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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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盛宴试读：
译者前记
此书可说是海明威有生之年写成并经他亲自修改的最后一部作品。尽管此书于一九六四年出版后，先后又出版了《岛在湾流中》、《危险的夏天》和《伊甸园》，今年在纪念作家诞生一百周年之际，[1]又有经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编辑的《曙光示真》遗作问世，但是经作者亲手修改校订并认可出版的最后作品无疑是本书。海明威于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古巴的观景庄开始动笔，其间去爱达荷州的凯彻姆和在西班牙逗留时，仍断断续续写作，至一九六〇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才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作最后润饰完成此书，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一九六四年由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编辑整理出版。
此书名为《流动的盛宴》，其意殆指巴黎这座世界艺术名都历久长青，人才荟萃，一些献身艺术的来到这里奋斗也在这里成名，文人沙龙，歌台舞榭，真好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年复一年，而岁岁不同，像一席流动的盛宴。
本书是海明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巴黎的一段生活的回忆。一九二一年九月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十二月经当时他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建议，偕同新婚的妻子以《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的名义居留巴黎，直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与哈德莉分手，而于翌年五月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结婚为止。这段时间正是他同哈德莉（尽管比他大八岁）新婚燕尔，在巴黎度过的清苦朴素（有时甚至忍饥耐饿）但又充满青春欢乐和爱情、在文学创作上艰辛奋斗的婚后生活及其最后的破灭；也是[2]海明威从一个勤奋的青年作家埋头习作而开始成名的转折期。二十年代在巴黎有一批流亡的英美作家、艺术家如埃兹拉·庞德、托·斯·艾略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葛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多斯·帕索斯等辈，他们聚集在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或者庞德的工作室和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里谈艺论文。年轻的海明威从庞德（他比海明威年长十一岁）和斯泰因那里获得宝贵的启蒙和热情的帮助。
回忆总是甘苦交织的。在巴黎的学艺生活固然贫苦而艰辛，但自有其欢愉和乐趣在。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比之与后来的三个妻子，相对来说有着较纯洁的爱情，他们节衣缩食，对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饴，从而能在工作余暇（哈德莉教授钢琴）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滑雪，观看赛马、赛车和斗牛以及旅游观光。多年以后，作者怀着浓厚的怀旧心情回忆他与哈德莉这段温馨的爱情，以致把他最后与哈德莉的离异归咎于那个可鄙的“引水鱼”（指美国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把“有钱人”（指墨菲夫妇）引到了他们的生活圈中，才使他同哈德莉分道扬镳的。
海明威从他自己的观察和交往给一些作家艺术家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像。埃兹拉·庞德，这位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先驱、旗手、领导者、著名诗人，一贯善于发现文坛新星，乐于奖掖后进，赢得了作者的始终不渝的尊敬。斯泰因的专横和热情，她对作者的训诲，及至作者最后不得不与她那样微妙地疏远；还有对年轻的富有才华的优秀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描画的可说是工笔细致的肖像，他热爱他的姗尔达，但结果无疑毁于他所倾心爱恋的人儿，他一心想埋头写作，但始终被姗尔达所迫而不得不参加夜宴酗酒纵饮，尽管他在巴黎时已经身负盛名，写出了他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终于毁于酗酒，姗尔达不久也患了精神病。一九四〇年圣诞节前四天因冠心病猝发，这位“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过早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他也是最早发现海明威的文学才能的一个，像兄长一样竭力鼓励他勤奋写作，并向出版社热情地推荐他的作品。但是在海明威的回忆中他显然多么脆弱，孩子气，他再三央求海明威真实地为他解答使他感到苦恼的生理问题，使人忍俊不禁。
海明威这部回忆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部写得过早的回忆录。一九五七年开始写的时候他不过五十八岁，离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仅仅三年。但回忆录是人们自己感到生命已临近终点时对自己的一次扫描、一个回顾和总结。这对海明威也不例外。他自五十年代在非洲游猎时两次飞机失事，其中一次伤势严重，“头盖骨开裂，臂膀脱臼，肝脏、左肾和脾破裂，脸部和头部严重烧伤”，由于电震疗法，他丧失了记忆力。这自然不能不使他产生生命将尽的感觉，回顾往昔，而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而就在这部回忆录写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他的头颅开枪自杀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玛丽·韦尔什·海明威，他的第四任妻子正熟睡在楼上的主卧间里。突然一声像两只抽屉砰地关上的声音使她惊醒了过来……”
海明威已经死了三十八年。今年，《纽约客》周刊（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为了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莉莲·罗斯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三十八年来人们在海明威死亡的性质上一直有不少揣测，“玛丽说这是一次意外事故，我相信她的话。海明威不能容忍自杀这种行为。他会说，‘别死。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毫无[3]意义的事情。’他热爱生活也相信生活。”然而，从他的父亲的自杀，从他的一向以自己健壮的体魄自豪，视写作为无比神圣的事业，一旦失去健康，甚至丧失了记忆力，行将成为朽废之物，他选择了自杀也是很自然的。他的亲人作如此宣告，无非是为贤者讳。
虽然如此，我们仍将向海明威表示感激之情。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之余，回首当年，往事历历，有不能已于言者，于是奋笔写成这部引人入胜的忆旧之作，使我们能与作者一起重游二十年代的巴黎，在塞纳河畔徜徉，在林荫道旁的咖吧闲眺；使我们得以一个个地结识他当年的旧友，那慷慨大度的庞德，二十年代轰动西方文坛的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英才早发、为娇妻所累而壮志未酬的菲茨杰拉德，专横而又好客、倾心于现代流派的新文学艺术、体态装束如意大利农家妇的斯泰因；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尊敬的朋友海姆，这是朋友们对他的爱称。
海明威在他告别人世的前一年写成这部最后之作，无愧为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无愧为一个矢志献身文学的伟大小说家。他的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在生活中奋进。译者亦老且病矣，两次癌疾两度手术，幸赖高明医师的妙手，在术后休养期间犹能握管译书，以解卧病之孤寂。译成之日适逢作者百年诞辰，不胜欣快，跻身译界忽忽已近半个世纪，我亦可以搁笔矣。汤永宽一九九九年八月
[1] 据威廉·博伊德文“触动最痛的伤疤”（William Boyd：Touching his worst Scar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9年7月2日），帕特里克在前言中告诉我们这部未加题名的遗稿有20万字，显然不是日记，而是半部小说。其实乃是海明威与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在五十年代初去非洲狩猎的实录。此书的题名取自海明威在书中的一段话：“在非洲，一件东西只有晨光熹微时才是真实的，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一个谎言……”博伊德对于海氏家人发表这质量平平的遗稿颇不以为然，认为有损海明威的名声。
[2] 在此期间海明威写出了短篇集《在我们的时代》（1925）、中篇小说《春潮》（1926）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因此，在与哈德莉分手时，为答谢他们共同奋斗的生活，他把《太阳照常升起》题赠给哈德莉并表示该书的版税亦归于她。
[3] 莉莲·罗斯：“海明威告诉我如此种种”（Lillian Ross： Hemingway Told Me Things，《纽约人》，May 24，1999）。序
出于一些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以及印象。其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是尽人皆知，谁都已经写过的，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这里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有些拳击手在那儿当招待，侍候摆在树荫下的餐桌，而拳击场就设在那边的花园里。也没有提到跟拉里·盖恩斯一起练拳，以及冬季马戏场那场打了二十个回合的了不起的拳赛。也没有提到像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1]些好朋友，也没有提到安德烈·马松和米罗。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去黑森林的那几次旅行，以及前往我们喜爱的巴黎近郊那些森林的当日返回的旅行。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本书那敢情好，可是眼下我们只得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会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写到的那些事实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1] 安德烈·马松（AndréMasson，1896—1987），法国画家、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和大师之一。胡安·米罗（Juan Miro，1893—1984），与毕加索、达里并称为当代西班牙三位伟大的现代派画家，鲜艳夺目的色彩，形象化的隐喻，奇特的想象等，构成了米罗的完整的风格。
说明
欧内斯特于1957年秋在古巴开始撰写本书，1958至1959年间的冬天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继续写作，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他把稿子随身带去，后来随身带回古巴，然后在那年深秋又带到凯彻姆。他曾半途搁下本书去写另一本关于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盖尔·多明吉1959年在西班牙斗牛场上激烈竞争的书《危险的夏天》，于1960年春才在古巴完成本书。1960年秋他在凯彻姆对本书作了一些修改。此书涉及1921至1926年在巴黎的岁月。[1]玛海
[1] 即玛丽·韦尔什·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1908—），作者的第四任妻子。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真的吗？”我说。“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
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
[1]我们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那是家可悲的经营得很差劲的咖啡馆，那个地区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我是绝足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脏得要命，臭气难闻，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始终是醉醺醺的，或者只要他们能有钱买醉，就是这样，大多喝他们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但是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做Poivrottes，那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垢纳污之所，这条出奇地狭窄而拥挤的市场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子都装着下蹲式厕所，每层楼的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如厕时滑倒，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入污水池，而那些污水池在夜间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每逢夏天，窗户都开着，我们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股臭气真教人受不了。运粪车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前进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在[2]月光下看去好像布拉克的油画。可是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排除污秽，它张贴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发黄，沾满蝇屎，没人理睬，就像它的那些顾客一样，始终一成不变，身上气味难闻。
随着最初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的一切令人沮丧的现象都突然出现了，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你在街上走，看到的只是发黑的潮湿的路面，关了门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3]亭，那个助产士——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在那里去世的旅馆，旅馆的顶层有一间我工作的房间。
上顶层去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得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支铅笔那么长的短松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加上一捆半干半湿的硬木爿才能生起火来，让房间暖和，这些要花我多少钱啊。所以我走到街对面，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样冒的。一点没有烟，我想起也许烟囱是冷的，不通风，还想起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浪费，钱随之付诸东流了，就冒雨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口真美极了，[4]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得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这短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它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艰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刨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悲伤。
我把这短篇合起在笔记簿里，把笔记簿放进上衣的暗袋，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那儿有供应的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而我肯定这次准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切知道好到什么程[5]度，那要到第二天我通读一遍之后才知道。
我吃着那带有强烈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的牡蛎，一边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嘴里只留下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等我从每个贝壳中吸下那冰凉的汁液，并用味道清新的葡萄酒把它灌下肚去，我不再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开始感到快活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到一个不下这种雨而会下雪的地方，那儿雪穿过松林飘落下来，把大路和高高的山坡覆盖起来，在那个高处，我们夜间走回家去的时候，会听到[6]脚下的雪吱嘎吱嘎地响。在前锋山南有一所木制农舍式的别墅，那里的膳宿条件特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看我们的书，到夜晚暖和地一起睡在床上，敞开着窗子，只见星光灿烂。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价钱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我们在巴黎花费的并不多多少。
我要把旅馆里那间我写作的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红[7]衣主教大街74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给多伦多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费的支票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这种报道，因此我们有钱作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要这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最后巴黎却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葡萄酒，付了我在这咖啡馆里挂的账，便抄最近的路冒着雨——如今这只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已，而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了——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上的那套房间。[8]“我想这该是绝妙的，塔迪，”我妻子说。她长着一张线条优雅的脸，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眼睛和她的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随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啊，我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早就知道吗？”“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儿天气就晴好了。等天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我看天一定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1] 指作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1891—1979），她比作者大八岁，1920年两人相遇，1921年9月与海明威结婚，1921年至1926年定居巴黎。
[2] 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派创始人。
[3] 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明确的涵义和哲理是不存在的；他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1866），在技巧上纯熟地模仿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
[4] 马提尼克（Martinique）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
[5] 作者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指的是《在密执安北部》。
[6] 前锋山为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东北湖滨的一小城。
[7] 指《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早年曾任该报驻巴黎记者，后来才辞职当专业作家。
[8] 塔迪（Tatie）是海明威给自己起的绰号。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晴朗、凛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应，许多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这样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们烧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阳光是美丽的。现在你已习惯于看到光秃秃的树木衬映着蓝天，你迎着清新料峭的风走在穿越卢森堡公园的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上。等你看惯了这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它们就显得像是雕塑，而冬天的风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中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现在所有的远景，看起来都变得近了。
由于海拔高度的改变，我对那些小山的坡度毫不在意，反而怀着欣快的心情，于是登上旅馆顶层我工作的那个房间也变成了一种乐趣，从这房间可以看到这地区高山上的所有屋顶和烟囱。房内的壁炉通风良好，工作时又暖和又愉快。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吃橘子的时候，剥去了皮，吃那像丹吉尔红橘那样的小橘子，把橘皮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等我饿了，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写作，总使我感到饥饿。在顶楼房间里，我藏了一瓶我们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成一篇小说或者快结束一天的工作时，我就喝上一杯这樱桃酒。我一做完这天的工作，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把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如果放在房间里过夜，它们就会冻结。
我知道自己干得很顺利，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心里乐滋滋的。我总要工作到干出了一点成绩方始罢休，我总要知道了下一步行将发生什么方始停笔。这样我才能有把握在第二天继续写下去。但有时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却没法进行下去，我就会坐在炉火前，把小橘子的皮中的汁水挤在火焰的边缘，看这一来毕毕剥剥地窜起蓝色的火焰。我会站在窗前眺望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面想，“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消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来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的句子，或者曾经看到过或者听到有人说过。如果我煞费苦心地写起来，像是有人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我发现就能把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删去扔掉，用我已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在那间高踞顶层的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在写作时一直想这样做，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
也是在那间房间里，我学会了在我停下笔来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作这段时间里，不去想任何有关我在写作的事情。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继续活动，而在这同时我可以如我希望的那样听别人说话，注意每件事情；我可以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学习；我可以读书，免得尽想起我的工作，以致使我没能力写下去。当我写作进展顺利，那是除了自我约束以外还得运气好才行，这时我就走下楼梯，感到妙不可言，自由自在，可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信步闲游。
如果在下午我走不同的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可以穿过这座公园，然后到卢森堡博物馆去，那里的许多名画现在大部分已转移到卢浮宫和网球场展览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里去看塞尚，去看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他们是我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最初开始熟悉的画家。我正向塞尚的画学习一些技巧，这使我明白，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正试图使我的小说具有深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不善于表达，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这一点。何况这是个秘密。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里灯光熄灭了，[1]我就一直穿过公园去花园路27号葛特鲁德·斯泰因住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2]
我的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和跟她住在一起的朋友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喜爱那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它正像最优良的博物馆中的一间最好的展览室，可就是没有她们那儿的暖和而舒适的大壁炉，她们招待你吃好东西，喝茶和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经过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都是气味芳香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里待客的，而不论它们是否是quetsche，mirabelle或者[3]framboise，味道都像原来的那种果实，在你的舌头上变成一团有节制的火，使你感到暖烘烘的，话也多起来了。
斯泰因小姐个头很大但是身材不高，像农妇般体格魁梧。她有一[4]对美丽的眼睛和一张坚定的德国犹太人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的脸，而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以及她那好看、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移民的头发，头发的式样很可能还是大学读书时的那种，这些都使我想起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不停地讲着，起初谈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有一副非常悦耳的嗓子，人长得很小，很黑，头发修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而且长着一只很尖的鹰钩鼻。我们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正在一块针绣花边上绣着，她一面绣着一面照看食物和饮料并且跟我的妻子闲聊。她跟一个人交谈，同时听着两个人说话，常常会半途打断那个她没有在交谈的人。后来她向我解释，她总是跟妻子们交谈。她们对那些妻子很宽容，我的妻子和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尽管那个朋友叫人害怕。那些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可真是美妙极了。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我还感觉到她们是因为我们相爱着并结了婚而宽恕我们——时间将会决定这一点——所以当我的妻子请她们上我们家去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的套间的时候，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但这也许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挨得更近的缘故。斯泰因小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喜欢那些短篇，除了一篇叫《在密执安北部》的。“写得很好，”她说。“这是一点儿没问题的。但这篇东西[5]inaccrochable。那意思是好像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当他举行画展时他没法把它挂出来，也没人会买这幅画，因为他们也没法把它挂出来。”“可要是这并不是淫秽的而不过是你试图使用人们实际上会使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这些字眼才能使这篇小说显得真实，而你又必须使用它们呢？你就只能使用它们啊。”“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说。“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
[6]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她告诉我，而她是会发表的。她对我说，我这作家还不够好，在那家刊物或《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不了作品，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风格的新型作家，不过第一件事要记住的是不要去写那种无法印出来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点上与她争论，也不想再解释我想在人物对话上作什么尝试。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别人说话更有趣。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你可以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钱，谁也不能做到两者兼得。不要讲究你的衣着，也根本不必去管什么时尚，买衣服只求舒适经穿，你就可以把买衣服的钱去买画了。”“可是即使我再也不买一件衣服，”我说，“我也不会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的毕加索的画。”“对。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得去买你自己的同龄人——你自己[7]那当兵的团体里的人画的画。你会认识他们的。你会在本区这一带碰到他们的。总是有些优秀的新出现的严肃画家。可买很多衣服的人不是你。总是你太太买嘛。价钱昂贵的正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看见我的妻子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穿的那身古怪的统舱旅客穿的衣服，她真的做到了。她们离去的时候，我们仍旧受到她们的喜爱，我想，因为她们要我们再次去花园路27号作客。
我受到邀请在冬季下午五点钟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后来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我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不记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我是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因为我们那时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而我知道的仅有的猫是在咖啡馆或者小餐馆见到的，或者是我赞赏的公寓看门人窗口上的那些大猫。后来我在卢森堡公园常常碰见斯泰因小姐带着她的狗；但是我认为这一次是在她有狗以前。
可是不管有狗没有狗，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习惯于路过时在工作室逗留，而她总是请我喝自然蒸馏的白兰地，并且坚持要我喝干了一杯再斟满。我就观赏那些画，我们交谈起来。那些画都很激动人心，而谈话也很惬意。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她告诉我关于现代派绘画和画家的情况——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画家来谈——并且谈她自己的作品。她把她写的好几卷原稿给我看，那是她的同伴每天用打字机给她打的。每天写作使她感到快活，但是等我对她了解得更多以后，我发现，对她来说，要使她保持愉快就需要把这批每天稳定生产出来（生产多少则视她的精力大小而异）的作品予以出版，并需要得到读者的赏识。
这在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她已经发表了三篇人人都能读懂的小说。其中一篇《梅兰克莎》写得非常好，[8]是她的那些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而且博得了曾见过她或者熟识她的评论家的赞扬。她性格中具有这样一种品性：当她想把一个人争取到她这一边来，那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而那些认识她并看过她的藏画的评论家，接受她的那些他们看不懂的作品，因为他们是把她作为一个人而喜爱她的，并且对她的判断力怀有信心。她还发现了关于节奏的许多法则和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的好处，这些都是讲得通而且有价值的，而她谈得头头是道。
但是她厌恶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工作，也不喜欢承担把自己的作品写得能让人家读懂的责任，尽管她需要出书并得到正式认可，尤其是为她那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题名为《美国人的形成》的书。
这本书开端极为精彩，接着有很长一部分进展甚佳，不断出现才华横溢的段落，再往下则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叙述，换了一个比她认真而不像她那么懒的作家，早就会把这一部分扔进废纸篓里去了。我在[9]让——也许该说是逼——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连载这部作品时方始深切认识这一点，明白这样一来恐怕到这份评论刊物停刊也连载不完。因为要在《评论》上发表，我不得不给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由于这种工作不会给予她任何乐趣。
在这个寒冷的下午，我经过公寓看门人的住房，跨过冷冽的庭院，进入那工作室的温暖的氛围，上面说的都还是几年以后的事。这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教导我性的知识。那时我们已经互相非常投合了，我也已经明白凡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同这方面有些关系的。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问题上太无知了，而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了解了同性恋的一些较为原始的方面以后，我对同性恋持有一定的偏见。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还是个孩子、色狼这个词儿还没有成为用来称呼那种整天着迷于追逐女人的男人的俗称时，你得随身带一把刀子准备必要时使用，才能跟一群流浪汉在一起厮混。从我在堪萨斯城的那些[10]日子，从那个城市的不同区域、芝加哥以及大湖上的船只上的习俗，我懂得了许多你无法印出来的词汇和用语。在追询之下，我竭力设法告诉斯泰因小姐，当你还是个孩子却在男人堆里厮混的时候，你就得做好杀人的准备，要懂得怎样去干这事而且要真正懂得为了不致受到骚扰，你是会这样干的。这个词儿是能印出来的。要是你知道你会杀人，别人就会很快感觉到，也就不会来打扰你了；可也有一些境地是你不能让别人把你逼迫进去或者受骗上当落进去的。如果使用那些色狼在湖船上使用的一句无法印出来的话，“啊，有道缝不赖，可我要个眼”，我就能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生动些，但是我跟斯泰因小姐谈话时总是很小心，即使在一些原话也许能澄清或者更明确地表达一种成见的时候，我也是小心翼翼。“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可你当初是生活在罪犯和性变态者的环境里的呀。”
对此我不想争辩，尽管我以为我曾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生活过，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我曾竭力去理解他们，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我没法喜欢，有些人我至今还厌恶。“可是那位彬彬有礼、名气很大的老人，他在意大利曾带了一瓶[11]马尔萨拉或金巴利酒到医院里来看我，行为规规矩矩得不能再好，可后来有一天我不得不吩咐护士再也不要让那人进房间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这种人有病，他们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们。”“难道我该可怜某某人吗？”我问道。我当时提了此人的姓名，但他本人通常乐于自报姓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了。“不。他是邪恶的。他诱人腐化堕落而且确实是邪恶的。”“可是据说他是个优秀的作家啊。”“他不是，”她说。“他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为追求腐化堕落的乐趣而诱人腐化堕落，还引诱人们染上其他恶习。比如说吸毒。”“那么我该可怜的那个在米兰的人不是想诱我堕落吗？”“别说傻话啦。他怎么能指望去诱你堕落呢？你会用一瓶马尔萨拉酒去腐蚀一个像你那样喝烈酒的小伙子吗？不，他是个可怜的老人，管不住自己做的事。他有病，他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我当时是可怜他的，”我说。“可是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么彬彬有礼。”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心里可怜那个老人，一面注视着毕加索的那幅裸体姑娘和一篮鲜花的画。这次谈话不是由我开的头，我觉得再谈下去有点危险了。跟斯泰因小姐交谈几乎从来是没有停顿的，但是我们停下来了，她还有话想对我讲，我便斟满了我的酒杯。“你实在对这事儿一窍不通，海明威，”她说。“你结识了一些人人皆知的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主要的问题在男同性恋的行为是丑恶而且使人反感的，事后他们也厌恶自己。他们用喝酒和吸毒来缓解这种心情，可是他们厌恶这种行为，所以他们经常调换搭档，没法真正感到快乐。”“我明白啦。”“女人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她们从不做她们感到厌恶的事，从不做使她们反感的事，所以事后她们是快乐的，她们能在一起过快乐的生活。”“我明白了，”我说。“可是某某人又怎么样呢？”“她是个邪恶的女人，”斯泰因小姐说，“她可真是邪恶的，所以她从没感到快乐过，除非跟新结识的人。她诱人堕落。”“我懂了。”“你肯定懂了吗？”
那些日子里要弄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时，我很高兴。公园已经关门了，于是我只得沿着公园外边走到沃日拉尔路，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了门并上了锁，使人感到悲哀，我绕过公园而不是穿过公园匆匆走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里，心里也是悲哀的。这一天开始时也多么明媚啊。明天我就得努力工作了。工作几乎能治疗一切，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那时必须治愈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已经感觉到，就是青春和我对妻子的爱。等我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中，我一点也不感到悲哀了，就把我刚刚学得的知识讲给我的妻子听。那天晚上，我们对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以及我们在山里新近获得的知识感到高兴。
[1] 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和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1902年前往欧洲，自1903年起直至去世始终蛰居巴黎。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实验派，写作强调文字重复，讲究集中，其中极致的作品使人难以卒读。20年代中，她的工作室成为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会聚的中心之一。
[2] 指艾丽斯·巴·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1877—1967），她的秘书兼女伴。两人有同性恋关系。斯泰因曾以艾丽斯的口气写成《艾丽斯·巴·托克拉斯自传》一书（1933年出版），实为她本人的自传。
[3] 即上文所指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制成的酒。
[4] 弗留利为今意大利东北部一古地区，历史上受到诸邻国入侵，一再易手，于1918年回到意大利之手，1945年，其东部被划入南斯拉夫。
[5] 这是一个法语词，意为“无法挂出来的”。
[6] 原文仍是那个法语词inaccrochable（无法挂出来的），这里引申为“无法印出来的”。
[7] 指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为文人艺术家聚居之地。
[8] 即《三个女人》，收有《好安娜》、《梅兰克莎》和《温柔的莉娜》三个中篇，出版于1909年。
[9]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英国小说家、诗人、编辑、评论家。1924年在巴黎主编《大西洋彼岸评论》，发表过乔伊斯、海明威的作品，常资助年轻作家。
[10] 海明威191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城星报》社任记者，第二年才至意大利任红十字会驾驶员。
[11] 马尔萨拉酒指产于意大利西西里岛马尔萨拉港的一种淡而甜的红葡萄酒。金巴利酒指意大利金巴利公司生产的带辣椒味的开胃酒。
“迷惘的一代”
为了享受那里的温暖，观赏名画并与斯泰因小姐交谈，很容易养成在傍晚顺便去花园路27号逗留的习惯。斯泰因小姐通常不邀请人来作客，但她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很热情。每当我为那加拿大报社以及我工作的那些通讯社外出报道各种政治性会议或者去近东和德国旅行归来，她总要我把所有有趣的逸闻讲给她听。总是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她爱听这些，也爱听德国人所谓的“绞刑架上[1]的幽默”的故事。她想知道现今世道中的欢快的部分；绝不是真实的部分，绝不是丑恶的部分。
我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而且在最坏的时候总是有些奇怪和滑稽的事情发生，而斯泰因小姐就喜欢听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不讲而是由我自个儿写出来。
当我并不是从外地旅行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盘桓一番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让斯泰因小姐讲关于书籍方面的意见。我在写作时，总得在停笔后读一些书。如果你继续考虑着写作，你就会失去你在写的东西的头绪，第二天就会写不下去。必须锻炼锻炼身体，使身体感到疲劳，如果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那就更好了。那比干什么都强。但是在这以后，当你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就必须读点书，免得在你能重新工作以前想到写作或者为写作而烦恼。我已经学会决不要把我的写作之井汲空，而总要在井底深处还留下一些水的时候停笔，并让那给井供水的泉源在夜里把井重新灌满。
为了让我的脑子不再去想写作，我有时在工作以后会读一些当时正在写作的作家的作品，像奥尔德斯·赫胥黎、戴·赫·劳伦斯或者任何[2]哪个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只要我能从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或者塞纳河畔码头书摊上弄得到。“赫胥黎是个没生气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为什么要去读一个没生气的人的作品呢？你难道看不出他毫无生气吗？”
我那时看不出他是个没生气的人，我就说他的书能给我消遣，使我不用思索。“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好的书或者显而易见的坏书。”“整个今年和去年冬天我都在读真正好的书，而明年冬天我还将读真正好的书，可我不喜欢那些显而易见的坏书。”“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这是华而不实的垃圾，海明威。是一个没生气的人写出来的。”“我想看看他们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能使我的脑子不想去写这种东西。”“你现在还读谁的作品？”“戴·赫·劳伦斯，”我说。“他写了几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有一篇叫做《普鲁士军官》。”“我试图读他的长篇小说。他使人无法忍受。他可悲而又荒谬。他写得像个有病的人。”“我喜欢他的《儿子与情人》和《白孔雀》，”我说。“也许后者并不那么好。我没法读《恋爱中的女人》。”“如果你不想读坏的书，想读一点能吸引你的兴趣而且自有其奇[3]妙之处的东西，你该读玛丽·贝洛克·朗兹。”
我那时还从未听到过她的名字，于是斯泰因小姐把那本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绝妙的小说《房客》和另一本关于发生在巴黎郊外一处[4]只可能是昂吉安温泉城的谋杀案的作品借给我看。这两本都是工作之余的上好读物，人物可信，情节和恐怖场面绝无虚假之感。它们作为你工作以后的读物是再好没有了。于是我读了所有能弄到的贝洛克·朗兹太太的作品。可是她的作品也不过就是那个样，没有一本像前[5]面提到的那两本那么好，而在西默农最早一批优秀作品问世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书像她这两本那样适宜在白天或夜晚你感到空虚时阅读的。
我以为斯泰因小姐会喜欢西默农的佳作——我读的第一本不是《第一号船闸》就是《运河上的房子》——但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结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语作品，虽然她爱说法语。珍妮特·[6]弗朗纳给了我这两本我最初读的西默农的作品。她爱读法文书，她早在西默农担任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时，就读他的作品了。
在我们是亲密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记不起葛特鲁德·斯泰因曾对任何没有撰文称赞过她的作品或者没有做过一些促进她的事业的工[7]作的作家说过什么好话，只有罗纳德·弗班克和后来的斯各特·菲茨[8]杰拉德是例外。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热情洋溢地谈到他那双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和他的和气和迷人之处。我可不在意他的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我倒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写得很朴实，有些地方写得很美，而且他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且深深地关注着他们。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总是谈他这个人。“你觉得他的长篇小说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你就不会再受到邀请上她那儿去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你第一次犯了这个错误，就学会再也不这样做了。然而，你永远可以在一位与之交谈的将军面前谈起另一位被他击败过的将军。你正与之交谈的将军便会大大称赞那位被他打败的将军，并且愉快地描述他如何把对方打败的细节。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没法拿来当作一个愉快的话题。我正准备跟斯泰因小姐讲他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奇地糟，但是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无疑就是批评她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了。等他最后写了一部叫做《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写得实在糟透了，又蠢[9]又做作，我忍不住在一部戏拟之作里批评了一番，这使斯泰因小姐非常生气。我攻击了她圈子里的一个成员。但是在这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并没有生过气。安德森作为一个作家垮台后，她就自己开始大肆吹捧他了。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的气，因为他在一张不牢固而且毫无疑问是很不舒服的小椅子上坐下时坐得太快，结果把椅子压坏了，可能压得开裂了，而这把椅子很可能是故意给他坐的。没有考虑到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有礼貌很大方的人，本来是能给自己找一把大小适宜的椅子坐的。她把不喜欢埃兹拉的原因说得那么巧妙而且恶毒，那是多年以后才编造出来的。
正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我跟斯泰因小[10]姐还是亲密朋友的时候，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这说法。她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真的吗？”我说。“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那个年轻的技工喝醉了吗？”我问道。“当然没有。”“你看见我喝醉过没有？”“没有。可你的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我喝醉过，”我说。“可是我从没有醉醺醺地上你这里来。”“当然没有。我没有这么说。”“那小伙子的老板很可能上午十一点钟就喝醉了，”我说。“所以他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来。”“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正像汽车修理行老板所说的那样。”[11]
后来，等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行老板的这句话跟《传道书》中的一段相对照。但是那天夜里走回家去的途中，我想起那个汽车修理行的小伙子，不知道在那些[12]汽车被改装成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为了让有优良的H形变速装置和金属刹车的大型菲亚特汽车来替代。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13]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我便在丁香园坐下跟这雕像做伴，喝了一杯冰啤酒，才走回到我那在锯木厂上面的套间的家里。但是坐在那儿喝啤酒的时候，我注视着雕像，想起[14]当年拿破仑带着科兰古乘马车从莫斯科仓皇撤退时，内伊曾率领后卫部队亲身战斗过多少日子来着，我想起斯泰因小姐曾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起阿波里奈尔时谈得多么精彩，谈起他在1918年停战的那天去世，当时群众高喊“打倒纪尧姆”，而阿波里奈尔在[15]神志昏迷之际以为他们在高喊反对他，而且我想我要尽我的力量并且尽可能长久地为她效劳，务必使她所作出的出色的工作得到公正[16]的评价，所以愿上帝和迈克·内伊帮助我吧。但是让她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等我到了家，走进院子上了楼，看见我的妻子和儿子和他的小猫“F猫咪”时，他们都很快活，壁炉里生着火，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是个好人。”“当然，塔迪。”“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大堆废话。”“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1] 即现在通称的“黑色幽默”。
[2] 西尔维亚·比奇（Silvia Beach，1887—1962）生于美国，14岁随父来到巴黎，爱上法国和法国文学，1919年在巴黎奥德翁路开设书店莎士比亚公司，出售图书杂志，并设“出租图书馆”，长期成为法国文艺界人士以及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的活动中心。1922年2月大力支持乔伊斯在她的图书公司出版《尤利西斯》。1941年乔伊斯病逝于苏黎世。同年，莎士比亚公司亦被纳粹关闭，比奇被拘于集中营达6个月，后从集中营逃出，躲藏在巴黎，直至海明威随盟军打回巴黎，帮她清除了在屋顶上打冷枪的德国鬼子。
[3] 玛丽·贝洛克·朗兹（Marie Belloc Lowndes，1868—1947），英国小说家，擅写历史小说及凶杀疑案故事。《房客》（1913）曾被搬上银幕。
[4] 昂吉安温泉城位于巴黎北郊，为巴黎人常去的旅游胜地。
[5] 西默农（George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法语多产作家，其著名作品有“梅格莱探案”的系列小说。
[6] 珍妮特·弗朗纳（Janet Flanner，1892—1978）为当时美国《纽约人》周刊驻巴黎的记者。
[7] 罗纳德·弗班克（Ronald Firbank，1886—1926），英国小说家，自小身弱，于剑桥大学肄业两年后，为恢复健康，到处去旅行，著有浪漫主义小说多种。
[8]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于1919年发表了《小城畸人》而成为红作家。
[9] 《黑色的笑声》出版于1925年，第二年海明威就发表模仿之作《春潮》，加以讽刺。
[10] 原文为法语，génération perdue，我们一向译作“迷惘的一代”，但用今天流行的词汇，该作“失落的一代”。
[11] 指《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把那句话和《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一起放在卷首。
[12] 作者想起自己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战线为红十字会志愿开救护车的情景。
[13] 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1769—1815）为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1804年授元帅头衔，1812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国，内伊被封为莫斯科亲王，法军自莫斯科撤退时任后卫部队指挥。
[14] 科兰古侯爵（Armand Caulaincourt，1773—1827），法国将军、外交官，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大臣。1804年起为拿破仑的御马总管，历次大战中追随皇帝左右。他的回忆录是1812—1814年时期的重要史料。
[15] 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ne Apollinaire，1880—1918）名纪尧姆，但此处群众要打倒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因纪尧姆是威廉在法语中的读音。
[16] 迈克为内伊的名字米歇尔在英语中的爱称。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借书看。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是西尔维亚·比奇开设在奥德翁剧院路12号的一家图书馆和书店。在一条刮着寒风的街上，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冬天生着一只大火炉，桌子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摆的是新书，墙上挂的是已经去世的和当今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来全像是快照，连那些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还活着似的。西尔维亚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眼睛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式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相齐。她的腿很美，她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的时候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参加那出借图书馆。她告诉我可以等我有了钱再付押金，就让我填了一张卡，说我可以想借多少本书就借多少。
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又是在一个不能再穷的地区。但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且表示欢迎，她身后是一个个摆满着图书也就是这家图书馆的财富的书架，像墙壁一般高，一直伸展到通向大楼内院的那间里屋。
我从屠格涅夫开始，借了两卷本的《猎人笔记》和戴·赫·劳伦斯的一部早期作品，我想是《儿子与情人》吧，可西尔维亚对我说想多借一些也行。我便选了康斯坦斯·迦纳译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如果你要把这些都读完，就不会很快回到这儿来，”西尔维亚说。“我会回来付押金的，”我说。“我在我的住处有钱。”“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付。”“乔伊斯一般什么时候上这儿来？”我问道。“要是他来，平常总要在下午很晚的时候，”她说。“你见过他吗？”“我们在米肖餐馆见到过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我说。“可是在人家吃饭的时候盯着人家看是不礼貌的，而米肖餐馆的价格又很贵。”“你常在家吃饭吗？”“现在大都这样，”我说。“我们有个好厨师。”“在你那地区附近没有什么餐馆，是吗？”“没有。你怎么知道的？”[1]“拉尔博在那儿住过，”她说。“他非常喜欢那地段，可惜就是没有餐馆。”“最近的一家价廉物美的饭店要跑到先贤祠那一带。”“那一带我不熟悉。我们都在家就餐。你跟你的妻子哪天务必上我家来玩。”“等我来给你付押金的时候吧，”我说。“但是非常感谢你。”“书别看得太快啦，”她说。
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是一个有两居室的套间，没有热水也没有室内盥洗设施，只有一只消毒的便桶，用惯了密歇根州那种户外厕所间的人是并不觉得不舒适的。但是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景色，地板上铺一块上好的弹簧褥垫做一张舒适的床，墙上挂着我们喜爱的画，这仍不失为一个使人感到欢乐愉快的套间。我拿了这些书回到家里，把我新发现的好地方告诉我的妻子。“可是，塔迪，你一定要今天下午就去把押金付了，”她说。“我当然会这样做的，”我说。“我们俩都去。然后沿着塞纳河和码头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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