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艳芳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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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助词研究试读：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簡介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是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集中推出學術精品、集中展示學術成果的一個窗口。浙江省社科聯采取“鼓勵申報、專家評審、資助出版、社會館藏”的形式，每年遴選反映浙江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優秀原創學術成果的書稿，以《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及時向社會傳播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發現、新進展，努力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的大發展、大繁榮，推動浙江“文化强省”建設。組織出版《當代浙江學術文庫》是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扶持學術精品，推進學術創新，打造當代浙江學術品牌的重要探索。《當代浙江學術文庫》將堅持學術標準，宣導學術規範，展示浙江特色，不斷推出浙江學術的最新成果。
説明
一 本書所説的“中古漢語”大致指東漢至隋時期的漢語。
二 本書所選的十六部中古時期的文獻在時間上分布整個中古時期，在類型上中土文獻與漢譯佛經文獻並存，其創作年代相對可靠，且具有較强的口語性。在寫作過程中，本書所采用的語料遠遠不止這十六部文獻。書中圖表涉及到的文獻，其名稱用該文獻的首字代替，如“論”表示《論衡》，“修”表示《修行本起經》，如此等等。
三 爲了使結構更加清晰，本書將中古時期每一個助詞次類都單獨列爲一章來進行論述。由於中古漢語助詞各次類所含助詞的數目多寡不一，因此本書各章的篇幅也長短不一。
四 引録文獻資料之時，盡量選用迄今爲止較爲精善而又通行的版本，本書附有徵引文獻書目和參考文獻書目。徵引文獻和參考文獻均按書名的音序排列，同一音序内徵引文獻按照文獻的寫作年份排列，參考文獻按照文獻的出版年份排列。外文文獻則按照作者姓名音序排列。參考文獻期刊部分的來源，没有特别標注者，爲哲學社會科學類期刊，即期刊標注“哲學社會科學版”、“社會科學版”或“人文社會科學版”者。
五 本書所列例證，如果出自古籍之後人校注本，一般只稱引原書名，校注本名稱、校注者及版本信息在徵引文獻中標明。在行文敍述中，對於一些常用文獻則采用習慣上的簡稱，如《説文解字》簡稱《説文》等，在徵引文獻或參考文獻中則以全名列出，以便查檢。
六 脚注部分徵引著作，只出作者、書名以及頁碼，版本信息見徵引文獻或參考文獻。徵引期刊論文則出作者、文章名稱、期刊信息以及頁碼。
七 爲了方便敍述，避免理解上的歧義，本書行文使用繁體字。徵引文獻原文爲簡化字者，一律改爲繁體字。
八 爲求行文簡潔，書中稱引前賢時彦之説，一般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
緒論
中古漢語研究大致指對東漢魏晉南北朝隋時期的漢語的研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漢語史研究“重兩頭”（上古、現代），“輕中間”（中古、近代）的研究範式導致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長期受到冷落，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才逐漸得到改善。
中古漢語語法研究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蓬勃興起的研究領域，同以往零星研究相比，在研究對象、内容、形式、理論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拓展，出現了可喜的成果。中古漢語語法研究一方面繼承了我國傳統語言學的深厚底藴，另一方面在借鑒與融合現代語言學理論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當然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起步較晚，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待進一步發展。
隨着中古漢語分期的明確以及中古漢語語法研究的深入，專書、專類體裁語法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爲斷代專題語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關於中古漢語助詞的研究較爲零散，尚無系統的研究。本書以中古（東漢魏晉南北朝隋）時期的助詞爲主要研究對象，研究它們的産生、發展、演變，勾勒出整個中古時期漢語助詞系統的概貌，指出中古漢語助詞在漢語助詞史以及漢語史中所占的地位，揭示中古漢語助詞的特點，總結助詞發展演變的動因和機制，並試圖探索一些詞語演變尤其是虚詞演變的相關理論，以期爲中古漢語語法全貌的勾勒提供參考，爲漢語史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第一節研究現狀述評
我國的語法研究是從對虚詞的研究開始的，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研究漢語虚詞的專著，也可以説是我國第一部語法學專著。1898年馬建忠的古代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問世標誌着我國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語法學誕生，此後不斷有關於古代漢語語法研究的論著問世。自從1924年我國第一部白話語法著作《新著國語文法》出版以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一直都是二十世紀以來漢語語法研究的主流，甚至可以説是漢語語言學研究的主流。黎錦熙不僅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創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他先後發表了《中國近代語研究提議》和《中國近代語研究法》，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河。吕叔湘從四十年代起，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近代漢語的論文，爲近代漢語語法研究開闢了更爲廣闊的空間。八十年代以後，近代漢語研究迅速展開，語法方面的研究也空前活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敦煌文獻語法研究爲例：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釋虚字》、太田辰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第二部）較早地對敦煌變文的虚詞進行了訓釋和描寫，吴福祥的《敦煌變文語法研究》、《敦煌變文12種語法研究》則對敦煌變文的虚詞作了比較全面的定量分析和分類描寫，洪藝芳的《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之量詞研究》、楊榮祥的《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分别對社會經濟文書和敦煌變文中的量詞、副詞作了較爲系統地研究。而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與碩果累累的上古漢語，尤其是近、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相比則是起步晚，成果少。近些年來，隨着中古漢語分期的明確以及衆多學者的大力倡導，中古漢語語法研究逐漸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有關中古漢語語法研究的論著逐年增多。
助詞是漢語虚詞中較爲特殊的一個詞類，從古至今都是學者們關注的對象。從東漢的許慎、鄭玄，南朝的刘勰，到唐朝的柳宗元，宋朝的陳騤、王讜，金朝的王若虚，再到元朝的盧以緯，清朝的王引之、劉淇等學者都曾對助詞有所關注，他們或從訓詁的角度加以訓釋，或在筆記雜著中偶然論及，還不能算作是自覺的、語法學意義上的助詞研究。我國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漢語助詞研究從我國第一部語法學專著《馬氏文通》開始，它是一部文言語法專著，其中“虚字卷之九”專門講助詞。此後涉及到上古漢語助詞研究的論著屢見不鮮。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在黎錦熙、吕叔湘等學者的大力倡導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醖釀，於八十年代迅速展開。近代漢語助詞研究方面的成果多爲單篇論文，蔣紹愚、曹廣順的《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中“動態助詞”、“事態助詞”、“結構助詞”、“語氣詞”部分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好的概括，兹不贅述。專著方面，劉堅等的《近代漢語虚詞研究》中有相當部分内容是關於助詞的論述；曹廣順的《近代漢語助詞》可謂近代漢語助詞研究的集大成者，該書材料詳實，論證嚴密，發明頗多，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理論上都爲後來的學者提供了諸多的參考；孫錫信的《近代漢語語氣詞》、馮春田的《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等著作也對一些近代漢語時期的助詞有深入地研究。
與上古、近代漢語助詞研究相比，中古漢語助詞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目前，國内涉及到中古漢語助詞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四種類型：
其一，漢語史著作中的相關章節。如王力的《漢語語法史》中“語氣詞的發展”一章對一些語氣助詞的用法作了較爲詳細的介紹。向熹的《簡明漢語史》（下册）中“助詞的發展”（分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系列）、史存直的《漢語史綱要》中“助詞的發展”都對漢語助詞的概貌進行了介紹。王雲路師的《中古漢語詞彙史》在“中古助詞的發展”一節中，爲我們展示了中古漢語語氣助詞和結構助詞的基本面貌及其發展情況，分類細緻，論述簡潔，往往能一語中的。總之，漢語史著作中的相關論述可以使我們對中古漢語助詞有一個較爲宏觀的把握。
其二，詞語考釋論著中的相關内容。如江藍生的《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中“爾2”條指出六朝小説中偶或有“爾”用如疑問語氣詞“呢”者。王雲路師、方一新的《中古漢語語詞例釋》中也有關於助詞的條目，如在“於”條指出“於”常用作語助詞，其用法有兩種，一種是用於動詞之後，一種是用於虚詞之後。董志翹、蔡鏡浩的《中古虚詞語法例釋》中收録中古助詞五十九條。此外，吴金華、劉百順、李維琦、汪維輝等學者也有一些此類的論著。詞語考釋論著中所涉及到的中古漢語助詞有些是“字面生澀而義晦”者，但多數是“字面普通而義别”者。這些研究都是在詞彙層面的訓詁研究，而不是專門的語法層面的助詞研究，但學者們對這些詞語意義的發掘使人耳目一新，也爲助詞研究提供了參考。
其三，語法學意義上的中古漢語助詞個案研究。如曹廣順的《〈佛本行集經〉中的“許”和“者”》論述了《佛本行集經》中與結構助詞用法類似的“許”和“者”。吴福祥、遇笑容師、曹廣順、何亞南、劉開驊、朱冠明等學者分别對語氣助詞“不”有過較爲詳細地探討等。個案研究的優點是它往往能够運用新理論、新方法細緻深入地分析某個或某些助詞，其缺點是不能對中古漢語助詞進行整體關照和把握，不利於對助詞的共性及特徵作出整體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龍國富的《姚秦譯經助詞研究》是一部關於中古漢語助詞研究的專著，其中也有不少助詞的個案研究。該書主要是對姚秦這一歷史時期的助詞作了研究，考察的語料也主要是漢譯佛經文獻，尚未展示出中古時期漢語助詞的整體面貌。
其四，一些綜述類的論著也涉及到了中古漢語助詞。如董志翹、王東的《中古漢語語法研究概述》，王雲路師、楚艷芳的《中古漢語語法研究綜述》，孫錫信主編的《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研究述要》等也都對中古時期的助詞有所涉及。
在國外，直接涉及到中古漢語助詞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如太田辰夫在《中國語歷史文法》中把助詞分爲詞組助詞、句末助詞和準句末助詞三類，其中有些論述涉及到中古漢語助詞。志村良治的《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也有專門部分提及助詞。這兩部著作都是從漢語史的角度對助詞作出了整體勾勒。一些單篇論文也有述及中古漢語助詞者，如森野繁夫在其疑問句的研究當中對一些中古漢語助詞有較爲深刻的見解。
國外（主要是歐美）爲中古漢語助詞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理論和方法。如美國Hopper和Traugott的Grammaticalization（《語法化》）一書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語法化理論，爲探討助詞演變的規律、機制及動因等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英國Saeed的Semantics（《語義學》）一書對我們全面地認識詞義和句義有一定的幫助。英國Trask的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史語言學》）是歷史語言學方面較爲簡明、全面的概論性著作，可以爲我們研究助詞的演變事實、演變機制、演變結果等提供參考。南非Roger Lass的Historical Linguistic and Language Change（《歷史語言學和語言演變》）中也有一些關於語言的變化及其解釋的論述。英國William Croft的Typology and Universals（《類型學和全球共性》）、Bernard Comrie的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語言共性和語言類型》）則給我們提供了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去研究助詞有哪些不同的變化類型，並尋求語言共性的一些理論和方法等。柳士鎮在談及語法史的研究方法時指出：“傳統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描寫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現在學者們已不僅僅滿足於定性，還盡力在定性的基礎上作出解釋。即便是描寫的研究，也更多地注意運用統計的方法，進行定量的描寫。描寫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已經成爲目前中古漢語語法研究的主要特點。爲了更好地進行解釋，又引入不少新的語言理論，如語法化理論、語義指向理論、配價理論、語義特徵分析法等。”隨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引進，近三十年來的中古漢語助詞研究在繼承以往分類、描寫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研究的系統性、理論性，注重在描寫的基礎上進行解釋，並逐步走上形式與意義相互交融、相互印證的研究道路，研究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也會在這些方面努力探索。比如本書主要采用語義指向理論，深入細緻地分析出了漢語事態助詞“來”的發展演變過程。
此外，國外有很多語言學流派，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或研究範式，在互相競争中推動了語言學的發展。劉丹青（2003：18）指出：“形式學派、功能學派和類型學可以看做當代語言學的三大主流範式。其中前二者在語言哲學（即對語言本質尤其是語法本質的理解）上構成對立，進而影響到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差異，類型學則主要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形成了特色，在語言哲學方面持較爲謹慎的態度，大多屬於温和的功能派，也不排除形式主義傾向。”我們不會迷信任何學派，只要是對中古漢語助詞研究有利的方法和理論都可以拿來爲本研究服務。語言之所以會發生變化與人類的活動密不可分，因此人類認知在語言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就不可忽視。鑒於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也會適當凸顯認知因素在語言演變中的重要作用。功能學派從語篇出發，注重人的解釋，因此功能學派的方法和理論（包括語法化理論）也會較多地涉及。也就是説，我們會注重從認知、功能等方面出發，對中古漢語助詞研究中的相關現象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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