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东艳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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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变法悲歌试读：
第一章商君雄秦
自从夏启建立了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之后，奴隶制最终在中原大地上确立起来了，商周时期，达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宗法制度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在原来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制度下，全体宗族成员为族长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时期，就发展成了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度。
西周时候，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高贵显赫，威震四方。他为了更好地统治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处，同时受封的还有周的功臣、亲戚以及尧、舜、禹三王后代，这样就形成了西周时期非常有特色的塔形的分封制度。周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宗法等级即嫡长子继承制来维护统治，即天子之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只能受封为诸侯；各诸侯国中也是嫡长子为继承人，其他儿子只可以在国内做大夫；大夫也同样往下传，其他儿子只能为士，嫡长子享有土地的继承权。这样天子是大宗，对于天子来说，诸侯是小宗，而对于大夫来说，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树干分成无数树枝，树枝又分出叶子。层层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于塔顶，号令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又统辖士，位于塔底层的是千千万万穷苦的奴隶。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诸侯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卿大夫对诸侯承担从征、纳贡等职责，士也要对卿大夫承担各种杂务。如此明确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号令诸侯，一统天下，出现了奴隶制空前的繁荣。但是，就在统治者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强化奴隶制统治以为江山永固的时候，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奴隶制掘墓人的新兴的封建因素正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并不久取而代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血亲关系越来越淡薄，亲情逐渐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时国势衰弱，各诸侯国却势力逐渐膨胀。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东迁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了，西周时期的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历史进入到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
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土地关系井田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田就是把土地分为方块，以栅栏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是领主的土地，私田是分给奴隶的。分得私田的奴隶首先要无偿地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份地。待秋收时节，领主的公田收成是领主的财产，而奴隶却还要由私田所得向领主交纳粮食、织麻，等等。到头来，奴隶所剩无几，他们由衷地发出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慨叹！但是，尽管奴隶主的盘剥较重，但奴隶毕竟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现，这种自由越来越大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奴隶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种完毕，于是奴隶们开始渐渐地开垦一些荒芜的土地，日久天长，私有土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奴隶主贵族感到已再难以将奴隶束缚在井田之上了，于是开始改变剥削形式，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并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劳役地租。这样就出现了自由民阶层，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转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由此，维持奴隶统治的井田制破坏了，封建因素悄然诞生了。
就在封建制度已见萌芽之时，各诸侯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却不能世袭侯位的卿大夫和士们开始不满于现有地位，他们从自由民那里买得土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这一阶级自兴起之日起便迅速发展壮大，并急于登上历史的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们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角。为了使国家走上富强，称霸诸侯，他们面对新的社会局面，在国内纷纷实行了改革。
率先改革的是齐国的管仲。管仲将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征税，同时，把全国划分为21个乡，并设了鄙、属、县、乡、卒、邑等各级地方组织，这样就将原来的宗法关系一变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齐国经过改革之后，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前594年，鲁国也宣布“初税亩”，即按拥有土地的亩数征税。此外，晋、楚、郑国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在政治上实施一系列改革，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为地主阶级发展创造条件。这样，齐、晋、鲁、楚、郑五国都通过改革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愿望，成为春秋五霸。
战国初年，三晋、齐、楚等国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进行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魏国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国有名的君主，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选贤任能、网罗人才，其中李悝、西门豹、吴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识，并重用实行变法的人。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胆地提出了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利益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以军功的大小给予官吏俸禄，并重视以法致用，作《法经》，加强王权统治。与此同时他废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并提出丰年向农民多征粮食以备荒年之用的“平籴法”。李悝的变法使魏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战国第一雄。继此之后，南方的楚国也企图富国强兵，起用了魏武侯时被大臣王错排挤的吴起进行变法。吴起也是从废除旧贵族爵禄、并废除官吏世袭这些十分尖锐的问题着手，怎奈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太强大，改革仅一年，吴起就被杀身亡。但是，由于吴起在楚国很注重养兵，使楚国的军队也日益强悍。
东方各国风起云涌的改革之势，使国家都变得强盛起来。他们都跃跃欲试，企图威震一方，完成统一霸业。所有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国感到岌岌可危了。
秦国原是位于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由于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列为诸侯。春秋时候，当晋国称霸之时，秦国也很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但几次东征，都出师不利。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国牢牢地扼制住，无法向东迈进，便开始向西发展，去征服邻近的戎人，开疆拓土，依山河之险，成了西方的霸主。战国初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前408年，秦国也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劳役地租，叫“初租禾”。前378年，又开辟了市场交易，即“初行为市”，使商品交换活跃起来。秦国虽然有这些变动，但是比起东方各国却落后许多。
此时，东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强盛起来，并直接威胁着秦国。吴起在魏国时，就训练了一支充满战斗力的常备军叫“魏武卒”，前409年，吴起奉魏文侯之命领兵攻打秦国，一举攻下秦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魏国在那里设立西河郡，秦国失去了洛水以东的土地。楚国自吴起改革之后，将整顿机构和吏治节省下来的钱作了加强军备之用，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并开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胁着秦国。
就在魏、楚兵强马壮之时，秦国不但没有富国强兵之策，反被极大的内忧所困扰。秦国的奴隶主势力十分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自从秦躁公（前443—前429年）死了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着国家的政权，他们争权夺位的斗争接连不断，国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机作乱。秦怀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长鼌逼死，立了秦灵公。灵公死后，他的叔父发动宫廷政变，篡夺了君位，即秦简公。简公时，秦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虽有“初租禾”这一税制改革出台，但一时很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秦简公死后，儿子惠公即位。秦惠公为了抵御强魏的进攻，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曾三次进攻魏国，并曾出兵韩、蜀两国，树立了一定的国威。惠公死后，儿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仅两年时间，前385年，庶长菌改杀掉了出子，立灵公之子公子连即位，这就是秦献公。
灵公死后，秦简公篡位，公子连被迫流亡魏国长达21年之久。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看到了魏国是何等的国富兵强，而想起自己贫弱的祖国，心里便时时感到悲怆。回国后，他决心仿效魏国，发愤图强，着手整顿国内事务，以改变秦国长期以来的内忧外困、贫弱落后的局面。他首先废除了在秦国实行了300多年的杀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户籍制度，即把人口编户，五家为一伍，从而形成了新的基层行政单位的雏形。他还在边疆设立了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封地的4个县，并把都城由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东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以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影响和便于向东发展。秦献公的这些措施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变法氛围，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打下了基础。秦献公初步改革之后，秦国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后，秦国曾打败了韩魏联军，并曾深入魏国境内，一次斩首魏军6万人。可以说献公时，秦国达到了初步的繁荣。
但是，尽管如此，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国内矛盾还十分尖锐。在外交上，秦国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视为夷狄之列。并一直被摒弃于诸侯盟会之外。就是在这种国乱、兵弱而主卑的情况之下，前362年，献公的儿子渠梁即位，这就是秦孝公，一个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英明的国君。
前362年，对于秦国人来说，是既悲伤又欢庆的一年。悲伤的是他们失去了献公这样一位很久没有出现了的比较好的君王，欢庆的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新的国君即位了。
孝公登极不久，便在全国各地贴出诏令：“想当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间，修德行武，东与晋国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为后世开辟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后来经过历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混乱时期，内忧外患，使三晋夺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诸侯国都鄙视我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献公即位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目的在于向东扩展势力，以恢复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亲未尽之事业，常常痛疾于心。现在各位宾客群臣，如能有谁献出妙计，使秦国强盛，我将给予他高官，封赐给土地。”这就是孝公的招贤令。人们看到了这个招贤令后奔走相告，议论纷纷。秦国有史以来奖励功臣，从不赐给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许，足见其富国强兵的决心以及思贤若渴的急切心情。于是人们纷纷向孝公献计献策，各国有才之士也都纷纷投奔秦国。商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原是卫国没落宗室贵族的后裔，他本姓公孙，名鞅，又名卫鞅，只因后来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陕西商县东），才被称为商鞅，号商君。年轻时的商鞅就极热衷于法家学说，曾经潜心研究过管子的法学思想，他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并梦想着能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当时卫国是魏的属国，魏国经改革之后国力强盛，欣欣向荣，这使年轻的商鞅对魏国充满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国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朝气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后不久，商鞅便怀着大展宏图的志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魏国。
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变法的魏相公孙痤的门下，做了他的执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使公孙痤将自己推荐给惠王。在那里，他刻苦学习李悝的著作《法经》，并注重研究李悝、吴起的政治主张和改革实践，准备待惠王重用他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
然而不幸的是，当公孙痤还没来得及推荐商鞅的时候，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魏惠王听说后，特来探望，他见丞相生命垂危，心里很是难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伤心也无益，他便向公孙痤请教后事。惠王问道：“万一爱卿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国家将由谁来辅佐呢？”公孙痤挣扎着说道：“我有个家臣，名叫公孙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后君王将国家托付给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听，觉得很奇怪，心里想公孙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怎么会让我把国家交付给他的一个家臣呢？所以他没有作声。公孙痤看惠王沉默不语，知道惠王一定是觉得商鞅年轻，资历浅，又没有名望，因此不会重用他。于是他又让身边的人都退下，对惠王悄声说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千万不能让他逃出魏国，否则日后必成魏国之患。”这一次惠王点了点头，看来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对商鞅说：“刚才惠王问我谁可以为相，我说你可以，王沉默不语，表明他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因为先君后臣，于是对他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这次他答应了我。现在你赶快逃走吧，以免遭杀身之患。”商鞅听了以后，不但没有害怕，反倒还笑了笑，他不慌不忙地说：“大人让他重用我，他不听，大人让他杀了我，他也不会听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觉得商鞅乃是一无名小辈，不必伤他。此事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领秦国的军队打到魏国城下，他才如梦方醒，后悔没听公孙痤的话，当然这是后话。商鞅没有马上离开魏国，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他的理想却成了泡影，他那种奔魏时所具有的巨大热情和朝气都被这团冰所冷却。
正当商鞅在魏国怀才不遇的时候，传来了秦孝公招贤的消息，商鞅欣喜若狂。他又抱着新的希望，一路风尘，来到秦国。
商鞅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那是前361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商鞅第一次求见孝公。这对于还不到30岁的商鞅来说，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自己已经历了一次磨难，这一次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明主，他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了。于是商鞅慷慨陈词，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地说了许久。可是孝公却似听非听，昏昏欲睡。孝公退朝后对景监大怒道：“你介绍的这叫什么贤人啊，简直就是狂妄之徒，怎能重用？”景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问商鞅。商鞅不慌不忙地说：“我给公讲的是帝王之道，看来公的志趣并不在于此。请大人为我禀明公，我要再次求见。”景监见他泰然自若的样子，也只好答应了他。
孝公怒气过后，回想起商鞅所讲的称帝的方法，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自己所处的环境，连与各诸侯国平起平坐都不能，还谈什么帝王之道。再细想想，觉得商鞅还是很有见地。过了5天之后，孝公再次召见商鞅。这一次商鞅讲的是王道理论，显然又未中孝公之意。商鞅摸清了此时的孝公不需要帝道和王道，于是他在第三次见到孝公时，以霸道理论讲给孝公听，也就是建议孝公如何称霸诸侯。这一下子就说到孝公的心里了，他听得十分认真，并觉得商鞅所言极是。事后，商鞅对景监说道：“孝公有用我之意，我知道他一定还会召见我的。”果然，没过多久，孝公就对景监说：“你介绍的这位客人很不错，我要和他仔细地谈谈。”
于是，孝公第四次召见商鞅了，这一次君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孝公甚至忘记了君臣之礼，不知不觉凑近商鞅，两人如久别知己，一连长谈几天，都觉得意犹未尽，相见恨晚。商鞅终于在历尽波折之后，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他终于找到了施展理想与抱负的天地，于是他便开始着手他的改革方案了。
孝公要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的消息很快在秦国朝野上下传开了。秦国是旧的奴隶主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他们知道变法一定要触犯他们的利益，于是便极力进行抵制。除此之外，许多人都并不清楚变法究竟会怎么样，对变法持怀疑态度，这些人也并不支持变法。面对这种局面，秦孝公也有些举棋不定，尤其是甘龙、杜挚等反对者多次上疏，危言耸听，极言变法的危害之后，孝公更是有些犹豫了。商鞅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他意识到，坚定孝公的变法决心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变法是强秦的关键，他必须想办法在舆论上战胜守旧派。于是商鞅与甘龙等人就是否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讨论。
这天早朝，孝公对是否变法问题，征求百官意见。商鞅首先站出来说道：“臣启陛下，行动举棋不定，就不会有成就，办事瞻前顾后，就难以取得成功。况且有所作为的人，容易受到世俗的非难；见地非凡的人，往往被人们所诋毁。愚蠢的人往往墨守成规，而智者往往都具有先见之明。普普通通的民众不能与他们探讨如何创业，他们只配坐享其成罢了。这就是所谓的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所以说，从长远角度来看，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就不必沿袭旧制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能死抱老规矩不放。陛下若下定变法的决心，就不要再考虑天下人的议论了。”孝公听了这话，觉得是这个道理，他也知道商鞅的一席话是针对自己的有些犹豫而说的，于是他连连点头称好。甘龙却立刻出来反对。他说：“公孙先生此言差矣。圣人只能在不改变民众的传统习惯下才能实行礼教，智者只能不变更以往制度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顺应民众的习俗去教化他们，可以事半功倍；沿袭旧法而去治理国家，官吏已经适应习惯，人民必然能安居乐业。现在我们只有沿袭古人遗留下来的制度才能永世留芳，造福子孙。否则如改变现有局面则必定使时局恶变，生出祸患。臣还是希望陛下能再考虑一下。”甘龙说完，只见朝中许多大臣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甘龙的话确实代表了朝廷内外一部分人的心声，商鞅感到必须给予强有力的驳斥，以扭转这些人的看法。于是他说道：“甘龙之言，乃是世俗之言也。平凡的人总是安于旧习惯，而儒生学子又往往只知旧礼，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做老爷，但不能同他们讨论成法以外的事情。从远的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而夏启、商汤、周武王却都成了王业。近世春秋秦穆公、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五霸的制度都并不一样，而他们也都曾称霸一时，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愚蠢地盲目遵守旧礼，而是因势利导，有所创新。所谓智者制定法律，而愚者墨守之；贤者变通成礼，而不肖的人拘泥之。如今我们国家正处在只有变法才能图强的历史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效法圣人变通旧制以利于今的做法进行改革。而受旧礼制约的人是不值得同他们商量大事的，受旧法制约的人是不配与之讨论变革的。”
商鞅这一针锋相对的雄辩，使甘龙无话可说了。这时杜挚站出来争辩道：“我听说，如果没有百倍的好处，是不可以改变法度的；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是不能改换祖先器物的。而且，遵守古法不会有过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所以还请陛下三思。”商鞅一听这话，觉得十分荒谬可笑。他驳斥道：“变法图强，使国家兴盛，人民安乐，这一好处是千倍万倍的，而不变法则必然贫弱落后。如今的国家与古代所处的时局不同，那么治理国家的方法又怎么能相同呢？正因为此，商汤、周武因没有恪守古制而兴旺发达，一统天下，而夏桀、商纣没有适时变革而归于灭亡。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变法才能强盛，否则必然走向最后的灭亡。至于说守古依礼，那么前代的礼教各不相同，各代帝王的法制并不一样，你究竟效法哪一个古代、遵循哪一个帝王的呢？历代的帝王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创立法度，依据具体情况而制定礼教，礼和法总是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从没有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就必须有所突破，剔旧出新。所以说，此时变法是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
商鞅的据理力争，使甘龙、杜挚等人再也无可争辩了，也使大多数朝廷重臣首肯称是，孝公也更加坚定了变法决心，打消了思想顾虑。商鞅以雄辩的口才论证了适时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以深入浅出的道理宣传了他的变法理论，使人们在心目中对变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在舆论上他战胜了守旧派，为变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秦孝公就表示，即使以后变法遇到再大困难，他也再不会动摇。于是他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在朝廷内，商鞅通过自己的努力，力排群议，使众臣首肯了，这些都为他的变法开通了道路。但是在民众的心目中，他们还不知道商鞅是谁，更不知道他的为人以及他的变法。为了在民间取得百姓的信任，他在变法前做了这样一件事。
在熙熙攘攘的市场南门外，本来就是人来人往的交通要塞，这一天更显得格外热闹。透过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围观的人们往里望去，只见在大门口立有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在旁边贴出告示，说谁若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10镒黄金。告示的落款是左庶长公孙鞅。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家交头接耳，都觉得这不太可能，搬木头那么容易的事，怎么能给10镒黄金呢？大家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动。于是，商鞅又下令，有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他黄金50镒。这回大家更是诧异了。这时有一个十分胆大的人想试试这事是不是真的，他上前扛起木头就走，等到了北门，商鞅马上赏他50镒黄金。众人见了，都万分惊讶，原来左庶长商鞅说的话是真的。这个立木为信的故事，使商鞅在民间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从此人们对商鞅都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对日后商鞅的变法是极其有利的，商鞅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当上下就绪之后，商鞅便开始着手变法政令的实施了。
在秦国，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大，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曾经历了简公的税制改革、献公的废除人殉制和建立县等改革措施，并开辟了市场贸易，使地主阶级的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壮大，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的削弱，但是秦国的奴隶主仍享受世袭的土地和俸禄，并左右着国家政令。商鞅意识到要在秦国全面改革，首先必须从取消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这一根本性问题为出发点。于是废除奴隶主的世卿世禄制就成了商鞅的第一项改革措施。
商鞅规定，取消旧有的爵位、俸禄世袭制，改为以军功授爵。也就是说国内无论贵族宗亲，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立有战功，就可以受封受赏，否则，即使是皇亲国戚，若没有军功，也不能授予爵位。他根据所立军功的大小把秦国的爵制分为20个等级，所谓军功的大小就是指在战争中杀敌的多少。例如杀敌兵1人授爵1级，如杀敌军官1人，则除授爵1级之外，还给1顷田、9亩宅地和1个农奴。军功爵高的还有食邑，如第九级五大夫就可以有食邑300户，食邑多的可达万户以上。这种以功授爵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废除了旧的奴隶主等级制度，杜绝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且爵位和封邑不再世袭，直接由国家控制，这都使妨碍封建经济、政治发展的旧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封建国家的政权统治大大加强了。
然而，多年来世袭爵禄的奴隶主贵族忽然一夜之间就被夺去了爵位和俸禄，这可真使他们太惊讶了。以前世世代代享受的富贵荣华顷刻间都化为了乌有，这就仿佛做梦一般，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当他们如梦方醒，才知道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于是他们极力的反对、阻挠开始了。
反对派来势汹汹，第一个犯法的是太子驷。太子年幼无知，罪魁则是他的两个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他们俩成了反对派的首领，极力破坏、阻止变法的实施。他们不敢直接出面，便唆使太子触犯新法。法律虽然是严肃、神圣的，但如今太子驷犯法，这对于刚刚开始推行变法的商鞅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商鞅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处罚了太子，孝公肯定不高兴，若日后太子即位，肯定会给自己小鞋穿。但是，商鞅更清楚的是，如果太子犯法就可以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就很难使人心悦诚服，新法就很难实施。为了彻底否定旧的奴隶制，必须首先否定旧制度下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观念；为了使封建制度在秦国确立，首先必须确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新的法律观念。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商鞅主张对太子绳之以法，以警世人，以树法威。
商鞅为太子犯法事求见孝公，并表明自己的观点，请求孝公发表对太子的处理意见。孝公沉默了许久也没有言语。事实上孝公也正为此事犯难，商鞅所说的道理他都清清楚楚，而且自己也曾经表示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支持他。但是毕竟太子是自己君位的继承者，如果过分惩处太子，会使他丧失尊严，唯恐日后无法服众。而若不处罚，则对变法不利，对自己的强秦宗旨不利。商鞅看出了孝公的为难情绪，就对孝公说道：“新法难以推行，主要是因为旧贵族加以破坏抵制，如今太子犯法，我们必须予以处罪。但是太子是陛下的接班人，不便处理，那么就处罚太子的师傅吧。”孝公觉得这主意不错，立刻下令将公孙贾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公孙虔也受了处罚，后来他再度犯法，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
太子风波算是过去了，反对派看到太子的老师都受到如此残酷的镇压，他们再也不敢公开反对了。商鞅用刑之严，在历史上是闻名的。据说他在渭水之滨一次就处死过700多人，鲜血染红了渭水尽头，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秦国的旧势力本来是十分强大的，不过商鞅以军功授爵的政策使得旧贵族并不是像楚国经吴起变法之后那样彻底的绝望，他们在被剥夺世袭爵位和俸禄之后，也还可以立军功重新得到富贵和煊赫，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再加上商鞅的严厉打击，反对派的气焰暂时被平息了。
新的军功爵制代替了旧有的奴隶主贵族世袭制，这是商鞅以他的智慧和勇气所取得的初步胜利，这就为他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富国的一系列措施。商鞅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因此他实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新法规定，凡是努力耕织，多生产粮食布帛的，可以免除徭役赋税，而凡是弃农经商、因懒惰而贫困的，将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婢。同时还规定一家如有两个以上男子的必须分家，形成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并把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重新编制了户籍。什伍之内，各家要互相监督、纠察，如果有一家作奸犯法，同一什伍的其他各家必须检举、告发，否则与犯人同罪。这就是什伍连坐法。人们必须安分守己，勤于耕作，否则就有灭门之灾。
严酷的法律使人们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觉得很不适应，每时每刻都处于被人监视的环境之中，人人都有一种岌岌可危、动则触咎的感觉，这使老百姓觉得十分苦恼。变法之初，在旧贵族的鼓动下，京都有数以千计的人认为变法并没有给人带来方便，他们不满意甚至反对变法。这些都没有使商鞅动摇。他坚定不移地推行变法，用严酷的法律加以镇压，基本稳定了新的局面。
事实证明，奖励军功和什伍户籍法，对秦国的发展大为有利。在战争中立了军功就可以得到爵位和地位，这使人们对战争都有一种渴望和期盼，希望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幸运，只要一听说要有战争了，人们都互相道贺。秦国人都有战斗的勇气，可想而知，秦国怎能会战而不胜呢！什伍连坐法又使一家一户的人们安于勤耕土地，使农业有了迅速发展，为秦国的称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年之后，秦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人们已习惯了新的习俗，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以至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野大治。秦国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相会了，这是有史以来秦国的第一次会盟诸侯，它无可辩驳地表明秦国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
秦孝公看到变法取得了成功，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庆幸自己得到商鞅这样一位贤才。他对商鞅也就更加尊敬了，升任他为大良造，继续主持秦国政务，并希望商鞅能辅佐他达到最终称霸诸侯的目的。
秦孝公的志向是高远的，他的最终目的是称霸诸侯，为此他于前350年迁都咸阳，以便继续向东发展。
初步的成功，使商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而，商鞅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停滞不前，也没有因为暂时的成功而放弃变法的继续深入，更没有因为旧势力的表面拥护而忘却对奴隶制的彻底否定。从前350年开始，他又使变法继续走向深入，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改革在战国诸侯中最为彻底。
自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以后，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便成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日益推广，农民要求耕种更多的土地。针对这一问题，商鞅适时地提出了废井田、开阡陌的英明举措。他以法律的形式下令，废除井田制，重新划分亩数，以240步为一亩，并设置新的田界，不许私自移动。商鞅还规定，把土地授给农民，并实行土地买卖，按拥有土地的亩数合理地征收实物地租。
商鞅的这一新的土地和税收政策，使农民拥有了土地，而授给农民的土地无疑就是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家以占田数为依据征收地租，这就是说奴隶主也要根据占田多少，如数交租。贵族们的世袭特权被剥夺了，如今土地也少了，而且仅有的那点土地还要交租，这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于是他们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们以祝懽为代表，竟不顾商鞅的强权政治，再次掀起反抗的浪潮。
祝懽知道，违反商鞅的法律是要被处罚的，他干脆召集旧势力，聚众反叛，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商鞅以铁的手腕将反叛镇压下去，杀了祝懽。奴隶主贵族在商鞅的威严面前怯下阵来。史书记载，这一土地和税收政策实行5年后，秦国富民强，以至于周天子给孝公送来了祭祀祖庙的贡品。这表明秦国已非以前的戎狄之国，而成了被周天子赖以依托的霸主了。
新的土地制度彻底否定了井田制下的奴隶制经济，建立的是新的封建制经济秩序。土地买卖的结果，是使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只能依附于地主，耕种地主的土地，并向地主缴纳地租。商鞅彻底改变了秦国的土地制度，确立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关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从此以后，这一制度在中国一直持续了2000年之久。
为了进一步削弱旧的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商鞅在村邑组织基础上设立了县，从而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县在献公时曾建立4个，只是在边防重镇局部地区实行。商鞅的重大改革是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全国共分为30个县（还有人说是41个县），直属中央管辖。县级官吏不能世袭，由国君定期考察，以决定任用、提拔或者罢黜。这与以前奴隶制下贵族以宗法关系世袭占有的封地截然不同，昔日的世卿世禄制度彻底消失了。新建立的县是听命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地方机关，这样秦国就可以通过县这一地方政权，把全国的人力、物力统一起来，使秦国中央形成一股强大而集中的力量，这股力量远远超过于东方各国，为其他各国所望尘莫及，这对于秦国以后统一六国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地方县制的优越性被统一后的秦始皇推广到全国，并一直推行下去，直至今日。
在经济领域，国家虽然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却没有一个统一的量器，这极不利于国家的税收。于是商鞅制定了统一的斗桶、权衡和丈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商鞅方升作为标准量器，继续在全国使用。而秦始皇后期制造的“秦始皇方升”与商鞅方升的容器相差几乎不到1％，可见商鞅颁发的标准度量衡器行之久远，直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商鞅的这一重大改革，不但在当时对秦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商鞅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兴秦为目的，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在社会风气、习俗等方面也做了脱胎换骨的变更，那就是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落后习俗。商鞅对此这样向孝公解释道：“父子兄弟同室内息是落后的戎狄陋习，戎狄人在秦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人深受其影响。父子无别，也就是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就很容易导致近亲繁殖，这极不利于人口的繁衍以及素质的提高，而秦国地广人稀，人力不足，对耕、战都十分不利。所以，若提高秦国人口的自然增殖，并提高人口素质，必须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这不仅仅是改革恶俗，更重要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孝公觉得商鞅的想法十分在理，便准其奏。
事实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不仅仅是改革陋习、增加人口和富国强兵，其作用还在于防止贵族聚族而居，从而彻底地削弱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这又引起了守旧势力的非常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都被取消了，现在连自古形成的生活习俗也要被改变，真是有些太过分了。
赵良代表宗室贵戚来见商鞅。商鞅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商鞅说：“我请求与先生结交，不知可以不？”赵良笑了笑，说道：“我实在不敢当。孔子有言说：‘能礼贤下士的人，有才能之人都纷纷投靠他；而不肖之徒，即使是大贤之人也离他远远的。’我本无才，所以不敢受命。我又听说：‘不该居的位子而居此位了，叫贪位；不该有的名望而有了，叫贪名。’我听君之言，则深恐被看作是贪位贪名，所以不敢受命。”商鞅一听，便问他道：“莫非先生是说我治理秦国之事吧？”赵良说：“虞舜曾有言：‘能自我反省的才是高尚的人。’你不如好好理解一下虞舜说的道理，何必要问我呢。”此时赵良的态度已经是明显对商鞅不满，而商鞅却还是和颜悦色地问道：“秦国最初受戎狄的影响，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现在我改变了这一陋习，以至男女有别，并大造冀阙，宛如礼仪之邦鲁国、卫国。你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相比，哪一个更好？”赵良不客气地说道：“五羖大夫辅佐秦穆公，其功名藏于府库，其德行施于后世。今君辅佐秦王，因景监推举，而并不是因为什么名气。为秦相而不为百姓做事，却要大筑冀阙，这也并不是在立功勋。你以黥刑处罚太子的师傅，你对百姓施以重刑，你这是在积怨累祸呀。人民害怕你的威名以至于胜于国君，你对人民的惩罚比国君的命令要重得多。现在你又要移风易俗，实际上你这并不是在行教化。你如今面南而称寡人，每天都使秦国贵公子绳之以法。迄今公子虔杜门不出已经8年了，你又杀祝懽、黥公孙贾，如此这些，是不得人心的。你每次出行，总是有全副武装的护卫，如缺少一种武器，你就一定不出来。《诗经》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先生这样时时处于若似朝露的危机当中，还想延年益寿吗？先生何不回到你的封地去，弃官务农，并劝告秦王放弃严刑酷罚，养老存孤，敬父兄，尊有德，国家也可以稍稍安定一些。如果先生还是一味地执迷不悟，积怨于民，那么，将来秦王有朝一日一旦驾崩，秦国将怎样对待先生你，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商鞅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听赵良把话说完，赵良那从诋毁到劝说，再到最后的威胁，一直都没能使他动丝毫声色。他愤感于许多人对自己的变法事业不理解，甚至于诽谤攻击。这也难怪，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旧贵族的势力已基本被削弱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被取消，反对、仇恨也就是必然的了。毕竟自己付出的艰辛没有白流，变法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才是令人宽慰的。但是，正如赵良所说的一样，守旧贵族们把一颗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们只等待报复时机的到来。
守旧势力的攻击和恐吓并没能阻止商鞅那铿锵有力的变法脚步，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商鞅最终实施了他的变法主张。商鞅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这是与他坚强的性格分不开的。商鞅除了具有作为一个优秀改革家所具有的非凡才干、超群智能之外，他还具有了常人所没有的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当他抱着满心的希望、满腹的才智，企图在变法氛围浓郁的魏国实现他那远大的抱负、一展才华的时候，他遇到的却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始料不及的彻底失望！而这对于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如此当头一棒定会断送他一生的锐气，然而对于商鞅却是一个难得的磨练意志的机会。他就是在这种千锤百炼之后才练就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在以后的变法历程中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首先是以他的富国强兵理论有力地说服了贤德之君秦孝公，使孝公视商鞅为知己，并义无反顾地成了商鞅变法的坚强后盾。之后，他又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第一次在舆论上战胜了守旧落后的反对派，这无疑使变法思想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们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变法过程中，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奴隶主贵族们养尊处优的神经，他们意识到长期赖以生存享乐的爵禄世袭大厦将倾，一切富贵荣华即将化为乌有，于是他们群起而攻之。所有这一切，商鞅都勇敢地面对了，他以法律为准绳，甚至太子的老师都在他绳之以法之列，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对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贵族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而商鞅就是在剔旧出新、改弦更张的历史年代里担当了高举改革大旗的旗手，他不畏强权，不畏邪恶，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奏出改革的最强音，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波助澜。
商鞅借鉴了东方各国的变法经验，他看到了李悝变法使魏国兴盛，而吴起变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楚国的国力，但在改革旧制度的政策上却过于激进，没有缓冲的机会，最终导致吴起变法失败。商鞅正是借鉴成功的经验，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从而使秦国的变法高于各国之上，最为全面、彻底。他首先从政治改革入手，直接面对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取消世爵世禄制，扶持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来说，面对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怨天尤人，自消自亡，另一条是改头换面，走向新生。而商鞅是给予旧贵族以新的出路的，他规定的军功授爵制并没有将他们排斥在外，这使一部分比较有远见的旧贵族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最终成了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这也是商鞅变法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奴隶主贵族向地主阶级的转化不但增添了地主阶级的血液，壮大了地主阶级的队伍，而且使变法的阻力明显减轻了，同时也加快了秦国的封建化进程。此外，地方政权建立后，地方官吏由中央指派，他们主要是由军功晋爵的新兴地主阶级组成，这样，地主阶级不但在中央机构中取代了因没有军功而没有爵禄封官的奴隶主贵族，而且地方政权也为他们所掌握，全国上上下下遍布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效忠国家，自然成了旧贵族势力的抵制力量，从而客观上保护了商鞅变法的成果，为变法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政治变革之后，经济基础的适时变更也应运而生。商鞅适时地建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允许土地买卖，实则为地主阶级暗送一秋波，示意他们收买土地，壮大实力，从而更好地为封建政权服务。在封建制度剥削下，农民毕竟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积极性要比束缚在井田之下高得多。解放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秦国因此出现了国富民强的繁荣局面。
针对宗法制度遗留下的陈规陋习，商鞅也做了彻底的清除。商鞅制定的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不但剔除了男女无别的恶俗，净化了社会风气，改变了戎狄之风，使社会向着文明的阶梯迈进，同时也增殖了人口，有利于秦国耕、战。总之，商鞅在秦国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发展封建经济，使秦国走上富强之路。事实证明，这一目的完全达到了。
经过改革，秦国的国力、军力都大大加强了，继而开始向东发展，而首先进攻的就是魏国。前340年，秦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建议，派商鞅率领秦军，向东进攻魏国。魏国派公子卬为将迎击。一个是刚刚变法，气势正盛的秦国，一个是新败于齐，有些受挫，但毕竟是有雄厚根基的魏国。商鞅和公子卬在魏国时是好朋友，于是他给公子卬致信一封，假称两军订立盟约，不动干戈，永享太平。公子卬竟信以为真，中了埋伏被活捉。魏军大败，商鞅大获全胜。魏国无奈，只好派使者到秦国去讲和，并把原先占领的河西之地的一部分，交还给秦国，同时把国都迁到大梁。从此以后，魏国势衰微，一蹶不振。这时候魏惠王想起了公孙痤临死前向他推荐商鞅的事，不觉十分感慨地说：“我不该不听公孙痤的话呀！”但是，此时后悔不已是太晚了吗？
秦国从此以后气势更盛。然而，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公子驷即位当了秦王，旧势力又开始向商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的命运正如赵良所言中的那样，极为悲惨。
前338年，在位24年的秦孝公与世长辞了。秦孝公的一生胸怀改革图强的雄图远略，他具有知人之明，识才之智，为了改革，他不徇私情，这些都是身为封建君主所难能可贵的。更令人称颂的是，他临死前曾欲将王位传给商鞅，以保证变法的长期贯彻执行。如此圣贤之德，堪与古代尧、舜、禹相媲美。孝公的知人善任与商鞅的英雄伟业一同名垂青史。
商鞅坚决拒绝孝公禅位，并向孝公表示一定会尽心辅佐太子。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心胸狭窄的惠文王对商鞅仍然是怀恨在心。商鞅自知惠文王不会再如孝公一样器重自己，而如今变法已深入人心，并已达到了强秦之目的，他的抱负已得到施展，终生夙愿已经实现，于是商鞅便辞退了官职，告老还乡。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被剥夺了特权的宗族贵族们，他们对商鞅有着切齿的仇恨，他们在得势之后恨不得将其千撕万裂。
秦惠文王即位后，他的老师，那个被削了鼻子10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这时候也出来了，他对惠文王瓮声瓮气地说：“现在秦国连妇女、儿童都只知道商鞅之法，却不知是君王之法。商鞅这不是反臣为主了？更何况他还是君王的仇人，当年他陷害臣等，实是对着君王您而来。而且据臣所知，商鞅离开京都后早有谋反之心，希望君王尽快除掉他，以防后患。”惠文王一听，不由得怒火中烧。想当初，师傅受此恶刑，还不是你商鞅一人所为，如今又要谋反，岂不是太目中无本王了？这位秦惠文王不顾一切，只听师傅一人之言，下令捉拿商鞅。
商鞅听到消息后逃走了。他逃到边境的一个关口，准备在客栈暂住，然后逃出秦国。可是自从商鞅变法，秦国实行户籍制和什伍连坐法之后，民间百姓处处小心，事事谨慎，唯恐犯法。客栈店主见商鞅行色匆匆，又没有官文，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说：“按照商君的法律，收留没有官文的客人是要处以连坐之刑的，这个罪过小人可吃罪不起，还是请客官自便吧。”商鞅被撵了出来，他只好流落荒野，与星星同宿了。这时他才深深地感觉到他所制定的法律实在是过于严酷，以至于黎民百姓诚惶诚恐，不可终日。如今自己竟也自食其果，不由得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变法竟变到了我自己的身上，看来是天要绝我呀！”他不由得黯然神伤。
商鞅风餐露宿，来到了魏国。因他曾领兵攻打过魏国，又欺骗了公子卬，与魏国结下了不解之仇，魏国将他赶回秦国。商鞅心里十分恼火，想当初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为秦国兴邦建业，才与魏国结怨，而如今竟落得弃国不能，归国不得，这可如何是好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回到了孝公给他的封地商邑（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在那里，他集合了兵力，北出袭郑，企图在郑国有一尚存之地。惠文王听说商鞅真的起兵造反了，更是怒不可遏，他连忙派兵去镇压。商鞅的军队是临时拼凑，怎能抵挡住经过自己一手编制、整顿并训练有术的秦国军队！商鞅因兵败在郑国黾池被杀。秦国军队把这位一代伟人的尸体运回到洛阳，惠文王觉得商鞅的死并没有消除他心中的怒气，于是以谋反罪对死后的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并恶狠狠地说：“看谁还敢像商鞅这样造反！”之后商鞅的全家被害了。
商鞅，一代英烈，就这样永远地作古了。商鞅一生致力于改革，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名字正如他的变法一样，永远为后人传颂！正如汉代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所说，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值得庆幸的是，商鞅人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变法事业却没有因此而废弃。秦惠文王虽以极残酷的车裂之刑处罚了已死去的商鞅，但是，他并没有倒行逆施，而是继续执行新法，并使秦国持续稳定地发展着，不断向东扩张势力，最后由秦始皇独霸天下，统一全国。商鞅在秦国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所做出的贡献是永不可没的。
第二章以夏变夷
经过春秋战国一大批有识之士艰苦卓绝的改革斗争，尤其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后，封建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所取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劳动者从奴隶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封建盘剥的结果是农民最终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终于形成了富者家资巨万，而贫者无糟糠之食的恶劣局面。男子虽力耕，不足以粮饷，女子虽勤纺，不足以衣服，苦难深重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虽有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仍无法解决这一十分棘手的土地问题。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大商人出现了。他们与地主阶级一道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并成为官僚地主之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地掠夺土地。史载萧何曾在关中强制买下民间田宅数千万，霍去病为他的父亲买众多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等都曾侵夺民间田宅，甚至汉成帝也曾在民间私置土地。西汉中期以后，拥有三四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为数众多，一些人甚至已达千顷以上。例如武帝时酷吏宁成就买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到的哀帝赐田就有2000余顷。
豪强地主名义上是出钱收买土地，实则是强取豪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客。佃客向地主交租，同时还向政府负担徭赋，受着双重剥削。他们辛勤耕耘，不避寒暑，到头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父子夫妇不能相保，更有甚者，卖儿鬻女而沦为奴婢。西汉时期的奴婢十分多见，他们分官奴婢和私奴婢。官奴婢多数是罪人及家属，他们一部分在皇家苑囿、官营手工作坊及其他公共工程中服劳役。元帝时，仅皇室使用的官奴婢就达10多万人。私奴婢主要是破产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家中充当仆妾，或服各种杂役。西汉晚期，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家中往往蓄有大量奴婢，以示富贵，以至于奴婢人数达百万以上。奴婢生无衣食保障，死无葬身之地。非人的生活使他们大量逃亡，并不断起来反抗，从而成了西汉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农民起义、暴动时常发生，到汉宣帝时，胶东渤海等地的农民暴动，发展到攻官寺、救囚徒、搜朝市、劫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不得不说：“百姓贫疾，盗贼不止。”西汉末年，汉政权更是险象环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汉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便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常制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为何如此，元帝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时局如此之乱，还讲什么制度不制度的了。”
除了社会如此动荡之外，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极其微弱。奴婢成了豪强的私有财产，随着奴婢的增多，税收也就越来越少，以至于国库空虚，国贫民穷，国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十日之储。
然而，面对这种困境，统治阶级仍浑然不顾，皇帝大兴土木，昏愦至极，官吏贪污奢侈，腐化成风。成帝为赵昭仪修建昭阳舍，尽其豪华；着手营建昌陵，企图与秦骊山之陵相媲美。皇帝如此，众臣争相效仿，互比淫侈。丞相张禹，每次宴请宾客，总是轻弦妙曲相伴，娇伎美女相陪，饮酒作乐，昼夜无别。至于外戚王氏更是奢僭惊人。到了哀帝时，灾荒连年，饥民遍野，西汉王朝虽已朝不保夕，而哀帝仍毫无收敛之意。他不但自己奢华极度，而且为宠臣董贤起豪宅，修冢茔，至于平时赐给董贤及亲属的金钱、财物也是动辄以千万计。统治阶级如此奢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却在死亡线上挣扎，起义、暴动此起彼伏，西汉王朝已摇摇欲坠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社会危机，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若拯危救难，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挽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封建大厦。这一改革思想，以哀帝时师丹的限田方案最具代表性。
前6年，哀帝即位。哀帝刚刚即位之时，将原来的锦绣帷帐都换成绢布，人们感到这位新上任的皇帝很可能有振作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辅政的师丹便乘机进言，指出了当时十分严重的社会弊端，提出了限田和限制占有奴婢数量的主张。哀帝觉得师丹所说确实在理，便让他与孔光和何武一同议定一个改革方案，以解决现有的危机。很快，方案制定出来了，内容是：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超过规定的都要没收归公；占有奴婢数根据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官。其他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改革，涉猎的面也很广。方案上交到皇帝手中，哀帝一看，觉得这些规定还真能解决一些问题，对自己的政权统治有利而无害。于是他便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拟好了诏书，准备颁发。
但是这一还没有发出去的改革诏书，立刻引起了权贵的群起反对，尤其是外戚丁、傅两家以及哀帝的宠臣董贤态度十分坚决。限田、限奴婢会伤害他们自身利益，他们怎能不反对呢？问题是这股反对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以至于朝廷上下几乎没有几个人支持这一改革方案。哀帝本来就不是什么振作自强、力挽狂澜之君，他看诏书引起权贵们如此不满，就连忙把诏书收起，不再颁发。师丹限田方案成了一纸空文。
限田方案破产了。西汉固有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西汉王朝的危机与日俱增。在这一紧要关头，王莽篡夺了汉家政权，建立了新朝。然而新莽政权不但没有挽救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而是更加激化了矛盾，使整个社会变得一片混乱。新朝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中荡然无存了。继王莽之后建立的东汉政权，更加旗帜鲜明地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到了东汉后期，政府日益腐败，门阀势力日益膨胀，豪强势力日益扩张，最后出现地方割据局面，中国进入了三国鼎立时期。
呈鼎足之势的魏、蜀、吴三国都励精图治，努力进取，试图完成统一大业。由于他们力量对比并不太悬殊，虎熊之争，难分胜负，谁也没能如愿。与此同时，三国各自为政，长期征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后有西晋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朝廷内外争权夺利斗争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激烈，西晋很快就灭亡了。
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人民仇视西晋统治的情绪，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他自称是刘汉政权的后裔，建国号为汉，并于316年兴兵灭了西晋。
刘渊自称是汉朝的后继者，建立的政权也叫汉，但身为匈奴贵族的刘渊，并不懂得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性，相反他却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压迫汉人，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政权的统治也很不稳定。318年，刘汉为刘曜的前赵所灭，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先后有石勒的后赵，冉闵的魏，鲜卑慕容氏的前燕、后燕、北燕、西燕和南燕等政权建立，最后由氐族苻坚建立的前秦统一了北方。383年前秦与东晋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之后，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方又重新陷入混乱。各小国又纷纷建立，彼此征战吞并，厮杀不断，人民苦不堪言，流离失所。正因为如此，北方各族人民急切地盼望着统一，等待着统一。是北魏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很久很久以前，位于嫩江西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居住着古老的慕容拓跋部民族。当时共有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8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后来，有一个酋长叫推寅，他把整个部落南迁到大泽，也就是今天的呼伦池。后又传了8代，洁汾当酋长时，又向南移，经过大山深谷，九难八阻，最后终于到达了匈奴故地。258年，酋长力微率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当时曹魏政权从这里撤消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才得以顺利发展。
此时的拓跋鲜卑，由于定居于汉人的集中区，受汉文化的影响极大，社会进步很快。当时酋长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去访问，在洛阳一共滞留8年，这8年使他更多地接受了汉文化，并决心回国后有所作为。但是，就在他归国的途中，那些守旧的部落大人们，怕沙漠汗回国后变革旧俗，竟无情地把他杀害了。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守旧势力何等强大，他们固守着本部落自古因袭的旧俗，十分恐惧着先进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西晋后期，猗卢建立了国家，取名代，从此拓跋鲜卑族也加入了北方征战的行列，但不久被前秦所灭。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建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西南）。
拓跋珪是拓跋部的杰出人物，他息众课农，学习汉族的农业技术，使国家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征服了一些北方的游牧部落，俘获大批人众和牲畜，使拓跋部由此迅速强大起来。强盛的魏国开始东征西讨，首先大举进攻后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各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平定了关东地区。
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比较重视对汉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他曾命令吏部尚书崔宏通署36曹，置五经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名额；又听从博士李先的建议，命令郡县搜罗书籍，送到平城；同时效法魏晋中正制，命令郡县举贤才以充实政府机构。他的这些措施无疑对北魏社会的进步以及加速封建化进程具有进步意义，使魏政权更加强盛起来。
从此以后，北魏威震北方。太武帝拓跋焘时，连年征战，进攻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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