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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30 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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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迪恩·莱纳德(Dion Leonard)(英)克雷格·博莱丝(Craig Borlase)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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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Gobi

寻找Gobi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寻找Gobi作者:[英]迪恩·莱纳德(Dion Leonard)[英]克雷格·博莱丝(Craig Borlase)排版:昷一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时间:2019-07-01ISBN:9787515820989本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致我的妻子,露西娅。

没有你无尽的支持、奉献和爱,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序

摄制组昨晚已到位,明天还有出版商的人要来。我仍能感觉到飞机时差和41小时长途跋涉的副作用。露西娅和我早就决定要开始我们今年的第一跑,很容易的一次长跑。而且,我们不只要考虑我俩,还要考虑“戈壁”(Gobi)。

当我们经过酒吧,在荷里路德宫旁下车时,我们放松了下来。只见湛蓝的天空下,郁郁葱葱的山峰从爱丁堡的天际线上拔地而起。那便是“亚瑟的王座”(鸟瞰爱丁堡市的峭壁之一)。我已经记不清在那里跑过多少次了,我知道沿途的环境很严酷:强风拍面,让你退避三舍;冰雹带来的寒气像刀子一样刺入骨髓。在那样的日子里,我甚至会怀念沙漠49度的高温。

但今天既没有风也没有雨,我们爬山的时候也没有遭遇任何严酷的考验,就好像这座大山想在如此风和日丽的一天向我们展现它柔美的魅力一样。

我们刚踏上草地,戈壁就来了精神。这只狗体型很小,我用一只胳膊就能抱住它,但当她向前爬上斜坡时,却好似一头愤怒的狮子。“哇!”露西娅说,“看看她,真是精力充沛啊!”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戈壁就转过身来,耷拉着舌头,眼睛明亮,耳朵向前伸着,得意洋洋地挺着胸脯。她好像听懂了露西娅的话。“你还没看到她的全部能耐呢,”我说,同时加紧步伐,试图放松狗绳上的压力,“她在山里就像这样。”

我们继续向上攀登,离山顶更近了。我在想,尽管她是以“戈壁”命名的,但我第一次看到她却是在天山寒冷崎岖的山坡上。她是一个真正的登山者,我们每走一步,她就变得更有活力。不一会儿,她的尾巴就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变得模糊起来,她的整个身体跳跃着,充满了纯粹的喜悦。当她再次回过头时,我发誓她在对着我笑。来吧!她说。我们走吧!

在山顶,我沉浸在自己熟悉的景色中。整个爱丁堡就在我们脚下伸展开,在它的后面是福斯桥、洛蒙德山和西部高地路,155公里的总长,每条路我都跑过。我还能看到北伯威克,相当于一个完整的马拉松赛跑距离。我喜欢在海滩上跑步,即使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风试图把我吹倒,每跑一公里都像是一场战斗。

我回到这里已经四个多月了。虽然一切还都是熟悉的样子,但依然有一些不同之处。

那就是戈壁。

她认为是时候把我拖下山了——不是沿着山间小路,而是笔直地走下去。我跳过一丛丛手提箱大小的青草和岩石,露西娅紧跟在我身后。戈壁娴熟地探着路。露西娅和我跑着,脸上挂着苏格兰国旗那么大的笑容。

这就是不同。

在这之前,跑步并不是一件如此惬意的事情。事实上,对我来说,跑步从来就不是件快乐的事。当然会有荣誉感和满足感,但绝对不是开怀大笑的那种乐趣,不像现在这样。

戈壁意犹未尽,所以我们就让她带路。她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有时往山顶去,有时往山下跑。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预定路线,更没有烦恼和忧愁。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刻,我为此心怀感激。

经过之前的六个月,我觉得自己需要这样的时刻。

我曾经面对过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面对的事情,这都是因为这个拽着我手臂、左摇右晃的棕色小家伙。我曾经历过我从未想过的恐惧,也感到过绝望,那种让空气都显得毫无生气的绝望。甚至,我还面对过死亡。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这只小狗改变了我。对于这些我才刚刚开始理解,也许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这一切。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寻找戈壁是我这辈子所做的最难的事。

但最终她发现了我,这也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棒的事!第一部分初遇第一章 来到中国

我走出机场,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在这里,我驻足片刻,任由周遭的喧嚣冲击着我的神经。前面停车场轰鸣的汽车引擎声和人们对着手机的喊叫声此起彼伏。

这里的标识牌是用汉字和对我来说像是阿拉伯文的文字书写的。这两种文字我都不认识,于是我加入了自认为是在等候出租车的人群中。虽然我比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要高出30厘米,但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我所在的城市名叫乌鲁木齐,一座坐落在中国版图左上角不规则延展的城市。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乌鲁木齐更远离海洋的城市。当我从北京飞来的时候,我看到地形从险峻的雪山渐变为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竞赛组织者规划了249公里的路程,包括寒冷刺骨的冰峰、经久不息的狂风,以及荒凉、了无生机的灌木丛林,这就是戈壁沙漠。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跑完这段路程,为此,我打算在前四天每天跑一段比一个马拉松稍短的距离,然后在第五天跑两个马拉松,而在最后9.6公里进行约一小时的冲刺,从而结束比赛。

人们称这种比赛为超级马拉松,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折磨心理和身体耐性的测试了。像我这样的人,愿意花几千美元让自己经受这种彻头彻尾的折磨,这个过程甚至会让人减去身体百分之五的重量,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得以在世界上最遥远却风景如画的地方奔跑,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志愿者组成的后勤和医疗团队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有时候这些挑战会让人极度痛苦,但同时也改变着每一位参与者的人生。

有时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如我最近一次尝试一周跑六个马拉松,但没能坚持到最后,那时候我感到十分痛苦,仿佛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觉得以后再也无法参加比赛了。但我仍然鼓足勇气,决心再尝试最后一次,如果我能够在戈壁比赛中有出色的表现,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奔跑下去。毕竟,在我将跑步视为事业的三年中,我体会过站在领奖台上的感觉有多棒。所以,我无法忍受那种不能继续比赛的想法。

最糟糕的情况是,我可能会像几年前的某位参赛者一样,死在比赛中。

我从网上查到的消息是,打车从机场到宾馆大约需要20到30分钟。可越接近计划的车程时间,司机的情绪就越激动。他变得不高兴起来,并且吵着要我付出三倍于我所预期的车费,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

当我们在一个红砖建筑前停下车时,他挥舞着手臂,想要把我赶下出租车。我看向窗外,然后又看着我行程开时始给司机展示的分辨率极低的相片。如果你眯着眼看,这栋建筑物确实与照片中的有些类似,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宾馆。“我觉得你需要一副眼镜,伙计!”我尝试着缓和一下气氛,但显然并没有奏效。

司机很不情愿地拿出手机,对着电话的另一头吼叫着。当我们终于到达我的目的地时,他已经怒不可遏了,只见他双拳紧握,开车离开时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车轮与地面都摩擦出了火花。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烦恼。当极限赛跑折磨着你的身体时,也同时影响着你的大脑。你很快就能够学会屏蔽那些让你分散注意力的恼人的小事情,比如脚趾甲脱落或磨破乳头。因此,来自一个愤怒的出租车司机的压力是我完全可以忽略的。

第二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我必须乘坐动车到距离乌市几百公里以外一个叫做哈密的城市,那里是这次比赛的基地。从我来到乌市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踏上了一个极度考验耐心的旅途。

火车站的安检很是严格。我被告知有两小时的时间来进站乘车,但当我看到前面庞大的人流时,我开始怀疑这个时间是否够用。如果说前一天的出租车事件让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我错过这趟火车,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重新订一张车票。而如果我不能按时到达比赛集合地点的话,那么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面对此情此景,恐慌一点用也没有。我调整呼吸,稳住心神,慢慢通过了第一道安检。可是等我通过第一道安检,弄明白首先要去取票时,才发现自己排错了队。终于,我排到了正确的队伍中,而此时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这是一场赛跑,我想我应该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了,在真正的比赛中这种状况从未发生过。

当我终于拿到票,只剩下不到40分钟的时间来通过另一道安检,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安检人员像法医一样仔细审查我的护照,然后我又挤过足足50个人去办理登记,最后我呆呆地站在指示牌和电子屏前,张大了嘴巴,喘着粗气,紧紧盯着那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想着我到底在哪才能找到正确的站台。

谢天谢地,我没有完全被无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对我说:“你是否需要帮忙?”

我简直想要拥抱他了。

当我到达站台时,发车时间就快到了。车组人员刚好从我身边经过,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着他们。这个场景就好像20世纪50年代的机场,飞行员穿着完美无瑕的制服,戴着洁白的手套,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空姐们则看起来既沉着又漂亮。

我跟着他们上了火车,疲惫地瘫倒在我的座位上。此时距离我离开爱丁堡的家已经36个小时了,我努力清空大脑,放松身体,以此来消除这次行程中不断积累的疲惫感。我看向窗外,试图寻找一些有趣的事物,但是几小时过去了,我只看到了一些平平无奇的土地,它们既不像农田那样被完全开发利用,也不像沙漠那样空无一物,就只是延绵数百公里的土地。

既疲惫又紧张,在我短暂的跑步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即将开始之际,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我曾参加过一些著名的比赛,如享誉全球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这是世界公认的最艰苦的田径比赛。先后两次,我与1300余名参赛者一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晚上则降至4度。在第二次比赛中,我甚至获得了第32名的佳绩。但那已经是1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在那以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事情起因于一次横穿卡拉哈里沙漠的比赛。在那次比赛中,我不断地逼迫自己——可能逼得太紧了——最终我获得了总成绩第二名,这是我在超级马拉松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但我在比赛中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分,以至于最后我的尿液变成了可乐一样的颜色。回家后,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因为严重缺水而萎缩了,同时长跑还造成了我的肾脏损伤,导致尿液中充斥着血液。

在几个月后的另一场比赛中,我开始感到心悸。我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心跳十分剧烈,同时伴随着恶心和眩晕。

以上这些病症又在我第二次参加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再次出现。我像往常一样忽视了这些病痛,并且以前五十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但问题是我逼得自己太狠了,结果刚回到家,我的左腿后腱就不对劲儿了,只要一走路就开始痉挛,疼痛难忍,更别说跑步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用了几个月频繁进出物理疗法诊疗室,得到的答案却是千篇一律:尝试医生建议的力量训练和恢复训练。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病情没有一点儿改善。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最终找到了症结所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没有采用正确的跑步姿势。我个子很高——超过1.8米——所以在跑步时很自然地迈着宽大稳健的步幅,但问题是我没有充分调动那些应该使用的肌肉。

因此,这次在中国举办的比赛是我改进技术后——更快更短的步伐——的首秀。在很多方面我都感觉很好。我已经可以连续奔跑数小时而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并且我前所未有地严格遵循着我的赛前食谱。在这之前的三个月,我拒绝了所有的酒精和垃圾食品,只吃鸡肉和蔬菜。我戒掉了咖啡,希望以此解决心悸的毛病。

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在这次比赛中跑得如我预期的一样好,这样我就可以去参加今年晚些时候举办的更著名的比赛——穿越智利的阿塔卡马盐平原。如果成功跑完那个比赛,我就可以以最佳的状态,去参加来年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赛,并为自己正名。

动车到达哈密后,我是第一个从车上走出来的乘客,在人群的最前面向着出口急速走去。就是这种感觉,我心想。

但安检口的保安却很快给我的沾沾自喜画上了句号。“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可以看见车站外排成长龙的出租车在一条空旷的人行道旁安静地等待着,与我一同出站的人们纷纷前去打车。我努力解释着自己是来参加比赛的,并且表示我想打一辆出租车,但我发现这毫无用处。保安满脸狐疑地来来回回打量着我和我的护照,然后示意我跟着他前往一个临时用作办公室的拖车里。

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凝胶和压缩食品的用途,但很显然他并没有相信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之所以放我走,只是因为他感到厌烦了。

等我终于走出火车站,来到人行道时,人群早已消失不见,与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路旁的出租车。

真是太棒了!

我独自站在那里等车。此时的我已经十分疲惫,只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

然而,搭乘出租车还是不顺利,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后,我才到达比赛组预订的经济型宾馆的房间中,盯着空空如野的床铺时,我累极了。

令我困扰的不是语言不通带来的沮丧感,也不是肌肉酸痛和极度疲劳。整整一天,我都在努力不让自己变得紧张,但事情总是越来越糟糕,最终还是让我事与愿违。这并不符合逻辑,也不合常理。出发前,我一遍遍地提醒自己,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北京抵达赛场,就算是错过火车,我也会找到解决办法来让事情走上正轨。并且,我深知,一旦自己站在跑道上,这几天积累的疲劳便会一下子烟消云散。

可事实上,当我来到比赛组安排的宾馆时,我却比以往任何一次比赛前都更加焦虑。

这种焦虑的来源不是长途跋涉,也不是即将面临的对身体极限的挑战,而是一些远远超出这些的东西。

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这很可能成为我的最后一次比赛,我害怕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最终会离我而去。

1984年1月3日,星期二,我九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正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理解了人生轨迹可以变化得多么快。那天天气很好,我沐浴在澳大利亚夏日的阳光下。清晨,我骑着车,做了几个跳跃动作;爸爸妈妈正读着报纸;奶奶住在房子另一侧的一楼,我三岁的妹妹正在奶奶门前的院子中玩耍。我成功地在蹦床上翻了一个筋斗,动作十分完美。午餐后,我和爸爸带着板球拍和几个老旧的球去外面玩耍,他当时刚刚经历了一次支气管炎,这也是长久以来他第一次与我一同参与户外运动。我用他教我的方法握拍,并将球击打得又高又远,越过矮树丛,飞出了我们的院子。

那天下午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闻到屋子里充满了妈妈烹饪的味道:巧克力布丁已经蒸了好几个小时,意大利肉酱中食材丰富,那浓厚的香味让我忍不住把头凑向锅里,使劲吸着香味儿。

真是完美的一天。

上床的时间到了,像其他同龄的小孩一样,我很不情愿地躺倒在床上,但很快就困意来袭,迷迷糊糊地意识到妈妈出门去参加晚上的有氧运动课,而爸爸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板球比赛,电视机的音量被爸爸调到很低。“迪恩!”

我不想起床。屋里很黑,我的意识仍然沉浸在奇妙的梦的世界里。“迪恩!”我又听到了爸爸的声音。房间里很安静,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没有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叫我,很快我又回到睡梦中。

我不知道爸爸究竟叫了我多久,但在某个时间点,我知道自己应该起床去看看爸爸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爸爸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毯子。当我进屋的时候,他没有看我,我站在门口,并不想走进屋子里。他的呼吸声很不对劲儿,就好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试图将一丝空气吸入肺部。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他病得很严重。“迪恩,快把奶奶叫来。”

我跑下楼,敲着奶奶的房门。“奶奶,快开门,”我说,“爸爸需要您,出事了。”

她立即出来,我随着她返回楼上。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想,奶奶曾是个护士,一切都会没事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或妹妹克里斯蒂受伤,奶奶总会一边处理伤口,一边逗我们笑,给我们讲她在战争返遣医院当护士的故事。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战士,我总觉得她的双手中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会让所有的疾病和痛苦消失。

奶奶一看到爸爸的样子,就赶紧去叫救护车了,而我则留下来陪着爸爸。不过奶奶一回来,就让我离开了房间。

克里斯蒂睡在隔壁房间的儿童床上。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听着爸爸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糟,奶奶用我从没听过的语气说着话。“盖里,”她说,声音比平时大了一些,“只是哮喘而已,救护车就快来了,冷静点,盖里,保持清醒。”

克里斯蒂从嘈杂声中醒来,开始哭泣。“爸爸不舒服,克里斯蒂。”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奶奶一样坚强,“医生马上就要到了。”

我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赶紧跑过去开门。我看着救护人员携带着担架和呼吸器上了楼。几分钟后,我又默默地看着他们把爸爸抬出来。我不想看爸爸,此时他仍然挣扎着想要呼吸,头部不停地摇晃着。我还听见其中一个担架轮子嘎吱作响的声音。

我跟着急救人员来到屋外,路灯、车前灯和闪烁的警示灯将夜晚照得格外亮。当急救人员将爸爸抬进救护车的时候——我看到爸爸戴着氧气面罩,头歪在一边——妈妈也开车回来了。她刚下车的时候还很平静,可等到她和奶奶一起来到救护车后面,便开始大声叫喊起来。“一切都会好的,”奶奶说。但我不认为妈妈听到了她说的话。“我爱你。”当妈妈趴在爸爸身边时,他说道。这也是爸爸最后的话。

妈妈和爸爸一起乘坐救护车离开了,而我、克里斯蒂则和奶奶一起留了下来。我不记清过了多长时间,也不记清我们都做了什么,但我却记得临近午夜的时候房门终于被推开了。妈妈和一个医务人员一起走进来。不用再说任何话,我和奶奶已经知道了结果。于是我、妈妈和奶奶哭了起来。不久后,陆续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都是由奶奶来接的,她的声音很低沉,通话的时长也都只有几分钟。随后门铃也响了起来,第一批邻居们进到屋里,紧紧抱住妈妈,而我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葬礼那天,我看着爸爸的棺材被推进灵车。我挣脱了妈妈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跑上前去阻止他们。我尽己所能想要环抱住棺材,但办不到,我的胳膊不够长。我越哭越厉害,甚至连胸口都疼了起来,随后被人从棺材上拉开了。第二章 归属感

爸爸去世后不久,妈妈就搬到楼下,由奶奶来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妈妈好像又变回了孩子,无法再扮演妈妈的角色了。

有一天,我走进她的卧室,正好撞见她手中拿着一大瓶药片,脸颊上还残留着未干的泪水。即便我当时只有9岁,但仍然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妈妈仍然没有从爸爸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

那是爸爸死后几个星期的事情,几个月后,我发现妈妈的问题不仅仅源于悲伤。一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她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她最近患上的强迫症——而我则坐在桌子旁读书。“迪恩,”她说,没有任何预兆和铺垫,“其实盖里不是你爸爸。”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嚎啕大哭或跑着躲开,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愤怒尖叫,抑或是要求妈妈进一步做出解释,更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关于那个时刻,我本该有很多记忆,如今却只有一片空白。由此你就能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痛苦,以至于我竟然将有关那时的记忆全部抹去了。

可我深知,我的爸爸——盖里——的死,对我所造成的伤痛是如此之深,这改变了我的一切。

即使是在今天,每当妈妈提到盖里的死时,她仍然会哭泣。她总是说,救护车仅仅20分钟的路程就改变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她是对的,但不全对:也许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我的生活陷入混乱,但把我悲伤的心完全撕碎的却是那短短的一句话:其实盖里不是你爸爸。

在后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严守着这个秘密。我为我的过去感到羞愧:我不仅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只有单亲的孩子。葬礼结束后,定期涌进家门的人潮早已停止,而我们日渐紧张的经济状况迫使妈妈不得不出去找工作。每当她在家的时候,她都要花好几个小时一边打扫屋子,一边听着莱昂纳尔·里奇的歌。

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家庭美满,都是因为他们会去教堂的缘故,于是我也很喜欢在礼拜日独自去教堂。我想感受教堂里的那种归属感,而且我也很喜欢在礼拜后拿一些教堂里的蛋糕。我并不反感神父的布道——有时候布道还会让我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知,但是当我在礼拜结束后徘徊在桌子旁的时候,人们对我的反应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些人并没有将我看作是同类。我能听见他们在我的背后窃窃私语,当我转过身直视他们时,迎接我的则是尴尬的沉默和虚假的笑容。

妈妈也开始接到电话。我悄悄爬到走廊里,看她站在那里,脸转向墙壁,肩膀缩成一团。她的话不多,电话也打得很短。有时电话打完后,她会转过身来,发现我在看她,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们最近在议论我们。

很快我自己也有了切身体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朋友家拜访。因为看见他的自行车就停在屋前的草地上,所以我知道他在家里。然而,他的妈妈却说他不能出来玩。“你不能见布拉德利,”她说着,拉上了我们之间的纱门。“为什么不能呢,弗斯太太?”“你会带来坏影响,迪恩。我们不希望你来。”

我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我没有酗酒、骂人、在学校胡闹,也没有惹警察。好吧,我在教堂里时会对蛋糕有点贪心,但除此之外,我总是很有礼貌,尽量表现得与人为善。

她说的只可能是一件事。

当时我还不清楚这叫做什么,但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14岁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了:主流之外。

当工作人员宣讲比赛须知时,我像往常一样选择了房间里靠边的位置坐下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些人组织的比赛,但类似的安全简报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对此相当熟悉了。

对于每一个参加沙漠超级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最致命的威胁来自于热衰竭——典型症状包括脱水、抽筋、眩晕和疾脉——之后发展为中暑。这时人体机能会出现一些强烈的反应,诸如意识模糊、晕头转向和肌肉痉挛等。你并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不会注意到它的并发症,结果就是你会晕倒在沟槽里,或者做出错误的决定,错失寻找阴凉、补充盐和水以及快速降低体内核心温度的关键时机。如果这一切成真,你会昏死过去,最终失去生命。

组织者说任何他们怀疑可能患上热衰竭的运动员都会被立刻要求退出比赛,但他们并没有提到6年前在这里举行的比赛中,就有一个运动员死于热衰竭。

之后麦克风传给了一位美国女士,她是这次比赛的发起人。“今年我们迎来了很多出色的运动员,”她说,“包括独一无二的汤米·陈。”房间里数百名参赛者响起了掌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一个中国台湾人,他的私人摄影团队就站在他旁边,记录着这个高光时刻。

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汤米·陈会赢得比赛,他确实取得过很多伟大的成绩。我知道他是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马拉松比赛的明星。我知道在比赛中击败他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在我离开苏格兰之前,我曾收到一封比赛举办方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里列出了他们认为可能创造佳绩的十名选手。尽管我过去曾战胜过他们中的几位,但这封邮件根本没有提到我。在内心深处,我有点生气,并不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们没有理由认为我能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自从8个月前在柬埔寨举办的212公里比赛后,我再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我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所以,我并不责怪举办方忽略我。

我是在生自己的气。我三年前才开始自己的跑步生涯,起步如此之晚,也就意味着展现自己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用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恢复,更像是对宝贵时间的浪费。

在安全简报之前,举办方对我们进行了装备检查,以确保我们携带的包里囊括了所有必需品。虽然装备包里要带上整个六阶七天的比赛所需要的食物、被褥和衣服,但是,所有人都会将装备包的重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比赛结束时,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睡袋,没有书,也没有智能手机让我开心。我只带了一个睡袋、一套衣服,还有少量的食物。虽然我知道自己每天会燃烧近5000卡路里的热量,但可摄入的热量则只有2000卡路里。我回家的时候看上去会像死了一样,但为了让装备包更轻一些,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乘坐大巴车,驱车几个小时来到比赛地。我和旁边的人聊了一会儿,但总体上比较安静。坐在我身后的三个澳门人则一直说着话,他们一路上都在大声说笑。我转过身来,对他们微微一笑,希望他们能领会我这微妙的暗示,尽快闭嘴。可他们只是咧嘴一笑,继续在那里开派对。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希望下车后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心理上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当地人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地方舞蹈,当然还有马术表演,其中包括一项看起来像马球的比赛。我偷偷溜出去找自己要住的帐篷,好占个位置。在大多数超级马拉松比赛中,选手被分配了各自的帐篷伙伴,在整个比赛中都会住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室友,但至少可以确保自己不会睡在一个糟糕的地方。

我站在旧的军用帐篷里,仔细斟酌自己应该睡在哪里。因为有风,所以我从来不喜欢靠近门的地方,帐篷的后面也经常有点冷。我决定去碰碰运气,就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心中默默许愿,希望室友的鼾声不会太大,能让我睡个好觉。

当帐篷里的前三个人到达时,我正在为自己的装备包做最后检查。这几个人看起来很健康,在选择床铺时也没有太过吵闹。

但当我听到帐篷外又传来一阵笑声时,我的心都沉了下去。我抬头一看,那三个澳门人走了进来。

虽然是夏天,但太阳落山时,天气还是明显转凉了。当地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个演讲,我没有听懂,但是当地人优美的舞蹈和高超的马术表演却足以让我看上一阵子了。有些参赛者坐在那里,吃着晚餐,但我却喜欢四处闲逛。我看到了汤米·陈的电影摄制组,就转换了路线,但很快我就想回到帐篷里去了。因为人们开始互相询问对方穿的是哪种鞋,背包有多重,或者是否带了额外的补给品,这绝对是示意我离开的指示灯。

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参与到这样的谈话中,绝非好兆头。一旦你遇到一个做事与众不同的人,你就会怀疑自己。

我看了下表,下午六点:该吃饭了。我必须确保自己比赛期间在正确的时间吃饭,尽管天色已晚,而且在紧张的时候等待也十分难捱,但仍然不能太早吃饭,那样身体会在开跑之前就消耗掉能量。

我拿到自己的食物,爬进帐篷,安静地吃完晚饭。

还有,我必须在所有人回来之前睡着。第三章 比赛开始

比赛的第一天,因为精神紧张,人们总是起得很早。在出发前的两三个小时,营地里人声嘈杂,人们都在忙着聊天、吃东西、收拾行李以及担心自己是否把行李收拾好了、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吃了适量的早餐。

我理解人们的这种行为,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但我现在不再这样了,我已经有了一套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的行程表了。

倒计时90分钟——起床,穿好衣服,上厕所。

倒计时60分钟——在帐篷里保暖,吃高热量的早餐。

倒计时15分钟——收拾好睡袋和充气床垫,离开帐篷,加入出发队伍。

然而,对于任何看到过我的行程表的人来说,这最后的一个小时看起来都有点奇怪。在出发之前,我会一直待在睡袋里,即使在吃早餐罐头的时候也不例外。当其他人都在外面蹦蹦跳跳地吃完压缩食品时,我却蜷缩在睡袋里,把小圆帽拉得紧紧的,塞进去一个由豆子、香肠、培根和蘑菇组成的冷罐。这种行为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超级马拉松运动员会随身携带罐头食品——这会增加额外重量。但在比赛开始前,我总会吃一罐这样的食品,比起被怀疑为业余爱好者,这450卡路里的热量显然更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六天里,我将什么都不吃,只吃一些冷的、补水的食物,这些东西的味道像三文鱼或波伦亚口味的意大利面,偶尔吃一点干肉片(来自南非的干腌肉),几颗坚果和几十种能量凝胶。往往几天后,我就会对这些食物感到厌烦,但正是这种轻量的营养让我的背包轻了不少。

我细细品味着每一口冷冰冰的食物。那三个中国澳门人已经不见踪影,但我看得出来,帐篷里的其他人——两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都在沉默地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吃完饭,我又躺了下来,在睡袋里紧紧地蜷成一团。我猜他们可能还在盯着我看。

离出发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我从睡袋里爬了出来,把东西装进背包,朝队伍走去。大家都在盯着我看,这一点我毫不意外——他们第一天看到我时就是这样。我的紧身跑步上衣是亮黄色的,上面还有赞助商的标志。因为我又高又瘦,所以看上去像根香蕉。

这种时候总会让我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我尽量避免与他人作比较,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其他人在比赛开始时看起来都比我好。他们看上去都更健康、更强壮、更像耐力运动员,而我看上去却像是个傻子。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咬紧牙关,躲在太阳镜后面,告诉自己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对很多跑步者来说,系好鞋带,走出家门,让肺部和双腿在大自然中奔跑,找到完美的节奏,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这关乎自由与和平。时间仿佛在此时凝固了,日常生活的压力也逐渐消退。

我不是这种跑步者——但我的妻子是。露西娅之所以跑步是因为她喜欢这样做。她参加比赛是因为她喜欢那种亲密无间的氛围和集体感。我却并非如此。我不喜欢跑步,也不喜欢集体感,我只是喜欢比赛,喜欢竞争。

我花了37年的时间才意识到比赛多么适合我。在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玩板球和曲棍球。从一开始,我就喜欢曲棍球的动作,球迎面飞来时一击即中,或者迅速射门,让球飞进球门右上角的某个地方。对我来说,这两种运动都能让我感到平静和快乐,这种感觉就像露西娅跑步时感受到的那样。但是,即使我能掌握击球和滚球的技术,我也永远无法成为团队型队员。我会在比赛中对表现不佳的队友大发雷霆,这让我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一个独行侠。

我还打过一段时间的高尔夫球,水平也不错,周末的时候还能在悉尼西郊的球场上教人们打球,然后带着赚到的钱回家,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和露西娅就可以吃喝不愁了。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以及那些令我难以适应的各种礼仪规则。我发了太多的脾气,打折了太多的推杆,最终,我发现高尔夫球也不适合我。

说起我对赢得跑步产生的兴趣,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伦敦,住在曼彻斯特。那是新年前夕,我正在听一位板球界的朋友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打算去参加春季的半程马拉松。他说要打破个人1小时45分钟的最好成绩。多亏了露西娅,我才对跑步有了充足的了解,知道丹是一位不错的选手,虽然不是最棒的,但比很多人都跑得好。丹当时的身体状态很好,我想他对自己能跑得更快充满信心也是正常的。

但他一直说个没完没了,于是我放下啤酒,说道:“我想我能赢过你。”

丹笑了。音乐太吵了,他不得不靠过来一点,好确认自己没有听错。“你说什么?”“我可以赢过你。这很容易。”“你不是一个跑步者,迪恩,你不可能赢我。”“丹,我很有信心,我甚至可以快你五分钟。”

从那以后就有点疯狂了。人们又笑又喊,很快交易就达成了。如果我不领先丹五分钟,我就带着他、他的妻子还有露西娅出去吃晚饭。如果我赢了,买单的人就是他了。

露西娅给了我一个眼神,我只是笑了笑,举起了手作为回应。在我看来,我刚刚为我俩赢得了一顿免费的高级晚餐。

比赛定在三月底进行,而在此之前我还有一座双峰要攀登。我已经跑了一两年了,但从来没有超过5公里。如果路程稍长,我就会感到无聊和厌倦。此外,我一直讨厌在天气寒冷或潮湿的时候跑步——而曼彻斯特的一月和二月除了又冷又湿,什么也没有。于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训练仍然没有开始。

谢天谢地,我很幸运。很多跑步者总是忍不住跑步后就急不可待地在推特上面发布自己的跑步时间,丹就是其中一个。每当我开始读到他跑得有多远,跑得有多快的时候,我就有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上街头的动力。我知道只要强迫自己跑得比丹发布的时间更远更快,我就能赢过他。

我和丹、露西娅在起跑线上并排站着。丹看上去很健康,准备充足。露西娅也很享受这场比赛。我觉得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的跑步者格格不入,他们的运动装备看上去比我的都好。“迪恩,你知道我对葡萄酒的品味很高,”丹说,“你需要第二笔抵押贷款来支付今晚的餐费喽。”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说真的,伙计,”他说,看上去真的很担心,“你能行吗?天气太热了。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感到很紧张,嘴都干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尽可能多的空气吸进肺里。

一声枪响,我们跑了起来。丹在我身边,我们以相当的速度前进着。露西娅被甩在了后面,我和丹则齐头并进。他看上去很强壮,很有控制力。跟上他的步伐让我觉得很好,很高兴我们终于上路了。

当我们通过第一个标志时,我突然想到,我只剩下19公里的路程来赢得比赛了,而且要赢五分钟。所以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强迫自己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

很快,我的肺开始疼痛,我觉得天空中没有足够的空气让我继续前行。我想稍微放慢脚步,恢复一下,但我强迫自己保持这种速度。我只有落下丹远一点,这样才有可能拥有那五分钟。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察看,因为这一点用都没有。如果我看到他离我很近,我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如果他已经离我很远了,我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放慢速度。我知道这场比赛的输赢取决于我的意志力。只有保持专注,继续前进,才能避免分心。

丹说得对,那天天气很热。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曼彻斯特的这个时候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整个上午,人群的喧闹声被救护车的警报声所打破,他们跑着去帮助那些筋疲力尽的跑步者。

不过,对我来说,高温并算什么威胁。它就像一个受欢迎的朋友,让我想起了自己在澳大利亚度过的童年。夏天的时候,我会花几个小时打板球,或者在高达43到48度的高温下骑自行车。比赛时的温度比起澳大利亚来可差远了,但我还是发现随着温度的升高和路程的增加,我变得越来越强壮。

至少在18公里之前是这样,之后我逐渐放慢了脚步。我的腿又麻又软,就好像有人把肌肉剥去了一半。但我仍然不停地奔跑,使劲地前进,提醒自己这关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自尊。

我以1小时34分的成绩越过了终点线,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半程马拉松,比丹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快了9分钟。这就够了吗?他起跑时很快,训练也使他有机会打破这一成绩,我所能做的就是蹲下身子,让肺部慢慢恢复,看着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希望丹不要太快跑到终点。

露西亚比我晚五分钟多一点到达了终点。我们微笑着站在那里,等了足足十分钟,丹终于到了。“出什么事了?”他缓了口气后说道,“你一溜烟儿跑掉了。你平时一定训练得很刻苦。”

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背。“别再玩推特了,伙计。”

这次比赛的起跑场景和世界上其他比赛的起跑线并无二致: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来应对紧张感。我站在第二或第三排,试图通过东张西望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汤米·陈也在那里,看上去很专注,而且状态很好。他的摄制组站在一边,旁边还有很多粉丝。“祝你好运,汤米。”有人喊道,“希望你打破记录!”“谢谢。”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了。他和我们一样紧张,也许比我们还要紧张。我知道他是超级马拉松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当年举办的五场比赛中,第一场就得了第二名,因此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包,确保背带在我的胸前系紧,亮黄色的鳄鱼标把我的鞋子盖住。我知道今天的路程中包括沙丘地形,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接下来的四五个小时里,忍受着恼人的沙砾不停地刺激我的脚。

出发的号角响了,周边人群中发出的声音逐渐消失。比赛在一片广阔的草地上开始,起跑时,人们像往常一样涌到了中间位置。如果有人第一天就想要带头,我并不太介意。这就是这种比赛的美妙之处——比赛没有等级之分,世界级的运动员和自得其乐的业余选手同时起跑,如果你想跑在前面,并能保持下去,那就请便吧。

我已经猜到比赛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棘手,因为每个人都像往常一样挤成一团,我离大部队很远,不会出现在任何摄影镜头中,但如果我跑得够快的话,我就能在赛道变窄、进入岩石峡谷之前领先那些慢速选手。

我按计划跟在汤米后面。昨夜没有下雨,但岩石被晨露打湿。我努力稳步前进,但发现有点困难,汤米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步走错,扭伤了脚踝,就只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跑完接下来的240公里了。

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移动,之后便看到一个罗马尼亚人飞快地从我身边经过。他在岩石上蹦蹦跳跳,好像它们是小型蹦床一样。汤米发现自己被落在了后面,于是也加快脚步。他俩离我有点远了。稳住,我对自己说,不用担心。

在离开苏格兰之前,我和教练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们回顾了之前的比赛,发现我经常犯同样的错误。我往往一开始表现不佳,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入状态,特别是在跑80公里以上的路程时,我会用接下来的比赛弥补之前的损失。事实是,我并不是一个率先发力型选手,比赛中的每一次早起似乎总是给我沉重的打击。我经常发现自己在第一天比赛结束时落后领先者多达20分钟。

即使在跑步训练的时候,我也很难取得进步,在前一两公里,我总是怀疑自己是否还想继续跑下去。刚开始的几分钟,我觉得我宁愿做其他任何事情,就是不愿跑步。但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情况就会变好,在跑步的最后阶段,我简直可以飞起来。

所以我相信,只要汤米和这个罗马尼亚人在我的视线里,我就可以超过他们。如果我在第一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保持速度,但又不过度劳累,那么在接下来的赛程中,我就会调整到最佳状态。

半天过去了,罗马尼亚人开始显出疲态,被我们远远落在身后,远到我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抬头一看,一座沙丘出现在我面前。它又陡又宽,足足有90米高。我在摩洛哥见过沙丘,但眼前的这个似乎有些不同。路边的沙子看起来更硬更紧凑,但我需要跑上去的那段路却很软,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在沙丘上奔跑有一个关键,我在第一次参加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赛时就学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不知道必须让步伐尽可能又短又快,以免沙子磨破脚底,延缓你的速度。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较长的路比较短的路还要容易。结果,我在沙丘上跑步时就像喝得酩酊大醉一样,那一天我很晚才完成比赛,并且开始认真地考虑干脆退出算了。

汤米在我之前向沙丘发起冲锋,但也仅仅是几步之遥。很明显,戈壁沙漠不像撒哈拉沙漠,这一地区昨晚一定下过雨,所以沙子更黑、更粗糙了,只要稍微受到一点压力,它就会垮掉,像脆弱的泥土一样掉下来,有时我不得不用手去获取额外的抓力。我们不是跑上去的,而是爬上去的。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片沙丘。唯一的选择是沿着前面延伸近一公里的狭窄山峰继续奔跑。两边的沙丘都掉落下来,如果有人踩错了地方,他们就会掉到下面去。爬上来要花很长时间,从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汤米很享受这里的风景。“看这儿的景色!”他喊道,“是不是很壮观?”

我什么也没说。我恐高,很害怕自己会掉下去。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不止一次,我的脚打滑了,我绝望地伸出双臂试图恢复平衡。我不在乎汤米是怎么看我的,我所能做的就是盯着脚下的路,希望沙子能撑得住我的重量。

虽然我很讨厌待在沙丘顶上,但在往下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天堂。我把一点力量放在腿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下去。当我到底的时候,我超过了汤米。我感觉到了他的惊讶,听见他紧紧地跟在我后面。

我们并肩跑了一会儿,交替领先。这条路线带领我们穿过了泥泞的田野,越过了桥梁,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水库。再过几天,戈壁就会变成浩瀚的沙漠,酷热难当。我们穿过了一些偏远的山村,它们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像废弃的电影布景一样散落在地上。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个当地人站在那里,默默地盯着我们。他们沉默着,但似乎也没有被我们所打扰。不管怎样,这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影响。那时我正在飞翔,满心祈祷戈壁沙漠的比赛不要成为自己的最后一场演出。第四章 小狗

我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但却在昆士兰州一个叫沃里克的内陆小镇长大。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人大都没有去过,但却人人都听说过的地方。这是一个农业小镇,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和对家庭的强烈归属感。如今沃里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小城市,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沃里克是那种直到周五晚上才会人头攒动的地方。酒吧里挤满了努力工作后的人们,他们想在晚上玩个痛快,喝上几杯啤酒,打几次架,再开车去趟加油站——任何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人都把加油站称为“服务站”——去那里吃个肉饼,因为肉饼整天都放在炉子上,硬得像块石头。

这些人都是好人,但当时那是一个小圈子,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家长里短。我知道自己并不在这个圈子中。

促使人们做出恶劣反应的不只是我出生时的传闻,还有我的行为表现,以及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一个礼貌、招人喜爱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笨手笨脚、大声喧哗的“眼中钉”。到我十四岁时,我成了班上的捣蛋鬼,我那些哗众取宠的话惹得老师们很生气,我经常会被赶出教室,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来到加油站喝个下午茶,而其他的傻瓜还留在教室里上课。

当我的学年结束时,校长和我们每个人握手,并在期末大会上友善地谈论着我们的未来,而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将在监狱里见到你。”

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不仅仅是失去父亲的痛苦——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我的崩溃是因为我分崩离析的家。

失去丈夫对妈妈打击很大。真的很大。她自己的父亲从二战的创伤中归来,像很多男人一样,开始用酗酒来麻痹疼痛。妈妈的童年教育她,当父母争吵时,孩子们躲起来会更安全。

所以,当妈妈在三十出头就成了寡妇,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时,她只能用她知道的唯一方法来应对:逃避。

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她把自己锁在卧室中。偶尔我会看到她出来上厕所或去厨房,但充其量她只是房子里的一个影子。我会做鸡蛋吐司或意大利面罐头吃,或者去奶奶家、其他邻居家,再或者,如果是星期天,就去教堂。

妈妈会经历这样的阶段,她痴迷于让房子一尘不染。她强迫自己打扫,偶尔自己做饭时,她会疯狂地打扫厨房两个小时。我和妹妹从来没有做对的事情。孩子就是孩子,我们会掉落面包渣,在窗户上留下手指印,或洗澡超过3分钟。任何一件事都会让妈妈火冒三丈。

我们那块地有几英亩,到处都是树和花坛。虽然爸爸妈妈过去很喜欢一起工作,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得负责保持那里的整洁。我必须每周割草,每天早晨上学前至少给一个花坛除草。

如果我不做这些家务,我的生活就会变得痛苦不堪。妈妈开始时只是抱怨,但不久就会大喊大叫起来。“你真没用,”她说,“我希望我从来没生过你……你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错误……我讨厌你。”

我也会吵着回嘴,很快我们就开始互骂。有时她会用鸡毛掸子的藤柄打我,伸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的皮肤上留下深深的血痕。

妈妈从未道歉。我也是。

我们从早吵到晚。我从学校回来,觉得自己在家里如履薄冰,如果我弄出一点声响或以任何方式打扰她,同样的噩梦就会重新上演。

最终,在我14岁的时候,妈妈再也忍受不了我了。有一天,我正在处理自己受伤的胳膊,她说道:“你出去吧。”妈妈一边说着,一边从碗柜里拿出了她的清洁用品,“我已经受够了争吵,你去楼下住吧。”

我们的家是个两层楼的房子,但重要的东西都在楼上。楼下是房子里无人问津的地方。我和克里斯蒂小的时候会在楼下玩,那时候楼下还是个游戏室,但现在已经是个垃圾场了。那儿有个厕所,但几乎没有任何自然光,还有一大片地方仍然堆满了建筑材料。对妈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地下室的楼梯有一扇门可以锁上。一旦我到了那里,我就被困住了,不再是楼上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我没跟她争吵。我心里其实也很想远离她。

于是我拿着床垫和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里,妈妈会在我该起床吃饭或上学的时候开门。除此之外,如果我在家,我就会被关起来。

我最怨恨的并不是自己像个囚犯一样被囚禁起来,我怨恨的是那黑暗。

盖里死后不久,我开始梦游。当我搬到楼下住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我经常会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周围都是破瓦片。周围一片漆黑,让我恐惧万分,而且不知道电灯的开关在哪里。

一切都变得可怕起来,我的梦里充斥着《猛鬼街》中的弗莱迪·克鲁格等候在我的房间外的噩梦画面。

大多数晚上,当我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时,我都会倒在床上,对着我小时候就有的饼干怪兽泰迪呜咽。

通常我在比赛时不会带床垫,但我担心在戈壁沙漠跑步时腿伤会突然发作,所以特意带了一张。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把床垫吹了起来,想休息一下。我随身带了一个iPod,但没有闲心使用它。我只是躺在床上,回想着今天的比赛。我很高兴能获得第三名,尤其是因为我、汤米和一个叫朱利安的罗马尼亚人之间只隔了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住在蒙古包里,而不是军用帐篷,我期待着天气变暖、变好。不过,与此同时,我猜想得等上一段时间,同寝的其他人才会回来。我吃了一点比尔通,然后就蜷缩在睡袋里。

前两个人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当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在说话时,我还在打着瞌睡。一个名叫理查德的室友说,“哇哦!迪恩已经回来了!”我抬起头,冲他一笑,打了个招呼,然后祝贺他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赛程。

理查德接着说,他打算在那三个澳门人一进来就和他们谈谈。第一个晚上我睡了一夜,但据理查德说,他们很晚才睡,一直在收拾包裹,而且很早就起来不停地聊天。

我对此并不太担心,不一会儿又睡着了,想着露西娅,想着她当初是怎么让我开始跑步的。

一切都始于我们住在新西兰的时候。露西娅当时管理着一家生态旅馆,我则为一个葡萄酒出口商工作。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为了食物而奔波于高尔夫球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棒的是,我们的工作都有很多额外待遇,比如免费的葡萄酒和外出就餐。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喝点小酒,周末我们会出去吃饭。早上,我们会带着圣伯纳犬科特利(以传奇板球运动员科特利·安布罗斯命名)出去散步,中途会在一家咖啡馆停下来,吃点红薯玉米油饼或全煎蛋。我们会在回家的路上吃点糕点,在午餐时开一瓶酒,然后晚上出去吃一顿三道菜的大餐,再喝点酒。随后我们会再带科特利散散步,买个冰淇淋。

人们会说我是个大块头,他们是对的。那时我重达109公斤,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要重。我不再运动,还偷偷抽烟,我的沙发上还留下了我看体育节目时压出的大坑。那年我26岁,但正在慢慢消磨自己的生命。

当我和露西娅结交了一些喜爱跑步和健身的新朋友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她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并开始减肥。她解释说,她想在穿比基尼时看起来更漂亮,而我——就像我家乡的典型男人一样——告诉她,这很可笑。

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所说的。我知道她是个坚强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坚持到底。

露西娅很快就开始跑步,并且在4.8公里的距离内越跑越快。“布巴,你实在太不健康了,”她说,并且用我讨厌的名字称呼我,“我现在跑得比你快多了。”

当时我正躺在沙发上看板球。“别傻了,我可以轻松跑赢你。你才跑了六个星期。”

在我的心目中,自己仍然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那个可以整天和朋友们一起打板球或者到处跑的孩子。除此之外,我还有露西娅所没有的特质——一种杀手级的竞争本能。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并且赢了许多比赛,所以我相信,无论她向我提出什么挑战,我都能打败她。

我找到了短裤和网球鞋,跨过正在门前的台阶上熟睡的科特利,和露西娅一起走到街上。“你确定自己准备好了吗,布巴?”

我不屑地哼了一声。“你是在开玩笑吧?你不可能赢的。”“那好吧。我们开始。”

我们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刚开始时是这样。然后,露西娅开始超过我。虽然大脑要求我跟上节奏,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我就像一个中途熄火的老蒸汽压路机,速度越来越慢。

跑到后来,我不得已停了下来。前面的路稍稍有个拐弯,通往一座小山。挫败感使我的心情万分沉重。

我弯下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干咳着,喘着气。我抬起头,看到露西娅在我前面。她回头看了我一下,然后继续向山上跑去。

我被激怒了。自己怎么会被打败呢?我转身往家走去。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愤怒的情绪,与之相伴的还有恐慌。

她变得越健康,体重减下去越多,我失去她的风险就越大。从开始跑步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她不会停下来,这不会是一时兴起的事情,她很有决心,我知道她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她达到目的为止。等那一天真的来临,她为什么还要和我这样一个胖子待在一起呢?

我又醒了过来,但这一次听到的是三个中国澳门人回到帐篷里的声音。他们都为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比赛而兴奋不已,此刻正摊开装备箱,寻找各自的晚餐。就在这个时候,理查德摘下耳机,开始用我听起来很标准的普通话和他们交谈。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听懂了理查德说的每一个字,而且都很认真地在听。他们看起来像是被训斥的小学生,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当理查德讲完时,指向了我。他们都默默地盯着我看,然后从包里抓起食物,溜出了帐篷。“你说了什么?”帐篷里的英国人艾伦问道。“我告诉他们,今晚他们必须保持安静,有纪律一些。必须在晚饭前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回来休息。那个家伙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来的。”

他们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他说的是真的吗?”艾伦问道,“你来这里是为了赢得比赛吗?”“嗯,是的。”我说,“我不是来玩乐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理查德笑了,“我们看出来了。你不太擅长交际,对不对?”

我也笑了。我喜欢这个家伙。“是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些冷淡,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度过比赛的。”我顿了顿,“但是谢谢你对他们这么说。”

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睡袋里走出来,拎着那天晚上要吃的脱水食物,漫步在帐篷外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虽然我们不得不自己携带比赛所需的食物、床上用品和衣服,但比赛组织方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饮用水。所以我去找了几瓶热水,准备自己的墨西哥肉酱味脱水饭。饭吃起来味道寡淡,和以往吃过的味道一样,但我告诉自己,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玩乐的,饭里含有我所需要的最低卡路里,我必须把它吃干净。

大家围坐在另一边聊天。那里生起了一堆篝火,我喜欢在篝火的微光中休息一会儿,但没有空椅子了。于是我索性蹲下来吃。从包角里掏出最后一点食物之后,我便走回了帐篷。这是美好的一天——事实上是完美的一天——但是我需要好好睡一觉,这样明天才能有同样完美的一天来保持我的第三名成绩。我以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开始这场比赛,而从现在开始,我猜人们在比赛中会更加注意我。但这可能会带来麻烦。

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那只狗。它大约有30厘米高,沙色的毛,大大的黑眼睛,还长着滑稽的胡须。它在椅子间穿来穿去,用后腿站立起来,吸引人们给它一些吃的。但是在比赛前期,想让运动员们放弃他们的食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是聪明的狗,我想。但我不可能喂它。第二部分相伴第五章 她

帐篷里太热了,整晚我几乎无法入睡,但当我第二天早上走出帐篷时,外面冷得我直打哆嗦。地面是湿的,前方的天山被低矮的乌云覆盖着,看样子肯定还会下雨。

离早上八点出发还有几分钟,我在队伍最前面的起跑线上坐了下来。昨天获得第三名后,我觉得自己属于这儿。

与昨天相比,人们已经没那么紧张了。尽管我尽力排除一切干扰,专注于接下来的挑战,但还是能听到他们之中一些人在笑。我知道我们要爬上一公里又一公里的山路,然后是一些危险的下坡。现在已经是2280米的海拔,我猜有些参赛者已经在缺氧中挣扎了。而今天的终点在海拔2743米,这会让比赛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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