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里曼·戴森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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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试读：
译者序
蒙重庆大学出版社邀请，译者二人有幸共同翻译了弗里曼·戴森的这本书。
在物理学界，戴森的名声，当然主要来自他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工作，他成功地证明了施温格和费曼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等价性——关于这一工作的产生过程，在本书的第5、6、7章里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回顾。
但是戴森显然不是那种将自己困顿在某一个狭窄领域的科学家，这从本书涵盖的议题之广泛、征引的文学作品之丰富可见一斑。科学研究给予了戴森一种职业的身份，一种特殊的经历，但是在本书中，我们毋宁说戴森关心的是人的基本存在、人类的基本存在以及人性的未来可能性。所以，我们认为戴森的这本书是属于更为广泛的读者群的——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翻译没有败坏掉一本好书，让本来可能是原著潜在读者的人们兴味索然。
本书共24章，王一操负责了奇数章的翻译，左立华负责了偶数章的翻译，初稿译出后我们互相校对了对方的译稿，最后则反复修改统一了全书的语言风格。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原著某些说法的含义——它们显然与特别的文化背景有关——我们在正文部分增加了不少脚注。虽然做过仔细的校对，但限于译者的水平和可能的疏忽，译稿的疏漏之处恐难完全避免，这些都由译者负责。
在本书某些细节的翻译过程中，我们从三联书店的中文译本（邱显正译，1998年）中受到过一些启发，在此谨向前辈译者致谢。对于原著正文引用的个别作品，译者也参考过其中文译本，在正文脚注中我们均已指出，此处不一一表达谢意。
在翻译本书期间，王一操为河海大学博士后人员，受到国家博士后面上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2M520987），在此特别鸣谢，另也对陈瑶表示感谢，她读过本书部分译稿并提出过中肯的建议；作为德克萨斯州A＆M大学博士后人员，左立华感谢校方石油工程系MCERI项目的资助和妻子任轶及女儿欣阳的体谅与支持，同时感谢无边界字幕组的朋友们，在翻译MOOC字幕过程中我们一起见证了彼此语言能力的成长。由于译者二人初次接触翻译工作，在许多细节问题上，承蒙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敬京不吝赐教，我们谨向她表达谢忱。译者2014年3月
作者序
物理学家里奥·齐拉特（Leo Szilard）曾经向他的朋友汉斯·贝特（Hans Bethe）宣称说他在考虑记日记：“我不打算发表它，我只想为上帝的信息记录些事实。”“你难道认为上帝不知道事实吗？”贝特问道。“是的，”齐拉特回答道，“他知道事实，不过他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事实。”
本书收集了我50多年的记忆。我很清楚记忆是不可靠的。它不仅选择与重构了我们人生的事实，还会添油加醋。我已经尽可能将我的事实版本与其他人的记忆或文字材料进行了比对。30年来，我有规律地给父母写信，他们保存了我的大部分信件。这些信件是许多细节的来源，它们是记忆本身所不能保存的。
我感谢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资助科学图书项目（the Science Book Program），在它的襄助下，本书才得以出版。感谢斯隆基金会副主席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和他的顾问团成员邀请我写作本书，也感谢他们在编辑上的指导。我感谢来自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意见，他们包括艾琳·博纳尔（Eileen Bernal）、杰瑞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西蒙·迈克尔·贝西（Simon Michael Bessie）、哈尔·菲沃森（Hal Feiveson）、穆谷特·约瑟夫森（Muguette Josefsen）、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麦克·劳福林（Mike O’Loughlin）、皮特·帕特纳（Peter Partner）、雷纳德·罗德堡（Leonard Rodberg）、芭芭拉·斯考特（Barbara Scott）、马丁·谢闵（Martin Shermin）、玛索德·西那德（Massoud Simnad）、麦克斯·辛格（Maxine Singer）、泰德·泰勒（Ted Taylor）、珍奈特·怀特卡特（Janet Whitecut）和我的家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秘书宝拉·博佐伊（Paula Bozzay），本书手稿曾劳她两度打印。
第10、11、12、13和18章的一部分在之前已经出版过。具体参考文献可以在本书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找到。1 魔幻城堡
在高处的树荫里，坐着一个捧着书的小男孩。
八岁的时候，有人给了我一本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写的《魔幻城堡》。虽然内斯比特还写过其他许多更好、更有名的儿童读物，但这本是我钟爱的，我也从未将它遗忘。八岁的时候，我没能读得多深入，但我知道此书有特别之处。书中的故事有着清晰连贯的建构蓝图，披覆着一种疯狂逻辑的外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是另一本我曾一遍遍阅读过的书，它有着类似的风格。八岁的孩子确实对诸如此类的事物有所感觉，哪怕他醒着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爬树。《魔幻城堡》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些疯狂的孩子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疯狂的宇宙的故事。而我现在看——不复一个八岁孩子的视角了——内斯比特的疯狂宇宙与我们居身其间的这一个极为相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伊迪丝·内斯比特都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她生于1858年，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家庭过从甚密。在社会主义风行起来之前很久，她就变成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者。她靠写作谋生，养活了一大家子不同出身的孩子。她很快发现，她能活下来，得仰仗自己为富裕阶层的孩子写出色的中产阶级故事的能力。她的书卖得很好，她得以安身立命。她向维多利亚式的体面做了一些妥协，却也并未失去她内心的火焰。她在1910年写下《魔幻城堡》，时年52岁。那个时候，她个人的拼搏已经结束了，她能够以一种哲学上的冷静去看待这个世界了。
在《魔幻城堡》中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主要的。男主角是一个叫菲利普的孤儿，他被独自留在了一个大房子里，他用周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建造了一座玩具城市。一天夜里，他突然发现他的城市变成了全尺寸的了，而一些全尺寸的神话般的人和动物则居住在这座城市里，他自己也被迫住在里面。从这个城市逃出来以后，他在周围的国家漫游，他曾经建造的每一个玩具房屋或者城堡在这些国家都被忠实地放大和保存着。这本书记录了他在这个由他想象的产品放大了的世界中跌跌撞撞的历险故事。
第二个主题明确，是关于技术的。魔幻城市的生活中有一条规则，就是如果你想获得任何东西，你都会得到它。但是与这一规则相伴的是另一条与机器有关的特殊规则——任何人如果期望得到一台机器，他必须保有它并且在余下的生命里继续使用它。当菲利普有机会去期望获得一辆自行车或一匹马的时候，他幸运地逃脱了这个规则的摆布——他选择了马。
该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关于某些古老的预言的。这些预言预知了一个拯救者和一个毁灭者的出现。许多邪恶的力量在大地上肆虐，而拯救者的目的就是要战胜他们。但命中注定的是一个毁灭者将会出来反对拯救者并帮助那些黑暗势力。起初菲利普被人怀疑是毁灭者。只是凭借一系列日益高贵的行动，他才证明了自己的无辜，而这些行为也使他最终被宣称为那个拯救者。与此同时，毁灭者也撕掉了假面具，她就是孩子们的保姆，一个菲利普素来憎恨的来自下层阶级的妇女。只在一处，该书的行文之末，内斯比特走出她的人物并显示她的真正同情心何在。“如果我因我的思想而死，我会把它说出来，”在站着等待审判的时候，毁灭者说道，“你们不会懂。你们从来都不是仆人，不会眼看别人拿走所有肥肉而你只能得到骨头。如果你出生在绅士的宅邸，而不是模型工人的住所，你从小被当作娇小姐抚养起来，可以穿镂空的长丝袜，你以为你会知道些什么？”此刻，一个八岁的孩子都能理解菲利普的英雄品格是虚构的，而保姆的英雄式的抗辩则是真实的。在一个非正义的世界里，拯救者和毁灭者的角色分野变得晦暗不明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教地上得太平，”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地上得太平，而是为了地上动刀兵。”
我不知道内斯比特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把《魔幻城堡》当成是对人类处境的隐喻。而我只是在从树上爬下来，体尝了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喜悦和悲伤之后，才开始回味魔幻城市并从中看到了我闯入其中的那个宏大世界的镜像。正如菲利普那样，我被突然抛入这个宏大世界。凡我目力所及，这个宏大世界，充满了人类的悲剧。这情景袭上心来，我发现自己也在扮演着半认真半荒诞的角色。自那以后，这一感受就持续至今。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向那些非科学家的人们描述，在身为科学家的某人眼中，人类的处境是何面貌。部分的我要描述从内部看科学是怎样的；部分的我要讨论技术的未来；部分的我还要描述一些科学伦理问题，它们牵涉战争与和平、自由与责任、希望与绝望。这些都受到科学的影响，都是一种必须作为整体才能理解的图像的组成部分。于我而言，将科学与技术、技术与伦理，或者伦理与宗教分离开来，是毫无意义的。这里，我是在向那些对指导科学和技术在创造性而非毁灭性的方向上发展负有最终责任的非科学人士说话。如果你，非科学人士，要在这一任务中取得成功，你就必须理解你正试图控制的野兽的本性。本书旨在帮助你去理解。如果你只是发现这本书有趣或令人迷惑，就其目的而言它已经失败了。但是如果你发现其中没有任何有趣或令你迷惑的东西，它更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不带着一点幽默和困惑就不能着手处理，是所有深刻的人类问题都具有的特征。科学也不例外。
关于方法论，我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同事谈了很多。我更乐于称之为风格。这本书的方法论是文学性的，而非分析性的。为获得对人类事务的见解，我会转向故事和诗歌，而非社会学。这是我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环境的结果。我不能利用社会学家的智慧，因为我不说他们的语言。当我看到科学家们开始卷入公共事务并试图以政治的方式运用其技术知识改善人类状况的时候，我记起诗人弥尔顿的话。“一种消极避世离群索居的美德，没有实践过，没有被呼吸过，也从未出征去面对它的敌人，我实难恭维。”这些话写在300年前，作为人类经验、希望和悲剧的纪念碑，仍然屹立如初。在弥尔顿的诗中，在他为出版自由进行的斗争中，在他长年致力的反君主制的事业中，在他的失明、他的政治上的一蹶不振和撰写《失乐园》并获得的最终救赎中，这些话都在回响。即使并不自惭浅薄，你还能说什么呢？我们首先是人类，其次才是科学家。我们卷入政治，因为知识意味着责任。为了我们信以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倾力奋斗。但一如弥尔顿，我们常常失败。还能再说什么呢？
本书的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我并不因之抱歉，这并非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对我之外的任何人特别重要和有趣。我写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对任何旁人的生活都知道得没有这般多。几乎我这一代的任何科学家都能讲一个类似的故事。于我而言，重要的事情是，人类的大问题，是个人的而非大众的。要理解科学的性质以及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本质，人们必须检查作为个体的科学家，检查他如何面对他周遭的世界。处理与科学有关的伦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去研究真正的科学家所要面对的真正困境。因为第一手证据是最可靠的，我从写发生在我个人身边的那些事情开始。我听诗人要多过听经济学家，我从周遭的事写起，是这种个人偏见的又一个效应。
但是，我还得说完我在说的关于《魔幻城堡》及它的三个主题的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玩具过度生长的世界里，这一点明显到无须任何解释。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有几年都在摆弄一个汽油发动机的玩具模型，然后——成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开着小汽车了。华莱士·卡罗瑟斯（Wallace Carothers）对缩聚物发生了兴趣——哗！——每个工薪阶层的姑娘都穿上了和镂空丝绸一样花哨的尼龙长丝袜，而在1910年前者还被内斯比特视为象征着上流阶级的特权。奥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对分析辐射化学兴味盎然，而——轰的一声——广岛的数十万人便一朝殒命。同样的例子也阐明了内斯比特的规则——那个有关得到机器的后果的规则。一旦你期望得到汽车、尼龙或者核武器，你就得以一种恒久的方式与之纠缠不休。
但是菲利普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他的世界里，他建造过的每一个玩具城堡都被放大了。在我们的世界里，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摆弄着数以百万计的玩具，但只有极少数玩具会变大。大多数技术冒险仍然只会是玩具，仅对专家或者历史学家而言才有兴味。少数玩具壮观地成功了，并且变成了我们生活结构的组成部分。纵然可以利用“后”见之明，仍然很难理解，何以一项技术能够取得势不可挡的成功，而另一项甫一落地便已死去。性质上的细微差异会有决定性的效果。有些时候，无人能够预料到的事故，能够使某种特别的玩具变得恐怖骇人。当奥托·哈恩在1938年偶然发现核裂变的时候，他对核武器甚至没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丝毫征兆表明他正踏足在危险的地面上。当七年后听到来自广岛的消息，他被一种悲伤抓住，以致朋友们担心他会自杀。
科学与技术，如同人类精神的所有原创性创造一样，是不可预见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牢靠的办法去标记玩具的好与坏，精确的校准技术或许会变得更容易些。但是我们很少能向前看得足够远，以了解哪一条道路会把我们引向地狱。无论是谁，只要他操心重大的技术，或者要推进它，或者要制止它，都在拿人类的生命豪赌。
科学家不是唯一的摆弄那些会突然爆炸并导致帝国倾覆的智力玩具的人。哲学家、先知、诗人也会做同样的事。长远地看，科学家置于我们手中的技术手段或许不会比操纵这些手段的意识形态目的更为重要。技术是强大的，但它并不统治世界。内斯比特活得足够长，她看到了人类的十分之一如何被一些思想统治，而这些思想就是那个在家里被称为“老尼克”的男人在大英博物馆的那些漫长而安静的日子里想出来的。老尼克，卡尔·马克思的别名，是她的朋友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的岳父。
在他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马克思是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在他死后，他成了一半世界的拯救者和另一半世界的毁灭者。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构建拯救者和毁灭者的神话的根深蒂固的倾向。这种神话，一如其他的神话，有一种真理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的世界，或许拥有一个理性的外观，但它对这种神话并不免疫。伟大的科学人物，拥有一种品质，一种意志和性格的强度，这些使他们从普通科学家中脱颖而出，正如马克思与一般经济学家迥然不同。我们不会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动力学，正如我们不会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力学——如果我们忽视神话和符号的支配性影响的话。(1)
在经济学家约翰·梅奈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去世前几年，我有幸聆听了他关于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一个演讲。那时候，凯恩斯自己也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沉疴缠(2)身，作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经济顾问仍然肩负重责。他从官方职责中偷空数小时去追逐自己的爱好——研读牛顿未出版的手稿。直到生命的结束，牛顿都把他早年所写的东西藏在了一个大盒子里，这些东西只是到了最近才重见天日。凯恩斯发表演讲的建筑正是牛顿在270年前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这是一个古老、昏暗、寒冷的房间，挂着战时用来管制灯火的窗帘，几个听众围着一星灯光，而灯光下，枯槁的凯恩斯瑟缩成了一团。他言辞热烈，苍白的面容和环境的黯淡反使他的讲话更让人印象深刻。下面是他讲话的一些摘录。
当一个人对着这些古怪的收藏沉思的时候，他似乎更容易理解——在其他的方向上，我希望，它不致引起扭曲——这个奇怪的精神，他被魔鬼诱惑去相信，他既然在四面墙体间解决了那么多问题，他就可以单凭纯粹思想的力量触及上帝和自然的所有秘密——哥白尼（Copernicus）和浮士德（Faustus）合二为一。
有一大段，从字迹看属于最早的手稿之一，与炼金术有关——
(3)(4)嬗变、哲人石和不死之药。
他的所有关于玄学和神学事物的未刊作品，都是精细的研究，有着精确的方法和严肃的表述。如果它们的整个题材和目的不是有关魔法的，它们就和《原理》一样是神智正常的作品。
我为什么把他称为一个魔法师？因为他旁观着整个宇宙，而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视为一个谜，一个将纯粹思想应用于某些证据和线索就能读出的谜。而这些线索，是上帝摆在那里以供某种秘传的哲学寻宝活动之用的……他确实读到了诸天之谜，而他坚信凭借同样的内省的想象的力量，他能读懂上帝之谜，由上天宿命地确定的过去与未来之谜，元素及其由一种原始不可分的第一物质构成的成分之谜，健康与不朽之谜。
牛顿是一个被认可的极端例子。我引用凯恩斯的这些话，并非暗指每个伟大的科学家要把他一半的时间花在魔法的繁文缛节中。我是说，任何超然伟大的科学家似乎也会具有一些普通人在某种意义上会视为超人类的个人品质。如果没有被与生俱来地赋予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大性格，他是不能够在科学领域建立起他做出过的功业的。所以传统神话把科学家的形象和占星家（Magus）联系起来是毫不奇怪的。Maji是古波斯拜火教的神职人员，“magic”一词就来自他们的名称。科学家—占星家的神话的最完备形式，出现在《浮士德》的故事里：这个学识渊博的人，为了换取深奥的知识和魔法的力量，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浮士德》的故事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还相信它。当你说某项技术是浮士德式交易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指什么。在理性讨论水平之下的某处，这个神话依然鲜活。
后面我要谈论许多科学家，作为拯救者或者毁灭者，他们得到了公众间的名声。这样的名声常常短暂，甚至具有欺骗性，但它们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传达出了公众对某人做了什么要紧事情的认可。公众也从这些人身上辨认出了一种特殊的个人品质。在我的一生中，最伟大和最天才的拯救者是爱因斯坦（Einstein）。他特殊的品质是得到广泛承认的，虽然要付诸言辞不无困难。我不会谈论爱因斯坦，因为就个人层面我并不认识他，而对于那些已经被他人谈论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好增加的。
在魔幻城堡中，不仅有拯救者和毁灭者，还有一大群诚实的手艺人、工匠和作家。科学的许多乐趣是熟练工的扎实工作的乐趣。对于将生命投注到一种共同的努力中，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愉悦，而在这一努力中，牢靠比原创性更加重要。为其他人建造好的工具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我们并不是都有成为头号角色的天分或野心。科学事业得以常葆健康的本质原因，在于人们共有一种对质量的尊重。每一个人都能从他们工作的质量中收获荣耀，而只要我们制造了任何粗制滥造的赝品，我们都不会在同事中受到待见。唯有质量才算数，这一点使得哪怕按部就班地工作都是值得的。
最近，一个新的占星家在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作家，罗伯特·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他带来一本书，《禅与摩托车维护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他的书探讨了科学的对偶性质——一方面科学是一种专用手艺，另一方面科学是一种智力痴迷。在经验的这两个层次间，他穿梭自如。在实际的层面上，他向非科学的读者描述了重视质量的技术的好处。对这一应当驾驭科学的实际用途的原则，摩托车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在智识水平上，皮尔西格将他自己对技术的哲学追问叙事性地编入了他对技术的讨(5)论，这一叙事以精神上的崩溃和重建结束。斐德罗（Phaedrus），皮尔西格的另一个自我，被智力上的挣扎牢牢控制，他精神错乱了。为了作为一个人能活下来，皮尔西格将斐德罗从他的意识中驱逐了出来，但是斐德罗又回过来对他纠缠不休。最后，飞驰在摩托车车背上的小男孩克里斯（Chris）成功地将斐德罗和皮尔西格拉在了一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出个人的戏剧更加深了皮尔西格对技术的洞见。就专业而言，皮尔西格是一个作家而非科学家，但是他努力将整个人类经验理性地有序化，正如牛顿在300年前所做的。在蒙大拿（Montana）的研究中，他研读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家，正如牛顿在剑桥的实验室里研读古代炼金术的文本，努力将他们都带到了疯狂的边缘。最后，他们每个人都放弃了规划中更为宏大的部分，满足于理解一个远为有限的领域。我们正努力与技术和解，而皮尔西格带给我们这代人的信息就更加深刻和强化了——就因为他之为他且见他所见：(6)
占星家琐罗亚斯得，我死去的孩儿，
见到他自己的影像在花园中举步。
那个幽灵，唯一的人，是他之所见。2 浮士德的救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我得到一本比亚乔（Piaggio）的《微分方程》。它并非来自我的老师。那时候我还没有走进过大学或者科技图书馆。我的知识之门，是我寄给不少图书出版商的手写信：“亲爱的先生，请向上面的地址寄一份你们的科技出版物目录。此致敬礼。”相当靠谱，目录几天之内就会寄到。最令人振奋的目录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他们有一个很长的图书列表，其内容都和挑战号在1872—1876年间的探险有关。“HMS挑战号”的航行是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海洋科技探险，小船带回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以至于到1931年他们还在卖相关的书籍。我有时会模糊地怀疑是否不会再有类似的航行了，是否我不会有机会随它远航了。但我囊中羞涩，挑战号丛书对我来说过于昂贵了，我的海洋学家的事业因此未曾开始便已结束了。
数学就廉价多了。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通俗读物，但觉得很不过瘾。每当我认为自己正在接近问题的核心的时候，作者就会说“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理解爱因斯坦，你必须理解微分方程”，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对于何为微分方程，我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我知道它是爱因斯坦的语言，我必须学会它。所以当收到乔治·贝尔及其子有限公司（G.Bell and Sons Limited）那一份单薄的目录的时候，那一整天我都是喜气洋洋的。目录里面有比亚乔写的《微分方程》，价格12先令6便士。我从未听说过比亚乔，但这价格我还负担得起，所以就立刻去书店订购。书如期到了，很小巧的一本，用浅蓝色布简单包了边。我学期中间太忙，顾不上它，就把它留到了圣诞节假期。
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住在海边的小屋里，那是父亲买来作度假屋用的。他是一个音乐家，在温彻斯特一个学校里做音乐教师，我小时候在那读过书。他喜欢教师的生活：每年有三个月假，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指挥和作曲——哪怕是在学期中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朝圣者》（The Canterbury Pilgrims），取材自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的序幕，是一组包含独唱、合唱和管弦乐合奏的乐章。我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温彻斯特演出，献给“M.L.D，词作者”。那是我母亲，跟父亲一样，她有着对乔叟及其塑造的不朽人物的热爱。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又一个乔叟的朝圣者的现代化身。那时我父母就会交换下眼神，我母亲会吟一行乔叟的句子，或者我父亲会轻轻哼起恰当的曲调。温彻斯特肥胖的牧师会让他们记起乔叟笔下的僧侣：
他是个胖官儿，穿得真体面；他眼睛亮，额头上溜溜转，忽闪闪像那壶底的火焰。 在街上开着劳斯莱斯的医生会让他们记起乔叟的医生：
大瘟疫中挣的钱他都存着。医药中黄金是兴奋剂，故此他爱黄金甚于其他。
英国乡郊的景色和声响会让人想起乔叟对它的描述：
小鸟哼唱美妙的旋律，
哪怕晚上睡觉也睁着眼，
所以它们内心里都是工作狂。
假期中我们住在小屋的时候，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清晨用三个小时作曲；下午的时候，他喜欢四处走走，改善改善他那40英亩的湿漉漉的田地。对那块地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因为它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线的海平面以下，已经被海水淹过很多次了。我们该维护好我们的那部分堤防来防止海水倒灌。这块地是用流向班尼（Bunnies）的一个沟渠系统排干的。班尼是埋在大堤底下的一根管子，一端带着一块木板：退潮时木板打开让海水从地里排出，涨潮时则关上阻止海水灌入。班尼真是父亲的赏心乐事——没有比站在齐腰深的又冷又黑的淤泥里疏通一个堵塞的班尼更让他开心的了。如果班尼工作良好，他就会去挖掘沟渠。美中不足只缺一样。为了让欢乐更趋完满，他喜欢叫正在长大的儿子和他一起到泥地里去，给他搭把手做个伴。
对于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的概念全然不同。我带着珍贵的比亚乔的书来到海边小屋，不愿跟它分开。很快我就发现，对一个独处的学生来说，比亚乔的书再合适不过。它是一本严肃的书，并且迅速就进展到了更高等的领域。不过和大部分高等教材不同的是，它里面充满了“例题解答”。书里有超过700道这样的题目。没有例题的教材和有例题的教材的区别，就跟学习读一门语言和学习说一门语言的差别一样。我是想说爱因斯坦的语言的，所以我一道一道地做那些题目。早上六点开始，晚上十点结束，中间很短的时间用来吃饭。一天平均14个小时。我再没有如此享受过一个假期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开始担心起来。母亲伤心地看着我，引用乔叟描述奥克森福特（Oxenford）的办事员的话说：
在学习上他花了最多心思和时间，如非必要绝不多置一言。
她警告我，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毁了身体，烧坏脑筋。父亲也央求我，让我匀出几个小时，停下计算，帮他干点沟渠里的活。但是他们的恳求只让我更加顽固。我恋上数学，心无旁骛了。我也敏锐地嗅到了战争迫近的气息。那时候我们虽不知道那是我们在和平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但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战争要来了。我知道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才15岁而后在1917年和1918年进入战壕的男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无论有多少可能性，我都没有多少年头可活了，不做数学的每小时都是可悲的浪费。父亲何以如此麻木，竟想通过让我帮他疏通那愚蠢的沟渠来毁掉我在世上的最后几天？对于父亲的麻木，我悲哀甚于气愤。
在那些天里，我满脑子都是E.T.贝尔（E.T.Bell）的书《数学人》（Men of Mathematics）里的浪漫散文。那是一本大数学家的传记集，一本非常适合男孩阅读的好书［不幸，它没多少东西鼓舞女孩子，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Sonya Kowalewska）的故事只占了半章之多］，它唤醒了我们这代的许多人去认识数学的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章是“天才和愚蠢”，它描述了法国数学家伽罗瓦（Galois）的生与死。他是在20岁的一场决斗中丧生的。抛开关于他的所有伤感文字不谈，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他的死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伽罗瓦群和伽罗瓦域在140年后仍然是数学中鲜活的一部分。贝尔如此描述决斗的前夜：“整个夜晚，时间飞逝，他奋笔疾书，赶写他最后的科学遗嘱。他在和时间赛跑，在可预见的死亡牢牢抓住他之前，他要记下他丰富的头脑里的几件大事。一次又一次，他停下来，在稿纸边缘字迹潦草地写下‘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了’，随后又匆匆去写下一行。他在那绝望的最后数小时写下的东西，将让一代代数学家忙活几百年。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数个世纪的谜(7)题：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方程可解呢？”这些话为我跟比亚乔一起度过的漫长时间增添了些许伤感。如果我注定要在19岁时死去，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年轻军官那样，那么我会比伽罗瓦还少活一年。
圣诞假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假期结束前，我已经接近比亚乔的700个例子的末尾了。我开始跳过一些例题。我甚至乐意抽出一两个小时和母亲散散步。对这种跟我聊天的机会，她期待已久，早就准备充分。所以在假期结束前几天，我们一起出去了。
母亲的职业是律师，她对人有强烈的兴趣。她喜欢拉丁和希腊诗人。她用非洲奴隶泰伦提乌斯·阿非尔（Terentius Afer）的剧本《自虐者》（The Self-Tormentor）中的一句开了场：“我是一个人，人间的一切无不与我息息相关。” 阿非尔后来成了最伟大的拉丁剧作家，而这是一个她长期信奉的人生信条，直到以94岁高龄辞世。我们走在泥泞和开阔水面之间的大堤上，她告诉我，这个也应该作为我的信条。她理解我的缺乏耐心和我对于比亚乔的抽象美的激情。但是她央求我在急于想成为数学家的时候不要失去我的人性。她说，有朝一日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醒来后却发现自己从没有花时间去结交朋(8)友时，你会深深后悔的。即使你证明了黎曼（Riemann）猜想，如果没有妻儿分享你的成功，那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会发现就连数学本身也变得枯涩无趣，如果那是你唯一感兴趣的事情的话。
我听得漫不经心，我知道那些现在还用不上，可以以后再考虑。在结束了非洲人特伦斯（Terence）的故事之后，母亲又开始援引歌德的《浮士德》。她向我讲述《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浮士德如何夜以继日地读书，如何雄心勃勃想了解所有事情和驾驭自然之力。他如何变得越来越自我，变得越来越不能自我满足。他如何完全变坏，为了换取知识和力量，他如何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他如何尝试想寻找与格雷琴（Gretchen）的快乐却只得到痛苦和悲剧——因为他不具备无私的爱的能力，只能强迫她按自己的意愿爱他。多年后当电影《公(9)民凯恩》（Citizen Kane）被从美国引进时，我去看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认识到因为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的艺术才能，母亲口中的《浮士德》的形象又一次栩栩如生。凯恩和浮士德，浮士德、凯恩和我，每个人都因为自私的雄心而被诅咒永远不会拥有友谊。
不过母亲并没有让我不舒服。她继续侃侃而谈《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歌德老年时期的作品，在其中浮士德最终被宽恕了。天堂的势力和地狱的势力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浮士德能够找到一刻真正的幸福，而他的灵魂那时恰又是平和的，那么他将被宽恕。在许多页枯燥的散文行文之中，他徒劳地寻找着那个极乐时刻。他见到了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和许多其他神话人物，还染指做过一个统领军队的将军，但是都没有发现满足感。最后，他年老目盲，来到一个荷兰人的村落，那里所有人都在为保护土地不受海水吞噬而进行着绝望的抗争。村子里的人都在大堤上挖淤排水，一起拼命干活，抵御这个共同的危害。浮士德顾不上考虑自己虚弱的身体，加入他们埋头干起活来。突然间，他意识到这就是那个他终生在寻找的极乐时刻，那是与同伴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时的快乐，那是投身到一个远大于自己的事业中的快乐。所以他死后被宽恕了，天使唱诗班将他带入天堂。后来我偶然间读到《浮士德》第二部分的末尾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在大坝上的荷兰人村落的场景，被我鲜活地记住，更多仰仗的是我母亲的想象力而非歌德的。在歌德的笔下，它只有一个苍白的影子。很可惜，关于这个故事，歌德没有听到过我母亲的版本。
所以我的救赎之路是明确的。那就是到沟渠里跟父亲一起待着。勉勉强强，我在淤泥里跟他泡了一下午。倒没有天使过来引领我上天堂。
假期结束，我回到学校，很快看完了比亚乔，准备好要开始读爱因斯坦了。不幸的是，我的图书目录中没有提供任何爱因斯坦写的东西，那段时间我卡住了。我从剑桥大学出版社买了爱丁顿（Eddington）的《相对论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Theory of Relativity），开始读它。在读过比亚乔之后，这本书读起来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母亲的智慧之语正在慢慢进入我的潜意识，准备让我大吃一惊。理论上，我同意她说的，人的团结和友谊是一个圆满的人生的必要因素。但在实践上，起码在那个时候，我还看不到我能做点什么。
和那时其他人一样，我非常担心即将来临的战争。我并不担心赢或者输。从那个时候看，无论赢还是输，值得保存的东西能够熬过战争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在我看来，这是一场绝对邪恶的战争。我唯一在乎的只是尽我所能阻止它开始。而阻止它的唯一方法，是改变两边制造战争的人的心意。很明显，唯有根本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才会有效果。
我曾竭力理解引领我们走向战争的那些仇恨的深层次原因。我的结论是，引发战争的最基本原因是不公正。如果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世上的财富，如果在人生这场游戏中，我们都被给予同等的机会，那么将不会有仇恨，也不会有战争。所以我问自己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战争，为什么上帝允许不公正，我找不到答案。在我看来，不公正的问题比战争问题更难解决。上天给了我好的头脑、好的身体、书籍、教育、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更不用说食物、衣服和庇护。我如何能想象一个世界，在那儿威尔士矿工的儿子和印度的农民不能和我一样幸运？
3月的一个下午，灵光不期而至。我正走向学校的公告栏，去看我的名字是否列在第二天的足球比赛名单上。我不在名单上。突然灵光一闪，我一下看到了我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战争问题和不公正问题。答案简单得让人吃惊。我称之为宇宙统一体（Cosmic Unity）。宇宙统一体说：我们仅只一人。我们都是同一人。我是你，(10)我是温斯顿·丘吉尔、希特勒、甘地（Gandhi）和每一个人。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因为你所遭受的也正是我所遭受的；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只要你明白杀我也就是杀你自己。
有那么几天，我默默在脑子里思考宇宙统一体的玄学。我思考得越多，我越相信它是活生生的真理。它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它第一次给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向人类提供了内心和思想的最根本改变，那是我们面临令人绝望的危险时获得和平的唯一希望。只有一个小问题悬而未决——我得找一个办法让世界都像我这么想。
传教工作开始得很慢。我不是个好的布道者。我向学校的朋友详细解释了两三次我的新信仰，我发现很难保持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并不急于听到更多。他们一见我过来就作势欲逃。他们都是脾气很好的男孩，通常会包容古怪的行为，但是他们反感我道貌岸然的论调。当我对他们布道时，听起来我太像校长了。所以最后我只成功地改变了两个人的信仰，一个是全心全意的，另一个则半信半疑。就算全心全意的那一个，也没有分担我的布道工作。他不喜欢将信仰说出来。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可能缺乏一个宗教领袖应该具有的一些本质性的品质。相对论更适合我。几个月后，我放弃继续让别人改宗的企图了。当一些朋友迎上来，兴高采烈地问“宇宙统一教主，今天怎么样啊”时，我只是回答：“很好，谢谢。” 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暑假的时候，我做了最后一次传教的尝试。我邀请母亲一道再沿大堤走走，我跟她说了我关于希望和荣耀的想法。看到我已经发现天地间除了微分方程还有更多的东西，她显然很高兴。她对我笑着，没说多少。我谈完之后，问她对此怎么看。她慢慢回答说：“是的。我相信类似的事情已经很久了。”3 少年十字军
空军中校麦考高（MacGown）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前导机队的首席医疗官。他现在在兰开斯特（Lancaster）83Q飞机上。在1944年1月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他要从怀顿（Wyton）空军基地飞往柏林。怀顿是83中队的家，而83中队是前导机队创建之初即已存在的中队，负责引导对德国城市的夜间空袭。我站在跑道旁，湿冷的风扑面吹打着，83中队的20架兰开斯特飞升消失在夜空里。这些飞机都严重超载，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升空。兰开斯特有着惊人的载弹量，而自1942年投入使用开始，它许可的装载量就一再被刷新。轰炸机起飞后，我便转身进屋去喝一杯茶。
作为战时的军事基地，怀顿的脏和乱名副其实。举目所见，是没完没了的水坑、兵营、装满炸弹的库房，而损坏已不值得一修的设备残骸散布各处，锈迹斑斑。两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天气好坏，83中队都一夜接着一夜地飞出去轰炸柏林。平均起来，他们每出去一次就会损失一架飞机，而每架兰开斯特上载有机组人员七人。
那个冬天，轰炸机司令部竭尽所能反复轰炸柏林，因为在西方军队开进欧洲之前，这是能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最后时机。驾驶飞机的年轻人被告知，柏林之战是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而他们正在取得胜利。我不知道他们当中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我只知道此话绝非事实。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仗其实是打败了。我见过他们是怎么轰炸的——炸弹被四处投掷在一片广大的区域。轰炸机损失急剧攀升。以这种方式连续进攻柏林，是不可能对战争进程有任何决定性影响的。柏林确实有许多重要的战时工业和行政中心，但是轰炸机司令部并没有尝试找到这些目标并进行单个打击。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密集的方式把燃烧弹撒在了城市的上空，并用很小比例的高爆炸弹吓唬地面救火人员。对于这种攻击，选择性地防守就足以应对。重要的工厂被消防小组保护起来，只要燃烧弹一掉到要害地区他们就可以迅速处理。所以常常发生的事情是，轰炸机司令部“摧毁”了一座城市，而几周后的航空侦察却发现，在民居的残垣断壁间，工厂居然在照常生产。
战争中，只有两次，轰炸机司令部的燃烧弹袭击异常成功。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发生在汉堡。在一片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地区，我们集中了如此多的火力，一场火力风暴被点了起来，熊熊的烈焰烧死了四万人。火势所到之处，一切灰飞烟灭。我们其他的攻击，哪一次也没有达到这次火力风暴的摧毁性效果的十分之一。在柏林，要获得军事上有意义的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点燃一场火力风暴。可以想见，一场席卷柏林的火力风暴会实现那些当初创建轰炸机司令部的人们的梦想——“空中制胜”曾经是他们的口号。但是在1944年1月，我知道这是不会发生的。火力风暴要有可能，投弹必须异常准确，而且不能受到地面防守的严重干扰。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柏林的防守愈益增强，轰炸分散得也就越发严重了。只是在我到访怀顿一年之后，又一次，德国被攻入了，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惨遭蹂躏——我们又成功地点起一场火力风暴。那是1945年2月，地点：德累斯顿（Dresden）。
我是个在轰炸机司令部总部工作的平民科学家。从天真的宇宙统一体开始，我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属于一个叫运筹部门的分支机构，其职责是向总司令提供科学建议。我参与了一项统计研究，旨在查明在飞行员的经验和他们被击落的可能性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司令部的信条是，随着经验的增长，一个飞行员在一项任务中生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机组人员在接受训练的时候被灌输的就是这样的信念，“宣传机器”也是这样对公众说的。机组人员被告知的说法是，当你挨过了头五次或十次任务，你就懂行了，你就会学会如何快速地确定德国夜间战斗机的位置，你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活着回来了。相信这些，无疑对于保证机组人员的士气是好的。中队的官员都是许多次任务的生还者，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能活着回来，要归因于他们个人的技术水平和个人的意志，而不是纯粹的侥幸。他们也许是对的。在战争的头几年，事情确实如此，有经验的机组人员能更好地活下来。在我来到轰炸机司令部之前，运筹部门已经作过一项研究，印证了官方所谓“经验能助人生还”的说法。那项研究的结果当然受到所有人的热诚欢迎。
不幸的是，当我用更好的统计方法和更新的数据重复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事情变了。我的研究基于完整的记录，还小心地排除了任何诸如没有经验的飞行员会被安排相对容易的任务等所带来的虚假的关联性。我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在1942年存在的那种损失率随经验降低的结论，到1944年已不复存在了。仍然有很多看似例外的个案——有经验的机组人员通过英雄主义的努力把严重损毁的飞机开了回来，而如果是新手的话几乎肯定会丢掉性命。但是这些个案并不改变如下事实：有经验的机组人员的技术和献身精神的总体效果，在统计上是不可察觉的。无论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的机组人员，都被(11)无区别地击落了下来，就跟1916年在索姆河（Somme）战役中走向德军机枪的那些年轻人一样。
经验和损失率之间关联性的消失，应该被我们的总司令视为一种警告的信号，它告诉他，他在面对某些新问题。在运筹部门里，我们有一个理论去解释为什么经验不再能救得了轰炸机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理论是对的。这理论叫作“倾斜式机炮”（Upward-Firing (12)Guns）。在每一架轰炸机上，有四名成员负责在天空里持续搜索战斗机的身影：在前排是驾驶员和投弹手，在尾部和中上部枪座位置是两个枪手。机身垂直正下方是轰炸机的盲区，不过传统上武装战斗机要从正下方接近轰炸机而不被察觉是不可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德军战斗机配备的不再是传统装备了。他们有可以垂直向正上方瞄准的加农炮，它配备有一个简单的潜望镜式的瞄准器。这种配置可以让飞行员在轰炸机下悄悄飞行的时候仔细瞄准目标。飞行员的主要问题，是避免被轰炸机解体时飞出的大块碎片撞击到。
83中队，是一个老牌先导中队，有经验的机组人员数目要超出平均水平。在一个正常的中队，一个飞行员通常要出勤执行任务30次。战争中期几年的轰炸机损失率平均是4%。这意味着一个飞行员完成十次正常飞行就会遇到三次。前导机队成员签了约需要完成60次任务的往返飞行。在1943年到1944年冬，随着一次次攻击柏林，飞机损失率高出了平均水平，生还的机会也随之更小了。
我从司令部总部来到怀顿，为的是看看那许多针对战斗机的雷达反制措施运转如何。雷达运转良好，但是它们没什么用，因为它们区分不出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怀顿，我还希望能够搜集到一些信息，希望它们对我研究经验对损失率的影响有用。我原以为我能够和一些有经验的机组人员交谈，获得第一手的印象，那样我也可以对在柏林上空的夜战中真正发生了些什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但是我很快就清楚了，在机组人员和一个平民旁观者之间，严肃谈话是不可能的。首先，损失率的话题是一种禁忌。空军的传统和权威都不鼓励单个的机组成员去计算这种几率。对这种几率思虑过多的飞行员可能会崩溃。一个和同伴谈论这种话题的飞行员有触犯中队纪律的危险。司令部总部已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总部任何讨论生还率的文件都不会让中队接触到。中队里有效的仍然是老规矩——“勿问原因何在，唯有报国牺牲”。
机组人员并没有被禁止和我说话，他们想和我说多少都可以。但是隔着一道鸿沟，他们对我，抑或我对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是些20岁的年轻人，和我年纪相当。他们已经直面烈火中的死亡30次了，如果走运，还有另外30次等着他们。我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他们知道——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不过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毛孩子中的一员，在战争中找了份容易的民事工作，可以生活得安然无恙。两个20岁的年轻人，要是中间隔着这样一道障碍，他们互相之间还能谈些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怀顿，我可以自由与之交谈的人是空军中校麦考高。他负责八个先导机队的成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高高的个子，银色的头发，他看上去已经很老，虽然他实际年龄不会超过40岁太多。对于年轻人里谁什么时候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征兆，以及他是否可以继续服役或者应该从中队里转出去，他拥有最终的权威。对于崩溃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司令部设计的规则，使得机组人员必须要考虑转向一种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当一个年轻人因为精神原因而被调离时，调职原因的官方记录会是诸如“品格上有欠缺”之类的话。其结果是，他们被官方宣称为懦夫，此后只能被分配一些卑微丢脸的工作。尽管有公众面前的耻辱和不光彩需要忍受，精神崩溃者的数量可不在少数。在司令部总部，我们知道，在服役期完成前就调职的人员数目，和能够完成全部飞行任务的人员数目差不多是相当的。我们被禁止知道那些调动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精神问题，但是麦考高中校知道。
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晚他要飞往柏林，我大感震惊。他说机组人员喜欢他和他们一道。中队里众所周知的是，有医生在的飞机常能安全返回。在前面的两个月里，他已经往返柏林六次了。起初我以为他一定是疯了。为什么一个年长的全职医生要一再不顾性命去参与那些极端危险的任务呢？后来我明白了。对于他这个对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和灵魂负有职责的人来说，这是表示他在乎他们的唯一办法。要不失自尊地面对那些崩溃的年轻人并且说他们“品格上有欠缺”，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当麦考高和140名（20×7）机组人员飞往柏林的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需要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的少数机组成员会参加一个啤酒酒会。年轻人们一边灌进去很多啤酒，一边还高唱他们中队的歌：
我们带炸弹去柏林，
我们不把它们带回来……
他们唱着，在每首颂歌的结尾，人们附和着：
83中队——83个男子汉。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为悲伤的啤酒会。清晨，我听到兰开斯特返回的声音——只损失了一架，不是麦考高乘坐的那一架。
去过怀顿之后，我认为唯一还有尊严的事情，就是放弃我在司令部总部的工作投身军旅。鉴于我在数学上的训练，我认为他们会接受我做一个领航员。但是在做这种激烈的事情之前，我和母亲讨论了整个情况。她立即就知道我处于何种利害攸关的当口。她知道直接诉诸我的怯弱是不会奏效的，她转而说我不能胜任。“成为一个领航员，你是绝对没有任何希望的，”她说，“你每一次都会把自己弄丢。当然，如果你认为跑过去把自己杀掉是正确的事情，我也就不争辩什么了。但如果这样，损失一架飞机可就太可惜了。”她的话收到了预期效果，我放弃了英雄式的自我牺牲的念头，不声不响地回到轰炸机司令部的工作中去了。
那个冬天，在我们攻击柏林的时候，德国人也会不时地往伦敦上空丢几颗炸弹。但是与我们的攻击相比较，他们在规模上就逊色很多了，而且除掉鼓舞柏林人的士气，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目的了。1940年伦敦遭受严重空袭的时候，我们对柏林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当1944年2月德军飞机在城市上空轰鸣的时候，我并不担心，也没有从床上下来跑到地下室去。我想到了飞机上的那些德国年轻人，他们以身犯险，为的只是给宣传机构的写手们提供早晨的宣传材料。我正沉思着这种以牙还牙的轰炸游戏和我们在忙活的严酷战争之间的过于沉重的不相关性，就在那时，传来一阵惊人的爆炸声，我卧室窗户的玻璃应声震碎掉到了地板上。离我两座房子的距离，就在女王之门（Queen’s Gate）和孔索尔特王子路（Prince Consort Road ）的拐角处，法兰西研究所（Institut Francais）遭到了直接攻击。
在战前，研究所是伦敦的法裔社区文化中心。据说1940年戴高乐（de Gaulle）从法国过来并且未经任何合法授权就宣称自己是自由法国的领导人的时候，在英法侨极为不快。在整个战争期间，研究所的法国人和戴高乐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零星的争议。我和母亲跑到街上去看燃烧中的研究所，在冬夜里，那里火焰冲天。也许，那些在天空盘旋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戴高乐派来报复他的宿敌的。但是无论你怎么看，这种轰炸都毫无意义。
在运筹部门里，我们这些研究轰炸机损失原因的人认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很有希望，它可以降低损失率。我们想把两个枪座和与之关联的机械设备及弹药都从轰炸机里拆卸掉，并且把机组人员从七人减为五人。经验并不减少损失率的证据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在夜间，枪手对于保护轰炸机基本无用。轰炸机的基本问题，是它太慢和装了太重的东西。枪座太重了，在空气动力学上是一种糟糕的设计。我们估计，拆掉枪座，再用平滑的整流罩堵上洞口，轰炸机的时速可增快50英里，操作上也会变得容易得多。轰炸机损失率逐夜有显著的变化。我们知道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德国战斗机操控者能否在轰炸机群进入目标区域之前成功锁定它们。额外的50英里的时速可能会使结果大为不同。我们催促司令部，最起码可以做个实验，把少数几架兰开斯特上的枪座拆掉——很快就可以发现，没有枪的兰开斯特是否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击落。私下里，我想要拆掉枪座还有一个原因：哪怕这种改变并不能挽救一架飞机，它至少不会让枪手白白丢掉性命。
我们给总司令提供的所有建议，都是经由我们部门的主管传达上去的，后者是一个职业的文职人员。他的指导原则是，他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对这一原则的恪守，在战争末期给他赢得了他所期望的提升，后来还让他获得了骑士身份。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主管如何行事的时候我如何深受冲击。当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WAAF）的中士拿着最近一次对法兰克福的攻击的轰炸区域图来找他的时候，我刚好在他的办公室里。像往常一样，从闪光照片上拍下来的命中点被画在了地图上，围绕瞄准点还画了一个半径三英里的圈。原指望这张图和我们对雷达的分析会一起被提交给总司令。但我们的主管闷闷不乐地看了图纸几秒钟，然后把它还给了中士。“真糟糕，掉在圈内的炸弹真少，”他说，“交上去之前，你最好把圈改成五英里的。”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当了解到我们的主管对我们关于没有枪座的轰炸机可能更容易生还的建议持暧昧态度，我就丝毫也不觉得奇怪了。这就不是总司令乐意听到的那类建议，所以我们的主管也不乐意听到。要反对英勇的枪手可以保卫机组成员的神话并推进拆掉枪座的想法，甚至于去反对司令部里那种大规模的官僚主义积习，也许都会让我们的主管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争斗。这或许不是他指望能够赢得的战斗。无论如何，一个文职人员的直觉告诉他该避免这种争斗。枪座继续留在了轰炸机里，而枪手继续毫无价值地死去——直到战争结束。
在司令部总部，我和一个半爱尔兰血统的年轻人共用一个办公室，他与我年纪相仿，名叫麦克·奥洛林。他曾在军队当过兵，因为癫痫病退了役。对数学，他知道的没我多，但对真实世界，他知道的比我多。当环顾司令部里的残忍和愚蠢的时候，我内心沮丧，而麦克则出离愤怒。愤怒是创造性的，而沮丧则一无所用。
让麦克愤慨的事情之一是逃生舱口。每架轰炸机的地板上都有一道活门。按照设想，当机长下达跳伞命令的时候，机组成员就可以从这道门逃出去。官方的宣传给机组成员的印象是，如果他们的飞机不幸被击落了，他们会有绝好的机会跳伞逃生。一般而言，相比于困在燃烧的飞机里，他们更担心的是被愤怒的德国人抓住并被处以私刑。事实上，被德国人处以私刑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也只有极少数被俘的飞行员被盖世太保枪毙。在黑暗和慌乱中，在迅速失控的飞机里，由于笨重的飞行服和降落伞伞带的拖累，数目极多的人因为不能准备充分地从那个小洞挤出去而命丧黄泉。跳伞技术是另一个禁忌的话题，一个思想正确的飞行员是不被鼓励去讨论它的。对于中队而言，被击落飞机上的机组人员的真实幸存比例，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完成一次作战航程的几率。如果年轻人们查出了飞机被击中后跳伞生还的比例是何等之小，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倾向于过快跳伞逃生。
麦克可不是个对官方禁忌感冒的人。他搜集到了相当完备的信息，获得了不同机型的失事飞机机组人员逃生后成为敌方战犯的人员数字。他得到的结果令人吃惊。美军轰炸机白天被击落时生还率是50%，老式英国夜间轰炸机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斯特林（Stirling）的数据是25%，而兰开斯特的相应数据则是15%。兰开斯特是我们最新的轰炸机，除了这个方面，它比哈利法克斯和斯特林都要优越。于是老的轰炸机被淘汰掉了，而兰开斯特很快就被补充进中队。在整个司令部里，麦克是唯一担心这种替换会对被击落的年轻人产生什么后果的人。
你很容易争辩说，美军轰炸机和哈利法克斯及斯特林在逃生比例上的差异，要归因于白天和夜晚轰炸时的环境差别。美国人在被击落逃生之前或许得到了更多预警，他们也有更多时间去安排怎么做，而且显而易见，在白天逃生要比夜里更容易。但是类似借口解释不了哈利法克斯和兰开斯特之间的差别。麦克很快发现了兰开斯特低逃生率的真实原因。哈利法克斯的逃生舱口有24英寸宽，而兰开斯特逃生舱口的宽度是22英寸。少掉的两英寸可能让数千年轻人丧了命。
麦克两年时间都在孤军奋战，就为了迫使司令部增宽兰开斯特逃生舱口的宽度。最后他胜利了。这是意志力量对官僚主义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一个患有癫痫病的年轻人战胜了军事部门陈陈相因的惰性。但是麦克的成功慢得让人发狂。麦克搜集到逃生率后，司令部花了许多月的时间才正式承认问题存在。问题得到正式确认后，又要花许多月的时间去说服兰开斯特的制造商就此做点什么。这家公司着手去处理这个问题后，等到新的逃生舱口被设计出来并投入生产，许多月又过去了。只是到了战争临近结束而可能获救的机员大部分都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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