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偏爱野狐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焰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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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偏爱野狐禅试读：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历来是笨人比聪明人多得多。历史研究要花无穷无尽的笨功夫笨手段去读枯燥无味的书，寒灯枯坐，地老天荒，聪明人往往避之不及，都跑去读商学院去了；剩下几个浮躁点的，也去学外语、搞艺术去了。也因此，研究历史的地方往往是笨人扎堆，一个比一个笨，一个比一个迂腐，很少有人有良好大局观的，只是一味求小、求偏、求证，对于世事人心一概忽略。其实历史就是曾经活过的现实，一个人，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现实生活，他了解的，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只会是字里行间的某个片段。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拿来佐证，那就是民国之初宋教仁被杀一案。后来那么多书籍，口口声声说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其实稍稍想一想就不成立，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致力实业修铁路，国民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独占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让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按照《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的规定，议会第一大党当然组阁，其党魁当然出任内阁总理。因此，宋教仁下一步取代赵秉钧成为国务总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袁世凯要正式成为大总统，正指望宋教仁在内阁中助他一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干吗轻举妄动，影响自己正式当选民国大总统呢？这一类的动机，想一想，就觉得不合情理了。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中也阐明了我的看法。书同兄有一次跟我聊天，问我写历史是怎么对待这些疑案的。我说，把各方面的材料摆在一起，然后用人情事理来判断。这样的方式，就像写波洛推理判断一样。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拿个理由先！

宋教仁是谁杀的？暂时还没有定论。不过陶成章被杀的案子前些年开始真相大白——陶成章曾经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二号人物，他是1912年1月14日被杀的，比宋教仁被杀早一年，地点也是上海。陶成章案跟宋教仁案一样，是当时的惊天之谜。现在水落石出，竟然是蒋介石等人干的。蒋介石和王竹卿联手去上海广慈医院，开枪将陶成章暗杀。蒋介石和王竹卿后面是谁？是陈其美。陈其美的后面是谁？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民国成立后，国父孙中山觉得党的组织仍不够严密，需要改组，加强纪律和执行力。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要求组织对个人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之类的事。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黄兴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据《孙中山全集》记载，在刺陶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5日，孙中山曾致电陈其美：“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按照孙中山电报的内容来看，孙中山似乎对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一事不知情。不过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到了日本，立即拜访孙中山。从6月13日到8月31日，孙中山与蒋介石共见面29次，其中蒋介石去东北还离开了日本一个多月，8月17日又开始见孙中山。两人可谓形影不离、情投意合。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孙中山、黄兴指使的，蒋介石“不过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李敖这人才高八斗、才华横溢，但心思不正、剑走偏锋。他的说法，姑妄听之。《万象》2010年9期、10期张耀杰文《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对宋教仁一案有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是陈其美。文章说：“应夔丞在宋教仁案中所扮演的，既不是暗杀行动的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也不是暗杀行动的操作者的角色，而是在中央政府与上海国民党之间，专门收集用来嫁祸于中央政府的情报信息和证据材料的双面间谍的角色。具体操作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应夔丞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谍报科科长时的一等科员吴乃文，及其同伙王金发、陆惠生、拓鲁生、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吴乃文等人所执行的显然不是来自应夔丞的命令，而是更高层的陈其美等人的命令。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扮演的既是侦破宋教仁案的总指挥，同时也是制造这桩谋杀案的第一嫌疑人的双重角色。……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宋教仁案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策略，是依次推出或者说是抛出比较低端也比较边缘的武士英、王阿发、应夔丞、冯玉山、邓文斌、张秀泉、陈玉生、陆惠生等人，而把真正了解真相的核心人物吴乃文、王金发、陈其美等人，隐藏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幕后。宋教仁案经过公审公堂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所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和应夔丞的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谋杀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夔丞、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谋杀活动的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王阿发、何海鸣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关于宋教仁之死，现在的人似乎已不太关心了。我前些日子看完《万象》那篇文章之后，曾经在微博里发了一个帖，表示自己的震惊。令人尴尬的是，几乎无人回应此帖。人们大概都在关心物价房价上涨、小三夺权之类的事了吧？实际上人们还是应该回头关注一下此事的：民国之初，政体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搞民主宪政，搞共同执政，那些大佬一个个战战兢兢努力克制。孰料宋教仁事件发生，孙中山第一个起来“抄家伙”，于是大家都接二连三地“抄家伙”。此后大伙都不遵守规则，也坐不到一起来了。袁世凯死后，更是没有能控制住局面的人了，树倒猢狲散，一蟹不如一蟹，军阀都动辄抄家伙，把政坛搞得如流水席一般了。小凤仙何以青史留名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八卦”的那一段时间，就算是晚清灭亡前到民国北洋那一阶段了，先是废除了科举，后来又政治大开放，不仅解除了党禁，也解除了报纸和出版禁令。很多处于转型阶段的文人在没有了既定的追求后，郁郁不得志，一部分热衷于主义和思想，另一部分全在纸上“八卦”一气。那时候又没有相应的新闻规章和法律规章，编纂者或是利益驱动，或是党派指使，或是排遣私怨，或是唯恐天下不乱，根本不顾道德底线。这使得那一段历史现在看起来都是嘈杂乱象、真假难辨、不明所以。这也是我在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以及北洋历史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从这一点意义上说，袁世凯也算是最倒霉的总统了，他所面对的直接攻击，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最多的。以致“袁大头”至今也无法立起身来，成为历史角度一个落落寡合的“冤大头”。

前段时间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谈“蔡锷与小凤仙”，把这事的前因后果翔实说明，有关“红颜知己”之类的曾经佳话，不仅可以说是捕风捉影，简直可以说是“无”风捉影——出逃的前一天晚上，蔡锷曾和刘成禺、哈汉章等人，借口给哈汉章的祖母过八十大寿，开了个寿宴。寿宴热闹非凡。寿宴结束后，大伙唱戏的唱戏，打牌的打牌。蔡松坡、哈汉章、刘成禺，还有一个叫丁怀的，一起在寿宴隔壁的房子里打麻将，一直打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蔡锷说：“我要走了。”大伙不让他走，说：“你再打两小时吧，还不晚。”就这样一直打到七点，蔡锷硬是要走，大家拦不住，就让他走了。

节目援引资料说蔡锷出了哈汉章家后，先是进了新华门，到了总统府，对门卫说：“我的表快了两个小时，所以来早了。”然后，就进了门在总统府里晃悠。在政事堂，蔡锷给八大胡同平时稍熟悉一点的妓女小凤仙打了一个电话，说中午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小凤仙哪里知道内情呢，就应承下来了。过了一会，蔡锷大摇大摆地走出政事堂，从西门上了街，坐着三等车来到天津。蔡锷走后，刘成禺写了一首《洪宪纪事诗》，故意把蔡锷的出走往与小凤仙的关系上引：

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云。

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

刘成禺写这首诗，当然是想给自己撇清干系，把事情搞复杂。刘成禺挑了个头，文人们就来事了，一拥而上往上面去。很快，一出中国式传奇的话本横空出世：蔡锷变成了“吕奉先”，小凤仙成为倾国倾城深明大义的“貂蝉”了，至于袁世凯，因为想当皇帝，自然成了篡位的董卓。

本来是蔡锷一个人的出走，经过报章的渲染加料后，成为悬念顿生的一台大戏，男女主人公以及反面角色都有了，戏剧冲突也有了。与此事无关的小凤仙也一夜成名，这个姿色平平的小妓女，只是因为认识蔡锷，接到一个饭局电话，就卷入一场“革命传奇”中，莫名其妙地被载入史册。不过留名也只是个空名，小凤仙并没有沾多少光，依旧当她的妓女，生活没啥改变。蔡锷1916年逝世后，小凤仙变得更惨了，她离开了八大胡同，先是嫁给一个东北军军官，从北京移居沈阳，隐姓埋名；后来又改嫁给一位姓陈的厨师，被四周邻居们称作“陈娘”，生活得很拮据。有资料说，小凤仙晚年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和听戏，几乎每餐都要饮两盅白酒，不过饮得很慢很慢；她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戏，尤其是评剧，听得有滋有味如醉如痴。一直到1976年，“陈娘”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终年76岁——她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是突发性的脑溢血。如果算作报纸版面呈现的话，“一代名妓”还原成报纸的边角料，“佳话”回归到豆腐干大的社会新闻。

实际上蔡锷的出走很复杂。蔡锷到了天津，进了日本领事馆，然后由日本领事馆安排坐船到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又有人安排他绕道去了云南，开始“护法”运动。对于蔡锷“叛逃”一事，有一种说法近来浮出水面，是蔡锷的曾外孙袁泉写的文章，说蔡锷出逃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袁世凯并没有派人监视他，对他也很善待，是蔡锷自己，对袁世凯心生不满。蔡锷离开北京去日本治疗喉疾，是袁世凯亲自批的假条，蔡锷根本不是偷偷摸摸。由于蔡锷与小凤仙并不亲密，他起事后，小凤仙也没有遭到关押。

蔡锷和小凤仙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八卦男女主角。类似小凤仙与蔡锷之间的八卦，晚清和民国时期尤其多，像“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八卦、“袁世凯与五姨太”的八卦、“张勋与小毛子”的八卦、“吕碧城与英敛之”的八卦、“陆征祥与洋姐姐”的八卦等等。那个时代的社会，在政治找不到方向的情景下，变得向“娱乐化”方向走。乱世之中，那些弱女子就像口红般被随意涂抹：画得好的，成为“青史留名”的美人；点缀的部位不对，一下子变成个“三花脸”，成为一个让人嬉笑的丑八怪。鲁迅与吉格斯

白岩松说人到中年之后，就喜欢以常识来判断事情了，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这个人有多少光环。白岩松这一句常识，倒是讲得蛮在理。我读乱七八糟的书，逢到扑朔迷离的地方，也会用一些常理来推断，从不在乎对象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是一种成熟还是阴暗，我想还是前者的成分多一些吧。

1923年7月19日，在教育部上班的鲁迅回到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家。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的钱买来的，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刚到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来了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便是“周氏兄弟失和公案”。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只有靠这一封没头没脑的信揣度了。因周作人在短信中写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这一段话，不免让人联想到一些与男女之事有关的事——基督徒是不允许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友的责难。周作人不想责难，的确是有点隐约，仿佛是说：你要自重，要就此结束，不要再勾引你的弟媳妇了。

收到了周作人短信的当天，终生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十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从鲁迅的日记中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后，鲁迅的反应是很想找周作人面谈，但周作人拒绝了，根本不想跟他解释什么。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也就是8月2日，鲁迅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对于鲁迅的净身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就是鲁迅，周作人竟然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了，此时执笔的心境，大概可以推出所以然吧。

事情似乎没有结束——第二年的6月，周氏兄弟再次发生了大冲突：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兄弟俩发生了正面冲突。根据鲁迅当天的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鲁迅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继续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周氏兄弟的这一番干仗，其激烈程度，仿佛如炸药包炸了似的。“爆炸”之际，在场的人有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是用日语开骂的，除了章廷谦，在场的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后来对羽太信子的话谁也不愿原本道来。既然羽太信子的话不愿复制，就更说明事件的严重性，也说明事件的讳莫如深了。

这一场“爆炸”还真是深入而持久——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周氏兄弟再也没有说过话。并且，鲁迅死后，周作人提起他，竟然说“那坟头”，可真谓是刻骨铭心吧！对于这一段公案，兄弟两人当时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大约是记在日记中的，后来，又将日记本撕了两页，连自己也不愿面对了。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这话说出来，基本上等于没说，个中原委，还是搞不清楚。

周氏兄弟的失和，当时的大小报章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猜测，有正经的，也有八卦的。后来的研究者，曾将其中原因归结于两种：一种说法是经济论，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持这样的看法，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这一种观点，主要来自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后来曾跟许广平谈过此事，许广平后来写在了回忆录中。在谈话中，鲁迅是这样说的：“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羽太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呢？”从口气上来说，鲁迅在说话的后几句，仍藏有一些冷幽默和自嘲。

当然，当时接近八卦的说法，是认为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因而引起事端。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不过也不足以让人们相信。日本女子洗澡本来就不介意别人看，即使鲁迅有意无意地看上两眼，也不至于引起羽太信子和儒雅的周作人雷霆万丈，更不足以引起双方一直缄默。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要有“炸药包”，至少得有能引起爆炸的“炸药”才是，而像乱花钱之类的事情，似乎还不足以有“炸药包”般的功效。哥俩都是大文化人，一点经济问题，应该不会引发这样的爆炸吧？

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除了那些见于文献的内容之外，倒有一些更为离谱的说法。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的一个猜测很耸人听闻：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这个笔名，也是他们之间的默冥。孰料羽太信子在嫁给周作人之后，对于这样的“阴谋”深感良心不安，于是就要鲁迅断绝与她之间的暗中来往，鲁迅不愿意，羽太信子无奈，就把真相告诉了周作人，一向温文尔雅的周作人一下子发作了，于是就引发了兄弟之间的天翻地覆，以及后来兄弟之间的终生绝交。

写到这里，恰巧在报章上看到英国著名球星吉格斯“犯事”了——吉格斯这个无比低调顾家的好男人，竟然与他的弟媳娜塔莎有染：2003年的时候，29岁的吉格斯与20岁的“单亲妈妈”娜塔莎在曼彻斯特一家酒吧里一见钟情，随后双方发生了肉体关系。这时候吉格斯的妻子斯黛西正怀着孕。在此之后，吉格斯与娜塔莎一直保持着性爱关系，直到某一天娜塔莎认识了吉格斯的弟弟罗德里并嫁给了他也不停止。而且，娜塔莎后来还产有一个孩子。这段婚姻到底是不是吉格斯撮合的，以及娜塔莎后来生下的一个孩子究竟是谁的，那只有天知道了。最后的结局是，吉格斯与弟弟罗德里30年的兄弟情谊被彻底颠覆，可怜的弟弟罗德里冲着吉格斯大吼道：“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信任你，结果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回转过来，罗德里冲着娜塔莎吼的是，“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吉格斯的偷情故事，当然不能跟千家驹所说的八卦相类比。从热爱鲁迅的立场出发，对于此八卦，我是坚决地不相信，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鲁迅怎么会犯球星吉格斯的错误呢？两人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千家驹一定是老糊涂了。虽然人是有弱点的，但鲁迅先生应该是个例外，似乎看不出什么缺点。我还是相信有其他原因使得周氏兄弟吵架，比如经济原因，比如一段时间双方失眠睡不好觉徒增火气，以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等。《大宪章》与“潜规则”

我看英国电影《铁甲衣》，完全是因为它跟《大宪章》有着关系的缘故——这一部电影说的是《大宪章》签订后，英格兰国王约翰撕毁协议向北欧借兵进攻英格兰贵族，妄图废除《大宪章》的故事。电影中，圣殿骑士们再次揭竿而起奋力反抗，约翰国王遭遇了失败，只好继续遵守《大宪章》。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由于《大宪章》的背景，我仍看得津津有味。《大宪章》是785年前，英格兰的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一个协议，一份合同书。800年前，英国的国王和诸侯贵族们在长期共处中，形成了互相的义务和责任。国王把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赐给贵族，贵族则向国王提供劳役和赋税。国王策划战争，贵族出人出钱。国王和贵族约定，打大仗或者征重税前，必须和贵族商议。这种方式，很像中国周朝分封制中的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封建制，只持续到秦始皇统一。在此之后，便是长达2000年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了。

到了13世纪初，由于英格兰国王约翰长期与法兰西保持战争状态，英国各地的分封贵族负担逐级加码。到了1204年，约翰国王失去了祖上留下来的在法兰西西北部的土地。约翰国王不甘心失败，在国内加征税收再征兵。这一次各地的贵族不同意了，他们开始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与此同时，英王约翰又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纠纷，教皇宣布对英格兰动用褫夺教权的禁示令，不再提供宗教服务。国王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各地的贵族胆子更壮了。英王内外交困，只好向教皇妥协。接受了教皇任命的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权力，承认自己是教皇在英格兰的封侯。教皇则将英格兰作为采邑回封给英王。

处理好这些事情，英王约翰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夺回诺曼底和安如，约翰还是想跟法王菲利普二世再战一场。国王害怕下面不服，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逼迫其服从。不过这一次由英王发动的英法战争，又以英国的大败而收场。当英王回到英格兰，准备东山再起继续发动战争时，贵族们不干了。1215年春天，贵族们联合起来，占领了伦敦，和英王形成对峙的局面。双方开始了谈判，1215年6月15日，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草拟了一份文件呈给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的《大宪章》。《大宪章》的内容被快骑送往各郡，向所有的自由人宣读。约翰国王之后的英王们也相继表示接受《大宪章》的约束。从此，《大宪章》成了英王和贵族关系的一种保障。《大宪章》共计63个条款。这是国王和手下25五个分封贵族的权力划分协议书，是互相对义务和责任做出的承诺。《大宪章》明确了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约的原则。国王从上到下的权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国王不能垄断一切权力，不能包办一切，不能一手遮天。国王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出让给这个对立面，而这样的分权和相互制约，必须通过共同的契约，通过互相的承诺来实行。这就是法律。《大宪章》第一次明确了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没有人能够置自己于法律之上。并且，只有法庭才有权力判一个人是否有罪。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这一条款确立了这样的规矩：国王想要惩罚一个人，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对国王的权力做出限制，是英格兰贵族长期努力的目标，而在书面文件上明确做出规定并且由国王盖印保证，这是第一次。这是西方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今日英美法制几乎所有的重要原则，都可以在《大宪章》中找到萌芽。《大宪章》种下了今日西方法制的基因。《大宪章》制定的1215年，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末元初。那一年，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攻下北京，设置燕京大兴府，忽必烈也在那一年出生。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是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如果将当时英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比英国的分封制远为先进。英国的社会制度，还停留在封建主义的阶段，这种制度与中国早年春秋战国时的封藩制以及日本近代的幕藩制有诸多相似之处：诸侯各占一方，爵位世袭，拥有兵权和土地权，与国王分权自治，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而中国，由于秦始皇用暴力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贵族和诸侯的力量相对削弱。各地方统一由中央派属官员，所有土地隶属皇帝，不存在贵族和诸侯的分权。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手上，这种体制得到了初步完善：封建主不复存在，地方官由中央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这种政治体制，比当时英国的体制要先进得多，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办事效率也更高，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的社会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所经历的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发展，似乎有自己的特点，吴思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是家天下社会。我与吴思的看法有些类似，只不过我以为中国自秦始皇起，封建社会结束，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或者叫极权社会，而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更是将这种中央集权运用到登峰造极，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变得更加独裁了，不仅集天下财、权、物、土地于一身，也将百姓的性命掌握于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跟皇帝叫板。所有人的性命都隶属于天子，没有国民，只有草民、奴才以及暴民。就皇帝的权力而言，中国的和外国的，简直就是两码事！由于绝对力量无法撼动，中国自然出不了《大宪章》，那些匍匐在地的草民们，有谁敢跟皇帝说个“不”字呢？

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因为力量均衡，谁也制约不了谁，所以就有了《大宪章》；因为有了《大宪章》，英国的很多事情都向公开和契约方向发展；公开和契约慢慢成为一种风气，社会走向也越来越明确。而中国呢，中国自秦大一统后，没有了均衡的力量，天平永远向着皇权倾斜，没有力量能制约皇权，也就没有了《大宪章》；没有了《大宪章》，一切摆不上桌面，都在桌子下面内斗，“潜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发展成汩汩潜流，无数事情都成了“只能干不能说”。到了后来，更是积重难返，成了整个社会的毒瘤……对比着中国的历史道路，英国以及《大宪章》更像是斜刺里走出的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下子就走到了中国前面去了。这真是没有办法，谁让上帝长着卷头发绿眼珠呢！运气有时很重要

今年新出的西班牙电影《223》讲的是西班牙历史上那一场著名的政变：独裁者佛朗哥死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西班牙，1981年2月23日，在首都马德里，议会正在开会，电视实况转播，内容是议员们表决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傍晚6点20分，表决刚刚开始唱票，一群民卫队武装士兵在特赫罗上校的带领下，突然闯进议会大厅，冲着天花板就是几梭子，然后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议员们一个个惊恐万状，狼狈地趴倒在椅子上，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有两个人始终很镇定地坐在那里，他俩一个是已辞职的前首相苏亚雷兹，另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议员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被士兵打翻在地；苏亚雷兹冲上前去护卫将军，也被推倒在地上。

这一次行动，是军方几个极端分子发动的政变，目的是逼迫议会解散，成立军政府，重走专制和独裁的老路。政变发生后，因为政坛人物被困，群龙无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挺身而出。国王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进入。国王意识到，这时候如果一个高级将领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指令，就能起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卡洛斯国王决定不依靠任何人，只是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意志来解决问题。胡安·卡洛斯国王立即给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一一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在得到他们的效忠表态之后，国王命令所有军队不得擅自调动、原地待命，如果擅自调动，后果自负。军队稳住了，下一步就是对政变本身进行调查和判断了。国王开始推测，究竟是谁操纵了这一场政变。与此同时，国王还启动了与特赫罗上校的谈判，摸清楚政变的原因和要求，给他们安抚和承诺，让他们冷静，以免惹出极端行动。在这一次忙完之后，国王开始面对公众了，半夜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他以一贯的尊严，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保持理性。国王明确表态，他坚决不能容忍这一打断民主进程的行为，政变若要成功，除非先打死国王本人。不过公众在此时，不能采取任何措施。由于国王在西班牙具有至尊地位，胡安·卡洛斯国王的这番表态极具影响力。一番较量之后，不仅政变的策划者在权衡了一番后，不敢站出，扣押议员的特赫罗上校最后也不得不缴械投降了。

政变平息了，国王胡安·卡洛斯如释重负。不过他并没有急着欢庆胜利，而是在当天晚上召集了各大政党领袖开会座谈，当中包括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等等，他们都代表着各自的政治势力。胡安国王指出，政变虽然失败，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民主政府所遇到的问题。作为西班牙的政治家，一定要充分理解军人的情绪、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现状的失望，作为一个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他们的力量和正当要求不应该再被忽视。对这些发动政变企图颠覆政权的军人，如果各政党做法过于偏激，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胡安国王要求各政党回去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以怎样的一个新政策，去争取更大程度的全国团结。国王最后严厉地说，作为国王，他本不应干预政事，这一次干预，纯属责任，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这个事实本身，也有违法的嫌疑。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话，直中要害。把军人排斥在民主政治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1981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考虑的，是客观环境，以及现实的局限性。政治的艺术，是在该坚定不移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妥协，以保证能够达到目的。

几天后，300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以表达民众对这些年西班牙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捍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转型的要求，都是人民的意愿，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民主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领，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以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当然，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等军队国家化的政体下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但在西班牙，因为有着上百年军人执政的传统，这样的对话和沟通，也情有可原。两方的沟通和尊重，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机，终于过去了。

在此之后，参加政变的军人们也被依法进行了审判。作为证人的胡安国王没有一味“痛打落水狗”，而是积极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也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不会想不到起事后第一要做的，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国王对于这些叛将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在大局面前的理性、客观、公正和智慧。“223”事变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西班牙由军事独裁向民主化国家的转型任务终于完成。这一次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而和平地向反对党转移，一切波澜不惊。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自此之后，西班牙上百年的动乱和军事干预政治的传统业已结束。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223》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在从荧屏上回顾这一场危机完美解决的时候，不由得心生感慨：除了看到国王冷静、克制，具有巨大掌控能力之外，也看到了运气的巨大作用。因为当时孤军深入的特赫罗上校或者其他什么人，情绪一旦失控，或者枪支走火什么的导致个把人死去的话，仇恨就不可抑制，也很难说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了。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帝拯救了西班牙，就让西班牙平平安安地转型了。上帝没有垂青中国，中国就从辛亥革命起，开始了灾难深重的“U”形弯。我们现在回首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一段乱象，设想如果当时各派势力公平谈判、齐心协力，也没有曹锟、张勋、冯玉祥等一干粗人捣乱，那么，也许中国还真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不过历史就是这样不能假设的。依照我的理解，中国的深重灾难，还是跟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欠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曹锟、张勋、冯玉祥太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老老实实清明理性呢？所以必定是乱代替不乱。更何况还有日本俄国在一旁虎视眈眈唯恐天下不乱。所以中国一乱又是半个多世纪，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历史上欠的债，现实偿还；秦始皇汉武帝等欠的债，需要我们来偿还。牛鞭到底有没有用？

我一直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作文学或者童话书来看，这是指《本草纲目》之类的书非常有想象力，有意味，像是“小红帽”之类的童话。比如李时珍在谈到“凡物皆有因果，皆可相生相克”时，就说孝子的衣帽、寡妇的床头灰、草鞋等，皆可入药；男阴毛可以治蛇咬，女阴毛可以治“五淋、阴阳易病”；人魄（人吊死后的魂魄）可以镇惊吓；人股可以肉疗羸瘵（割股疗亲）；人中黄也就是人的粪便可以治呕血；梁上落下的灰尘可以治昏厥，等等。真是一派童话的味道！《本草》中还有很多偏方禁忌，也极有神秘感，比如说对女子怀孕，有数十种东西必须禁忌：吃姜会使孩子多指、得眼病；吃桑葚、鸭蛋，会使孩子倒生，且会生心寒；吃山羊肉，会使孩子多病，羊肝更是不能吃；吃鲤鱼脍及鸡蛋会使孩子成疳、多疮；吃狗肉，会使孩子无声音；吃兔肉，会使孩子缺唇；吃骡、驴、马肉，会延月难产；鸡肉合糯米吃了，会使孩子长很多寸白虫；鸡蛋合干姜吃了，会使孩子多长疮；吃雀肉又饮酒，会使孩子的心性淫乱……如此多的禁忌真不知怎么想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东西可吃呢？只有喝稀饭安全省心了。

中医一直说“医者，意也”，这个“意”，就是联想，就是推测。中医总体上是信“神”的，觉得冥冥之中有神在操纵，药与万物都有神性，所以一直推测和试图把握这个神性。传说世界万物俱有真名，只是出于各种原因，“真名”被隐藏了。所谓“真名”，就是一种呈现出其真实本质的名字，由于它掌握了事物最核心的秘密，所以必须秘藏起来，隐而不彰，只有别具慧心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发现它的真名所在并加以利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鬼为什么哭？那是因为有很多“真名”经过文字的标明之后，秘密外泄，透露了世界的真谛。因为如此，中医也有因为“真名”而入药的习惯。比如石榴，因为音同“石流”，所以被用来利尿和治疗结石之类；还有百合，因为叫“百合”，所以，凡药方都喜欢加入这个东西，因而百合也成了“万能之药”；穿山甲能够钻，药性肯定有利于“通”，凡是血栓血淤水肿之类的，都需要“穿山甲”来“钻”一下。我的嗓子不好，一个朋友听说了，给我寄了一大束芦苇根。我收到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脑筋急转弯”，想起中医药性与药理的方法，推测中医的判断是因为芦苇是空心的，风一吹就会响亮地发出声来。既然芦苇发声响亮，它的汤汁就肯定能利声。

中医的手段主要是实践和直觉，很多药方，都是对应着天地人之间的大理论，辅之以某些经验的积累和记录，再加上直觉、臆想和推测，最后落到某个具体事物之中。“以形补形”“吃什么补什么”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扩展，比如说吃血补血，吃肝补肝，吃猪脑补人脑，吃心补心……吃什么补什么有没有道理？中医认为是有的，在中医学看来，动物脏器为“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相应内脏在结构、生理功能、形态、生化特征等方面有诸多相似性，一定藏有某些肝之为肝、肾之为肾、心之为心的东西，肯定调养补益等方面优于草本药物。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现代的医学研究表明，胰岛素可从动物胰腺中提取；猪肝中有治疗肝脏疾病的核糖核酸等元素；动物的胆汁中有可以治胆囊炎、胆石症的胆酸钠等成分。这些，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吃什么补什么”是有一定效果的。

不过，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就人的器官而言，藏有“肝之为肝、肾之为肾、心之为心”的东西，实际上是极有限的，最典型的是“鞭”，即动物的阴茎，一直被中医视为壮阳灵药。现代研究的成果表明，“鞭”与普通的肉一样，主要成分只是脂肪和蛋白质而已，并没有藏有某种“鞭之为鞭”的东西。至于吃“肾”，即动物的睾丸，古方用胡椒油煎羊睾丸治阳痿，太监们以食动物睾丸企图长出新的睾丸等，同样被现代医学证明无效。现代医学研究结果表明，除老年男性发生血睾酮水平不足，可用雄激素类药物治疗低血睾酮性阳痿外，其余则很少有效或根本无效。睾丸内含有大量的雄激素，过多食用会引起肝功能异常、黄疸、肝出血甚至肝脏肿瘤。而且，雄激素还是国际奥委会规定的禁药，有很大的危害性。

牛鞭马鞭到底有没有用？这还真是一个问题。西医说用处不大，但实践也有证明它用处的地方，我的一个好朋友就真遇到过让他费解的事：前些年阜阳那地方养黄牛成风，最珍贵的一道菜，莫过于红烧牛鞭了，当地人招待客人，都会上这一盘金黄色的菜肴。阜阳人送礼，也会选择送牛鞭。有一天，一位阜阳朋友来肥，带了一捆柴火一样的东西看望朋友，告知他那是牛鞭，很管用的。朋友不知这个，也没把礼物当回事。第二天，他在外吃完饭回家，小狗不停绕前绕后要吃的。朋友想起了昨日阜阳朋友送的牛鞭，便将牛鞭煮了一小碗，让小狗吃了下去。哪知吃下去没多长时间，小狗上蹿下跳，如发了疯似的。朋友这才知道，这牛鞭还真是厉害。医学不能证明的，实践证明了，该相信哪一个呢？最起码得承认，现代科学也是存有局限性的。

话题说到这里，是不是太严肃了，现在的中医，很有点因自卑而产生的极度自尊——往往是一说中医不行，立即就有很多国粹粉丝（也叫“国粉”）跟你急，所以还是打住打住，说两个段子吧。一个段子是微博上看到的，疑是马丁啉的广告——诸葛亮临死前料定他死后魏延必反，暗嘱马岱杀掉魏延。蜀将中人才济济，马岱武功平平，为何诸葛亮偏要找马岱担此重任呢？因为，马岱字丁琳，马丁琳专治魏延。这一个段子的出笼，真是深得中医三昧。还有一个故事是有关历史的：当年西方有神父兼医生来中国时，曾经为自己看到的一些现象迷惑不解。有一天，这个人实在忍不住了，他问一个中国官员：“在中国怎么看不到只有一条腿的人呢，中国从不发生事故吗？”这个很聪明的官员如此回答：“噢，有的，但我们不懂外科手术。如果一个人的腿不行了，我们就把他整个人埋了。”老子究竟哪里人？《安徽商报》近日一条考古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涂县新市镇临川村陶庄自然村的陶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土墩墓。奇怪的是，这座墓葬中竟然出土了西域的物件“蜻蜓眼”！

考古人员介绍，“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为玻璃制成，做工极精美。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出现于西亚及埃及，先是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眼睛文化”发源于西亚或印度，当地人认为眼睛有避邪功能，游牧民族在迁徙的路途中，喜欢在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可以避邪，也可以用来交换所需之物。当涂越国贵族墓中出现这种“蜻蜓眼”，说明在战国时期，这里的王公贵族和西亚各国有着密切的来往。

战国时西亚玻璃制品的出土并不是孤例，前些年湖北发掘的曾侯乙墓，就有类似的玻璃装饰品出土。算起来时间上更早。“蜻蜓眼”在中国的出现，说明西域和东土之间，一直是有着联系的。除了“蜻蜓眼”之外，还有一些活物，也可以作为东土和西域交流的实证，比如说驴，有人考证出，即是周朝的时候，从北非一带传入中国的；骡也是稍后一点，由西域地区传入的。畜生和物件是人带来的，以此类推，当时应有贸易、文化以及人际方面的交流；高一层次的，还有思想的碰撞，语言和文字的杂糅。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绝不是现在想象的那样画地为牢，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来往和交流。只不过很多文化现象，没有引起统治者以及“主流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或是把握不住，没有载入史书罢了。

这么一想，有关墨子的一些说法，就变得有理由了——一直以来，有人根据墨子的长相、打扮、思想学说体系，判断墨子不是史书上所说的宋国人，极可能是印度人。主要论据为：第一，墨子肤色很黑，墨子的黑可能是印度人，印度虽主要是雅利安人种，但印度阳光太烈，晒了很多年后，人的皮肤自然黝黑了；第二，印度也称摩罗，中国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墨”和“摩”同音；第三，墨子的形象“摩顶放踵”就是印度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最早持这种看法的是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这个胡怀琛，是我的宣城同乡，泾县溪头人，文字大家胡朴安的弟弟。胡怀琛在1928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意思就是一个黑色的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印度人。

持这种看法的还有王国维的弟子卫聚贤先生，他也认为墨子之学源自印度。卫聚贤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墨子小传》中说，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且认为墨子的弟子随巢子也为印度人，并认为《山海经》作者可能就是随巢子。卫聚贤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研究院读书，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同学有陆侃如、冯沅君、刘节、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吴其昌等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卫跟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情谊很深，1927年6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王国维情绪消沉，卫聚贤请王国维到自己老家太原休养，王国维没答应。第二天一早，得知王自沉昆明湖，卫悲痛万分，号啕大哭。卫聚贤对中国历史的著名看法还有：中国人发现了美洲，也发现了澳洲，并且，很多中国名人先于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卫聚贤说东晋高僧法显就曾到过美洲，这个还算靠谱；比这不靠谱的，说孔子、张衡、李白、杨贵妃女士等，都去了美洲。卫聚贤也不是乱说一气，为了有理有据，他还亲自带队现场勘察——1974年，75岁的卫先生带着一帮人乘坐仿汉代的木船，带着仿汉代的食物，不载现代化仪器设备，从香港起锚，一直驶向浩瀚的太平洋，以模拟证明早期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航行。船只快到彼岸百里处失事，幸得遇人搭救，方免于罹难！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墨子一事的观点上，与胡、卫二人的观点也有些相似。梁启超曾说过《墨经》与印度《因明学》暗合，墨子之学不像是中原学说。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佐证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说法。

卫聚贤属于“在野”派学者，在野派与在朝派史家，是有区别的：在朝派原则性方向性强，不敢乱说乱动，后面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在野派则不一样了，可以顺着历史的现象，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卫聚贤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很多见解是颠覆性的，他的观点和判断，有时候就像是在放“原子弹”——他说中国的龙形象由鳄鱼转化而来（这一点，与周作人的观点一样）；他怀疑屈原的存在，提出“屈原”就是贾谊“冤屈”的改字颠倒。卫聚贤不仅说墨子是印度人，还认为老子与扁鹊也是印度人。老子出关是干什么呢？不是去西域“化胡”，而是回家，回自己的老家——你们中原人太痴迷于权力和战争了，算了，不跟你们玩了，我回我的老家去了。

说老子与墨子是外国人并不奇怪，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都不是中原人，尤其不是炎黄这一系的，随后慢慢变成“中国人”；并且就当时而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并不明确和固定。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也被称为“戎狄”。至于唐朝的皇帝，是李家人当皇帝前被赐姓的。陈寅恪考证说李家人是天生的“虬髯”，就是卷毛连鬓胡子，这样的生理特征显然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那是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至于唐代其他一些人，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李白很可能有吉尔吉斯斯坦血统……既然后来有这么多胡人，那么，春秋战国时东土有一两个入了中国的胡人，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就像荣格转引的李提摩太和佐伯好郎的观点，认为中国道教金丹支派的创立人吕岩，也就是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是一个信奉景教的基督徒！这就相当令人震惊了。连奇崛突兀的道教也不是孤立诞生的，它也有滋生的营养。这真是——“哪有东方西方，不会各自一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歌德说的。扯淡的论文

近来网上很干净，庸俗难成，只好找点有趣味的东西读——新一期的《科学》杂志有一篇论文：在种植水稻的南部，人们更为相互依赖，而北方小麦种植区人们则更加个人主义。研究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南方离婚率低于北方，而北方发明专利数多于南方。

该研究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共同完成。为了验证大米理论（rice theory）的适用性，研究者选取了来自6个不同省份（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的1162名汉族人作为被试者，分别考察他们的思维方式、如何看待自己和朋友的关系、忠诚度等方面，最后得出了以上结论。该研究还认为，之所以水稻和小麦种植区的文化有如此差异，是因为两者的灌溉和劳作方式要求不同：水稻需要持续水源，要求人们相互合作建立完善灌溉系统，各片田地要互相协调；小麦的种植就简单多了，农民大多数只能靠降水灌溉，也较少互相协调和合作。

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想法整体性更强，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关联性而非分析性。研究者还考察了位于水稻、小麦交界线上的5个省份（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和江苏）内部水稻种植区与小麦种植区居民的思维差异，得到的结论一致。在描述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图时，水稻种植地的人眼中的自己更小，情况和日本人相似；小麦种植区的人画出的自己则更为“膨胀”，接近欧洲人。此外，来自水稻种植省份的被试者更可能对朋友表现出忠诚，家族关系更为紧密。

在文中，研究者还将大米理论和另外两种可能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进行对比，它们分别是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流行理论（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y）。现代化假说认为社会越富裕、文明化程度越高、越资本化，人就会越独立、越会分析性思考；病原体流行理论认为，传染病高发的地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变得危险，当地文化会更孤岛化和偏集体主义。

这两种理论在解释文化差异上都有缺陷。该文章表示，按照现代化假说，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离婚率应该越高、创新性越强，但这和调查的这几个省的离婚率、发明专利数均不符合。而病原体流行理论则根本无法预测离婚率与专利数。此外，现代化假说也无法解释：日、韩为何现代化程度高，却更倾向集体主义。“大米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点”，研究者表示，因为日韩都是水稻文化。研究者搜集了中国1996年、2000年和2010年的离婚率数据，结果显示种植水稻地区的离婚率比种植小麦地区的离婚率更低，“水稻文化注重避免冲突、保持关系，这可能让人们不太愿意离婚”。《科学》杂志的这一篇论文在发表后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在看过这份研究结果后质疑，这样用一两个因素解释宏大社会差异的方式，是不是把多元社会平面化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华锐表示，“今天的‘稻米文化’南方人很可能在一两代以前还是北方居民，所受的还是‘小麦文化’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化的快速流变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文章作者从古代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现代的南北差异由来，“有缘木求鱼之感”。华锐说，作者虽然证明种植作物的不同和地域心理差异之间的关联性，但两者是否有因果联系，还值得商榷。

华锐还表示，从历史学的角度，用生产方式的差异来解释社会发展轨迹的不同，很早以前就有，比如西方历史学家魏特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东方国家的治水需要带来了专制主义。“这受到了学界无尽的批判，这些说法之所以不太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太简单化。”华锐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并不是每个因素都能量化、代入数学模型分析的，“用一两个因素来解释宏大的社会差异，是不是把多元的人文社会平面化了，这很值得思考”。

华锐所说的“专制制度来自治水”的观点，最早并不是出自魏特夫，而是来自李约瑟。曾写作《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的观点是：中国位处大陆，没有内海，农业靠季风调节，农业为集体式的，是水利式的。中国为了控制雨水和灌溉，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以及一个很大的官僚体系来从事这个工作。换言之，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控制雨水、水利、水运都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一个观点，乍一看，让人新鲜无比，再细一想，便觉得似是而非，不是那么回事。

与以上方式相同的还有一些事情。最近有新闻说一个34岁的女博士花了好几年，潜心研究八角茴香（简称八角）与卤鸡肉之间的关系，专门写成了一篇8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论文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八角茴香这一种调料对卤鸡肉风味的影响，陈述加入八角的卤鸡肉和没有加入八角的卤鸡肉之间的区别，通过对比了解风味在卤煮过程中有什么影响、风味是如何形成的，从而搞清楚卤煮的温度、火力、加热时间对风味的影响，达到可控和稳定，使之在工业化生产时不失风味。女博士说，这一研究只是非常基础的研究，后面还会继续研究别的香料对肉类的影响。有记者询问女博士，这篇论文用了多少鸡肉才完成这课题的实验？女博士认真地说，做实验没用整鸡，用的是鸡大腿，数量很大，用了多少自己也记不清了。而选择八角，是因为它是生活中常用的调料，经济实惠。“为保证实验结果，我们固定选用了广西产的八角，鸡大腿则由河南一家企业固定提供。”女博士说，做实验时先将鸡腿卤煮，在固定的小区域取样，再通过电子仪器来检测产生风味的物质含量变化情况。“卤煮后的鸡腿是可以吃的，但我们很少吃。”加入八角和没有加入八角，三言两语讲不清，一篇文章也不行，得写上8万字才行，看来这当中的学问够深的。不过文章论文说明白了吗？我看是很难说明白，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拉起架势搞得很复杂，反而越说越不明白。

与类似论文一样扯淡的还有项目。曾看到一则“中国科学家正在寻找贪官大脑共性”的消息，称：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贪官大脑的神经机制，探讨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内容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纾领导的一个团队在《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发表报告，称当“人们宁可牺牲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时，大脑左侧额下回稍上方的一小块区域起了“关键作用”。试验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研究人员为28名志愿者设计了一个游戏，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大脑。每位参与者会获得一笔资金，金额从8元逐渐增至3000元。向参与者提供资金时，研究人员会询问他们是否愿与他人分享这笔金钱。若是接受，参与者会得到其中一定比例的金钱；若是拒绝，则所有人均得不到任何金钱。研究人员发现，无论金钱多寡，向志愿者提供金钱都会刺激他们脑部的“愉悦”区域：右侧前额叶皮层及双侧脑岛。志愿者决定接受一定比例的金钱时，他们左侧额下回的激活程度强于其他区域。资金越多，激活程度就越强。李纾表示，研究结果或可进一步阐明腐败为何发生。

乱七八糟的课题真多啊！都是内行糊外行。有些东西，只要仔细听起来，还真像模像样是那么回事。若以常识来判断，这哪里是论文啊，明显就是扯淡！朱元璋到底长啥样？

前两年南京一家报纸曾经发表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新闻：说是南京城的模样，其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样子——将南京的古城墙连在一起，加上紫金山、玄武湖等景点来看，分明是一张惟妙惟肖明太祖的脸：塌鼻梁、刀瓦脸、高颧骨、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如此丑陋模样，与藏于明孝陵中那一张朱元璋的绝版图极为相似。有人猜测可能性有三：一是“高端黑”，是南京城的设计者怀着对朱元璋的刻骨仇恨有意抹黑。这当中以捐资助修南京城的江南大户沈万三以及谋士刘基（刘伯温）嫌疑最大。沈万三是江南大户，也是一个名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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