩，是一个宫殿式的建筑(4)群。“凡五百楹，为一郡之表。”仅此一斑，可见唐代潮州建筑的规模和水平。
潮州南濒大海，境内有绵长的海岸线，有优裕的水产资源，因此潮州先民很早便从事渔盐业生产和航海活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潮州的甲香、水马等是唐代法定的贡品。《元和郡县图志》则称潮州海阳县“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奉诏率东阳兵万余人击琉球国时，其舰队出海地点即在义安郡(5)（隋代的潮州曾称义安郡）。这充分说明了潮州的海上交通，在隋代已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
唐代全国户数的变动很大。大体说来，唐代人口数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安史之乱后则急剧下降。但潮州因不在战乱中心区，(6)户数反而略有增加。开元时户九千三百三十七，至元和十四年(7)（819），“此州户万有余”。户数的相对稳定，反映了社会的稳步发展。
此外，在文化教育方面，潮州隽彦赵德登大历十三年（778）进士；翌年宰相常衮贬潮，积极“兴学教士”。这些都是韩愈贬潮州前40多年的旧事，可见潮州的文教事业在唐代已有了相当的根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唐代的潮州，虽远隔京畿，僻处边陲，但由于本身具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自秦汉两晋以来，衣冠望族、戍卒征夫的不断南迁、渗透，加速了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因此到了隋唐时代，潮州和江南其他州郡一样，已逐步进入了文化发展的上升期，它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并非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恐怖、荒凉。
然而，潮州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的边远地区。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风气民俗，依然存在不少落后的地方。这里仅举两例予以说明。
一是岭南习俗多崇鬼神，以致“有病不求药”。有人患病，先杀鸡鹅等祀神，请神降福；不愈，再杀猪狗；又不愈，便以太牢（牛、羊、猪）祈祷；再不痊愈，就认定命该如此，再不祈神，更不延医。(8)人死后，则于堂上鸣钟击鼓，直到殡葬完毕。其民风如此。这种(9)“祷神不服药”的习俗，一直持续到宋初。二是由于“山高皇帝远”，潮州法制很不健全，人口贩卖成风。唐律已明确规定不准“没良为奴”，但当地依然把良人男女看成与犀象、杂物相似的货物。正(10)如韩愈所说的：“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此外，在文化普及、民俗风气等方面，潮州确亦存在不少弊端。因此，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曾感慨地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总而言之，唐代的潮州，从整体上说，已向文明社会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逐步坚实的经济基础，正召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被贬来潮的新刺史韩愈，在这陌生、古老而又偏僻的治所内，又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呢？
（二）韩愈在潮州的作为
(11)在唐代，朝廷大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当地政务。
远贬潮州，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在他被押送出京后不久，其家眷亦被斥逐离京。就在陕西商县层峰驿，他那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竟病死在路上！
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交加的切肤之痛；对宦路的愁惧，对人君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身上。像这样一个沉浮于险象迭生的宦海中，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官僚，谁能指望他去忠于自己的新职守！
然而，韩愈不愧是一位继承了儒家积极用世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物。在到达贬所之后，他不但马上视事，而且切切实实地为潮人办了不少好事。1 驱鳄除害
关于潮州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在到达粤北的昌乐泷时，即已耳闻。但鳄害之严重，则是在莅潮之后才真正地了解到。《旧唐书·韩愈传》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鳄害如此严重，韩愈的前任官员却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束手无策，任其肆虐。为了解除民瘼，韩愈断然采取了措施：“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祝之……”这就是“爱人驯(12)物，施治化于八千里外”的祭鳄行动。可是，因韩愈写了《鳄鱼
(13)文》，《旧唐书》中又有“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的记述，使上述行为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此曾经受到历代不少士人的诋责。如宋代的王安石说韩愈“诡怪以疑民”（《送潮州吕使君》）；近代则有人认为，他简(14)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堂吉诃德，是在演一出“无聊的闹剧”！凭一纸文章当然不可能根治鳄害。事实上，直到明代，韩江还有鳄鱼出没。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韩愈驱鳄的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岭南（当然包括潮州）习俗多崇信鬼神。他们有病必祷，不注重医药，遑论其他？鳄鱼残暴凶狠，老百姓受其荼毒，虽然苦不堪言，但如果真要他们动手驱杀之，难免顾虑重重、恐惧万分。所以，在“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之前，先通过祭祀的形式，作一次声势浩大的动员，以消除百姓的畏惧感，增强除鳄的信心，不但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亦是在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和形式。
必须指出的是，韩愈驱鳄，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进行的活动，而不是漫无目标，在茫茫的大江中去和鳄鱼宣战。关于韩愈祭鳄的具体地点，向无定论。据《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三阳志·古迹》所述，在宋代初年，对韩愈祭鳄处已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距城五里的“越王走马埒”；一是金山后的“石龟头”。但不管是哪里，总之是在城北临江面湖（潮州西湖）一带。
唐代的潮州西湖，原是恶溪的一部分，它们之间还没有北堤相隔。(15)如果细读《鳄鱼文》和《韩愈本传》，我们可以发现，“以羊一豕一，投恶溪之潭水”、“鳄鱼睅然不安溪潭”、“郡西湫水”等，所谓的“潭”、“湫”，所指皆一，那就是水面较平静的内河即西湖前身。《古今图书集成》卷1335谓：“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清朝陈珏《修堤策》谓“堤筑自唐韩文公”，此皆唐代恶溪与西湖贯通之旁证。而自古至今，环湖一带已有众多民居，近年考古发现其区域内尚有不少窑址。湖的东边是金山，山麓则是州治所在。因此，在西湖即州郡的心腹地带出现鳄鱼残害人畜事件，事态的严重和紧急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新刺史上任后必须把驱鳄列为第一件大事的原因。
鳄鱼皮是唐代循州的贡品之一。但正如岑仲敏先生在《隋唐史·手工业及物产》中所言：“封建时代之土贡，往往出以榨取，不尽是当地原产……如江南诸州贡犀角者十余，则必有异于安南府各属之贡。”何况，《旧唐书·地理志四》谓：“武德五年，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两州地域毗邻，自然环境大体相同，故循州贡鳄鱼皮，自应包括潮州在内。由此，或许可以认为，潮州原有一批捕杀鳄鱼的能手，他们就是韩愈所称的“材技吏民”，是驱鳄行动中的骨干力量和生力军。
这样，在新刺史的动员组织下，在一个范围有限的“溪潭”中，在以富有经验的猎户为核心的驱鳄大军的合力围歼下，穷凶极恶的鳄鱼不仓皇“南徙”，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且驱鳄只是一时性的行动，因此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鳄鱼再度潜回(16)内河、沼泽，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
何况，“湫水尽涸，（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只是后人的夸张描述，韩愈的文章中并无片言只字提及。这一描述虽然见诸《旧唐书》的《韩愈传》中，其源头却出自唐代张读的志怪小说《宣室志》。该书卷四“韩愈驱鳄”条云：“命廷掾以牢礼陈于湫之傍，且祝曰……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也随而徙焉。”将上文与《韩愈本传》相比较，其源流关系，一目了然。《宣室志》成书于韩愈去世30多年后，作者张读是河北深州人，他从未到过潮州，故上述文字，很可能是录自民间传说，关于韩愈驱鳄的原始记载。
可见，把并非韩愈自我吹嘘，而是出自后人著作的传说当成确凿的“证据”，进而指斥韩愈“诡怪以疑民”，是不公正的、不实事求是的提法。相反，在韩愈去世后不久，驱鳄的传说便迅速流传到北方，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韩愈驱鳄行动的巨大影响。
当然，民间传说难免有夸大失真甚至无稽荒诞的地方。但是，世间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憎，传说中的主角不是其他官员而是韩愈，这充分说明了驱鳄行动绝非子虚乌有，以至于韩愈离开潮州后，潮人犹不时传颂，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加工，几乎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几近虚诞的神话。
把民间传说当作信史，或者因传说有部分不实成分就予以全盘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韩愈驱鳄的过程也许是一件已经湮没、无法稽考的历史陈案，但是作为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付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驱鳄行动何以会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潮州韩文公祠柱联）千秋功罪，自有评说！2 关心农桑
重视农业生产，是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针，韩愈到任后也非常重视农业。他说：“粟，稼而生之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17)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他在潮州任上如何致力于农业生产，今天虽无直接记载可考，但从他在潮州所写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其关心农桑的赤诚，明确可辨。
元和十四年（819）的潮州，风不调、雨不顺。春夏之交，“间者以淫雨将为人灾……乃于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尔明神”（《祭城隍文》）。新刺史为民请命，奔走呼号的情景，如在眼前。后来“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衎衎”（《祭界石神文》）。刺史又为早稻、夏蚕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而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到了深秋，阴雨又绵绵不断，“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过量的雨水使韩愈焦虑不已，并为自己无力救灾而感到愧疚。“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又祭止雨文》）为了百姓的忧苦而向上苍虔诚祈祷，又敢于公开责备自己，承担责任，刺史对农桑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两度乞求，淫雨依然不止，韩愈更加焦迫。于是他对“神明”发火了：“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他要求神明听刺史的话，不要被其他的胡言乱语所迷惑。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幸身有衣、口得食，给神役也”。（你神明降点福，他们衣食富足之后，终归要被你驱役的）何况他们还要“选牲为酒，以报灵德也。吹击管鼓，侑香洁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这样毕恭毕敬，你神明难道还不知足？——这哪里是在祭神，简直是在对品行不端的下属当面揶揄、训斥！而透过祭拜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正是韩愈那祈望丰收的炽热心肠。
相传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海阳县志·堤坊》引陈珏《修堤策》曰，北堤“筑自唐韩文公”。潮州磷溪镇砀山有一道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是韩愈命人开凿的。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畴。碧堤芳草，遏拒洪流；银渠稻海，扬波叠翠。溅溅的水声，千载以来，似在不断地诉说着韩刺史当年奖劝农桑的业绩。3 赎放奴婢
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以后，曾写过《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韩愈在潮州时已注意到并切实解决了“没良为奴”这个陋习。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得很清楚：“贬潮州刺史……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值，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显然，袁州释奴是韩愈治潮时善政的继续。唐代的奴隶问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但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明确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严(18)禁以良为贱，如规定“略人、略卖人为奴者绞”等。
南方是“夷獠杂处”的地方，社会发展较为缓慢，人们的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加上陋俗的影响，故奴婢问题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严重。这一情况已为少数明智官员所注意。如元和四年（809），李绛、白居易上奏“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而一些流放的官吏，则采取措施，明令禁止。如党仁弘在戒州，阳城在道州，李德裕在剑南，韦丹在容州，柳宗元在柳州，都曾(19)不同程度地解决当地货卖男女之事。因此，可以这样说，韩愈在潮州、袁州计庸以偿，赎还奴婢，是明智的地方大员依法施政的必然措施。
债务纠葛是没良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过明确的阐述：“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指子金即利息和本金）相侔，则没为奴婢。”因此，韩愈用“计庸”的方式（即人质为债主做工，以工钱抵债）来解决债务矛盾：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人质便须放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以钱赎。及至人质归还了，便以正式的契约文书为证，毋使反悔。平心而论，这在当时当地，确实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好措施。
除了债务纠葛，武力掠夺人口则是“没良为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夷獠”则是掠夺的主要对象。在唐代，政府派往南方的地方大员“类多贪纵”。他们经常挑起纠纷，制造战乱，把矛头指向少数民族，以便从中掠夺人丁。对这种“侵欺虏缚，以致怨恨”，“人神共疾”的罪恶行径，韩愈是深恶痛绝的。他主张对因受压迫而反抗的(20)“夷獠”实施羁縻政策。因此，释放奴婢之举，不但是维护法制、移风易俗的需要，其实也是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正因为韩愈具有“德治”意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以才迎来了“海夷陶然”、和睦共处的局面。
唐代对达官贵族的奴婢占有数的控制较严，如玄宗天宝八年（749）规定的限额是：上至王公不得超过20人，一品职事官不得超过12人，下至八、九品官不得超过1人。对于养尊处优的权贵来说，这无异是杯水车薪，因此“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21)可见，代买奴婢还是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一条捷径。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城权要援手相救，以便早日回朝，重居高位。他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为自己谋求晋身之阶。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向皇帝请罪求情外，他根本不屑于这一类违背人伦、有亏政理的勾当。因此，潮州释奴一事，对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庶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去衡量，则是韩愈刚正廉明性格的具体反映。4 延师兴学
韩愈并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嘉靖《潮州府志》谓：“常衮，京兆人，德宗初以宰相贬潮州刺史，兴学教士。”明朝万历郭棐《粤大记·张玄素传》则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废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张玄素被重新启用为潮州刺史，到任后“抚摩困穷，兴建学校，悉心以勤民事”。以此可知韩愈贬潮前一百多年，潮州已有学校。
但是，对于潮州的教育事业，韩愈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认为，对国家的治理，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而要用德礼即(22)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所以，他不管在什么职位都坚持把兴学育才作为施政的根本措施。
为了办好潮州乡校，韩愈花了不少心血。办学需有一定资金，为(23)此，“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
百千之数，其值几何？唐代币制颇乱，很难定出标准。据《李文公集》卷九所言，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数目不可谓少。唐代官员的俸禄由月俸、食料、杂项等部分组成。如按《唐会要》卷九一所载，开元二十四年定令，四品官（潮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月俸（类似当今之“基本工资”）十二千四百，百千相当于八个多月的俸金。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所有俸金，全数捐给了学校。一位受贬罪臣能如此热心当地教育，精神确属难得。《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三阳志》谓：韩愈在潮州期间，还曾“以正音为潮人诲”，即积极从事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于此一端，也可见其兴学育才、推动文教之苦心。但是，韩愈对潮州文教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捐款多少，或教育方式是否得当，而是在于他能大胆启用当地人才，即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
相传赵德是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进士，比韩愈早登第14年。唐代登进士第者，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方能授官（故该科试亦称“释褐试”，即脱下百姓的褐衣而换上官袍）。也许是赵德未能顺利通过此关，故当韩愈刺潮时，他依然是个“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庶民。但是，赵德“心平而行高，两(24)通诗与书”的品行学识，终于为韩愈所发现，他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25)当州学，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英明决策。从此，潮州教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这些话虽不无溢美之嫌，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韩愈对发展潮州文化的杰出贡献。（三）韩愈在潮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平心而论，韩愈在潮州的作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论政绩，他或许还不如后代那些筑城、修堤、造桥的官员；论权位，他生前的最高职务不过是侍郎，远不及历代来潮的名公巨卿；而论任职时间，他更似匆匆过客。但是，在潮州发展史上，韩愈的地位最高，对后代的影响最深远。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的：“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之所以如此，当有深刻的原因。
首先，韩愈的治潮方针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因此他成为潮州发展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转捩性人物。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一直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是确立与维护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唐代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种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特别是那些“山高皇帝远”的边缘地区，往往成为封建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因此，作为儒家道统继承人、儒家积极用世精神体现者的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而制定出来的“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既符合大一统国家的根本利益，又对健全潮州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此，明宣德年间的潮州知府王源有过中肯的论述。他称颂韩愈：“学吞鲁生，贤负伊鼎；文则变雅，行乃规物。其为政也毅以断，其律身也耿而刚。”“刺潮八月，兴学范民；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拨伪反真，剔腐除蠹，以兴典宪；进谏陈谋，秋霜凛冽。使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致理，鬼神革奸；人道益明，儒道益尊”。（《增修韩祠之记》）正因如此，千百年来，韩愈被历代治潮者视为典范，当成学习的榜样，甚至奉若神明，也赢得了潮州士庶的深切怀念和颂扬。
其次，韩愈治潮措施得当，成效斐然。他对潮州最大的贡献是振兴文教一事。如前所述，潮州兴学，非自韩愈始，但因主事者举措不当而难以持之以恒，以致韩愈莅潮时，“此州学废日久”。韩愈高明的地方，在于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学政，从而使文教事业不会因主管官员的变迁而受到影响。这一决策，可以说是开潮州风气之先。在赵德及其继承者们的辛勤努力下，潮州文教终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学校和人才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常密切。孔子在鲁国推崇‘有教无类’，因之东鲁人才就出得很多，直到西汉之初，学者还多数(26)来自东方。”但人才的培养又绝非朝夕之间所能造就者。十年树木，(27)百年树人。到北宋时期，潮州遂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成为一个人才辈出的边城。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曰：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因为“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28)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这是“学校作成积习之所致也”。这些话，可说是中肯地评价了韩愈在潮州文化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
正因为韩愈兴学的做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潮州人民群众尊重知识的心愿，为迅速起步的唐代潮州经济注入了旺盛的精神活力，所以历代治潮者奉韩愈为表率，皆以兴学为首务。至南宋时，除州学、县学外，潮州已正式设立韩山、元公二所书院。当时潮州的人口总数只有14万多人，而每科参加考试的士子最多时竟达一万(29)(30)多，比例达到14：1。登第的进士也从唐代的3名激增至172名。难怪宋元间修成的《三阳志》以自豪的口气说：“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因学韩而兴学，在兴学中益尊韩，这一良好的风气形成了良性循环，而韩愈在潮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与日俱增。
此外，韩愈作为一位政治上受到打击，自身难保的罪臣，尽管家庭和个人都遭受到诸多不幸和磨难，但是他不消沉颓废，不肯沿袭“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即躺倒不干的陋习，反而不遗余力地为地方做好事，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是其赢得后人景仰的重要原因。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加上宋代大文豪苏轼的极力推许，亦是韩愈在潮人中影响至巨的不容忽略的因素。
在潮州，士人学子固然尊韩，农工也不例外，而商界甚至把他奉为不祧之祖。现存苏州、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祐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愈。”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韩愈在潮州各阶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31)“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胥泽诗书，从此遂称名郡。”韩愈在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形成和发展上，特别是在其文化史上，确有不容抹杀的地位和影响，以至于潮州山水易姓为韩。自宋代以来，对韩愈的评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毋庸置疑的是，在历代潮州尊韩活动中，确也夹杂着宣扬天命王权、神化名人、维护纲常名教等文化糟粕。但是，后人的尊韩是一回事，韩愈治潮又是一回事。作为有时代局限的官吏、文人，韩愈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但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我们就应理所当然地给予他应有的肯定。（四）韩文在潮州的传播及影响1 《昌黎文录》的编纂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冬，韩愈逝世，他的门人、女婿李汉(32)“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并目录合为41卷，这就是今犹传世的《昌黎先生集》。
但是，韩集的编纂工作并不自李汉始。在此之前，已有选集性的《昌黎文录》问世，编者即潮州进士赵德。该选集未经版刻，但南宋后，此书已有多家校本著录征引。元明以后，诸家书目未再录、引，可能已失传，唯《全唐文》中收有赵德《昌黎文录序》一篇。宋朝洪兴祖《韩子年谱》谓：“赵德秀才，即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为《文录》者。”可知《昌黎文录》共收韩文七十二篇。宋朝方崧卿《韩集举正序》称：“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文苑英华》、《唐文粹》，参互证征。”可见南宋淳熙年间，《昌黎文录》犹有传本。
赵德编《昌黎文录》的具体时间已难考定。但《昌黎文录序》曰：“德（赵德自称）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可见：第一，赵德编集时，尚在“蓬茨”中，即在韩愈贬潮前，赵尚未“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期间。第二，所谓“谬志于斯”、“盗其影响”、“私曰《文录》”者，说明《昌黎文录》的编纂，并非受韩愈委托，而是赵德出自对韩文的衷心仰慕，自发地编录成集。
韩文自宋代柳开、欧阳修等人大力提倡之后，才逐渐受到世人的推崇。而在韩愈生前，由他和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韩愈自己就说过：“臣于当时之文（指社会通行之骈体文），亦未有过人者。”而他的好友兼上司、宰相裴度则严厉地批评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甚至呼吁：(33)“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然而，僻处边隅“蓬茨”中的赵德，却独具慧眼，对韩愈的文章推许备至，他说：“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并预见韩文必能“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灿然”。从而把“得以所遇”的韩文(34)“次之为卷”，这真是了不起的眼光与举动！以生而并世之人，有此远见卓识，赵德堪称韩愈、韩文的知己、知音。《昌黎文录》对韩文在潮州的传播，曾有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它收录了《明水赋》、《河南同官记》等李汉遗漏的篇目，故一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昌黎文录》成为韩集注家据以订校的善本，在辑佚、纠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功用。但随着韩集校勘工作的日臻完善，那些不见于《昌黎文录》的篇章已逐步收入《昌黎先生集·外集》。特别是在朱熹校本行世之后，作为选本的《昌黎文录》便渐渐地晦而不彰。而赵德其人其事，亦为世所寡知。2 韩集之潮州刻本
方崧卿《韩集举正》序曰：“今之监本已非旧集，然较之潮、袁诸本，犹为近古。”其所称之潮本，即韩集之潮州刻本。潮本始于何时，今难考定。据清朝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载：“宋刊小字本《昌黎先生集》后有影写绍兴己未刘昉序一页，略言：大观初，先大夫曾集京浙闽蜀刊本及赵德旧本，参以石刻订正之，以郡昌黎庙香(35)火钱刊行。”这是有关潮本韩集明确记年的珍贵记载。
刘昉是潮州海阳县（今潮州市）东津乡人，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先大夫”即昉父刘允，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官至循州知州。《滂喜斋藏书记》又言，刘昉于绍兴己未年（1139）曾依旧集本重刊，可见宋时潮本韩集有大观（1107）及绍兴两种刻本。
又据《永乐大典》卷5343引《三阳志》云：潮州有“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版；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版”。这些书版均存于州学中。上述资料表明：宋代潮州的刻书业已相当繁荣发达，而韩愈文集在潮州的地位、影响和印刊情况，确非其他文献所可比拟。在短短32年中即刊行两次，后来又有大字、中字两种规格的刻本问世，韩愈文集的流行，足令后人歆羡不已！【附1】昌黎文录序（唐）赵德
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部》）【附2】昌黎先生集·书后（宋）刘昉
文公去潮，潮人庙事公，久益谨。今是集诸处往往镂板，潮为公旧治，顾可阙耶？大观初，昉之先大夫忧居乡，尝集京、浙、闽、蜀所刊凡八本及乡里前辈家藏赵德旧本，参以所见石刻订正之，疑则两存焉。又以公传志及他人诗文为公而作者，悉附其后，最为善本。郡以公庙香火钱刊行，资其赢以葺祠宇。中经兵火，遂无孑遗。今郡中访得先大夫所校旧本重刊之，属昉识其后，义不可辞，谨拜而书之，勒于左方。
绍兴己未中元日左朝散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充实录院检讨官刘昉书（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3 韩文与潮州方言
韩文对潮州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较为彰著而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是在语言方面。
韩愈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在文学上倡导并毕生为之努力的一条宗旨，就是“唯陈言之务去”。他精研古籍，善于汲取古代语言和唐代口语中的精华，因此，韩愈的著作堪称一座内涵丰富的语言宝库。随着韩文在潮州的长期传播，其中大量精练、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词便进入潮州方言中，有些甚至已经发展成为潮人的日常生活用语，现试举数例说明。
韩愈《赠张籍》一诗开篇四句曰：“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首句若用北方话诵读，颇觉拗口，尤其是“著”字，历代注家颇费踌躇。南宋方崧卿云：“杭、蜀本作‘著读书’，比如‘高士著幽禅’，‘少年著游宴’之‘著’。”朱熹《韩文考异》曰：“诸本‘著’作‘嗜’。”清代朱彝尊附和此说，谓“嗜字明妥”，言下之意是不如把“著”字改作“嗜”字。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东方朔《客难》：‘著于竹帛，唇齿腐落，服膺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他自以为找到了解诂的依据，但在笔者(36)看来，其实仍是不得要领。近人张相曰：“著读书，爱读书也。”这样的解释才比较明白妥帖，但依然比不上用潮州方言去训读来得透彻。“著”是“着”的本字，在潮语中其义项之一为“应该、必须”，因此，前两句的意思就是“我年纪大了，更应该多读点书，其他的事全不放在眼里”，诗意极为显豁。（“教示”一词，潮语仍保留着，北方话多作“教导”、“教训”）上述四句诗若用潮州话来读，轻松易懂，毫无拗口费解之嫌。再如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中有句曰：“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腥燥始发越，咀吞面汗骍。”其中的“芼”字当作何解释？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礼记·内则》：“芼羹菽麦。”郑注：“芼，菜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芼菜者，用菜杂肉为羹。”《集韵》：“以菜和羹。”但不管是指菜或指羹，都难以圆释上面的诗义。因为前两句是对偶句，将“调”与“芼”对举，显然都是专指一种动作。那么，“芼”应该是什么动作呢？芼，潮语读为māo，其义有二。一是指遮盖、包裹，如用被子、风衣等把身体包盖严实，称为“芼紧紧”；二是指浸渍、拌和，如把切好的肉片用酱油、淀粉等拌匀，其过程也称“芼”，至今上点年纪的厨师仍保留这一职业用语。拿第二义对应韩愈的诗句，疑团便可迎刃而解。笔者认为，“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是指潮州菜的烹饪方法，即用各种调料（包括椒粉、椒油、橙汁、橙酱等）去拌和、腌渍海鲜类食物，或者是进食时，把熟食在调料碟中“蘸”一下，从而使“腥燥发越”，变得可口。
芼的本义，可追溯到《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古人多解释为“择取”。吴小如先生认为，朱熹据《广川诗故》解“芼”为“熟而荐之”很有道理，并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在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蔬菜‘芼’（mào）一下的说法。即(37)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芼’之使熟，随即捞出”。这样的解释，可能较接近《诗经》的原意，但仍有点距离。因为《关雎》篇的“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是以采荇菜比喻君子求淑女的过程：开始时目标未明，只能慢慢物色，就像顺着流水寻求中意的荇菜一样。及至目标已明，便动手“采之”。既采之后，再“芼”它一下，即把荇菜浸到水中，洗净沾附在菜上的尘土污物，这样采荇的过程便告完成，亦即是说，君子求淑女的目的已达到，可以“钟鼓乐之”了。把“芼”释为煮，与整个采荇过程恐亦不合。《诗经》曾被韩愈誉为“正而葩”，与“奇而法”的《易经》并
(38)称。正因为韩愈精于解诂，因此自然会把古诗中的用语准确、传神地应用到自己的诗作中。如前所述，韩文在潮州本有独特的地位，《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又是直接描述潮州饮食的珍贵文献，它理所当然地会被潮人历代传诵。因此，类似“芼”字等精彩用语，遂融入潮州方言中，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用语而保留至今。韩文与潮州方言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语言工作者去开拓、探究的课题。（五）有关韩愈的民间传说
韩愈离开潮州以后，当地流传着很多有关他的故事，今择要缕述，并略作评论。1 访问岭
相传韩愈当年进入潮州地界以后，便向居民问路，并访问当地风俗。今距潮州城北十余里的高厝塘附近有一座小山，山口狭窄如门，经常有强风吹来刮去，名为“风门岭”。因潮语的“风门”、“访问”读音很接近，故被传为韩愈曾到过的地方，山名也改称为“访问岭”。
按：这则故事并非纯粹的杜撰臆说。《新唐书》云：“初，愈至潮，问民疾苦。”故“访问”一事，确有所本。至于“问民疾苦”的地点是否即今之高厝塘，又当作别论。2 走马牵堤
相传恶溪（今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手下人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脚下的终点，竹竿还没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溪流即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这就是“走马牵堤”的故事。这虽是神话式的传说，但从中可寻索到韩愈当年关心农桑水利的一些痕迹。3 插薯苗
据说潮州人以前种甘薯都是用薯块下种。有位老寡妇的薯块被人偷走了，因此坐在路旁痛哭。韩愈见状，便教老寡妇摘些薯苗插种，结果薯苗不但成活，而且当年收获的甘薯还特别多。从此，潮州人种甘薯便改用插苗的方法。
甘薯也称红薯、番薯，是晚明才从海外引进的农作物，徐光启《农政全书》言之甚详。唐代自无甘薯可种，这则故事与“走马牵堤”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是神话传说。4 灰墙瓦屋
相传唐代的潮州人还不会盖瓦屋，只能居住在茅寮草房。韩愈来潮州后，教给潮人烧砖瓦、筑灰墙、盖瓦屋的方法，此后潮人的居住条件才得到改善。
这则传说，自唐至宋流传了两百多年。宋元祐五年（1090），潮州知州王涤迁韩祠至州南七里，请苏轼撰写庙碑，并由苏轼的好友、潮州高士吴子野搜集有关韩愈的资料，作为撰碑的素材，其中即包括了这一传闻。后来苏轼回信说：“然谓瓦屋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尝见文惠公（陈尧佐，谥文惠）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唐玄宗名相宋璟，字广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指唐玄宗宰相张说）之言也。’以文惠书考之，则(39)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苏轼这种严谨求实的撰碑态度值得称许，但他认为岭南瓦屋始于宋璟的看法，也属“传莫若实”。1987年在澄海县（原属潮州海阳县地）龟山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地砖、柱础等建材残件，经专家鉴定，该处系汉代官衙所在。又据文献记载，晋代的潮阳已有西岩寺，唐代开元、贞元年间，潮州更有规模宏大的开元寺、灵山寺等建筑。可见，潮州的灰墙瓦屋确非韩愈所“传授”。
这则传说只是老百姓善良情感的具体反映，他们总是把美好的事物归结到心目中的“好人”身上。5 叩齿庵
参见本书第三部分“叩齿庵”条。6 韩公帕
唐代潮州妇女没有戴头巾的习俗。相传韩愈来潮州后觉得妇女抛头露面，不合礼教，便命妇女出门时必须用长长的乌纱巾遮住头面。此后，潮州妇女出门用乌纱遮面便成为习俗，并称乌纱为“韩公帕”。
这则传说纯属误会和张冠李戴。韩愈在潮州确曾用过黑色伞盖遮阳。唐朝冯贽《云仙杂记》卷五《传芳略记》云：“韩愈刺潮州，尝暑中出张皂盖，归而喜曰：‘此物能与日轮争功，岂细事耶？’”岭南夏日酷烈，韩愈以皂盖挡阳光，是“利己”的做法，与潮州妇女全无干系。误会的渊源可能是出自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广东妇女出行，则以帛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
唐代确有“面帽”、“幂离”一类的衣饰，妇女着幂离，全身遮蔽，不给路人窥见。但那是宫女骑马远行时为防风沙、保护皮肤的特(40)殊用具。至唐高宗时，已使用帷帽，“拖裙到领”，“渐次浅露”。这从大量的图卷、壁画和唐俑中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杜甫的《丽人行》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假如贵妇们从头至脚遮得严严实实，杜甫又安能窥见她们细腻的肌理，以及垂到鬓唇的头饰呢？
唐代妇女较后世享有比较自由和受尊重的地位，社会上也不甚注重贞节观念。即以韩愈女儿来说，先嫁李汉，后又改嫁集贤校理樊宗
(41)懿。对亲生女儿改嫁，韩愈都不以为悖礼，他又怎会在边远州郡强制妇女出门须披戴头巾呢？《永乐大典》卷5313引潮州《三阳图志》（风俗形胜）谓：“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三阳图志》系宋、元时修成的地方志，它所罗列的潮州“弊俗”，第一项便是“妇女敞衣青盖”。可知一直到宋代，潮州妇女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公帕”之类的装饰。
入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由于理学学说的风靡，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她们的行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宋高宗年间，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后知漳州，曾命妇女在莲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走动有声，便于觉察，称为“木头履”，意在防止妇女“私奔”。他见到妇女抛头露面，往来街上，又下令规定妇人出门须用花巾兜面，后(42)人称为“文公兜”。原来，强令妇女出门以巾兜面的是朱文公而非韩文公（朱熹谥号也是文公），梁绍壬未加细考，便武断地下个“昌黎遗制”的结论，徒令韩愈在千百年后平添一条“罪行”！
漳、泉与潮州毗邻，朱熹又曾到过潮州，并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帕首”之风后来逐渐传至潮郡，应属情理之中。而宋明以后，理学定于一尊，封建礼教的桎梏已紧紧钳制住人们的观念，诸如裹足、盖头等限制妇女的措施，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律条。因此，潮人以讹传讹地把兜巾的发明权归于韩愈并推崇褒颂，亦就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事了。（六）昌黎与大颠
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边州，但他到潮州以后，却与当地的大颠和尚过从甚密。对此，自宋代以来，学人褒贬迥异，纷争不已，成为一桩至今未了的公案。概括起来，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贬责的观点。
持此论者认为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是其改变反佛立场的表现。如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诗曰：“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亦勿与为礼，听之汨彝伦。”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认为：“知道贵明，守道贵笃”，韩、颠交往，是韩愈“守未笃，立未固”，是“生平以辟佛老自许者，其刚正方直之气，盖奄奄殆尽！”（《东莆先生集·韩愈篇》）今人的一些批判更严厉：如王芸生在《韩愈与柳宗元》中说韩愈是“用与和尚往来向长安表示他自己并无排佛的成见罢了，甚至用此表示悔过”。郭朋则在《隋唐佛教》中指斥韩愈已由唯心主义走向“公开的僧侣主义”。（2）褒扬的观点。
持此论者认为韩愈与大颠交往，是他反佛言行的继续。明刘子兴在《重修韩文公庙碑记》中说：“又谓公刺潮时与大颠来往，有崇信释氏之嫌，则尤非也。盖当是时，远地无可语者，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公召与之语，亦将告以圣人之道，庶几援释而入于儒。”清郑昌时于《韩江闻见录》亦谓：“公之留衣，正欲人其人（还俗），服吾服（从儒）耳！”今人陈克明在《韩愈述评》中说：“韩愈对佛道两教的教旨，是壁垒森严，毫不妥协迁就。但对佛道两教的教徒，则不那么声色俱厉，严加峻拒，有时甚至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前者出于斗争的需要，后者是对人才的赏识。”（3）纯情谊的观点。
持此论者认为，韩、颠交谊，乃人情之常而已。如苏轼《东坡题跋·记欧阳论退之文》云：“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非信佛法也。”清代彭象升《重建灵山留衣亭记》曰：“不为利疚，不为威服。公与大颠同之。然则方内惟公一人，方外惟大颠一人，两相契合，莫逆于心，固未为一二流俗人道者，必拘拘较论于儒释之迹，不亦浅之乎视韩公，亦浅之乎视大颠也哉！”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昌黎与大颠》谓：“退之《与大颠第二书》谓海上穷居，无与语者，要颠相过。《第三书》怪颠不过，谓非通道，则是空谷之喜足音，岂《师说》‘从而相师’之谊耶？”
对韩愈与大颠的交谊，究竟应作何评价？
能反映韩、颠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见于《昌黎先生集》中的有：《与孟尚书书》、《与大颠三书》。后文的真伪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而地方文献《灵山正弘集》中托名孟简撰的《大颠别传》，其可靠性更成问题。因此，《与孟尚书书》应是检验韩、颠交谊真伪最可依据的材料。
该文云：“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上述文字，有几点可供讨论之处。（1）韩愈与大颠结交，在当时就被他的反对者作为“少信奉释氏”的口实而加以攻击或利用。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严正辟谣，指出“传之者妄也”。元代李治《敬斋古今注·逸文》却说“《与孟简书》则若与人讼于有司，别白是非，过自缘饰”。这实在是既不公正，又不负责任的苛责。
韩愈一生不遗余力地反对佛老二教，自然会引起佛老之徒的忌恨。当他因反佛被贬潮州时，“浮图之士，欢快以抃”（皇甫湜《送简师序》）。拍手称快之余，再挖空心思编造出一些混淆视听的谣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伎俩。一直到若干年后，当韩愈卧病不起时，这种人身攻击仍在继续。王谠《唐语林》卷三谓：“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连死因都可作诳人的“素材”，可见韩愈当时作《与孟尚书书》确是不得已而为之。辩诬当然要阐明事件的原因、经过和实质，这与“过自缘饰”截然有别，是韩愈反佛的需要。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谓：“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之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纪德尝谓：‘虔信天主教者论文有术，于欲吞并而不能之作家则抹杀之，于欲抹杀而不得之作家则吞并之。’”部分僧徒造谣说韩愈“少信奉释氏”，正是采用了这样的“吞并术”！（2）韩愈写《与孟尚书书》，胸怀是率真、坦荡的。他历述与大颠交往的过程：留郭十数日、交谈感受、造庐、留衣等，一一道来，毫不隐瞒保留。而且，“自山召至州郭”，实已包含了致书（哪怕是便条、口信）邀请的可能。因此，有人断定韩愈不曾作书给大颠，未免过于武断。当然，现存《昌黎先生集》中的《与大颠三书》是否全部出自韩愈手笔，确实难下定论，因为三书中漏洞不少，如署衔不确、日期可疑、文理欠通、词语凡鄙等。但不管怎么说，三书真伪之争，并不妨碍对韩、颠交谊的探讨。（3）韩愈为何要与大颠交往呢？究其原因，体现在《与孟尚书书》中的，有三方面：
首先是因为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大颠俗姓陈，祖籍颍川，后移居潮州。早年曾师事西山寺和尚惠照，后又拜石头和尚希迁为师。石头希迁是六祖慧能的弟子，因此大颠是禅宗南宗谪传法孙。贞元七年（791），他率门徒于潮阳县西幽岭下，斩伐榛莽，创立灵山寺。韩愈刺潮时，大颠已届88岁高龄。
禅宗南宗是中国特有的佛教派系，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义中融汇了儒家“性善”与“忠孝”的成分，因此与儒家学说在很多领域中便有了共同或接近的思想基础。
韩愈反对佛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僧道的不劳而获，正如《原道》所说的：“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但是，禅宗南宗却与佛教其他派别不同，特别是六祖的三传弟子百丈怀海更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制定了“百丈清规”，明确规定僧徒以至于方丈必须从事耕种，自食其力。大颠的生卒年略晚于百丈怀海，他带领僧徒“斩伐榛莽”，虽然不一定是执行“百丈清规”的结果，但是这种不甘于当寄生虫的行动，无疑亦是禅宗南宗传统的体现。
在这方面，大颠及其信徒们自然会令韩愈刮目相看，从而留下“颇聪明、识道理”的印象。诚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论述的：“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
其次是韩、颠彼此间以诚相待，“胸中无滞碍”，十分难得。
周汝昌先生在《苏辛词说》小引中说：“禅宗最反对烧香念佛、繁文缛节、表面形式，而极端强调对任何权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骂祖，打倒偶像（把木佛劈了作柴烧），反对缀脚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胆、自具心眼、创造精进的新精神。”这种精神，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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