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校长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丽娜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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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女校长们试读：

前言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

本书汇集了法国、俄罗斯、美国、拉脱维亚、土耳其、塞浦路斯、墨西哥、牙买加、波兰、古巴、芬兰、德国、罗马尼亚、新加坡、印度、柬埔寨、挪威、瑞典等18个国家二十多位大学女校长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治学治校经验。有的文章是由校长亲自撰写的，有的文章是由采访者撰写的，因此每篇文章的视角与写作风格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大学女校长们的多重角色和多彩人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This book collects more than 20 women university presidents'personal growing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on university running and management from 18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including France,Russia,US,Latvia,Turkey,Cyprus,Mexico,Jamaica,Poland,Cuba,Finland,Germany,Romania,Singapore,India,Cambodia,Norway,Sweden.Some papers are written by presidents themselves,some are by interviewers.Each paper shows different content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writing styles,focusing on women presidents'colorful life and multi-roles.It is much attractive.对自身使命负责：大学管理的真谛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克里斯蒂娜·里德时晓冉/译

我是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The International Film School of Paris）的院长，这所学校是一所私立的高水平的国际化传媒院校，致力于电影、电视等传媒领域相关专业的教育学研究。不管是作为艺术家还是管理者，十二年的院长生涯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院长，我注重了解学生们在学习设备、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上的需求，以便于他们在完成学位课程后就能在影视行业大显身手或者开办自己的公司。

然而，当你遇到预算限制和保持投资平衡的现实要求时，问题就来了。这就需要你作出抉择，但有时老师们会对你的抉择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不能宏观考虑预算的配置问题，当然，他们也没这个义务。这时你不能试图取悦每个人。不能满足他们的预算需要，更要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听取他们的建议，在做下一次预算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私立学校可以提前得到拨款，它的好处是你可以更早制订支出计划，但每月都得进行财政监控，避免超支。日常监控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校在技术设备上的花销很大。当我刚接管学校的管理工作时，我被指派的第一个工作是任命一位技术总监来监控资金需求。如今，设备清单已经提前列好，本学年的设备预算资金也分配到位。以前，老师们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不合理的资金要求，如果我拒绝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把消极的情绪宣泄到学生身上，学校的管理也会失去威信。

我是1995年来到巴黎国际影视艺术学院的，那时学校很小，很年轻，充满生机。我对教学质量很有信心，但有些教师不重视学术研究，很散漫。经过多年的成长，如今这所学校已在法国的私立学校中名列前茅。

当我初来学校时，我的任务是熟悉学校管理的每一个层面，进行改革，使学校放眼全球市场，但由于财政原因使得学校管理运行并不是很理想。这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们只重视创新性而忽视繁冗的财政预算是一个道理。因此，我的工作重点就是为学校拉赞助。作为一名女性，说服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并不容易。很偶然地，我曾和一位女银行行长进行过一次谈话，她相信我、相信这所学校及其快速发展的潜力。一旦我从银行那儿得到了支持，劝说其他投资者来投资就会相对容易些。

作为一所私人学校的管理者，从内因讲，我的工作难点在于处理老师、管理者和学生对于资金的要求。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方感觉到他被忽略，那么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我必须从行政人员和老师那里获得信心。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样，我坚信如果让他们确信女性也有领导力量，那么他们也会支持你。

当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它是一个只有160名学生的小学院，对个人的管理简单明了。在所有领域我都可以以我个人的方式进行管理。我可以和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话，鼓励他们，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那时，做决定和完成项目的时间、花费都很少，并且交流也很直接便捷。我把自己视为团队的一员。全体教员可以看得到他们努力的成果以及遇到的困难，绝大部分人都怀着激情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对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工资待遇不是很理想，他们的工作仍然很让人满意，他们相信当条件允许时，我将公平地提高他们的工资。信心的建立对于这一时期成绩的取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采用的管理方式仅凭我自己的直觉，有时把握这个度是很困难的。尽管有偶尔的犹豫，我还是会采取积极的方式，我得向每个人传达一种力量和信心。我会很幽默地处理问题，这种方法我相信总是会有回报的。在当时，一个独裁做法将会制造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裂痕，我不能让我的团队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不平等的负能量很容易蔓延，这会破坏工作环境，也必然会破坏整个学校的名声。

如您所知，商业协会在法国是很强大的，被“赞助人”经常受到怀疑，但我会向他人证明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只不过试图领导每个人走向成功。然而，这条通向成功的道路会受到来自外界的侵扰，要有一系列的审查，比如工资审查、工时审查、协会审查、财政审查等，没完没了。当人们纠结于这些审查时，那些审查者还会认为你刻意隐藏了很多东西。另外，审查极其耗时间，通常要花几个月，它让人感觉压力很大。

这就使得通过改革和创新让一个学校永葆活力变得很困难。这些事情出现在学校发展期，审查所需要的资料都积压于尘封的箱底，落满尘埃。不断地翻旧账应付审查，阻碍了本应不断改革的用人机制和日常管理。不仅如此，员工们焦躁不安，他们的精力被分散，最终校长要花很多时间来整合过去的文件，那些映照出过去的并且本应该忘记的艰难时光。所幸如今电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搜索整理那些可怕的文件的难度，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做这些工作只能依靠纸张。

在我任职的这五年中，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在规模上比原来扩大了四倍，在这个互联网改变很多领域的时代，学校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新院系的开办，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学校的继续发展不能再仅仅依赖于员工良好的意愿和我自己的推动力了。我不得不通过开会获得来自各个领域的清晰的目标，同时，建立一个内部交流组织。起初，引进先进的控制管理系统非常难，因为员工们很难适应这些新的运行体系。一些人因此丧失了积极性，因为他们太习惯于以前的工作方式。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也发现很难做，毕竟积习难改，但是，一个好方式对学校的未来发展有很多好处，因此我还在继续推进。

到2004年，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0多名教授、20多名行政员工、12个院系、900多名注册学生的学校，显然，我先前用的那些非正式的方法已经被永远地取代了。但是，学校的原始宗旨没有变：“尽可能地给予学生们最好的教育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起初，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好像降低工作效率，以前我一天就能传达的信息，如今需要两天的时间。然而有趣的是，如果你想让事情干得漂亮并且保证它们真正融入到他人的思想和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从宏观上讲，就是要整合他人的要求。最终，当人们熟悉使用新软件和新系统，他们发现工作变得更容易、快捷、透明，并且很容易组织。犯的错少了，学生们的课程更加规范，老师们也更守时了。控制系统的服务质量很高，把学校带进了一个新纪元。

不过，学校的财政问题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为了更密切地进行监管，我不得不寻找接班人，让我可以委派他们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内部找到了这样的人。这些人被提拔到管理岗位。其中，我选拔了一部分女性，从结果来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发现女性不太关心职位升迁，她们更实际，对未来的工作准备更充分。她们理解我，同时，能放眼全球，我喜欢她们那种带着自信的交流。

就电影技术领域而言，还是以男性为主导。我不断鼓励女学生们在传媒界扮演领导角色，而不是把领导角色拱手让给男性。因为如今巨大的传播力量需要女性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彻底的平衡。

我想，尽管在影视视听领域男性占主导，但我还是获得了尊重我的艺术背景或许帮了我很多。面对困难，我也从来没有惧怕过。我很喜欢和学生们谈话，和他们谈论课程，交流思想。我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相信他们前程似锦，即使在压力下也要不断坚持。

我的社交活动很少，在做校长的第一年我也很少顾家，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总是相当长。然而，我把教育当作一种事业看待。我们把下一代培养成专业人才，给予他们关注和爱。一个学生的大学时光对他的整个人生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基础，而且决定了他未来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深知大学给我们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一些教授的思想言论还在我们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我们必须对自身的使命负责，这就是学校管理的真谛之所在。作为大学管理者、地质学家、设计师和作家的我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前任校长赖莎·罗贝茨卡娅李洁/译

我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的前任校长，现在是这所学校宝石学系的主任。在这份报告里，我将通过地质学、宝石学和文学创作的不同经历，来同各位分享我个人的成长经验。

1970年，我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从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毕业。我的亲人都劝阻我去地质专科学校。他们试图让我认识到，远离家人、每年在北方针叶林的恶劣条件下从事三个月的考察工作，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艰苦。然而，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未曾后悔过。作为一个地质学家，我拥有饱览壮丽山河的机会。

我的研究重点是地壳断层以及伴随断层发生的地震。1989年，北美地区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作为一名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积极地参与了在那里的地质研究，在北美一待就是两年。除此之外，我还在西伯利亚山区、贝加尔湖、堪察加半岛、高加索地区、克里米亚半岛、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喀尔巴阡山的苏台德地区以及中国的一些山区进行过地质研究。

根据我的研究，我已经写成了12本专著和170多篇文章，并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我始终追求论文的科学性，也因此成为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教授，并入选了俄罗斯自然科学学会和国际信息化学会的学者。

从2003年到2008年，我担任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的副校长一职，负责学术事务和信息技术工作。在我的倡议下，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开始进行贝加尔湖沿岸的地质研究，并对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学生进行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培训。

由于在地质学和俄罗斯高等教育方面的贡献，我获得过一些嘉奖，比如“俄罗斯杰出地质学家”、“俄罗斯高等教育荣誉员工”等等。除此之外，由于我发展了和中国一些大学的教育合作关系，中国湖北省政府授予了我“团队之钟”的称号。索罗斯国际基金会曾两次授予我“索罗斯教授”的称号。

从以上的经历看来，我在地质学、教育、大学组织方面都取得一些成绩，似乎我的生活也没有必要作出任何改变。然而，生活本身在改变。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俄罗斯，也开始了全球化的重组。全球化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高等教育系统。新的形势需要我们对新的领域进行知识培训。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我在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院，在那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培养在“艺术材料加工技术”方面的人才。

我住在西伯利亚，那里基本的艺术原料是颜色丰富的宝石、半宝石和首饰石。我认为最受欢迎的培训就是与珠宝鉴定和珠宝加工有关的内容。在20多年里，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非常有天赋的珠宝设计师，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珠宝杰作。很多毕业生在我的帮助下也在科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新部门的组织和科研方向的改变，为我写书和写论文提供了新的素材，我从此不再局限于地质学领域，还涉及设计的领域。从我童年开始，我就对艺术非常感兴趣，从来没有落下任何一场在我们城市举办的艺术展览。凡是我去过的城市和国家，我都参观了他们的艺术博物馆。地质学、矿物学、宝石首饰、艺术和设计等方面的综合知识，为我工作方向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我写的关于伊尔库茨克珠宝350年光辉历史的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为伊尔库茨克独特的历史撰写了新的篇章，不仅仅是我的学生，还有很多市民都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在17到19世纪，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有名的珠宝之都，自那时起就已经形成了一些流传至今的传统。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卡尔费伯奇国际基金会的关注，并且由于我对俄罗斯珠宝业的贡献而获得了“迈克尔·柏林”徽章。

如今，世界在飞速发展，而教育的领导者，尤其是女性，不能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如果你的想法和期望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你是不能带领好同事和学生的。同时，当你在领导教职人员时，你不能让他们失去个性，同时还要亲自为他们树立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榜样。

发扬和支持优良品质，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增长专业知识，这当然需要主动性和勇气。我改变了研究方向，设立了一个新的院系，开始教授新的学科，并且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在新的科学潮流中发展。这也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作为领导和科学家的能力。

我还把很多精力用在了文学上。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然而文学和地质学、珠宝学一样，确实是我的另外一个专业。的确，它不是一个爱好，而是一个专业，不能只把文学创作当作一个爱好，它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技能和天赋。

在我年轻的时候，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会自己写诗。诗歌所启发的想象力和隐喻式思维，帮助了我从不同角度去洞察社会进程和现象。如果在富有想象力的基础上，还有些智慧和感情，再加上多年的地质学工作和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游历，这些诗就更像散文了。尽管我还不能作出如散文般的诗歌。

最初，我在旅途的时候写下很多文章，比如《帕米尔高原日记》、《从中国的博客说起》、《两个东方威尼斯》、《柬埔寨是一种忧伤》等等。然后我又写了一个类似自传的小说。文中讲述了那些促使我前进的性格迥异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美丽城市和国家，还有我第一次的教学经历。

在长篇故事中会出现一些短篇故事，你需要用恰当的故事和情感来丰满这个素材。后来，我创作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这是一本描写全面且有侧重的书。每一种新题材的应用，都反映了我在文学方面一步步的成长。最后，在2013年，我写了第一部剧本。我慢慢接触并掌握了文学中最难的体裁——戏剧。

我的文学作品被出版成了三本书，分别是《态度》、《赫拉克利特法》和《高凳上的精确肖像》。还有两本书也正准备出版，它们是一本小说和一部诗集。我在6年前入选国际作家协会的“新当代”作家。文学团体认可了我的专业性。我两度成为“俄罗斯金笔”国际文学大赛的冠军，这是个有关诗歌的重要比赛。2011年，我获得了俄罗斯诗歌界最具盛名的奖项之一。那就是“谢尔盖·叶赛宁”奖。

我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生活的部分内容。我知道我有能力激励我的学生，并在某些方面成为他们的榜样。在俄罗斯有两句谚语，分别是“流水不过不动石”和“只有不断前行，方可获得成功”。我认为这两句话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适用，特别是对那些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的女性。她们对工作充满热情，也通过她们自身成功的例子使得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折服。快乐而危险的人生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系统史泰登岛大学校长施普林格

美国一位著名舞蹈家曾说：“当生活做重要决定时是不会鸣笛的，众所周知，命运总是保持沉默。”回顾迄今为止我的生命旅程时，我知晓了这句话的内涵。回首过去，人生宛如一个个蒙太奇：父母坚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并且肯定能以某种方式筹集到所需要的钱；我向扶轮社基金会申请奖学金，然后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游学；接下来选择去研究生院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学，获取博士学位。之后我做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包括职业和生活两方面。我在一所大学里教书18年，然后成为全职管理人员，最后成为校长。从校长位置上退休以后，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搬到美国南部的新家。目前，我在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市立大学当教授。我有一位知心丈夫和引以为豪的两个女儿、两个外孙。个人生活和职业总是相互交织的，我很幸运它们相互补充、互有助益，但我得承认，是个人生活引导着我的职业生涯。

我有着丰富的童年生活。我的父亲是个气象员，先是在美国气象局工作，然后在二战期间参加美国空军，接着又回到美国气象局。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经常搬家。我仅在二年级这一年里就换过四个不同的美国学校。十一岁那年，我们移居到菲律宾，我父亲在那里负责重建战争时被摧毁的太平洋天气预报系统。我最清晰的关于菲律宾的儿时记忆，就是目睹了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当时马尼拉事实上已经被多国占领并摧毁。直到今天，那座城市的断壁残垣还萦绕在我眼前。

在菲律宾时父亲得了肺结核，需要尽快返回美国治疗，父亲在疗养院住了两年。在此期间，母亲、弟弟和我住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上。当时，美国南部几乎被完全隔离，白人和黑人按照严格的隔离规定居住，对黑人的歧视现象也屡见不鲜。虽然我和非洲裔儿童比邻，和他们一起玩耍，但是我们不能够一起去上学，不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同一区域，不能在餐厅的同一个地方吃饭。在我的灵魂中，种族隔离和战争都是罪恶，需要强烈反对。从那时起，反对战争和争取种族平等就成为我的政治目标——最后我加入了维护妇女权利的战斗，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文化中对女性的偏见根深蒂固。

父亲一出院，我们就搬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上完中学后我拿着奖学金去了肯塔基州中心学院就读。我非常积极地参与学院的活动，并因此幸运地赢得扶轮基金会奖学金。该奖学金能支付我去印度加尔各答游学的所有费用，在那里我要学习为期九个月的印度哲学，然后周游世界，返回美国。在加尔各答，已经二十一岁的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多年前对于一个年轻女子单独完成这样的旅行是多么的不寻常，我想上帝一定在眷顾年轻而天真的学生。

我进入了当时就有大约4万名学生的加尔各答大学。我被告知，除我之外在学校只有一个外国学生，一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澳大利亚男生。我很快就意识到，研究印度哲学在逻辑上非常困难，因为我不懂梵语，而且这里没有预科课程。而此时加尔各答大学卷入了一场较大的政治冲突中，八个学生在大学附近被杀害，继而发生了长期的学生罢课。大学被迫关闭，我利用这段时间联合其他四位扶轮社成员，租了一辆车，开始了穿越几乎整个印度的长途旅行。事实上，比起梵语课堂，我从那次印度旅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那时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大得惊人的国家。当参加完富人的招待会和联谊会之后，我走访了印度农村贫困地区，亲眼目睹了贫富差距生动写照。回到加尔各答后，我随赫赫有名的特里萨修女去了她的家，她的家是加尔各答街上垂死的人的住所，她的家也是被遗弃的孩子和各种各样受蔑视的人的避难所。这个经历差不多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去印度时抱着以后会成为大的跨国公司执行官的梦想，而印度的这段经历让我决定通过传授思想，对周围的世界尽绵薄之力。此后我致力于学习英美文学，尝试教一些诸如“什么是已知的最好的”思想。我有一个更现实的愿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并激发他们审视自我，找到自己的路，过有意义的生活。

为了能到大学教书，研究生的学习是必要的，不过在研究生院，我所面临的任务异常繁重。整个研究生阶段，我必须努力工作赚钱付学费，经过九年的漫长岁月，我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密苏里大学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在这九年里，我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当参加为期一周综合测验的时候，我怀孕了而且反应很厉害，我不能确定我的恶心是因为怀孕还是由于紧张。四年后，我有了第二个女儿，现在她们都是成功的律师。

我喜爱教学，即使颇费周折，我也坚持了下来。当时美国的大学都不愿雇用夫妇俩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而我的丈夫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这意味着我每次上课要往返大约一百英里。当看到学生们在伟大的文学中探究思想，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甚至更远世界的新知识时，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外，与学生们一起经历令人兴奋的探索，洞察心灵，我心驰神往。

我的教学经历又因我以前的“旅行癖”而丰富。我和丈夫接受了传尔布赖特法案基金会的任命，赴巴西里约热内卢教学一年。我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3岁，一个7岁，贯穿整个南美洲，乘着小船顺着亚马逊河旅行，还能观赏伊瓜苏瀑布。在那里我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挑战——面对具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学生。例如，曾经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军队的指挥官，负责管理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而另一个学生的男朋友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被警察从一幢高楼上推下，她永远地失去了男友。在这样的班级我尽量不去讨论当地的政治话题，但是当我教到亨利·戴维·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时，我很难做到。

在经历了十八年的教学生涯后，我意识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需要寻求新的方向。我做了一个大的跨越，转向了管理方面，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很偶然的一次改变。

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担任研究生院长几年后，我接受了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东卡罗来纳大学副校长一职。一夜之间我的工作从管理8人增加到管理1200人。我搬到一个小镇上，那里没有我认识的人，虽然我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是对于这项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几乎是没有经验的。然而，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作为女性，你必须敢于做明智的冒险。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五年是艰难而又幸运的。副校长的职务给了我机会，我能够尝试去纠正一些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在聘用有能力的黑人方面有了进步。这是我颇以为荣的经历。

东卡罗来纳大学有自己的校园文化，那就是坚定地追求高水平的大学生足球运动。但我不支持大学把运动置于第一部门的地位，因为我亲身体会到专注发展运动会大量地消耗本该用于学术研究的资源。很多美国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是少有的不会被这一过程所吸引的人，我怀疑自己总是站在少数的一方。在东卡罗来纳大学，我的贡献主要是：聘用院长、建立新的专业学院，以及重组现有秩序。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学习的阶段，那里有许多我的导师，我非常感谢他们。

5年后我接受了史泰登岛大学校长的职位，史泰登岛是纽约五个区之一，而史泰登岛大学是纽约市立大学系统的一部分，学校有13000名学生。我是这个大学历史上来自美国南部的第一位女校长，但是，我没有意大利血统，而意大利文化正是史泰登岛官方的主导文化。于是我尽量从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优秀人士那里争取帮助，一待就是十三年，直至退休。

在史泰登岛大学当校长的那些年是令人兴奋的——其中有些经历非常有趣。我遇到的一件滑稽而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处理常住在校园里的一百余只鹅，鹅群给校园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进口了一只牧羊犬，它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追赶鹅。这只叫“春蕾”的狗每年可以为学院节省超过6万美元的支出，因为我们不再为驱逐那些鹅而给草地喷洒农药了。春蕾也被纽约的媒体曝光，享受着它的“国际声誉”。

当然，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问题是很严重的。“9·11”事件后，纽约市高校领导深刻意识到校园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史泰登岛大学就能看见世贸中心大厦，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这个地区失去了很多可爱的人。未来还是巨大的未知数。还会有恐怖袭击吗？他们藏在哪里？206英亩大的校园是个明显的目标。当我意识到校园并不安全时，我们立即实施紧急预案。

美国大学有一套很繁琐的教员评定系统。一经录用，教员必须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做研究，发表文章，积极参加机构的管理，当然还要教一系列要求严格的课程。五六年后，这个候选人是否能成为有终身任期的永久性教员取决于大学，大学同僚委员会将对他进行评估，然后把结果传达给校长。如果候选人没有通过评估，他就必须去找另一份工作。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是它已经成为教学质量控制的重要方面，为美国的大学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同时这也给校长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一过程会影响大学教师的“下一代”——年轻教员的未来。我正好赶上这样一个时期，一些教职员即将退休，或者他们认识到在即将实施的更高学术考核标准下，可能不能被提拔，于是选择离开。因此，我聘用了一些有足够智慧的年轻人，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已是国际知名。回首这项工作成果，我总怀有一些自豪感。

在我任职期间，学校加强了课程的学术严密性，并要确保学生达到相应水平。史泰登岛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校，任何有中级文凭的人都可以入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都准备好或者愿意为了成功去努力学习。对于那些没有准备好的学生，我们采取了补救措施；对于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为了成功奉献自己时间和努力的学生，我们不得不开除他们。因为大学的预算是由招收学生的数量决定的，学生数量越多，预算越高，因此，开除学生是一个既困难又必须要做的决定。因为这是保证学校教学质量可以采取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过去的经历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经验对于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价值。在史泰登岛大学，我大大拓展了国际项目。我们积极开展与中国、印度、厄瓜多尔、越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英国等国大学的交换活动。我在离任之前还寻求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交流，这将为我们的学生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毫无疑问，各国之间合作最清晰的路径是通过交流知识经验，分享个人生活，从而达到互相理解。我们还为那些有高远理想的中学生建立高中学校。这一举措受到纽约市教育部、纽约市立大学、纽约的亚洲协会的支持。通过学校的共有基金，学生和老师们能够更早地得到国际游学的经历，将其他文化的精华注入自己的生命里。由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刘继南发起的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对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对史泰登岛大学和国际学术界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奇妙的想法，它把我们这些女校长汇集到一起来。

学校也设法做其他的进步。我们修改了学术课程，保证很有规律地教授和研究东西方文明。我们增加了新的博士科目，而且摒弃了陈腐的学科。我们开始计划在校园里建造宿舍楼，这个计划将把学院从非寄宿制学校改成寄宿制。这样的计划对于我，对于学院本身都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如果我不简短地谈谈我们尝试创业的挑战与失败，那就不诚实了。学院的预算总是很紧张，依然非常依赖纽约市财政和华尔街的税收。我们一些校舍需要及时修理，部分原因是由于错误的建设和正常的磨损，因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私人慈善事业的支持也不如预期，但是学生的奖学金总是要有的，特别是对已成家的学生，他们还在为养家而兼职。当地政府随着当地、州或者国家的选举而变动，我们必须获取新的信任，建立新的关系。财务的不稳定性使预算和计划就像艺术和科学一样，一个基于想象，一个过于精确。但是所有的挑战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一直努力战胜它们。

为了扩大学校的国际知名度，我积极参加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组织。我是很多美国州立大学的会员，还是美国教育理事会的成员，而美国教育理事会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组织。在纽约市，布隆伯格市长邀请我做他的委员会副主席，修订城市治理结构规划，参与讨论妇女问题；这让我和其他委员会成员有了宝贵的接触机会。

任职期间，我发现很有必要继续坚持写作和研究，这既是为了保持我的学术头脑，也是为了保持对教员的尊重。在全职投入到管理工作之前，我已经写了五本书和很多学术文章，我确信这是得到校长任命的重要因素。然而，众所周知，教员不会容许他们的校长只吃老本。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我为同僚们写的，题目是《校长是旅程而不是终点》，被美国教育理事会出版在《任期》（2003年冬季号）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作为教育者，我们是教育世界的附属；我们从不对教育工作掉以轻心，也从不低估教育的回报。

当我回顾我当校长的这些年，我有些敬畏，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天真，在工作上我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幸运的是，我可以从错误中总结教训，学到东西。我不得不学会忍受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变化节奏太慢的现象。我必须学会忽视不公正的批评。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有些人，当他们有一份终身保障的工作时，他们在公众面前说的东西不会永远是明智而恰当的。当有人一边看着我一边说谎时，我不得不无视他对我的冷嘲热讽。但是，学院发展的积极方面，职业生涯的感人时刻，远远超过它的消极方面，这些使我不断增加对学院的热爱不断增加。

任职期间的经历，促使我反思任何一个重要组织的领导层的复杂性，特别是大学的领导层。大学里的职员几乎有无限的自由，因此绝大多数的改变必须经过说服而不是强制来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我仍然不得不亮出校长的身份，来结束一场无休止的辩论，才能达成最后的决定。印度圣雄甘地曾说：“你无法与一个紧握的拳头握手。”我观察到许多校长的失败源于他们用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这说明怎样在良好沟通与善于决断之间把握好平衡，是大学校长权力的艺术。

有学者总结出理想的大学校长必须具备的素质：人际关系好，能大胆地做决定，对自己的能力和直觉感到自信，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信任别人并被别人信任，接受此位置上固有的孤独寂寞，有幽默感（“困境中的救生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上要有深层次的信仰——你必须相信你正在做的是很重要的。

大学校长必须坚持诚实办学和道德自律。因为大学生活处在各种社会诱惑中，一些想给大学金钱的富人，坚持认为他们的金钱利益能成为大学为之服务的理由。而一旦走上这条路（接受不正当的金钱），大学的滑坡就不可避免。我们几位美国校长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就大学校长道德规范问题在英国牛津举办了两次秘密会议。我们通过汇集大学领导人、重要企业的领导人和政界的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为创造道德领导的世界奉献我们一份力量。

就个人而言，关心校长的福祉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用一生的时间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成功和失败上，总有让我们深省的时刻。从这些深省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我们往往严厉地审判自己的缺点，不愿以爱和同情对待自己，尽管我们经常施予别人。我曾和一位校长谈天，他说已经三年没有给自己放过假了。校长也需要休息，需要更新自己。每天的锻炼对身体和精神健康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必须有时间独处。我们总是被包围在人群中，没有时间来探究自己。美国著名的诗人卡尔桑德伯格曾经说过，他经常拜访他称为“纪念石”的地方，在那里他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当我们频繁地被生活压迫时，我们要超越每天平凡的琐事。就像诗人艾略特说过“用咖啡勺子衡量我们的生活”。

我持续不断地提醒自己和朋友们，现实之外要有更明确的生活目的，对女性领导们尤其重要，她们被牵扯到无数不同的位置上，并伴随着职业需要和家庭需要的冲突。我也尝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特别是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有两个小女儿，工作需要我出书还有教学，还得养育我的家庭。幸运的是，我的丈夫也是一位教授，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但还是有很多天，当深夜我的孩子们都睡觉了，我才开始写作。回首过去，那时我只有非常少的工作时间，我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写的书，很高兴我做到了。

那些在职的年轻女性，经常向我诉说她们的选择和恐惧。我告诉她们需要作出牺牲，但这才是生活的真理，如果她们有勇气去尝试，勇敢地向家人和朋友寻求理解和帮助，那么她们就能有幸福的家庭、可信赖的朋友和充实的工作。大学需要女性领导的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我勉励年轻女性突破藩篱进入领导层，实现自我价值。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有很多快乐的瞬间，我希望继续下去。每个角色都是新的冒险，美国诗人狄金森写道，“我寓居在可能性中”。诚然，也有很多可怕的瞬间：我非常担心校园作为纽约市的一部分被攻击的那些日子；失去同事和朋友的绝望；一年之内我弟弟和父亲相继去世，最近母亲也去世了；我女儿在四十岁的时候患了乳腺癌，所有这些考验着我的坚强。

我们所选择的职业是很棒的，受未来思想的委托，去建立一所伟大的学校，来激励智慧的头脑在科学中作出伟大的发现，来激励精神的好奇心创造伟大的艺术，来发现新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社会病。在大学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令人向往的时空，正像19世纪英国传教士约翰·亨利·纽曼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以它的名声让青年人赢得羡慕的地方，以它的美丽让中年人点燃爱情的地方，以它的际遇让老年人固守忠诚的地方。”领导一所大学的管理理念、策略和成就拉脱维亚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前任校长塔吉娜·沃尔科娃

此文主要讲述我在拉脱维亚管理一所大学的经验以及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其中，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发展设想、任务以及观念，还有为往后的发展设定的主要目标，引进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等等。一、任职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校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是一所公立高等学校，其前身是由拉脱维亚中央银行在1992年创办的拉脱维亚银行学院。在创办以来的20年里，学校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96年，银行学院正式得到批准成立，到了1997年，它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认可并更名为高等教育银行学校，在自筹经费的基础上提供关于经济方面的高等教育。2007年年底，高等教育银行学校正式更名为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在成立的20年里，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已经从一所仅为216名学生提供银行和金融方面知识的学院，发展成为面向1500名学生，包含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三方面的国内外知名高校，教授课程涵盖商业与金融。自2008年，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每年都入选由全球教育科学委员会评定的全球前1000所最佳商学院。我们的毕业生有许多活跃在国际和拉脱维亚金融界。自2010年，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引入并持续推行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优秀的创造者”标准。

2004年6月，我被任命为位于拉脱维亚的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代理校长，正值拉脱维亚政局动荡的时期。当局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梳理国内外的政治事务。2006年1月，我被拉脱维亚政府正式委派为该校校长，一直到2011年1月。在这之前，我从1999年起担任该校主管学业的校长，也在拉脱维亚大学任副教授长达13年。我的设想是能够带领学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能通过各种活动展示学校的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学校方面的动荡则在于办学方向的调整，包括要调整学校教学和研究的方向，从目前的经济领域调整为商业管理领域。我们曾对劳动力市场上对经济专家的需求做过调查，发现约800个招聘广告中只有3个是招聘经济专家的。而且我也和学生谈论过关于他们未来职业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多数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一位经济学同事对学校重新定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她认为经济学比管理学更有深度，而且既然我作为一名商业管理的教授，就更没有必要重新定位学校，这样做反而更容易破坏先前既定的基础。当然我非常理解她的担忧。她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意见的人，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很多教职员工都是在苏联时期接受的经济学教育，而当时管理学还没有获得当局的认可。一些教学人员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因此没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到管理学领域的最新著作，很难参与到国际流动和培训当中，而这样的结果导致我们很难对该领域的一些变化作出及时反应。未来的就业也充满未知数。

回想起以前经济学和管理学在拉脱维亚学术界中还没有明确区别开的时候，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发现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别。这是因为在苏联时期，由于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经济是由政府规划的，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中由消费者和商家的互动而决定，因此像上文所说的，管理学还不是官方承认的一门学科。我还记得我们曾经为如何将管理学和经济学、管理教育和经济教育区分开来这一问题有过长久的争论，而这不仅是为了以后能提供管理学的本科和硕士课程的学习，同时也有助于在拉脱维亚引进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也有一些同事和我持相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国家将来在商业和其他相关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会需要大量的专业的管理人才。

2002年，政府设定了衡量专业管理者的标准，我们有幸成为拉脱维亚第一所能提供商业管理方面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学校。由于本人的主动倡议，我们学校（在当时还被称为高等教育银行学校）也成为波罗的海管理发展协会的创始者之一。该组织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发展波罗的海地区的管理教育专业。尽管这些成就使学校在拉脱维亚以及海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然而内部还是有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同时也由于某些痼疾导致教学课程的内容和质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仅有43位长期教职人员、有限的教学课程以及教学设备，已经不能满足相对庞大的学生数量（2006年人数为2600人）。这是未来几年学校发展道路上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二、组建管理者团队

要组建一个能真正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并且实现我们设想的团队，确实花费了我不少精力。但拥有这样一支团队对于确保每一项工作的成功都是非常必要的。不少在其他高校任职的专业人员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同时由于这个团队的不稳定性，一些我们原来的同事也拒绝了这份邀请。而一些答应加入团队的同事也要求保留原先自己的工作。这样的做法导致在问题处理方面产生了延误，从而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还有一些具有高水平专业技能的人员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法则，他们认为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处理私人事情应该放在首位。因此在领导一个团队的时候，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天生就是非常愿意信任身边同事的人，但有时这样的性格也会带来一些让人失望的结果。因此我的经验就是我们要去相信别人，但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对已经交给别人的任务负责任，不能放任不管。了解了校长所需要做的工作之后，你就不能指望所有事情按照你预期的一样进行。有时会出现一些失误，而且即使是校长也很难阻止问题的产生，同时也很难掌控其他人的行为。

新上任的校长总是希望寻求多样的管理方法以确保稳定有效地领导学校，但永远不能低估这些难题。领导一所学校的细节在于如何在管理过程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举个例子，对于教学人员来说，他们会优先把自己学术领域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是学院的利益，然后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利益，最后才是整个学校的利益。因此，仅仅通过学校的设想和任务来激发教学人员的积极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战略规划、管理理念和方法

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我的首要任务显然是重新定位我们的学校，和大家讨论关于学校的未来发展，并设定新的战略方向、宗旨以及目标。在被学校教职员选为学校校长并得到拉脱维亚政府正式任命后，我的首要工作就是作出一份战略发展规划，确定2006年及之后几年学校的发展方向，使学校能重新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

在经过学校管理部门的讨论后，我们明白让全校教职人员参与到目标的设定中是极其重要的。这样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邀请一位外部的顾问来参与整个过程，因为这样能为设定学校战略方向提供一个民主的氛围。作为校长，我让自己成为教学人员中的一员并融入他们，这使我能够观察并理解他们的思维过程。Rafael Wariwoda先生愿意在制定战略发展框架的环节中给予我们帮助，他让我们思考对于未来发展的一些期望，在他的核心团队指导下我们起草了体现学校价值理念的文本，即《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的发展愿景及目标声明》。其中愿景陈述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我们提供优质的商业和金融教育”；第二个是“我们通过提供优质的国际商业和金融教育发展个性”。所有参与讨论的教职人员都参与了投票，大多数票投给了第二个版本。显然，我们的愿望是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质教育。在我们开始规划学校未来发展的蓝图和使命时，我们绝对没有想到5年之后我们学校会入选全球前1000所顶尖的商学院。

鼓励教职人员参与设计学校战略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和教职人员的多次会议讨论后，我们最终敲定的愿景陈述如下：高等教育银行学校（即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是一所财务状况稳定、员工工作态度积极、管理质量高以及声誉良好的高校。在过去几年里，目标声明也经过了一些修正，现在的声明如下：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为富有创意的人才提供优质的国际商业和金融教育。我们的良好声誉来源于高质量的课程、终身教育体系、专业而富有创意的教学人才、毕业生以及在校学生的优异成绩，当然还有与国际金融和商业市场保持的长期合作关系。如今看来，研究活动和服务社会这两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加进声明里。

同样，学校价值观的确立，也经过了类似的程序。我们定下了三个核心价值：专业性、响应性、开放性。对于这些核心价值的理解如下：我们对履行商业道德和保持诚信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对于学生和合作伙伴是有响应的；我们在交换意见和计划方面对于自己的同事和合作伙伴是很开放的。我们已为新的发展计划添加了新的内容，而这个计划是利用了我们前几年已经取得的一些经验作为基础，以及我们能想象到未来几年我们所能发挥的潜力而制订的。我始终记得我们希望成为拉脱维亚高等教育市场与众不同的一所学校的愿景，而且我们也想成为商业与金融教育方面的领头羊。

接下来，我们召开教职人员参与研讨会，一同讨论SWOT四点分析法。

我们的优势。我们坚信我们在现存的商业和金融教育的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专业的教职人员。我们的教授以及许多来自商业组织的客座教授都有非常专业的商业知识。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也采取开放的态度，使他们能很容易地联系上自己的导师。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在拉脱维亚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已经家喻户晓。

我们的不足。我们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如何减轻工作人员的过度负担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导致了学习项目质量下降以及学习项目日程的不断变动。而且，由于缺乏良好的行政能力以及优化的运营流程，学校管理水平也趋于下降。工作人员超负荷的工作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除此之外，我们教学设施尤其是IT设施有待改善，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如何改善我们的公关工作和市场调查工作，在市场上拥有更好的声誉，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的机遇。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通过各种与国内外高校的合作项目，来推广我们的项目。关于财政稳定方面我们已经在目标声明中陈述了，我们准备争取欧盟项目的经济资助。同时一些国际活动和合作项目也能使我们的学习课程更加规范。

我们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是学校财政不稳定以及逐渐减少的学生数量。其次是关于博士学位的立法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个博士项目的开展。参考未来的人口发展，我们预计来申请我们课程的学生会越来越少。根据SWOT四点分析法（优劣态势分析法），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教育品牌和声誉能吸引足够多的国内外学生。

拉脱维亚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非常努力使自己成为商业与金融教育界的领头羊。现阶段商业与金融教育领域的领头羊是SSE（位于里加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校分校），但是，我们很有信心并且有能力攻占这个席位，这无疑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关于英国商业与金融学院长远发展的白皮书已经制订，并且已经分发给教职人员，这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愿景、任务、价值观和目标。四、实施内部素质管理体系

我要依据内部质量管理的方法来发展学校的管理体系，其核心是内部素质管理体系。实施内部素质管理体系，是从“优秀创造者的标准”开始的。“优秀创造者的标准”九项内容中有五个方面（领导才能、政策和战略、人力资源、合作与资源以及进程）都与学校该做什么相关。剩下的四个方面（消费者结果、人的结果、社会的结果以及重要的成绩）都和学校要追求什么相关。在申请官方认定前，我们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标准的要求。在追求学校成功的路上，学校的领导才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优秀创造者的标准”中，领导才能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卓越的领导才能有以下五项评判标准：1.领导者要设定发展的任务、蓝图和价值观，领导也是优秀文化的核心代表；2.领导者要亲身参与进程以确保学校管理体系的发展；3.领导者要参与到同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社会代表的沟通中；4.领导者要有冲劲，支持而且了解学校的每一位成员；5.领导者要认清学校发生的变化。

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需要耐心、激情和实现目标的信念。只有当你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并且获得了了解其他大学的机会，亲自见证其他大学发展的时候，才能明白，只有我们自己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确保取得这样的成绩。

领导才能对于学校的五个方面有重要意义——提供方向、为后来者铺路、建立联系、提高个人素质以及创造领导者的成绩。要获得这些成绩表明了这样的进程是不能加快的，它需要时间。除了在内部召开研讨会外，不仅仅是学校管理团队，所有员工还需要参加一些训练，这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助于大家活动和讨论的沟通基础。

我们敬重的一位领导，同意实行内部素质管理体系，但是并不认可素质是可以控制的这个说法。她甚至找到素质管理部门的主管说：“忽略这个素质吧！”她深信每个人在完成自身任务的时候就是在体现素质，而并不认为素质该成为一种体系。这在学校中不是个偶然的例子。而且很多学校都避免使用与素质管理体系相关的词语，反而更愿意使用“素质文化”这个词。如果素质文化包含了素质系统的所有方面，那么怎么称呼它都没有区别。领导者在面对与自己意见不合者时要保持足够耐心。

通过引入内部素质管理体系，一所学校隐藏的潜力将得到释放。所有有关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活动将变得更有条理。收集学校内部发展的信息能保证领导者随时掌握实际情况，同时记录学校发展的进度。当你建起了公共的数据库，描述进程、监控成绩以及沟通国内外关于学校发展的情况时，它不仅能使学校内部信任度提升，还有助于国外知名度的提升。

在2010年年初，这份阐述了“优秀创造者的标准”的以及反映了建立内部素质管理体系过程的报告上交到了拉脱维亚卓越评定机构。评定团队首先评估了我们的申请材料，然后来到我们学校。在两天的了解中，拉脱维亚卓越评定机构的专家们会见了学校员工委员会。最后评估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卓越标准的报告，认为我们做得很优秀，还指出我们在未来两年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还记得从前任校长身上获得的一个建议，那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那时，我对这句话理解不够。但是当我为了带领学校发展到新阶段而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我明白了要与教职人员清楚地沟通是需要时间的。大学潜移默化的改变正是建立在耐心、激情和对于目标的坚定信念上。

过去几年，我们对毕业生在个人和专业上取得的成绩都感到非常自豪。有超过8000名学生在拉脱维亚以及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在拉脱维亚和国际上一流的公司工作，有的毕业生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等等。与外国高校的合作加快了我校国际化的进程，也为学校打开了学习交流的大门，同时增加了学校的知名度。在全球33个合作高校中，我们签订了103个国际合作协议，其中在25个国家有93个双语的合作协议。而这些正是学校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根据签署的协议，我们学校的学生在5个外国高校之中的任何一个学习都能获得本校的学位，同时也能获得外国高校的学位。我们很荣幸成为以下知名组织的一员，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商学院网络、波罗的海管理发展组织、中东欧管理发展组织、欧洲高等教育协会、PRIME网络、SPACE组织等等。五、作为一名女性校长的经验和感悟

2006年1月，我被选为由33所公立和私立校长组成的国内校长委员会的主席，而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男性。在候选者的激烈竞争中，大多数校长都选择了我为主席。这真是个极大的荣誉，也是对我的信任。他们希望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在国内外都有出色的表现。

在就任校长委员会主席期间，我同时要肩负起欧洲大学协会成员的责任，我也是这个委员会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它需要经常出席协会的会议、国际会议以及一些日常工作会议。它使我对高等教育发展有了新的看法，也从许多学校同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除了行政责任之外，我也承担着本科、硕士学生战略管理的课程，这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的关注点要从一个活动转到另一个活动。而这就需要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被任命为拉脱维亚的教授有很多要求，比如，学术的成绩以及由政府和博士委员会认证的科研标准。而活跃在许多领域的好处就是能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做研究、发文章是真正的挑战，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较高的能力。除了当教授，我还要满足学生的需求，随时更新自己的讲座。

我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困难是要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而这个困难就在于对时间的分配上。作为校长，我要完成拉脱维亚校长委员会的责任，而欧洲大学协会成员的工作则更有挑战性。很多时候我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来工作，我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是牺牲了家庭的时间，自己根本做不到这点。我的故事一点也不典型，因为我已经单身20年了。对于已婚妇女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在平衡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在未来，学校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家庭不能支持她的事业发展，她就要明白这很可能产生很多问题。作为校长，面临许多挑战，尤其要平衡女性的家庭责任和校长工作之间的挑战，要经常熬夜工作，要不断地被他人评判。我有时也想离开校长职位，有一天自己也必须离开这一岗位。这一转折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最后，我想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刘继南教授，因为她不断地推进女性领导权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为成功组织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而付出诸多努力。我想引用2012年她在伊斯坦布尔论坛上的一句话，“我和我的团队都认为如果起得再早一点，跑得再快一点，睡得再晚一点，我们迟早都会取得成功”。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对性别问题的反思土耳其博阿齐奇大学前任校长艾谢·索伊萨尔李洁/译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讲述作为一名女性校长的一些经验，也会陈述自己在性别问题上的一些见解。请允许我先介绍自己，我是土耳其一所著名高校的首位女性校长，在这之前，我在文理学院当了很多年的院长。同时，我也是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土耳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学术界中的女性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女性可以参加学术界任何层面的活动，但是参与高校行政管理的是极少数。所以，像我一样能够突破重围，晋升为号称“男子军”的“全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女性是极少的。这儿的确是一个“男子军团”，不仅仅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女校长去参加会议时，必须要眼观四方来寻找一个和我性别相同的人，而且男性在委员会的支配地位也并不是一则纯粹的四则运算那么简单。当大学校长们聚在一起时，男士们高谈阔论、手舞足蹈，他们最爱的话题无非是足球、打猎、政治。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参加会议时都会有一群贴身保镖跟随左右。总之，一个个就像庄园主似的。这样的举动通常能被用来判断其人是否具备行政能力。男性更喜欢让自己独当一面，而且他们说的话就是规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来行使个人权力，而女性校长则会显示出一种基于参与的管理姿态。

很有趣的一点是，当男人担任大学校长陶醉于他们独有的男子气概和行为时，我们女性却否认这种“乐趣”和消遣方法。几年前，我接受一个年轻女记者的采访。她问我如何处理一个这样复杂的日程表，以及我如何打发闲暇时间。我告诉她不管日程多么繁重，我都要在家自己做饭。这让她觉得非常困惑。我才意识到她之前可能预料我早就不做饭了，毕竟做饭是女人做的事，而我则成功地从厨房跳到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也许我不再有做女人的资格了！我说“烹饪是一种乐趣”，于是她就问我昨天做了什么菜。因为是春天，所以我用橄榄油炒了土耳其人在这个季节最爱吃的洋葱和蚕豆，这碰巧是一道素食菜。而我对菜肴的选择更让她困惑，我才意识到她可能以为我会像男性一样吃土耳其烤肉。在这位记者的世界里，我们的性别其实是由我们吃的东西决定的。

我想起另一个采访，也是一名年轻的女记者。她查阅了一些我的资料，发现我是一名狂热的编织爱好者，编织的确是我最爱的一个消遣活动。她为此感到很疑惑，一个做着“男性化工作”的女人怎么会喜欢像编织这样如此女性化的东西呢？如果一个女人做着一份很男性化的工作，那她的言行举止就不该再像一个女人一样。看吧，这种设想又来了。我终于明白了，像我这种敢于进入男性领域的女人总是被期待放弃自己本来的性别身份。

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名职业女性来说都是一件超复杂的事情。在土耳其就更是如此了，几个世纪前的土耳其帝国就有一个传统，你的衣着不仅仅标志着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职业、种族和宗教信仰。当代土耳其，女性的衣着在政治和教育方面都是个敏感的话题。我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包括学术界、商界和政界，对于女性的衣着都没有一个定论。另一方面，男性的衣着在某些行政岗位是有限制的，通常是一条领带和一件夹克。我和一些土耳其的职业女性谈了很多关于在工作中应当穿什么的问题，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土耳其在这方面的界定和传统都十分缺乏。对于穿什么这个定义更是少得离谱。一些高级别的国宴邀请函上通常会写有“请穿黑西装或阅兵礼服”的字样，阅兵礼服是给军人和警察的，像我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收到这样的邀请函通常都会自动默认为需要穿黑西装。而如今，黑西装都是男士的打扮，我的衣橱里也有一些黑西装，但是不多。当然，当一名官员的妻子被邀请的话，作为一名伴随在杰出丈夫身边的一名优雅夫人，她会穿一套漂亮的黑色小礼服。可我们这些职业女性怎么办？难道我们永远都命中注定穿黑西装吗？没有人会为邀请函上关于着装的提示仅仅指向男士而觉得讨厌，这也意味着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对于女性的排斥。这只是一时疏忽，但隐含着的却是女性无法以自身的名义参加活动。

黑西服的倡导者将男性化的穿衣风格强加于职业女性，其中隐藏着一个更黑暗的哲理：女性行政人员不仅要在外形上男性化，而且在管理风格上也要男性化，并采用一种男性化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必须要避免。女性本身就可以很好地致力于学术管理工作，而并不是通过冒充男性来获得成功。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二分法，女性在学术领域能被很好地接受，但是在学术界的管理岗位上却并不是这样，这就反映了在土耳其官僚机构中的性别平等问题。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土耳其学术界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而是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当你走进我们的首都安卡拉并且进入一栋部门大楼时，你会发现学校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相同点非常明显。土耳其的部门总部都是巨大的大楼，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他们的大门迎接着男男女女，而部门员工的男女数量也几乎是相等的。然而，如果你和副部长或部长见面，你就会发现所谓的性别平等也改变了。要见部长，你要进入一个叫“Protocol”的部门。“Protocol”这个部门的地板都是高质量的木头或者大理石。沿着红色的地毯，才能到达部长的办公室。而在“Protocol”的部门的另一侧，你能看到只有秘书和助手是女性，还有很多正在做清洁工作的工人是女性。我总是能在部长们清闲放松的时候得到会面时间。这种“奇迹”很明显是在我进入办公室时由眼睛发光的秘书们安排的。

性别和语言紧密相连，我也想起了很多这样的经历。我的校长生涯是非常有趣的（或者可以说是很不寻常的）。我成为一些在土耳其出版业专门写社论的人的热门目标。如果有作者把我写作“一名大学校长”，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只是很客观地讲了我的职务。而那些想要痛击我的人总是把我描述成“那位当大学校长的女士”，这就好像我的性别本身就携带着罪恶一样。一些人对于女性的态度还停留在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中从未改变。

土耳其的另一个矛盾是，尽管它位于争取并且承认女性权益的国家的前列，但这样的认可还是没能给女性的权益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尤其国会中的女性代表还是很少的。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全球性别差别报告中指出，土耳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地位正在逐步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改变？如果要变的话，能寄希望于处在管理层的土耳其学术界的女性代表吗？我认为，对于女性的态度必须经历一次全面的改革。当然，对处在21世纪的土耳其而言，最基本的两性挑战便是增加女性领导者，尤其是在高层职位中。

在现今土耳其的高等教育中，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它损害了女性管理者在学术界的地位。我们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开始了大众化的宏伟规划。学院和大学在各地扩张，导致现在连很小的城镇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学。这种大众化的项目给国家的青少年和农村经济带来了益处，但是地方性势力并没有对女性就任院长、校长等高层职位有所帮助。事实上，将大学扩建到农村是不利于女性事业发展的。我相信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会对此作出补救措施。大学梦的实现土耳其伊兹密尔技术学院前任院长塞姆瑞阿·毋勒库乌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员对于可持续型社会的建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以研究者和教育者的角色，通过对知识的创造、评价、继承、传播和交流，对他们自己、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都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既然社会的变化发展为改革和生产力所驱动，未来世界也将由高等教育体系来创造，那么大学校长就更应该高瞻远瞩：领导学校走向未来的同时也关注现实，并考虑如何使大学成为集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身的高质量大学。一个成功的校长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在考虑高等教育学府的特征与使命的同时，平衡领导层与管理部门的关系。

1992年，伊兹密尔技术学院作为土耳其伊兹密尔市的第三所大学，在市中心一个租来的楼房中建立并开始运作。这是一所致力于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教育的研究型大学。第一批本科生1994年入学，第一批研究生1998年入学，同一年通过选举，我被任命为校长。1999年，由于租来的楼房缺乏足够的空间用于教学和研究，我们决定迁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这个校园位于离市中心45公里远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休闲胜地。当时校园还正在建设当中，只有两栋楼房（5000平方米）已完成建设，基础设施也很有限（水电供应不充足，校园里小路很少，等等）。我们还面临其他诸多不便，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匮乏。另外，缺少设备，学校与市中心的距离太远，实验室不足等等都阻碍着学校建设。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使我们的学校能够吸引学生和工作人员。至少能从不同的市区把学生和工作人员送到学校（60公里左右），还要让他们到乡村的小店里吃免费的午饭（离学校大概5公里远）。并且学校要有大楼和学生宿舍，配备体育和医疗设施，这是学校增强活力和提高集体观念所必需的条件。

10年以后，伊兹密尔技术学院已拥有较为完备的大学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学术氛围（精心设计的实验室、教学楼、图书馆、餐厅、学生公寓、院系大楼、体育和医疗设施等），学院拥有14个部门、9个研究生专业、34个本科专业、4个研究中心、1个英语预科学院，在海边的校园里还有一个技术园区。在学院发展历程中，从市中心搬迁到现在的校区是个关键性的决定。当然，这里的生活对于学生和学院以及习惯于城市舒适生活的职员来说并不轻松。尽管如此，为了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冒险去开始我们的研究和教学。

一个年轻大学的校长比一个已建立很久的大学校长有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本科、研究生教育规划和研究计划的建立，招聘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园基础设施、教学楼和实验室的建立，建设工程的资金筹集甚至监督管理，等等。作为校长，我的目标是使伊兹密尔技术学院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中心，致力于推进基础和应用科学的发展，致力于吸引高质量人才并培养他们成为技术行业的领军人物以及未来科技环境中的佼佼者。我也鼓励研究人员促进跨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最尖端的改革和研究。学院的研究任务应该是创造真正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先进技术的创造和应用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新的模式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安全与健康是学术研究的使命。即使是官僚体制、有限的自主权、缩减的公共预算、已经分配但未兑现的资金、对招聘的约束乃至低薪，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完成使命的障碍。一、学校建制

在大学机构的组织设置中，被提议的建制体系应该能确保教学和研究长期、良性相互作用。要想拥有高质量研究生教育和学科的整体进步，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本科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大学不能设置大量界限分明的部门。在本科教育和科系的设置中，确保各学科能避免学生学到的是没有用的或者很肤浅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学应该设立相关研究中心或学院，深入对各学科进行研究，来解决本质上很复杂的相关问题。一些专门性的学科应该编成课程、辅修课和学历教育培养计划。分散的各个学科建构成为跨学科专业，有时要比它们独自发展更有生命力，但是基础学科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学科交叉组合可能很受欢迎，但在这股热潮之后，这些学科的毕业生往往就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灵活运用的能力，从而遇到各种困难。

虽然大学的机构通常由固定持久的组织构成，但近几年，建立不受欢迎的部门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机构设置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高等学府定期的组织重建是必然的，但是不要忘记，部门的结构保证了大学学术和教育的稳定性，研究中心和学院的结构促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使学校有能力培养符合未来的技术需求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此外，作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交界处，我们也应该考虑技术与产品的转换，以及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培养机制的整合，就像考虑在伊兹密尔技术学院建立科技发展中心一样。

一个技术大学的基础应该由几个基础学科组成，它也应该由一些关键学科组成，比如电力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尤其是化学和生物工程）等。越来越清晰的是，未来的科学技术一定来自自然领域的交叉学科，而不是狭隘的界限分明的学科。除了这四个关键学科之外，大学也应该尽力设立研究中心和学院机构来深入跨学科研究，以解决本质上非常复杂的问题，为此我们在伊兹密尔技术学院建立了环境研究中心、生物工艺与技术研究中心、原料研究中心。

学校的各个研究机构可以以研究中心的形式与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环境研究中心可以参与到其他部门中，如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生物学等。生物工艺学研究中心可以参与到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生物学等学科当中。为了深入跨学科研究，学校可以提供研究中心相关资源，而这些资源在院系中是得不到的。来自不同部门、学科和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团队，形成联盟并产生整体效益。通过这样一些团队，学校不但可以很好地达到教学和教育体制的要求，而且能够满足研究工作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资源也可以从一个研究中心转移到另一个计划建立的新研究中心。这样，我们就能在维持原有学术单位的同时，指导研究工作并鼓励新的跨学科研究。二、教学与研究

创新精神与合作文化是伊兹密尔技术学院教育的基本原理。教会年轻一代创业的技能并尝试培养他们的创业精神，比知识的简单介绍更加重要。几乎所有基于实践教学的现代研究都一致认为，学生往往对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感到最难但是学得最好。为了改进学生的学习，各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开始使用。这些方法是：合作（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归纳（以项目和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等。大量的研究表明，适当地实施这些方法，会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更大的动力并掌握更多的知识、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为此，我们需要创造以下条件：课程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一体化的研究和教学（激发学生的热情、创造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以归纳法学习代替传统讲授，从基础课程到项目研究等。

实际问题的复杂性质，不能靠单一的学科来解决。成功的创新往往是不同学科之间合作的结果。为建立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应制订战略促进学科间交流。启动跨学科合作以促进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协作，打破传统部门、院系甚至机构之间的界限，整合人才，帮助该机构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随着具有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为获得研究方向中最具前瞻性的理念，大学应该给个别学者和研究小组更大程度的支持。然而，考虑到科学和工程（特别是发展高科技）研究的成本，为这些研究而设立机构的次序将会受到可用资金的限制。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研究中，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有一定的选择并高效利用有限资源。虽然资金供应情况会影响研究项目的优先次序，但是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建议、优秀的科学提案以及优秀的研究人员应该被视为遴选过程中适当考虑的参照点。资源应以业绩为基础，拨给最强大的团队。在促进商界和高校教育机构的合作上，企业家和研究人员有不同的看法。高校应努力使企业看到伙伴关系的效益，也需要制定政策鼓励研究者思考怎样与企业发展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把他们的研究应用到企业创新当中。

伊兹密尔技术学院坚定地致力于研究作为技术学院应该具备的素质和特征，认为高质量的教学和先进的研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各个层面的研究和项目为方向，鼓励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并与跨学科背景下的团队合作。教育的使命是与业界合作，并谋求组建最全面的科学家队伍：熟知国家最先进的研究，从事技术生产并意识到社会责任。我们也特别强调和重视跨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并授予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环保工程和能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跨学科的学位涉及多学科项目，由不同院系甚至由不同大学合作培养，如与Dokuz Eylül大学医学院合作的生物工程博士课程。

为了将知识的三个层面——教育、研究和创新——相结合，建立学院和行业的稳固关系，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结合，帮助科学研究转化为经济价值，完成伊兹密尔技术学院为工业和技术发展做研究和教育的使命，伊兹密尔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建在了伊兹密尔技术学院的校园中，并已经为60家公司做研发，它将为几所大学在知识经济方面的合作提供研究基础。伊兹密尔技术开发区在我的领导下着手规划、建立并运作，我还义务担任了伊兹密尔技术开发区网站公司的主席。三、人力资源调配与管理

大学能否成功地完成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和团队的集体表现。当你有幸成为高层管理人员时，你需要聘用那些聪明能干并值得信赖的人，也需要聘用那些善于团队合作、有助于环境融洽的人。就像在一个乐队中，需要各司其职的音乐人，而你就是指挥，任命了这些人之后，你就可以委派一些工作给他们，以免埋没人才。每一个团队的成员都应该作出独特的贡献，体现独特的技能和观点。如果你不能正确地聘用并委任，那么你就会陷入困境。正是通过工作人员的奉献和高质量的工作，大学才为社会提供了卓越的教育、研究和服务。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伊兹密尔技术学院非常重视工作人员的发展：鼓励学者在各自的领域与最好的大学合作，举办行政人员专业发展的课程班和研讨会。我鼓励并支持年轻、聪明、工作勤奋的研究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与他们成为同一所大学的同事是非常棒的。通过一个适当的评价体系来支持、奖励优秀的教职员和学生，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不仅要评价激励个人，还要评价激励团队，承认并奖励他们的成果，不仅仅是感谢和赞扬，还要支付奖金。

在大学组织中培养平等交流的氛围，是由大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大学校长取得成功的重要方法。工作人员和你一起工作时应该感觉很舒服，当他们认为你做错了的时候可以及时告诉你。你也应该提供平台，向教职员工通告学校发展政策和情况，使大家能够对未来计划达成共识，通过开放式倾听、举行非正式会议、与员工共进午餐等形式，建立沟通交流机制。

正如明兹伯格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机构就像政治舞台，不稳定的环境可能引发内部组织的重新调整，并产生有关未来行动路线的冲突。“理解，进而被理解”和“关注他们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原则应该作为你处理分歧时的指挥棒。理解是必需的，让别人觉得被理解也是必需的。积极地倾听、提问（最好是开放式问题）、总结你已经理解的别人告诉你的话，让别人来纠正或补充你的总结，以确保你完全了解已经呈现的信息。对别人认识事物的方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你可以解释你的观点并提出你的标准、需要和目标，为进一步的讨论和谈判打基础。分歧通常存在于资源的分配上，诸如谈判、调停、仲裁等传统手段是解决分歧的适当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领导、院长或副院长可以作为调解员和仲裁员。四、作为大学女校长

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是所有女性面临的普遍问题。女性如何解决家庭和事业的矛盾，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如何影响女性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土耳其在国父凯末尔领导下建立了现代社会，两性逐渐趋于平等，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土耳其女科学家占据了所有学术职务中的40%左右，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比例。

妇女能成功地获得学术或专业职位，同时也经常会面临各种形式的文化障碍，包括她们对自身角色的主观看法和别人对她们的期待。传统的性别预期加剧了妇女问题，许多妇女的职业依赖于其配偶的宽容和赞成。事业与家庭相互平衡的要求上升为制约因素，对妇女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使职业女性的生活面临更大的压力，有些只好放慢她们职业生涯的发展，除非她们有家庭成员的支持或者社会的帮助。职业妇女感到某种愧疚，特别是作为母亲在培育子女的传统使命方面。

在学术的舞台上，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并富有创造力，在被给予和男性同样的机会和鼓励时也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由于在完成本科学习之后的关键几年要开始学术生涯，可是这几年对妇女来说最容易被生育和家庭责任打断，因此即使在北美和欧洲，女性也很难与男性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学术生活一般要求教授平均每星期工作55个小时，当还要照顾孩子和家庭时，一女性学者平均一周要工作70个小时，甚至更多。我记得自己在那段时间每天都晚睡早起，为孩子们准备早餐，做他们最喜欢的饼干，送他们去上学或幼稚园，撰写研究论文，为第二天的课程备课……

女性领导要面临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她们要将领导的责任与家庭的责任相结合。她们必须比男性领导更努力地工作，从而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女校长肩负更大的责任，为教育和研究规划一条新路，并参与大学机构的改革和创新。通过校园建设、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促进产学研结合建立科技园区，我带领伊兹密尔技术学院走向未来。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校园建筑、实验室基础设施、图书馆、体育和卫生设施、学生和教师公寓日新月异。

成为这所年轻大学的一员并领导其从零开始，我很荣幸。在土耳其大学排行榜上伊兹密尔技术学院所处的位置的变化正是这所年轻大学走向成功的印证。感谢我周围虽小但乐于奉献的团队，是他们的努力和对我的支持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建立一所新大学：一段让梦想成真的艰辛之旅土耳其迪杰兹大学校长芳达·西里卡雅·塞里福格卢李洁/译“假如世界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便是所有女性共同努力的结果。”——题记

一切皆由我的一场梦开始：建立一所创新的、充满活力的，并具有竞争力的大学。同时，这所大学能支持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地方便是迪杰兹——我所生活的城市，一个并非大都市的地区。正是这样的梦想和坚信它能实现的信念让我成为2007年这所新建立的迪杰兹大学的校长候选人之一。2007年5月通过选举，我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并在2011年5月的再度任命后开始了我的第二任期。一、迪杰兹大学的快速发展

迪杰兹大学成立于2006年，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6年迪杰兹郊区第一所职业学校的建立。另有一所护理教育学校、一所旅游业教育学校，都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是邻省的阿班特·伊兹特·贝泽尔大学在迪杰兹校区的一部分。至2006年3月，迪杰兹大学和这几个校区合并成为一个独立合法的院校时，学生总数已达到5500人。

2006年，校园里建成三座教学大楼和一座社会服务大楼，整个校园到处都被灌木丛和植被覆盖。之后的六年里校园更漂亮了，教育和社会服务大楼也多了好几座，校园小路、公园和绿化区及运动设施增添了不少。如今院系总数已达到11个，学生人数超过了16000人，教职工人数有1500多人。表1至表3中的数据显示了学校的发展状况。表1　学术单元数量的增加表2　人力资源的发展表3　功能区域的增加二、迪杰兹大学的教育哲学

迪杰兹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教育哲学，这点从其校训“迪杰兹大学是创造价值的大学”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的哲学是基于科学知识和学术经验的运用，来创造或是增加地区内私人、公共和非政府部门的价值。因此，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就成为迪杰兹大学发展的关键。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伊吉尔卡项目“我们一起可以做更多”从来自29个国家的399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2011年欧洲委员会颁发的欧洲创业奖。伊吉尔卡是一个社会经济方面很贫困的地区，在那里养蜂业是主要收入来源的一种。生物学专业的一位助教被雇来从事伊吉尔卡蜜蜂的研究，她的研究科学地证明了这里的蜜蜂是特别的生态型生物。她就蜜蜂项目的注册提出了申请。迪杰兹大学养蜂研究中心由当地官员、当地自治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共同创立。林业和水资源部门支持了由林业学院做的一个项目，以在研究中心附近创立一个蜂蜜森林。蜂场随之建起来，现有的养蜂人和创业者都受到了教育和培训，这些人都是来自像女性、残疾人士、无业年轻人等弱势群体。结果，蜂蜜生产业的产量得到了提升。蜂王的生产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项获利很大的产业。而且，蜂蜜森林使不同种类蜂蜜的生产成为可能，不再受当地种植的杜鹃花产生的有毒花蜜影响。当地人越来越意识到当地蜜蜂是很宝贵的资源，这个区域被当地政府和人民列为保护的对象。

在最近的三年里，迪杰兹大学养蜂研究中心组织的儿童夏日课程增加了他们对于伊吉尔卡蜜蜂这一宝贵自然资源及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认识。

不仅科学项目，基础项目也以这样的方式计划着，他们也为那些利益相关者创造了价值。会议厅和音乐厅都是为了学校的学术需要和该地区超过30万人口的社会文化需要而服务的。奥运会半决赛游泳池是该地区的第一个设施，它为合作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对贫困儿童。还有很多健康、教育、产业、林业、农业和其他领域的例子。学术单位和利益相关者从事的项目给所有参与者都带来了价值。学校发行了出版物，不少知识产权用于社会服务，以直接具体的方式给该地区人民带来了福利。

事实上，根据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研究表明，迪杰兹大学每个学者发表的论文平均数排名第七（德林·乌拉尔教授在《共和国科技》发表的论文，2011年12月9日）。科学产业和科技部已宣布最具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土耳其的大学的排名名单，迪杰兹大学在2013年排名第31，超过了170所土耳其的大学，一年中前进了5名。在2000年之后成立的超过100所新大学里，迪杰兹大学最早建成了自己的科技园。迪杰兹科技园成立时有20名合作伙伴，他们来自各产业，其中三人也在管理会里任职。科技园的临时孵化基地已经满员了，其中超过30%的创业者来自迪杰兹大学。创业者课程面向大学的所有院系开放，其中包括医学院，学生们被鼓励参与到与真实问题相关的项目中来。

迪杰兹大学是第三所参加由土耳其质量协会领导的全国质量行动的大学，该协会和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也有联系。学校在2011年已被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的最佳认证授予了三星级证书，2012年授予了四星级证书。

迪杰兹大学培训者计划是为学校所有的学员教工而组织的，其中包括了医学院。他们更新了自己关于有效教学、报告和评估方法的知识。在最近几年里，超过五分之一的学者们用3—24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欧美等地的众多大学，在不同的学校都合作参与了不同的科研项目。这对学生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事实上，国际化是支持一个国际性大学发展的关键。我校的国际双学位计划已成立。现在，迪杰兹大学已成为欧洲大学协会和土耳其美国科学家和学者协会的成员之一，并已在欧洲大学宪章上签字。三、首创性项目包括女性领导项目

虽然迪杰兹大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但是其首创性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发展。比如说，第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职业规划项目在迪杰兹大学展开，这个项目是与工作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协会及当地社会保障单位共同合作开展的。

迪杰兹大学是土耳其第一个并且是唯一一个开放有关学校治理情况通报质询会议的机构，会议开放的对象有学生、学者、行政人员、当地政府官员、产业经营者以及州级和私人部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出版社、联合会的人员和公民。这些会议被称作前六个月的报告，正如其名字所提示的一样，该会议每六个月召开一次，所有大学学术单位的领导人都到会作报告。校长对上六个月的不同项目中的资源如何利用作出说明，并对下六个月的计划作出阐释，这些都是根据从各单位收集的所有报告中得出的。所有来自听众的问题都由院长和负责人代表来解答。

迪杰兹大学还在一些全国性的大项目中起到重要作用。我们是土耳其最大项目，由卫生部领导的关于测定预防性的卫生服务的标准和策略的发起者和协调者。这是一个多学科、花费好几十亿美元的项目，涉及几乎所有的公共部门机构和四十多所大学，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到2023年正好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这个项目的设计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后来卫生部和第十届全国发展计划的战略规划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迪杰兹大学一项非常重要的首创性项目是关于女性学者的领导地位和师者地位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土耳其高等教育领域遇到了困难，就是尽管女性教授所占比例不小，但是很少有女性学者处在领导地位。女性学者（41%）和教授（28%）的比例还超过了欧洲（分别只有40%和20%，欧洲委员会对2012的估测，源于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性别）。而且，“玻璃天花板指数”——描述女性学者从研究者上升到全职教授的难度，在土耳其该指数只有1.25，接近最优值1.0，然而欧盟的平均值是1.90。

迪杰兹大学创立了土耳其大学领导提升计划，在这个框架计划中，一个题为“高等教育中女性领导地位的发展和提高”的研讨会在2012年11月组织展开。该研讨会讨论女性成为大学领导者的阻力，并拟订出克服这些阻力的方案战略。女校长、女副校长、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中心负责人、学者、政治家和土耳其唯一的女性部长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最终的报告总结了问题和解决方案。

为了支持女性领导技能的发展和提高，2013年4月为年轻女性学者组织了为期两天的领导研讨会和师生关系计划。该计划意外地得到了土耳其各界的响应。圆桌会议室是由拥有丰富经验的当前和前任女性领导者分享经验的平台。这些计划从2014年开始，至少每两年展开一次。四、大学管理面临的挑战

大学管理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大学与市政工程的矛盾。迪兹杰在1999年地震后独立，但是很多行政部门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制度，这会导致大学获得的有效支持较少。交通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迪兹杰大学坐落在小城镇的边缘，而这个城镇的资源十分缺乏。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诸如修建去大学的主路、大学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这些市政当局都不能完成。我们尝试着用我们的资源来解决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买了一辆施工车对付冬天的大雪。

大学管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迪兹杰大学的校长是管理层里面唯一的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体系里，他们习惯轻易做决定，这会导致大学存在的问题和需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处于劣势地位。试图改变这个男性主导体系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女性加入到决策中来。我应对迪兹杰大学面临挑战的方式是维护开放的和透明的交流平台，保持乐观的态度，持续地为大学创造更多的价值。“坦诚”是对付所有公开的或者潜在的歧视的强有力武器。五、作为大学女校长的感受

我的优势是曾经在德国、美国和土耳其的优秀教育机构接受过教育。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现在已成为土耳其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我从它的工业管理学系毕业后，获得了土耳其教育基金会提供的去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读研的机会。在斯坦福获得理科硕士后，我拒绝了系里给的非常优厚的条件，回到了土耳其，在迪兹杰定居，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读完了博士，然后在最近的州立大学当大学老师。很多朋友认为我拒绝学术界和商界的好职位，选择在迪兹杰定居难以理解。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我嫁给了一个迪兹杰的男人，而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在迪兹杰职业大学当系主任的时候，迪兹杰大学正式成立了。起初这个职务与我的愿望相违：这个学校存在各种基础设施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会耗费我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我通过发展合作式的文化，和企业建立良好关系，和股东处理大事，成立工程队伍，改善学校的条件等等，从而把这些“坏运气”都转化成了机遇。这些经历为我成为迪兹杰大学校长候选人提供了帮助。

实际上，我的座右铭“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创造价值，并使别人有所作为”，这帮助我在生活中去设想越来越好的前景，同时激励我与他人合作。只要有良好的意愿、乐观的态度、辛勤的工作和对真主安拉的信任，“坏运气”就会变成机遇。

作为一个女性，我很有幸在一个男权社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也意识到女性面对着很多挑战，大多数挑战也成为困扰我的一部分。女性要想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进步，必须要比她们的男同事付出更多的努力。游戏的制定者大多数是男性。歧视现象不易被察觉，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女性本身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歧视。女性不愿去当领导职位的候选者，这大多数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倾向：女性的工作重心是家庭，应该承担好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不应再额外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工作环境并不适宜于女性、缺少儿童福利机构、女性缺乏自信、社会缺少女性榜样等造成了这种社会倾向。

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将会主导未来，这将给予女性知识分子一个很好的机会。女性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委派职权和职责，同时能进行多个任务，这些都将帮助女性在管理上取得成功。我们需要为女性建立全方位的培训和辅导项目，并提供社交机会。事实上，女校长论坛具有重大意义。在传媒领域的女性，可以更广泛地支持学术界的女性代表。在政治界的女性可以帮助建立一些为女性提供法律支持和激励的系统，比如倡导实施一项建立儿童托管中心的法律。我们的教育体制，从幼儿期教材开始，代代相传，充满了强化和再现父权制度的例子、故事和语句。整个教育系统必须改革，这些教材必须重新编写必须得到修订。

尽管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太愿意去听别人的建议。我猜，您不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您阅读了整篇文章并且听了我的絮叨。在这种假设的激励下，如下我总结了一份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详单。我真心希望这能帮助您，我也希望女读者能写信过来，让大家分享您的经历、成功的故事和您的经验。

芳达的建议：

更好地认知自己，更相信自己；

不要被动或不敢设立您的事业目标；

寻找并抓住每一个能持续进步的机会；

不要在挑战面前气馁，勇敢面对，用你自己的方法解决；

不要巩固男权主义，帮助其他的女性。践行大学战略管理塞浦路斯莱夫卡欧洲大学副校长马讷菲弗·贝克塔斯一、任职莱夫卡欧洲大学副校长之前的经历

我于1967年12月17日出生于塞浦路斯，在那里，我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学毕业之后，我在土耳其继续我的大学学业。我于1989年毕业于安卡拉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开始在东地中海大学的预科学校担任讲师，期间我继续从事土耳其语和英语的互译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些学术周刊和政治问题的翻译。从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思想和观点，同时我也获得了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修读了我的硕士学位，专业是新闻及公共关系。新闻和公共关系都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职业生涯的开端，我对于政治传播及媒介关系非常感兴趣，我的论文是《土耳其塞浦路斯通讯社及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1997年，我在爱琴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我曾在Yeni Asr报纸的国外新闻部工作，Yeni Asr报纸正是爱琴海地区的人们广泛阅读的一种报刊。在1994年到1996年间，我担任了国家电视台的公关关系部门和广播电视协会的主任。在1996年年底，我被邀请参与在塞浦路斯的近东大学传播学院的创建工作，并做了3年的新闻和公关学院的院长，在设定了这两个学院的课程计划之后，学院才得到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正式批准。

我还参与了前任总统Rauf R.Denkta 1999年在土耳其塞浦路斯的选举运动，我负责的是报纸广告。之后他邀请我到总统办公室为他工作。那些年，我同时也在继续我的学术研究，并在两个大学讲授硕士课程。2010年，我取得了副教授职称。在2006年到2010年间，我被国会选为高等教育评鉴评定及协调协会的成员。我也是这个组织在欧洲质量保证委员会的代表。二、担任EUL副校长，制定战略规划

我在2010年被任命为莱夫卡欧洲大学（EUL）副校长，负责推广社会文化活动事宜。EUL是一所成立于1990年的非营利性的国立大学，致力于建立优质的研究性教育体系，同时对周边社会和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EUL是一所由近3000名学生、190名管理人员以及220名学术研究专家所组成的优质大学。学校共设有7个学院、4个预科、14个工程实验室和能进行区域性广播的广播电视演播室。

自2006年起我就在该校担任媒体研究博士项目的客座讲师。我对学校繁杂的学术和管理机构有很好的建议，唯一欠缺的是新的战略和视角。由于政府的政策是打造“教育之岛”，在北塞浦路斯的学校就应该比普通院校更具竞争力。考虑到这点，第一步就应该改变管理方法，并进行学校的创新改革。

首先，我们要建立学校内部、学校与股东之间良好有效的沟通机制。良好的沟通能够带来高效的管理，同时也是构建组织文化的重要一步。我们把战略设定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上。为了达到有效的沟通，我们设置了目标导向的战略计划，这也是刺激沟通和管理的重点方法。不仅如此，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学术自由也应该得到关注，同时在规划学校未来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国内外高等教育的经验。

因此，设立一个包含新的宗旨、任务及目标的新框架，有助于改变臃肿、人浮于事的学校机构现状。在这一点上，研究外部竞争、了解内部管理对于制定战略规划都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为了设立相对现实的目标，对当代国内政治力量的分析研究也很重要。而且，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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