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甄志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高铁--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城市研究高铁系列试读：
绪论
一 研究问题
自2004年初国家提出大力发展高速铁路战略以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中国高速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系统加以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短到48小时以内。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高铁事故频发，反对高铁发展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温州动车事故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从技术、财务、管理等方面针对中国高铁发展提出了尖刻的质疑和批评，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本课题组认为，关于高铁事故的讨论和反思有助于研究者认清中国高铁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设计和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但是这些体制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绝对不应成为放弃发展高铁这一能够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的理由；相反，进一步认清高铁发展的战略意义，不仅有助于增强我们改进中国高铁建设模式和变革铁路管理体制的勇气与决心，还能够充分利用高铁发展的战略机遇，确定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所在。
本研究将中国高铁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意义作为研究重点。换句话说，本研究以高铁的发展为前提，研究它发展后对其他相关领域的带动和影响。这是一项前瞻性的研究，试图从更为宏观的国家战略高度，探讨高铁发展对21世纪中国国际地缘关系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思考：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能否从战略上带来由中国所主导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实现从单一“蓝海战略”向陆权战略与海权战略并重的发展态势的转变？能否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从“东重西轻”向东西部共同发展格局的转变？尤其是能否促成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如何从制度与政策上积极有效地推动这一系列重要转变的实现？尤其是上海市作为海权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如何为向陆权战略的转变提供动力和支持？
二 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探讨发展高铁对中国的潜在意义。本研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就国际层面而言，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
其二，就国内层面而言，它将帮助中国从根本上摆脱过去“蓝海战略”路径依赖的惯性，在交通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外部环境中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重新布局，把开发西部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过去只依靠海权战略的单向驱动变成同时依靠海权战略与陆权战略的双向驱动。这样一种陆权战略将把开发西部的意义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发西部将不再是继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之后的一个自然延伸，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社会政策，更不是为了“维稳”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将成为中国21世纪国际对冲战略的重要支柱，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驱动力。这一向西开放的陆权战略在长期内将从根本上解决，至少在中期内将大幅度缓解过去30多年来由于单纯依赖“蓝海战略”而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以及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就在于：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蓝海战略”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特征、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比如，中国的崛起日益受到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制约，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不能形成“普惠式”的发展绩效，进而带来了诸多机遇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等等），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历史经验的分析、考察，为探寻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格局转变的重要意义提供实证性的研究支持以及理论层面的战略构想。
三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高铁发展对中国21世纪地缘政治经济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实践与战略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一，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大规模投资拉动、以出口导向型目标为特色的经济发展，在越来越依赖全球市场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日益受到传统的“蓝海战略”弊端的影响，比如大规模的能源对外依赖，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环太平洋地缘政治战略等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而高铁的发展，尤其是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能够推动中国重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格局的进程，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中国能够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中占据较大的优势。在此意义上，本研究能够为国家实现从“蓝海战略”向陆权战略的转变提供重要的启发与支持。
第二，在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由于受到“蓝海战略”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这里聚集了绝大部分资金、技术、原材料、劳动力、政策支持等要素。但是这一发展格局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反，近年来，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尤其是不能让西部地区的人口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进而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冲突提供了潜在的基础。而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能够推动东部地区的各种要素向西转移，能够在西部地区（铁路沿线城市）逐步形成较大规模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集群和面向当地市场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消费市场的专业市场，从而能够较好地带动西部地区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新兴的工业生产体系，实现在中国西部地区再造一个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带和西部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在此意义上，本研究能够为国家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战略与理论上的支持。
第三，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近年来，上海提出了率先建成“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然而，在传统的发展格局下，如果仅仅从上海自身出发来建设“四个中心”，而忽略了上海与长三角区域、上海与长江流域、上海与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就很难实质性地推动“四个中心”的建设。上海要想形成更强的中心辐射能力，扩大影响力，就需要从战略上更加关注其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市场的关系。而高铁的发展，能够使上海与中西部地区建立更加快捷、更高频率、更高水平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上海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西部地区的能源供给，同时还需要将上海的技术、资金等向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上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整合、协调均衡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凸显上海的“四个中心”的特征。在此意义上，本研究能够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支持。
第四，本研究在探讨高铁与中国发展战略的关系时，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理论推论逻辑：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能够推动东部地区的产业向西转移和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一方面能够将绝大多数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纳入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实现西部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口的较充分就业，进而缓解西部地区的社会矛盾与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带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降低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等程度。在此意义上，本研究能够为区域间均衡发展、产业转移与升级、社会发展不平等、城市化、族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较充分的实证支持，能够推动相关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和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发展。
四 研究主要内容
本研究主要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新疆）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城市化、社会不平等、族群关系、宗教与文化等维度，深入考察和分析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与地缘政治经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中国的“蓝海战略”及其弊端。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蓝海战略”的基本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①“蓝海战略”下的城市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②东西部地区的区域不平等问题；③东西部地区的能源分布与利用效率；④土地资源利用与粮食生产、生态环境的关系；⑤人口与边疆安全；⑥传统发达国家市场出口驱动的极限；⑦中国内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状。
第二，重点分析新疆代表性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以及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对新疆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①新疆能源产业链（从原油、石化到塑料、日用品的生产）的发展状况；②新疆农业产业链（棉花、棉纺织、服装等产业链）的发展状况；③新疆物流系统的发展状况；④新疆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建构（包括跨国合作的贸易渠道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发展状况）；⑤新疆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主要如风电产业、太阳能产业、石油石化产业、粮食加工业等产业集群，以及相关的消费品专业批发市场）现状。
第三，重点考察和分析新疆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现状，并由此讨论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对新疆族群关系、宗教信仰、水资源利用、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主要包括：①关于新疆发展的主要争论；②新疆族群关系的历史状况；③新疆少数民族的就业状况与社会稳定间的关系；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⑤新疆农业、能源产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关系；⑥新疆历史上的移民状况及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⑦新疆或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现状与制约因素。
第四，重点梳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铁路发展对其经济社会的影响。比如，19世纪美国铁路发展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欧洲高铁发展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整合的影响，日本新干线发展对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五，重点分析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状况及其与高铁发展的关系。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重要前提是要成功打通欧亚大陆，实现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整合，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市场。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具体包括：①中亚、西亚、中东等国家的经济结构、贸易结构现状，尤其是中国出口产品在这一市场的占有情况；②中亚区域国家石油、天然气的输出方向与OPEC国家的能源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③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与发展。
第六，重点考察中国已建成的高铁对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效应，主要包括长三角、武广高铁、京津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对沿线地区产业、物流、人口、城市化、旅游等产业的拉动和提升作用。
第七，通过梳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的政策演变，来分析国家的西部产业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由此分析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
五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资料收集
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本研究主要采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概念，对高铁发展、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西部产业发展、城市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性分析。
本研究试图对高铁发展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社会学分析，总体思路可以表述为图0-1。图0-1 研究总体思路
在实证材料收集与获取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获取实证性的经验资料，主要资料类型包括：①政府关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相关部门的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等等；②各类型的经济统计年鉴资料与行业发展报告、商业研究报告，以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材料；③相关重要的专业期刊中的研究文献以及专门的研究著作；④各类型媒体的相关报道材料（如门户网站提供的信息）；等等。
此外，本研究作者还利用中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前往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国家进行资料收集与田野调查，以获取大量的一手、二手经验材料；另外，本研究作者还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在新疆等西部地区进行数次调研，以获取大量关于西部地区（以新疆为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手经验材料。
六 研究创新点（一）研究问题的创新
本研究不局限于对高铁发展的单纯技术与成本收益的分析，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分析高铁发展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关系，因而超越了高铁争论中（经济上）的“值与不值”的讨论，更加关注高铁发展的战略性价值。同时，本研究也不局限于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的基本立场，而是从地缘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出发，探讨了高铁发展推动区域间经济整合的可能性，更加强调区域间经济合作的积极意义。（二）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的创新
本研究注重跨学科、跨视角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本研究综合运用新制度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方法，从多维角度分析高铁发展的政治与社会效应，而不仅仅局限于对高铁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三）基本观点的创新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假设是，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能够推动中国与中亚等区域的经济整合，促进欧亚大陆桥的重建，进而促使中国在战略上摆脱传统的“蓝海战略”的限制，形成一种新的陆权战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对冲机制；在西部开放的前提下，高铁向西延伸也能带来西部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进城市化向西延伸，并进而降低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等，促进各族群间关系的融合。这一基本判断超越了简单地从力量对比、要素禀赋等标准出发，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挑战以及中国西部地区低水平发展等进行解释的基本观点。第一章“蓝海战略”与国内、国际发展困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会议，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正式加入全球生产链，通过逐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蓝海战略”，借助中国东部沿海便利的航运条件，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沿海地区大举发展加工制造业，以“中国制造”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逆转，“蓝海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吸纳中国出口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前景黯淡，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将降低；中国常年高额的贸易顺差，致使国际贸易摩擦频发，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未来中国出口优势将会受到削弱。与此同时，“蓝海战略”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和国内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也愈演愈烈。“蓝海战略”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挑战。对此，中国亟须寻找一种新的战略来对冲现有的风险。未来，中国高铁网的建成将打开中国西大门，这将形成一种新的陆权战略，与现有“蓝海战略”形成对冲格局，有助于中国实现由海权单向驱动向海陆双向驱动的转变。第一节“蓝海战略”与国内环境“蓝海战略”是指积极引进外资，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集中各种资源，在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制造业，依托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带[1]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依托出口与外资以及以廉价劳动力为导向的“蓝海战略”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表现“中国奇迹”亦即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所取得成就的总称，它代表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体来说，从经济成就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2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1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初期，党和中央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如图1-1所示，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401202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从2001年的10万亿元到2010年的40万亿元，只用了10时间。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增长为2010年的29992元人民币。图1-1 1978～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增长到83101亿元人民币，增长了72倍。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此外，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元钱，短缺是当时外汇储备的基本特征，出口创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外汇储备在2007年实现同比增长43%，2000～2010年平均年增长30%左右，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将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视作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它们都将跻身[2]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32个经济体之列，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由30多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组成。
此外，煤、钢、水泥和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业产品产量也多为世界第一。农村居民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0年的5919元；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为2.5亿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30.7%，2010年，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为2.8%，绝对贫困人数下降到2688万人；在此期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10年的19109.4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0年的41.1%，城镇居[3]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0年的35.7%。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财富》中文网发布的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都进入500强的前十强，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69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3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比[4]上一年增加了15家。（二）经济结构大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30多年来，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30多年，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不断呈现新格局的30多年。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从以工农业为主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30多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表1-1 1978～2010年城乡结构、就业及GDP产业结构分布变动
第一、二、三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优化为2010年的36.7%、28.7%和34.6%，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3.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2.4个百分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从1978年的28.2%、47.9%、23.9%优化为2010年的10.1%、46.8%和43.1%，国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人口从改革初的82.1%降为2010年的50.1%，并在2011年低于5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三）对外经济大开放，实现了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外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进出口贸易总额实现跨越式增长（见图1-2），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14219亿美元，在2004年超过1万亿美元后，到2007年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的突破。截至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9年的第2位，仅次于美国，其中出口总额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世界第二，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图1-2 1978～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如图1-3所示，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在不断扩大。1978年以来，为了弥补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外资利用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扩大。1979～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总共181亿美元，进入90年代后，外资“疯狂”地进入中国市场，1988年突破百亿美元，2010年突破千亿美元。1979～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共12504亿美元，平均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接近400亿美元。在实际利用外资的构成中，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占据绝对地位，从1979～1984年的22%上升到1985年的41%，到2010年这一指标达到97.16%。图1-3 1978～2010年中国利用外资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二 “蓝海战略”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不胜枚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蓝海战略”的实施，“蓝海战略”是依靠制造业和外贸加工、通过海洋出口的一条发展道路，它的践行有赖于一系列结构性条件的支撑，这些结构性条件主要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贸出口、投资驱动以及地区非均衡发展策略，这些结构性条件共同促使“蓝海战略”得以实施。（一）利用人口红利，采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它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着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衡量。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际贸易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而言，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这是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各国资源的禀赋差异决定的。林毅夫等把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和逆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5]本国经济，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和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收敛。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中国正是利用了本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来发展经济的。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1982～2010年的第三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我国人口从10亿增长到13.4亿，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从61.5%增长到74.53%，每十万人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6]的受教育人口从7349人增长到22962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参与世界分工的各个国家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这些资源禀赋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也充分实践了利用比较优势的理论。在缺乏资本、没有技术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发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优势制造业，如鞋袜、打火机、衬衫以及小饰品等；二是国外企业的代工生产，然后销往世界。
以上产业在中国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中国过去到现在是处于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学术界一般认为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期。
从表1-2中可以看出，自1990年开始，中国的总抚养比就已经低于50%，进入学术界所认为的人口红利期，之后总抚养比逐年下降，到2010年只有34.2%，这体现着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蔡昉教授研究发现，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而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均GDP年增长[7]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表1-2 1982～2010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
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同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可能劳动力总量丰富是价格低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内来看，1999～2009年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5倍，同期小时劳动报酬相比十年前只增长了1倍，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报酬一直处于一个增长幅度很小的区[8]域，尽量保证劳动力的低廉价格。（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学习了东亚的做法，确立了改革和开放的策略，成功地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1994年的外汇改革，全面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形成了出口导向模式。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通常采取以下政策。
第一，维持一个使国内生产者在世界上出售其农产品、制成品和劳务时有利可图的汇率，为此，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往往采取政策手段，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
1993年，100美元兑换576.2元人民币（此为年平均价），100日元兑5.2020元人民币，100港元兑74.41元人民币，1994年，100美元、日元、港元可兑人民币分别陡升至861.87、8.4370、111.53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此后十几年一直比较稳定地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第二，对某些出口产品提供津贴，以诱使生产者在扩大出口能力方面进行投资。同时，用免税、出口退税、进口税返还、降低利率以及其他办法对企业给予补助，帮助潜在的出口者克服进入世界市场的障碍。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对出口产品退税政策。自1994年以后，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革了已有退还产品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制度。
第三，适度降低对某些有利的工业产品实行的高度保护性关税，同时避免对进口商品实行数量限制。因为这种战略要求国内的公司能按世界标准有效地生产，如果进行高额关税或配额制保护，企业出口就不如在国内销售自己的产品有利。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得益于一系列配套政策的落实，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40.0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14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蹿升为15777.5亿美元，增长了[9]160倍。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的研究认为，2010年，中国出口[10]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三）GDP锦标赛制，投资驱动型增长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在中国，投资和出口是最重要的两驾马车，拉着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进。刚开始，国内资金缺乏时，就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到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稳定而又庞大的财政来源，便开始各种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利用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由1997年最高时的11%降为2011年的1.8%，2011年投资总额为311021.9亿元，占当年GDP（471564亿元）比重为66%。
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自1978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外，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都维持较高水平，基本都在5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达到80%乃至90%以上；投资拉动GDP增长基本在5个百分点左右，最高的是2009年，达到8.7个百分点（见图1-4）。图1-4 1978年以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GDP增长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如图1-5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的变动趋势和GDP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两者保持同步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投资率下降，GDP增长率也下降；投资率上升，GDP增长率也上升。“1992年前，除少数年份外，投资率低于年均值时，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1993年以后，投资率低于年均值时，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下，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和拉[11]动作用。”图1-5 1978年以来投资率和GDP增长率变动情况
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与GDP锦标赛体制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中国产生出这一套竞赛体制，不完全是因为追赶发达国家，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晋升锦标赛模式有“内在亲和性”。首先，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事制度规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人事任免权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地方官员掌握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资源——行政审批、土地征用、优惠政策等，使得这些官员对[12]地方经济发展拥有了巨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最后，如何激励地方官员成了问题，于是简单直接且易于衡量和比较的量化经济数据就成了衡量指标，并作为官员们升迁的重要参考。当上级政府提出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时，下级政府往往选择更高的发展目标，第三级政府再次拔高目标。对于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最简单、最安全的实现方法是投资，投资只要跟上，各种数据自然不会难看。各个地方政府疯狂引进外资，并不惜银行借贷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活动，虽营造了各地上项目、赶进度的一片繁荣景象，但也造成中国经济一定的“空心化”。（四）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带，采取非均衡发展策略
增长极（Development Poles）理论认为，经济非均衡发展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投入自然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大、生产率及投资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并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强大辐射、扩散作用[13]的“增长极”，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间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都处于不同的发展梯度上，新的技术和产业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不断转移的动态过程。这种梯度转移一方面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必然存在；另一方面也为一国（和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政府应引导各区域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合理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看，通过运用“增长极”“梯度发展”等非均衡发展战略，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较好地完成了落后地区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适度的区域非均衡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现象，因此非均衡发展往往成为宏观决策者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国家采取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二是沿海地区的城市优先发展。这样做，既是因为沿海地区有地域优势，也是因为国家的资金有限，必然要有重点发展的对象。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不仅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价格等政策倾斜，还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逐步建立起外向型的经济结构。
中央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给予城市和东部地区很多“照顾”，在2005、2006年时，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全国总额的一半；而城市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上始终占据七八成。沿海地区的城市优先发展，给予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然后沿海带动内地，城市带动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是由于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的经济面貌才能够快速改变。
追溯更长的一段时间，情况亦是如此。东部地区在“七五”期间开始，一直占据国家投资总额的半壁江山，虽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东部地区投资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投资的加总还低于东部。
通过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投资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和采取非均衡发展的策略，中国经济创造了长达30多年快速发展的奇迹。第二节“蓝海战略”与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表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每年10%的惊人增长速度，入世后的十年间取得了其他国家需要20或30年才能取得的成绩。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品制造国。中国现今已经从1995年世界第11大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如图1-6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先后超过日本、韩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2011年3月花旗集团发布《全球增长引擎》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图1-6 中、日、印、韩亚洲四国GDP年均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绘制。
纵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出口与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前进的两大引擎。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远远超过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一大引擎。外商在中国加工贸易领域的大额投资直接拉动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蓝海战略”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需的拉动，然而这种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以及世界油价等外部结构性条件的影响。一 出口“蓝海战略”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如图1-7所示，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存度远远超过日本和印度。日本和印度作为两大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其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仅为10%左右。然而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从1978年的4.6%上升至2010年的26.68%，并且自加入WTO以来出口依存度常年保持在25%左右，最高达35%。剖析中国的出口市场格局可以发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自1993年以来，中国出口到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份额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市场份额曾经一度高达60%。图1-7 中国、日本、印度三国出口依存度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测算绘制而成。
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了中国出口总额与世界发达国家进口总额关联程度报告，称中国的出口总额与发达国家进口总额密切相关，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进口吸纳力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进而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因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景气程度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结构性条件。在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发展良好，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发展，因而对于中国的出口吸纳[14]能力较强，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一良好的结构性条件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逆转开始恶化，中国经济增长所奉行的“蓝海战略”也开始面临挑战。
除此之外，中国作为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其本币汇率的稳定直接影响本国的出口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障了中国在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加，这就使得中国原有“蓝海战略”下的出口优势开始逐渐减弱，汇率这一结构性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二 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投资额不断攀升，从1991年的46.66亿美元直升至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20年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提升了22倍。中国的外商投资额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而这一产业也是中国出口的主力。中国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0%左右。2010年的数据显示，[1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占中国贸易顺差额的68%，外资已经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外商对华投资迅猛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政府的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中以税收优惠政策最为突出。1991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施行“两免三减半”的优惠税收政策，即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许多省市和地区为了吸纳外资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土地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在吸引外资来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其中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的稳定与低廉是保障外资大量进入的外部条件。2005年前世界原油价格一直保持在50美元/桶的低价位上，即使在2005至2007年间油价有所上涨，但是增幅也相对较小。国际油价的稳定与低廉保证了中国“蓝海战略”下海运成本的低廉，这使得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可能。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出现大幅上涨，国际航运成本也随之大额上涨，中国“蓝海战略”下原有的海运优势开始逐渐减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推行“蓝海战略”，凭借出口与外资的拉动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这种以外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结构性条件，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稳定的汇率以及低廉的国际油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保障。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世界经济局势扭转直下，中国经济所依托的外部条件开始发生转变，“蓝海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节“蓝海战略”与国内困局
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功，有赖于四个结构性条件的因素，但这四个因素面临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的可能。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导向、以投资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采取地区非均衡发展策略等，这些结构性条件是依赖于利用人口红利、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支撑、有一个庞大的欧美国家的市场和牺牲中西部地区发展为代价的。当这些依赖的因素逐步消失，“蓝海战略”的持续性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蓝海战略”的实施，自身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一 实施“蓝海战略”的结构性条件面临的挑战（一）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比较优势衰退
中国是人口大国，并不代表中国一直都有丰富的劳动力，也不代表中国的劳动人口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得益于政府鼓励人口生育政策、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和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并在1979年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成本等各种因素导致的中国新生儿的锐减，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大转变，这些转变如今已有部分显现。
中国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使得国家的人力资源具有巨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使得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出口商品都是低端的“代加工”，中国又被“冠以”“世界工厂”，这就印证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就是人口。然而，这样的人口红利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不发生改变吗？蔡昉的研究发现，从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来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达国家的1.1%的年增长率，而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会一直升高。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亦然。蔡昉认为，届时，我国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16]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将不复存在。蔡昉教授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值将减少。
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情况体现为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少儿数量保持低位，劳动人口增量少于减量，经济将面临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这表现在：第一，从劳动力总量来看，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存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最高点，随后便下降，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将开始减少（见图1-8）。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持续下降，老年占比逐渐上升，且老年人口增速超过少年人口减少，总抚养比将持续上升。联合国数据预测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抚养比为23.7%，老年抚养比为18.9%（见图1-9）。因此，实际情况比预测情况更为严重，中国将可能更早面临人口红利结束的现实。图1-8 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及劳动人口增长率变动趋势资料来源：巴曙松《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http：//www.cf40.org.cn/html/CF40guandian/xingming4/201107/12-414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7月5日。图1-9 中国抚养比变动趋势资料来源：巴曙松《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http：//www.cf40.org.cn/html/CF40guandian/xingming4/201107/12-414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7月5日。（二）民工荒日益加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流动的专用名词，然而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在劳工市场。用工荒问题突出表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传统用工大区域，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3%，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增长0.1%，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2010年的水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分别比2010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2011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为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见表1-3）；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为7473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下降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2011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表1-3 2011年与2010年农民工区域分布变动情况
报告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长21.2%。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比2010年增加357元，增长21.0%；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06元，比2010年增加374元，增长22.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990元，比2010年增加347元，增长21.1%。近两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增幅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
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加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提高，与东部工资相差不多，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对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东部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三）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巨大，难以持续
拥有大批廉价、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于是中国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入原材料特别是能源材料才能“堪此大任”，确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我国的能源消费也巨幅增长。《中国统计年鉴（2010）》显示，我们国家年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增长至2009年的306647万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之初的5.37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矿产品的需求，进出口总额呈一路上升趋势（见图1-10）。矿产品进出口总额也一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27%，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近10000亿美元，矿产品成为重要的进出口货物。图1-10 2001年来中国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及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变动情况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http：//www.mlr.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4月3日。图1-11 2001～2011年石油与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变动情况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http：//www.mlr.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4月3日。《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从图1-11可以看出，石油对外依存度增长了一倍，有超过一半的石油消耗依赖进口，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也一直在高位徘徊，略有浮动。2011年，全国矿产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571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进口额同比增长34.5%；出口额同比增长33.9%。原油、煤炭、铁矿石、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进口量较2010年均有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煤炭，继2009年净进口之后，2011年进口量达22228万吨，较2010年增长20.3%。
另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1）》显示，2006～2010年，石油进口由1.82亿吨增至2.76亿吨，年均增长10.3%；铁矿石由3.25亿吨增至6.19亿吨，年均增长17.4%。2010年，中国铜、铝和钾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1.0%、52.9%和52.4%。2006年以来，受矿产资源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石油和黄金价格大幅攀升，铁、铜、铝、铅、锌、镍等重要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落，但在短期内迅速弹回至高位，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9年中国消耗了1537.4百万吨标准石油的煤，占世界所有煤消耗的将近一半，西方国家在大幅减少使用煤作为能源的同时，中国却“逆势”同比增长了9.34%；在2009年中国共消耗2177百万吨标准石油的能源，其中煤占总能源消耗的70.62%，石油占18.59%，两者合计为89.21%，而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所占比仅为4.40%。相比于日本，2009年日本全年仅消耗了463.9百万吨标准石油的能源，为中国全年消耗量的21%，其中煤的使用量占总体使用量的23.45%，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占比为30.35%，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美国全年使用的能源中，煤的使用量占22.82%，天然气和核能两种清洁能源所占比为35.70%。（见表1-4）表1-4 中国能源消耗国际比较（四）东部发展瓶颈凸显
东部地区引领中国“赶超世界”赶了30多年，固然取得相当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