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燕,张雷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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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都市父母教养现状与反思试读：
序言
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其实质就是训练孩子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广义上讲，指作为某个社会成员的个体，获得在这个社会中顺利生存、发展所必需技能的过程（Grusec，2002）。具体来讲，社会化是指老手与新手，或者说成人与儿童之间相互协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前者的帮助和指引下，后者逐渐培养和形成一套自己的态度、行为模式、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动机，从而成为社会团体中的一员（Bugental＆Goodnow，1998）。
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Kuczyns-ki＆Grusec，1997；Maccoby，1984），父母的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现有关于中国父母教养的研究中，研究者（Chen，1998；Ho，1981，1986）往往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并且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观念是建立在集体主义这一文化根基之上，仍然遵循着尊卑等级、长幼有别、自我抑制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的全面普及，“2+1”的核心家庭结构，往往会使大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认为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是溺爱有加，关爱备至。那么，究竟哪一种描述符合当今中国父母的真实行为表现呢？
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国已蔚然成风，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更使得西方文化以燎原之势在中国蔓延，而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也使得中国家庭的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现实都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模式。本书所关注的焦点，便是在对当代中国文化主体特征进行探析的基础上，运用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出当代中国都市父母教养在方方面面的行为表现，以及中国当代独生子女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本书共分五个章节，每个章节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回溯和整理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二个部分在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相应的父母教养行为表现进行剖析和论述。
首先，本书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都市父母教养的文化导向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源起和主导，并进而认为，在当代中国家庭内部，以儒学伦理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仍左右着现代父母的教养行为（Bond，1996；杨，1991），因此，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往往表现出更多的专制成分与家长制作风，亲子之间也呈现出等级有别的不平等关系。那么，这种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否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此外，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在这一思想的导向下，为了集体的和谐与稳定，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的攻击行为进行更多的控制和约束，而对孩子的退缩行为则少有指责，甚至加以褒扬（Chen，2000；杨，1991，1993）。在独生子女现象普遍的当今中国社会，父母对孩子这些不同的社会行为如何塑造和处置，则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另一问题。
其次，本书探讨了当代中国父母教养的行为表现问题。在已有对父母教养的研究中，通常把教养行为分成两个维度，关爱（Warmth）和控制（Control）。依据这两个维度，又把父母教养行为分成四种风格，分别为民主型（高关爱高控制）、溺爱型（高关爱低控制）、专制型（低关爱高控制）及忽视型（低关爱低控制）。而对中国父母教养行为的描述，则往往以专制型占据主位，认为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行为以高控制、低关爱为其特色。不过，这些对于中国父母教养特点的描述，多来自西方研究者的视角，在现代中国社会，随着文化特色的更新，以及孩子数量的减少，父母教养行为也已呈现出崭新的特色，在与西方父母行为表现日益融合的形势下，仍保留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那么，在对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中国父母的教养行为到底有何表现，在关爱和控制两个维度上有何特色行为？这是本书在第二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孩子学业成绩的重视，以及在学业领域对孩子发展的高投入，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父母教养表现之一。在独生子女几乎一统天下的当今中国都市，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实，以及中西思想不断撞击融合的文化大背景，中国父母又将如何对待孩子的学业活动？是倾其全力地一味付出，还是量力而为地理性处置？在无形和有形两个层面上，他们对待孩子的学业发展又有何态度和行为表现？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独生子女发展的优劣问题，曾是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20余年过去了，独生子女也从当年的少数群体变成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但是，独生子女的发展情况到底如何？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他们到底是优势群体还是问题儿童？这也是本书第四章要阐述的问题之一。该章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在新型父母教养模式下，中国独生子女的性别发展倾向问题。在当今中国都市，社会大环境下的男女平等之氛围，家庭内部夫妻平分秋色的局面，以及独生子女的现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往传统的性别模式、家庭角色定位构成冲击，父母对孩子性别的社会化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男女一视同仁的特色。父母这种从认识到行为的改变，必将影响到现代独生子女的行为发展倾向，女孩社会行为逐步男性化，男女之间差异日益减少将成为现代独生子女性别发展表现之一，本书也将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最后，父母的教养行为是如何作用于儿童发展的？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抑制儿童的发展？这些问题也是父母教养领域的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本书的第五章，将试图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写一本有关当代中国父母教养的书籍，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剖析当代父母对孩子的实际教养行为在方方面面的表现，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年来的愿望之一。不过，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却不时发现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重新审视，在当今各个领域都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时刻面临着新的冲击和重塑，父母对孩子的社会化行为也面临着不断调整和修正的挑战。因此，在当代中国都市里，父母到底是如何对孩子进行教养和社会化的？这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给出固定答案的问题。希望本书能给读者一定的启迪和思索。作者于2007年06月
第一章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现状分析
第一节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分析的文献综述
父母教养模式，作为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反映，必然植根于社会文化这一土壤之中。只有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探讨与思考，才可以准确把握父母教养孩子模式的脉络及特点，描绘出当代中国城市父母家庭教育的真实画面。
文化，作为人们现实生活及思想状况的写实，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中，也发挥着载体的作用，指引和限定了父母教养的走向和趋势（Bornstein，1995），或者，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看作一扇窗口，通过对文化的透析，可以对父母教养观念的来源和发展有一个更清楚和深入的了解（Sigel＆McGillicuddy-DeLisi，2002）。文化在父母教养领域的这种功能基本上通过父母教养观念及态度得以实现（Holden＆Miller，1999）。例如，在某种文化中，在有关孩子养育的问题上，人们在无形中往往会有着某种固定的看法，如如何照顾婴儿，孩子的哪些品质是社会所赞许的，某些特定的教养行为（如鼓励孩子独立、对孩子体罚等）在哪个阶段可以被接受、应该实施、是禁忌，孩子多大断奶比较合适，何时、是否应该对孩子进行性方面的教育等，这些浸透在文化中的有关孩子教养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父母教养模式的文化走向，使其显示出明显的文化烙印。
那么，什么是文化？Triandis（1989）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如同记忆与个体的关系，文化记载着“在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处理社会事务的方法、认识自我的方式，以及以往被强化的社会行为”。具体来讲，文化包括“在过去经验中显示有效的生活运行规则，促进人际互动的符号系统。个体在特定文化中的被社会化，即指个体能运用习俗来替代思考，从而节省时间”。从定义上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概念，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意识层面上的文化，指文化在人们头脑和观念中的表现形态；二是实体层面上的文化，指文化在社会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具体表现。
在意识层面的中国文化中，与父母教养关联较为密切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研究者往往认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思想基石和出发点，并由此认为中国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养时，往往会遵循儒家思想，按照集体主义的要求对孩子进行社会化教育。那么，在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在文化中所占的分量如何？当今中国的都市文化又有何表现呢？在对当今中国都市父母教养的表现进行描述之前，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下分析和探讨。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创立于先秦的儒家学说，在其后的朝代中，历经沉浮，直至汉朝，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下，才开始奠定儒学的地位，成为统治阶层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然而，虽然被统治阶层所推崇，在很大程度上，“独尊儒术”也只是特权阶层的一厢情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思想领域内各流派的互争共进仍是挡不住的潮流，儒学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此起彼伏的攻击和排斥之下，中国的儒学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学说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思想学说主要有儒、道、佛三家。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人际间关系的和谐，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和准则，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中涉及家庭内部关系的有所谓的“三纲五常”，“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在父子、君臣、兄弟、夫妻关系中，前者处于统治地位，对后者有支配权；后者处于附属地位，对前者应该服从。从这些关系中，可以看到在家庭内部儒家思想提倡的是一种明显的等级关系，长幼有别、男尊女卑是其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由此思想出发，在家庭教育中，儒家学说强调父母的绝对权威和孩子的绝对服从，以及在孩子教育中的重男轻女。另外，在强调社会安定、人际和谐思想的支配下，儒家学说对孩子有可能威胁团体稳定的冲动行为也往往加以控制和压抑，而对抑制个性、自我克制的行为往往采取肯定态度。
道家学说据传产生于公元前600年至前470年，其奠基人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学的经典作品，由81个章节构成，系统阐述了道学的基本思想。与儒家的现实主义不同，道学则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醉心于避世弃俗、我行我乐的个人世界，提供了一条逃避现实的途径。此外，与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截然相反，道学极力推崇女性的地位，认为女性是世界万物及人类之母，没有女性，世界万物则不复存在（Lee，2003）。
佛学，确切地讲是一种宗教，产生于印度，汉朝时正式传入中国，提供了一个让人用以逃避世俗痛苦的虚幻世界，告诫人们多行善戒恶。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佛学就受到了平民百姓的大力欢迎，在平民阶层影响颇为广泛。此外，被称为理学的新儒家思想就是在佛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Lin，1939）。从佛学所宣扬的教义中，也看不到儒学所推崇的等级观念及男尊女卑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这三种思想学说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讲，儒家学说所提出的道德规范更适合于中产阶层（Lin，1939），道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失意的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说是隐士群体，只有佛学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这三种学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学说，如法家、墨家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各有一席之地。总之，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独揽天下的局面几乎是不存在的，思想领域真正的现实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家学说共分秋色。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在家庭父母教养领域，也不应该是儒家思想的垄断，同样应呈现出各种学说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依存的格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不同学者思想家著书立说、建立各种流派学说，藉以影响人们思想生活之外，一些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在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鲜血液、涂上了不同色彩。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取材于玄奘西渡求法的《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孙悟空就以其极具造反精神、反抗意识的性格特点而为人津津乐道，取材于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更是极力肯定了众多敢于反抗的人物形象，从这两部名著中，难以看到儒学所宣扬的自我克制、自我压抑的精神。另外，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的《三国演义》在描述魏、蜀、吴三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同样也对反抗精神持以肯定态度。而在以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另一名著——《红楼梦》中，更是与儒学所倡导的男尊女卑思想有所偏离，对女性极尽赞美之辞，贯穿于整个故事中的主角也是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四大名著影响的广泛度及通俗性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学思想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思想也与人们的生活丝丝相扣，大有市场，由此也可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教育领域也难以出现儒家独霸的局面。
1.2 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没落
自鸦片战争之后，在一次次御敌求强的运动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反省和洗礼的过程中，儒学的地位也接连受到挑战，并不断走向低谷。下面部分将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阶段论述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衰落。
1.2.1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儒家思想的没落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自此之后，中国在进入战火纷争时代的同时，也开创了西学东渐、向国外寻求救国强国之路的先河。在文化思想领域，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挑战、逐步走向衰落，东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新思想、新精神火花的撞击同时也体现在家庭父母教养领域。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抨击，其发展势头已是强弩之末，代之而起的则是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不断蔓延及扩展。
1898年，为了实现富国强国之路，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公车上书”，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起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希望在经济、军事以及教育领域展开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以往陈旧落后的制度设置。在教育方面，改革者打算建立国立学校制度，并且在课程内加入一些西方的学习内容（Bailey，1988）。虽然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所倡导的系列改良主张影响深远，为以后的社会变革指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从1901年至1911年，为了拯救风雨飘零、岌岌可危的清王朝，顽固保守的慈禧太后也开始在经济、军事及教育领域实施系列改革，进行最后的挣扎。在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现代新式学校，鼓励人们去国外，尤其是去日本学习。此外，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05年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正式把现代西方的新思想以纲领形式提了出来，希望按照国外的模式建立起新中国。此后，一批从日本归来的激进人士利用其在新式学校执教的优势，把这些革命纲领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
此后，西方思想文化仍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1905年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学者为首发起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封建家庭制度及文言文，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例如，陈独秀曾指出，儒家思想的存在阻滞了年轻及充满活力的国民精神的涌现，他尤其对封建家庭制度中强调长辈绝对权威，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Bailey，1988）。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不断高涨，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使这一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顶点。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反对，在对封建家庭制度、父母包办婚姻等旧风俗进行否定批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对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新式思想观念进行了充分肯定和极力倡导，对人们的头脑进行了一次大洗涤，使得西方的文化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另外，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并逐渐开始以燎原之势在思想领域蔓延。
从这一系列运动可以看出，从清朝末期开始，直至“五四”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千疮百孔的情况下，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涤荡，中国所谓的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外的新式思想文化已开始在中国传播，民主、科学的精神开始深入人心。家庭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尤其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封建家庭制度，长幼等级，男尊女卑等观念，也在不断的冲击下开始动摇衰落，平等、自由、民主的新式家庭人际关系开始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根成长。
1.2.2 “五四”运动之后的儒学的再次衰落
从1921年至1949年，从国内的军阀混战到8年的抗日战争，再经3年的解放战争，在战火纷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发展壮大，直至新中国成立。在这一时期，在连年的战火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是日益凋零。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其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建国初期，在反对封建思想残余的同时，在物质、精神两个领域积极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社会建设，而苏联，则成为中国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最好样板。在20世纪50年代，整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及教育各个领域，都模仿苏联模式进行建设发展（Bailey，1988；Mcloughlin,Pang＆Dong，1997）。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苏联课本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学校中广泛采用，苏联的教育理论及实践也被苏联教育专家介绍进入中国。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的整个教育领域都以苏联模式为范本。在家庭教育领域，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教育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展开改革的同时，国门也开始正式对外开放，以求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也日趋明显。在教育领域，大量的西方教育理论及思想也在这一阶段涌入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也融入了日益增多的西式色彩。当然，虽然现在我们对儒学思想的研究也开始有所回升，但其呼声仅限于有限的范围之内，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也似乎显得遥遥无期。
总之，自清朝末期而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就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程，在西方思想文化不断涌入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一次次的冲击中不断衰落，在家庭教养领域，东西方融合的趋势也使得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思想不断受到挑战，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式色彩，长幼尊卑、重男轻女的思想日益淡薄。
2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文化的重新思考
在对文化的研究中，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Triandis，1988，1990），这一维度可以解释在许多不同情境中行为的跨文化差异性（Fijneman,Willemsen＆Poortinga，1996）。所谓集体主义，指个体的行为表现及目的都以集体为指向，在集体的指引下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及思想意识。
研究者（Chen，1998；Ho，1986）通常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并且指出，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里，往往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以及维持和谐的团体人际关系。在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引导下，在家庭教育领域，对于那些有碍团体和谐的冲动行为，如攻击行为，则严加控制与制止，而着力于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并且在家庭内部强调父母的权威地位以及孩子的服从角色，因此，这些研究者指出，在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施加更多的控制，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教态度。
然而，当今中国文化是否确实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中国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是否具有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诸多特点？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地认真思考与分析。
基于儒学思想对于维持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视，以及对团体（尤其是统治阶层）共同利益的推崇，人们通常认为儒学思想与集体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思想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用做维护其政权的思想工具，正源于此，研究者（Dien，1999）指出，“东方社会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儒家思想对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间等级关系的强调，以及对于个体“仁义礼智信”品质培养的重视，都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人际交往以及和睦团结的团体关系，其实质也是在强调一种相互依赖的人际交往模式。然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是一套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表面和谐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否真正地深入人心，是否切实地体现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上，是否可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仍是疑问。
此外，由于儒家思想对于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庭和团体内部，森严等级关系的强调，在个体内部自我需要和权威指引之间会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Dien，1999），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也将反映在整个中国社会中。Dien认为，通过家庭内部以及扩展范围内的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际相互依赖模式，或者说集体主义模式，然而，这种所谓的集体主义基本上是通过权威人物的单方指导得以实现的，并没有真正融入个体自我认同系统。或者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是统治阶层的单方面认同及肯定，并没有得到被统治或处于附属地位阶层的真正认可或接受。在此分析的基础上，Dien认为，植根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庭及亲戚关系，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特色，在以权威引导下，仍然保持着鲜明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特征来源于其对家庭地位的强调，而在许多学者的眼里，与其说这种对家庭角色的强调是一种集体主义，称其为家庭主义倒更为合适。例如，著名的学者林语堂在其名著《吾国吾民》（1935）中曾经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由一群具有个人主义的个体构成的民族，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体所关注的是自身或其家庭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他们对家庭的关注只不过是其自私自利在更广范围上的一种表现，个体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则是这种文化特征的一种具体表现。陈独秀（1920）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很少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团体凝聚力的薄弱，他也清楚地指出，中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强烈的家庭主义，或者说，中国人往往全心关注于如何在最大限度为自己家庭攫取财富和利益，并且此目的的达到往往建立在牺牲其他个人或团体利益的基础上。由此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家庭主义与所谓的集体主义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个体对家庭小团体利益的关注并不能被诠释为集体主义的表现，由此而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集体主义特征这一结论也是不恰当的。此外，对中国和加拿大大学生的调查（Li，2002）也显示，与加拿大被试相比，中国大学生与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在与朋友间的关系方面，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被试间不存在差异，从这一结果也可看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在所谓集体主义观念中的地位。
事实上，很难说某个社会是绝对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这两个处于同一维度两个端点的概念通常在同一文化中并生共存，由于所占比重的不同，其中的一个维度往往处于主导地位（Fijnema.e.al.，1996）。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被试人格发展的研究（Lew，1998）也指出，中国文化既不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点，也不呈现出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两者的相互融合，并生并存，具体地说，中国文化是60%集体主义与40%个人主义的混合体。
3 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
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既可以从思想意识层面入手，也可以从实证层面进行探讨。前面部分从思想意识领域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下面部分将通过实证研究及对中国文化构成实体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化构成中的个人主义成分。
3.1 实证研究中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在集体主义的外表下展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特色。一项对中美的跨文化研究（Triandis,McCusker＆Hui，1990）显示，与美国被试相比，中国被试在归属感、对传统文化（风俗）的认同、友谊的可信度及对朋友的忠诚度方面的得分明显偏低，在其他一些项目（如对他人的忠诚度及乐于助人）上中国被试的得分也较低，虽然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然而，在社会认知/尊敬（socialrecognition/resPect）项目上，中国被试的得分较高。研究也发现，在人际距离方面，中国被试与朋友及住在一起的宿友间的社会距离明显地大于美国被试，但是他们与配偶、父母的关系却明显地比美国被试更为亲密。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都是大学研究生及教职员工，其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一结果仍然表明中国被试在除了家庭之外的其他交往模式中，人与人之间有着较大的心理距离，而所谓的亲密友爱、互助互利的同盟关系多限于家庭小团体内部。另外，中国被试在社会认知/尊敬项目上的高分也显示了权威人物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总之，该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林语堂、陈独秀以及Dien（1999）等人的观点，中国文化在权威人物的指引下仍保留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所谓的集体主义主要体现在以家庭为主的小团体范围内，在此之外的人与人之间则呈现出浓厚的竞争意识。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呈现出明显的以重视物质享受、追求个人成就为特点的个人主义倾向，调查（Pan，1986，citei.Tsui，1989）显示，绝大多数被试（68.3%）都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追求物质、力图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及生活标准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另一项研究（Lu，1998）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来源于儒家学说）和“利”（来源于墨家和法家学说）出发，对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趋向进行了探讨。该研究的访谈结果显示，在当代中国，以强调个人利益为特征，具有明显个人主义色彩的“利”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着优势，而重视人际和谐，显示明显集体主义导向的“义”的思想则退居次要。
中国文化中这种强调竞争、个体自我成就的个人主义特色也体现在家庭教育领域，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则充分显示了这一文化特点。一项关于父母对孩子期望的调查（Yi，1997）显示，在8项对孩子的期望值方面，北京36.6%的被试把“个人有成就”这一项目列在第一位，而上海和广州分别有52.2%和39.8%的父母把此项目列在首位，列在第二位的项目为“受较佳教育”，选择该项的被试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为19.6%、24.3%和19.8%。而在充分体现集体主义特色、共产主义理想的项目“贡献国家”上，选择的被试则比例较少（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9.6%、6.2%和11.2%），在具有浓厚传统儒家文化色彩的项目“荣耀家庭”上，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只有2.3%、2.0%和2.7%的被试加以认同。从此项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当代都市父母教养孩子领域，以强调个人成就为特色的个人主义占据了绝对主流，体现集体主义特色的共产主义理想则退到了次要地位，而传统儒家思想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地位则显得轻而又轻。
总之，从上面介绍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当今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以追求自我成就、自我价值为特点的个人主义色彩，具有明显集体主义倾向的以社会、团体利益为奋斗目标的价值取向已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这一文化特点反映在家庭教育领域，则表现为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理念的没落，以鼓励孩子个人成就、自我实现的西式思想占据主流。
3.2 中国当代文化的实体构成
在前面部分，我们从思想意识领域对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特征进行了探讨，在下面，我们将从实体构成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特征进行实体性分析与透视。鉴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里主要从消费市场、文化媒介及家庭规模三部分入手，分析当今中国文化的构成特点。
3.2.1 当今中国的消费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从衣食住行到健身娱乐，越来越多的西方生活方式、消费用品涌入中国，在中国的消费市场，西方模式已成为主流，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今中国消费市场的许多领域，外资企业以明显的优势独占鳌头，成为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在全国餐饮行业100强企业中，西方快餐店以绝对优势取胜，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家喻户晓的快餐企业，已成为都市人们餐饮消费市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尤其成了当代青少年儿童的最爱。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5）显示，当被问及“你所去频率最高的快餐店”时，54.6%的被试首选麦当劳，22.5%的被试选择肯德基，在软饮料市场，可口可乐的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对上海儿童的调查（沈秀华等人，2000）也发现，上海市青少年普遍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在饮料方面，70.7%的儿童和73.4%的青少年平常喜欢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除了餐饮行业之外，其他行业，如家电、服装、化妆品等，国外品牌强而有力的竞争力也使其在中国当今消费市场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方消费模式在中国文化中的渗透与蔓延必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难以抗拒的冲击，使其精神面貌呈现出明显的西化趋势，东西一体的文化模式成为潮流。
研究（Tai＆Tam，1997）表明，当今中国年轻女性的消费观念及行为已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例如，在购物时，她们重视品牌，尤其对国外品牌情有独钟，并且中国年轻女性对自己的外表与健康也给予较多的关注，另外，她们在思想上也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在家庭中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在工作中应该受到同等待遇。从中可以看出，当今中国年青一代的思想观念已远远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西方的文化观念、生活形态已在他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3.2.2 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传媒
除了消费市场，传媒系统在文化的构成与发展中也扮演着难以忽略的作用。对传媒内容及形式的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构成及实质进行更加清晰的透视。
传媒系统的一个重要形式是电视，电视在现代中国人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6）显示，1995年北京市民拥有电视的比例已达97.0%。到2002年9月为止，中国4岁以上的电视观众总数已达11.15亿，个体观看电视的时间已达平均每天174分钟（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
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中西方的主导趋势也反映在电视节目的内容上。1980年的中国电视节目中，来源于西方的节目所占比例已达到了76.2%，从1980年至1990年，来源西方的电视节目所占比例虽然基本保持稳定，但随着电视节目总数在80年代末期的迅猛增长，西方类的节目总数也呈现出大幅度增加（Wang＆Chang，1996）。除了数量方面的实体性普及，在心理方面，西方来源的节目也已被中国百姓所接受与喜爱。1995年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6）显示，在10大最受喜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电影类名列其中，欧美流行音乐也成为广大市民喜欢的10大广播节目之一。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电视节目的监管呈现出市场导引的模式，电视节目的功能也从以往“教育观众”转变为“满足观众”，而电视节目内容的商业化味道也随之日益浓厚。在这种商业化的趋势下，电视节目的内容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最新生活方式，闪现于荧屏之上（Zhao，1999）。
电视节目内容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观众思想观念的相应更新。研究者（Morgan＆Shannhan，1998）曾提出一个培养理论（cultiva-tiontheory），指出对电视的观看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观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个体社会化及文化渗透的进程所受影响越多。或者简单地说，“个体观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在现实中采取一种类似于电视人物的态度与价值观”（Zaharopoulos，1997）。虽然在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具体影响因素（一般节目或具体某个节目）方面，仍存在着一定争论，但电视节目对人们价值观形成确有影响这一观点已为研究（Potter＆Chang，1990；Zhang＆Harwood，2002）所支持。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Zhang＆Harwood，2002）表明，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外来节目外，外来电影及外来体育节目在人们对人际和谐观念的尊崇上将会产生负面效果，除此之外，中国的音乐节目及儿童教育节目，由于其内容过多受西式文化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产生相似的效果。由此可见，通过电视这一大众媒介，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构成明显的威胁，电视内容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无意识中进行着潜移默化。其他研究（Triandis,Mc-Cusker＆Hui，1990；Zhu＆He，2002）也支持了电视节目在西方思想文化传播蔓延、东西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除了电视，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也以迅猛的发展势头成为传媒系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对北京和广州市民的调查（Zhu＆He，2002）显示，27%的受访者已经在使用网络，另有20%的受访者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安装网络。在内容上，网络往往以其对实事反应的敏感而紧贴时代步伐，成为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当今社会发展的最新潮流及外界时尚的消费趋势，其中不少的内容更是与西方的文化潮流丝丝相扣。研究（Zhu＆He，2002）显示，网络的内容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系统中，作为传统行业的出版系统在文化思想传播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大潮也左右着出版行业的走向，在市场体制的指引下，读者需求成为出版物内容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内容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下，反映社会发展潮流、新式思想文化的内容成为主流，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使得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从而加速东西文化一体化的进程。研究（Sun＆Huang，1997）也显示，印刷材料，如报纸与杂志，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以电视、网络、出版行业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其构成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在实体方面，还是在精神层次，都加速了东西一体化的步伐，这一变化反映在家庭教育领域，则是父母教养思想行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西化模式。
3.2.3 中国社会的家庭规模
除了消费市场和大众传媒，家庭模式也是社会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探讨时，家庭的规模与构成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话题。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中国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如《四世同堂》、《红楼梦》等，也常以这种几代同堂的家庭为对象，描绘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兴衰起落。然而，中国社会实际的家庭构成却与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固定模式大相径庭。实际调查（Fei，1962；Hsu，1943；Lang，1946；citei.Tsui，1989）显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存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平均由5个人组成。数据（Yi，1986）表明，从1931年到1982年，中国平均家庭规模呈现出微弱的缩小趋势，由30年代的多于5个人降至1953年后的多于4个人。具体来说，从1911至1947年间，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5.17至5.38人间，1953至1982年间的3次调查则显示，中国城镇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步从1953年的4.66降至1982年的3.95（Wei，1990）。另对访谈被试的粗略统计（Wolf，1984）表明，在中国城市，与新中国成立以前30%的比例相比，新中国成立以后结婚的夫妇中平均有42%单独成立新家庭，并且这一比例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几代同堂的家族模式也只是在富人阶层较为普遍，30年代以后，在一帮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其种种弊端的猛烈抨击下，这种大家庭模式在中上阶层也开始走向没落（Lang，1946，citei.Tsui，1989）。
1982年在5个城市对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进行的调查（Tsui，1989）也显示，几代同堂的扩展型家庭在现实中所占比例甚少。在被访者当今的家庭中，这种类型的家庭模式仅占2.30%，在被访者夫妻双方幼时的家庭中，几代同堂的情况所占比例分别为5.68%和5.13%，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社会两代人的生活中，扩展型的家庭从未占过主流，所谓中国传统式的子孙满堂的天伦美景只是文学家笔下的理想境界，或者少数富人阶层的生活写实，与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这项调查发现核心家庭（父母同其未婚的子女一起居住）一直是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类型，在当今家庭类型中占66.41%，在以往家庭结构中占55%的比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家庭结构所占的比例继续呈增长势头。另一项对湖北省4000名儿童的调查（Feng，1993；citeinJing＆Wan，1997）发现，74.8%的独生子女生长在亲子共处的3人核心家庭，这些孩子所在家庭的平均规模为3.46人。
事实上，这种由父母同其独生子（女）构成的3人核心家庭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城市中，非常普遍。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调查显示，在当今城市家庭中，由一代和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总共占了86.51%，其中单代人家庭占了24.38%，两代人家庭占了58.13%。1995年对全国人口1%的抽样调查显示，3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在全国范围内都位居首位，具体就北京而言，4人或少于4人的家庭规模占了87.58%，其中3人家庭占了40.70%（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在1978年以后才开始实施，以及4人家庭所占的较大比例，可以推断出这些4人家庭多由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组成）。总之，这些数据都显示了核心家庭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几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离开这种家族同居的家庭模式，儒家学说所描述的家庭中尊卑长幼的等级关系就难以存在，由此可以想象，儒家思想在中国家庭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是相当有限的。另外，这种小规模的家庭结构模式与西方的家庭构成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在实体结构上的类似必将反映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雷同，使得文化的东西一体化在家庭教养思想行为方面的体现进一步得到强化。
3.3 总结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体构成的角度，中国文化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崭新面貌。在心理层面，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追求个人成就、重视物质享受的个人主义已成为主流，这种心理反映在家庭领域，则是强调孩子的个人成就和自我价值。在实体构成层面，不论是当今的消费市场，还是文化传媒，抑或是家庭构成模式，都充斥着西方的潮流和内容，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也为中国父母心理层面上的西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节 当代中国父母教养的文化导向
1 现代中国父母教养观念的新面貌
1.1 儒家思想踪迹难觅，新式观念成为主题
与一些研究者（Ho，1986）的观点相异，在中国当代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思想理念左右着父母的头脑和行为，而所谓的儒学思想所倡导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早已成为历史，只是支离破碎地在父母的言行中偶尔闪现。
在访谈过程中，当被问及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是否受到孔孟儒家思想文化影响，或是否有儒学思想渗透时，绝大多数（总数的80.85%）父母的第一反应是“没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反问“什么是儒家思想”。
在这些年轻父母的心目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一些封建落后、被历史所遗弃的东西，与现代社会强调个性、重视人性的发展潮流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一位12岁男孩儿的母亲（硕士，大学老师）所说，“我觉得孔孟（的思想）不好，他们那些礼教都是虚伪的东西，我觉得这很虚伪，你像孔融让梨，从孩子的本性来说，他肯定想挑大的，他不可能去挑小的……我赞成平均主义，我弟妹的孩子过来，分东西，不论大小，一律平均，苹果大小不一样吗，这个切成三份，那个也切成三份，不这样的话，小孩有嫉妒……你想，你给谁大的另外的都不服气……人为地造成矛盾，没什么意思，平均起来，大家就谁都不说什么了……”这位母亲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父母的心声，在他们的头脑和理念中，儒家思想难以找到足够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西方的一些观念，诸如平等、自立、崇尚人性等已成为他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而言，西方文化思想对他们教育孩子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在他们身上，更多地闪现出中西一体化、西学中用的火花（Wu，1996）。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都市，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没有接受过诸如儒学之类传统思想的正式熏陶，又缺乏与上辈的交流，基本上不懂得那些老式的传统养育模式，他们对孩子教养的实践经常是来自于书本，尤其是那些从国外译来的教育类书籍。正如一位8岁男孩的母亲（硕士，公司职员）所说，“说实在的，我是按书本的方法教育孩子，这些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对儿童教育都特别细，一些母亲的体会比较多，他们这些书都是比较配套的……教育方法……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东西”。
对于那些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而言，虽然他们没有意识或精力特意去读西方的儿童教育类书籍，传统文化的断层也同样使得他们不知何为儒学思想，但生活在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各种信息如潮似海的当代都市中，西方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蔓延扩散同样也会波及他们对孩子的教养态度。即使一个初中毕业的母亲，也知道应该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与周围人的交流及电视节目中，许多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也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其头脑。如同一位六年级女孩的母亲所说，“我对她独立性的培养就是她自己选择买什么东西，一般她自己的事儿都让她自己去做……一般（我）就是看电视台的教育频道……”
在对千余名北京、上海中小学生父母的问卷调查中，基本上所有父母（约96%）都赞同“孩子应该孝敬父母”。在访谈中，只有少数（17.02%）父母承认儒家思想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有一些影响，但基本上仅限于尊老爱幼这一主题。其他父母虽然也指出在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会强调尊老爱幼这一思想，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儒家的思想学说。正如一个7岁男孩的父亲（大学老师）所说，“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孔孟思想，我认为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其实，无论中国还是国外（Xiao，1999），在对孩子的教育中，“讲礼貌”、“尊敬/忍耐”等与人交往中的良好品质都是必上之课，与其说是孔孟思想的精髓，不如说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表现，或者说是社会规范常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特色。
虽然在中国当代父母教养领域中，儒家思想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近年来仍有一些学者（梁漱溟，1993）掀起复古的浪潮，重新投身于儒学的研究和推广，希望在东方大地上重现传统文化的曙光。在受访的家长中，有一位父亲（大专毕业，房地产助理）便是受这股复古之风影响的一个典型。这位父亲明确地说因为经常听一位海外华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对这方面的了解比较多，在教育8岁女儿的过程中，他的任务就是平时给孩子灌输一些孔孟的儒家思想，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学孔子的思想，我是这么想，因为他是以忠孝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只有忠孝了，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人。要是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对自己的上司都不忠，那将来会什么样子，国家会什么样子？就说孩子们都不这样的话，那国家将来就乱了，恐怕，家庭也会乱的”。然而，即使这么一个对儒学如此推崇的人，在他的思想里也糅合多种思想文化，除了儒学，他对于佛教和道教也感兴趣，津津乐道于“感化”在教育中的力量，并且在他的头脑中，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也占了一席之地，非常赞同《圣经》里对人的教育观念。由此可见，在东西方信息交流日益畅通的今天，即使一个自称痴心于儒学的人，也不能“独尊儒术”，各家相存、东西一体已是必然结果，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同样也呈现出如此趋势。
1.2 父母教养中的东西方思想交融互补
在当今经济逐步全球一体化，文化日益东西融合的背景下，在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也无可避免地呈现出东西方融合互补的面貌，在家庭教育领域，东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理念，相辅相成地描绘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父母教养模式。
在访谈过程中，当被问及“教育孩子的观念受东方传统文化多些还是受西方文化多些”时，相当一部分父母（44.68%）认为东西方文化对自己都有影响，各取所长，很难说偏重于某一种。如同一位初一女生的母亲（本科，公务员）所说，“……我是东西方教育的精华的结晶，因为东西方教育孩子各有长处，各有利弊”。在内容方面，父母一般比较赞同西方对孩子个性、能力培养的重视，而对东方文化中做人的礼教以及学业重视方面比较认同。一名初一男生的母亲（高中，售货员）这样说，“……我觉得还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好，如讲礼貌、尊老爱幼……”。另一名初一女生的母亲（本科，公务员）指出，“（西方可取的地方）那不就是鼓励独立吗？然后就是开放，还有创造，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东方的传统文化就是孝顺、诚实……”。另一位初一男生母亲（本科，公务员）的看法，也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东西方思想理念在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头脑中相互融合互补的现状，“我是兼收并取，哪儿都好用，不过我看的书比较杂，传统道德、中国文化、教育理念，我什么都讲。西方鼓励个人创造、个性也很好……（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礼教方面，什么尊老爱幼、爱护下级，我觉得这不是靠说服教育实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言传身教中学会的……”。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在东方传统文化方面，除了对礼教方面持认同态度之外，中国文化对儿童学习方面的一些态度和做法，在现代父母的头脑中，仍有市场，一名初一女生的父亲（大专，国家干部）说，“（中国）的传统，还是那种教育方法吧，过去那种大人教的方法，就是多复习，早复习，坚持做作业，看书……”。另一名初一男生的母亲（本科，公务员）也对中国学业领域的教育模式作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但是国内填鸭式的教育也是非常棒的，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14岁上的少年大学，他对我说填鸭式的教育是巩固基础知识、打好基础的一种很棒的方法”。
在受访的父母中，也有一部分父母（27.66%）表明自己在教育孩子时，没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概念，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而是持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如同一名六年级男生的母亲（本科，高中老师）所言，“我觉得，不能说东方西方，应该是让孩子从小就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行了”。或者如同另一位10岁男孩的母亲（大专，中学老师）所说，“……我觉得（东西方文化）都不（合适）……还是多培养孩子的能力吧”。其实，这种务实的态度，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父母教育孩子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社会化过程的基本指导思想。
此外，也有一些父母（27.66%）认为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主要受东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他们所说的东方思想文化，也主要是指做人和学业两方面。一名6岁男孩的母亲（大专，医护人员）说，“（东方教育观念）就是说让他对老人尊敬啊，还有就是不能让他太放开、太自由了。西方就是那种对孩子可以自由的那种感觉吗？还是不太放手，让他顺着父母的意愿，觉得父母一般也不会把你往不好的地方引导，所以说还是顺着父母的好”。虽然这位母亲希望孩子对成人顺从、听话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并不占主流，然而这毕竟也代表了一部分父母的心声。但即使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父母仍基本上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如同一名10岁女孩的母亲（大专，图书管理员）所说，“（东方的传统）就是尊重老人，尊重父母，这方面影响得多一些，我们家比较传统，不是那种让孩子自由——也让她自由发展，但不能超范围……”。从父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部分父母认为自己主要按东方模式教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在他们的头脑中，西方父母对孩子基本采取一种比较宽容、放任的态度，尤其在学业领域，而这也是他们认为自己不同于西方的重要之处，另一名10岁男孩的母亲（大学老师）说到，“好像东方的（影响）多一些。西方的方法好像不怎么管孩子，就是自己发展，是吧？好像对学习成绩好坏都不是特别重视，是一种快乐式教育。西方觉得好像孩子将来不一定成材，只要他自己快乐就行，而中国的父母，绝大多数都希望孩子学习好”。事实上，虽然这些父母认为自己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东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占据主位，一个原因是基于其对西方教育模式认识的狭隘，如认为西方对孩子的教养就是一种开放式的、不注重长幼有别的模式，学习也是随兴所至的事情，不过，在对孩子的实际教育过程中，其言行举止仍处处显露着明显的西化痕迹，如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主动性，能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和孩子商讨问题，注重孩子的意见和心理感受等。因此，即使这些自认为对东方文化持赞同态度的父母，其对孩子的实际教养表现模式仍是东西方相互融合、互补的统一。
总之，在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统一是大势所趋，适应社会、强者生存是现代父母对孩子社会化过程的基本出发点。或者如同一名4岁半女孩母亲（本科，公务员）所说，在对孩子的教养中，东西方文化通常体现出“综合矛盾”的局面，“西方观念我们是想学，可从小所受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之中使我们不自觉地会对孩子表现出来（中国式的做法）”。
2 家庭内部等级关系的消亡
2.1 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养育中的男女平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Hsu，1985）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现实，随着新文化运动（Bailey，1988）的涌起，直至新中国的成立（Wei，1990），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不断试图把女性提到与男性相平等之地位。特别是70年代末期计划生育政策（The Population Researc.Office，1982）在中国的实施，独生子女在城市的基本普及（Gu,Posten，＆Shu，1987）使得重男轻女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从而使家庭教育中的男女平等真正成为社会之现实。
这种男女平等之思想，首先体现在父母的生育目的上。在对北京及上海父母的问卷调查中，只有1%的父母同意养育孩子的目的是“光宗耀祖”，3.9%的父母选择养育孩子的目的是“自己老有所养”，12.6%的父母选择“增加生活的乐趣”，而绝大多数的父母（70%）都认为养育孩子的目的是“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从这一反应模式中，可以看出“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这一封建思想在当今都市父母头脑中地位的瓦解，而建立在“增加生活乐趣”、“充实自己人生”思想基础上的养育行为，则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对男孩女孩的一视同仁。
不过，在生育前的性别倾向方面，现代父母对男孩的喜好程度仍高于女孩。在访谈过程中，当被问及在生育之前，对孩子的性别期望时，多数父母（47.22%）表示，希望生个男孩子，另一部分父母（36.11%）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希望生女孩的父母所占比例较低（16.67%）。在问卷调查中，也显示了类似的反应模式，15.2%的父母在生孩子之前，希望生个男孩，8.0%的父母希望生女孩，76.8%的父母认为生男生女无所谓。
虽然希望生男孩的父母占多数，但几乎所有这些父母都明确表示，希望生男孩不是出于重男轻女或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而是由于在当今社会的大气候下，犯罪率的上升，社会危机的四伏使得父母觉得男孩养起来比较省心，如同一位4岁半男孩母亲（本科，大学老师）所说，“我觉得从生理和心理上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社会比较复杂一些，男孩子可能事儿少一些，从生理方面让你担心的少一些，我是这么想的”。其实，在对北京、上海父母的问卷调查中，也有类似的结果。在对“喜欢男孩子的原因是因为儿子可以传宗接代”这一项目的回答中，有67.0%的父母选择“完全不同意”，17.1%的父母选择“比较不同意”，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父母分别只占3.6%和2.5%，其余9.7%的父母选择“无所谓”。从父母的反应分类中，可以明显看出，“传宗接代”这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已被绝大多数现代都市父母所抛弃，只在少数父母的头脑中留有一丝残余。
不过，对于成长于旧社会的祖辈而言，他们心目中仍有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但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现实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观念，面对现实。一位年轻的母亲（大专，中学老师）就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老太爷可重视后代的问题了，当时知道是女孩后，我们老太爷在家里总爱骂，当时（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老太爷不愿意去，但去了之后，每天不跑五六趟他就不行，每天都要跑去看孩子好几次”。
在对孩子的教育及期望中，男尊女卑更是了无踪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都倾注了同样的爱心（柳玉芝，蔡玉梅，2002），给予同样的期盼（Tsui＆Rich，2002）。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几乎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苏敏，曾长进，2002）。家庭教养中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一视同仁，同样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将从父母的期望及对孩子社会行为的认识两个角度简单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在对孩子的期望上，当被问及“您对自己的孩子有何期望”时，男孩和女孩父母的反应非常相似。在女孩的父母中，77%的受访父母首先希望孩子在学业上有所发展，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另有27%表示希望孩子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快乐。而在男孩的父母中，76%的受访父母表示首先期望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另有24%的家长在孩子的发展方面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让孩子将来能够快乐、幸福地生活。虽然这两类父母对孩子期望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父母都对其赋予了同样的期盼，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适应社会，从而更好地生存。
其次，在对儿童社会行为发展倾向的认识上，男孩与女孩父母的反应趋势也非常相似，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传统性别认同模式。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从小培养其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一描述，有72.9%的父母完全同意，21.8%的父母比较同意，而对这一观念完全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的比例则分别只占0.9%和1.0%。
在访谈中，当被问及“在性格方面，通常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孩子，一种可能会霸道一些，有时候会欺负其他的小朋友，另外一种性格比较害羞、内向。作为家长，您觉得哪一种行为更让您担心，怕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时，在女孩的父母中，除去没有正面回答该问题的父母（女孩父母中的18.2%）之外，绝大多数（女孩父母中的68.2%）首先不能容忍孩子的退缩行为，认为孩子行为的退缩和羞怯更让他们感到担心，只有少数（女孩父母中的9.1%）认为与退缩行为相比，攻击行为更让他们担心，首先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具有攻击行为，另有4.5%的父母对两种行为持同样的反对态度。在男孩的父母中，除去对此问题没有正面回答的32.0%受访父母之外，52.0%的父母首先对退缩行为持反对态度，认为孩子的退缩表现更令他们难以容忍，而对攻击行为首先持反对态度及对两种行为持同样反对态度的父母则分别占男生父母总数的8.0%。
问卷调查的结果也鲜明地展示了当今中国父母对“男强女弱”这一传统封建思想的摈弃。有66.2%的父母表示反对（其中37.4%完全不同意，28.8%的父母比较不同意）“女孩子的个性应该更为顺从和忍让”这一观点，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该观点的父母只分别占5.3%和8.4%（见上图）。对于“我会按‘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从小对孩子进行训练”这一项目，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父母分别只占3.0%和5.2%，绝大多数父母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47.5%完全不同意，27.6%比较不同意）。
2.2 民主和谐的亲子关系
在现代都市家庭中，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及核心家庭的普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谓的父父子子、长幼有别的等级关系已成为历史，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亲子关系成为年轻父母的共识（苏敏，曾长进，2002；陶艳兰，2001）。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充分支持了在当今中国父母教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民主之风。绝大多数的父母（61.7%的父母完全同意，26.9%的父母比较同意）都赞同“孩子和父母之间应该是一种朋友式的平等关系”。
在儒学所倡导的家庭关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父母处于权威地位，对孩子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孩子则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对父母应该言听计从，服从父母的意愿（Ho，1986）。对于这样一种家庭人际模式，受访父母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认为父母也应该努力去理解孩子，听取孩子的见解，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意见，孩子和父母之间进行争论或讨论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甚至孩子和父母平起平坐，不分大小的情况也不少见。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清晰地展示了现代父母对这种尊卑等级思想的否定和排斥，绝大多数父母都对“孩子应该对父母唯命是从”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对此观点持赞成态度的父母只占了极少数（见上图）。
在访谈中，62.7%的父母指出，自己基本以民主的作风对待孩子，在教养的过程中把孩子看作能动的个体，尊重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一位身为小学老师的母亲的观点则很具代表性，“我觉得（在教育孩子中）该父母做主的就应该父母做主，但是也要给孩子一定的空间，就是说她自己选择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就应该让她自己去选择，家长没必要给她圈上一个条条框框什么的，这样就束缚她了”。另一位母亲（本科，公务员）也表达了在教育自己女儿方面相似的观点，“（孩子）不一定（要听家长的话），因为父母说的不一定全对，现在孩子也有她自己的一些思想、自己的思维，吸收新东西比较快，她有一些正确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支持她吧。我觉得孩子越小就应该越听父母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也有一些对的地方，我们大人就应该尊重她，好的、正确的东西还是应该认同她”。在问卷调查中，超过80%的父母都赞同“在孩子的事情上，父母应该主要考虑孩子自己的意愿”、“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之前，我会考虑孩子自身的意愿”、“即使和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我也鼓励孩子自由表达他/她的想法”。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现代父母不仅已经意识到孩子的独立能动性，并且可以持发展的观点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教育。
其实，即使在那些现代都市为数很少、逐渐消失的典型的几世同堂大家庭中，那种长幼间的支配——服从关系也不复存在，专制的外衣下依然是平等的内核。一位出生于大家庭的父亲（高中，商业职员）指出，“我们家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家庭传统观念很强，从小教育孩子在家里对叔叔、爷爷奶奶的话必须服从，要尊重长辈，即使当时觉得他们讲得不对，当时也不能顶嘴，事后可以辩解。但不是家长制作风，孩子服从后，可以讲道理，觉得还是民主制”。当然，这位父亲所说的传统大家庭（其实质上也不能称作传统式大家庭，其存在形式其实仍以独立的小家庭为单位）在如今的都市已是少之又少（Tsui，1989），但即使如此，在这样的家庭中，民主之风依然强盛，这位父亲指出平时在家里，也经常以商讨、讲解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教育。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承认，在生活中，“当发觉自己对孩子的教养行为有不当之处时，我会向孩子道歉”，只有少数父母对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见下图）。
虽然在现代家庭，亲子间的民主之风较为普及，在访谈中，仍有一部分父母（21.6%）在对孩子的教养中采取家长制的作风，倾向于以专制、高压的手段对待孩子。一位6岁男孩的母亲（大专，医护人员）这样说，“……不能让孩子太放开、太自由了……（希望）老师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家长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是不太放手，让他顺着父母的意愿，觉得父母一般也不会把你往不好的地方引导……”。不过，父母这种专制的作风主要体现在孩子的学习领域，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对待孩子仍较为宽松和民主，如同一名初一女孩的母亲（本科，国家干部）所说，“除了学习、交朋友，其他方面做错了，还是可以慢慢说她，让她改掉的……尤其是学习，我就特别强调这个……这个就很希望她听父母的，（她）做不好的时候就训她”。事实上，在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领域日益多元化的当今中国，家长制作风的内涵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长幼等级关系，现代父母的家长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在“恨铁不成钢”或“望子成龙”心切下的过分限制和干涉，或者说是一种“爱之愈深、管之愈严”的欲速则不达的拔苗助长之作风。
此外，虽然现代父母往往对孩子关爱有加，但仍有极少数父母（3.9%）采取忽视的态度对待孩子。这些父母通常由于所受教育水平有限，且又忙于生计而难以对孩子付出足够的关注和爱护，使得孩子在物质和心理两方面都难以得到充分的呵护和满足。一位干个体户的母亲（高中毕业）这样介绍自己对11岁儿子的养育，“保姆一直带到（孩子）3岁多吧。……我该出去采购（就出去），反正我采购的时候一走一两个钟头，都是把他锁在屋里的……他（物质方面）没有太多要求，也就这一两年我才给他买衣服，一两年之前全穿我姐姐家、弟弟家孩子的衣服，男孩女孩的衣服全给他穿”。当然，虽然在现代中国都市，这种对孩子听之任之、少加关注的父母可谓屈指可数，但毕竟也反映出家庭百态之一隅。
最后，也有少数（3.9%）父母虽然给孩子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对于孩子的物质需要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但这些父母却以粗线条的方式对待孩子的心理需求，对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表现视而不见，使得孩子置身于衣食无忧的物质环境下，心理成长却处于贫瘠饥渴的状态。一位初三男生的父亲（本科，工程师）这样说，“他妈妈很少管他，这方面的母爱她没体现出来，但她又寄托于这儿子得爱她，所以，儿子提什么要求她都答应。所以这孩子基本上不缺任何东西……（孩子小时候）我教育比较粗暴一点儿，不听我就‘叭’给他一耳勺子，刷地一下他哇哇哭……”。在这种物质溺爱、心理忽视的教育模式下，潜移默化之中孩子会在发展上出现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在父母权威形象磨灭的同时，对孩子的期许也与所谓的传统模式大相径庭。顺从、听话的孩子已不受父母欢迎，有思想、有创造性的孩子才是父母心中的理想模式。有研究者（Chen，1998）认为，听话、害羞、顺从的孩子往往是成人心目中的乖孩子，父母对这种类型的孩子往往持肯定、赞赏的态度，与此观点相左，访谈的结果发现，在对理想孩子的描述中，父母的态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西化烙印。当问及“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是乖孩子”时，父母基本上都认为“有个性”、“有自己主见”、“能把自己事情处理好”、“有创造力”的孩子才是乖孩子、好孩子，很少有父母认为心目中的好孩子是顺从、听话的孩子。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枪打出头鸟，因此不能让孩子张扬自己的个性”的项目，只有16%的父母表示同意（见下图），而对于“我鼓励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我鼓励孩子应该充分自信”及“我鼓励孩子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这些项目，有超过90%的父母都持赞同态度。
当被问及“在您心目中，顺从、听话的孩子是否是好孩子时”，受访父母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或者认为“那样的孩子没有能力”，或者认为“那样的孩子缺乏活力”，如同一位在大学执教的母亲所说，“我觉得乖孩子不一定都是好孩子，因为太乖了，父母和老师的话都听，不见得是成才的孩子。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父母也应该听取他的意见，都应该把他当作朋友，平等人，然后去想想他说的是否有道理……”。另外，在问卷调查中父母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度，有72%的父母（其中39.1%完全不同意，32.9%比较不同意）不赞同“孩子应该对父母唯命是从”这一观念，对这一观念完全赞同和比较赞同的父母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8%和7.6%。而对于“孩子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这一观点，父母则显示了极高程度的支持和欣赏，有74.0%的父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比较同意这一观点的父母占21.5%，选择“完全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的父母则微乎其微，分别只占受访父母的0.9%和0.2%（见下图）。
从父母的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在新时期的社会大潮中，儒学提倡的所谓等级尊卑关系，已经远远脱离了现代都市人们的思想生活轨道，与时代脉搏相吻合的新型人际关系模式已开始在新一代父母的头脑中占据主导。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都市家庭中，父母不仅没有传统儒学所推崇的权威地位，长辈不仅不处于受尊崇的支配地位，与之恰恰相反，独生子女现象使得孩子往往成为家庭的轴心，一切围绕孩子转，一切为了孩子成为几乎所有家庭的通病，孩子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处于金字塔的顶尖位置，尤其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而言，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位初中毕业的母亲说，“原来爷爷奶奶看不惯就说，现在都转过来了，有的一家6口、4口，都护着这么一个孩子……”。这位母亲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在当今中国，儒家所言的长幼尊卑等级关系不仅已成为历史，而且与之相反的画面已成为社会写照。这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一体化背景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父母教养模式表现之一。
3 儿童个性培养上集体主义意识的淡薄
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在中国社会，在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下，为了维护团体内部的和谐与稳定，以压抑个性为特征的抑制性行为，如自律、退缩、谦虚等，往往为社会所认同，而冲动、张扬的行为则往往受到负面的评价。在家庭教育领域，父母往往喜欢退缩、内向的孩子，而对孩子的攻击、霸道行为则给予严格限制（chen，1998；Ho，1986）。在对父母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与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固定模式截然相反，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都市父母对孩子行为发展的看法也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3.1 儿童性格培养中的推强排弱
面对“两种类型的孩子，一种比较内向、害羞、退缩，另一种比较霸道，时常表现出攻击行为，哪一种更让父母担心”的提问，与研究者（Chen，2000）所指出的在集体主义的氛围下，中国父母喜欢内向、害羞的孩子，对孩子霸道行为严加控制的观点截然相反，父母的反应倾向表现出了对强势性格的明显肯定。除去对此问题没有正面回答的之外，在剩余父母的反应中，绝大多数（80%）父母都明确地表示，内向、害羞的孩子更让他们担心，另有8.6%的父母对两种行为都持同样的反对态度，而对攻击、霸道行为更感到担心，对害羞、内向行为持接受态度的父母只占总数的11.4%。问卷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反应模式，虽然多数父母（83%）仍然赞同“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忍耐和谦让精神”，但当对孩子的两种行为模式进行二取一的选择时，多数父母明确表示对孩子强势性格的支持和认同，有62.6%的父母不同意“与喜欢打架，个性霸道的孩子相比，我宁愿自己的孩子个性懦弱、胆怯一些”这一提法（见下页图）。
父母持这种态度倾向的原因之一是出于现实层面的考虑。由于现代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要想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外向、具有攻击性、比较霸道的孩子比害羞、懦弱的孩子更容易适应，顺利发展。对于怯懦、退缩的孩子，不管其所受教育程度如何，父母基本上都表示出明确的否定态度。一位12岁女孩母亲（本科，国家干部）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当然是（更担心）前一种（内向、害羞的孩子）了，你没竞争力啊，将来在社会上肯定不行的，起码要勇敢，咱不说欺负其他人了，你起码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跟人相处，那怎么发展，这肯定不行了，对吧。我不喜欢害羞的，不希望（自己孩子）害羞，害羞你没竞争力，肯定不行的”。另一位硕士毕业的母亲（公司职员）也持类似的态度，“首先肯定是不愿意他胆小，不愿意他怯懦，首先人活在这个世上需要自己争取很多东西，要是太胆小、太怯懦的话肯定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成长很不利，这个我觉得比他去欺负别人更担心”。在许多父母眼里，对霸道、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则更多地持肯定态度，另一位女孩的母亲（大专，图书管理员）这样认为，“霸道也不好，但是比较独立的话，到社会上不吃亏，而那种内向（的孩子），当然从家长角度看就觉得有时候会吃亏，有些工作打不开局面，如果是闯社会，我觉得还是霸道的好一些……”
父母持这种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孩子心理发展角度出发考虑。认为孩子害羞、内向的退缩行为往往会掩盖其内心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使得父母不易知道其心理动向，难以及时疏导孩子，而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其外化的行为则使父母较为容易掌握其心理动向和发展态势，对其进行因势利导。一位7岁女孩的父亲（高中，商业职员）认为，“我觉得害羞、内向影响孩子的发展，因为内向孩子的情感一般不外露，她不表达她的情感的话，不容易和她交流和沟通，所以在教育孩子在跟她沟通方面出现一些困难，你不了解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因为孩子要是外向一点的话，咱们做家长的容易看出孩子有什么思想，有些什么想法，咱们可以及时地给孩子做工作，采取一些措施，我觉得孩子外向型好些”。
另外，父母通常认为，孩子行为上的退缩也使得其内心的焦虑和困扰无处发泄，这些内心不良体验的长期积累容易导致心理方面偏离常态，而那些具有攻击性的孩子，其行为上的冲动往往在使其内心不良情绪得以宣泄的同时，也有利于其心理上的平衡。正如一位父亲（高中，商业职员）所言，“我觉得外向型的孩子好，我看到很多内向、害羞的孩子，平时不爱言语，闷头做自己的事情，家里人跟他说话也是没几句话，一般还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特别孤僻的样子，我觉着这样不好”。
最后，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孩子这种害羞、退缩的行为也不容易矫正，而攻击性行为往往具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消失，且易于引导。一位在大学当老师的母亲这样谈自己的儿子，“我觉得好像害羞、退缩的孩子更让我担心。外向的那种，我觉得他小时候欺负同学，但他那时候还处于懵懂阶段，不是特别懂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行为就会改变一些。现在我发现很多小孩，小时候挺调皮的，特别爱欺负其他同学，但八九岁以后，慢慢懂事了，就不会再欺负其他孩子。像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也喜欢欺负其他孩子，但到三年级以后，就好多了，因为他懂了，不应该那么做，学校老师也教育他，但那种内向的小孩，就特别难改”。
或者如另一位女孩儿的父亲（高中，商业职员）所言，“小孩，一般都是比较好动，因为他们这时候精力比较旺盛，他们不像成年人，生活压力大，有一些责任，（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压力，所以他们好玩、好动，这很正常。至于霸道、欺负其他孩子，这个属于社会问题，都是独生子女，可能一般情况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父母娇惯的。一个（孩子）都有点霸道，这是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于父母的引导……我觉得这不算什么问题”。
这种对于儿童攻击行为的宽容态度，在现在都市父母心目中，非常之普遍，不管父母受教育程度之高低，不管自己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论年龄大小，父母都认为应该培养孩子的强势性格，在与人交往中处于优势，或者用父母的话说“在外边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吃亏”。而所谓中国传统儒学提倡的“忍耐”、“谦让”等压抑个体个性的观念，已经与现代都市父母的教养理念格格不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者说“人欲犯我，我先犯人”的态度则代表了现代多数父母的心声。就像一位四岁半女孩的母亲（本科，大学老师）所说，“孩子（3岁半女孩）刚上幼儿园时胆子特别小，一回家老对我说‘妈妈，今天谁谁又欺负我了’，我一听又生气又心疼，就对她说，‘以后他再打你你就打他’，这样说的次数多了，孩子以后不仅别的小朋友稍微一碰她就还手，有时还主动去碰别的小朋友，用老师的话说，‘这孩子一点都不能受气’，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现在社会，大家都这么一个孩子，首先要教会她在外边不能受欺负，不能吃亏”。这位母亲的态度在当今社会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反映了一般父母的心声。现代中国的家庭教养领域，不再以“克己忍耐”为美德，充分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保护自我，已成为家长的共识，即使对于以往儒家竭力反对的诸如攻击之类的冲动性行为，父母也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态度转变的核心来自于对个体人性的重视以及对个体独立自主性的推崇，而这些则恰好是西方文化思想中的重要主题，这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现代中国父母教养中东西一体化趋势。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充分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有78%的父母表明“我希望孩子个性好胜，积极参与各种竞争”（见下页图）。而那些对退缩、内向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少数父母，则往往在教育观念中存在着较为浓厚的传统意识，希望孩子能够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担心孩子的霸道、攻击行为会给家庭带来麻烦。正如一位男孩的父亲（本科，大学老师）所说，“像我们的孩子，比较内向、胆小一些，从行为来说，就是胆小怕事，但胆小怕事，有一点，就是不惹事，像另一种，他胆大，什么都敢干，就惹事，那肯定不喜欢这种孩子”。不过，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中国都市，父母这种求安怕乱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毛遂自荐、敢作敢为精神的肯定和呼唤。事实上，近两年牵动亿万观众神经和眼球的超女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当代中国大众对弘扬个性、表现自我精神的大力肯定与追求。
父母这种对孩子强势性格、鲜明个性的推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但另一方面，如果孩子的这些个性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同样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一位29岁的年轻母亲（大专，财务）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比如说现在的父母都不让孩子在外面吃亏，教孩子如何防范自己，这种表现在告诉孩子增强自己的防范方面是好的，但是同样如果孩子真受了欺负，企图要孩子还击报复，这样就不对了”。一位高中女生的母亲（47岁，高中毕业，服务行业）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的孩子被管教得很霸道，有些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吃亏，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现在社会的确什么东西都要争取的，但你要看什么手段，有些家长教孩子的手段很负面，对孩子的性格形成不好……”
另一位生于80年代的独生女（26岁，本科，公务员）对于孩子张扬个性的做法作出这样的评价，“……很多的独生子女过于执著于张扬个性，往往忽视家庭，忽视社会群体，对个人情感和个人利益的需求被放大，感觉是件蛮悲哀的事情”。
因此，在发展步伐日新月异的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强势性格、张扬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孩子更好地融入和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然而，物极必反，如何使孩子个性的发展健康而有度，则是当今每个家长都必须注意和思考的问题。
3.2 儿童领导能力培养的顺其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对中庸思想的大力肯定和赞同，主张立身处世中的谨慎和谦虚，或者说做人的低调，在现代中国父母眼里，虽然这种谨小慎微、谦逊低调的观念已经过时，但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对于勇于当先、敢挑头任的领导能力则持一种较为平和的态度。
在受访的父母中，当被随机问及是否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时，绝大多数父母（83.33%）承认对于这一能力的培养持顺其自然、可有可无的态度。如同一名5岁男孩的母亲（本科，大学老师）所说，“这个没有，只是想着他和人相处的时候融洽相处，没有想过你去指挥别人……我们性格中也没有这个的——我觉得只要与人相处得好就行，也没想过怎么样”。父母持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认为这种能力不是靠培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是一种与生俱来、顺势而出的一种能力。一名8岁男孩的母亲（硕士，公司职员）说到，“领导能力？比较少，因为我觉着这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发展，因为这些东西到现在——就是说有些东西会是天生的，还有一些就是像情商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像这种领导能力，需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我现在想让他单纯些，不会教给他太多这些东西”。另一位4岁半男孩母亲（本科，大学老师）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我觉得这种领导能力、组织能力都是孩子自己在生活中养成的，譬如说你在孩子中间，在一帮小朋友中间，你就要让别的小朋友听你的，这就是领导能力，如果你在小朋友中间玩的时候，他觉得别人说的都是对的，他听别人的，别人就是一种领导，他其实就是一种服从，我觉得这不会有意识地去培养”。另一方面，当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使部分父母对“领导”这一概念失去兴趣，一名初一男生的母亲（本科，公务员）这样评价，“我没想让这孩子去当官，我觉得他对社会有贡献就行，我觉得权力产生腐败，权力越大，对社会危害越大，我不主张谋取权力，当然权力很好。所以我没在这方面培养，不过任他自己吧，如果他愿意我也会支持的”。在这些信念的支持下，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在对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对“领导能力”的培养基本上采取一种可有可无、顺其自然的开放态度。
另一方面，在访谈中，也有一小部分父母（16.67%）对这一能力的培养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但却不知如何下手去培养、发展孩子的这一能力。一名初一女生的母亲（本科，国家干部）说到，“那当然希望（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了，就是领导才能了，那就是凝聚力、号召力……但我也不清楚这怎么培养，希望她在班里当班干部……但首先应该是不耽误学习”。从这位母亲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虽然她对孩子领导能力的培养持肯定态度，但在其眼里，学习任务则是更为紧要的教养目标。
总之，在现代中国都市，至刚至勇、敢作敢为的浪潮下，对于敢为人先的领导能力的培养，父母仍采取一种平和、自然的心态对待。
第二章 当代中国父母教养行为
不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还是从当今社会的实际生活来看，“集体主义”这一称谓已难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学说”也已基本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这些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难以概括当今的中国社会。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国际信息交流日益密切快速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也无可避免地呈现出西风渐盛的劲头，以重视自我、强调个人成就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倾向日益明显。那么，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面，是否也会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和特点呢？
虽然对有关父母教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早期经验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了家庭内部，直至以后的行为主义对环境作用的强调（Maccoby，1992）。不过，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在西方社会展开，探讨西方国家父母对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相对而言，有关中国家庭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系统性也不够强，但从这些有限的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家庭教养模式的没落，以及东西一体化的趋势。
此外，Kagitcibasi（1996）曾提出三个模型用来描述文化、家庭结构及社会化目标三者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及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社会文化会逐步从集体主义过渡到个人主义，家庭的规模会逐渐缩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会不断提高，长幼之间的关系也会由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相依相存转变为经济和情感上的相互独立，与之相应，父母对孩子社会化的目标也会由强调顺从和依赖转变为对自主、独立的强调。但是，当社会富裕程度进一步提高时，长幼之间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相互独立会被经济上独立、感情上相互依存所代替。Kagitcibasi所描述的父母教养模式的变化趋势同样适合于当代中国，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当代文化中已呈现出了鲜明的个人主义特色，亲子之间经济上的相互独立也成为可能，同时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为新型父母教养模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精神为特点的儿童社会化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第一节 中国父母教养行为文献综述
1 父母教养的研究领域
有关父母教养的研究，整体来说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父母教养观念（parenting belief）、教养行为（parenting behavior），以及教养风格（parenting style）。
1.1 教养观念
所谓教养观念，是一种认知，指人们对有关孩子或孩子教养行为所持的价值观、态度、感知、期望或认识等（Goodnow，1995；Holden，1995）。教养观念是一个涉及面较为广泛的概念，根据其不同的目标指向，可以分成三部分：价值观方面的、儿童发展认知方面以及在这些观念指引下父母对孩子的教养目标（期望）。本研究中的父母教养观念主要涉及价值观和教养目标两个领域。
首先，在价值观方面，不同性别的孩子应该具有何种与其性别相一致的行为表现？某种场合下何种行为可以被人所接受？哪种类型的行为是当今社会所赞许的？这类教育观念主要反映父母所处社会背景的时代特色，含有较多的文化成分。
其次，有关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属于认知领域，父母在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分成两类（Miller，1988）：一类是有关儿童发展一般阶段性的知识，如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孩子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遗传或环境？环境因素如何作用于儿童的发展？儿童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还是积极的信息建构者？在儿童某种能力的发展中，父母所起的作用如何等；另一类则是有关父母对儿童某种特定能力发展的认识，主要指父母对儿童某种能力发展时间阶段性的认识，如婴儿在几个月开始能够辨清物体、用手探物，或知道了物体的永恒性？新生儿、2岁孩子或6岁儿童其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如何、有何种限制等。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则是父母教养目标，是父母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任务指向（Darling＆Steinberg，1993）。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父母的教养目标为其教养行为指定了方向，引导着教养行为的变化及调整（Dix，1992）。
一般而言，教养观念有两个来源（Goodnow，1988）：一个是个体的自我建构，通过个体自身的亲身体验及直接经历，在头脑中自发形成有关教养孩子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会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不同；另一个是文化，在家庭教育领域，文化的沉积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以自己的模式塑造着父母的教养观念，使其显示出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父母教养观念，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尊卑有别的文化传统使得父母教养观念也表现出了尊卑等级的特点，如重男轻女，强调父母权威地位（Ho，1986；Wolf，1978）。另一方面，所谓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也使得父母对儿童行为表现的赞成与否呈现出某种固定的模式。然而，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已使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在东西方文化逐渐融合、集体主义理念不断衰退的当今中国社会，父母教养观念将会呈现出何种特点？这正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1.2 教养行为
教养行为，作为父母把教养观念付诸实际、帮助孩子达到教养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者涉足较多的一个领域。
虽然教养行为同样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早期系列研究（Bec-ker,Peterson,Luria,Shoemaker＆Hellmer，1962；Renson,Schaefer，＆Levy，1968；Roff，1949；Schaefer，1965）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基本上可以归结到两个维度：一个维度代表着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程度（warmth/acceptance vs hostility/re-jection），另一个维度则代表着父母对孩子的监控程度（restrictive vs permissive），或者说父母所给孩子的自由度（Maccoby＆Martin，1983）。
例如，早期Schaefer（1959）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疼爱对敌意（love vs hostility）和自主对控制（autonomy vs control,cite in Schaefer，1965）。在其后的研究（Renson,Schaefer，＆Levy，1968）中，对法国父母进行了CR-PBI（Child’s Report of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Schaefer，1965）测试，对测试结果的因素分析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主要可分成三个因素，分别为接受对拒绝（acceptance vs rejection）、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以及控制松懈对控制严格（lax control vs firm control）。在另外一项研究（Schwarz,Barton-Henry＆Pruzinsky，1985）中，以每个家庭中的四位成员——大学新生及其父母、兄弟姐妹之一——为被试，分别对680名来自170个家庭中的被试进行了CR-PBI测试，对家庭四名成员的各自因素分析再次证明了Acceptance与Control两个维度的存在。
在另一项研究（Becker,Peterson,Luria,Shoemaker＆Hellmer，1962）中，采用Sears等人（Sears,Maccoby＆Levin，1957）的访谈提纲，对71个家庭父母的教养行为分别进行了访谈，并运用Sears等人（1957）及Fels父母行为量表（Fels Parent Behavior Rating Scales）中的部分题目对访谈结果进行了评定，对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表明，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所得到的各个因素中，温暖对敌意（warmth vs hostility）都是位于第一的因素，对父母教养行为的解释率最高，另外一个因素——妥协对严格（permissiveness vs re-strictiveness）也显示了较好的效果。
在Roe与Siegelman的研究（1963）中，对问卷“Parent-Child Re-lations Questionnaire”的因素分析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可以分成三个因素，分别为爱—拒绝（Love-Rejecting）、顺其自然—过多要求（Causal-Demanding），及明显的关注（Overt Concern）。其中前两个因素对父母教养行为显示了较高的解释率，另外，研究者把此结果与其他9个对父母教养行为因素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这9个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观察研究得到的结果，第二类是对父母访谈得到的结果，第三类则是孩子报告的父母教养行为表现。对比结果表明，除了一个研究之外，虽然命名有所不同，其他8个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都明确包含有两个因素：爱—拒绝，顺其自然—过多要求，而这两个因素其实基本上对应着关爱与控制两个维度。由此进一步证明了父母教养行为中这两个维度的普遍性。
此外，对问卷EMBU（Egna Minnern Betraffander Uppfostran,Markus,Lindhout,Boer,Hoogendijk＆Arrindell，2003）及PBI（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arker,Tupling＆Brown，1979）的因素分析都支持了Warmth与Control两个维度在父母教养行为中的独立存在。
并且，Baumrind（1996）后来对父母教养的维度划分也基本上与上述类似，把父母教养特征分成要求（demandingness）与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
简单地说，对父母教养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对孩子的关爱支持以及对孩子的控制。此外，惩戒（discipine），作为一种特殊的父母控制行为，是父母对孩子行为进行规范、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构成了教养行为中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因此，本研究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当代中国父母的教养行为表现。
1.2.1 关爱与支持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涉及许多方面，诸如对孩子的反应性和敏感性，慈爱的表达以及活动卷入等（Maccoby，1984），一般来说，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基本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物质层面的关爱主要指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及支持（如对孩子吃、穿等方面的投入），以及物质需要的满足，而精神层面上的关爱则主要指对孩子心理动态及成长的关注和支持，如对孩子情绪变化方面的知觉及心理困扰的疏导等。
1.2.2 控制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教养行为构成，包括注意和追踪孩子的行踪、活动以及适应情况（Dishion＆McMahon，1998）。根据控制点的不同，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对孩子心理的控制及对孩子行为方面的控制。
所谓心理控制，是一种有潜在危险的控制形式，这种控制通过一系列行为，如对亲子纽带的控制和操纵（如说不再爱孩子或引起孩子的内疚感）、对孩子慈爱的消极表达和批评（如失望和羞辱）、对个体的过分控制（如占有欲和保护欲），进而抑制或干扰儿童的心理发展（Barber，1996）。行为控制，则指父母对儿童外在行为的规范、操纵以及管理（Barber，1996）。
研究（Barber,Olsen＆Shagle，1994）发现，父母不同的控制方式对儿童发展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控制可以预测儿童发展中的内化问题，如沮丧、退缩等，而对孩子行为方面的控制则对儿童发展中的外化问题，如攻击性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1.2.3 惩戒
所谓惩戒，指父母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所采取的行为及措施，以达到使孩子以后不再出现类似行为的目的。Becker（1964，citei.Barber，1996）认为，惩戒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以爱为导向的负向心理惩戒方式（诸如引起孩子自尊心受伤、内疚感，表达对孩子的失望，威胁说不再喜欢孩子、孤立孩子、羞辱孩子之类的行为）、以爱为导向的正向惩戒方式（如赞扬和讲道理）以及强制性的惩戒方式（如体罚、冲孩子大声喊叫、强制性命令、言语威胁等）。
惩戒的最终目的是把父母认为正确的观念及行为方式内化为儿童自身价值、行为体系的一部分。惩戒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有赖于儿童能否准确地感知父母所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儿童对这些信息采取接受或拒绝的态度。如果儿童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惩戒行为是理所应当且恰如其分的，从内心赞同父母的观点，并且觉得自己的这些感受是自愿的，这种条件下孩子接受父母通过惩戒行为所要传达信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Grusec＆Goodnow，1994）。
1.3 教养风格
所谓教养风格，指父母对孩子态度的集合体，其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氛围，父母教养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便在此氛围背景下产生（Darling＆Steinberg，1993；Grusec，1997）。
父母教养风格是研究者涉足较多的一个领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Maccoby＆Martin，1983）通常以父母的反应性（responsiveness）/关爱（warmth）和要求（demandingness）/控制（control）两个维度为标准，把父母教养风格分成四种类型：民主型（高反应/关爱，高要求/控制）、专制型（低反应/关爱，高要求/控制）、溺爱型（高反应/关爱，低要求/控制）和忽视型（低反应/关爱，低要求/控制）。后来的研究者（Steinberg,Mounts,Lamborn＆Dorn-busch，1991）又把自主允许度这一变量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运用于父母教养风格的研究之中。所谓自主允许度，是指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采用非强制性手段、民主式的惩戒及在家庭中鼓励孩子表达自我的程度。其实这一维度更适合于用来区分民主与专制两种父母教养风格。在对父母教养风格的研究中，一般都支持民主型的作风为最理想的教养风格，而忽视型的教养风格对儿童的发展最为不利。
1.4 三者间的关系
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教养风格，作为父母教养领域研究中的不同侧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部分，三者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Darling和Steinberg（1993）提出了一个模型来阐述这三个变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教养目标的指引下，父母采取一定的教养行为或手段，这些教养行为与手段则进而作用于儿童的发展状况；其次，父母的教养目标也决定了其采取的教养风格，而父母教养风格则作为一种背景，通过其与教养目标间的关系，或者以儿童接受社会化作用的意愿为中介，间接地作用于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此外，教养目标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教养目标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根据时间性可以把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早期的研究（Kuczynski，1984）发现目标设置的期限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教养目标较为长远的父母，在与孩子的交往中，往往给予孩子更多的解释和正面评价，这些父母更倾向用关爱和鼓励的方式提高孩子的自我成就感。
在Hastings和Grusec的研究（1998）中，根据父母侧重点的不同，把教养目标分为三种：以父母需要为中心、以儿童需要为中心及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结果也发现教养目标与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以父母需要为中心的父母倾向于采用更多的强硬手段，而较少采用讲道理（reason）的方式教育孩子，并且对孩子也较少表现出温暖和关注；侧重于人际关系的父母则对孩子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关爱，对孩子表现的支配行为最少；侧重于儿童需要的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中也尽量避免采用支配行为，倾向于以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孩子，并对孩子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控制。
此外，父母的教养观念中的价值取向也与其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2岁左右儿童父母的追踪研究（Kochanska，1990）表明，母亲早期的教养意向可以预测其两年后的教养行为。那些早期赞同专制型教养态度的父母，在孩子四五岁时，对孩子的行为仍表现出更多的控制和干涉，而那些早期认同民主型态度的父母，两年以后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往往避免对孩子行为进行限制，倾向于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空间。早期的研究（Kochanska,Kuczynski＆Radke-Yarrow，1989）也发现了母亲自我报告的教养观念与其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此外，Conger等人（1984）的研究表明，母亲的专制型教养观念会对母亲教养行为的感情色彩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介变量使得生活压力作用于母亲的教养行为。
2 中国父母教养行为的家庭文化背景
在中国社会父母教养行为所根植的重要家庭文化背景之一，便是家庭内部的等级关系，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这种等级关系模式对家庭内部的人际网络进行了种种规范和限定，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引下，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模式自然也会显示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和痕迹。那么，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又表现如何呢？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男尊女卑、长幼有别的文化规范使得家庭内部也呈现出尊卑等级的思想观念，这种等级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家庭内部的男女相对地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支配与服从关系。不过，在当今中国社会，时代的进步已逐步使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成为历史，被现代家庭内部新型的人际关系画面所替代。
2.1 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
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夫妻关系中双方地位的相对均衡，再者则是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一视同仁。
2.1.1 夫妻关系中女性地位的提升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突出的特点则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在家庭内部，通常认为由男性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一些较为重要事情的决策上，成年男性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女性则往往没有发言权，只是处于附属的地位（Hsu，1985）。
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以及新思想文化的涌入，追求女性解放、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提倡男女平等的新型关系已成为社会的主流，“妇女也占半边天”的口号也曾风靡一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制定的宪法及新的婚姻法，则从国家基本方针及法律的高度为男女平等奠定了基础（Wei，1990）。例如，1980年9月新采用的婚姻法中提出不论男方还是女方，都可以在婚后到对方家里落户，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夫妻双方都有权力让孩子跟随其姓氏（Ching，1982），从而在法律形式上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基石。1979年对中国48名大学老师的研究（Yu,Yu＆Mansfield，1990）显示，在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方面，不论儿子还是女儿，都按月给父母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从中也可以体现出男女在家庭内部功能方面的平等性。
女性地位之攀升与其接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及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和人数迅速增长，男女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逐渐减少，尤其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男女的受教育比例更加趋于一致。总之，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尤其在城市，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差异日趋减少。
男女平等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则是双方经济地位的相对均衡。由于孩子数量的减少，生活措施的日益便利，以及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逐渐从家务琐事中摆脱出来，在外从事职业的比例不断增大。1991年对中国城市妇女的抽样调查（Tang＆Parish，2000）显示，在年轻的夫妇中，20%妻子所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40%夫妻所受教育水平基本相当。在经济收入方面，绝大多数的妻子与丈夫基本旗鼓相当，个人收入占了夫妻总收入的40%到50%。1982年在5大城市逾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Tsui，1989）表明，81%的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上任职，其收入在整个家庭的收入中占了48%。对中国8个省份的抽样调查（Lu,Maume＆Bellas，2000）显示，在城市被试中，丈夫和妻子在外从事职业的比例分别为90.9%和78.2%。一项对北京小学生的调查（Stevenson,Chen＆Lee，1992）也显示，他们当中有97%的母亲在社会上任职。徐安琪（2000）的调查数据指出，1998年城市妻子的年收入是丈夫的75%—78%。
在家庭内部，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已不攻自破，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女平分秋色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柳玉芝和蔡文媚（2002）对北京居民的调查显示，有47.5%的男性与妻子分担家务，徐安琪的调查（2000）表明，在家庭内部以妻子为主承担家务的比重为58%，夫妻平权的比例为62%。对中国8个省份的抽样调查（Lu,Maume＆Bellas，2000）则显示，在家务的分工上，丈夫也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如在购买食物方面，丈夫每周花费1.62个小时，妻子则用3.44个小时，在准备食物方面，丈夫平均每周用6.05个小时，而妻子用14.85个小时，在照顾孩子方面，丈夫用9.81个小时，妻子用30.34个小时。对北京39对夫妇的访谈（Zuo，2001）表明，虽然在大多数家庭的家务分配上，仍是以妻子为主，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家庭采取夫妻平分，甚至以丈夫为主的形式。此外，对大学生的跨文化研究（Chang，1999；Chang,Guo＆Hau，2002）显示，与美国被试相比，中国被试在工作领域对男女平等的重视不及美国，但在家庭内部（如做家务）方面，中国女性却更加强调男女的平等。
此外，与中国传统观念“养不教，父之过”（Ho，1986；Wolf，1978）不同，在现代中国家庭，不论是香港（Ho，1984）、台湾（Olsen，1976；Stevenson,Chen＆Lee，1992）还是内地（Wu，1996），对孩子进行管教、惩戒的任务都主要由母亲来执行，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尤其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而言，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更是平起平坐，相互独立（Lew，199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今都市家庭中的女性已逐步从昔日之附属、陪衬地位逐步上升为家庭生活中的主角。当今女性地位及角色在现代中国社会及家庭内部的转变和提升，必将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领域，使得当今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
2.1.2 养育孩子中的男女平等
在现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使父母的性别歧视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男尊女卑的思想自然也没有了发展的空间。
在生育意愿方面，随着独生子女现象在当今中国的普及，现代城市居民对男孩的偏向已逐渐淡漠，他们养育孩子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享受生活，增加生活的乐趣，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性别并没有偏见，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Wu，1996）。1992年对北京有子女父母的调查显示，性别偏好已不明显，1男1女愿望较多，1994年对北京妇女的调查数据更显示想生女孩的妇女人数多于想生男孩的人数，风笑天和张青松（2002）在1998年对全国14个城市居民进行的调查也表明，生女孩的倾向强于男孩。在北京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Chen，2001）中，发现72.3%被试对孩子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12.5%的被试希望要女孩，另有15.2%的被试比较偏向于要男孩，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现代都市人的头脑中已非常模糊。由此可见，所谓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之等级观念，不仅不符合当今中国城市家庭内部的实际情况，对女孩的欢迎程度甚至占了上风。
此外，在对孩子的养育方面，也展现出清晰醒目的男女平等之特色。对上海父母的调查（Wu，1996）发现，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的父母，都认为男孩和女孩应该受到平等的教育。郭康建和刘锡霖（1997）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在对孩子的成就期望方面的性别差异微乎其微，但超过50%的被试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能够接受大学水平的教育。柳玉芝等人（2002）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男孩和女孩一样受到父母的关爱，在抚养和教育上没有任何差异。对武汉八年级学生的调查（Tsui＆Rich，2002）发现，在教育成就方面，无论是自我期望或者父母期望，独生子女都没有显示出性别差异，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在对孩子教育方面的经济投入都占了他们工资收入相当高的比例。
2.2 民主平等的新型亲子关系
等级观念的另外一个表现则是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家庭中父母的权威、支配地位，以及子女在家庭中被动、顺从的附属地位，子女应该对父母孝顺和服从（Ho，1986）。
事实上，这种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也已不符合当今中国的现实。在当今中国崭新的文化、社会环境下，亲子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呈现出了新模式，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也逐渐被民主平等的新型作风取而代之。陶艳兰（2001）对湖北省家庭的调查显示，在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方面，民主、平等、相互理解的关系在这些家长中占了绝大多数，如93.1%的家长赞同“与孩子讨论问题，谁有理就听谁的”，92.4%的父母“允许孩子给家长提意见”，而认为“孩子的事应完全由家长决定，不需要同孩子商量”的家长只占13.3%。并且，多数父母（62.8%）都能经常“与孩子分享快乐、悲伤”，相反，经常过分控制孩子、不顾孩子自尊的父母则占极少数。1984年在上海地区对父母的访谈（Wu，1996）也发现，在孩子的服从性方面，城市父母对孩子服从行为的要求则较为宽松，他们对孩子的体罚也较少。
家庭内部这种新型的亲子关系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社会环境的变迁及父母思想认识的提高。
首先是社会的环境因素。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反对父母包办旧式婚姻、离婚自由、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呼声唤起了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对恋爱自由、夫妻平等，以及不同于封建家长制的新型民主、平等亲子关系的追求。新中国的成立则使这些呼声在法律形式上成为现实。1950年新的婚姻法废除了旧式父母包办婚姻，从实体形式上大大地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地位，而一夫多妻制的废除则使男女平等在法律形式上得到承认。此外，新的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而不只是强调子女对父母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或者说应尽的孝道。总体而言，新的婚姻法明确地提出婚姻自由、性别平等、一夫一妻制，以及对妇女儿童法律权益的保护（张敏杰，2001）。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使现代中国的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的主模式，这种小型化的家庭格局也使得儒家所宣扬的人际等级关系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其实，即使在当今中国的农村地区，孩子数量的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使得家庭的重心从老人移向了孩子（Yang，1996），在新型的家庭中，长辈不仅失去了原先对晚辈支配、控制的权力，孩子反而通常成为家庭的中心，成为父母长辈行为的遥控枢纽。
从现代都市人们对理想父母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家庭重心的转移。对上海被试的调查（Wu，1996）显示，被人们提及最多的理想父母应该是有能力使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关心孩子的学业及发展状况，在家里能够辅导孩子，并不失时机地对孩子进行管教，像良师益友一样地爱孩子。朱文莉（1998）对中日父母教养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中国父母通常在“为了孩子更好的发展”这一目标指引下做一切事情。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都市人的心目中，父母的职责主要是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以孩子的发展为中心，建立平等、友爱的亲子关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那种以父母为中心，孩子应对父母绝对服从的亲子模式在现代都市家庭中已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除了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父母权威地位衰落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现代新型父母在观念上的革新。Ho（1981）曾指出中国父母较少关注孩子人格方面的发展，然而，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中国父母的教养观念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尤其是对孩子个性的重视，直接导致了父母统治地位的衰落。陈会昌和王莉（1997）在对北京1至10岁儿童母亲的研究中，发现在教育目标方面，多数父母认为对孩子学习兴趣（97.7%）、创造力（86.4%）及自尊心（80.2%）的培养比单纯的技能训练（67.6%）更为重要，在对儿童个性的培养方面，父母认为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最为重要，与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是，在学校鼓励孩子服从性这一问题上，父母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在上海的调查（Wu，1996）也发现，除了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对孩子进行学业辅导之外，完善孩子的人格，使孩子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也是被试所认同的管教目标之一。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都市人们对孩子的教养观念已经从外在行为过渡到内在心理方面，平等、民主的新型亲子关系也在此基础上产生。
另一方面，现代的中国父母不仅没有所谓的传统观念，认为听话、顺从的孩子是成人心目中的乖孩子（Chen，1998），其对孩子独立及创造性的重视还甚于西方。对中美社会化观念的对比研究（Xiao，1999）也发现，两个国家的被试在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价值观方面，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试都把“独立性”、“责任感”、“努力工作”、“忍耐/尊敬”及“有礼貌”这5种特性放在教育孩子最重要的6个目标之列，虽然在这5个目标重要性的先后顺序上，两个国家被试的认识有些出入。这一研究发现了与人们预期相左的结果，和美国被试相比，来自中国的被试更少强调儿童的“顺从性”、“有礼貌”及“忍耐/尊敬”这些特性，反而更加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决断力”（determination）及“创造性”。另一项研究（Chen＆Lan，1998）也发现，不管是中国孩子，美国孩子，还是美籍华人的孩子，华人青少年都具有同等水平的独立性，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父母抚养孩子过程中对独立性的重视。总之，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当代中国家庭教养领域与传统模式背道而驰的崭新趋势。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还是父母的思想意识中，都难以找到家庭内部等级观念生存的空间。作为儒家思想主要表现之一的这种家庭不平等关系，已逐步消失在新社会、新传统的浪潮中。
3 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行为
在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方面，研究者往往认为中国父母对孩子较少表现出关爱行为。他们或者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虽然表面上与孩子形影相随，但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Ryback,Sanders,Lorentz＆Koestenblatt，1980），或者（尤其是父亲）刻意与孩子保持一定距离，较少对孩子表现出关爱，以维护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形象，使孩子学会顺从和尊敬父母（Wolf，1978）。
近期的一项跨文化研究（Chen,Hastings,Rubin,Chen,Cen＆Stewart，1998）也发现，与加拿大的母亲相比，中国母亲对孩子的接受度较低，并且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拒绝行为和惩罚定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的保护和关注也更多。表面看来，这一结果似乎也支持了中国父母在心理方面对孩子的接受度较弱，但有研究（Zhang,Kohnstamm,etal.，2001）指出，中国父母虽然倾向于用消极词汇来描述孩子，但这些描述只是其对孩子未来过分关注的一种表现，而不能代表父母对孩子的拒绝和敌意，因此，将Chen等人发现的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拒绝和惩罚定向看作父母对孩子过多关注和期望的表现更为合适。
那么，关爱和接纳，作为生物进化历程中父母养育子女过程中的一种生物性本能表现，在中国父母的教养模式中到底表现如何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父母养育孩子的基本目的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在现阶段，中国养老制度的覆盖面还比较有限（Yang，1996），但多数老年父母承认他们不需要儿女在经济方面给予资助（Sun，2002）。在被问及如何保障老年生活时，现代市民选择依靠后代经济资助只有少数（约10%或更少，罗嘉，2000；北京社会研究所，2002）。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更使得养儿防老、孝顺长辈、传宗接代这些传统观念不攻自破，现代父母对于抚养孩子的意义也赋予新的内容，感情上的需要成为养育孩子的主要目的（陈珊，2001）。这种养育目的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父母教养方式的更新，不管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父母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将成为现代都市父母教养的主要特征。
其次，系列的研究也支持了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高关爱。早期的研究（Liang＆Sugawara，1992）显示，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中表现出高溺爱、高保护、高反应及高慈爱的特点，不过，由于把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往往较高。陶沙和林磊（1994）对北京学前儿童母亲的研究也发现，这些母亲在成就要求和溺爱维度上得分最高，在忽视这一维度上得分最低。陶沙等人（1998）的研究则发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与孩子的接触也随之增加，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活动，对于孩子的认知发展给予更多的指导，并且对孩子表达更多的积极情感。此外，朱文莉（1998）对中日母亲教养模式的对比研究也显示，与日本母亲相比，中国母亲对孩子更有包容力，并且在孩子的发展方面寄予更多的期望。王燕和张雷（2007）近期进行的研究，也证实和支持了在当今中国都市，父母在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上对孩子的高水平关爱行为。
对中国被试的访谈（Lew，1998）发现，在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中，最为普遍的行为模式是过分溺爱或过分妥协，父母通常对年幼的孩子娇纵过分，并且保护过分，在现代中国都市的小型家庭中，对孩子持拒绝及怀有敌意的父母非常少见，Lew也指出，在现代中国，最为理想的教养模式是民主型的教养风格，这种教养风格最为适合孩子的发展。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在教养孩子过程中的高投入，对孩子充分的关爱与温暖已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中国父母低关怀、高拒绝的教养模式已不符合社会的现实。不仅在中国内地，现代的台湾父母也认为应该以慈爱、温和的态度对待孩子，而不愿遵循儒家提倡的所谓严父慈母的模式（Wu，1996）。
最后，从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上，也可以体现出父母对孩子高接受、高关爱的特点。在当今中国城市，家庭规模的缩小，男女地位的日趋平等，都为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独生子女的事实，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良好关系的形成和稳固。
事实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父母对照顾孩子的参与，尤其对女孩而言，更多地获益于独生子女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注。郑希付（1996）对全国5个城市家庭的抽样调查也发现，在亲子关系方面，孩子的数量越少，亲子之间的关系越为密切融洽，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最为良好。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更为融洽和密切，但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普遍减少，整体而言，在现代中国，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都较为亲密，父母都对孩子倾注了同样的关心和疼爱。风笑天（2002）在全国14个城市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即使到了中学阶段，和父母（尤其是母亲）保持良好关系的儿童仍占相当的比例，整体来说，中学生对其和父母关系的总体评价还是积极正面的，绝大多数（46.5%—60.4%）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认为自己和父母关系比较好的人数也占了相当比例（30.3%—33.4%），而对自己和父母关系持负面态度的人数则很少（0.9%—4.0%）。
由此可见，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家庭内部，父母与孩子之间基本上维持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尤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亲子之间的关系更为良好亲密，从而更进一步地揭示了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高关爱的特点和表现。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与接纳在量的方面可以称得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对孩子投入足够的关爱之余，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和高要求也形成了较具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那么，在加载着厚重期许的前提下，中国父母又将以何种形式表现他们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呢？他们的这种表达形式又与西方父母有何不同呢？由此构成了本书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
4 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行为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方面，通常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Ho，1981；Wolf，1970）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为了让孩子服从父母，以及维护团体的和谐，父母往往对孩子施加更多的控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孩子数目的减少使得现代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疼爱有加，控制不足。那么，究竟哪一种看法更符合中国父母的真实表现呢？下面将分别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探讨。
认为中国父母对孩子控制过严、过多的研究者（Ho，1981，1986）指出，在对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中国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会产生突然的改变，与婴儿时期过分的仁慈、溺爱相比，当父母认为孩子达到懂事的年龄（一般4到6岁）时，会采取一种非常严格或严厉的态度对待孩子，并且由此开始，将会对孩子实施一系列严厉的管教措施。在Ho看来，在成人眼里，三四岁以下的儿童由于其年幼无知，因此父母基本上不对其提什么要求，但是，一旦当父母认为孩子可以懂事时，便希望其可以按照社会规范和准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符合社会及家庭的期望。Wolf（1978）在台湾一个小山村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现场研究也发现，那里的父母通常认为6岁之前的孩子还不太懂事，对孩子的正式管教也开始于孩子6岁之后，而此后对孩子管教的主要任务则是使孩子学会顺从和尊敬。中国传统父母对孩子社会化的基本任务是教会孩子孝顺，其他的所有社会化活动便围绕此目标展开（Ho，1981，1986）。
在对父母教养的跨文化探讨中，对居美华人（Kriger＆Kroes，1972；Lin＆Fu，1990）、台湾和华人移民（Jose,Huntsinger,Hun-tsinger＆Liaw，2000）的研究都显示，与来自其他文化的父母相比，中国父母通常对孩子进行更多的行为限制和控制。尤其是对孩子的冲动及探索性行为，会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Ho，1981，1986）。
在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控制方面，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认为在当今中国，孩子数目的急剧减少使得父母容易对孩子更加溺爱，在对孩子行为更加纵容的同时会放松对孩子行为进行控制的力度。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都市，中国父母是对孩子严格控制呢？还是对其疼爱有加，严厉不足？事实上，中国父母的行为表现与这两种教养模式都有所偏离。他们对孩子既没有严厉有余，也没有像人们所担心地那样众星捧月般地呵护和娇宠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可以称得上是严慈相济、软硬兼施。
首先，在对孩子实施管教开始的年龄方面，研究（Ho＆Kang，1984）显示，新一代的父母观念已有所改变，与祖辈相比，年轻的父辈通常认为对孩子的控制应该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如3岁左右，同时，他们也更多参与对孩子的照顾。事实上，已有研究显示，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正在脱离传统的轨道（Lew，1998），尤其对于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父母而言（Ho，1989），与以前的父母相比，这些父母在教养风格方面显示出更少的专制型作风，对孩子的控制也相对减少，他们往往倾向于以更加民主的态度对待孩子，并且对孩子表现得更为宽容。
1984年对上海地区468个家庭的父母进行的访谈（Wu，1996）显示，独生子女并没有被过分地溺爱、娇纵，在父母的抚养方式方面，他们与非独生子女也没有明显的不同，此外，调查也发现，整体而言，城市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更为严格，他们对孩子开始管教的时间也更早（通常认为应从孩子一岁半开始），他们中的一些父母会对年幼的孩子从小开始规定较为严格的睡觉时间。张文新（1997）对城乡青少年父母教育方式的对比研究则指出，在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和过分干涉方面，城市父母的得分明显高于农村父母，而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城市父亲的得分也明显高于农村父亲，而母亲在这一维度上得分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李凌艳等人（1997）对北京2至7岁儿童母亲的研究表明，与年幼的孩子相比，母亲对4岁以上孩子的需求会进行更多的控制，对其探索性行为会进行更多的鼓励，对其教育会采取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同时也会对其错误行为进行适当的惩罚。徐远超和谭千保（2002）对长沙小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在教养方式方面，父母在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得分最高，其次则是过分干涉和惩罚严厉。从这些结果中，可以看出城市父母在对孩子教养中严慈相济的态度及行为表现。
系列调查的结果也显示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管教的理性化特点。苏敏和曾长进（2002）对湖北小学及初中学生家长的调查也显示，97.4%的家长对“无论家长工作多忙多累，都应该抽出时间来管教孩子”作了肯定回答。陶艳兰（2001）在湖北进行的调查表明，现代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呈明显的理性化倾向，在对孩子的具体管教方式方面，受访的父母也表现出明显的理性，很少对孩子过分溺爱或放任不管，97.2%的父母指出自己不会“明知孩子无理取闹，但仍然依从他”，96.6%的父母认为“孩子不听话，干脆不管他”不符合自己的做法。吴冬娜和洪晓红（2002）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父母对其要求全满足的仅占3.1%，选择性给予满足的占81.1%。
其次，城市的父母也更加重视对孩子独立性和自立能力的培养，他们会要求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整理自己的房间、扫地等），并且父母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在这方面对孩子的训练越早、越严格（Wu，1996）。苏敏等人（2002）对湖北5所城镇中小学及初中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父母经常要求孩子做的家务有抹桌、扫地（78.4%），洗碗（50.5%），上街买东西（44.2%），洗衣服（13.5%），做饭（13.0%）。吴冬娜等人（2002）对中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在家里经常做家务的占20.7%，有时候做家务的占69.1%。
从上述的研究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孩子过分娇纵、溺爱或过分严厉的担心均不符合现代中国都市父母教养的实际表现，他们在疼爱子女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孩子行为的及时控制和正确引导。在子女教养方面父母这种理性观念的形成，与当今大众媒介对科学教养孩子知识的宣传及普及息息相关。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人们对有关儿童心理教育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一些家庭出现了由于对孩子过分溺爱而酿成的悲剧，这些因对孩子过分娇纵而导致的惨痛教训经媒体的宣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独生子女父母过分娇纵、溺爱孩子的担忧和批评一时成了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一些大众性的刊物也往往以个案分析、讲故事的形式（王瑞英，1980；汪景芬，1980）向人们介绍、传播独生子女教育方面的知识，防止人们对独生子女的过分娇纵。
再次，随着通讯工具和手段的不断改进，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日益畅通，现代父母教养孩子知识的来源也越发呈现多样化，大众传媒在家长获得教养孩子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愈加重要。苏敏等人（2002）的调查显示，在获得教育孩子方法的最主要途径方面，家长的回答分别是自己摸索（62.5%），从电视、报纸书刊上看到（46.5%），向他人请教（21.2%），向专家、学者学习咨询（14.3%）以及上辈传下来（9.7%），从中可以看到大众传媒在父母教养观念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科学教养孩子观念的不断觉醒，现代家长在日益丰富自己头脑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了解孩子心理特征、因材施教的重要性。苏敏等人（2002）对湖北中小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在对家庭教育知识的了解方面，父母对自己在儿童卫生保健及与孩子有关的文化知识方面比较有信心（80%以上），而对自己在儿童心理发展方面的知识则显得信心不足（低于55%）。对北京小学生父母的调查（Strom,Xie＆Storm，1995）发现，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的父母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对独生子女的教养，但是，在有关如何对待孩子的经验问题上，如某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何行为表现，怎么制定及维护相对公平的原则，如何帮助孩子处理同伴间的人际争端，如何和孩子分享、交流思想感情，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等，他们认为自己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家长对自己教养孩子不足之处的认识，也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内心对科学、理性教育孩子知识的渴望。
最后，中国古代的一些育儿观念，在无形中也会对现代父母的教养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反对过分宠爱孩子的思想。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齐备的家教全书，书中明确指出反对父母对孩子的娇纵和溺爱，认为父母对孩子应该恩威并施、严慈相济。他在书中写到，“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张学智，2003）。在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伦理思想中，也反对对子女过分溺爱，指出“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并认为对子女过分宠爱其结果是“爱之反而害之”（刘兴邦，1999）。虽然这些传统思想对现代父母的思想行为到底能够产生多少影响仍值得疑问，但从中可以看出“过爱反害之”是人们早已悟出的道理。
总之，在现代中国都市家庭，父母并没有对独生子女表现出过度的溺爱和娇纵，作为年轻且有知识的新一代父母，他们不仅意识到科学教养孩子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丰富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并能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把对孩子浓浓的爱化作有规有矩的管理和控制，或者说是严慈相济，以望孩子能够沿着正确的轨迹顺利地成长。虽然整体而言，当代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显示出理性化的特点，然而，不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家庭结构，中国与西方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文化及环境上的差异，必将反映在父母的教养表现中。那么，与西方父母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表现有何特点与不同之处？也是本研究关心的焦点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讲的控制，主要是指父母对孩子行为的一般性控制，但在不同的领域，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力度和方式应有所不同。
在儿童社会行为方面，Ho和Kang（1984）指出，中国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攻击行为进行更多的控制，并且对孩子在这方面行为的容忍度也最低。具体来说，在项目“对攻击行为的允许度”上，所有的受访母亲都选“根本不允许”。然而，从攻击行为的生态意义上进行分析，这一情况似乎不再符合中国国情。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具有不同的流动性，与那些生活在资源流动性较低文化中的个体相比，那些生活在财富具有高流动性特点社会中的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流失，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Cohen,Nisbett,Bowdle＆Schwarz，1996）。而现代处于转型期中国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失范（樊平，1998），在没有明确规范制度的社会里，个体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了免受他人侵犯，很自然地，生活在这样社会里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不可避免地，在家庭领域也会出现更多对侵犯行为的宽容，甚至鼓励。
5 惩戒
在对孩子的惩戒方面，传统的观点往往认为，中国父母在对孩子惩戒时，采取的形式较为简单粗暴，较少考虑孩子的自尊心。有研究者（Wolf，1978；Ho，1981）指出，训斥、体罚及羞辱是中国父母通常采用的方式，父母当着其他人的面表现这种行为的场面也随处可见。那么，在当代中国都市，父母又是如何对孩子进行惩戒呢？
在对孩子的惩罚方面，现代都市父母的观念同传统的模式已大相径庭（Wu，1996）。现代父母已经不赞同传统观念中所宣扬的父母进行惩戒时，孩子应该俯首帖耳，不能顶撞的观念，而是对孩子有较大的容忍度，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以及顶撞的行为。对待孩子的错误，现代父母也多数采取较为理性的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不顾孩子自尊心、对孩子进行粗暴惩罚的家长已越来越少。多数父母（88%）都意识到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苏敏等人，2002）。陶艳兰（2001）的调查显示，当孩子犯错误时，父母采用最多的方式仍是讲道理（87.2%），当孩子乱用零花钱时，多数父母（78.2%）的通常做法是引导孩子正确消费，对孩子用得最多的奖励方法则是口头表扬。吴冬娜等人（2002）对中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做错事后，父母对其进行教育的占86.5%，而挨打或挨罚的仅有2.5%。此外，胡恒章等人（1995）的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更为民主、平等，父母本身的身心健康水平也更高。
虽然上述研究支持了中国父母对孩子惩戒的理性化趋势，不过，生活在新型社会文化与家庭结构中，当代中国父母在对孩子惩戒，或者说在对孩子的控制中，又有何特色表现呢？有研究者（Fung，1999；Fung＆Chen，2001）指出，羞辱，作为父母对孩子实行心理控制的方式之一，是中国父母惯常采用的惩戒方式。那么，这一观点是否确实符合中国父母教养的实际表现呢？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在研究者，尤其是西方研究者的眼里，认为中国父母喜欢采用羞辱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惩戒，这一观念主要源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儒家思想，其次是有关对感情的研究，再次则是对父母教养行为的观察结果。下面则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推敲这一结论的可靠程度。
首先，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人治”为主，而缺乏完善的“法治”，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平稳，儒家在提出一系列社会伦常来约束人们行为之余，还强调以“耻”之心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自我监控，希望个体能够通过“耻”感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去为“己所不可为”之事，直至现在，仍可常听到一些与“耻”相关的词汇，如“廉耻”、“恬不知耻”、“耻辱”、“厚颜无耻”等。然而，从前面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在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儒家思想曾经占据主流位置，然而经过近代的衰落之后，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学思想已是少有人问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那么，在父母的教养表现中，以“耻”之心来对孩子行为进行约束的方式，到底还占多大市场，还需实证研究的支持。
其次，是有关感情的跨文化研究。Rosch（1978，citeinLaird＆Bresler，1992）提出一个模型，认为不同的感情可以归纳在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上，垂直维度代表着不同感情之间的等级关系，水平维度则包含了同一水平层次上的不同感情。垂直维度上的感情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高级、基本和次级水平，其中基本感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最多的一类。在对美国、意大利和中国垂直维度感情构成的研究中，等级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美国和意大利被试的反应基本相似，都把爱、高兴和惊奇看作基本的积极情感，而把愤怒、悲伤及恐惧归类为基本的消极情绪（Shaver,Schwartz,Kirson＆O’Connor，1987）。中国被试的反应则显出了不同的模式，除了愤怒、悲伤和恐惧之外，他们把悲伤/爱和害羞也看作两类基本的消极情感，此外，他们仅仅把高兴/幸福归类为基本的积极情感，而把爱看作高兴的次维度。由此结果，研究者认为，在中国文化里，害羞是被人们经常体验到的基本情感之一。
此外，在对美国被试情感认知的研究（Ridgeway,Waters＆Kuczaj，1985）中，发现美国18到3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可以认识6种基本的情感（幸福、悲伤、恐惧、愤怒、爱和惊奇），此后则逐渐学会其他的次级情感。对中国儿童的研究（Wu＆Shaver，1992；citei.Shaveretal.，199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但与美国儿童相比，中国孩子对害羞、悲伤/爱这些情感体验的年龄更早些。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证据，支持中国父母教养行为中对孩子“羞耻”感的强调。
再次，第三个论点的证据来自于对台湾父母教养行为的实证研究（Fung，1999；Fung＆Chen，2001）。Fung采用访谈与观察的方式，探讨了台湾父母如何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过程，然后提出中国父母在对孩子进行管教时，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羞辱。在研究中，Fung把羞辱行为定义为一个从外显直至内隐的连续体。外显的羞辱行为包括一些具有标签的言语，如“羞你”、“害羞的”、“羞耻的”、“丢脸”、“羞辱的肢体动作”、“羞辱的习语表达”。内隐的羞辱行为则包括范围很广，诸如背过身去不理孩子，提醒孩子别人正在看他/她的行为，用挖苦的腔调和孩子说话——“我怎么会有像你这样的孩子”、“一天不打你，你又浑身痒了”，拿孩子和其他好孩子比，对孩子说全家出去玩时不会带着他去，在摄像机面前打孩子。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在上述研究中，几乎把父母所有引起孩子心理负面反应的行为，都包括在对孩子的羞辱之列，因此，更确切地说，这里的“羞辱”其实是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控制，相应的，研究结论也应改为，中国父母更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的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教。
因此，虽然上述三方面的证据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羞辱作为一种管教方式，对中国父母的适用性，不过，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事实上，研究者（Stevenson,Chen＆Lee，1992）也发现，在对中国被试的访谈过程中，不管是父母，还是小学生，都不认为羞辱是父母采用的一种管教形式。
6 总结
在当代中国都市，不论是教养观念还是教养行为，中国父母都呈现出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局面，表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呈现出东西方一体化的趋势。
首先，在家庭内部等级关系上，不论是男女之间，还是亲子之间，都由以往的尊卑有别转向平等相待。家庭内部男性统治地位逐步崩溃的同时，独生子女的事实，进一步促进了父母养育领域中的男女平等，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父母对孩子心理、人格等方面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孩子数目的减少也加快了亲子间平等关系的形成。在这种新型家庭关系的背景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现代独生子女的性别倾向发展，在男女地位日益平等的今天，在父母无区别对待的家庭内部，当代中国父母如何对孩子的性别倾向进行社会化？当代独生子女的性别倾向发展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
其次，在父母教养行为方面，当代中国都市父母也呈现出一派新面貌。在对孩子的关爱方面，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关爱和支持行为；在对孩子的控制方面，现代中国父母也呈现出较为理性的做法，既没有对孩子控制过分，也没有对孩子溺爱有加；在管教方面，虽然现代中国父母同样呈现出理性化的行为倾向，但“羞耻”，作为对孩子进行管教的方式之一，是否是中国父母教养模式的特色表现，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在父母教养行为方面，虽然呈现出了东西方一体化的趋势，但不论是现实国情，还是家庭结构，中国与西方都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东西方的差异如何体现在父母教养行为上，或者说，在父母教养行为方面，中国父母有哪些独特的表现？由此构成了本书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第二节 当代中国父母实际教养行为研究
1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爱而不溺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传统的中国父母教养模式强调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或者说强调让孩子“吃饱穿暖”，以及重视孩子的物质需要及生理发展，而对孩子心理方面的需求所给予的关注相对较少（Ryback,Sanders,Lorentz＆Koestenblatt，1980）。对年幼儿童及其父母的研究（Rothbaum,Morelli,Pott＆Liu，2000）也发现，与欧美（Euro-American）父母相比，华人移民（Immigrant-Chinese）父母通常与孩子睡在一起或同一个房间，并且，他们与孩子接触亲密的出发点往往是从生理方面考虑，如孩子的安全、舒适等，而较少从孩子的心理角度（如关爱、自尊、亲密、快乐等）考虑。
一方面，在当今中国，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满足孩子在物质方面，尤其是吃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不过，独生子女的现状使得父母对孩子生理需求的关注仍是有增无减。有调查（马冠生等人，2002）显示，在购买食物时，除了新鲜度、卫生及营养等方面之外，孩子的好恶仍是中国城市父母考虑最多的因素（约58%），并且，有相当部分的家长（49.9%）在购买食物时总是或经常参考孩子的意见。事实上，在患得患失的心理驱使下，现代父母对孩子的生理，尤其是饮食需求的满足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过多关注的结果，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独生子女在饮食及发育方面的诸多问题（郑慧，蔡东联，2005）。
另一方面，整体来说，与西方人相比，在情感表达方面，中国人较为内敛和矜持（Bond，1996），较少在言行方面直接表达对孩子的喜爱，他们或者含而不露，或者以委婉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对孩子的关爱。有研究（Stevenson,Chen＆Lee，1992）指出，中国父母对孩子（尤其是年龄较大孩子）的疼爱较少当众表现，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扬自己的孩子，不过，他们倾向于给年幼孩子（幼儿园阶段）以物质奖励，对于小学阶段的儿童，他们则更喜欢对他们进行口头表扬和鼓励，当然有些时候还会配之以一些物质奖励。跨文化的对比研究（Rothbaum,Morelli,Pott＆Liu，2000）也发现，华人移民父母更加强调抑制自我感情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父母重视物质方面关爱表达甚于情感方面表达的特点。
总之，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对孩子关爱的表达独具特色，或者以实际行动，或者以对孩子生理健康安全的重视而表现，这些表现形式的共同点则在于重行动，少情感表达，这里则统称之为物质层面的关爱（PhysicalWarmth），而以言语或行动直接表达的对孩子心理层面上的关爱和接纳，因其包含较多的情感成分，则称之为情感层面的关爱（EmotionalWarmth）。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分别从物质与心理两个层面，来探讨当代中国父母的关爱行为表现。
此外，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方面，往往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传统的观点（Ho，1986）一般认为，中国父母对孩子往往严厉有余，关爱不足，在对孩子的教养中，对孩子生理、身体方面的关注通常甚于心理方面的支持（Ryback,Sanders,Lorentz＆Koestenb-latt，1980）。另一方面，随着独生子女的普及，使得父母把原先分散于几个孩子的关爱聚焦于一个孩子身上，由此人们通常认为，在当代中国，在对孩子的教育中，父母往往关爱有加，对孩子的溺爱较为普遍（Lew，1998；Liang＆Sugawara，1992）。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更为符合当今中国都市之中父母的真实行为表现呢？
访谈的结果表明，在当代中国都市，在对孩子的教养中，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他们既不是严厉有余，也没有溺爱过分，在充足的关爱下，对孩子的行为往往也会适当地加以限制，或者也可以说爱而不溺。此外，在对孩子身体健康关心如故的同时，现代中国父母也对孩子的心理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说，在物质和心理层面，在现代中国都市，父母都对孩子展示了高水平的关爱行为。
在访谈中，当问及“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您哪方面做得比较多？”或“你对孩子的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时，多数父母（53.19%）认为自己对孩子精神方面的关注甚于物质方面，另有一部分父母（29.79%）认为自己在两方面对孩子的投入程度差不多，只有少数父母（17.02%）认为自己对孩子在物质方面更为关注，而对孩子的心理状况较为疏忽。从父母的反应可以看出，在总体趋势上，现代父母已经把对孩子的关注从物质领域投向了精神领域。如同一位4岁9个月男孩的母亲（中专，工人）所说，“吃穿方面我们一般吧，大众化，没刻意地想过让孩子穿多好。现在在教育孩子方面总是想着给孩子买点书，让他看看，多接触些英语，吃穿这方面不是什么都满足他”。
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中国父母的关爱行为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心理情感关爱、行为物质关爱和饮食物质关爱，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了这三个维度结构的合理性。三个维度的构成及平均得分情况如表2-1所示（注：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采用的是5点量表，根据该种行为描述与自己行为表现的符合程度，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三种不同关爱行为表现上，首先是中国父母在心理情感关爱上的平均得分最高，或者说，父母在心理层面对孩子给予的关爱水平最高，其次是饮食方面对孩子的关注度，最后则是在行为方面为孩子提供的支持度。不过总体而言，在三种关爱类型上，父母都展示出较高的表现水平。在下面部分，将结合访谈结果以及问卷调查，从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入手，来具体探讨中国父母的关爱行为表现。
1.1 物质层面上的关爱
1.1.1 对孩子物质需求的满足
父母在物质层面上的关爱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孩子物质需求的满足以及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在对待孩子的物质需求方面，父母表现出了理性的处理方式。如在项目“对于孩子在衣着用品方面的需求，我一般都会尽量满足”，23.7%的父母持反对态度，44.5%的父母持赞同态度，持中立态度的父母占31.9%。在项目“对于孩子在物质上的要求，我总是尽己所能地加以满足”，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应趋势，持反对和赞同态度的父母所占比例分别为36.5%和28.9%，另外的34.6%持中立的态度。在孩子的零用钱管理上，有49%的父母否认“我通常会给孩子足够多的零用钱”，而对这一做法持认同态度的父母只占20%，另外31%的父母则对这一做法持中立态度（见上图）。对于“我会对孩子说，只要你听话，你要什么爸爸妈妈就给你买什么”这一做法，有71.9%的父母持否定态度，表示赞同的父母仅有13.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父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对孩子的物质需求进行不加限制地有求必应，相当一部分父母甚至会有意地限制孩子的物质需求。由此可见，“爱孩子就意味着尽力为孩子提供舒适的物质条件”这一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落伍，多数父母都已经意识到，物质层面只是孩子成长中的需求之一，除此之外，对孩子的关爱还要涉及许多内容。事实上，在问卷调查中，有61%的父母对这一观念表示不赞同，持赞同态度的父母只占18%（见下图）。
从受访父母的言谈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对孩子物质需求的满足方面，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多数父母都会尽力满足孩子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对孩子的这些需求进行一定的限制。另外，多数父母会把孩子的物质需求和其行为表现相挂钩，以物质奖励为诱饵，对孩子的行为表现进行刺激和激励。不过，对于单纯“以满足孩子某种物质需求做条件，让孩子去做某件事”的做法，绝大多数的父母（59.8%）还是表示反对，对此持赞成态度的父母只占16.2%。
大致来说，在孩子的物质需求方面，父母的教育方式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对孩子有求必应型（6.38%），第二类为物质满足同奖励挂钩型（76.6%），第三类为物质需求同奖励脱离型（17.02%）。问卷调查也有类似的结果，有47.9%的父母表示，“当孩子表现好时，会对孩子进行物质奖励”，对此持否定态度的父母有20%。虽然多数父母同意将孩子的行为表现与物质奖励相挂钩，但对于直接采取用金钱刺激孩子学习的行为，多数父母都表示反对。有80.1%的父母表示不同意“我会对孩子说，如果你能好好完成作业，我会给你更多的零用钱”这一做法，对此做法表示肯定的父母仅占5.9%。
在上述三类父母中，第一类父母通常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对孩子通常是有求必应，这样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物质方面通常没有什么缺憾，他们也往往很少有特别的要求，因此，在教养过程中，父母也通常难以发挥物质奖励的诱饵作用，刺激孩子学习的积极性。正如一位初三男生的父亲（本科，工程师）所说，“他（孩子）平时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们家的钱就搁在钢琴上面，谁需要，谁就说一声我今天拿钱买什么东西……所以这孩子不缺任何东西，你就提不出物质奖励，他平时要什么都能满足他，那他还需要什么奖励”。
物质上对孩子的这种溺爱，在现代父母中还占少数（6.38%），一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另外也是多数孩子欲望的无止境，对大多数父母而言，即使条件许可，也不会对孩子有求必应，也会对孩子物质方面的需求进行适量的限制，对于其比较过分的要求不予理会，或延缓满足其需求，在孩子表现好时作为物质奖励以刺激其学习的积极性，绝大多数的家长（76.6%）都属于这一类。在问卷调查中，有50%的父母表示“当孩子在学业方面表现良好或取得进步时，我会对孩子进行物质奖励”，对此持否定态度的父母只占22%（见上图）。
访谈中，一位家庭经济条件良好的初一男生的父亲（本科，工程师）说，“从物质这方面，可以说他向我们提过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们都能满足他，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满足他。有时候他看上一双鞋，八九百多块钱……回来我就说，爸爸告诉你，你没必要买那么好的鞋，因为穿鞋是为了不磨脚，你穿上暖和舒服就行了，你还是长身体的时候，那鞋你能穿几年、几天也不知道……所以我给他讲不买，回来我们又去买了一两百块钱的鞋”。
在对孩子需求进行限制时，父母一般都是根据其需求的合理性及经济条件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有必要满足孩子，一位初一男孩父亲（大专，公务员）的话很有代表性，“……只要我们认为一个是经济条件允许，再一个属于是健康的、属于是正当的，还是基本满足他”。另外一个初一女孩的母亲（本科，公务员）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不管他自身有没有，需要的我就给，不需要的就不给，尽量节俭吧，做学生应该节俭”。不仅对于学龄儿童，即使对于学前儿童，父母同样也会对其需求进行限制，一位4岁多男孩的母亲（大学老师）认为，“像他（孩子）要求书的话我基本都能满足他，如果他要玩具的话我是一半一半的，我想我不会每次都满足他”。
父母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孩子的欲壑难填，长时间的纵容会导致孩子欲望的无限膨胀，一位母亲（高中，幼儿园老师）说到，“……我就觉得，你太满足他，今后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一旦你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会给你施加压力，他会让你不好受，索性我不满足你的要求，慢慢给你往下降……”。除了担心孩子的欲望膨胀，另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父母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习，正如一位初一女孩的母亲（本科，国家干部）所说，“我觉着孩子不能要太多的东西，不能太满足她物质上的要求，要求多的话她的心思就不往学习上走了，我觉得基本上要求满足就行了”。
在现代中国的都市中，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缩小，整体而言，新一代的孩子都生长在衣食无忧、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即使父母会对其需求进行适量的限制，但客观条件使其整体生活在物质层面上仍极为丰富，这种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在孩子中间也形成一股攀比风，左右着其物质上的需求，一位10岁男孩的母亲（大学老师）说，“也有物质奖励，比如考试好了，买玩具，或者带他到哪儿玩，都有的。其实我不想这样做，但他同学、朋友，有些家长这样做，互相影响，他就会回来互相攀比，回来就说，谁谁谁也考了100分，爸爸妈妈就买了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他也没必要非考100分了。主要出于这种攀比的环境，让你也没办法……”。正是这种攀比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现代孩子的物质需求和消费水平，同时也使得其思想及行为表现出与父辈截然不同的景观，新新人类也由此产生。但另一方面，从这位母亲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物质需求和孩子行为表现相结合这种做法存在的弊端，一旦物质需求不能满足，孩子的行为表现也失去了动力。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有少部分父母（17.02%）对把物质奖励与孩子行为表现挂钩持否定态度，或者说，这就是第三类父母对孩子物质需求的教养方式。一般而言，持这种观点的父母通常所受教育程度较高，这类父母认为，自己给孩子买东西，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求，应该是出于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与孩子的表现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而孩子表现好，则是其分内的事情，理所应当，不应该以此作为达到某种物质需求的手段，总之，在这些父母眼里，父母关爱和孩子的行为表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同一而论。一位8岁男孩的母亲（硕士，公司职员）这样说，“我们很少给孩子物质奖励，基本上是跟表现不挂钩，给他一些奖励，送他一些礼物，都是表示我们对他的爱，而不是说他的表现好了……”。另一位11岁女孩的父亲这样介绍，“一般我就对孩子说这（表现好）是应该的，你做错了我说说你，一般做得挺好的话这是应该这么做。没有物质奖励，一般给孩子买东西都是在特殊环境下吧，比如说孩子过生日，过‘六一’儿童节，过新年给孩子买些礼物。一般都是这时候买，平时不买，我们孩子一般也很少要这些东西”。正是因为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些父母认为孩子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表现来要挟父母，提出某种物质需求，正如一位12岁男孩的母亲（本科，公务员）所言，“我会自己给（物质奖励），不会让他提出来，他提出来我会立即反对，我是说你这是应该的，如果出于我的高兴，我会去买，这是妈妈对你的奖励，但是你自己不可以要求”。由此可见，在这类父母的心目中，父母应该适宜地表达自己对孩子的关爱，通过这种关爱加强自己与孩子间的感情纽带，通过感情纽带来强化亲子间的交流沟通，而不是靠物质刺激来换取孩子的某种行为表现，或者可以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思想已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从物质层面的交换上升到了心理层面的交流。
1.1.2 现代父母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
物质层面的另一方面是父母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吃饱穿暖，一向是中国父母对孩子教养的强调点之一，在现代中国都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事实，使得父母对孩子生理方面仍然十分投入，或者如同许多父母所言，“对父母来说，孩子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充分支持了当今中国父母对孩子饮食方面的高度关注。有87%的父母明确表示自己“我很在意孩子的饮食健康”（见下图），有86.3%的父母表示“在每日三餐的准备方面，我考虑最多的是孩子的健康”，另有92.6%的父母指出，“当看到我的孩子好好吃饭并且津津有味的时候，我感到很开心”。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孩子生理健康在当今中国父母心目中所占的分量。
访谈中，一位8岁女孩的母亲（大专，中学老师）说，“现在就一个孩子，并且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所以说在吃的方面我认为可以营养搭配，营养全一些，量多不多……在穿的方面让她尽量舒适保暖，穿衣服样式要好看……”其实，这位母亲的话代表了现代一般父母的做法，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一些父母会做得更加精致细微，一位12岁男孩的父亲（大专，公务员）这样介绍，“在吃的方面照顾得还是比较周到，每天变着花样儿做，他专门有个营养配餐，每天吃点什么，牛奶鸡蛋，什么谷物水果、果汁……”另一方面，观念的更新也使得一些家长开始放弃对孩子喂养方面的精雕细刻，对孩子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主张采取粗放式管理，正如一位8岁男孩的母亲（硕士，公司职员）所言，“吃的，我觉得粗一些好，……其实我对他物质生活都是比较粗，粗放式的，冷一点，热一点无所谓，这样其实对他身体的机能锻炼更好一些”。
此外，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得孩子在吃的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问题。首先是吃饭习惯问题，一些孩子甚至到了上学年龄还让老人喂饭，一位母亲（高中，工人）说，“我们孩子（吃饭方面）饭量小，老喂她，小时候上小学一年级（在）她奶奶还喂了一个学期……”再有就是不好好吃饭，另一位母亲（大专，中学老师）说，“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就是吃饭的时候，不会吃饭，吃着玩着，吃得少”。此外就是偏食、挑食问题。孩子吃饭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当然与父母的过分关注有密切关系，有些孩子在无形中会以此作为要挟父母、引起父母关注的手段之一。孩子“吃饭费劲”这一现象在现代家庭中比较常见，正由于此，饭桌上的战争是许多家庭共同面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虽然孩子生理方面的健康仍是现代父母的关注所在，不过，在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中国，加之单个家庭孩子数量的急剧减少，尤其在现代都市，对孩子生理需求的满足，让孩子吃好穿暖，几乎对所有家庭而言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按照Maslow（1987）的需要层次理论，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境界的追求自然就会被提到日程上来。因此，相对而言，生理发展在现代年轻父母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会让位于精神领域，如同一位6年级男孩的母亲（本科，高中老师）所说，“（比较重视）精神方面，培养他的品质、意志品质。遇到事要坚持，这方面我做得比较多，物质方面没怎么做，只要和正常人一样，吃和住，就可以了”。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出父母对孩子生理健康方面关注的理性趋势，对于“我总是尽力让孩子吃好玩好”这一项目，虽然有51.8%的父母表示了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但也有31.7%的父母表示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在购买食品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孩子的健康”，父母也表现出了大致类似的反应趋势，有57%的父母表示赞同，24%的父母对其表示无所谓（见上页图）。父母在这些项目上的反应模式，显示了他们对孩子生理方面关注有度，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味地溺爱有加。
1.2 心理层面的关爱
虽然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父母似乎对孩子物质层面上的关注远甚于其对孩子心理层面上的关注，但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在现代中国都市，新一代的父母已经把对孩子的关注点从物质层面提到了精神层面，并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在对孩子物质需求投入相对有所降低的同时，父母对孩子心理、精神层面上的关注更加凸现出来。
父母在心理层面上对孩子的关爱，是一种比较无形的东西，或者如同家长所言，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达出来，而只是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在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中，不论是父母权威地位的消退，还是父母对孩子控制的理性化，都体现了父母对孩子人性的尊重，把孩子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的个性，尊重他们的见解和心理感受，把他们看作一个平等人，而这些其实质上便体现了父母在心理层面上对孩子的关注及认同，是父母对孩子在精神层面上关爱的最基本体现。
在访谈中，发现不论是从教养观念还是从教养行为中，都可以看出现代父母对孩子心理层面的关注。首先，在教养观念方面，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态势一般都能给予较为密切的关注，并积极采取合适的方法促进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一位10岁女孩的母亲（大专，图书管理员）说到，“特别小的孩子，我都知道她有自尊心了，我觉着鼓励教育比挫折教育要好一些，老打击她，挫折她，我认为对她成长是没有好处的”。此外，在日常的教养行为中，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仍可以看到父母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关注。一位5岁男孩的母亲（大学老师）这样介绍，“我比较关心他（孩子），比如他的情绪波动什么的我都比较关心他，你说那天走亲戚吧，一会儿撅着嘴回来了，反正他有不对劲的地方我都能发现然后问问他怎么回事，然后说他做的是对了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一位8岁女孩的母亲（大专，中学老师）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心理方面也关注着，这孩子她到底心理方面发展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她在同学交往上，还有情感上也关注着”。另一位8岁男孩的母亲（硕士，公司职员）说，“对他（孩子）成长的精神方面我会观察得很细微，我是这样做的”。
总之，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及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现代都市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已经把眼光从物质方面的关注投向了精神层面的熏陶，培养身体健康、心理健全的孩子已经成为现代父母的共识。
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了当今父母在心理层面上对孩子关爱的充分表现。首先，绝大多数父母都能把眼光投向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外在的行为探查孩子内心的发展动态。在被调查的父母中，有69.3%的父母同意“我知道自己的孩子都有哪些朋友”，认为自己对孩子交友情况不清楚的父母只占5.9%。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更是父母关注的重点，在调查中，有82%的父母认为“我能意识到孩子身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关注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父母只占总数的3%（见上图）。
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父母也抛弃了所谓的父母至上、亲子有别的等级观念，而是以较为平等的姿态，深入到孩子内心与其进行交流。譬如，在生活中，父母不再以一言九鼎的姿态对孩子进行说教，绝大多数父母（85.1%）都认同应该“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遵守某些规则”，为了更好地对孩子的行为进行指引，现代父母通常会耐心地同孩子探讨其某种行为的恰当与否，86.9%的父母都赞同自己会“鼓励孩子谈论其某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帮助她/他进一步认识该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掌握孩子的心理动向，消除孩子心理层面的不适与障碍，有79.2%的父母会“鼓励孩子谈论他（她）的烦恼”，帮助孩子解决成长过程中所碰到的困惑。88%的父母承认“当孩子心烦意乱时，会去安慰和劝解孩子”（见上图）。因此，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现代中国父母充分展示了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关注与重视。
面对孩子的错误，现代家长也基本上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从心理的层面上，追根求源地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细致分析，90.3%的父母都承认，“当孩子犯错误时，我会同她（他）认真交谈，让孩子明白自己为什么错了”，并且有72.3%的父母同意自己会“用引导的方式，把孩子的错误行为指引到可接受的活动上来”。父母的这些回答，清晰地显示了他们对孩子人性及内心状况所给予的充分关注。
1.3 父母关爱情感的表达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在情感表达方面，中国人比较内敛，往往抑制自己的情感表达，对孩子关爱的表达也通常较为含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中国父母也通常尽量掩饰自己情感的流露，较少直接、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和喜欢（Wolf，1978）。
但在现代中国都市，东西文化一体化的氛围使得父母对孩子关爱的表达也脱离所谓的传统模式，独生子女的事实在使父母有更为充裕的物质和精力投入孩子教养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对孩子关爱的表达更为直接。
在问卷调查中，父母也有类似的反应分布。绝大多数父母（56.2%）承认自己“会直接对孩子说喜欢孩子、想孩子之类的话”，没有或很少有这种行为表现的父母只占少数（18.7%）。另外，也有相当比例的父母（52.9%）承认自己会“通过拥抱、亲吻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喜爱”，对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的父母只占20.8%。而对于以往“为了保持父母的权威形象，父母应该与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的所谓传统中国父母的做法，75.1%的父母都表现出否定态度，只有12.8%的父母对这一做法表现出了赞同。另一方面，对于孩子身上所散发出的闪光之处，现代父母也通常表现于外，给予孩子直接的、充分的肯定，而不会外严内慈地把自己的欣喜之情掩盖起来。91.7%的父母承认，“当孩子表现好时，我表扬孩子”，83.9%的父母承认自己会“告诉孩子父母欣赏她/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父母这种内在喜爱情感的充分表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父母对心理层面的充分重视，绝大多数的父母（78%）都承认，自己会“让孩子知道，当他（她）表现好或不好时父母内心的感受”。因此，心理层面上亲子之间情感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父母教养行为中的实践之举。
在受访的父母中，48.94%表示经常和孩子搂搂抱抱，说些亲密的话语，将对孩子的喜爱和亲热直接表现在外，14.89%表示有时会这样做，另有34.04%表示会这样做，但次数不多，只有2.13%的家长表示在家里不会和孩子之间有这种亲热的举动。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现代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子女之间，那种依恋和亲近的感情通常表达得淋漓尽致，一位4岁半女孩的母亲（本科，公务员）这样描述，“（和孩子搂搂抱抱，说喜欢孩子什么的）挺多的，每天（孩子）幼儿园回来我就讲，你在幼儿园开心吗，和小朋友玩得好不好？她就会说，妈妈我在幼儿园好想你啊，然后我说妈妈也想你啊，然后睡觉的时候会摸摸她的背啊，摸摸脸蛋”。从另一位4岁半小女孩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母女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我有好多名字，宝宝、贝贝、乖乖、娇娇、小心肝儿、小豆豆……对吧，妈妈”。当然，由于个体间的差异，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爱也会表达得稍为含蓄，一位5岁男孩的母亲（大学老师）说，“我一般会抱（孩子），但不跟他说。有时候他（孩子）会说我喜欢你，我说你喜欢我你亲亲我，他亲亲我，他自己跟我说（喜欢我）”。从这位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她认为自己对孩子爱的表达不是非常直接，但母子间相依相恋的情感表达仍是活灵活现。另外，由于工作的缘故，也会使父母对孩子这种爱的交流减弱，一位在中学任教的3岁半女孩的母亲（大专毕业）这样说，“（对孩子搂搂抱抱，说喜欢孩子什么的）也有，但不是特别多。孩子特别特别的皮，而且独生子女特别的多，教学起来特别的不容易，而且相当累……回到家就不想动了，不想听到任何声音”。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亲子间情感的这种亲密流露虽然会逐渐减少，但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即使上初中后，仍和父母情感上的交流亲密有加，一位初一男生的母亲（本科，公务员）介绍到，“我随时随地都会抱孩子，一进门儿就抱，孩子也主动抱我，说妈妈我好想你啊……”。但父子间这种情感的沟通相对来说要弱些，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在多数家庭，主要由母亲照顾孩子，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长，再者也是由情感表达方面的性别差异所致。另一方面，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有些孩子也会主动和父母拉开距离，不愿意和父母过于亲密，正如一位小学五年级女生的母亲（大专，图书管理员）所说，“小时候会（和父母搂搂抱抱，挺亲热的），后来上了小学，到了二三年级以后，就不再这样了。好像我们家长还有这种要求，孩子还挺反感”。另一位初一男生的父亲（大专，公务员）也说，“孩子小的时候还是有（和父母挺亲热的），大了以后慢慢不是很接受这些，不特别接受你比如搂搂抱抱（的行为），他觉得矫情那种的……你比如说我很明确地表示对你好呀什么的，很亲密的（行为），他会很反感地拒绝”。
虽然由于个体差异，在现代中国都市家庭，亲子间亲密互爱情感的交流和表达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但总体来说，在受访的父母中，基本上没有父母承认在表达对孩子的爱和喜欢时会有意识地有所保留，掩饰自己的实际感受，在和孩子的交往中，父母一般都会让真情自然流露，而不像所谓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自我压抑、克制自我的真情实感，戴上虚伪的面具对孩子故做威严状。
除了情感上的直接流露，中国父母对孩子关爱情感的表达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即通常西方人所说的含而不露的情感表达。这种内敛、含蓄的情感表达，首先表现为对孩子需求的关注和敏感。在现代的中国都市，孩子的核心地位使得父母对孩子往往关注有加，呵护备至。在问卷调查中，91.9%的父母表示，“对于孩子提出的正当要求，我都会认真考虑，并尽量去满足”，并且，绝大多数的父母（63.2%）承认自己“会精心安排，帮助孩子实现他（她）的愿望”。不仅对孩子的需求和愿望会尽量加以满足，现代父母还会细致入微地把关爱之情体现在对孩子的兴趣和爱好的关注之中，相当比例的父母（57.4%）都表示，“会有意观察孩子喜欢玩哪些东西，并尽量找时间陪孩子一起玩”，并且，有更多的父母（81.7%）承认自己平时会“注意孩子有哪些业余爱好，并积极为孩子提供条件，让这些爱好得以发展”。为了更好地表达对孩子的关爱，相当一部分父母（53.8%）承认，“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我会放弃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由此可见，不管是有形地表达，还是无形地用行为付出，都显示了现代中国父母对孩子殷殷的关爱之情。
整体而言，在现代中国都市，孩子数量的稀少使得父母把眼光聚焦在了一个孩子身上，在这种环境下，独生子女所受到的关注自然是多之又多。然而，在很多时候，过多的关心和爱护也会演变成溺爱，正如一个6岁男孩的父亲（35岁，本科，电气工程师）所言，“感觉现在的家长还都算比较民主的，也会经常跟孩子沟通，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了只有了解了孩子的想法才能对症下药。还有一个特点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长们会更多地满足孩子的需要，将精力全心全意地集中在孩子身上，也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利的地方是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弊的是如果这种关爱过了头的话就会产生溺爱”。另一位5岁小女孩的母亲（32岁，大专，财务）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父母如何溺爱孩子的生活实例，“我觉着他们（父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恨不能把自己附体在孩子身上替孩子生活。在生活上自不必说，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我有一个同事，孩子在放假时要睡懒觉，不肯起床，他居然把洗脸水、漱口水端到床边，替孩子洗脸刷牙”。
2 亲子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对孩子的控制方面，研究者（Kriger＆Kroes，1972；Lin＆Fu，1990）往往认为，与国外相比，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中国父母通常对孩子的行为给予更多的控制和干涉，尤其对于孩子的冲动及探索性行为，父母对其的限制更为严格（Ho，1981；1986）。在访谈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比，难以对中国父母对孩子行为控制量的多少方面与西方加以比较，但从父母的言谈中可以看出，现代中国都市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由于独生子女的事实，使得他们对于孩子的关注明显增多，对于孩子行为方面的控制相应也会增多，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孩子行为控制的内容和数量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在受访的父母中，承认对孩子控制较多、较严的父母所占比例并不算太大（29.79%），而对孩子疏于管束、任其发展的父母所占比例更少（14.89%），绝大多数的父母（55.32%）都能较为适度地对孩子加以控制，在对孩子行为加以约束的同时又给其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去向还是较为关注，对孩子行为完全放任的父母则较为少见。有65.7%的父母完全赞同“孩子如果要单独出门，必须征得我的同意”，而对这一说法完全不同意的父母只占2.2%。并且，绝大多数的父母（69.9%）都承认，自己“通常一定要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以及他/她在干什么”，而对此持否定态度的父母只有8.2%。父母对孩子行为去向的这种过分关注，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安全或其他方面的考虑，譬如，有63%的父母承认“我不让孩子到陌生的地方去，生怕他（她）会出什么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孩子自主权的剥夺。问卷调查中有88.1%的父母赞同“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让他（她）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对此持否定态度的父母只有3.1%。在实际的教养行为中，绝大多数的父母（77.2%）也都表示，“对于孩子的许多事情，我让他（她）自己作决定”。因此，在对孩子行为去向多加监控的同时，当今中国父母也同时赋予孩子更多的个人支配权。
2.1 年幼儿童的行为控制
现在中国都市家庭由于独生子女的普及，父母对于孩子生理方面的健康和安全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以前，出于对孩子安全方面的考虑，父母会对其行为进行较多的限制。
首先，由于现代家庭设施的日益复杂，家用电器不断增多，从孩子很小开始，父母就会告诉孩子哪些东西比较危险，限制孩子去碰有可能引起事故的物品，如同一位父亲（大专，司机）说的，“……上幼儿园以后，说他，比如这东西不能动，危险，有电，比如那有火，都是从教育的口气告诉他……”
其次，由于现代中国处于转型期，日益增多的隐患引起了犯罪率的不断攀升，为了避免由于社会不安定因素对孩子人身安全造成的威胁，父母也会从小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孩子的活动空间。比如一位母亲（本科，大学老师）就说，“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告诉她不要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一个人出去玩，告诉她什么是坏人，没办法，为了孩子的安全，很多时候只有多限制孩子的自由”。面对一个孩子的事实，在如今中国社会大气候及现实生活环境下，决定了现代父母对孩子过多的担忧和控制。
在没有潜在危险因素存在时，有些父母则往往表现得对孩子行为非常放手，对其探索行为也给予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而言，更是如此。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母亲这样描述自己对4岁儿子的教育，“我希望他个性充分发展，不限制他个性，他喜欢到处碰碰摸摸，也不限制他，他现在属于玩的阶段，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让他想象力、创造力这些潜能都发挥出来”。在对待孩子的探索性行为上，不仅男孩，女孩的父母也基本上对此持肯定态度，另一位3岁女孩的母亲（本科，大学老师）这样说，“孩子的性格是从小培养的，一般情况下我都鼓励她自己去摸索，即使她不听话，在不会造成大的后果的情况下，我一般情况下让她自己去试，试了以后告诉她你这样行不行……我一直都有这种思想，培养她的独立能力，你像她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我从来不扶她，都是她自己站起来，干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去摸索……”在问卷调查中，父母也充分显示了这一行为和观念倾向，91.5%的父母表示，“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父母应该让他（她）去接触、探索新的事物”，对此表示否定的父母仅占3.3%，另有88.5%的父母承认，自己会“鼓励孩子的好奇心，对不知道的东西进行探索和提问”。由此可见，在人身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现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鼓励孩子自己去对未知的世界进行探索。
除了探索性行为，对于孩子其他行为，父母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给予限制和引导。如在孩子出去玩耍的时间上，一位4岁半女孩的母亲（本科，公务员）这样介绍自己所用的策略，“她说她要去小朋友家玩，我说那你就去1个小时，她说不行不行，我说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就去1个小时，要么就不去，然后她就选择去1个小时”。面对孩子的破坏行为，另一位4岁多男孩的母亲（本科，大学老师）这样做，“在他3岁多之前（破坏性行为）比较多，他天天玩的时间长了，他就烦了，天天就这些玩具，他就破坏性地摔玩具，后来他再要玩具的时候，首先就跟他说再买玩具你不能摔，你再摔的话以后再也不给你买，慢慢的这些玩具他就不摔了”。当然，由于活动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父母会对幼小孩子的行为进行不同的控制和约束，正如一位母亲（高中，工人）所说，“对孩子行为的引导应该从小做起，习惯成自然”，由此可以看出，对孩子行为进行必要控制是现代都市父母的共识，同时，他们也往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较为理性的手段来实现控制和限制孩子行为的目标。
2.2 学龄儿童的行为控制
学龄儿童由于其生理、心理的日趋成熟，以及青春期的到来，独立性不断增长的同时其逆反性也日益强烈，同时，学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也使得他们这一时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相对而言，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冲突的频率与程度都会有所增加。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44.7%的父母承认，自己平时“同孩子在某些事情上会发生争吵”，另有53.1%的父母表示自己会“和孩子对某些事情的意见不一致”。通常而言，学习是这一年龄段父母与孩子发生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除了学习之外，父母对这一年龄段孩子的限制主要集中于交际和娱乐两个领域。
在对孩子的控制方面，现代父母仍然倾向于把学业放在首位，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往往甚于其他方面。在问卷调查中，有47.7%的父母表示赞同“相对于个性培养，我认为孩子的学业成就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的父母则有27.3%。为了维持和提高孩子的学业表现水平，父母也往往采取一定程度的强制行为，确保孩子在学习中的相应投入。有52.4%的父母承认自己“会让孩子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什么时候再上床睡觉”，对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的父母仅占28.7%。另有67%的父母对“我会让孩子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什么时候再出去玩”这一做法表示赞同，17.2%的父母则对这一做法表示否认。
在交际领域，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思想的指引下，父母往往对于孩子交往的人群给予较多的关注，对孩子交友的选择也通常进行一定的限制。在问卷调查中，有36.3%的父母表示自己会严格“禁止孩子与那些不好的孩子来往”，而对孩子交友行为完全放任不管的父母只占7.8%。此外，有33.6%的父母表示，自己非常“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外面和谁在一起”，而对此持无所谓态度的父母只占2.0%。由此可见，对孩子的交际行为加以控制的中国父母占了相当的比例。
通常而言，那些学习好、思想健康的孩子往往是父母眼中的理想交往对象，反之，父母则会视其为异类，反对孩子与其多接触。一位母亲（高中，工人）这样认为，“……但在班里，你应该和什么样的同学交往、接触，像一般那个什么，行为习惯什么的不好的那种，我觉得就不要和他们接触，应该和那些行为习惯好的人合作什么的，我觉得这对她以后的成长什么的都有好处”。除了朋友的选择，对于孩子在社交活动中产生的一些所谓的超前的思想、行为，如现在孩子中间流行的一些不好的习语等，父母有时候也会加以适当的限制。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青春期的到来，父母对孩子的人际交往又多了一项监控内容，那就是控制孩子的异性交往情况。而这方面的控制如果过严过多，在激发青春期少男少女逆反心理的同时，也会对其正常的人际交往产生负面效果。一名复旦大学的大一女生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和感受，“……父母在对我进行社会化过程中，很早就令我意识到了男女两性的角色差异。他们对我实行的保护措施之一，就是灌输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排斥我和男孩正常的相处交流。比如，他们会为一个询问题目的异性电话而感到惶惶不安，会因为我和异性一起玩而紧张，总之，他们或多或少泯灭了我对于和异性之间正常交往的需求。我认为这种过度划清异性角色差异的做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孩子今后非正常或非自然的人际交往。父母这种做法对我目前产生的影响有性格不外向、内倾，偏向理性淡漠，甚至腼腆害羞，处事显得被动刻板，人际交往较为被动”。事实上，父母对青春期孩子与异性交往时草木皆兵的这种做法并不少见，有许多的亲子冲突、甚至感情疏远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如何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理性地对待少男少年的青春情怀，是当今父母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娱乐领域，孩子接触较多的活动之一是看电视。视听科技产品的不断发展使得现代孩子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看电视、碟片也成了现代许多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电视内容和观看时间上，父母也通常会进行一些适当的控制，以保证孩子的健康发展。在内容方面，父母通常会让孩子看一些儿童类的节目，或者体育类的，有时候也看一些历史故事，如《还珠格格》、《纪晓岚》什么的，但父母一般不会让孩子自己随便看。一位母亲（大学老师）认为，“像看电视，一般是有所选择的，不能让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主要让他看一些适合儿童的节目”。在量的方面，现代父母一般也会进行限制，不会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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