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金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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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作品精选-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试读：
前言
二十世纪初成都的一个大家庭中，一个少年如饥似渴地捧读着一本小册子，那是真民(李石曾)翻译的《告少年》的节译本，它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所写的一本宣传社会革命的书。偶然得到的这本书给这位少年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我的幼年》)不久，他又读到了波兰人廖·抗夫的一个剧本《夜未央》(又译作《前夜》)，读后更是令他热血沸腾。
这两本小册子，前一本告诉人们：个人的安乐不算快乐，只有万人的安乐才是真正的欢乐，因此，它号召“到民众中间去”，“除了这种在民众中间为真理、为正义、为平等的斗争而外(在这斗争中你们还会博得民众的感激)，难道你们一生还能够找到更崇高的事业吗？”正如这位少年后来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信仰与活动》)后一个剧本，剧中的英雄为了革命，舍弃爱情、安逸的生活，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成为少年心目中的勇敢者、大英雄。后来他回忆说：“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信仰与活动》)
这位少年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并满怀着理想，走出大家庭，来到上海、南京求学，后来又留学法国。少年时代播下的理想种子在他的心灵中不断地开花结果，他想做一个革命家，去涤荡社会的罪恶，换得人间的幸福安乐。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做革命家的理想没有实现。
1929年从法国归来后，他的小说《灭亡》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个笔名叫“巴金”的作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越来越博得人们的喜爱。他写了《家》、《春》、《秋》，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了《憩园》、《寒夜》，直到八十岁还在写作《随想录》。
许多青年人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向他倾诉内心的苦闷；很多读者敬仰他，称他为“文学巨匠”、“时代的良心”，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称号。他的作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读者走上社会道路。鲁迅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读者更是热情似火，曾有人记载：“六月前住苏州，和当地的文学青年颇多接触的机会，在他们中间最容易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固然都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名著，但要说到普及这一点上，还得让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独步文坛。《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藉以号召观众了。”(王易庵《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
不论是一个满怀着理想的少年，还是成为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不论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还是白发苍苍的暮年，巴金在少年时代建立的信仰、培植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相反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的认识更为深刻，并在一生中默默地信守和实践着它们。他一生的作品所传达的理念，也都与他少年时阅读的《告少年》和《夜未央》息息相关：“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文学生活五十年》)
正像巴金在少年时代遇见了《告少年》和《夜未央》一样，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遇到了巴金的作品并能认真地阅读、体会它们，也是他的人生之幸。因为巴金特别真诚，从来不会在作品中表达虚伪的东西；巴金的文字又特别单纯和清澈，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透明、美和自由；更重要的是巴金的作品都带有积极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和光明的追求，这恰恰是一个人成长中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是人生底色中最为明快的那一部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找到鼓舞我们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的语句，找到友情的纯真与高尚，找到把个人的人生与众人的事业连在一起的幸福。他说：“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家庭的环境》)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正如居友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谈心会》)他多次引用樊塞蒂的话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他也终生把克鲁泡特金的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作为自己恪守的道德信条……一个人在成长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大大小小的风雨，但不论如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要对生活、世界、自我和他人有一个信念，有了这些基本信念，你看待世界的心境就不同了，战胜怯懦的勇气就更足了，面对坎坷的反抗力量也增大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不论你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你都会拥有一个丰富、充实的人生。巴金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在人生最初的阶段给你传达非常积极的信号、确立终生有益的信念，尽管这些信念不可能解决你人生中所有的问题，但它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企望到不同的生命境界，如果你能一辈子忠诚地去实践它们，它也会让你的生命变得高贵起来。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选本，以巴金的散文、随笔为主，虽然是他卷帙浩繁的创作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但也能够看出巴金对上述生命信念的真诚表达。我把这些文章粗略地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是“
爱的旅程
”，巴金人生中的第一个“先生”是他的母亲，母亲给予了爱，也教会他爱别人。在这一辑的文章中，我们能够在巴金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表述中体味他对爱的理解和表达，这里有人与人之间的“小爱”，也有对祖国对土地对人类的“大爱”。带着这一颗爱心，让我们随着巴金出发，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这就有了第二辑“人生踪迹”中的文章，这里面有六七十年前的社会现实，也有一个人的人生体验。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都会与这样的现实不断碰撞，现实中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正义也有罪恶，那么，面对这样的现实，每个人该怎么办呢，怎样去升华自己的人生呢？
第三辑的一些文章，巴金为我们描述了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实现自己的追求的。
第四辑“探索生命”实际上是一道巨大的思考题，巴金在不断地追问：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能让生命开出艳丽的花朵？这个问题不是用语言而是需要用一生的行动来回答的。对此，巴金有自己的回答：“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多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让我再活一次》)这是巴金先生八十七岁时的人生总结，亲爱的朋友，你打算怎样“消费”自己的生命，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又想做出怎样的总结呢？
周立民爱的旅程
最初的回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
我的幼年
时代。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肥大，绿阴阴的一大片。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去罢，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杀了？”“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四少爷，我正在等你！”“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太太又喊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哪一只鸡？快说。”我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头椅子上。我把上半身压着她的膝头。“妈妈，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我说是什么大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帕给我揩了额上的汗。“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我不吃，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
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喊香儿陪你到厨房里去，喊何厨子把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一只鸡给他。”“那些鸡我都喜欢。随便哪只鸡，我都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说。“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完了，杀死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它。“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个凶手！他亲手杀死了我的大花鸡。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我回头拔步就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放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妈妈，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安慰我，她称我做痴儿。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这天午饭的时候，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望着那两个菜碗，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又告诉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老妈子的话，因为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
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失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种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趣。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先后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连凤头鸡也在内。
老妈子里面，有一个杨嫂负责照应我和三哥。
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三十岁光景。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
杨嫂很有口才。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我们听完了故事，就由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坝子里一片黑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很响。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我们回到母亲房里，玩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紫色的果实。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的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打开立柜门，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子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南唐李后主：《忆江南·怀旧》
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子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着母亲读出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来那根牛骨做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子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但是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一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里来。她陪伴我们，照料我们。
这个妹妹大排行第九，我们叫她做九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笑。
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笑。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地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情。
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我们就阖上那本小册子。“喊杨嫂领你们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
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杨嫂，我们要睡了。”“来了！来了！”杨嫂的高身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常常牵着我走。她的手比母亲的粗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
生活就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
然而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子阖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喊你们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我说。“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
她抚着我的头。“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三少爷，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她又说。“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嫂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怪脸。“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天呀！有什么法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办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
无论谁听说杨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在阴间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在我的眼前。“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我了。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先生打我。
我埋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天。“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州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你招不招？”“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题。“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人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我心里很难过，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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