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明强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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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试读：

歧义（ambiguity） 是语言形式与意义不对称的表现，是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一种语言形式能传递多种语义、作多种解释的语言现象，或曰多种意义采用了同一语言表现形式的现象。歧义在语言中大量存在着，它们有的表现在短语上，有的以句子的形式出现。人们一般把能引起歧义的短语称为“歧义短语”，把能引起歧义的句子称为“歧义句”。本书将歧义分为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两类：词汇歧义是由多义词进入短语或句子语境形成的；句法歧义是由短语或句子的结构能产生多种理解而带来的。传统说法的“歧义短语”和“歧义句”都存在本书所讨论的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两种情况。“歧义认知”包括歧义的识别和消解。本书的“歧义识别”指的是在虚拟语境下对歧义的认知，即短语或单句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它在什么语境下出现，会产生哪些意义。“歧义消解”指的是人们对于有歧义的短语或单句不能发现歧义的存在，即在自己的虚拟语境之中，将歧义的某一种意义确定下来，将其他意义淘汰掉的现象，也包括在其认知语境中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意义。本书的“歧义认知”研究，着眼的不是歧义现象本身，而是不同的言语社区、不同的言语接收者（包括群体和个体）对歧义现象认知的趋势。

第一节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从吕叔湘、朱德熙先生1951年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谈到歧义问题算起，现代汉语歧义研究已经有了近60年的历史，目前仍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近60年来的汉语歧义研究有以下特点：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句法分析到句法-语义相结合的分析，到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分析的不断递进的过程；在研究的对象上，经历了从研究语言本身的歧义到研究交际语言的歧义，从歧义表达到歧义理解，从歧义的产生到歧义的认知的不断递进的过程；在理论的运用上，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理论，从句法论到语义论再到语用论，从一般语用论到认知论的不断递进的过程。近60年的歧义研究成就斐然，回顾这些研究，会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一、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回顾

现代汉语歧义的研究从研究时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第一阶段（1951—1965）

这一阶段是歧义研究的起始阶段，虽然成果不多，理论上开拓也不深，但几位语言学大师为我们留下了值得重视的论述。本阶段的主要成就是运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来分析语法现象，重视语言分析中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并发现了句法中语义关系，对引导语法研究走形式和意义相统一的路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注意并讨论歧义现象的是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1951年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语法修辞讲话》，首次提到五种“歧义”现象：（1）两种解释一正一误，如“一边站着一个孩子，看来年纪还很小”一句，让人拿不准有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2）两种解释都可能，如“各个班以四个人组成了检查小组”这一词组，既可解释为只有一个检查小组，这个检查小组由四个人组成，又可解释为有两个或以上的检查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四个人组成；（3）因附加成分不同而引起的歧义，如“介绍菲律宾的一种权威著作”，第一层既可是介宾结构，也可是偏正结构，结构不同，意义自然也不同；（4）两事混杂，如“两辆深蓝和银灰的小汽车”这一词组，既可解释为两辆颜色一样（深蓝间银灰）的汽车，也可解释为一辆深蓝和一辆银灰的汽车；（5）把读者引入歧途，如“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共同纲领颁布了，妇女在法律上是平等了”一句，最后一分句可理解为“妇女彼此之间在法律上平等了”，也可理解为“妇女和男子在法律上平等了”（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62-269页。）。该书属普及性读物，只是从为语法学习者解说歧义的需要出发列举了这五种歧义，并未在理论上对歧义作更深入的探讨。1959年，赵元任发表了《汉语中的歧义问题》（Ambiguity in Chinese）。分析了在“鸡不吃了”中，“鸡”既可指施事也可指受事，所以隐含两种结构和两种意义。文章还对歧义的界定、歧义的分类、歧义的成因、歧义的分化、歧义的消解以及歧义度等重要问题作了讨论。（赵元任：《汉语中的歧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页。）文章关于“施事”、“受事”的分析，首次涉及用语义关系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因此，对后世的歧义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文炼的《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从语法的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一个工人的建议”、“对本报的批评”等“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形式，骨子里是两个不同的形式”（文炼：《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参见张斌《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61页。 ）的歧义问题。1962年，朱德熙的《论句法结构》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分别讨论了“咬死了猎人的狗”和“屋里摆着酒席”的歧义，并在歧义分化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的、有益的探索。（朱德熙：《句法结构》，《中国语文》第8-9月号，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187页。）1965年，吕叔湘的《语文札记》讨论了“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子的歧义。（吕叔湘：《语文札记》，《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第287页。 ）上述的歧义讨论开启了汉语歧义研究的先河。（二）第二阶段（1978—1999）

20世纪80-90年代是歧义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阶段，歧义问题受到许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歧义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得到了不断更新，产生了不少颇具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歧义研究的主要成就是：重视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从研究内容看，“歧义指数”、“歧义度”、“歧义格式”等反映歧义特点的概念相继提出；从分析的理论看，层次分析、变换分析、语义关系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得到运用，从语用平面分析歧义，从语境的角度分析歧义，也引起了重视；从歧义研究的目的看，歧义分化成了学者们研究歧义的主要目的。

这一阶段的歧义分析不是拘于结构层次的分析，而是重视结构与语义的联系，重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如朱德熙（1978）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就“的”字结构判断句这一句式的歧义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了“歧义指数”及其计算公式：p=N-M（p表示歧义指数，N表示动词的配价数，M表示“的字结构”中出现的动词配价数目）。（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978年第1-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5-230页。）范继淹（1979）的《语言的信息》从信息传输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同形结构”歧义问题，讨论了语言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及模式歧义与实例歧义的不同。（范继淹：《语言的信息》，《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第93页。）徐仲华（1979）的《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列举并讨论了汉语书面语歧义的九种类型（徐仲华：《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第339页。），该文引发了80年代前期关于歧义问题的热烈讨论。施关淦、吴启主（1980）的《〈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二）》，对徐文作了修正和补充，认为“句子有歧义不等于格式有歧义”，“句子有无歧义跟词语搭配有关”，强调要“注意区分具体句子的歧义和抽象的句法结构形式间的关系”（施关淦：《〈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施关淦、吴启主：《〈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二）》，《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第42页。 ）。朱德熙（1980）的《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讨论了句法歧义的性质，多义句式的分化（句法歧义成因），以及“不能分化的多义句式”，在歧义分析中运用变换理论，揭示了句法结构中的显性语法关系、隐性语法关系，概括了汉语歧义结构的类型和歧义格式。（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9-281页。 ）沈开木（1983）的《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分析了副词“也”字句的歧义（沈开木：《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第1页。 ），他（1984）的《“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讨论了“不”的否定范围、否定中心，“不”字句的前提，以及与歧义的关系。（沈开木：《“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第404页。 ）马庆株（1985）的《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考察了述宾结构中实指宾语和虚指宾语的歧义。（马庆株：《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90-101页。 ）黄国营（1985）的《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归纳了短语歧义格式。（黄国营：《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69-89页。 ）徐思益（1985）的《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徐思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第337-341页。 ）和王建华（1987）的《语境歧义分析》（王建华：《语境歧义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第13-16页。 ）均对语境歧义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心是歧义分化问题。除了从结构层次分析外，很多研究者还引入了语义学、语用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歧义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在歧义分化方法研究上也有许多重要发现。如石安石（1988）的《说歧义》对歧义类型、歧义格式以及“同形”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提出用“并列检验法”来分化歧义。（石安石：《说歧义》，《中国语言学报》（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页。）王维成（1988）的《从歧义看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语义-句法层面的歧义生成机制和语用层面的理解机制。（王维成：《从歧义看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系》；参见袁晖、戴耀晶编：《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詹继曼（1990）的《关于同形结构的研究》对歧义分布类型、歧义分析的语义前提，以及歧义研究目的等问题作了研究。（詹继曼：《关于同形结构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100-107页。 ）沈家煊（1991）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讨论了“语义的不确定性”与“歧义”的差别，并运用了“语义指向”理论、词语语义特征理论解释了造成歧义的原因，还运用预设与焦点、隐含、蕴涵、空位、移位等新理论多角度地分析了歧义。（沈家煊：《“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第241-250页。 ）另外，李峰（1994）的《论歧义制约》归纳了35种假性歧义格式，并讨论了歧义语句如何通过自身因素消除歧义。（李峰：《论歧义的制约》，《新疆社科论坛》1994年第2-3期，第80-87页。 ）柳广民（1995）的《歧义类型研究》提出了根据歧义源推算出各种歧义类型的歧义指数的方法。（柳广民：《歧义类型研究》，《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90-98页。 ）冯志伟（1996）的《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将科技术语研究中的“潜在歧义结构”理论用来分析日常生活语言中所存在的“潜在歧义结构”。（冯志伟：《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中文信息学报》1996年第4期，第14-24页。 ）所有这些对将歧义研究引向纵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

歧义研究在21世纪初受到研究者的更广泛的关注，在不到10年里就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重视从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角度研究歧义问题，重视总结语言形式的规律，歧义格式、歧义分化、歧义成因、歧义消解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重视语言主体与歧义之间的关系，歧义与语用、歧义与认知的研究成了歧义研究的重要内容。

1.“歧义格式”的研究

汉语的句法结构形式丰富多样，因而“歧义格式”研究自然成了歧义研究的主要内容。这阶段的“歧义格式”研究吸纳了多种理论，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施春宏（2000）的《歧义现象的演绎分析——以一组层次构造歧义的系统性分析为例》以“V+N”及其扩展方式来分析“V+X+N”类的歧义（“X”为Np、Ap、Vp、NC），对歧义现象进行演绎分析，找出了以归纳法为主而形成的歧义类型的内在联系。（施春宏：《歧义现象的演绎分析——以一组层次构造歧义的系统性分析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第38-45页。 ）何洪峰（2002）的《论双重歧义因素组合的结构》讨论了由“词语多义、结构层次不同、结构关系不同和语义关系不同”四类因素两两组合而形成的句法结构的16种歧义的可能性。“通过对16种可能组合的结构进行逐个分析”，论证了因双重歧义因素组合而带来的歧义增减和消除等多种影响。（何洪峰：《论双重歧义因素组合的结构》，《语言研究》2002年第3期，第39-48页。 ）徐阳春、钱书新（2004）的《“N 1+的+N 2”结构歧义考察》从谓词隐含结构角度探讨了“N 1+的+N 2”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和条件，认为“若该结构隐含的是同一意义的谓词，没有歧义；若隐含的是不同意义的谓词，则有歧义”，“什么样的谓词能激活取决于N 1与N 2的语义特征”。（徐阳春、钱书新：《“N 1+的+N 2”结构歧义考察》，《汉语学习》2004年第5期，第20-25页。 ）陈一民发表了多篇关于歧义格式的文章：《歧义格式及其分类》（2004），从歧义结构项、变项类别、歧义源类别、单义式之间句法语义关系、生产歧义实例的能力等角度，对歧义格式作了全面的总结；（陈一民：《歧义格式及其分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03-106页。 ）《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2005a）对歧义格式与歧义源的关系、单歧义源歧义格式、多歧义源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及其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陈一民：《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7-140页。 ）《歧义格式的动态分析》（2005b）分别对歧义格式作了交集分析、归纳分析、限制分析和扩展分析。（陈一民：《歧义格式的动态分析》，《求索》2005年第2期，第165-168、28页。 ）税昌锡（2005）的《“N 1+在+NpL+V+N 2”歧义格式解析》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对歧义格式进行了讨论，将“N 1+在+NpL+V+N 2”分化成十个歧义类例，分析了“在+NpL”不同语义指向的特点和作用。（税昌锡：《“N 1+在+NpL+V+N 2”歧义格式解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40-47页。 ）王红旗（2006）的《施受歧义产生的条件》讨论了与施事、受事相关的歧义现象产生的条件，认为“句法同形和动词的格框架”是两个必要条件，“动词的格框架对施事和受事社会属性的要求以及体词性成分的意义”是充分条件。（王红旗：《施受歧义产生的条件》，《语言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7-110页。 ）于景超（2007）的《“V+了+T+的+N”结构的歧义试析》讨论了“V+了+T+的+N”格式的多种切分、T的语义指向变化影响歧义形成原因。（于景超：《“V+了+T+的+N”结构的歧义试析》，《语言科学》2007年第4期，第50-55页。 ）所有这些对某个歧义的格式专门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歧义研究内容。

2.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

在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上，其特色一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调查入手进行歧义与认知的研究。前者如陈一民（2005c）的《歧义结构意义优选的理论分析》从语言认知角度分析单义项的语义认知理解频率，根据这种频率的高低排出优势选择顺序（即“意义优选”）。（陈一民：《歧义结构意义优选的理论分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9-112页。 ）徐以中（2003）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考察了副词“只”的位置与歧义之间的关系，得出“只”字句语用歧义的取值范围：q>p≤2n-m-F-1。（徐以中：《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语文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50页。 ）徐以中、杨亦鸣（2005）的《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分析了副词“都”有“元语”和“非元语”（“客观性”和“主观性”）两种不同用法。（徐以中、杨亦鸣：《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24-29页。 ）后者如尤庆学（2000）的《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接收者的认知角度分析了歧义结构的相对歧义度和绝对歧义度。（尤庆学：《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汉语学习》2000年第5期，第15-19页。 ）周明强（2004、2006）《歧义、歧解和用歧的认知问题》和《认知在歧义的辨识与消解中的作用》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分别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辨析了歧义、歧解、用歧的联系与区别，（周明强：《歧义、歧解和用歧的认知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第83-90页。 ）表达的歧义与理解的歧义不同以及认知在歧义消解中的作用。（周明强：《认知在歧义的辨识与消解中的作用》，《修辞学习》2006年第5期，第42-46页。 ）刘贤俊（2006）的《歧义句的可及性考察》通过简易实验调查，探讨了影响歧义句的可及性解读的六个因素。（刘贤俊：《歧义句的可及性考察》，《语言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19页。 ）项成东（2005）的《歧义的认知机制》分析了语境、联想、激活在歧义认知上的作用以及歧义的认知机制。（项成东：《歧义的认知机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0-84页。 ）税昌锡（2006）的《Vp界性特征对时量短语的语义约束限制——兼论“V+了+时量短语+了”歧义格式》从一个完整事件的三个阶段（活动、跨界、事态）的角度分析了“V+了+时量短语+了”的歧义格式特征、“了”的分布对“动词+时量短语”结构的句法语义的影响、功能认知和话语环境对时量短语的所指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和微调功能。（税昌锡：《Vp界性特征对时量短语的语义约束限制——兼论“V+了+时量短语+了”歧义格式》，《语言科学》2006年第6期，第19-28页。 ）马明艳（2008）的《“每隔+数量+Vp”的语用歧义认知研究》通过对“每隔+数量+Vp”歧义认知度的调查，分析了人们对“每隔+数量”对应式的歧义认知度形成的原因。（马明艳：《“每隔+数量+Vp”的语用歧义认知研究》，《汉语学习》2008年第2期，第50-58页。 ）所有这些研究对探索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歧义分化和消解的研究

对歧义分化和消解的研究仍是这一阶段的热点问题。这一阶段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特点是从语义、语用的角度分析歧义的分化和消解问题。如延俊荣（2000）的《“挖深了”歧义成因及分化》从“挖深了”的构成出发，探讨其认知上的原因及分化手段以及理据，并从层次分析、语境、语音间隔、重音及“了”的不同等角度讨论了该格式的分化问题。（延俊荣：《“挖深了”的歧义原因及分化》，《语文研究》2000年第2期，第26-29页。 ）杨亦鸣（2000）的《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以“也”字句为例讨论了如何利用语音图谱来确定话语中心、排除歧义的问题。（杨亦鸣：《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第114-124页。 ）李芳杰、冯雪梅（2002）的《语义结构与歧义分解》认为“语法单位的内部成分间存在着一定的语义关系，构成了一定的语义结构，通过语义格、语义指向和语义辖域等语义形式等表现出来，语义结构分析能较有效地分解歧义”。（李芳杰、冯雪梅：《语义结构与歧义分解》，《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745-750页。 ）何洪峰（2003）的《句法结构歧义成因的思考》认为“结构主义的思想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统一解释替换不同语义成分消除歧义的现象和完全由语义因素而引起的歧义结构”，“是表层的解释”。主张“从深层结构揭示出句法结构的歧义原因”，认为“语义因素更富有解释力”。（何洪峰：《句法结构歧义成因的思考》，《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第26-31页。 ）赵春利、邵敬敏（2007）的《“Np 1有Np 2很Ap”歧义格式的分化规则》分析了在“Np 1有Np 2很Ap”句式中，Ap的三种语义指向所形成的三种语义——描写评价义、因果解释义和歧义。指出“在语义理解时，按照认知的规则，首先是‘毗邻原则’起作用，其次才是‘推理原则’起作用”。（赵春利、邵敬敏：《“Np 1有Np 2很Ap”歧义格式的分化规则》，《语言研究》2007年第2期，第79-83页。 ）

从歧义研究的三个阶段来看，歧义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一个不断更新和递进的过程。第一阶段的歧义研究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重视结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是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等，语义分析初露端倪。研究在内容上侧重实例分析，缺少系统的有价值的理论。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仍占主导地位，受句法分析“三个平面”理论影响，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方法受到重视。以分析歧义格式、歧义句式、歧义类型、歧义指数、歧义分化为重点，歧义认知（如“歧义度”有所涉及）开始进入视野，歧义消解偶有涉及。第三阶段结构主义仍有市场，语用的分析占主导地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调查入手进行歧义与认知的少量个案研究。歧义格式、歧义句式、歧义分化继续受到重视，歧义与语用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歧义认知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从歧义研究的过程看，歧义认知的研究是歧义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前瞻

近60年来的歧义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揭示歧义格式的特点，或探讨歧义消解的重要性，或总结歧义研究的方法，促进了现代汉语研究的向纵深发展。随着歧义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关于歧义与语境、歧义与认知、歧义与语言生活等从语言运用角度探讨歧义也逐渐得到重视。但纵观近60年来的汉语歧义研究，歧义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内容不够系统、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循环论证等不足。为克服这些不足，给歧义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今后的歧义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歧义的系统性研究

朱德熙先生曾经说过：“一种语言语法系统里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之处往往在歧义现象里得到反映。因此分析歧义现象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对于语法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更加深入。”（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第81-91页。 ）从歧义现象里可以总结汉语语法系统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歧义研究可以促进语法研究的深入。然而，不少研究者往往只注意歧义个别现象的研究，更有甚者仅热衷于举些歧义例子说明歧义现象的存在，但对歧义产生的原因探究得很不够，缺少对某类歧义现象的系统研究。为使歧义研究有所突破，需要对歧义现象作系统的研究，如黄国营对短语歧义的系统研究（黄国营：《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69-89页。 ），吕叔湘对句子歧义的系统研究（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第321-333页。 ）。只有这样，才能使歧义研究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服务于信息处理。（二）现实性歧义的研究

在人们所讨论的歧义中，歧义度低的是可能的歧义，或不存在的歧义，歧义度高的才有成为现实的歧义的可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就谈到“两种解释一正一误”，其“误”解就是不存在的歧义。过去的歧义研究多为静态描写性研究，只是指出歧义现象的存在和歧义的表现形式，动态的实证性研究非常薄弱，特别是语言运用中歧义认知的调查研究更少。而一提到动态研究或者只是谈论避免歧义的重要，或者只是从修辞的角度谈论恰当地运用歧义能产生幽默生动的修辞效果，而对人们实际的歧义认知情况关注则十分有限。

要使歧义研究有意义，必须重视具有现实性的歧义，即能被大家识别出来的歧义的研究。因为只有现实的歧义语句才会真正在语言运用中出现歧义，才更值得注意避免，在信息处理中也更值得引起重视。尤其是在计算机的人机对话中会遇到哪些歧义问题，也必须从人对歧义的认知为突破口，研究人如何处理歧义信息，才能为计算机处理歧义信息提供帮助。（三）歧义社会认知的研究

歧义的识别与消解均同人的认知有联系，歧义因人的认知语境而产生，又在认知语境中得到消解。很多人研究歧义常常是从语境中抽离出一些词语或句子来，以自己的认知语境为依托，分析其会产生什么样的歧义，分析歧义产生时已虚拟了某种语境，然后又回过头去分析歧义消解的途径是语境。这种循环论证对歧义产生和消解的原因解释非常不够，对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歧义语句的认知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必须以社会的整体认知情况（即社会认知）为依据来讨论歧义语句的特点，揭示歧义消解的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歧义才能真正为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尤其是语言教学提供有益的指导。

第二节 歧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汉语歧义研究近60年来其研究方向有过三次重大变化：一是研究重心由句法结构研究歧义转向从语义角度研究歧义，主要是引进语义关系、语义特征、语义指向等语义分析的理论，对用句法手段无法分化的歧义现象进行分析，弥补了单纯从句法结构上研究歧义的不足。二是研究重心从句法、语义的角度研究歧义转向从语用的角度研究歧义，主要是引进语境理论，把歧义置入一定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更好地说明了歧义形成和消解的条件，同时，引用语用学理论研究歧义也开始露头。三是研究重心从交际的语用转向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歧义。这三次变化形成了结构、语义、语用和认知四个不同层次的研究视角。然而，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的，歧义的研究必须还有第五个层次——社会的层次，还应该有社会语言学视角的言语社区和语言变异的研究。

一、 结构的视角

乔姆斯基曾谈到歧义与语法理论的关系：“一种语法理论的精当性，就在于它解释歧义的本事。”（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歧义问题的讨论是从语法分析开始的。在语法分析上，结构主义理论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歧义分析，重视从语言结构上分析歧义的产生，重视语言的线性组合与语义产生的非线性（意义产生有层次）之间矛盾的揭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法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分析方法被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来，也给歧义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生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配价语法等语法理论在国内的广泛接受，层次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被广泛地用到了歧义结构的分析中来。（一）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是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语言结构的一种基本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朱德熙的《句法结构》就系统地借鉴了结构主义语法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讨论了汉语句法结构的层次切分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在此后的语法研究，特别是歧义结构的研究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层次分析法应用于句法结构歧义的分析主要是能有效地揭示由于层次构造以及语法结构关系不同产生的歧义的语法规律。层次分析法对以下原因引起的歧义都有作用：结构关系相同结构层次不同的歧义、结构层次相同结构关系不同的歧义、结构关系和结构层次都不同的歧义。一般情况下，用层次分析法就能讲清楚的语言歧义，就没有必要用其他分析方法。（二）变换分析“变换分析”来源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哈里斯（Z.harris），“变换”的思想就是用动态的观点观察句子结构的变化和依存关系。吕叔湘早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里就讨论过句子的“变次”、“转换”和“句法的变化”等问题。（范晓、张豫峰等：《语法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朱德熙（1962）在《句法结构》一文中率先运用变换理论来描写、分析汉语里狭义同构语法现象。（朱德熙：《句法结构》，《中国语文》1962年第8、9期合刊；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3-185页。 ）朱先生（1986）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进一步指出“变换可以理解为存在于两种结构不同的句式之间依存关系”。（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第81-87页。 ）变换分析探讨变换前后句子在形式上和语义上的一致性情况。因此，变换分析法用于歧义分析，不仅能揭示歧义句法结构的显性语法关系，而且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所存在的隐性语法关系。用变换分析法分析歧义结构在分化歧义句式上，比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的能力更强。

二、 语义的视角

从结构的角度分析歧义，能直观地显示一种语言结构可以分解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结构，或从结构的变换中探寻语言结构形式与意义的联系。但要弄清歧义的形成，常常需要进一步深入到结构与语义的联系中去。也恰恰是对歧义结构与语义关系的探讨，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石安石所说：“现代语言学史上，歧义问题不止一次成为某个新的语言学学派崛起时向传统阵地进击的突破口。”（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1页。 ）

从语义的角度分析歧义主要有语义关系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和语义指向分析法。这些方法既是不断递进的，又是互补的。（一）语义关系分析“在句法结构中，词语与词语之间不仅发生种种句法关系，而且发生种种语义关系。语义关系是指隐藏在句法结构后面由该词语的语义范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语义关系能反映表层的句法结构与深层的语义结构的不一致现象，所以被人们用来分析歧义现象。当表层的句法结构只有一种，而深层的语义关系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理解时，就构成了该句法结构的歧义。最早注意语义关系的是赵元任。1959年，他在《汉语中的歧义问题》一文中。分析“鸡不吃了”的歧义时，就谈到“鸡”既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隐含着两种结构和两种意义。（赵元任：《汉语中的歧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页。 ）朱德熙、吕叔湘也都对语义关系与歧义的联系有过讨论。吕叔湘（1981）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说：“‘连’后的名词可以是主语，可以是前置宾语或其他成分，因此全句的施事主语或受事宾语省略时，会产生歧义。”（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5页。 ）从语义关系上分析了歧义成因。朱德熙（1980）的《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在讨论多义句式的分化（句法歧义形成的原因）问题时，分析了句法结构中的显性语法关系、隐性语法关系。（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9-281页。 ）其中的隐性语法关系就是从语义关系上来分析歧义成因的。后人更是将语义关系的分析法作为分析歧义的基本方法。（二）语义特征分析“语义特征分析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词（总是属于某类实词中的一个小类）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以解释说明为什么代表这些实例的句式之所以独具某些特点，之所以能足以将该句式跟与之同构的句式加以分化的原因。”（陆俭明：《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学习》1991年第1期，第1-10页。 ）在国内，最早注意语义特征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是朱德熙，他（1980）在《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在分析“张三借李四一本书”时就分析了“借”的两种不同语义特征：“借 1”有“给予”义，“借 2”有“取得”义。（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9-281页。 ）后来他（1986）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中解释说，“台上坐着主席团”能变换为“主席团坐在台上”，但“台上唱着戏”不能变换为“戏唱在台上”，其原因是“这个变换式里的动词是有限的，即必须是包含语义特征［+附着］”的动词。（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第81-87页。 ）“相同句法结构中某一关键位置的词语，其语义特征的不同会对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表达带来关键性的影响，这已成为语法学界普遍认同的事实。”（税昌锡：《“语义特征”的定义和理据刍议》，《云梦学刊》2006年第5期，第125-128页。 ）语义特征分析法能较好地解释层次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不能说明的句法结构深层次的问题，因而，语义特征分析法受到语法研究者的青睐，也成了人们分析歧义成因的常用方法之一。（三）语义指向分析“语义指向就是指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个成分相关。”（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250页。 ）语义指向用以分析歧义能突破句法结构解释歧义的局限，在语义上进行越位组合，理解语义，说明歧义形成的原因。如沈家煊（1991）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在讨论“语义的不确定性”与“歧义”的差别时，就是运用“语义指向”等理论来解释造成歧义的原因的（沈家煊：《“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第241-250页。 ）。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分析歧义，讨论最多的是副词的不同语义指向所带来的歧义。在这方面，邵敬敏的研究较为清晰。他（1990）在《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初探》中分析了副词语义的“指”、“项”和“联”三个概念，“指”是“副词语义联系所指的方向”，“项”是“能跟该副词在语义上发生联系的数项”，“联”是“副词在语义上同时联系的对象”。“只能跟位于它前边或后边同一方向的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叫‘单项副词’”，“跟前后两个方向的成分都发生语义联系的叫‘双指副词’”；“只能跟一个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叫‘单项副词’，能跟两个以上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叫‘多项副词’”。副词语义的多“指”、多“项”、多“联”都能产生歧义。如：单指单项没有歧义，单指多项或双指多项则可能产生歧义。（邵敬敏：《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初探》，《汉语论丛》（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6页；又见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1-277页。 ）讨论具体的副词语义指向歧义的也有不少人。卢英顺（1996）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其对句法变换的制约》对副词“只”的语义指向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讨论了由语义指向所造成的各种歧义问题。（卢英顺：《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其对句法变换的制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443-448页。 ）徐以中（2003）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认为“副词‘只’位于主语前（只 1）只能指向其后的主语部分，不能指向其余成分；‘只’如果位于主语后（只 2），则只能后指不能前指”。（徐以中：《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48-52页。 ）讨论副词语义指向的还有周颖（2008）的《副词“都”的语义指向和歧义》，叶秋生、应利（2008）的《协同副词语义指向及歧义分析》等。

对介词的语义指向引起的歧义研究不如副词热烈，例如朱德熙、邵敬敏虽然都分析过“在黑板上写字”的歧义问题，但都是从变换的角度来分析的。（朱德熙：《“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第58-70页；邵敬敏：《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第36-44页。）研究介词语义指向歧义的目前仅见于广元（1999）《介词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漫析》一文，认为“在语义分析中，提出介词短语能够明确语义关系，但有的也会产生歧义，并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在介词短语的内部和外部对歧义现象加以分化”。（于广元：《介词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漫析》，《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52-55页。 ）

从语义的视角研究歧义这几种分析方法可以综合用来分析歧义现象。最常见的是用来分析“歧义格式”和“歧义句式”中的歧义。“歧义格式”是具有“类”特点的格式。如“N 1+的+N 2”中的N位置上用上名词才可完成格式的建构。对歧义的格式（结构）的研究，最能找出歧义的特点，因而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方面，研究的成果也最多。目前被人们所讨论过的“歧义格式”有上百种之多。（黄国营：《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69-89页。 ）被研究的较多的歧义格式有：“在+Np+V+N”、“V+的+是+N”、“N 1+的+N 2”、“V+N 1+的+N 2”等。“歧义句式”是使用了能形成歧义的虚词所形成的句式。这些句式多是使用了副词而构成的。受人们关注的“歧义句式”有：否定（带“不”或“没”）歧义句、“也”字歧义句、“最”字歧义句、“更”字歧义句、“连”字歧义句、“全”字歧义句、“都”字歧义句、“是……的”歧义句、否定比较（如“X不比Y·Z”）歧义句，等等。

三、 信息处理的视角

自然语言中的歧义识别和消解问题是中文信息处理的一大障碍。从信息处理视角来研究歧义现象，早就引起了计算机学界、信息领域的关注，因为计算机在进行自然语言理解时，在词形切分、语法结构、句义理解等方面都将会比人更多地遇到歧义的现象。在信息处理与汉语歧义的分析上，用得比较多的分析方法有“潜在歧义分析”、“优选分析”等。（一）“潜在歧义理论”的分析

在信息处理方面，冯志伟较早注意到汉语的歧义现象，并提出了“潜在歧义理论”（1989）（冯志伟：《中文科技术语的结构描述及潜在歧义》，《中文信息学报》1989年第2期，第3-18页。 ），认为歧义是一种“潜在歧义”，“潜在歧义”经过实例化（instantiation）的过程后，这种歧义有可能继续保持，成为真歧义结构的，也有可能得到消除，成为歧义消解结构的，因而这种“潜在歧义”不是现实的歧义，只是可能性的歧义。后来冯志伟在《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一文中，又将这种潜在歧义论用来解释日常语言中的歧义现象。指出：自然语言有其歧义性（ambiguousness）的一面，也有其非歧义性（non-ambiguousness）的一面。自然语言中这种存在潜在歧义有时又能够自行消解的现象正是歧义性和非歧义性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认为“潜在歧义是存在于自然语言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不仅存在于科技术语中，也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不仅存在于汉语中，也存在于英语等外语中。潜在歧义论加深了我们对于自然语言同形歧义问题的认识”。他从“潜在歧义论”的角度出发，对日常汉语中常见的歧义格式进行分析，“不但指出它们歧义性的一面，而且着重指出它们非歧义性的一面”。（冯志伟：《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中文信息学报》1995年第4期，第14-24页。 ）后来，冯先生还多次运用“潜在歧义理论”分析歧义实例。如《潜在歧义理论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冯志伟：《潜在歧义理论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中文信息》1996年第1期，第7-12页。 ）运用“潜在歧义理论”分析了多例通过限定某个词语使潜在歧义实例化消歧的过程，阐述了潜在歧义理论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实践作用。《机用现代汉语“V+V+V”结构句法功能歧义问题研究》（杨泉、冯志伟：《机用现代汉语“V+V+V”结构句法功能歧义问题研究》，《语文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20页。 ）运用潜在歧义理论分析了三元动词同类词短语中三个动词的语法、语义及语用特性，对汉语“V+V+V”结构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找到了这种歧义结构产生的原因及消解这种歧义的策略。《机用现代汉语“n+n”结构歧义研究》（杨泉、冯志伟：《机用现代汉语“n+n”结构歧义研究》，《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5-111页。）运用潜在歧义理论对汉语中的“n+n”结构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找到这种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和消解歧义的策略。（二）“制约”与“优选”的分析

在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方面，40多年来，对词义排歧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方法。如：“选择最常见义项的方法、利用词类进行词义排歧的方法、基于选择限制的方法、鲁棒的词义排歧方法、有指导的学习方法、自力更生的词义排歧方法、无指导的词义排歧方法、基于词典的词义排歧方法等。”（冯志伟：《词义排歧方法研究》，《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1期，第31-37页。 ）如此众多的方法，概括起来，不外乎冯志伟（1996）所总结的基于“制约”的和基于“优选”的消歧的方法。“所谓基于‘制约’的歧义消解方法，就是利用句法、语义制约条件，排除不能满足制约条件的结构，从而达到歧义消解的目的”。“所谓“优选”，就是在若干个存在歧义的候补结构中，选出一个最优的结构，从而达到歧义消解的目的”。“在实际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中，常常把基于‘制约’的歧义消解方法和基于‘优选’的歧义消解方法结合起来，用基于‘制约’的方法排除那些不能满足制约条件的歧义，用基于‘优选’的方法比较各种歧义的优先度，选取其中的最优者，从而达到歧义消解的目的。”（冯志伟：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歧义消解的方法》，《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第55-61页。 ）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常常会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先用一定的规则对句子进行“约束”分析，然后从分析的结果中选取最优的方案作为最终的分析结果。而在“优选”中，存在着基于句法的分析和基于语义的分析两种方法。前者如根据动词的配价满足度进行排歧；后者如用语义关联网来排除汉语句法分析出现的歧义。（苑春法、黄锦辉等：《基于语义知识的汉语句法结构排歧》，《中文信息学报》1999年第1期，第1-8页。）杨晓峰、李堂秋、洪青阳（2001）的《基于实例的汉语句法结构分析歧义消解》所提出的“基于实例的歧义消解方法”就运用的是“基于语义的优选法”，该文“利用《知网》为语义知识资源，通过实例比较的方法对候选句法结构中的实义词间的搭配关系进行评价，并计算整个分析结构的最优评价值，把评价值最高的那个分析结果作为分析的最终结果”。（杨晓峰、李堂秋、洪青阳：《基于实例的汉语句法结构分析歧义消解》，《中文信息学报》2001年第3期，第22-28页。 ）

以上涉及的信息理论对歧义的研究方法，也会对汉语歧义的人工消解提供适用的、有效的分析方法。

四、 语用的视角

语用视角的歧义研究重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析，重视语境的作用，重视说话人与听话人相互作用，重视交际意图对歧义的影响。最早注意到歧义接收的语用研究的是有关“歧义度”的讨论；随后是语境歧义的讨论；再后是引用语用学的有关理论，采用语义语用结合的方法，从蕴含、预设、会话含义等角度研究语用歧义。（一）歧义度的分析“歧义度”指的是歧义结构的歧义强弱程度或理解时的意义选择优先程度。实际上也是人们对歧义结构所包含的歧义的认知程度，从认知程度反观歧义结构的歧义度。赵元任最早提出“歧义度”问题，他（1959）指出：“影响某一形式歧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种解释的相对频率，若各种解释的频率旗鼓相当，歧义度就高，若相差悬殊，歧义度就低。”（Chao，Yuan Ren. Ambiguity in Chine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中译文见袁毓林译《汉语中的歧义现象》，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28页。）后来很多学者也都谈到“歧义度”问题。沈开木（1983）所说的“潜在义实现可能性最大的问题”（沈开木：《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第1-9页。 ），马庆株（1985）所说的歧义格式的各种表达可能性实现的机会的不均等（马庆株：《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90-101页。 ），李峰（1994）所说的“将歧义按人们语感上的反映，排出其先后顺序”（李峰：《论歧义的制约》，《新疆社科论坛》1994年第2-3期，第80-87页。 ），也都属于“歧义度”。歧义度的研究到后来也通过调查来获得。如杨敬宇（1998）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对“人称代词+指人名词”结构歧义度的差别。（杨敬宇： 《“人称代词+指人名词”结构的歧义》，《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第55-58页。 ）尤庆学（2000）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歧义句的“相对歧义度”（指歧义句例单义候选项之间认知理解频率的不平衡程度）和“绝对歧义度”（指歧义的可接受程度，即歧义句例被理解为有歧义的概率或可能性的大小）。（尤庆学：《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汉语学习》2000年第5期，第15-19页。 ）（二）语境歧义的分析

语境是语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语境有大有小，在上下文语境里小至短语，大至语篇、作品，在交际语境中会涉及交际现场的一切，在背景语境里与整个社会相联系。歧义是在语境中形成的，没有语境就没有歧义可言；歧义又能在语境中消除，只有消除了歧义，交际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在歧义问题研究一开始，语境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德熙、吕叔湘都曾分析过语境层面的歧义。朱德熙（1980）说：“通常认为没有歧义的句子在某种特殊的语言环境里仍然有产生歧义的可能”。如“木头房子”，在童话里可能指“木头领有的房子”（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第262页。 ）。吕叔湘（1984）列举的“歧义不在说出来的部分，而在没说出来的部分”的例子。（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第321-329页。 ）徐思益（1985）所专门讨论的“语境中的歧义”，“是作家或说话人有意创造的”。（徐思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第337-341页。 ）王建华（1987）进一步分析了语境歧义产生的原因和语境的影响。指出“语境歧义的产生是话语的语义内容和种种语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听读者的结果”，“语境因素使语义内容歧解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而“外显性语境有较大的限定性，内隐性语境有较大的自由性，因而后者比前者对语境歧义的影响要大得多”。（王建华：《语境歧义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第13-18页。 ）张宁（1988）谈到“从整体上看，各种因素都可能对语言运用有影响。但若针对某一语言现象来说，只有有限的语境因素起作用”，主张从语境的不同等级与歧义的对应关系上来分析歧义问题。（张宁：《语境等级与歧义》，《汉语学习》1988年第1期，第16-19页。 ）（三）语用歧义的分析“语用歧义是在不同的语用背景或不同的语用前提下产生的”歧义（杨亦鸣：《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第114-124页。 ）。运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语用歧义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种研究不仅从语言平面对歧义进行静态研究，更注意结合具体语境从语用的平面、从说话人和听话人交际过程的角度进行动态研究。

关于语用歧义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语用歧义的特点；一是从交际的角度研究歧义的利用。

从语用学角度讨论语用歧义包括从会话含义、言语行为、言外之意、指示语、语用预设、语境等角度分析歧义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以英语为对象的多，以汉语为对象的少，仅见有限的几篇，如徐以中（2003）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考察了“只”在不同背景和前提下的语用歧义问题，提出了“只”字句的歧义取值范围。（徐以中：《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语文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52页。 ）徐以中、杨亦鸣（2005）的《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从语用前提的角度讨论了“都”的总括对象，认为“‘都’字句的歧义分析则需考虑到语用前提以及主观、客观等不同的层面”（徐以中、杨亦鸣：《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24-29页。 ）。

从交际的角度讨论对歧义利用的研究，注重分析歧义所产生的积极的表达效果（语用价值）的分析，是传统修辞学研究的延伸。如郑文贞（1993）认为，故意巧用歧义句，不仅不影响语言的明确，反而会提高表达效果；故意利用歧义制造误会，能获得幽默、风趣、讽刺等效果。（郑文贞：《歧义句与修辞》，《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86-92页。 ）王本华（1999）分析了修辞歧义的形成，修辞歧义的本质特点、产生条件和表达效果等。（王本华：《修辞歧义说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8-34页。 ）康健（2002）将歧义句分为积极的歧义句（动态歧义句）和消极的歧义句（静态歧义句），并分析了利用积极歧义句所形成的反语、双关等修辞现象。（康健：《歧义句新角度透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45-48页。 ）

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千秋，“歧义度”注意到语用者的认知，但仍偏重于形式分析；语境歧义的分析重视了语境的作用，不拘泥于形式，但并未关注语言使用者尤其是接收者的认知；语义与语用相结合的语用学的理论分析注意了形式、语义、语用的统一，分析也很严密，但仍然是脱离了实际使用者的认知，尤其是言语群体的认知。

五、 认知的视角

早期的歧义研究者认为，歧义是由语言材料本身带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越来越认同歧义来源于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认知的不协调。因而，出现了关于歧义认知的研究。认知研究更关注语言理解的心理机制，重视语言与认知的联系，既考虑歧义存在的可能，又考虑歧义的实际存在。认知视角的歧义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歧义的存在，而是要通过歧义现象的研究探索语言认知过程的普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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