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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伟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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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的声音试读：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代总序）

千人一面的文学时代早就成为了历史，文坛的表情总是千姿百态的，“千变万化”才是它的常态。作为最活跃的文学生力军，青年小说家们更需要不断突破定型的拘囿，并随着不断的写作锤炼，变“小技”为“大气”，由“雕虫”而“雕龙”。名噪一时的“新生代”蝉蜕为今日的“新活力”，就是青年写作不断自觉调整并有效超越的结果。

告别与展开

九十年代“新生代”异军突起，如今回头翻检，它最大的贡献是把“日常生活”的艺术观念与“身体修辞”融为一体，消解既往的英雄戏剧化的理想型创作，把感同身受的世俗体验推向前台。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精神性的凌空高蹈，到“新生代”的笔底已是身体性的贴地逡巡。作家的角色也相应地从代言者或“大写的人”的制造者，彻底转换为“人民”的一员或者“个人”遭遇的记述者。叙述的真切性——而不是故事或者精神的感染性——成为衡量新小说的重要尺度，于是对“新生代”的道德指控便随之而来。你想想，一个高大的英雄挺身而出，指出我们生活的重大矛盾之所在，带领我们向前奔驰，这样的作品，时代和家长都寄予厚望；而“新生代”辜负的恰恰是这种美好的神话和童话的向往，让一个个面色与心地不甚清洁的男女闲逛街头，或大大咧咧声色犬马，或神情虚弱自我封闭，怎能不让“良知”持有者嗤之以鼻。到了一九九八年，朱文、韩东等发起的“断裂问卷”的出现，标志他们与传统也可以叫做正统的文坛的对峙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成了日后经常被人提起的“断裂事件”。“新生代”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可以说，“新生代“这一词迅速缩略，为”断裂事件”的几位核心作家所专署。“新生代”经典作品：韩东的《交叉跑动》、《障碍》，朱文的《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李冯的《一周半》、《十六世纪的卖油郎》、《孔子》，吴晨骏的《梦境》，张生的《结局或开始》，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等。

就像当年告别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写作一样，告别“新生代”势在必行。新生代已经整体上“中年”化了，故事类型化之后，相应的品类规则相对僵化，语风大同小异，叙述上顺滑严密，没有什么明显纰漏，只是活力与冲突不见了踪影。昔日那个善于捣乱的“新生代”形象，用重复性动作腻歪着读者，那个正逢“边缘化”的时代而降生的闯将，已经退到了俗化旋涡的中心地带，活力已经消散，毫无创新意义的可以复制的“新生代”标准像，已经破坏了读者的视觉，在不求表达精神话语的探索中，也渐渐丧失了格调。“新生代”因为不痛不痒、世故圆通，已经在文学前沿消失。

也许是“断裂”事件用力过猛了，此后我们再没有听到发自青年写作群落的更为尖锐的声音。让作品默默地说话，总是比宣言、表演或者运动来得厚道扎实。一九九八年之后，诸多非榜样性的“新生代”作家已经走出“新生代”写作的套式，展示了新的可能性。即便初试身手的新秀们们也没有完全遵循现有的“新生代”格套，而是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前沿探索热情。如果我们再用“新生代”来框定他们则是不负责任愚蠢之极的削足适履之举。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大范围的“新生代”发展派生出来的青年作家，都在自觉地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现实参与功能。即便是隐喻性的写作，我们也能读出更大含量的内容，过去的那种狭窄的个人抚慰式的写作正在为更宽广的生命思虑所刷新，他们表达着各自独到的体验、发现和丰富的想象而且比以往更多地指向个人生命和精神处境。在将人生与社会场景做充分的情景化理解之上，作家与历史生活切肤摩擦的痛感正赋予青年写作以强劲的动力，个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成为他们思考、叙述的主体内容。这就是质感丰盈的新活力。

——“新活力”，一个雄心勃勃朝气蒸腾的青年文学图景，一个以世界文学经典发展史和本土历史、显示生态为参照系的新的青年文学时代，在不事张扬的建设中，已经蔚为大观，势成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新活力肖像选

他们是：毕飞宇、李洱、红柯、艾伟、荆歌、叶弥等。他们都曾是广义上的“新生代”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家，但是，跟理论上的“新生代”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个性距离。他们每个人都有别人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写作方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写作自然地跟本土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而角度和力度令人惊奇。他们各自所创造的《青衣》、《玉米》，《遗忘》、《花腔》、《龙凤呈祥》，《美利奴羊》、《吹牛》、《西去的骑手》，《越野赛跑》、《爱人同志》、《小卖店》，《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美哉少年》、《天鹅绒》、《明月寺》、《猛虎》等不仅标志着目前青年写作的最高水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曲线迤逦延伸到今天的波峰。

毕飞宇，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加上勤勉认真地爱惜每一个字句，写小说难免就成了小说精，成了精依然精益求精。这就是毕飞宇，一个不可多得的独出机杼的作家。他让我们知道人的细密的感应往往连筋带肉地牵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为向往而挣扎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让我们怀着悲悯，看一些原本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望走向残忍的破碎的。《青衣》里的三代青衣在日程生活里的代际冲突变得越来越酷烈。为获得A角席位而进行的争斗，在不同时代里，显得那样虚妄。决定A角的，总是戏外的那个时代的A角。《玉米》从一个少女性格、心理和命运的小小隐秘之地，透视的却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潜在秩序。聪明善感的村长之女以独有的以静制动，打击与父亲胡搞的女人；嫁给空军飞行员的梦明亮的时候光彩四射，暗淡的当口阴森可怖；她看清了自己的掉价跟父亲失去权力的关系，咬紧牙关身许只会说“好”的“革委会”头目。故事以此而告终。《玉米》，也可以看成关于一个纯粹的村姑的成长小说。《玉米》、《玉秀》、《玉秧》，所有的叙述都是属于人物的，没有一句故作广袤之语，但她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充满了弦外之音。玉米、玉秀和玉秧，虽然分别成长在各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但她们也揭出了今天我们生活的底细，那是乡土中国的活生生的牵心扯肺的写照。

李洱，从早期的《导师死了》、《现场》、《喑哑的声音》、《午后的诗学》到后来的《遗忘》和《花腔》，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他写知识分子的擅长，但是他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用中短篇表达了对现状的戏谑式的批判之后，接下来的两个长篇把触角深深地扎向被遮蔽雪藏的历史，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遗忘》里的故事是荒诞的，荒诞里有令人惊怵的真实性——表层的倾向是针砭的，指向高等教育某种荒唐颓败的事实；深在的用意在于，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宝库之中，存在着为某种阴谋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和凭据的无限用场，最悖谬的臆想也能从中找到真实性的印证。《花腔》则把触角伸向了现代史。一个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的消失的解谜过程，在几个当事者叙事人的讲述里，真假莫辨。不管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是让他成为烈士还是成为奸细，是死了（包括让他如何死）还是幽闭了起来，都不是个人（主人公的名字与此谐音，名叫葛仁）能自主的，只有最强力的“花腔”才能决定。不明就里的人们在华丽的花腔引领之下，难以察觉的正是个人生命的呼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个人与历史需要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花腔》都可以看做毋庸置疑的巅峰之作。

红柯，在内地读者眼里，通过他我们知道，西部是传奇的地域。八十年代“先锋”作家杨争光的西部传奇氤氲着阴森的杀气和人性的乖戾，九十年代张承志的作品把西部的血泪、艰难和仇视以激愤的言语方式表达出来，而到了红柯这里西部的美和干净、温情和英雄性格，成为他个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倾说。《吹牛》里两个酒醉牧人的对话如同旋曲般涤荡世俗人心，《美丽牧羊》、《阿力麻里》《金色阿尔泰》等，我们读到的是深挚的爱意；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是民国民间发生在西部的壮美凝重、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战场的酷烈和人物性格的交手，是传说中的故事带上了“尕”气。它使得日渐慵懒和老气横秋的文坛，重新获得了血性的激活。红柯笔下的梦幻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所枕着的是西部，绝不狭隘凶毒，他宽广无边，雄浑无涯美爱无尽。

艾伟，他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文学的艺术力量：文字的、思想的、想象的、结构的、命运的、人性的、欲求的、时代的……各种各样杂糅起来的力量，变本加厉，抟捏扭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任你如何折腾，总是难以廓清，令人徒叹奈何。《越野赛跑》虚构了一匹白色的军马，它和现实中的村庄之间，从六十年代开始以后的三十年间，构成了相互比照相互隐喻的世界：飞升的想象与动荡的现实，都是激情和奇迹的渊薮，胆大妄为的技法下面是放荡不羁的心绪。艾维用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屈伸于母土的灵魂史。《爱人同志》探向往日英雄和圣母情结的沉沦过程。主人公张小影宁愿靠虚拟的方式等待自己辉煌的“圣母”时代的回返，而当年的战斗英雄已经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在小说里面，两性的隐秘、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时代变迁与身心伤痛、光辉岁月的记忆与饱受冷落时的幻想等等，不仅道出了世态炎凉，更体现出了人性的病灶。《爱人同志》也是“新活力”作品中最富现实勇气的佳作。

荆歌，他的小说一向给人自如的阅读感觉。九十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漂移》和《粉尘》带着比较明显的“后先锋”与“新生代”观念遗迹，叙述技巧突出，人物行为意识大于对小说本体统一性的考虑，缺少一种相对较为整饬的自然天成的叙事能力；但是到了《枪毙》以后，《爱你有多深》就明显地展现了一个跨越的势头，对长篇小说的文体、架构、人物关系、场景、线索、节奏及内蕴都有不着雕痕的安妥布置。以至于一些细节略显密集，过于结实。到了《鸟巢》，我们可以察觉到，荆歌终于把快乐的叙述和倒霉的人物融为一体，前面的那些特征，不必可以设置，不再是并排的而是相生相克的，被荆歌随手抟和任意摆弄就做成了一个漂亮精致的《鸟巢》。按照成长的年代顺序，《枪毙》写的是少年时期，《爱你有多深》是成年工作以后接近中年的现实，而《鸟巢》应该是在两者中间，写大学校园生活。但是正是对这段成长史的写作，他找到了不远不近的审美世界，自由地把握跳荡，放开来添油加醋，不吝不废，从心所欲不逾矩，聪明绝顶地装傻充愣。荆歌的小说宣示了一个写作定理，自由度和完成度成正比。《鸟巢》以及刚刚面世的《十夜谈》也将以它的高超的完成度使得目前中国长篇小说令人刮目想看。

叶弥，她的《成长如蜕》几乎可以看做“新活力”开启的标志，这第一篇小说就使她站在了青年文学的职高点上。此后她的《现在》、《耶稣的圣光》等中篇直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父亲和骗子》、《天鹅绒》、《大叫上天堂》、《明月寺》、《猛虎》、《小女人》等短篇小说，灵感有如天赐，妙笔宛若天成，出落雨江南，惹眼于全国文坛。她的长篇小说《美哉少年》将历史与成长融于少年混沌的直感和天真的流浪，正剧题材在轻喜剧的调子里不再有当事人情绪的峻急感，苦难被出走与返回四两拨千斤。这种叙事智慧实现了长篇文体的重构，在以往的诗化、散文化的变异经验基础上，预示了重生结构性的可能性。在“新活力”领军人物中，叶弥的艺术创新能力最为醒目，长、中、短均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她也是当今最难以用“风格”、“性别”、“题材”等固化尺度论之的中国作家。

新活力分布地形图

江苏、浙江、山东，是近年来青年小说最活跃的地域。

在江苏，除了毕飞宇、荆歌、叶弥，还有《高跟鞋》、《水姻缘》、《戴女士与蓝》的作者朱文颖，《流年》、《拐弯的夏天》、《化妆》的作者魏微，《练习生活练习爱》、《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的作者戴来（出自江苏现居河南），他们都是当今中国文坛出色的青年小说家。另有王大进、赵刚、中跃、楚尘、王传宏、陶文瑜等等。江苏历来文人辈出，而且往往引领风气之先。

浙江有了一个艾伟，还有夏季风、吴玄、赵柏田、畀愚、王手、但及、海飞、柳营、杨怡芬等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的青年小说家，每年的“浙江青年文学之星”获得者，放在全国文坛格局中，同样光彩熠熠。

从异军突起的角度看，这几年，山东的青年小说完全配得上“崛起的新鲁军”这一称呼。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跟你说说话》、《给马兰姑姑押车》，老虎的《地铁站口的赤脚医生》、《漂泊的屋顶》，王方晨的《乡村火焰》、王树的《大叫》，刘照如的《梁山》、《媒婆说媒》，凌可新的《从前的护林员老木》、《雪境》，李纪钊的《陪老师结婚登记》，卢金地的《吃阳光》、《斗地主》，路也的《幸福是有的》、《茑萝行》，宋潇凌的《生活艺术》、《个别女人》，鲁雁的《最后的庄稼》，张继的《村长的玉米》，王秀梅的《零度火焰》、《彼岸的舞台》，瓦当的《我的父亲母亲》，南北的《爱情门票》，桑邑的《一直向东走》等等，令人们对一向温吞的山东青年写作力量难以视而不见。

不能小觑的宁夏的“三棵树”——刘继明、石舒清和金瓯，甘肃的叶舟，佳作连连，后劲十足，给世人展现了西北青年小说出色的纯正和深远的文学景观。

相形之下，今年北京上海的新人显得匮乏，除了潘向黎、陆离、叶开等持续稳定地发表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外，很少出现令人眼亮的新星。倒是福建的须一瓜、陈希我、北北，湖北的李修文，四川的麦加，深圳的谢宏，广东的巴桥盛可以、黄咏梅、央歌儿、吴君，河北的刘建东、李浩，贵州的谢挺、盛慧吉林的金银顺、刘庆、王齐君等人，使得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学力量显得风情万种。

新活力与中年文学的差异

今天，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小说家在言说立场上的分化远比艺术形式上的区别要明显，当然更明显的是，对于这些小说家的对比性选择有我自己的趣味限定。

如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在精神倾向和小说问题上分为八十年代添加不安分因素的骁将。那时候，他们得到了长期压抑后的迅猛喷发的时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仍然处于强化状态，只要胆子大一点动作怪一点故事讲法新奇一点，都有可能被评论界夸大为“打破禁区”或者“新潮”、“先锋”，并有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花时代图标。历史背景上文学性的苍白衬托着他们的新探索的陌生效果，等到他们成为中年作家的时候，风格已经基本定型，写作当然还要继续，而他们以创世纪般的热情所留下来的那些作品，已经成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学背景资料，青年毕竟要有所超越才能获取文坛准入资格。今天的青年作家身上已经没有可能被贴上代表思想解放进展的金光，文学处在时代主潮的边缘，他们要努力生长的林带还要处在事先已经抽穗结粒的中年庄稼地的边缘，茁壮成长的难度和勇气可想而知。因而，言说立场的微妙变化也是时势所趋。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在读者号召力方面，中年和青年或许可以平分天下；但在长篇小说方面，中年作家整体上仍占着上风：韩少功、贾平凹、李佩甫、莫言、尤凤伟、王安忆、张承志、张炜、铁凝、叶兆言、陈世旭、赵本夫、黄蓓佳、阎连科、周大新、范晓青、赵德发、潘婧……提起来就是一长串。而青年作家实在很难凑成一样整齐的阵容：戴来、红柯、艾伟、李冯、荆歌、邱华栋、叶弥、徐坤、魏微、朱文颖、刘建东……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年作家走得更远，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的架构把握等艺术能力方面整体上不如中年老手——可是，在语风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言说立场上，青年作家的超越气质则是鲜明的，至少，他们褪去了中年作家普遍存在的代言偏执和表达的不自然痕迹，历史、精神、天理、人欲不再是刻意而为的符码，小说的人物、场景、叙述、描写、对话等基本因素不再是作者本人的偏见或“时代共识”的道具。

在广有影响的代表性中年作家和优秀青年作家之间，存在着言说立场和艺术趣味的“显”与“隐”的分别。当然，这种分别主要存在于“现实主义”与“知识分子”写作特征较为鲜明的作家中。相形之下，莫言、阎连科、叶兆言等就几乎没有这种中年写作特征。

这大概就是种庄稼的和种树的价值差异所在。套用传统文坛的说法，他们的审美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和效果肯定不同。侍弄庄稼的过程——选种、翻耕、施肥、除草、间苗、松土、浇水、灭虫……因为有足够的经验，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犹在眼前的美好景象，然后就是上述精耕细作，然后就是丰收在望，然后就是颗粒归仓。在讲求温饱实用的国度，粮食总是最基础的物质需要。中年作家的突出本领是把小说里的精神性充分物质化，可以解决“思想”的需要，较为醒目地发挥显而易见的社会批判功能。总之，可以提供现时代的“精神食粮”。种庄稼的收成自然显得比种树可观，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硕大的西瓜王白菜王土豆王，我们却看不到年轻的树王。尤其是有的中年作家习惯宣称一部作品谢了多少年，大概是把审美对象化的过程延伸到了学农、选地、开荒的日子，但是他年年都有长篇问世。有时一年两三部，则可视为一年两三季作业的农场主。种树是没有可能如此风光的，长得慢不能当年收益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它们的实用性离现今读者习惯性的对“精神食粮”的紧迫要求普遍太远，现实更需要实用性的砍伐，自顾自的生长，没法不被漠视。据说环保时代要求退耕还林这如果跟文学扯到一起肯定招致讥笑，当然也不该这样简单类推。我只希望读者既重视为我们增产增收的庄稼地，也重视那些有望成材的新生林。

新活力的传承与创新

今日中国文坛，处在经济文化转型的时代，驳杂的价值观念，繁复的人间景象，纷沓的成长印迹，斑斓的想象天地，在已有的文学经验所能触及的层面之外，构成了新的写作的可能性。一批具有相对充足的文学素养、丰沛的感知能力和较为成熟的叙事技巧的青年作家恰逢其时，给我们的文学新时空增添了许多可更换的新活力。

新活力的写作资源，我们也去完全可以无比正确也不无狡猾地说（跟所有的文学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中神侃的差不多），是古今中外而有所偏好，是包罗万象又有所倚重。

只是，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作家相比，新活力座驾的阅读资源更复杂，所喜爱的经典更不单一，但是他们在羡慕和学习过程当中掌握了适度飞翔的语言方式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小说奥秘。跟父兄辈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加宽泛，从而导致他们在阅读中感兴趣的并非是“提问”，而是看经典作家是如何把繁复芜杂的现实生活生气盎然地活化在文本中，又怎样在叙述中表达言外之意的。

在写作境遇上，他们似乎都曾“新生代”过，以颠覆自命的写作时期，初生牛犊不知深浅，自顾自狂奔。很快，便会有人发现“欲望”并非止于“身体”，“平面”也能通向“纵深”，文学不仅仅是“翻筋斗”，而是有它永恒的精神指向，探寻内心隐秘的路既可能来自“私人”也可能遍布世间。于是我们看到，文学延伸到新活力这里，就有了视域扩大、吞吐能力增强、现实品格复归的倾向。本土的尚未真切的历史与充满谐趣的活生生的现实在新活力作家笔下有了厚重而新颖的艺术模样。

稍作细致的探索，我们就会从这些新的写作潮流中发现一些新鲜而由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紧密连接的新因素：

在成长的“范畴”内，他们所需写的个人成长史或成长片段，已经完全不同于父兄辈作家以情绪性理想性记忆钩织故事的先验特质，经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影响，无论写实还是悬幻，呈现与表现的美学观正是这一代青年的成长叙事实践中杂糅综合。

在这种杂糅综合的情势下，这些青年作家，既重视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理解，又对本土文学传统有某种自觉的接活意识，在同步关注国外文学动态以作参照的同时，对汉语文学的优长及创新倾注着更大的热情。他们意欲表现的是，对十几年前先锋写作技法至上观念和几年前“新生代”叙事贴地行进姿态的双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表面与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发生更加深广更加细微的关系。在确有其事和若无其事之间，他们的笔致开辟着属于文学的张力空间，没有激烈的质询，却有可贵的怀疑；没有责任的自弃，却有勇敢的自视。

我们还发现，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想象与现实资源之间的整合能力和既发问又悬疑的艺术技巧，作者的立场既不寄托于某个人物的命运情感也不表现为社会道德人间伦理的判断，是世道人心与个人迷梦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小说弹性足，射程远。所以不会是纯“立场小说”——对了，新活力的探寻方位是那个可以“立”的“场”，不是“立”的炫耀，是“入场”探秘的窃喜。

——于是，我们读到了可以接受的自然和耳目一新的陌生。这就是饱满着上升气息的新活力，这就是涵蕴着创新气质的新活力，这就是根基沉稳枝叶蓬勃的新活力！

新活力正在形成新的文学高地，这样的高地因基底牢固植被葱茏而并不显得突兀，而且仍在稳健地提升着海拔。我们给他们已有的写作实绩予以及时的关注梳理，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创作新质与基本走向，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言之有物的研究和跟踪批评，油漆匠他们的代表作集中出版，肯定是一件对中国文学现时以至将来极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和专业人士来到这片丰饶多姿的高地，进行文学的胜境游。二〇〇四年四月

创作自述

对人性内在困境和黑暗的探索，在我的处女作《

少年杨淇佩着刀

在这种小说观的指引下，我写了一批作品，有《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一九五八年的唐·吉诃德》、《标本》等。这些作品的怨言品格是一目了然的：《一九五八年的唐·吉诃德》所叙述的大跃进进修水库的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通天塔的神话；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在等待的背景下展开，小说中的人们像是在盼望那个用不出线的戈多。这些作品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揭示出日常生活中令人惊骇的荒诞处境。

我的写作实践很快在卡尔维诺那里找到了证据。卡尔维诺在《意大利寓言故事》里写道，文学作品里一定存在一个原型结构，这个原型结构其实就是寓言。一切文学作品都只不过是这种原型的变形扩展而已。他说：“孩子在森林里迷路或骑士战胜遇见的恶人和诱惑，至今仍然是一切人类故事的无可替代的程式，仍然是一切喂大的堪称典范的小说中的图景。”因此，当我们开始叙述时，我们其实无时不同那些伟大的寓言相遇。在这些小说中，小说的经脉会深入到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领域，抵达事物不可言说的部分。

一九九九年，我开始长篇《越野赛跑》的写作。可以说《越野赛跑》是这类写作的总结和发展。在这部作品中，我在以前的小说元素基础上加入了童话色彩，建立了所谓现实——童话模式。在这部小说中，我在超越日常经验的想象力上有所开掘。写作这部小说时，我的眼前不时闪烁奇幻的景象，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入沃土，繁殖迅速，富有生机。小说看上去具有某种飞翔品质。

但我不想把《越野赛跑》写成所谓“纯文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以来，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不及物，我们习惯于把一个故事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作完全个人化的表述，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所谓千古不变的人性。在这样的文风中，时代的基本面貌、时代的基本特质都被剥离那些故事甚至可以放到任何时代有些小说你还看不出写的就是中国人。放眼望去，那些自以为先锋的作家，往往有着相同的方向和姿势，但一定是逃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方向。对此我感到不满。小说其实也应该承担比“纯文学”更多的责任。我怀疑那种凌空虚蹈的所谓超越一切的抽象的人性是否真的存在。我相信人性和时代、和时代意识之间存在着无比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在时代的政治面貌、风尚、文化趣味、价值观等等的作用下，人性肯定会呈现出不同于任何时代的问题和特质。我的看法是，一个作家应该随他所处的时代发言，这样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我有这样一个判断，也许单纯从艺术上来说，那些击中时代深邃部位的作品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我相信，这种作品一定会更有力量，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晶体。因为这样的作品是在历史现场的，是有效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越野赛跑》作为一部打通现实和幻想界限的小说，我没有让它像以往这类作品一样起始于某个天老地荒的原初世界，而是直接起始于真是的历史和现实。我是完全按历史时间的那种线性结构来结构小说的，在这部小说里，所有的历史事件都确凿无疑，日常生活也完全按照历史的图景演进。让近在眼前的事物产生神话对我的写作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不像人类原初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世界。好在我们的历史本身具有超现实特征：“文化大革命”像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共舞的神话世界；到了经济时代，各路英雄纷纷登场，那乱哄哄的场景向天空中一哄而散的无序的虫子。而推动这一切的就是令人惊骇的欲望和盲目。

我至今喜欢我的长篇处女作《越野赛跑》。我得承认，写作这部小说时我野心勃勃，我有一种试图颠覆宏大叙述然后重建宏大叙述的愿望。这部小说试图概括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并从人性的角度做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表面上看，着是一个小村演变的历史，但真正的主角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我当时还有一种试图把这部小说写成关于人类、关于生命的大寓言的愿望。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对人类境况有深刻的揭示。

这部小说的写作曾给我无比的快乐，也让我建立了写作的自信。但一部作品肯定不会完全满足一个写作者全方位的审美理想和多方面的探求欲望。如前所述，我写两种类型的小说。在另一类小说里，我比较喜欢进入人性内部，探询人性内在的困境和不可名状的黑暗的一面。这样的作品有《

乡村电影

作为一个对人性内部满怀兴趣与好奇的写作者，我希望在以后的写作中在这方面有所开掘。我意识到在《越野赛跑》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这之后，我写了一个叫《家园》的中篇。这是一部关于语言、性、宗教、革命的乌托邦的小说，其主题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虽然，在这小说里，我把《越野赛跑》以来小说的童话元素大大发扬了一番，使小说看起来奔放、飞扬，有着童话式的灿烂与天真，但我知道，在这个方向上我并没有突破。

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恐怕绝大部分是喝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奶长大的。现在主义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是观念小说，这类小说存在几个基本的中心词：存在、绝望、隔阂、异化、冷漠等等。这是这类小说的基本价值导向。作为一种全新的小说，现代主义小说解放了古典小说的笨拙，具有迅捷的直指本质的力量，可以说现代小说使小说显得更自由，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可是这种小说如果处理不好，也有可能变得粗暴无礼。在貌似深刻的主题下面，呈现的往往是艺术的枯燥、人物的平面化、符号化，往往是叙述远离感知，远离了身体。如果小说不是来自协作者的内在的生命冲动，而是在概念的层面上演绎，那只能使小说变得越来越无趣。当然，小说这种东西，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在观念作用下的艺术，观念是躲避不开的。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认识也绝不可能仅凭感觉，他的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知识。但那种只为了图解某个观念的写作，远离写作者个人感知的那种写作，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意识到诚实地感知也许比观念更重要。

二OO一年，我的所有精力都放在长篇《爱人同志》的写作上。写作这个作品的初衷就是想在一个狭隘的地带开掘出生命丰富的愿望和底蕴。当然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从人性的内部出发，也同时能够完成《越野赛跑》那一类作品的使命。

这是一个其基本形态已被主流话语定型了的老故事。它曾向我们展露其光明的一面，一种在国家意志驱动下以献身的面目出现的崇高的一面。在这个故事里，个人一直是面目不清的。个人被主流话语抽空了。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题材里蕴藏着的人性内容和政治文化信息。我对这样的一个英雄和圣女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心，我决定通过写作探索一番。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源于好奇，源于我对这个世界不可言说的事物的理解的热情。这篇小说就是试图还原那两个面目不清的经典人物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小说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我最初只想写一个中篇，我是写完第一章时才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长篇。写完后我非常吃惊，两个人的故事我竟写了近二十万字。

进入人物，用心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我操起了古典小说那套传统。我感到自己完全进入了刘亚军的世界，进入了刘亚军的身体。我在叙述中穿行，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头嗅觉敏锐的狼，对每一种可能性充满了警觉。刘亚军的生命是如此桀骜不驯，你根本无法用任何概念规范他。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被人物震惊了，刘亚军的内心比我想象得要丰富得多。当最初的紧张关系建立后，刘亚军内心的呈现就像高处落下的水，已不是我能控制。我为自己竟然能见到如此多的东西暗自吃惊。越写到后来，我已经变得十分尊重刘亚军了，我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人。

这部小说不是在故事的层面上滑行，它是破冰而入，叙事的走向是不断向人物的内心深处挺进。但这也不是一部心理小说，所有的心理因素都外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冲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变化无常的社会投影到人心中的阴影，被转换成两性之间的争斗。这样对人性不断发掘和演进的写作非常累人。这样的写作要有耐心，必须学会停下来，在每个细微之处辗转流连，在不可能的地方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有时候你还得用显微镜的方法去放大某个局部。

这部小说在《当代》发表以后，我碰到白烨先生，他告诉我，他读了这篇小说很吃惊，就故事层面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短篇的内容，但小说从一个很小的口子进去，却有意外的发现。

是的，通过《爱人同志》的写作，我对小说有了新的意外的发现和认识。一部小说的深度和复杂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的的深度和复杂性去承担。并且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小说最终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寓言，一个时代的隐喻。在两种类型的交叉跑动中，它们终于汇集到了一点。

但是写作永远不是一条平坦大道，它看起来像是一条无限之路，写作者却常常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写作的宿命就是不断地向这些困境挑战。

写作源于相信。这是我多年写作的经验。在虚构的世界里，所谓的真实就是你是不是对自己所写的事物深信不疑。只有你相信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有内心足够强大，你写出来的世界才会有足够的重量。这个“相信”同写作者个人有关，但也同这个时代的认知平台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不能确定的东西，那么我的“相信”在哪里呢？这个时代是多么复杂，我们几乎已经失语。给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赋予意义图景几乎困难重重。所有的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碎裂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一个虚无主义者也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外面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可能比任何时代都要不稳定都要动荡不宁。那么我们如何去描述这个时代才是有效的呢？我们有能力对这个时代作深刻的描述吗？当我试图对时代做出判断时，同时免不了会自我质疑，我批判的立足定在哪里呢？我真的能向人们提供一个有效的自给自足的足以质疑别的价值的那种价值体系吗？这个时代的价值平台是那么低，所有这种企图有时候会变得像唐·吉诃德那样可笑。因此，我不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感到悲观。我们的作品可能像这个时代一样，是各种价值和经验的碎片。

我的写作已有年头了，可以说我已经成了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可经验这种东西既是财富也是包袱，它可能会使你不假思索，放弃对难度的挑战。我有时候会回过头去看早年的作品，我发现，这些作品虽然个别地方略显稚嫩，但那种语言却有着处女般的光泽，好像世界的原初，好像《百年孤独》里描写的那些原初时代的鹅卵石，有着精神之光。我发现，这同早年写作的缓慢和艰难有关。但现在，头脑里有着太多的语言，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顺口溜，就会成为一种格式化的滑动。

我希望寻找一种有难度的语言，一种向自己既有经验挑战的语言。我相信的语言一定是带着写作者个人生命感觉的语言。而现在，很多人，当他们写下痛苦这个词的时候，这种痛苦已不是痛苦了，而仅仅是痛苦这个词。这个时代，很多词都被一种反抗原有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所颠覆，成为一种轻快的滑动。这样的方式我们已很容易说出来。我们现在缺少的是诚实地面对基本价值的勇气。

写作中永远伴随着困境，对我来说，这困境带来的既可能是沮丧，也有面对挑战的兴奋，小说写作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条无限之路，需要我们的想象、耐心、勇气、洞见。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相结合的小说，它诚实、内省，它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它自给自足，拥有意想不到的智慧。它最终又会回来，像一把刀子一样刺入现实或世界的心脏之中。少年杨淇佩着刀

初夏时节，南方的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漂浮在古老的梧桐、垣墙和光滑的石板路上，使得一切变得陌生而新鲜。梅雨季节留下的潮湿和霉气已经隐去，一阵风吹来，能感觉到将要来临的漫长而炎热的夏天。

随着人们衣衫的日渐减少，少年杨淇变得烦躁不安。这是因为冬天以来他暗暗制定的计划实施的日子近在眼前的缘故。冬天的时候，杨淇在自由市场买了一把匕。匕虽然简陋，但锋利无比，插在一个牛皮缝制的套子里。整整一个冬天，匕便佩在他穿着的那种南方乡村常见的笨重的棉袄里面。他决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匕最终要展露在衣服外面。杨淇认为那样就不会有人敢欺侮他了。

杨淇是乡村中学一个内向而孤独的孩子。他们的中学设在一个远离村庄的风景秀丽的山谷里面，孩子们都要住宿。杨淇没有朋友，在寝室里也是落落寡合。在乡村中学的孩子们中间，暗地里存在着许多派别，他们相互较劲，还欺侮弱者。瘦弱而孤单的杨淇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他们常常围成一团，随心所欲地嘲笑、谩骂甚至殴打杨淇。但是到了晚上，杨淇便开始报复他们。他把所有的仇恨都泄到那些打他的孩子家的粪缸上。在南方乡村，农民们往往把粪缸半埋在路边，再搭一个棚，就成了茅坑，因此很容易破坏。杨淇总在夜深人静时分，拿一把铁锤，把茅坑砸得粉碎，直到粪便横流，沾染了他的双脚。久而久之，杨淇变得喜欢黑夜，害怕白天的来临。“如果他们再敢打我，我就用刀子对付他们。”这是冬天以来萦绕在杨淇心头的惟一的念头。

杨淇发现已经有人穿起了夏装。乡村中学的男孩穿起了衬衫，女孩子也穿起了过时的衣裙。特别是那个叫红的女孩，由于育迅速，去年的衣裙显得太小了，使她肥大的臀部和丰满的胸脯曲线毕露。杨淇还发现，红的长上系了一个黄色的蝴蝶结。在清晨的光线中，黄色的蝴蝶结和红放肆的笑声在空气里传播，有种说不出来的风骚意味。但她从不理睬杨淇。女孩子们都不理睬杨淇。她们喜欢和那些到处欺侮别人的男孩玩。想起这些，杨淇心头就会有种叫仇恨的东西涌起。“明天，明天我一定要把刀子佩在衬衫外面。”杨淇赌气似地对自己说，“这样他们就不敢欺侮我了。”

连续三个晴天后，天气一下子闷热起来，乡村中学内的植物显得蓬勃而茂盛，原本细嫩的枝叶变成了墨绿，操场上的杂草似乎也突然多了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远处林子里传来了知了声，就像人们不知道杨淇什么时候腰间佩着一把刀子一样。

杨淇是黄昏时把刀佩在衬衫外面的。他佩着刀在操场上转悠时，感到新奇而恐惧。他的心跳震天动地。他感到空气中有种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味。操场上零零星星有一些孩子在活动。乡村中学的孩子一般不喜欢体育，也不知道玩球，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操场上撒野。没有人现杨淇佩着一把刀子，但杨淇却认为许多人瞧着他。他走路的姿态有点僵硬，脸上是一种幼稚的决绝，让人感到唐突而可笑。

后来，杨淇佩着刀去食堂打饭。杨淇觉得自己被一团声音所包围。食堂像往日一样闹哄哄的，但杨淇今天听来分外刺耳。杨淇觉得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突然变得既敏锐又迟钝了。他不知道他的敌人——那些欺负他的孩子有什么反应，他仿佛看到许多疑惑不解的眼睛，像多梭体一样闪烁着缀在他的周围。他猜不出那些交头接耳的孩子在说些什么。他们害怕吗？还是他们正在嘲笑他？杨淇突然有点后悔实施这个冬天以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计划了。如果他们围过来向我进攻的话，我真的用刀子对付他们吗？杨淇于是想象刀子刺入他们胸膛时的景，他看到鲜血像水柱似地上涌。这样想着，他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不禁打了个寒颤。他开始明白他实际上是没有胆量动刀子的。

晚上，他是熄灯以后爬到宿舍睡觉的。许多日子以来，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逃避那些野孩子。他进宿舍时，刚才在聊天的孩子们突然都沉默了。他一声不吭地上了床。他觉得自己的心脏有点不舒服，这是因为这一天他心跳异常引起的。这天晚上，他没再去敲粪坑，他有点被自己制造的这件事弄懵了。他左右前后考虑这件事，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他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把刀子佩在外面。既然已经开始了，他别无选择只好这么下去了。

杨淇没有想到，就在这天有一个叫根的孩子开始巴结起他来。在南方盛产着像根这样的孩子，他们往往不是孩子王，却聪明伶俐，懂得狐假虎威，依靠强者。中午时分，杨淇一个人来到河边，他虽然佩着刀，但还是不敢呆在人群中。他在河边一颗杨柳树下坐了下来。根就是这时向杨淇走来的，根向杨淇走来时显得迟疑不决。杨淇最初没有注意到有人正在接近他，当他发现根时，根离他只有二十几米远了。杨淇马上警惕地站了起来，不安地看着根，右手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的刀。他知道根是那种喜欢欺侮人的孩子。他一时不知怎么办，他只觉得想象中的械斗与流血事件真的到来了。根见他瞪着自己，就不敢再靠近他了，根站在那里，尴尬地对杨淇笑。杨淇不能把握根笑中所包含的意义，许久他才读出那笑中献媚的成分，开始放松了一点。杨淇也笑了笑，但他知道他的笑比哭还难看。根见他笑了，就大着胆子走近杨淇，根一边走一边神秘地说：“你的刀子是真的吗？”杨淇说：“当然是真的，不信你试试，不把你刺出血来我不姓杨。”根说：“别别，我可不想倒在你的刀下。”杨淇就骄傲地笑了笑。

根的巴结使杨淇稍稍缓了一口气。杨淇想，我佩上刀后他们果然不敢再惹我了。杨淇发现一度包围着他的那种怪异的眼光不见了，世界重新变得明亮起来，不那么有火药味了。他开始听清别的孩子们交头接耳所说的一切并不关他什么事，只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话罢了。他去食堂也变得坦然多了。根时刻跟随着他，甚至为他打饭打水。他还发现那些经常欺侮他的孩子也对他客气起来，其中有些人竟开始远远地避开他了。“看来，他们是怕我了。”杨淇想。

几天以后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杨淇的班主任来到他跟前，面无表地说：“去我那里一趟。”杨淇想，他佩刀这件事终于传到了班主任耳里了。

班主任是乡村中学惟一货真价实的师范毕业生，这使他在众多的民办教师中显得十分独特，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个古怪的人。他的头油亮，有几绺粘贴在额头，与他深陷的眼眶构成阴郁的轮廓，惟一有生气的是他的嘴唇，薄而鲜艳，充满女性气质。令孩子们失望的是这个有着女人一样嘴唇的人却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教书育人。在课堂上他常常只顾自己在黑板上写字，很少说话。孩子们摸不透他的脾气，又惧于他严肃的外表，因此只得忍气吞声，一声不响地茫然听课。教室里常常静悄悄的，没有孩子们好动的气息。孩子们认为老克是多么神秘又多么可恶啊。当然还有那些民办们，他们对老克也不服气，他们讲的课既生动又有趣，但他们却只是民办。他们常常在孩子们中间讲老克的坏话。

杨淇却并不讨厌老克，并且对老克还颇有好感。这是因为每次别的孩子欺侮杨淇时，老克总是站在杨淇的一边。杨淇认为老克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古怪那么严厉，老克还是很细心很随和的。有一天，十几个孩子围在一起打杨淇，就在这时，老克不声不响朝他们走来，他们顿作鸟兽散。老克并没去追他们，来到杨淇身边，替杨淇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温柔地问：“他们为什么要欺侮你？”杨淇听了这话，有点想流泪，但他忍住了。老克笑了笑又说：“你不要惹他们，躲他们远一点。”杨淇想，再躲只有躲到地里面去了。老克见杨淇不吭声，就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说：“他们再欺侮你，你就来找我。”说完老克走了。

一直以来，杨淇对成人世界充满了向往。他热衷于同那些看起来比他大得多的人交朋友。在没有进入乡村中学之前，他曾跟过一位叫三爷的小伙子，跟他去山里偷西瓜或别的好吃的东西。三爷身上的成人气息，三爷的力量总是让他迷醉。甚至三爷小便比他浇得更远也让他羡慕不已。自从老克那次保护过他以后，杨淇开始偷偷注意起老克来。杨淇常常远远地站在老克的单人宿舍外，观察老克宿舍里的动静。有时候，杨淇晚上也去，他看到老克房间的灯亮着，窗口有个影子在晃动。后来他才明白老克是在照镜子。老克总是长时间地照镜子，双手捧着头，样子显得十分不安。每次，杨淇看着老克时总是想，人要是长大了是多么好啊，那样的话就可以不用读书，可以安静地做自己的事了。

因此，杨淇对老克找他这事并不十分害怕。他认为老克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杨淇跟在老克身后，向老克的宿舍走去。正是午后时分，阳光坚硬而锋利，刺得人眼睛生痛，使杨淇看到的景物的色彩模糊而强烈。穿过通向教育楼的旧式围廊，眼前出现一个花园，花园里种着一些月季与蔬菜，杂草丛中有几双破鞋与工作手套。他们走过院子时，发现远处女生楼的水塔和窗口晾着的女孩子们的鲜艳的衣裙。一会儿到了老克住着的那间平房，坐落在两颗老槐树之间。

老克的房间有一股腐烂的气息，房间非常黑暗，这是因为刚才室外的光线刺激双眼的缘故。一会儿，屋里的事物渐渐显现出来，杨淇看到黑漆漆的墙上挂着一本市场上常见的明星头像挂历。挂历下面是一个简易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些厚书，是杨淇从来不曾看过的。乡村中学那些见多识广的孩子说那是外国哲学著作。老克鲜艳的嘴唇上已叼上了一根香烟。“你想干什么？”老克温和地说，“你为什么要佩刀呢？”杨淇的脸微微泛红，说：“他们欺侮我，我才佩刀。”老克说：“你佩刀不像，你那么瘦弱，皮肤又白，像个女孩，你佩刀不像。”杨淇听了这话，有点不服气，他很想把根巴结他的事讲给老克听，又觉不好说出口，只好说：“他们开始怕我了，他们不敢再欺侮我了。”老克用陌生的眼光看了看杨淇，说：“你看窗外是什么？”杨淇看窗外，有两只鹅正在相互搏斗，它们扑打双翅，脱落的羽毛遍地飞扬。这是南方乡村常见的景象。杨淇搞不懂老克的用意，就怯怯地如实说来。老克说：“看到了吗，两败俱伤，道理是一样的，你这么干你是占不到便宜的。”杨淇不知说什么，抚弄腰间的刀子。老克走过来，摸了一下杨淇的头，说：“把刀留下，你回去吧。”

杨淇只得把刀子放在桌上，嘟囔着走出屋子。路过花园时，他向女生楼望去，又看到了水塔和随风飘荡的衣裙，这回他看到了一些内衣和文胸，浑身燥热。

没过几天，杨淇又买了一把刀佩在腰间。根还是跟随着他。但自从他被老克叫去以后，那些过去欺侮他的孩子又开始对他虎视眈眈了，他们观察杨淇，试图找机会教训杨淇。杨淇感到危险正在迫近。

一天，杨淇把根拉到寝室，当时寝室里就他俩，杨淇从床下拖出他的木头箱子，打了开来，从里面取出一只瓶子。杨淇说：“这是硫酸，要是谁再敢小看我，就毁了他。”说完杨淇就把硫酸倒到一张白纸上，纸马上燃着了。透过跳荡的火焰，杨淇看到根那张脸变得越来越苍白，头上渗出亮亮的一层汗水。杨淇说：“你不要同别人说起这个东西。”根点点头。但杨淇知道，根会把这事告诉别的孩子。

杨淇依然习惯于远远窥视老克。老克无声无息的身影，杨淇感到既神秘又亲近。杨淇很想去老克的宿舍和老克说说话。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乡村中学别的孩子都回家去了。杨淇没回去，他闲而无事，漫无目的地在小河边走来走去。透过岸边的垂柳，远处的校舍展现出破旧的几个片断，显得十分寂聊，就像此刻的杨淇，孤单而安详。这时，杨淇看到走道上老克和一个三十多岁的肥胖而黧黑的女教师站在一起，样子好像是在吵架。一会儿，女教师把一叠东西掷给了老克，转身走了。老克直愣愣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过了片刻，老克拿出一盒火柴把那叠东西烧了，然后失魂落魄地跑回宿舍。杨淇来到那堆烧毁了的东西面前，捡起一片还未烧光的纸，发现上面有老克的字：

我要占领你，亲爱的

让你在我的怀抱中死去……

杨淇十分惊奇，他想，这是诗啊，是老克写的吗？难道老克想把这些诗献给女教师吗？杨淇有点想不通老克为什么要写诗给女教师，他觉得女教师并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再说她还有一个农民丈夫啊。

完全是好奇心驱使，杨淇来到老克宿舍门口。门虚掩着，透过门缝，杨淇发现老克手里拿着一把自己留在他那里的刀子，正在割自己的肚子，肚子血丝隐约，组成一个“忍”字。看着这一切，杨淇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杨淇一动不动地趴在门边，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老克阴郁的眼光和杨淇好奇而迷惑的眼光骤然相撞，老克吓了一跳，接着就机敏地站起，迅速冲了出来，一把抓住杨淇，把杨淇拖进屋。杨淇没有反抗，只有他的心跳急速而脆弱。一会儿，杨淇镇定下来，他看到老克坐在床上，样子十分无助，老克制双眼软弱无力。杨淇想，这一切也许是因为那个女教师的缘故，但他们之间生了什么事呢？那个女教师长得多么黑啊！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周围很安静，能听得见远处的田间广播。杨淇觉得自己应说些什么，就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老克摇了摇头，说：“说出来你也不会懂。这他妈是什么地方啊，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那些民办们除作了吃喝拉撒还知道什么？”话匣子一打开，老克就喋喋不休起来，说的话让杨淇似懂非懂。杨淇发现老克的脸渐渐红起来，深陷的眼睛有一种无助而疯狂的光芒。老克一遍一遍地说：“你知道什么是寂寞吗？那他妈的是一把刀子啊，会把你的心一瓣一瓣地搅碎！”老克说着又拿起掉在地上的刀子，在杨淇面前晃了晃，脸上露出绝望的表。老克说：“那感觉比刀子划在皮肤上还痛。”杨淇听了，什么说也说不出来，他想老克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古怪的人。

天暗了下来，老克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的述说后开始安静了一些，他的眼睛又有了原来的茫然和温柔。他摸了摸杨淇的头，说：“我吓着你了吧？”杨淇摇摇头，没有说话。老克说：“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杨淇笑了笑，他觉得平日对老克的好感又回来了。杨淇看看天已黑了，就说：“我得走了。”老克说：“你就不要走了，留下来陪陪我好吗？”杨淇想了想，就答应了。

见杨淇答应，老克非常高兴。他说：“我要烧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张罗起吃的来。杨淇要帮忙，老克却不让他动手，杨淇只得站在旁边看他烧菜。老克说：“你只管欣赏，我可是烧菜的能手。”老克还边烧边向杨淇介绍菜的烧法，样子十分天真。杨淇觉得老克这时像个孩子，比自己大不了多少。杨淇就说：“你不像一个老师。”老克说：“像什么，像朋友吗？”杨淇说：“也不像朋友。”

晚上，杨淇和老克睡在一起。窗外月色如镜，远山苍翠，一些夜虫在夜空中飞来飞去。黑暗中，老克吃吃地对杨淇笑。杨淇也感到新奇。以前他也曾同三爷睡在一起过，他习惯用手在三爷的胸前抚摸，他抚摸时总能感到三爷强悍的心跳。现在睡在老克身边，过去那种在三爷身上感受过的温暖的成人气息再一次迷醉了他。他也对老克笑笑。老克的手在杨淇的脸上抚摸起来，然后又亲了亲杨淇。老克说：“你的脸真白，像女孩子。”说完老克把整个脸贴在杨淇脸上。杨淇感到自己的脸被老克吻得湿漉漉的，很不舒服，但想起老克只不过是在表达喜欢自己，心里还是很温暖，很感动。

杨淇对老克和那女教师的关系很好奇，他觉得他应该弄弄清楚，当年三爷总是同杨淇讲起他同村里那些女人之间的事。他渴望同老克也能有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于是，杨淇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写诗给那女的？”老克移开贴着杨淇的脸，观察杨淇，然后摇摇头，叹了口气。杨淇又说：“她是多么黑啊。”老克说：“你是不会明白的，你还小。”杨淇说：“我真想不通，高班的男生老往她宿舍跑。她有什么可爱的？”老克嘿嘿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孩子，你不觉得她很丰满吗？”杨淇说：“那不是丰满，那是胖。”老克说：“我有时真想在她的大奶子上睡死过去的。”杨淇听了，脸就红了，他没想到老克还那么下流。杨淇说：“可她还有一个农民丈夫啊。”老克说：“她才不管这些呢，你没见她老在男人面前扭腰弄臀的。”杨淇说：“你很喜欢她？”老克说：“喜欢。”杨淇说：“可她不理你。”老克说：“对，她不喜欢我。”

第二天，杨淇因为昨晚睡得迟，醒来时太阳已升得很高。老克早已起床了，他正在烧泡饭。老克见他醒来就为他打了冷水要他洗漱。杨淇胡乱洗了一把就完了。这时老克已烧好早饭，要他一起吃。杨淇也没客气，就坐下来吃。

吃过早饭，老克提议去钓鱼，杨淇没这个雅兴，但想想这个星期天没事做也无聊，就答应了。老克拿出两根钓鱼杆说：“你应该学学钓鱼，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是很没劲的，需要有点爱好。”杨淇说：“一个人有什么不好，我以前想一个人他们还烦我呢。”老克笑笑，搂着杨淇走了。

他们沿着河边朝远处的湖泊走去。正是早晨八点多钟时光，西边的群山在阳光下显得十分静谧，透出一种安详的气息。布满腐烂水草的河水倒映着群山，水波荡漾着，在阳光下光。一会儿，他们来到湖泊旁边，开始作放钓的准备。

过了九点，太阳开始显示夏天的本质，照得他们汗流满面。说来也怪，杨淇钓了半天没钓到一丁点东西，老克却收获颇丰，刚放下就有一条鲫鱼上钩，第二钓竟钓了一条一斤多重的鲶鱼。老克见杨淇没有收获，就笑杨淇，说杨淇没戏，人家鱼不爱他。说得杨淇很想钓一条漂亮一点的鱼给老克看看，但他花了好大一会功夫还是一无所获。杨淇感到很没意思，不想再钓了。天实在太热，想起以前，他跟着三爷，这个时候早已下河游泳了，于是就对老克说：“喂，钓鱼没劲，还是游泳吧。”老克说：“河水太凉，要感冒的。”杨淇说：“你是不会游泳吧，真没劲。”杨淇说完，脱光所有的衣服，跳进湖里。一进湖水，杨淇就大呼小叫起来，连喊舒服。还向老克泼水，口里说：“我钓不到，你也不用想钓到鱼。”

这时，有一群女孩向老克走来。杨淇一眼看出其中一个是红。红走路时特有的那种风骚姿态，他很远便能认出。红今天穿着一件黄色短裙，白白的大腿上只吊了一双短袜。她们嘻嘻哈哈来到老克身旁，甜甜地和老克打招呼。杨淇对自己赤身裸体很不好意思，再说他也不善于和女生打交道，就远远地游开了，等他游出好远，回头向岸边看时，女孩子们已坐在老克身边。他看到红叉着双腿，对着河傻笑，杨淇看到红的黄裙子里白白的内裤。他看到老克神色严肃地坐在女生中间，嘴上已叨上一根烟。杨淇知道女生今天来到老克身边是因为期中考将要来临的缘故，这些聪明的女生很早就懂得利用自己的性别来讨得老师的欢心。好在考试中蒙混过关。大概是老克同她们说了水中的杨淇，她们开始对杨淇起哄，其中红闹得最疯。杨淇见她们同他笑，内心充满快乐。杨淇想，这帮疯丫头，她们冲我骚呢。于是杨淇嬉笑着向岸边游来。杨淇在将要游近时，做了个潜水动作，结果水面上露出他白白的小屁股。女孩子们见了，脸都红了，却也闹得更疯了。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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