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俊贵(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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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会工作评论(2016年第1期 总第1期)试读：
卷首纪事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与广州社会工作评论
[1]谢俊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以来，广州市社会工作的快速推进和长足发展，其情势可谓有目共睹。2007年上半年，中央“八部委”调研组赴广东省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我和中山大学的贺[2]立平老师、广东商学院的谢泽宪老师等几位学者，有幸由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指派参加了该调研组的调研活动。通过参加这次调研活动，我感到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春天真的来到了！
当时，我们几位学者主要参加了广州调研。由于我本人就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一名教师，顿觉自己已与广州社会工作事业联系到一起。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不仅我本人，我们广州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每一位教师，都紧紧地拴在了“广州社工”这一根“新兴事业”的红线上，从而不时关注和积极参与到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对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些大事，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根据党管人才原则，广州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最初由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牵头。为了摸清广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家底，提出广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和策略，2008年市委组织部联合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了“广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查研究”，形成了广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报告。报告提交到中共广州市委，市委领导要求转化为政策，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此乃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大事之一。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工作领导机构、管理机构的建立。2008年10月，广州市成立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2009年初，广州市民政局设立社工处，负责全市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为了推进社会工作的行业自治和行业管理，在广州市社工办和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处的指导下，2009年5月，广州市成立了社会工作协会。2011年，广州市进一步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和统筹处理社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三件大事，是广州市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的试点推进。2009年，广州市通过申报和专家评审遴选了2009～2010年度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深化试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33个，开始了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的历程。为了保证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顺利进行，2010年，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发展的意见》以及五个配套文件（称为“1+5”文件）。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四件大事，是推进社会工作与基层社区服务的有机结合，加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2010年底，广州市学习借鉴我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在20个街道开展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后改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2011年7月，中共广州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做出全面推进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到2012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广州市所有街道都有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五件大事，是加大对社会工作服务的投入。2014年3月，“广州市投入3.2亿元向社工机构购买165项公共服务，服务人群拓展到来穗外国人和广州农村居民”被列为2013年广州地方志十件大事之一。截至2014年，全市共有155个街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业运营，其中全市129个街道共建成138个，16个镇建成17个，基本实现街镇全覆盖。2008～2013年全市投入购买社工服务财政资金累计7.7亿元，投入资金规模居全国第一。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六件大事，是广州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2012年，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推动下，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遴选了一批市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与社会工作发展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5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遴选中，由广州大学申报的“广州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受到特别重视，不仅成为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被确定为第一层类的研究基地。
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七件大事，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茁壮成长。2008年，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举办了大规模的培训班，培训社会工作者数千名。2009年，市社工协会开办了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班，截至2015年共举办5期。2014年，广州大学获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授权点。2015年，经省民政厅批准，广州大学成为“广东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基地”，为广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广州社会工作已经历八年的发展历程。这八年，广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迅速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重要成绩。然而，作为新生事物，广州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它需要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需要得到专家学者的评点，需要得到他山之石的借鉴，更需要得到学术理论的指导。《广州社会工作评论》集刊就是广州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及其相关学术与实务机构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联合编辑出版的。
虽然本集刊叫《广州社会工作评论》，乍看起来是一个评论广州社会工作的集刊，然而，编辑出版者的意图却不尽如此。正如“广东社会科学”并非只研究广东的社会科学一样，“广州社会工作评论”也不只研究广州的社会工作。在这层意义上，“广州社会工作评论”可以理解为“社会工作评论”这个刊物是在广州编辑的。正因为如此，《广州社会工作评论》集刊，不仅热诚欢迎广州之外的专家学者赐稿，而且期盼讨论广州之外社会工作的稿件。《广州社会工作评论》的编辑出版，也许将成为广州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八件大事。然而，举办一个集刊说起来容易，真正办好就不容易了。它需要作者、编者、读者的共同努力。就作者来说，他们的研究创新以及他们提供的作品，是办好这本集刊的关键。就编者来讲，工作的努力与否，肯定会影响集刊的质量。至于读者，他们对这本集刊是否关注，是否愿意读之，是否愿意引之，对作者和编者都是一种检验。我们期盼三者的有机结合，协同办刊。
[1] 谢俊贵，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广州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统计与社会政策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
[2] 广东商学院已于2013年6月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
特稿专刊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层面与可能贡献
[1]王思斌摘要 社会工作以服务为基础参与社会治理，通过直接服务、政策倡导、发展性参与、倡导传播协同合作的精神等形式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制、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的创新。社会工作有效发挥服务型治理功能需要两个基本的外部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体系建设，进入社会治理的网络体系。
关键词 社会工作 社会治理创新 服务型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的社会条件。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挥社会组织活力。社会工作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对此做一初步讨论。一 社会治理的多重理解及期待（一）对社会治理的多重理解
社会治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活动场域。治理内容的复杂性，参与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和治理方法的差异性，导致了对社会治理的多重理解。
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治理是相关各方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基于共识而进行的对相关事务的管理，也是一种合作共治。治理与利益、权力、参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相关利益各方共同参与，通过沟通、[2]协商以至博弈而达成某种共识，实现协商共治的社会行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不但将治理概念运用于社会领域，而且阐明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里阐明了社会治理与改善民生、分配正义、公共服务、社会活力等之间的[3]内在联系。
社会治理可以做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对社会领域的治理；二是[4]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治理。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它是以人们的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活动领域，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又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所以，社会治理处理的是基本民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的主要是社会事务、社会矛盾。这里涉及居民、家庭、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们又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功能论视角和冲突论视角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治理参与行为。在功能论的理解下，多方参与是要通过行动来改变现有系统部分的功能失调，主要是通过合作、创新来增强系统的功能，涉及改造、复建和创新。在冲突论视角下，治理的参与者被看成利益相互冲突的行动者，必须通过利益博弈、冲突以及结构重建来解决问题，尽管在治理过程中可能相互让步和协商。当然，采用功能视角还是冲突视角，其决定性因素应该看需要共同解决的公共事务的性质。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参与者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也会影响对需要共治问题性质的判断。实际上，合理的、好的治理应该来自各方对共同面对问题的比较客观的理解，而这有可能是在各方互动、协商的过程中才能达成的。（二）社会治理的多功能承载
1.对社会管理的创新：从强制管理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一种新的理念、思路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在中国的制度化实践方面，它是由执政党倡导和推行的。在这之前，学术界也论述过社会治理问题，但是，大规模实践上的社会治理则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践上，它是对过去传统的、政绩观支配的、缺[5]乏依法执政制度约束的强制性社会管理的某种程度的纠偏。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维稳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首要任务，而动用强力维稳这一手段成了压制社会矛盾的通常做法。以强力控制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在解决征地拆迁、失业、环境维权等社会矛盾方面，所起的作用不都是正面的，有时是压制了正当的、合理的表达，因此看起来是解决了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压制了问题的表现，积累了社会矛盾。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对于执政党的长期、合法执政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挑战。所以，用社会治理的思路和实践替代这种强力维稳式的社会管理是完全必要的。中央强调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就是在依法行政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在维稳和维权相统一的治国思路下，社会治理是合适的结合点。
2.社会治理致力于社会参与和服务民生
社会治理是政府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对社会领域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的管理。从社会治理产生的背景或初衷来看，它是要解决民生领域中的秩序问题，即在政府、企业与民众涉及的民生领域，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去解决矛盾和问题。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的问题，有的是原生性的，有的是由不当的“改革”和“创新”行为导致的。社会治理创新要通过协商、共识、协同共治解决问题，其基本前提是利益的公正分配，重要的是对困难群体的救助、对利益被伤害群体的补偿。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治理需要相关民众对相关利益问题进行了解，包括了解事由、各方利益关系和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法。只有民众的深入参与，只有让民众真正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相关利益分配的格局，了解问题如此解决的可能结果和后果，这种治理才是真正有效的。也就是说，社会治理要求以民众为真正的治理主体，要以真正解决相关民众的生活问题为目标。这样，社会治理就承载着民众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及促进民生的功能。通过适宜的社会治理机制的导入，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并避免新问题的产生。
3.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追求来看，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以来，中国在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显现不可持续性。这不但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问题，即过分依靠资源投入、廉价劳动力、粗放型发展获得经济增长，而且包括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要求中国重新审视发展战略，改变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改变政府用强制力推促经济增长的做法，重新思考和选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策，真正将发展[6]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总目标之一。在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三中全会着重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在这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国家治理。因为社会层面如果是不和谐的甚至是混乱的，缺乏活力和秩序，那么，良好的国家治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治理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职能。二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层面与特点（一）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层面
社会工作是一种为困难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现代职业和专业，也是现代国家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社会工作一方面与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相关，另一方面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关。作为社会福利的传输系统，社会[7]工作与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对象、社区发生密切联系。在与各方交流、沟通、协商、合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实现社会服务的目标，同时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秩序的达成。实际上，社会工作通过社会服务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民生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协调服务对象与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就是在参与社会治理。这是由社会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特点所决定的。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方面，社会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为困难群体和有需要人士提供适当的服务并向政府提出改进措施以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的专业活动。社会工作以组织起来的方式开展社会服务，其工作场域涉及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困难群体三个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场域。当前在中国，社会工作群体主要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服务等形式，解决困难群体和其他有需要人士面临的问题，并向政府提出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服务使服务对象增加对所遇问题产生原因和解决之道的了解，增强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使社会工作机构在其中获得成长。这些方面都包含着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治理。这样，社会工作的开展具有了多元参与和治理的意义。（二）社会工作的参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社区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政府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涉及政府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政策的良好实施；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政策对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在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工作以服务于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特殊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满足其基本需要，缓解其生活困境，实现服务对象与社会环境的良性协调以及服务对象的能力发展为目标。社会工作以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建构，从而实践着服务型治理。
服务型治理是通过提供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解决困难群体、贫弱群体和其他有需要群体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弥合社会裂痕、促进社会融合、建构良性秩序的治理。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反映在它的“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科学细致的工作方法、服务对象高度参与的机制、标本兼治的工作目标、解决困难与个人成长的双重关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改变等方面。具体说来，社会工[8]作主要通过如下一些方面促进着社会治理。
第一，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对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的直接服务解决民生和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的首要职能是为困难群体、贫弱群体提供人性化的、有效的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可以帮助困难群体、贫弱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方面的困难，帮助其走出困境；同时社会工作可以协助服务对象增强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
第二，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政策性服务促进政策资源的善用。在一些情况下，困难群体、贫弱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常常与政策未能良好和有效地贯彻实施有关。政府未能真正让民众了解政策，民众也不了解政策，更谈不上在政策框架下做出反应，而这常常带来政策实施中的不协调甚至冲突。社会工作者通过向服务对象介绍相关政策和规定，可以使他们了解政策内容及其意义，增进他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这有利于他们更充分地利用政策资源，在政策框架内满足自己的合理需要，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不了解政策而产生的抱怨和不信任感。
第三，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反映服务对象的诉求来参与社会治理。总的说来，在政府强势推动经济发展项目、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困难群体、贫弱群体反映诉求的机会比较少、反映诉求的渠道比较窄。这就逼得他们可能会采用非常规的、有时是比较激进的方式反映自己的诉求。社会工作在参与地区发展项目的过程中，能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居民的意愿，鼓励服务对象正当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向有关方面反映诉求。这有利于政府和有关方面了解民意，及时回应现实和潜在的问题，缓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问题。
第四，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政策倡导解决不合理的问题，预防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当前，中国存在着大量过去20多年来因GDP崇拜、外显政绩崇拜及以人治方式推动地方经济项目发展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各地也潜在地存在着众多社会风险，包括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认知、民众的非认同心理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以其掌握的丰富扎实的、来自底层社会的资料，向政府和社会展示潜在的和已经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呼吁政府修改某些政策或制定新政策，避免问题恶化。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第五，社会工作通过提供发展性服务增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促进服务对象的发展，其中包括服务对象自我意识的提升和能力的发展，服务对象的能力发展包括社会参与能力和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了，就会强化在法制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做法，就会促进法制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水平也自然会有所提高。社会工作倡导法治，包括法制社会建设和民众与相关治理主体依法参与社会治理，这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良好实现。
第六，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倡导和传播协同合作精神而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是服务和行善的，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现代的新职业者，社会工作者通过动员社会资源、挖掘服务对象的潜力、协调各方关系，协同各方力量、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工作者倡导理解包容、协同合作的精神，并在社会服务中积极践行，实际上是在倡导和善的、建设性的社会治理文化，这可以在文化层次上促进社会治理的发展。三 社会工作服务型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的贡献与能力建设（一）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贡献
社会工作以自己的服务帮助困难群体和贫弱群体解决基本的生活困难，协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实现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秩序，对于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贡献，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治理理念方面的贡献。以往的治理理论是建立在对统治权力的质疑之上的，它强调的是权力的再分配，即不是政府、有权者独自垄断权力，而是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强调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9]权力的合理分割，强调博弈、协商、共识与合作。这类治理是重要的，即打破有权者的垄断，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可能带来的对正义的伤害。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强调服务也是治理，特别是当服务对象的社会地位低下、能力不足时，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带来他们生活状态的积极转变，这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达成。虽然服务型治理不能替代博弈型治理，但是，服务也是治理的理念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近几年来，政府强调通过服务实现管理，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但是，政府将服务作为管理手段的理念终不能像社会工作那样来看待社会服务的作用。因此，社会服务就是社会治理的理念超出了政府的“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从而实现了治理理念的创新。
第二，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政治学视角下治理的基本机制是不同利益各方从原来的相互对立的权力垄断和弱者被边缘化格局、支配与被迫服从关系、治理结构的巨大张力，向各方走到一起，就利益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基本的共识的方向转变。这是管理过程民主化的表[10][11]现，也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增进了服务的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权力博弈。固然，在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着权力和利益关系问题，但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更加关注于服务的多种职能，强调通过服务可以达到治理。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是就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而言的，实际上，通过服务实现治理可以更加广泛地在政府和公共部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座右铭，如何真正按此行动是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所应思考的。
第三，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以利益主体为中心的治理体制强调相关利益各方的利益分配，各方围绕利益更合理分配而讨价还价、协商，这里是不同利益方的竞争场域，参与者基本上是有直接利益的各方。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的特殊之处是作为第三方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机构）并不是它所参与处理问题的直接利益一方，在政府与民众，企业与劳工或消费者、医院与患者的有争议的问题上，社会工作原本是“利益无关”的。这样，社会工作参与问题的解决就是第三方参与社会治理，这对于原来的治理体系来说是新要素的加入。实际上，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视域中，治理是一种对网络关系的处理，这是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民众（居民）多方参与的互动体系，因而要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动员多方资源，合理协调各方关系，实现问题的综合解决。服务导向的网络化治理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一种创新。
第四，对促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贡献。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这不但因为改革以来积累起来的十分复杂和尖锐的问题，而且因为社会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结构远比30年前复杂得多。正是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着眼于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市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但实际上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解决基本民生、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官民关系、造就基层民主、锻造新型国民、完善社区自治是一些重要的着力点。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也尽其所能，支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这一进程是漫长的，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设完整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和有效的社会参与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可能的。社会工作在促进现代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作用独特。（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建设
在社会转型加快、利益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向困难群体、贫弱群体和有需要群体提供社会服务，不但对于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而且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处理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秩序有重要意义。服务型治理有建设性、标本兼治的特点，在中国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工作应该积极主动参与这一进程并做出贡献。要发挥好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功能，需要一定的功能条件，这既包括社会工作的自身能力，也包括外部条件。
就社会工作的自身能力而言，社会工作群体需要在价值观、目标追求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当下国情和社情相结合。社会工作是以服务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它同时追求个人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公正。在现实社会中，个人问题与社会公正、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划分常常不那么清楚，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和社会参与上也有自身的特点，政府部门基于自己的管理习惯常常使得社会工作群体不能理想地发挥作用，这当然与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逻辑密切相关[12]。这些都使得社会工作群体提供服务的过程本身也是某种参与治理的过程。这样，社会工作群体必须有充分的能力去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提供服务、合适地解决问题、现实地增强服务对象的能力，包括其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所有这些服务，没有对中国国情和社情的深入理解是不可能的。社会工作在政策实施、政策倡导层面上能更直接地参与社会治理。要做好这方面的参与，就要积极了解和熟悉社会政策，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过程，并能参与政策过程。社会工作者要深入实际了解城乡居民的现实需求，及时和有效地开展既坚持政策又具有人文关怀的服务，同时要善于将帮助困难群体和协助其发展、解决现实问题与倡导政策改进、解决社会矛盾与促进社会和谐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些层面，社会工作群体要善于活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善于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处理问题和理解问题。
社会工作要有效地发挥服务型治理的功能，必须有一定的外部条件。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完善社会工作发挥专业服务功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二是要使社会工作进入社会治理的网络系统并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及制度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工作发挥专业功能是重要的。没有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工作不能制度化地参与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传送系统中去，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还不够完善，除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外，社会工作在许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中难觅踪影，社会工作发挥服务型治理功能的条件还不完备。
另外，现在的权力部门要接纳社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实现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良好结合。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的社会管理制度，政府不愿意分权，也不善于同民间力量平等合作。这就导致社会工作在政府的视野之外，政府把社会工作当作自己的下属或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一些地方政府还[13]不承认社会工作的地位，看不到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独特作用，甚至有的还害怕社会工作的介入会冲击自己原来的权威，于是社会工作在不少地方还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社会工作也就难以发挥其创新社会治理的作用。在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解决这方面的认识问题，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造较好的条件。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为社会工作发挥其基本功能包括社会治理功能提出了原则要求，但其落实还需要做更大努力。四 结语
本文研究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旨在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建设性功能，使其在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明白，社会工作的基本职能是社会服务，社会治理[14]不是它的核心功能。但是，当前中国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迫切任务，使得社会工作不能、不应该也不可能不与社会治理发生关系，而是要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本文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以其特有的方法、从其特殊的层面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政府应该注意到社会工作的优势，并恰当地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对国家建设有利，对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有利，更有利于改善民生。中国的社会工作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还比较有限。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社会工作必将在中国的社会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Social Work’s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Wang Sibin
Abstract：Social work takes part in social governance by services，such as direct services，policy advocacy，developing participation，advocating and spreading the collaboration spread，which brings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concept，governance mechanism，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Two basic external conditions is necessar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by social work：perf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system and absorbing social work into the network 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Social Work；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ervice Social Governance
[1]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及林护荣誉研究员。
[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
[4] 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社会工作》2014年第1期。
[5] 李立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求是》2013年第24期。
[6] 本书编写组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
[7] Neil Gilbert：《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8] 王思斌：《做好服务就是参与社会治理》，《人民日报》2015年2月27日。
[9]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 张康之：《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1]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13] 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
[14] 蔡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观念、制度和能力建设》，《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年第3期。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as Ra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world：From Max Weber to Jürgen Habermas
[1]Soma Hewa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Max Weber and Jürgen Habermas. It is argued that unlike traditional volunteering where the individual is motivated by shared values of the community，the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is dominated by individual’s self-interests. The traditional volunteering has declined due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lthough Max Weber describes the declining traditional values in modern society as 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Habermas argues that this is not a rationalization，b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domination of purposive rational action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following Habermas，argues that the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and its ideological formations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global capital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The burgeoning purposive rationality and the ensuing legitimation crisis undermined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 this context，the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has acquired its cultural “acceptability”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Volunteering；Max Weber；Jürgen Habermas；Rationalization；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IdeologyIntroduction
Human generosity manifests as “doing good for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without expecting any direct favors in return. Among many facets of “generosity”，philanthropy，charity，and volunteering occupy a prominent place in all cultures. Every major religion encourages followers to give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ir faith：for example，Christianity emphasizes the act of love or charity to demonstrate one’s faith in God. Islam emphasizes obligatory（zakat） and voluntary（infãg） giving in order to fulfill God’s will. According to Buddhism，giving is a meritorious deed，or good karma，which is a requisite for a happy rebirth. For Buddhists，giving is also the means par excellence to [2][3]overcome worldly desires，the cause of all human sufferings.
These fundamental religious teachings have been the cornerstone of community values，which guide individuals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to others. Volunteering，as an act of generosity，is generally defined as giving one’s labor freely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Volunteering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a measure of self-sacrifice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for the greater good，which is，in turn，defined as the [4][5]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is type of volunteering，according to Susan Eckstein，it is the group that determines “what is given，when，how，to whom and why”.
Although these types ofcollective-normative values continue to be a significant motivational force in the voluntary and benevolent activity，in recent years，however，several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shift in volunteering in modern societies. This particular shift has been identified in terms of a number of sociological categories，such as “traditional” vs. “modern”，“collective” vs. “individualistic”，“institutionalized” vs. “internet-based”，“membership-based” vs. “program-based” volunteering. The general theme in these sociological binary categories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ystematic departure from collective-normative type of volunteering to self-reflexive and bureaucratically organized type of volunteering in [6][7][8]contemporary society. An overall social system typifies each type of volunteering：in the collective-normative model，the individual volunteer is a member of a community，whose commitment to volunteering is drawn from the shared mor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ty，while in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 circumstances，economic and social reasoning influence the [9][10]decision to become a volunteer 2. Whereas in the traditional or collective-normative volunteering individuals are encouraged to be “self-sacrificing” and to be motivated by the commitment to specific [11][12]moral teachings，in the modern or self-reflexive volunteering the individualized benefits are openly discussed as reasons，or rewards for volunteering. There is an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report specific personal objectives，or self-interested concerns，as reas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voluntary activities. In self-reflexive decision-making，the individual decides the appropriate action and the practical validity claims of such action based on discursive deliberations and [13]argument.
This 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volunteering has been described by some “as a part of the secularization process” that [14][15]is taking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They argue that secularization in volunteering is evident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Volunteering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ivil society activity liberates itself from the traditional bounds of “value-oriented conduct，” regulated by the collective normative order，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urposive rational” or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compet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of modern society，volunteering or doing good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is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rational individuals to “experiment” with their career prospects. In this context，volunteering in modern society is steadily moving away from collective-normative，self-sacrificing and long-term commitment to a “goal-oriented，” self-fulfilling and short-term opportunity，during which individual builds social networks，explores employment potentials，develops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interests that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a gainful career path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In this context，volunteering is often a stepping-stone for ambitious [16][17]young people to launch their careers.
Although it is incorrect to assume that thecollective-normative orientation to volunteering has completely dissipated in modern society，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self-reflexive orientation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motivational force in contemporary volunteering across the globe.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for example，annual reports on Giving，Volunteering，and Participating in Canada，compiled by Statistics Canada show this growing trend. According to [18]the latest report，Canadians were asked whether a number of possible reasons for volunteering were important to their decision to volunteer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which they contributed the most hours. Although over 90% agre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contribute to their community，the desire to improve pers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scored quite high on the list：
As Table 1 illustrates，of all indicated reasons for becoming volunteers among Canadians，the least important is the commitment to fulfill religious obligations，or what we have described as the collective normative values of the society. This particular trend is evident not only in the industrialized Western societies，but also in non-Western societies，where volunteering is now seen as an opportunity to try out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skills of individuals and，in the process，create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that may enable them to secure employment in a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economy. Describ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tential employment factor as a motive for volunteering，particularly among rural youth，Gill Walt and colleagues argue that in South Asia，despite stron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ocial life，the most pervasive modern driving force in volunteering is the prospect of future employment，or acquiring some marketable employment training as volunteers. They found，for example，in large-scale volunteering programs，such as the Health Volunteer Program in Sri Lanka，“volunteerism is perceived as an entry point to salaried employment”. Volunteers feel that in paid employment，people have power and “patronage positions” over their clients，which do not exist in voluntary work. However，they believe，volunteering [19]can help them to acquire such positions.
How do we explain this particular trend in contemporary volunteering in modern society？Where does this new moral rationale of reflexive individualism come from？How do we explain this particular trend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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