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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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试读：
上部
第一节
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我的眼前，每一件物品，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线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阴影也没有。
母亲死了，就在今天。也有可能是昨天，我不大确定。养老院发来的电报写着：“母逝，明日下葬，节哀顺变。”事情没说清楚，可能是昨天。
养老院位于马伦戈，距离阿尔及尔约一百六十里地。如果乘坐两点那趟公共汽车，我应该能在天黑前赶到。然后我守一夜灵，明天晚上就能回到这里。我已经同上司商量请了两天假。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他难以拒绝。不过，我看出他有些不愿意，我甚至对他说：“你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他没回话。我觉得当时用不着说那样的话。我没必要向他道歉，他应该向我说些同情之类的话。不过也没关系，后天我来上班时，他看到我戴孝，定会说些什么的。这就好像我母亲现在还没去世，等她入土为安之后，凡事才笼罩上哀悼的氛围。
我赶上了两点那趟车，天儿热得厉害。跟以前一样，我在塞莱斯特的饭店吃了饭。饭店里的每个人都为我而感到难过，塞莱斯特念叨着“妈妈只有一个啊”。临走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外。我对此有些絮烦，眼下我还急着到艾玛尼埃尔家。他伯父几个月前去世了，家里有黑领带和黑臂章，我打算借过来。
因为怕误了公共汽车，我一路小跑。这么一来，再加上路途的颠簸、车里的汽油味，以及天上的阳光、马路的反光，我被弄得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正枕在一个士兵的肩上。他微微一笑，问我是不是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我实在不想聊天，淡淡地说了声“是的”。
下车的村庄到养老院还有四里地的路，我走了过去，本打算先看母亲一眼，但看门人非让我先去和院长打声招呼。院长正在忙别的事情，我只好等他片刻。等的过程中，看门人一直和我说话。后来，他带我去院长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院长。院长身材瘦小，上了岁数，衣服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不知道该如何脱手。
他查阅了桌子上的花名册，说道：“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的我院。除了你，她没有其他赡养者。”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责备之意。我刚想开口解释，却被他的话打断：“我的孩子，不用解释。你母亲的档案我已经看过，很明显，你的境遇使你难以照顾好你的母亲。她需要有人陪护，而你并没有足够的收入。不管怎么说，她在这里生活得不错。”“确实如此，院长。”我回答道。
他接着说：“在这个地方，她有不少能聊得来的朋友，岁数都差不多。你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年代的人，相处得来，有话可说。而你年纪轻轻，她要是跟着你过，会感到枯燥无味的。”
事实确实如此。之前母亲在家时，老是盯着我看，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她到养老院，刚开始不习惯，哭过好多次。待上几个月后再让她离开，她还是会抹眼泪，因为已经习惯了。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自去年以来便很少去看望她。另外，如果来一趟，就意味着一个礼拜天啥也干不了，更别说买车票、赶汽车以及坐两个小时车这些麻烦事。
院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不过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身上。最后，他说道：“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很想再去看一眼你的母亲吧。”我没有答话，直接起身，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下楼梯时，他跟我解释说：“我们已经把你母亲的尸体转移到了院里的小停尸间，以免刺激到其他老人。每当院里死了人，紧张不安的氛围都会持续两三天。这样一来，会使院里的服务工作困难重重。”
路过一个院子时，一群老人本来正三三两两地聊天，一看到我们经过，就缄口不言了。等我们走了过去，他们又开始聊了起来，声音很像一群鹦鹉在喧闹。院长在一间矮小的房屋前停下脚步，对我说：“我要先行告退了，默尔索先生。如果有什么事，请到办公室找我。按照计划，葬礼会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之所以让你提前一天到，是为了给你留出守灵的时间。还有一点，关于葬礼，你母亲的意愿是按照宗教仪式来。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但还是应该和你说一声。”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据我所知，虽然母亲不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但她在世时，从未想过什么宗教。
我走进停尸间。这个房间干净明亮，墙壁粉刷一新，顶部有扇天窗，地上摆着几把椅子和一些搁架。房间的正中间，支起的两个搁架上放着一口棺材。棺材盖盖得严丝合缝，但上面的螺丝钉只拧了几下，头部凸出，在褐色的棺材板上显得尤为醒目。棺材旁边坐着一位阿拉伯女看护。她身上穿着白色工作服，头上戴着鲜艳的头巾。
正在这时，看门人走了进来，来到我身旁。他显然是跑过来的，说起话来气喘吁吁：“棺材已经盖上了。我来把它打开，让您再看她一眼。”
说着话，他走向棺材。我赶紧告诉他不用麻烦了。“您不打算看一眼吗？”他有些纳闷。“是的。”我说。
他只好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说，这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为什么不看呢？”听他的口气并非是在责备我，他只是想知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我回答道。“我理解。”他捻了下白色的胡须，没有看我，语重心长地说。
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看起来很漂亮，面颊泛着红润。他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己则坐在我身后不远处。女看护起身要出门，当她经过我们时，看门人对我说：“她长了一种瘤子。”我不大明白，便朝女看护多看了两眼。她的头上缠着一圈纱布，就在眼睛下方。在鼻子部位，纱布是平的。她整个脸上，人能看到的，除了这圈白色再没有别的东西。
她离开后，看门人对我说：“我先行告退了。”我随意打了个手势，他留了下来，站到我身后。后边站着一个人，让我很别扭。夕阳的余晖洒满整个房间，两只胡蜂在天窗的玻璃前横冲直撞，嗡嗡作响。我开始发困了。我没有回头，问看门人：“你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吧？”“有五年了。”他脱口而出，好像早就做好了回答我的准备。
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对他而言，如果你认为他打算在马朗戈养老院待一辈子，他是不敢苟同的。他是巴黎人，今年刚六十四岁。聊到这儿时，我插了一句：“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人？”说完这话，我恍然想起，在去往院长办公室的路上，他跟我提起过母亲。他说平原地区气候炎热，尤其是这里，最好早点让母亲入土为安。之后他对我说，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至今对巴黎十分怀念。如果是在巴黎，尸体停放三四天都没事，但是在这里，可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推着棺材赶着时间把人埋掉，实在让人难以习惯。他的妻子与我们同行，提醒他说：“住口吧，对这位先生说这些是不合适的。”看门人觉得不好意思，向我道歉。为了化解尴尬，我赶紧说：“没事的，没事的。”在我看来，他说得一点没错，而且很有意思。
在停尸间，他对我说，他之所以来养老院，是因为家里没钱。他身强体壮，便主动申请做了看门人。我对他说，其实说白了，他也是被养老院收留的人。不过，他对此并不认同。我早就感到疑惑，一提到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他就称呼他们为“他们”“那些人”，或者直接称呼“老人们”，实际上这些人中的有些人比他还小。很明显，他想告诉别人，他跟那些老人不一样。他是看门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那些人的管理者。
这个时候，那个女看护回来了。天黑得很快，玻璃天窗上方的暮色转眼加深。看门人开了灯，突如其来的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餐厅用餐，但我并没有饥饿感。于是他又提议给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这个，所以就答应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我喝完了牛奶咖啡，想抽根烟，但又犹豫再三，不知道在母亲遗体旁抽烟是否合适。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么做应该没什么。我给看门人递了一根烟，接着我们两人就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开口说道：“您知道，您母亲的院友们晚上也会来守灵。院里有这个习俗。我得搬些椅子、准备些咖啡过来。”我问他能否关一盏灯。白墙反射着强烈的灯光，弄得我昏昏欲睡。他说，那是不可能的。灯的开关设计成这样：开则全开，关则全关。后来，我没有再搭理他。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搬来一些椅子并摆好，又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放好了咖啡壶和杯子。忙完后，他隔着母亲的棺材，坐到我对面。那个女看护也在那边，靠里背着我坐着。她具体在做什么，我看不见。不过根据她胳膊的动作，我断定她是在织毛衣。
房间里很暖和，我喝过咖啡后浑身热乎乎的。夜晚混着鲜花的味道，由大开的门中飘了进来。我觉得自己眯了一会儿，直到被一些微小的摩擦声惊醒。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我的眼前，每一件物品，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线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阴影也没有。就在此时，母亲的院友们进了房间。他们有十来个人，在刺眼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挪着身子，坐到椅子上，没有弄出一点声响。我仔细打量着他们，从脸部到衣服的边边角角，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这样看人在之前还从未有过。但是，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一点儿声音，实在难以相信他们就在身边。女人们几乎个个系着围裙，裙带束在腰间，使肚子显得尤为凸出。我第一次发现，上岁数女人的肚子竟然有这么大。男人们几乎个个拄着拐棍，骨瘦如柴。最令我感到诧异的一点是，他们的脸上看不到眼睛，只看到皱纹丛中一点微弱的光亮。
这些人坐好以后，大都先盯着我看上片刻，再不自然地点下头。他们的嘴唇包裹在掉光了牙的口腔里，让我闹不明白这是在同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痉挛了一下。对我而言，更相信是前者。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围着看门人坐着，正对着我，微微晃动着脑袋。一瞬间，我头脑中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想法：他们好像是特意审判我来的。
没过多一会儿，他们中有个女人哭了起来。我看不到她，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人挡上了。她小声啜泣着，一吸一顿，很有节奏，像是要一直哭下去。至于其他人，他们仿佛都没有听到。他们精神低落，满脸愁容，沉默不语，盯着某样东西发呆，要么是眼前的棺材，要么是手中的拐棍，要么是其他任意东西。那个女人在那里哭个不停。我很纳闷，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任凭她这么哭下去，我实在不愿意，但又不敢当面跟她说。看门人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两句话，她却摇了摇头，回了句什么，然后继续一吸一顿地哭起来。随后，看门人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过了很长一会儿，他没有看我，开口说道：“她跟您母亲关系不错，她说她在这里只有您母亲一位朋友，现在却一无所有了。”
房间里的人就这么坐了好长时间。那个女人的啜泣声与叹息声渐渐减弱，但抽抽噎噎的动作依旧很厉害。终于，她安静了下来。我的困意全无，但觉得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此时，整个房间鸦雀无声，这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我听到一种怪异的声音，但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后来我才闹明白，这声音来自几个老头，他们在啧啧地咂自己的口腔。他们太过专注于想事情，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小动作。我甚至以为，对他们而言，中间躺着的这位死者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错的。
我们喝了看门人端来的咖啡。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大清楚。我记得我夜里醒了一次，看到老人们都坐着睡着了，除了一个老头。他双手拄着拐杖，下巴抵在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像是在看我能睡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又睡着了，直到被腰部的酸痛折磨醒。醒来时，阳光已经悄无声息地照到了天窗上。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头醒了，他咳起来没完。咳出痰后，他如同在做手术一般，吃力地把痰吐到一块方格手绢上。与此同时，其他人都被他吵醒了。看门人说他们该走了，于是他们起身离开。熬了一夜，他们个个面容憔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出门前，一一跟我握手，好像我们沉默不语地待了一夜，反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我感到筋疲力尽。我跟着看门人到他房间，草草洗漱了一番，还喝了杯美味至极的牛奶咖啡。走出房门，太阳已经升起很高。马朗戈与大海之间的群山上空，红光一片。海风越过群山吹来，带着腥味。看来今天定是晴空万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乡下了。如果没有母亲这事，出去散下步该有多好。
我在院里的一棵梧桐树下待着，呼吸着充满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精神了许多。我想起共处一室的同事们，现在到了他们起床上班的时间，而我却在苦苦等候。我又考虑了一下眼前的事，但中间被房里的钟声打断。窗户里面人声嘈杂，一会儿过后又恢复了平静。
天上的太阳又升高了点，晒得我的双脚开始发热。看门人穿过院子来通知我，院长有请。到了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几份纸上签名。他上身穿着黑色礼服，下身穿着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冲着我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我现在就要让他们盖上棺材。你是不是在这之前再看一眼你母亲？”我说“不了”。他对着电话低声说道：“菲雅克，转告他们，盖上棺材。”
然后他对我说，他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坐到办公桌后，两条小腿交叉。他告诉我，除了值班的女看护外，前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院里有规定，老人们都不允许参加葬礼，只可以守灵。他解释说：“这是出于人性关怀。”不过这次例外，他允许母亲的一位好友托马斯·佩雷斯与我们同行。院长微微一笑，接着说：“这种情感有点稚气，不过他与你母亲向来形影不离。大伙儿都开他们的玩笑，对佩雷斯说：‘她是你的未婚妻吧。’他付之一笑。他们俩很乐意听到这种玩笑。眼下默尔索太太先走一步，他很伤心，我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去。不过我听从医生的建议，昨夜没让他守灵。”
有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院长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看到了什么，开口说道：“马朗戈的神父来了。他来得有点早。”他提醒我，教堂在村里，步行过去得三刻钟的时间。之后，我们走下楼。
神父和两个侍童在房前等着我们。其中一个侍童手捧香炉，神父向他弓着身子，正在调整香炉上银链的长度。看到我们到来，神父直起身子。他跟我说了几句话，称我为“我的孩子”。随后我跟着他，一前一后进了房间。
一进门，我就看到棺材后站着四个身着黑衣的人，棺材上的螺丝已经拧了进去。院长对我说灵车已在路边等候，神父也随之开始祷告。从此时起，事情进展加快。四个黑衣人走近棺材，将一块长条黑布罩在上面。神父、侍童、院长和我走出门来。一位陌生的妇人站在门口，院长向她介绍我：“这位是默尔索先生。”那位妇人是院里的护理代表，但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她点了点头，瘦长的脸上没挂一丝笑容。我们站到两边，让棺材先过去。然后我们跟在棺材后面走出养老院。门口停着一辆长方形的灵车，通身漆成黑色，黑得发亮，很像钢笔盒。
灵车旁边，站着身材矮小、着装古怪的葬礼司仪和一位举止不大自然的老头。我知道，这位就是佩雷斯先生。他戴着一顶倒碗状宽边软毡帽，看到棺材时，特意脱帽致敬。他的长裤有点长，裤脚堆在鞋面上。他的黑领带过小，而白衬衣的领子又过大，两者很不搭。他的鼻子上布满小黑点，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他那白花花的头发下，耷拉着两只猩红色的、长相奇怪的耳朵，在苍白的脸颊上尤其显眼。
我们按照葬礼司仪的安排站好位置。神父打头，灵车其次，四个黑衣人站在灵车两侧。灵车后是我和院长，最后是护理代表和佩雷斯先生。
太阳已经升至半空，阳光普照大地，气温急剧上升。我不明白为何非得等到现在才出发。一身的深色衣服，使我燥热难耐。佩雷斯戴上帽子，又摘了下来。院长又跟我聊起了他，我略微转向他，看着他。院长告诉我，母亲常在黄昏时同佩雷斯先生一起外出散步。他们由一位护理人员陪着，一直走到村里。
张望四周的乡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远处的山岭，红色的土地上绿意盎然，远近零散的房屋在阳光下错落有致，分外清晰。看到眼前的景象，我有点理解母亲的感受。同样一幅景象，夕阳西下之时，那会令人多么伤感。然而现在，烈日炙烤着这片土地，风景变得毫无趣味，令人沮丧。
我们终于动身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佩雷斯的腿脚有些不便。灵车的速度渐渐加快，他跟不上，落在了后面。有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跟我走到了一排。我很吃惊，太阳爬升的速度如此之快。与此同时，我突然意识到，空气中早已充满了昆虫的聒噪声和草丛的沙沙声。我的脸上汗流直下，但因为没戴帽子，只能用手绢来扇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话，我没听清。他右手往上推了推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下额头上的汗。“怎么样？”我问。“太阳够毒的。”他指着天答道。“确实。”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令堂大人吗？”“正是。”我答道。“她岁数大吗？”他又问。“她上了岁数。”我也不清楚她的具体岁数，只能这么回答。
谈到这里，他就不说话了。我回过头来，发现我们已经落下佩雷斯五十米左右。他正在紧赶慢赶，手里的帽子晃来晃去。我又看了下院长，他的步伐不紧不慢，没有多余的动作。额头上出了汗，他都没有去擦。
我感觉我们行进的速度比刚才快了。四周依然是烈日炙烤下的乡野，天空的光线依然强烈，使我不敢张目直视。中间路过一段新修的柏油马路，路面的柏油被烈日晒得胀了起来，脚一踩上去，光亮的路面便裂出一道口子。前面车夫头上黑得发亮的帽子，就像是由这柏油做成的。天空是蓝色和白色，身边却尽是黑色：灵车是光亮的黑，人们的衣服是呆滞的黑，破裂的柏油路面是黏稠的黑。置身于这幅景象当中，我感到晕晕乎乎的。眼前这一切，加上皮革、马粪、油漆和香烟的味道，再加上昨夜糟糕睡眠所带来的疲惫，弄得我昏昏欲睡。
再次回头，佩雷斯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隐隐约约看到他在一团热气中，后来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我用目光寻找他的身影，发现他下了大路，进了田野，要斜穿过来。原来他对这里很熟，打算抄近道追上我们。果然，当我们转弯时，他便跟了上来。没过多长时间，他又掉队了。他又斜穿田野，抄近道，如此重复了好几次。与此同时，我走路时，总觉得血往头上涌。
之后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条理，因此我现在没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护理代表在村口同我说话。她的嗓音独特，悦耳动听又带些颤音，跟她那副面容很不和谐。她对我说：“要是走慢一点，就会中暑；走快一点，又一身汗，进了教堂保准着凉感冒。”她说得有道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我还记得几个场景，比如佩雷斯终于在村口赶上我们时的面部表情。他百感交集，脸上淌着泪水。但是由于满脸皱纹，泪水流不下来。它们铺开，交叉，在那张沧桑的老脸上形成一片亮汪汪的光泽。
除此之外，我还记得教堂，街上的村民，坟冢上盛开的红色天竺葵，佩雷斯像散架的木偶一样晕倒，母亲棺材上红色的泥土和混在其中的白树根，人群及其喧闹声，咖啡馆前候车，发动机隆隆作响，以及当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街区时，我的那种兴奋和喜悦：自己即将躺到床上，足足睡上十二个小时。
第二节
这个时候，街灯突然亮起，夜空中刚有些亮光的星星暗淡了下去。由于长时间盯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和明亮的灯光，我的眼睛有些疲劳。湿漉漉的马路和定点驶过的电车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顺滑的头发、银色的手镯和人们的笑脸，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了光泽。
一觉醒来，我才意识到当我向上司请两天假时，他一脸不乐意的样子的原因：今天是周六。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起床后才突然想到。上司肯定明白，我请两天假，再加上周末，便成了四天假期。对此，他不可能乐意。不过，第一，母亲的葬礼不是在今天，而是在昨天，这不能怨我；第二，不管怎样，周末本该是我的假期。即便如此，我还是能够理解上司的心思。
昨天疲惫不堪，今天差点没起来床。刮胡子时，我计划了一下今天的事：游泳去。于是，我坐上了去往海滨的电车。到了海滨，我一头扎进水里。泳池有很多年轻人，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玛丽·卡多纳，曾经与我共事的打字员。当时，我非常渴望得到她。仔细想想，她对我也有好感，不过没多长时间她就辞职了，我们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在泳池里，我扶她爬上了一个筏子，顺势摸了一下她的乳房。她躺在筏子上，我待在水里。她的眼睛被头发遮住，笑个不停。之后我也爬上筏子，挨着她躺下。天气晴朗，我半开玩笑地把头枕在她肚子上。她没吭声，我便一直这么躺着。我看着天空，天空一片湛蓝，清澈如洗。我能够感觉到，玛丽的腹部在我的脖颈下起伏。她跳进水里时，我也跟着下水。我跟上她，双手搂住她的腰。我们俩一起向前游，她笑个不停。我们上来晾身子时，她对我说：“我比你晒得黑。”我邀请她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她还在笑着，说自己想看一部费南代尔主演的电影。
我们穿好衣服后，她看到我系着黑领带，有点纳闷，问我是否在服孝。我告诉她，我母亲去世了。她问我什么时候举办的葬礼，我回答说：“昨天。”她大吃一惊，但没说什么。我本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想起曾对上司这么说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其实，这么说没有任何意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到了晚上，玛丽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那部电影还是有些搞笑的，不过愚蠢至极。我们的腿靠在一起，我抚弄着她的乳房。电影接近尾声时，我吻了她，不过太过草率。看完电影，她跟着我回到我的住处。
一觉醒来，玛丽已经离开。她告诉过我，她要去姨妈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周日，烦透了，我向来不喜欢过周日。我翻了翻身，在枕头上寻找玛丽的头发留下的海水的味道。我睡到十点，之后赖在床上，不停地抽烟，直到中午。跟以前一样，我不愿意到塞莱斯特饭店就餐。原因在于，那里定会有熟人向我问东问西，令我讨厌。面包早就没了，我也不想到楼下去买，便煎了几个鸡蛋，就着锅吃掉了。
吃过饭后，我无所事事，便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母亲在时，这房子住得正好。后来，剩下我一个人，房子显得过于空荡。我只好把餐厅的桌子搬进我的房间。这是我现在唯一使用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黄铜床、一个镜台、几把有些塌陷的藤椅和一台镜面失去光泽的衣柜。其他房间我从未使用，也不愿管它。
过了一会儿，为了打发时间，我捡起一张旧报纸读。上面有一则克鲁申盐业的广告，我把它剪了下来，粘到一个本子上。只要遇到有意思的东西，我就会把它剪下来粘到这本子里。做完这个后，我洗了手。大功告成，我走到阳台上。
我的房间正对着我们区的一条主道。晴朗的中午，肮脏的马路上没有几个行人。他们步履匆匆。最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出来散步的一家人：两个小男孩穿着海军制服，短裤过膝，走起路来不大自然；一个小女孩戴着红色的蝴蝶结，穿着黑色皮鞋；在他们之后，是他们的父母，母亲人高马大，身穿褐色连衣裙，而父亲则身材瘦小，我之前见过。他头戴草帽，手拿手杖，领口扎着蝴蝶领结。当他和他妻子站到一起时，我才明白这个地方的人说他举止优雅的原因。
在这一家人之后，是一群从郊区来的青年。他们梳着油亮的头发，带着红色的领带，穿着紧身的衣服，拿着编织口袋，踩着方头皮鞋。我猜测他们是进城看电影来的，根据在于他们出发这么早，急急忙忙赶电车，还一路有说有笑。
这群青年走过之后，路上就没什么人了。这个时候，那些娱乐场所应该热闹起来了。街道上除了一些开商店的和猫，再没有其他活物。透过两旁的榕树向天空望去，虽是晴天，但有些模糊。街道对过的人行道上，一家烟店老板在店门口放上一把椅子，跨坐上去，双臂撂在椅背上。刚才过去的电车还人满为患，现在这辆却空无一人。烟店旁边有家小咖啡屋，名叫“皮耶罗之家”，里面没有一个顾客，只有一位服务员在用锯末拖地。果然是星期天。
我像烟店老板那样，把椅子反过来坐着，感觉这样更舒服。我先抽了两根烟，然后到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椅子上吃起来。过了一会儿，天儿阴暗起来，感觉暴雨要来。不过，乌云渐渐散去。但天空飘过的乌云，使街道变得阴暗起来。我就这么看着天空，看了很长时间。
下午五点，街道上隆隆作响，驶来一辆辆电车。车上挤满了乘客，有的站在门口的平台上，有的扶着车顶的栏杆。他们刚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后面的几辆电车里坐的是运动员，他们拿着小手提箱，我根据这一点认出他们。他们大声欢呼着、歌唱着，叫喊着自己的球队是常胜之师。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冲我打招呼，有一个人冲我大喊“我们战胜了他们”。我回了一句“干得不错”，并用力点了点头。电车过去后，轿车蜂拥而至。
天色渐暗，房顶上空红光一片。夜色降临，外出游玩的人陆续回家。街道上人头攒动，我在中间看到了那位优雅先生。三个孩子跟在夫妻俩后边，哭哭啼啼的。就在这时，附近电影院的观众一涌而出，涌入街道。刚才放映的应该是一部冒险片，那些青年观众的言谈举止要比平常更起劲。城区电影院的观众回来得晚些，他们看起来要沉着一些，虽然一路上也是有说有笑，但显得倦怠并心有所思。他们中有些人在街上闲逛。姑娘们没戴帽子，留着披肩发，相互挽着胳膊从街上走过。小伙子们则穿戴整齐，从她们身边走过。他们大声地讲着笑话，逗乐了姑娘们，招得她们回眸一笑。她们中有几个我认识，冲着我打招呼。
这个时候，街灯突然亮起，夜空中刚有些亮光的星星暗淡了下去。由于长时间盯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和明亮的灯光，我的眼睛有些疲劳。湿漉漉的马路和定点驶过的电车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顺滑的头发、银色的手镯和人们的笑脸，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了光泽。
不久后，电车越来越少，漆黑笼罩在树木和街灯的上空。不知不觉中，街上已经没了人影。空荡荡的街道上，开始出现猫懒散的身影。我突然想起来，该吃晚饭了。由于在椅背上靠的时间过长，当我起身时，我感觉脖子酸疼难耐。我到楼下买了面包和果酱，简单加工了一下，坐都没坐便吃完了。我本打算在阳台抽根烟，但天气转凉，我觉得有些冷便关上了窗户，通过镜子看到桌角的酒精灯和几片面包。我想到，这个忙乱的周末过去了，母亲已经入土为安，明天我又要和往常一样去上班，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第三节
他喝光杯中酒，站起身来，推开餐具和没剩多少的香肠，然后认真擦了一下桌布，接着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纸，一个黄色信封，一支红色木制笔杆和一瓶紫色墨水。
今天，我在办公室做了很多工作。上司对我的态度和善友好，又是问我是否劳累，又是问我母亲多大年纪。我怕说错母亲的具体年龄，回答道：“六十来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听到我的回答，他好像如释重负，仿佛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有一堆提货单要处理，都放在我的桌上。洗过手后，我离开办公室到外边吃午饭。每天中午我都这么做，我很喜欢。不过到了晚上，我就没什么兴趣这么做了，原因在于滚筒上的擦手毛巾已经被大家用得湿透了。之前我曾向上司反映过这件事，他说他为此感到抱歉，不过这无伤大雅，无须在意。我下班晚了些，到十二点半才与运输部门的艾曼纽尔一同出来。公司的对面是大海，我们先看了会儿沐浴在阳光之下的海港里的船只。这个时候，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伴着链条的喧杂声和发动机的回火声。艾曼纽尔建议道：“咱们跳上去吧？”于是，我跑了起来。卡车开到了前面，我们就在后面拼命地追。身陷嘈杂和尘土之中，我啥也看不到，只感觉自己在起重机、绞盘、附近的船只以及海面上摇晃的桅杆之间拼命地往前跑着。我先追上了卡车，并跳了上去。然后，我把艾曼纽尔拉了上来。我们俩累得气喘吁吁。码头的路坑洼不平，卡车行驶在上面上下颠簸，尘土四起。艾曼纽尔笑个不停，差点岔了气。
到了塞莱斯特饭店，我们两个挥汗如雨。塞莱斯特没什么变化，依旧挺着肚子，系着围裙，留着白色胡子。他问我一切还好吧，我说还好，不过饿极了。我吃得很快，还喝了些酒。之后，我回到住处，因为酒喝得有点多，便小憩片刻。醒来后，我抽了根烟。时间有点晚，我只好跑着去乘电车。坐在闷热异常的办公室，我埋头工作了一下午。晚上下班出来，漫步在码头上，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轻松快意。走在绿色的天空下，我的心情舒畅。但我还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我要煮些土豆。
楼道里漆黑一片，我上楼时差点撞上老萨拉曼诺，他跟我住在同一层。和往常一样，他牵着狗。这八年来，他和狗形影不离。他的狗是一条西班牙猎犬，患了皮肤病，毛掉光了，身上长满褐色的疥疮，我猜测是疥癣。主人和狗共处一室，时间长了，老萨拉曼诺变得有点像狗了。他淡黄色的头发愈加稀疏，脸上起了淡红色的疹斑，而那条狗的走路姿势，愈发像它的罗锅儿主人，向前伸着嘴巴，紧紧绷着脖子。他们看起来属于同一物种，但都不喜欢对方。
他每天遛狗两次，分别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这八年来，他们走的路线从没变过。你可以在里昂路上看到他们，那条狗在前面拉拽着，老家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然后，他开始打骂狗。狗吓得畏缩不前，由它的主人拉拽着前行。没过多长时间，狗便彻底忘了之前的事，又拉拽起主人来，主人便再次打骂它。于是，他们停在人行道上，相互瞪着对方，狗的眼里满是惧怕，人的眼里满是憎恨。这样的戏码，每天都上演。当狗想要停下撒尿时，老家伙硬是拉着它往前走，不让它撒，结果狗滴滴答答尿了一路。要是它胆敢尿在房间里，定被暴打一顿。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塞莱斯特经常这么评价：“不幸至极。”但事实上，没有人能说清楚。当我在楼道撞见老萨拉曼诺时，他正对着狗大骂：“混蛋！杂种！”狗则在一旁呜呜叫着。我跟他说了句“晚上好”，但他没理我，依旧在骂。我问他狗做了什么错事，他也没回答，嘴里不停地骂着“混蛋！杂种！”只见他弯下腰去，动了下狗的项圈。我大声地又问了他一次，他并没有转过身来，只是压着心中的怒火回答道：“还是那样，狗改不了吃屎。”话音刚落，他便要牵着狗离开。狗呜呜咽咽，赖着不走，他硬是把它拖走。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和我住同一楼层的人走了进来。听邻里街坊说，他依靠女人养家糊口。但当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时，他总说：“仓库管理员。”坦白说，人们都不大喜欢他。不过，他倒是常常主动跟我打招呼，有时也会到我家串个门。我听他说了很多，而且觉得他讲得很有意思。况且，我没有理由不搭理他。他叫雷蒙德·桑泰斯，身材矮小，肩膀较宽，鼻子下塌。他很注重穿着。一说起老萨拉曼诺，他也评价道：“不幸至极。”他问我是否对那两个家伙深感厌恶，我回答说“没有”。
上了楼梯，我向他道别时，他说：“要不要跟我喝点儿？我屋里有酒，还有香肠。”我心想要是接受邀请的话，便不用再回家自己做饭，于是欣然应约。他家也是一个房间，外加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床的上方，放着一个染成粉色和白色的天使石膏雕塑。对面墙上，贴着几张体育冠军和裸体女人的海报和照片。整个房间脏兮兮的，床上乱七八糟。他进门后先点着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脏兮兮的纱布，把右手包扎了一番。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刚刚揍了一个冒犯他的人。“默尔索先生，并非我没事找事，不过我脾气暴躁。”他解释说，“那个混蛋冲着我叫嚣：‘是爷们就给我滚下电车来。’我应道：‘消停点，别找事儿。’他挑衅说我不是爷们，我一怒之下下了电车，对他说：‘你给我闭嘴，否则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他接着挑衅：‘你能把我怎样？’我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我刚要拉他起来，他竟然伸出脚踢我。一怒之下，我又给了他一脚，外加两记耳光。他血流如注。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雷蒙德一边讲着，一边缠好了纱布。我坐在床上听着。“您看，是他先找事的，”他说，“这不怨我。”
确实是这样，我表示赞同。接着，他说他想就此事听下我的看法，在他眼里，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有着丰富的阅历，今后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并与他成为朋友。我没有说话，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交朋友。我说怎么着都行。听了我的回答，他看起来很高兴。他拿出香肠，在炉灶上加工了一下，然后又摆好餐具和酒杯，拿出两瓶酒。整个过程中，他一句话没说。我们坐到桌前，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讲他的故事。起初，他不好意思开口。“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干脆说吧，她就是我的情人。我一直养着她。那个挨我揍的人，是她的弟弟。”
我静静听着，没有答话。他接着说，对于邻里街坊的纷纷议论，他也有耳闻，但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他的确是仓库管理员。“接着说我和这女人的事情。我发现自己一直蒙在鼓里。”他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给她足够的生活费，替她付房租，此外还每天给她二十法郎的饭费。“每月房租要三百法郎，饭费要六百法郎，还不时地给她买双袜子，这些加起来至少有一千法郎了。而我的这位相好没有工作，还常常抱怨我给的钱不够她花。我问她，‘你怎么就不能出去找个零活儿做做？那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你的零花钱了。就拿这个月来说，我给你买了一身衣服，替你付了房租，还每天额外给你二十法郎，而你呢？每天下午跟你的姐妹们混在一起喝咖啡，拿着我的咖啡和糖去讨好别人。我养着你，从没亏待你，你却以此来报答我。’话已经说到这地步，她还是不找工作，常嘟囔着钱不够花。因而，我觉得这不大正常。”
他说，直到有一天，他在她的包里发现一张彩票，而她又说不出它的来历。后来，他又在她的包里发现一张当票，上面写着她当了两只手镯，而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有这两只手镯。“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她心怀不轨。接着，我把她给甩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戳穿了她的真面目，教训了她一顿。我对她说，她跟我在一起只是图一时之欢。默尔索先生，我的原话是这样的：‘终有一天，你会后悔，并想回到我身边。我待你不薄，整条街的人都羡慕你。’”
在此之前，他从未打过她。但这一次，他把她打得鲜血直流。“之前我也曾经对她动过手，但最多只是轻抚一下。每次都是她一叫出声，我就住手，然后关好窗户。但这次，我真的揍了她，而且觉得手有点轻。”
他解释道，这件事正是他想向我咨询的事。这个时候，他停下来，调拨了下煤油灯的灯芯。我在一旁静静听着，不知不觉已经喝了一瓶酒，喝得头昏脑胀。我抽完了自己的烟，接着抽雷蒙德的烟。最后几班电车驶去，街区最后的喧嚣声也随之而去。雷蒙德又讲了起来，他说自己仍然想着她，这令他深感烦恼。不过，他还想教训她一顿。
刚开始，他打算带她到宾馆，然后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她卖淫，让她留下不良记录。后来，他又约了几个道上的朋友谈论此事，结果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不过，正如雷蒙德所说，那几个人真够朋友，在得知他的事情后，便提议在她脸上留个“标记”。但他觉得这样做有点过，他得好好考虑一下。在行动之前，他想听听我的意见。眼前，在没有得到我的意见前，他问我对整个事情怎么看。我说没什么看法，但觉得整个事情很有趣。他问我是否和他一样认为她是个骗子，我说看起来确实如此。他问我是否应该教训她一下，倘若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办。我说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对他那想教训她的想法深表理解。
我喝了一口酒，他点了一根烟。他告诉我他的计划，他要写封信给她，戳到她的痛处，并说些激起她悔恨的话。她收到信后，要是重新回到他身边，他就跟她做爱，当她“兴奋起来”时，朝她脸上吐口唾沫，然后把她赶出家门。我对他说，这个办法达到了教训她的目的。但雷蒙德说，他写不出这封信，想请我帮忙代写。看到我没反对，他问我是否介意马上就写，我说不介意。
他喝光杯中酒，站起身来，推开餐具和没剩多少的香肠，然后认真擦了一下桌布，接着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纸，一个黄色信封，一支红色木制笔杆和一瓶紫色墨水。他跟我说了那个女人的名字，由名字来看，她是摩尔人。
我写了信，虽然并未精雕细刻，但还是尽力使雷蒙德满意，毕竟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我大声给他念了一遍，他边抽烟边听着，不停地点头。念完后，他又让我念了一遍。他说没有任何问题。他对我说：“我没看错，你果然是才华横溢。”他用了称呼“你”，但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到。之后他又说了句：“现在，你我是朋友了。”我才反应过来。看到我没说话，他重复了一遍，我回答说“是的”。
对我而言，这份交情可有可无，但对他来说，好像特别重要。他把信封好，我们把酒喝完。两人沉默片刻，各抽各的烟。安静的街上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终于，我开口说道：“时候不早了。”雷蒙德也这么认为，他说晚上的时间过得真快。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我困得不行了，但却难以起身。当时我一定看起来十分憔悴，因而雷蒙德才说我不应该垂头丧气。我没有听明白。他解释说，他已经听说我母亲的事情了，但这是迟早的事情。我说，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起身要离开，雷蒙德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男人之间相互理解。走出他的房门后，我把门带上，然后在黑洞洞的楼梯口待了片刻。整栋楼静得出奇，一股潮湿的气流从楼梯洞里升起。我一动不动，只听到血液在自己耳朵里的跳动声。紧接着，老萨拉曼诺的房间里传来狗粗重的呻吟声。
第四节
雷蒙德并没有立马照做，而是看了下我，又吸了一口。就在这时，警察冲着他的脸，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把那支烟扇到了几米开外。雷蒙德怒火中烧，但什么话也没说，而是谦卑地问警察他能否把地上的烟捡起来。
这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很卖力地工作。雷蒙德来找我，说他已经把信寄了出去。我和艾曼纽尔去了两次电影院，他看不明白电影，我每次都得给他解释。昨天是周六，玛丽如约而至。她身上穿着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穿着皮革凉鞋，双乳高挺丰满，晒过日光浴的皮肤呈铜棕色。她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我一见到她便欲火难耐。我们乘坐公交车，来到一个距离阿尔及尔只有几公里路的海滩。海滩位于两座崖壁之间，岸边长着一片芦苇。到了下午四点钟，阳光已经不大强烈，但海水的温度尚可，海面上微波粼粼，水天一色。
玛丽教了我一个新游戏：游泳时，迎面喝一口水，然后转身把水吐到空中。水在空中形成水雾，转而又变成温暖的细雨落到脸上。不过玩了几次后，我的嘴巴被海水蜇得辛辣难忍。玛丽游了过来，在水中抱住我，然后亲吻我的嘴唇，并用舌头去舔舐。我们就这样在水里亲昵了很长时间。
在海滩上穿好衣服后，玛丽对我凝神细视。我抱住她亲吻她。之后，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紧紧搂着她，迫不及待地坐上公交车，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做爱。我打开窗子，夏天的夜色流淌在我们铜棕色的皮肤上，那种感觉很是惬意。
早上醒来，玛丽还在身边，我说要跟她一起吃午饭。我到楼下买了些肉，回来时，听到雷蒙德家里有女人的声音。没过多长时间，老萨拉曼诺又骂起了狗。我们清楚地听到鞋和爪子踩在楼梯板上的声音，还有那“混蛋，杂种”的破口大骂声，他们要到街上遛弯。我把老萨拉曼诺的事情告诉了玛丽，她听后笑个不停。她穿的是我的睡衣，两条长袖挽了起来。她的笑容引诱我再次和她做爱。完事以后，她问我是否爱她。我回答说，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好像不怎么爱。听了这话，她有些难过。但做午饭时，她又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弄得我对她又是吻又是抱。这个时候，雷蒙德家里传来了吵闹声。
刚开始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紧接着是雷蒙德的声音。他说：“你竟敢辜负我，你竟敢辜负我，今天我要教教你怎样辜负我。”随之而来的是几下响亮的巴掌声和女人的哀叫，听起来很是凄惨。楼道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我和玛丽也走到了楼道。雷蒙德还在不停地打，女人还在不断地哀叫。玛丽说这太恐怖了，我什么也没说。她让我报警，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不过，三楼一位做水管工的住户叫来了一位警察。警察敲了下门，屋里便没动静了。他又用力地敲了几下，片刻过后，屋里又响起了女人的哭声。
雷蒙德打开了门，只见他嘴里抽着烟，脸上挂满笑容。那个女人跑了出来，向警察大声控诉雷蒙德，说他打了她。警察问她的名字，雷蒙德做了回答。警察粗暴地说：“跟我讲话时，给我把烟从嘴上拿掉！”雷蒙德并没有立马照做，而是看了下我，又吸了一口。就在这时，警察冲着他的脸，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把那支烟扇到了几米开外。雷蒙德怒火中烧，但什么话也没说，而是谦卑地问警察他能否把地上的烟捡起来。
警察同意，并说道：“希望不要再有下次，警察是不会容忍你的冒犯的。”
与此同时，那个女人在一旁不停地哭诉：“他打我，他是皮条客。”“警察同志，她说一个男的是皮条客，有法律依据吗？”雷蒙德问警察。“你给我闭嘴！”警察说道。
雷蒙德转向那女人，说：“小贱人，咱们走着瞧，咱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警察再次让他闭嘴，并让那个女人先走，雷蒙德则留在家里听候传讯。他还说，雷蒙德应该为自己感到耻辱，喝成那样，颤巍巍的。“警察同志，我没喝多，”雷蒙德解释说，“我之所以不由自主地浑身打战，是因为您在这里。”
随后，他进了屋，关了门，看热闹的人也随之各回各家。我和玛丽回到家，做好了午饭。她说她没胃口，差不多都是我吃的。中午一点，她走了。我又睡了个回笼觉。
下午三点左右，有人敲门。雷蒙德走了进来。我没有起来，依旧躺着。他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刚开始，他一句话不说，我便问他，事情怎么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讲起他如何依计划行事，如何达到目的，但他没想到，那个女人扇了他一巴掌，他一怒之下，就打了她一顿。之后的事情，我都亲眼看到了。我告诉他，我认为那个女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应该心满意足了。雷蒙德深表赞同，他还指出，警察再干涉也改变不了她已经被暴揍一顿的事实。他还说，他对那些警察了如指掌，心中早已有了对策。他问我当时是否期待他回敬那个警察一巴掌，我说没有，但我一直很讨厌警察。
对于我的答复，他看起来很满意。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出去散散步。我起了床，打理了一下头发。他让我做他的证人，我说没意见，但不知道如何作证。雷蒙德认为，我只要证明那个女人冒犯了他就可以。我同意作此证明。
出来后，雷蒙德先请我喝了杯白兰地，然后又带我去打台球，我差点输掉。打完台球，他又提议上妓院，我不好这口，没同意。最后，我们往回溜达。他说他很高兴自己教训了情人。他对我友善而热情，同他相处，我倍感愉悦。
我远远地看到老萨拉曼诺神色慌张地站在楼前。等我们走近才发现，他的狗没在身边。他正四处张望，嘴里嘟囔着，布满血丝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会儿看看黑漆漆的楼道，一会看看人来人往的街道。雷蒙德问他出什么事了，他没有立马回答。我隐约听到他骂了句“混蛋，杂种”，神色依旧慌张。我问他狗去哪儿了，他眉头紧锁，冲我甩了句“丢了”。紧接着，他开口说了起来，他说：“跟平常一样，我带着它去阅兵场遛弯儿。那里卖东西的人很多，买东西的人也很多。我停下看了会儿《国王消遣》，再一回头，它就没影儿了。我一直打算给它换一个紧点儿的项圈，谁知道这畜生就这样跑了。”
雷蒙德安慰他说，狗会找到回家的路的。他还讲了几个故事，说即便是十几公里，狗依旧能够回到主人身边。老萨拉曼诺听后，不但没有宽心，反而更为担心。他说：“难道你不明白，警察会把它抓走的。要是有人收养它倒好，但没有人会收养它的，谁见了它那一身烂疮都会厌恶。我保证，警察会把它抓走的。”
听他这么说，我建议他去警察局的宠物招领处看看，给点钱就能把狗带回来。他问要花的钱多不多，我说不太了解。他当即就怒了，说：“在这畜生身上花钱啊！没门，还是让它死了算了！”说完他又开始骂起那狗来。雷蒙德笑着进了楼，我也跟了上去，然后在楼道跟他道别。
过了一会儿，楼道传来老萨拉曼诺的脚步声。紧接着，他敲我的门。我开了门，他站在外边，向我道歉：“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我让他进屋来，他却不进。他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生着疮疤的手瑟瑟发抖。
他没看我，开口问道：“默尔索先生，依您看，它不会被他们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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