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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凝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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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雨之城试读：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超越自己，推出新的作品。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入选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200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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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我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我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我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两卷中篇小说和两卷短篇小说我都拿比较新的小说篇目做了书名，一来它们都写作于《铁凝文集》出版之后，其次它们也都是我个人喜欢的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从自己近一百篇短篇小说里选出六十余篇在此集成两卷，是想在检点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尽可能奉上筋道、耐读的给读者。两卷散文集，《会走路的梦》一卷，侧重的是人间的凡事与亲情、世俗的烟火与心灵的起落。《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一卷，多是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怀了“无知者无畏”之心的对艺术、绘画等等的说长道短，也还有一些在域外旅行的心得。私下里是希望少一点虚张声势，多几许弦外之音。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套作品系列。亦有细心的出版界朋友对我说，此九本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正好是十本。并问：你是否因此有意要将作品系列做成九本？这里我要说，成书九本并非刻意为之，完全由所选作品容量所决定。但我还想说，和十比起来，我的确更喜欢九。九是有余地的，也还有新的可能。就像我心中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最好的，只有更好。前方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不断梦想的能力，去做会走路的梦。也许这样能够培育我们对世界和生活不断的惊异，而惊异着是美丽的。

至此，想起读过的一段文字，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有时候安东尼奥尼也使用一次性成像照相机。在乌兹别克的一个区中心，在一部长期未能完成的电影拍摄现场，他决定赠送给三位穆斯林老人记录他们形象的照片，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把时光留住。三位老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飞快地扫了一眼照片，便把照片还给了他，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这老人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尼目瞪口呆。

电影、摄影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文学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时光真正是挽留不住的，安东尼奥尼一定觉得，那位反问自己的穆斯林老人才称得上是时光里的智者。

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铁凝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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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靠叙述会使你相信作品本身——铁凝

事情的起因牵涉到一个名叫白银的女孩子，白银在读小学三年级。

白银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离了婚，嫁给一个意大利人去了意大利，从此白银就和父亲白已贺生活在一起。白已贺对这样的生活现状常常怀着深深的屈辱感，这或许是因为妻子对他的背叛就发生在他们两人共同为之做事的那家工厂——长邺市皮鞋厂，而那个拐走他妻子的便是皮鞋厂代表意方的意国人。那时候鞋厂正与意大利合资制作一种名为特丽雅的轻便女鞋，白已贺的职位在厂设计科，却没有明确的职称。他的妻子是粘压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姿色并不出众。事情发生以后，全厂上下都感到惊讶感到不可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皮鞋厂一个集中而又细致的话题。人们不厌其烦地分析那个意大利人为什么会爱上白已贺的妻子，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平常了，男人和女人都这样说。然后他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话题再展开下去，历数他们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一些嫁了外国人的女人，原来没有一个是好看的。他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这些人要到中国来寻找一些中国人很不以为然的女人。他们这样谈论着，倒好像是替那个意大利人惋惜似的，好像是他在中国吃了多大亏上了多大当。只有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反驳他们说，好看是什么？好看就是舒服，舒服了就好看了。全世界的人都一样，你们以为外国人结婚是在选美么？有人就说，照你的意思白已贺的老婆还挺舒服呀？又有人说，是先有了舒服才有了好看吧？大学生说她身上自有人们没有力量发现的东西，我看她就很舒服。众人大笑起来说，她舒服你是怎么知道的说给我们听听！他们与那个大学生开着粗鲁的玩笑，不厌其烦地玩味着舒服二字，几乎忘记在这件事情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受害者便是白已贺。

白已贺也没有料到他的妻子会有这样一份令很多人眼热的新生活，更不曾想到正是这个普通女工使他陷入了今天这样可怜又难堪的境地，使他如此这般地被众多同事所议论，被如此众多的眼光和设想所包围。那些眼光似乎都有那么一种含意：像你白已贺这样一个科室人员，怎么连一个女工也看守不住呢？

白已贺目前的境地虽然难堪而又可怜，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过费心而精心地看守自己的女人。何止是没有看守，他对她一直是漫不经心。结婚十几年来，白已贺一直漫不经心地虐待着她。他常常漫不经心地把从前和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不高兴和不愉快通过这个女人发泄出来，他常在夜深人静时无缘无故地将她捂在棉被里痛打。这女工在棉被里常常经历着死去活来，却从未见过那个时刻的白已贺是怎样变得嘴歪眼斜、五官挪位和面孔狰狞。他的同事们也不曾知道设计科那个文质彬彬的白已贺除了文质彬彬，还有如此人所不知的嗜好。他们只是从那个女工时而青肿的脸上觉察出这一对夫妻的不合。白已贺的女人对白已贺的殴打从来不加反抗也不在外面声张，过后她只用热水洗净脸面，然后往身上脸上涂抹有着收敛毛细血管作用的碘酒。她把这一切做得平淡而又从容，宛若女人们每日必需的化妆。妻子从没见过丈夫那张怪脸，丈夫却总能回忆起妻子那张涂着黄色碘酒的青脸。

那时候白银还很小，当她懂得离婚这个词的全部含意时，母亲离开她已三四年了。使白已贺感到欣慰和窃喜的是，白银似乎没有受到家庭变故的太多影响，她出落得健康而又开朗，完全不像他们夫妇。在学校她品学兼优，喜欢在一切有人的地方爽声大笑，公开地羡慕成年女人，很早就和小朋友讨论将来她们要和“小虎队”中的哪一位结婚。这时候她在读小学三年级，对于成年女性的衣着装束逐渐产生着好奇心，这便是后来白银无意中参与了那件事情的心理基础。

一个春天的下午，小学三年级女生白银和她的同学走在放学的路上，在路边一排垃圾桶跟前，白银发现了一只高跟鞋，一只洋红色的细跟皮鞋。这只高跟鞋已经十分的破旧，显然是被它的主人当做垃圾丢弃在这里的。但在白银眼里，它仍然不同于堆入桶内或溢出桶外的垃圾。她招呼她的同学说：“嗨，一只高跟鞋！”当有人也许正不以为然时，白银已经跑上前去拎起了垃圾里的那只鞋。接着她倒一倒鞋里的尘土烂渣，甩掉自己脚上的鞋，便把那高跟鞋穿在脚上。她“踢哩趿拉”地走了几步，觉得她的小脚在这只大鞋里很空旷，脚尖顶着鞋尖，而脚后跟距离鞋后跟却还遥远。但这确是一只美丽的高跟鞋，后跟细高，短而窄的人字形镂花鞋脸由纤细的皮绳编织而成，使它显得性感而又秀气。白银体味不到这些，她只是觉得现在她很像一个大女人或者女大人，一个挺拔而洋气的女大人。这念头使她决心在垃圾桶里找到与它相配的另一只。于是同学们也帮她在垃圾桶里翻腾起来，她们果然找到了另一只，可惜的是那只鞋掉了后跟。但这鞋毕竟不再是一只而是一双了。当白银又把这只缺跟的鞋穿在脚上时，走起路来就更觉出些异样：一只脚好似上台阶，另一只脚却像净往坑里陷。可她还是欣喜地穿着走着，走了一阵，同学们也要求轮流试穿。她们一瘸一拐地走得很慢，为了延长走路的时间，她们还不断绕着远路。当她们在白银家门口和白银分手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她们商量好明日上学路上继续穿高跟鞋过瘾，鞋当然要归白银保管的，她是发现它的人。白银答应明天把鞋再带出来，说回家还将给鞋擦擦油，有同学说没有红鞋油用无色透明鞋油也行。

白银和同学们道了再见，便笃笃笃地走进家门。

家里没有人，白银独自站在门厅的穿衣镜前欣赏自己。她以她有限的知识和词汇对镜子里那个突然长高的小女人做着形容，她用了四个她最喜欢的词儿：天使、名模、灰姑娘、白雪公主。她没有发现白已贺已经推门进来在鞋架跟前站着。

白已贺做好晚饭还不见白银回来，便心急火燎地去了学校，传达室师傅说学生们早就按时放了学。白已贺骑车往回返，一路留心着每个和白银相似的女孩。妻子的背叛使他倍加疼爱起女儿，他生怕女儿再遇到什么不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白银：要在观念里把家门和校门变成一条直线，直线以外不准有任何节外生枝。白银对父亲的教诲也很是在意，像今天这样晚归的事还从未发生过。

白已贺看见站在镜前的女儿，心已经放下了一半，火气还没能全消。他观察着镜前的白银，追问她晚归的缘由。当他听完女儿的叙述，怒火便从胸中再次燃烧起来。他看看女儿脚上的烂东西，再看看瘸腿站立的女儿，觉得她活脱一个小叫花子。也许使白已贺格外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白已贺恨鞋，他觉得他生活得背时与鞋密切相关。他半生中看鞋、摸鞋，他的结发妻子也曾看鞋、摸鞋。那个洋人给他们厂送来的还是鞋。什么他妈“特丽雅”，不也是两块臭皮子拼起来的鞋窠旯？他最后看见他老婆时她也是穿着这么一双细跟的尖东西。于是白已贺不能自制了：他一把拽过女儿立逼她把鞋扔下楼去。白银犹豫着不脱，白已贺一抬胳膊把女儿横着夹起来，从她脚上扒下了那鞋。

白已贺扔下白银，拎着鞋走上阳台，他先想把它甩到楼下，接着又改变主意，找出一把斧子把鞋摁到地上，啪的一声先将一只鞋拦腰砍断——掉了后跟的那一只。白银知道阳台上发生了什么，在屋里大哭起来，而白已贺就在白银的哭声中停住了斧子。

白已贺在劈了第一只鞋之后没再向另一只下斧子，并不是因为女儿的哭，而是因为他在这只劈开的鞋底夹层里发现了一个东西，一个略微大于邮票的粉色小纸袋。他小心翼翼地将纸袋抠出来，这纸袋扁而不空。他没有急于打开查看，他只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小纸袋，这里面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这种预感使他立即生出一种兴奋，一种快乐，一种幸灾乐祸之情，而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旁人幸灾乐祸的对象。幸灾乐祸特别能使一个正在倒霉的自己突然地轻松那么一下，白已贺就在这突然的兴奋和轻松之中快速地跑进厨房去为女儿热饭热菜，然后又像没事人似的哄女儿吃饭并且答应星期天带她去儿童乐园坐“钻山龙”。说到那双高跟鞋，白已贺只强调了它的不卫生，说现在有许多怪异而新奇的病菌都是通过垃圾传播的，他希望今后的白银永远不要靠近垃圾桶走路。白银本是个不记仇的孩子，再说儿童乐园的“钻山龙”也能使她忘掉和父亲的“前仇”，于是饭桌上的气氛又变得一片轻松。

吃过晚饭白银做功课看电视，白已贺便鬼使神差地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房门。他坐在桌前打开台灯，从衣兜里掏出纸袋放在桌上仍不急于打开。他要隔着纸袋猜测那么一小会儿，猜测中有激动也有惊恐。虽然他一时不能断定里面是字、是纸或是照片，但他深信里面一定联系着情场陷害和谋杀什么的。但愿与谋杀无关，白已贺绝不乐意涉足这种恐怖。后来他终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纸袋，却见里面是一张照片的底片，一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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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白已贺在厂设计科也摆弄些摄影、显影，在暗房里，他很快就把男人和女人的面目在显影箱上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张照片拍得拙劣，而且颗粒粗糙，是出于一位业余者之手，白已贺做的又是“135”原大，但他还是准确无误地认定，这男人便是经常在报纸上和电视屏幕上露面的本市那位常务副市长普运哲。白已贺还记得，当初普运哲曾为他们的鞋业集团成立剪过彩，他的相机也亲自摄下过他的镜头。对于照片上的女人，白已贺是陌生的，但他断定这并非市长夫人。这种不伦不类的合影夫妻之间有必要吗？再说若是夫妻，是谁把他们塞在鞋里呢？他端详着照片上这个年轻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怀抱里迷醉地微微向后仰着头，她眼睛紧闭正接受着男人对她那优美的脖子的亲吻，她的整个神情显现出一种高度控制着的快意。

白已贺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但他更惊喜的是他对于普运哲的发现。他觉得亮在他眼前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颇具些分量的，这不是夫妻，也不是一般的男女偷情，它是政治和性的结合。他想起有本书上说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的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这两种最危险的东西成就着男人也毁灭着男人，然而当人们追逐着它们时，却往往只想到成就的一半。那么现在白已贺也开始追逐了，他追逐的是女人的生殖器还是政治？还是二者兼有？白已贺自问自答着。

白已贺这时才用镊子把照片从定影液中夹出来，草草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放在烘干机上烘干。当他用两个指头将这位已经干燥的常务副市长和被他拥抱着的女人从烘干机上抠下来捏在手里时，他几乎觉得整个世界都被他捏在了手里。虽然他一时还不能明确下一步他要怎么干，但他已坚信不移地感到自己必得为此干点什么了。他隐约觉出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什么实惠正等待着他，这实惠不是政治也不是生殖器，而是由这两种东西所造就出的另一种实惠。他把照片和底片小心地装好然后骑车回家，他故意再次骑到白银的学校门口，再次沿着女儿放学的路线缓缓前行。一路上许多垃圾桶从他身边掠过，他斜眼望着它们，心中涌出了一连串的假设：假设白银是个男孩子她便不可能对垃圾箱里的高跟鞋感兴趣吧？假设白银对高跟鞋有兴趣而那双鞋没有被扔在她必经的路上呢？假设高跟鞋没能由白银保管、分手时被她的同学穿走了呢？假设白银穿回高跟鞋却没有引起白已贺的气愤呢？假设他从女儿手中夺过鞋一扔了之呢？假设他并没有将它拦腰砍断只是乱砍几斧子呢？假设他先劈的不是藏有底片的这只鞋他是否还有兴致接着去劈另一只呢？再假设这双鞋根本没让白银捡走而是落入他人之手了呢……白已贺陶醉在无穷无尽的假设里几乎不能自拔，他太愿意如此这般地陶醉这么一会儿了，因为假如这些假设都如同他假设的那样生活便依然如故，白已贺仍旧会在今后的某一条电视新闻里看到常务副市长拿起礼仪小姐手捧的铜盘里明亮的大剪刀，兴致勃勃地为这里或者那里剪彩，但终其一生他也不可能发现这位副市长在一只高跟鞋里兴致勃勃地同一个女人拥抱。这使白已贺不得不想到命运这两个被人用俗了的字，是的，这就是命运，虽然谁也不愿意设想自己的好运或者坏运可能就扔在一只肮脏的垃圾桶里。

白已贺到家时白银已经睡了，他蹑手蹑脚从阳台上拿回几乎被他弄烂的那双红鞋藏进自己的房间。他把它们摆上写字台，已然忘记它们本身携带着的不清洁和不卫生，正如同大多数人对于钞票的态度。多数人很少能静下心来体味钞票本身是多么肮脏，因为多数人对钞票都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能够使一切的警觉和挑剔向后退去直至消失。此刻白已贺对这双高跟鞋便有类似于对待钞票的好感，他抚摸它们玩味它们，他的职业还使他看出这不是一双产自中国的皮鞋，更不是他那家鞋厂所能制作的。他拿过那只完整的鞋将它翻个底朝上，用一个大拇指在鞋底中部的一片污垢上摩擦了一阵，一排烫金小字便显现出来：MADE　IN　ITALIE——意大利出品。于是白已贺再次想到了命运。

ITALIE是白已贺多年来一直讨厌的一个词，他甚至为此想调离这个与ITALIE合资的鞋厂。而今命运的脚步正是通过这双MADE　IN　ITALIE的鞋子，通过女儿的一双小脚突如其来地向他走来了，像是提醒他不要忘记从前的旧事，又似乎是对他生活不幸的一种补偿，压抑在他胸中多年的郁闷和仇恨就一点一滴地释放开来。是的，他胸中有郁闷、有仇恨，他仇恨一切比他过得好的人，他做梦都在盼望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倒霉。那么此刻他的郁闷和释放、人间的一切好运和倒霉就一股脑儿装在了这双鞋里。白已贺摆弄着这鞋，不断长出着气又长吸着气，他想现在他最应该做的就是睡个好觉，然后按部就班地开始他下一步的行动。临睡前他来到女儿房里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女儿，女儿无疑是今天这件事情的“创造者”，这又使白已贺生出些许心酸。可他转而又想，女儿终生也不一定知道她究竟为她的父亲创造了什么。

待到白已贺走进卫生间洗脸时，忽然前所未有地发觉这只能摆放一个蹲坑、一个脸盆架的卫生间的窄小和穷酸。他想起有一次女儿在看完一个美国电视剧之后对他说：“爸爸，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有个大浴缸呀，好让我也躺进去弄一身肥皂泡！”而白已贺能做的，只是每星期领白银去厂里的公共浴室洗个澡。他自己洗脸甚至连香皂也不用，他正在攒钱给白银买电子琴。

白已贺一边想着一边抓起那块通常只属于女儿的力士香皂开始洗脸。他把香皂用得挺狠，搓了一遍又一遍，香皂沫弄了满脸，把两只眼蜇得生疼。他想这就是挥霍吧，这就是奢侈吧！1

葛佩云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了二十年前她在乡村的样子。她不讲究穿戴，不讲究饮食，不用化妆品，不爱逛商店，不会使用很多种家用电器尤其害怕吸尘器和滚桶式洗衣机的巨响；她不关心政治，不留意丈夫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不穿高跟鞋不喜欢出去上班，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信；她只穿布底鞋而且为防止鞋垫跑出来老是在鞋窠旯里摁上一枚图钉；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和丈夫做爱时永远默默地睁着眼。

这是一个对周围事物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女人，同样她也很难被周围的事物所影响。比如她的往鞋窠旯里摁图钉，她的丈夫普运哲就多次提醒过她，提醒她改掉这个习惯，说她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往，她是副市长夫人。她微微一笑说：“要是走着走着路鞋垫从鞋里跑出来，不是更不像副市长夫人？”她并不是有意要和丈夫作对，只是相信以图钉固定鞋垫最为稳妥，这方法是从前她在家乡读小学时，从一个乡村女教师那里学来的。

葛佩云只读过四年小学，后来父母双双瘫痪，她就退学在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下地干活儿，成了全村最可怜的孩子。后来普运哲下放到葛佩云的村子，分配在生产队喂牲口，有村人打听到他的底细，知道他是城里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在厂里犯了事（大约是对“四人帮”不敬一类的事）才被打发来的，就把葛佩云给他做了介绍。介绍人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出身好家境不好，一个虽是城里人可一身的问题，两人互相将就一下成个家吧。那一年葛佩云二十六岁，普运哲比她大两岁。

葛佩云和普运哲成了家，有了女儿。不久葛佩云的父母双双病逝，普运哲充当孝子，按照乡间习俗为他们披麻戴孝，摔盆打幡送了终。普运哲的仁义孝顺赢得了村人的敬重。人们早已忘记他本是个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相信他的见解，乐意采纳他的主意。当方圆几百里的农民连赶集卖花生米都不敢时，普运哲已经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地为大队办起了塑料加工厂。他通过村人的一个在北京约仁堂药房做事的亲戚，带上重礼去北京，一举取得向约仁堂提供蜜丸注塑包装盒的专利，村民的生活悄悄地富起来。后来做了市长夫人的葛佩云常常惊异自己的丈夫那时就熟悉了这种套数。当一九七六年那个著名的十月到来之后，当中国人已经相当公开地探讨生财之道，相当公开地羡慕富裕生活的时候，普运哲已经举家离开乡村。他先是被任命为县工业局局长，以后又做过副县长，然后是长邺市经委副主任、主任、副市长，直至今天的常务副市长。

葛佩云跟随着丈夫从乡村到城市，经历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起伏，目前被基本固定在这幢单门独院、上下两层、五室一厅的市长住宅里。对于这样的生活变更，她惟一不断在心中重复的感叹就是“善有善报”。她和普运哲都是善人。普运哲的才能和内心，葛佩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她只知道他是可以信赖的，跟着他她就受不了罪。既然守住丈夫过日子就是目的，她又有什么必要增加对他的了解呢？去年当惟一使她受过累的女儿顺利考上北大外语系之后，葛佩云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挂心的事了。

她无所事事，隐约的自卑感又使她不愿意和其他几位市长夫人来往，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关起门来看电视。她常常把自己看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直看到电视屏幕上下起雪花，她也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深夜开会归来的普运哲几次见过电视“下雪”而葛佩云昏睡的场面，这场面令他心中充满无奈的疲惫。他闭掉电视轻声叫醒她——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这种轻声与其说是对妻子的关怀，不如说是职业习惯所致——他时刻留意着自己在市民面前的形象，这种留意甚至转化成在家庭里的下意识。这时他觉得葛佩云像是随意沦落在街头或者车站的一个市民。

他们洗漱，然后上床，大部分时间各睡各的，大部分时间普运哲被公务搞得精疲力竭。偶尔他也主动地亲近葛佩云，那时她并不拒绝也谈不上愿意。然后他们各自做着各自该做的，他们从不交流各自在这方面的感受。再说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尤其葛佩云，对此更没有过从里到外的快乐。多年来对此她只产生过一次轻微的异常感，那是她第一次睡在席梦思床上，那时她只觉出一阵阵头脑的晕眩和腿脚的自在。她并没有把这种感觉讲给普运哲，她想也许这是下流的。之后，她便觉出和在土炕上没什么两样。

普运哲通常在事情过后舒缓地抽一支烟才能入睡，只有一支烟才能使他刚才那颗皱皱巴巴的心得到放松。然而她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普运哲一边抽烟一边想。她从不惹是生非，也没有任何个人的、亲戚的事麻烦他，她甚至缺少正常的消费。但是普运哲却感到他那颗皱皱巴巴的心是越来越皱巴了。他想，这便是忍受吧。

近来葛佩云也逐渐地看出了这一点。

首先是深夜归来的普运哲不再把沙发上的葛佩云轻声唤起；然后当普运哲提出分房睡觉时，葛佩云也没有表示不愿分。从此他睡到了葛佩云的楼上。还有，从前普运哲的衣服都是衣柜里有什么就穿什么，现在他常常讲出款式写信让在北京念书的女儿购买。就连脚上的袜子他也做了更新，他不再穿葛佩云为他购买的那种半透明尼龙丝袜，他会根据不同的鞋变更不同的袜子：有时候是纯羊毛和半羊毛，有时候则是纯棉线袜。他也不再穿那种某家鞋厂赠送领导试穿的酱色皮鞋，有一回他竟穿了一双长邺市官员从未涉足过的乳白色软底皮鞋，这双鞋使葛佩云心中一阵无端地郁闷。粗中有细，女人总是优于男人的。

葛佩云不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可她是个女人，是个有丈夫的女人。葛佩云不是一个职业妇女，可丈夫的职业使她耳濡目染也养成了一种判断商品的本能。环顾他们这五室一厅的住宅，环顾她一身上下，从衣料、毛衣、毛线、毛毯，到手表、打火机、吸尘器、洗衣机、提花窗帘、补花台布、电饭煲、高靠背餐椅……几乎全部属于旁人的赠送。许多年来葛佩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由旁人的意愿组装的货品仓库里。她已习惯这样，因为那些送礼上门的人大多与她有着同样的审美情趣，所以她的接受只能使她省心，使她免却站在百货商场的柜台前犯踌躇。

但是对于这双白皮鞋，葛佩云本能地发觉它并非出自那些普通送礼者之手。她看出它的与众不同，又从心理上本能地排斥它，她把它看成是自己这个营垒的对立面。它新鲜、陌生又咄咄逼人，它被普运哲精心地挂在大门背后的鞋架上带着一种挑衅的气势。于是在一个早晨，葛佩云借故鞋架上穿不着的鞋太多，把那双白鞋拿了下来。

吃过早饭正要出门的普运哲一眼就发现门后的鞋架上少了东西，他问葛佩云说：“那双鞋呢？”“哪双？”葛佩云明知故问。“那双。”“以前你可从来不穿白皮鞋。”“现在我想穿了，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普运哲有些恼火葛佩云的明知故问，而他的恼火更加深了葛佩云的抵触情绪。“咱不知道你怎么一下子喜欢上了白鞋。”她说。“白鞋有什么不好么？”“在村里它不吉利，在城市它不正派！”

也许葛佩云原想把不正派说成不庄重、不稳重什么的，词汇的贫乏使她的形容欠缺了这种准确。但也有可能不正派恰是她意识深处的真实看法，激动之中便脱口而出了。

普运哲有些激动起来，一方面他鄙视葛佩云用词的粗陋，另一方面他吃惊这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像她，这样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不谙外面世界新奇的女人，竟然能够绕过一切逻辑推理，直捣事物的要害。她的怀疑可能没有任何道理，但那没有道理的怀疑却往往是准确的。这使他初次相信世上的女人无论在多么混乱的思维中都有程度不同的男人所无可比拟的清晰。可是他不想被她的一句“不正派”所镇住，但他也不打算与她唇枪舌剑，他换了一种低低的又是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你把鞋给我拿出来，那双白鞋。”

一个“请”字把葛佩云和普运哲的距离又拉开了一些，再次强调白鞋，又表现了他的坚决。她不再言声，从贮藏室为他拎出了白鞋。

普运哲换过鞋出了门，临出门前他对葛佩云说：“也许你应该出去工作，多接触接触外界。市外办新开办了出国人员服务部，那儿比较轻松，福利也高。”

葛佩云独自坐在客厅里，内心充满前所未有的愁苦。她不是泼妇，不会像她的祖上那样遇到麻烦便撒泼打滚儿骂大街。二十年来她和普运哲从没有像刚才那样你来我往地拌过嘴，因此她一下子无法适应。她已经在不换样儿的日子挨着日子里过惯了，她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已经在这样的时光中麻木了。假如这些麻木的神经只有通过夫妻吵嘴才能重新被激活，那么他们今天终于吵过了。葛佩云回味着早晨的一切，那些麻木的神经在逐渐地苏醒，被她的疑心和愁苦所唤醒。却原来疑心是最能够激起人的想像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动力，它来者不善又所向披靡。

葛佩云在这种动力的支配下，不断重新审视着她的丈夫和她家所有的房间以及家中所有来客，虽然那些客人多是她已熟知的男性，秘书们，司机们，局长们，办公室主任们，还有长邺市所辖县的“县太爷”们。但是葛佩云上了班，就在那次早晨吵了嘴之后不久。她所谓上班就是每天在那个出国人员服务部坐一会儿。大家对她非常客气，每次还没进办公室就有人为她泡好了热茶。葛佩云守着别人为她泡的茶，总觉得像是有人为了“稳”住她，于是她便心神不定地奔回家中，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对头天已经检查过的角落进行重新搜索、观察。

久而久之搜查自家房间成了葛佩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或者说生活目的。她充分地利用她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来捕捉一切的异样。她的行动首先从客厅开始：大小沙发上的每一粒微尘，烟灰缸里的每一只烟头（她从电视上看到有的妻子就是从家中染有口红的烟头上发现丈夫的不轨的），水果盘中的每一粒果核。然后是楼梯、过道。再后来是卧室：床单上的每一道褶皱，枕头上每一天的气味，窗帘开合的宽窄度。然后是卫生间：梳子上和浴缸里的每一根毛发，浴液瓶盖的松紧程度。普运哲的书房自然也是她的搜查重点，葛佩云对这间书房一向持有最深刻的怀疑态度。她曾经利用若干天时间翻遍了书橱里的每一本书，桌面上的每一沓文件，写字台上每一个不带锁的抽屉。至于那个带锁的抽屉，她是趁普运哲进浴室洗澡时从他裤子上解下钥匙快速搜查的。那个抽屉里却原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有一些普运哲国外亲戚的来信和两本影集，影集里装着一些普运哲大学时代与男女同学的合影。这使葛佩云感到失望。

葛佩云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开始竭尽全力向普运哲的一只全牛皮密码箱发起进攻。她知道普运哲出门必带这只皮箱，回来后又总是靠在写字台旁。她曾经揣测箱子里并无特别的秘密，一个人总是把秘密带出门去毕竟不是件保险的事。可她又想，也许他的全部秘密就在这只皮箱里，他随时需要它陪伴着他，必要时那或许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但是葛佩云始终无法对付这只箱子，因为她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箱子的密码。

她暂时放弃了箱子，又开始了对普运哲行为的追踪。她不再死乞白赖地看电视和昏睡了，头脑和手脚的行动使她的精神一反常态地常常处于亢奋状态。真是行动着就健康着，葛佩云那张由于绝少接触外界而变得呆滞的脸竟然也不那么呆滞了。有时候她会无缘无故地给普运哲办公室打电话，普运哲不在她就打给秘书沈强，她胡乱编造一个理由，问沈强普市长到哪里去了，说有个某人是老普大学里的同学正在家中等他。沈强告诉她普市长在宾馆陪外宾吃饭，她马上就呼普运哲的司机小刘开车来接她去宾馆。她到了宾馆，普运哲果然正陪洋人吃饭。善解人意的沈强迎上来问她要不要先去客房休息一下——每一个城市里的市属宾馆，差不多都要为市府的主要官员永远地留着几套包房的。

葛佩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她的一无所获更加深了她的信念，她坚信有个影子（女）就飘浮在她们家的空气里。天哪，她到底是谁呢！2

星期天早晨，陶又佳照例是不起床的。她裸着身子似睡非睡地躺着，思绪正如她此刻的身体：散漫而又自在。

五月的阳光透过亚麻窗帘洒向陶又佳的大床，她从床的这头滚向床的那头，接着双臂交叉搭住肩膀，就好像自己在搂抱自己。她搂抱着自己也不睁眼看表，揣测现在是上午十点钟，那么，她还可以继续在床上懒下去。

懒床是陶又佳的一种健身方式，这方式并非如常人的看法——是一种懒惰。陶又佳不懒，她精力充沛而且有些任性，每当朋友们批评她这种坏毛病时，她就搬出去年从美国探亲带回的美国经验：她的居住在纽约的小姨和她有着同样的懒床习惯，小姨把这习惯称为“做蔬菜”，也就是懒散地在家中闲躺一天，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好比没有思维的蔬菜那样。小姨就常在周末晚上给朋友打电话宣布第二天她要当一天“蔬菜”，请她们不要打搅她，然后在第二天，陶又佳便伙同着小姨开始她们一天的“蔬菜”生涯。她们怀着一点儿恶毒的愉悦不讲究姿态地倒在各自的床上睡过去，似乎以此来报复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又似乎制造这散漫无序的一天正是为了抖搂精神，容光焕发地迎接那个世界的喧嚣。充足的睡眠和全身彻底的放松使她们的皮肤新鲜而又富于弹性，她们痛快地淋浴，放开胃口大吃生菜沙拉和佛罗里达蜜橘。然后小姨郑重其事地嘱咐陶又佳，要她回国后坚持至少十天做一次“蔬菜”。说无论如何化妆品不能挽留女人的青春，只有充足的睡眠和放松的身心能够拯救女人的皮肤和脸色。小姨说她本人所以能够在纽约的节奏中保持着充满活力的仪容，就是得益于定期的蔬菜养生法。还说难道一定要去美容厅、健身房么？完全不一定！陶又佳马上接过小姨的话说，她就从来不做体育锻炼，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个负担而她又没有长性。人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呢？她乐意懒床乐意做蔬菜并且在这定期的作为中获得了好处，干吗不坚持着做下去？这并不是女人的恶习，这实在是一个现代人面向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未来的一个科学而又现代的手段——不是么，生活节奏越快你越得懂得在什么时候、怎样使自己慢下来。是的，小姨马上说，时髦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你需要的才是最好的。

除了懒床，今日的陶又佳还需要什么？从前她需要结婚，于是她结了婚；后来她需要离婚，她就离了婚。当她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这样地年轻，或者三十一岁，或者三十二岁，而旁人看她也许是二十五岁，也许是二十六岁。于是她暗地里庆幸她离婚离得是如此果决和利索，她常想或许她和前夫董达离婚的一切表面缘由都是假的，关键是她本来就不该同他结婚。那些表面的理由其实是有点可笑的，比如董达是陶又佳懒床习惯的最直接的反对者。他常在她这种养生过程中猛地掀开她的被子，让她的身子彻底裸露在他的眼前，然后拽住她的一条胳膊逼她起床。那时陶又佳气愤地扭着身子，把头拼命向后仰去好让它重新挨上枕头。他皱着眉头咬着牙，她晃着脑袋闭着眼；他一次又一次地拽她，她一次又一次地反抗。他们像一对正在扭打的仇敌，又好比一对制造扭打以创造激情的恋人。她常在这种较量的高潮中获得被人发着狠地疼爱的欣慰，他常在这种较量的高潮中体味她那带着蛮劲儿的裸体的美丽。他们最终会在“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拥抱在一起，就好像当初那一场忿忿的搏斗原本是为了此刻的做爱。之后她继续她的懒床，他呢？他就回到书房摆弄他的文字。他是一个作家，没有大红大紫过，倒也一直被读者记着。董达常想，他的作家生涯就像他和陶又佳的爱情——热热闹闹，不能算真，也不能算假。

陶又佳与董达离婚的另一个表面缘由，是董达因生病而发生的那么一次蜻蜓点水般的浪漫。他去医院割扁桃腺，手术后住院的几天里认识了一个小护士。她作为文学爱好者和他的崇拜者，给他以格外精心的照料，陪他在医院的桃树林里散步，听他侃文学听得眼泪汪汪，还定时去医院门口的冷饮店为他买来扁桃腺手术后应该多吃的雪糕、冰淇淋什么的。这使董达不断地想到，啊，人的一生千万不要有什么大病，但一定要隔长不短地生些小病。你不能说这些小病不是病，比如割扁桃腺，但它并没有妨碍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一切，你可以愉快地接受亲友的慰问，你可以在这期间对外面的一切不负责任，而且，你还有闲情逸致企盼着或者预感着一种无伤大雅的温情。住院部那特有的碘酊与来苏水的混合气味，那些抱着葡萄糖瓶子匆匆跑来跑去的白色身影对于重病者可能是昭示着灾难的救急，但对于生小病的人，这气味和身影给予他们的多半是惆怅的寂寥。人心在这时是脆弱的，人在这惆怅的寂寥之中最容易被哪怕是特别微小的一点温情所打动。董达被小护士打动过，经过她的通融他还住进了单间病房，病房里摆着小护士大清早为他采来的湿漉漉的波斯菊。后来董达向陶又佳承认，当时他已经可以出院了，但为了那个护士，他又在病房里多泡了几天。

陶又佳是通过小护士写给董达的一封短信才发现医院里的故事，那信中有这样的句子：“……亲爱的董老师，我不敢称呼您别的，但我却敢于在您智慧的双唇中间融化自己……”陶又佳把信看完还给了董达，然后和他谈起离婚的事，她并不是吃那个小护士的醋，她只是想到，一个随便就可以同护士发生恋情的男人，她又有什么必要和他过下去呢？也许她早就从骨子里瞧不起他了，医院的事情只不过是解除他们婚姻的一个契机。

他们离了婚，分手时董达对陶又佳说：“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不容我，又佳。你是这么不容我……”

陶又佳心中一惊。董达用了“不容”二字恰好点在了她的心上。为什么她会不容董达？事后她做过分析，她想那是因为在这场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她被动地接受着董达狂热的爱，他的文字也迷惑着她。她发现结婚时她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她不知道怎样爱她的男人，或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他，她只是习惯性地领略他给予她的狂热，她甚至以为那是应当应分的。在这场婚姻之中她究竟付出了什么呢？没有。她结过婚了可她还不知道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没有刻骨的痛楚就不可能有过真爱。

离了婚的陶又佳很轻松了一阵，她首先给她的密友丘晔打电话作了通报。丘晔来到陶又佳的家里，一进门陶又佳就说：“哎，这回你可以在我这里随便些了！你可以随便侃，还可以随便说脏话。”“怎么叫脏话！操！”丘晔说。“这还不叫脏话。”陶又佳说。“这怎么能叫脏话？操！”丘晔大叫一声，和陶又佳分别笑倒在两只小沙发上。

丘晔比陶又佳大七八岁，是个颇有些经历的女人，父亲当过这省的副省长。她剪短发，专抽细支雪茄，说话带脏字。她声音低哑，但性格豪爽，认识许多上下人等。过去董达曾经很不喜欢陶又佳有这么一位满嘴脏话的朋友，丘晔每次来看陶又佳都得控制着自己，省掉话里的许多脏字。现在她不必再控制自己，她拉开冰箱自己找了一罐矿泉水，说：“我对作家一向就没有好感，操！”接着她又夸奖了陶又佳的好气色。

陶又佳坐在丘晔的对面说：“你知道你必须跟一个作家结过婚你才知道他们多么不值得你爱。”她的语气很超脱。“可我没跟他们结过婚我也知道他们是多么没意思。”丘晔点燃雪茄，把火柴摇灭。“是没意思。”陶又佳说，“他们的意思也许都写到瞎编的书里去了，待到他们自己生活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董达，你别以为我真是因为那‘第三条腿’才跟他离婚，我发现他们这种人谈起社会、国家、民族的兴衰是那么的慷慨激昂，好像社会上到处是疮疤，官场里处处有罪恶，一切问题的解决惟有靠了他们手中那杆笔。要么就是他不屑于被中国人评论，他不屑于被外国人研究，他不屑于被某官员请吃饭……一百个不屑于。可是轮到自己的利益呢，一个个世俗得要命。董达评职称的时候就求我到市职改办一个处长那儿给他要指标。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佳你是记者什么人都认识，不像我，整天坐在家里码字，难道你真的不乐意用那么小小的一点青春朝气为你的丈夫赢得他该得的利益么？”“哟，还挺肉麻的。”丘晔说。“关键不在于他的肉麻，在于他求我时先把我贬成一个会利用青春朝气的什么人都认识的人，而他自己则是为了事业清高之极。于是为了他的继续清高，也因为我本来不清高，理所当然得由我出面为他要指标。”“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主要的，”丘晔富有经验地看着陶又佳，“关键在于你不爱你的丈夫。假如你真的爱他，像评职称这种小小的世俗又算得了什么？古今中外从伟人到平民，谁他妈不世俗？更何况一个中国的穷作家。关键是你不爱你的丈夫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妥协——我是指那种精神上的真正妥协。”“我承认我不爱他，”陶又佳说，“但你不能不承认通过他我的确看到了中国一些作家的弊病。”“这我同意。”丘晔说，“那些男作家专爱倾听女性的不幸或者向女性倾诉不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有她们。”“那些女作家呢？”陶又佳说，“不是孤芳自赏假装天真，就是口出狂言作傲慢状，再不就是神志不清词句混乱以疯卖疯。”

丘晔笑起来。陶又佳等她笑完接着说：“还有他们对待普通家务事是那么的没有本领，董达连日光灯上的起辉器坏了都不会换，他甚至不能把一颗钉子顺利地钉进墙里去。可是那些工人是怎么干活儿的？那年有几个工人来给我们安装空调，一个小伙子蹲在地上手持斧子把一块木头砍成许多楔子。他的一双大手是那样粗糙，可是它们砍起楔子来是那么灵活，那些木块儿在他手下活蹦乱跳，他简直不是在砍，他是在引逗木楔子跳舞。就这么点事，简直能叫你眼花缭乱。”“当时你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丘晔问。“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是敬佩？”“不是。”“是好感？”“也不完全。”“是性欲？”“当然不是！”陶又佳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想可能是冲动，一种生命要生活的冲动。”

……

懒床的陶又佳就在生命要生活的冲动之中彻底睁开了眼。在这套董达留下的房子里，在这张她与董达离婚后重新购置的大床上，结婚的痕迹越来越淡漠，淡漠到她常常忘记她结过婚。只因她已不再寂寞，只因她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生活。是的，她懒散，她在爱。

她掀开身上的毛巾被，就那么光着身子在房间、在厨房、在过厅里走来走去。这本是她做姑娘时的一个恶作剧似的习惯，她愿意不穿衣服跑到镜子前一闪一闪地看自己。结婚以后她把它改掉了。现在她又把这习惯恢复了起来。她常常为她的身体感到骄傲，她觉得这个身体无愧于世上任何一种看见它的东西。她喜欢它清新、干净，她愿意让微风和自然的空气吹拂在这个身体之上，让光和影直接地照耀它也掩映它。

过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眼睛却望着电话桌旁穿衣镜中的那个裸体：“喂……什么？”她提起话机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她听见了一个遥远而又动人的声音，一个意外的然而她永远等待的声音。“你在什么地方？”她对着电话说。“香港？我以为你回来了。”她对着电话说。“是的，没有想到。”她说。“我知道。”她说。“在国内你不敢这样跟我说话。”她说。“你猜得对。”她说。“嗯，光着。”她对着话筒笑了。“我也是。”她说。“我也想。”她说。“特别特别想。”她说。“心疼，疼极了。”她说。“你要少吸烟。”她说。“我爱你，真的。”她说。“我不再说，我已经说好几遍了。”她说。“什么？”她说。“是的，我是你的我等你。”她说。“我知道你们会顺利。”她说。“好。”她说。“什么也没吃。”她说。“是晴天。”她说。“我真的爱你我要你！”她说。

“……”

她久久地攥着话筒就像攥着一个渴望贴近的生命。

她和他并没有约好打电话，但是他打来了，他的一个电话足够她快乐好几天。她跑进卫生间放水，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陶又佳的母亲。她告诉陶又佳，舅舅来了，要她过去吃晚饭。3《星探》杂志原是一本综合性文化刊物，专门介绍演艺界、影视界明星和文坛大腕们的来龙去脉和最新消息，后来这杂志的主编决定充实杂志内容，增设两个栏目，一个是“企业新秀管窥”，一个是“政界新星访谈”。“企业新秀管窥”没有引起争议，而且开设以来为杂志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效益的关键在于“新秀”二字。用主编的话来说，你已经很难再从那些老牌企业家身上榨出油来了，他们已不再是当年那副两眼一抹黑的没头苍蝇闯天下的样子，哪里该花大钱，哪里一个子儿不出他们心中有数得很。一个市级杂志这种有偿服务性质的“管窥”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新秀则不同，他们的名声刚起，但脚跟未稳；他们尚欠成熟，但渴望四处亮相。花点钱算什么，何况自己的小照与麦当娜、达斯廷·霍夫曼这等人物同期刊出也是一种时尚。

陶又佳作为《星探》杂志的主力记者，虽然对那些新秀没有太多好感，但为了杂志的利益——也为了个人的利益，她还是努力做出认真的样子出去采访他们。她曾经采访过一个县级汽车改装厂的厂长，他们厂以北京吉普“212”底盘改装的一种叫做“2020N”的汽车远销南方十余个省。当陶又佳要求参观车间时，这位厂长不无自豪地说：“我的车间遍布全县，可以说是个没有厂界的万人工厂。”陶又佳这才知道那些汽车都是由农民组装的，而乡间场院里的一个席棚可能就是一个车间。从前她也采访过一些“没有厂界的炕头工厂”，可那并不是制造汽车，炕头工厂的工人多是乡下有闲的妇女，她们按标准图样制作棒针毛衣、织地毯，手绣补花餐巾、台布什么的，然后上缴外贸出口。这无疑是使用密集型剩余劳动力的绝好办法，而且绣花织毛衣本来就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工艺。但是怎么可以把汽车交给农民去造呢？可他们偏偏真的造出了汽车，这位厂长还真的请陶又佳坐上他们的汽车检阅似的绕县城一圈，虽然汽车发动起来后，声音杂乱而又刺耳。陶又佳坐在汽车里感到后背像安了马达似的突突乱跳。再看那车挡和手掣动好比粗糙的捅火棍一般，接头的焊点疙疙瘩瘩，车子还没跑出五百米保险杠就掉了。陶又佳向厂长说这汽车所有的部件都不配套吧？厂长却说，我这车上还有进口部件呢。他一边说一边拍打车门，说这车门是日本的。陶又佳看看车门，立刻想到这就好比是一个坏了心脏的人却偏要穿上阿迪达斯运动衣、运动鞋去跑马拉松。她想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些农民，那些也许终生都没坐过汽车的农民，他们对汽车连起码的感觉都没有，怎么可以随便拿来什么零件就装汽车？他们以为造一辆汽车就像打制一把镐头、一张铧犁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从来也没听说过一辆正常汽车的部件与部件咬合所允许的最大缝隙也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百分之一。也许，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才格外地没有负担，才敢于说干就干。别说是“2020N”，就是火箭如果需要他们也敢造。好比一个英国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你问他会开飞机吗？他也会说‘行，行’！”可说话人指的是一位油漆匠。但是他们富了——在中国，你制造出了什么肯定就会有人购买什么。制造者最下工夫的往往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如何去推销他的制造，而这种推销术他们一般是不会公诸社会的。这位厂长只频频地向陶又佳历数了他们厂年产值多少，年利税多少，工人福利多少，固定资产积累多少……最后他还请陶又佳去他的府上共进午餐。他的府第堆积了这位厂长心目中代表富裕的一切：假山、鱼池、松鹤延年的瓷砖影壁，以及狼狗、保姆、厨师什么的。给陶又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客厅迎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了，桌上居然插着一圈巴掌大的亚、非、拉、美、欧诸洲诸国的小国旗，颇有些身在本县放眼全球的意思，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要给他的客户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汽车已然打进了桌上那些小旗所代表的国家，他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张桌上接待来自这些市场的商人。接着就是厂长那位八九岁的儿子的出场，他腰里别着BP机，一手举着手提电话，另一只手举着夏普电子血压计，强行要为他的父亲量血压，他的父亲请求他不要捣乱，他便把一个耳光掴在了厂长父亲的脸上……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这位厂长被《星探》“管窥”了一次，而且他与腰别BP机的儿子相依微笑的照片也同期刊登在《星探》上。这类企业家的是非成败并不以他们自身意志为转移，因此他们就不是一种制度、一项政策成败的关键，也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真正焦点。“政界新星访谈”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敏感区域，一个最容易吃不了兜着走的话题。为此，设置这个栏目之初，编辑部好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咱们的杂志名叫《星探》，星探是什么？原是指专门跟踪、发现可能成为影视界明日之星的人，如果我们把政界人士也比作星也去“探”，是不是不太严肃呢？有人反驳说，这倒没什么不严肃，世界上有哪一个舞台能比得上政治舞台那么风云变幻那么起伏跌宕那么不可捉摸那么悲喜交加那么充满戏剧性那么让你眼花缭乱呢？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不都是各式各样的星么。政治也是表演，而且是一切表演艺术中高难动作最多的一种表演，而古今中外在人类历史上有所作为的那些伟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绝对耀眼的政治明星：恺撒、拿破仑、林肯、丘吉尔、毛泽东。关键是这个“新”字不好，比如你写了一位新上任的市长，他是政治新星，那么是不是先于他上任的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人就都是旧星了呢？我认为这种提法太狭窄，给在任的其他领导者一种自己是昨夜星辰的感觉。有人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改一个字事情立刻就单纯了，我们可以把“政界新星访谈”改成“政界之星访谈”，不必在“新”和“旧”上先跟自己过不去。大家都觉得这主意好，原来文化人中间到底有能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星”的划分，例如一位市长是星，市府办公室主任、秘书长是不是星？有人说星首先要有光亮，有人马上说，其实星星的本质是石头。又有人反驳他说，的确所有星星的本质都是石头，可不一定所有的石头都能成为星星。好比咱们《星探》编辑部，大家都是人，能当主编的却只有一个。这种间接的拍马屁把主编弄得挺高兴，高兴起来的主编立刻把“星”们顺理成章，他建议“星”应包括国家各部委主要领导，省、市级主要领导（比如省委常委和市委常委）以及少数县级主要领导。因为这些领导之所以能够从千万块“石头”中脱颖而成为星，想必都有程度不同的闪光经历。主编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访“星”计划，叫做“立足本市，放眼全省，辐射全国”。这时，陶又佳提出了访谈内容究竟是什么的疑问。

是的，编辑部全体同仁这才发觉陶又佳的问题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难道党的方针大计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本省本市的经济战略、人才举措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市府每年例行向市民颁布的市政建设若干项工程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春秋两季的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与外商签订了多少协议书、意向书，签订了多少多少美元的合资合作项目需要我们访谈么？难道长邺市又与哪国哪州哪市缔结为姊妹城市并互派代表团访问需要我们访谈么？要么就是干部队伍建设，班子是否团结，思想解放的程度，公安、政法、组织、宣传、计划生育……不，省有省报，市有市报，这些消息天天见诸报端，好像用不着《星探》再多费口舌。访谈另外的内容比如预测张三李四的政治前途，如国外政治观察家那样，肯定能使刊物走俏，像西方那些有影响的杂志，他们的能量使他们在某种时刻可以左右政治局势甚至弹劾一国之总统。但是……当然不行！“合适的脚得穿合适的鞋”，一个美国人曾经说。我们长着东方人的脚，就需要穿着东方鞋走自己的路。那么，究竟访谈什么才是我们《星探》的己任呢？有人在沉默了一阵之后说，也许应该访谈生活。为什么现在的读者会关注那些过世的领袖呢？为什么刊载这些领袖故事的杂志能够受到读者欢迎？关键在于这些故事披露了神坛之下的伟人的生活，使他们变成了凡人。诸如毛泽东不喜欢鲜花爱吃红烧肉啦，周恩来是个孝子独钟马蹄莲啦，以及贺子珍是在哪一年由谁陪同上的庐山与毛泽东会面，周恩来为什么在临终前特别想吃桃子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应当侧重访谈这些领导人的生活。有些政策可能会过时的，但个人生活永远不会过时。这符合我们杂志的风格，也为市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他们的父母官提供了一个窗口。“但是，”陶又佳打断发言者的话说，“这些领导人有什么个人生活他们能有什么个人生活？即使有，能写吗？”陶又佳特别强调了“他们能有什么”几个字。立即有人响应陶又佳的话说：“除非他们过世后才可能被发现他们原本也有真正的个人生活，毛泽东只有在过世后，才有人讲出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春节，和他的女秘书在中南海放了一串炮。主席在世时谁能去报道这种生活细节？以此类推，对各级干部也只能报道他们开同样的会，表同样的态，讲同样的话，同样的寒暄同样的笑容——甚至同样的服装鞋帽：要么效法中央首长一律披军大衣，要么全部西服、领带，要么全部黑色老板鞋，要么全部砂洗绸夹克，要么全部真丝提花T恤。你不能说他们落伍，因为他们实在是努力顺应着潮流。可那些衣服鞋帽是哪里来的？有多少是他们因为真心喜欢从商场选购而来的呢？你可以说大部分是别人代买或赠送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上街购物。好，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方面才不可能有自己的眼光。若请人代买，他便接受代买者的眼光；若接受馈赠，他便穿出馈赠者的眼光。而那些馈赠者多是只崇尚名牌的商界人士，于是我们的有些官员竟被他们打扮得如同商人：时髦但有点俗，而且是集体性的。这种集体性太强的赶潮流无形中已经淹没了他们的个人风格。”有人接过这位对领导干部服饰颇有微词的人的话说，我记得那一年全国儿童预防一种什么疾病，第一天电视新闻里播放了国务院一位领导人到一家幼儿园喂小朋友吃预防疾病的糖豆，第二天省级、市级、县级电视台立即就播放省长、市长、县长乃至乡长到某幼儿园喂小朋友吃同类糖豆……我的上帝！但愿“政界之星访谈”不要出现喂糖豆一般的局面。“可是你怎样才能防止出现喂糖豆式的局面呢？”有人表示了明显的悲观情绪：固然穿同样的衣服从表面上看淹没了领导者的个人风格，但这又不能去怪领导者本身，也不能完全怪那些馈赠者。这只能怪中国的服装市场，怪市场之俗气。要知道当今的歌星影星需要包装，政界新星更需要有人为他们做属于自己的外部设计。比如撒切尔夫人，初当首相之时已经老迈得如同一名家庭妇女，但是后来，为什么她会随着政绩的突出、年龄的增长却愈加充满个人魅力，愈加光彩照人了呢？这首先要感谢她的形象设计师。那位设计师除设计了她的服饰、发型，连加强撒切尔夫人“逗点形”眼睛给人的印象、改掉尖声尖气的音调等等都想到了。在中国——就说在长邺市吧，请问哪位市长拥有自己的形象设计师呢？所以我主张我们不要对这些官员太苛刻，其实他们也怪不容易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这时主编做了引导性的发言，他说的确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也许中国目前最广大的老百姓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今天或者明天穿戴了什么、他们的风度如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素养较高的领导者，他的恰如其分的服装可能会赢得民众的好感，但他决不能把自己变成时装模特儿。市民关心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有多少将在本届政府在任期间得到兑现。当然他们也会由此而关注政府官员的个人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官员也是名人嘛，名人的个人生活永远具有新闻价值——不然我们杂志为什么要设这个专栏，我们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栏目呢？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妨集中就怎样采访领导者的生活谈谈自己的意见。

陶又佳第一个发言说，她坚持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当政的领导者尚没有太多有趣的或者说便于公开的个人生活。她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算一算，一年之中他们有几天是真正在家庭中度过的？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任副省长期间，除去开会、出差几乎永远在办公室里同人谈话，逢年过节才回家住几天，虽然他的家离他的办公室不过十分钟路程。而且，他竟变得不能习惯家庭，他觉得家比办公室还乱（有人插话说逢年过节他们也不会清闲，他们得分头出去慰问坚守在生产第一线上的人们）。所以，我们能让这些官员谈出什么有趣的生活呢？搞不好这些访谈会变成千篇一律的个人简历：哪年生于哪里，从哪里调往哪里，家庭人口，夫人的工作，孩子的学业……仅此而已。

陶又佳的看法很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人说，照你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设这样一个名声挺响、实际索然无味的栏目了。陶又佳说我没有下这个结论，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来考虑这种访谈。比方我们不一定只听他们坐在那里谈家里那点事，我们可以预先提出一些轻松的、政治之外的话题供他们选择回答，凡与生活有关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样，问题早已超越了他们本身，读者透过这些答题却可以略知这些官员的生活兴趣、人生感悟乃至对美的鉴赏，“政星”谈“艺星”，这面儿就宽多了。

妙极了陶又佳！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叫起来。主编则冲他们摆着手说：“让她说下去让她说下去。”

陶又佳接着说：“具体内容么，大家可以一块儿凑。比方说‘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是谁’？比方说‘当您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时您投自己的票么？’”有人立即说，“不行不行，沾上政治了。”

陶又佳说：“一点儿也不，这是考验一个人的诚实。再比方说‘您喜欢哪一首通俗歌曲’，‘您最喜欢的颜色’，‘您的人生座右铭’，‘您最痛恨的事情’，‘您在童年的娱乐方式’等等等等。”

众人情绪高涨起来，纷纷又想出了许多个“您……”。主编说：“好哇，我首当其冲采访市委书记，陶又佳你去采访市长，然后是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其他几位视情况而定。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可以下县也可以上省。大家可以想像，假设省、市、县主要领导不断地在一个市级刊物上露面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是刊物现有的所有效益加起来的总和。”主编很世故地引导着全体。

不久，主编采访了市委书记。因当时市长正率贸易代表团出访西欧，陶又佳先采访了刚上任不久的常务副市长普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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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沈强把陶又佳引进普运哲的办公室时，恰好是下午四点钟，他们在电话里预先约定的时间。

普运哲从他那张阔大而又凌乱的办公桌后边绕过来，和陶又佳简短地握了一下手，把她让在办公桌对面预先安置的一把软椅上，自己又踅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沈强给陶又佳端来一杯茶，又在普运哲的杯子里续满水，悄悄退了出去。

陶又佳像大多数长邺市民那样，对于普运哲的形象并不陌生。为了这次采访，她又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她知道他是六十年代的工科大学生，他的专业是电力仪表，毕业后由外省分配到长邺市的一家工厂，在工厂因涉嫌一封匿名信诬陷江青案，被厂里开除下放到农村。他的父母早逝，惟一的姑母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他被舆论界评价为思维敏捷的开拓型干部，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他上任之后首先配合市长为市民开辟的“市长热线电话”深受市民欢迎；由他提议的邀请本市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回市观光并请他们每人为长邺的经济发展出一个主意，在一百五十万长邺市民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这个带有亲情意味的胆大而又冒险之举动虽然耗资巨大，但使海外游子感动不已，也使长邺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效益。长邺的知名度迅速得到传播，长邺市一年之间与外商签订了上百个合资合作项目，几乎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

普运哲无疑是一颗政治新星，但所有这一切在陶又佳见到普运哲之前并没有真正地打动过她。她常想对于一个市长，这算不上什么额外的事情，她甚至一贯反感报纸老是为了市府给百姓做了一点事就大呼小叫，动不动就说某市领导“亲临”某地某现场做某种指导。陶又佳想，“亲临”什么？分内的事。

现在陶又佳坐在普运哲的对面，既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惶恐，也没有熟人面对熟人的随便。她承认她对这位中等个子、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是尊重的，那么，也就是公事公办的那种尊重吧。后来陶又佳回忆当初，发现当初是放在普运哲桌角的一只小糖盒才使她改变了对他那种公事公办的尊重。

这是一只鹅黄色的圆形糖盒，盛着那种瑞士产的利口乐硬糖。陶又佳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她也喜欢吃利口乐。她还记得在美国时，小姨曾经陪她去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参观，在参观国务卿的办公室时她就发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有一只小小的糖盒。这使她觉得非常新奇，她初次发现原来在这样庄重的地方也是可以吃糖的。这和她在国内一些局长、经理、政府官员办公室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一只小小的糖盒使国务卿的办公室洋溢着一种温馨的人情味儿，小姨说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打开糖盒吃一粒，所有来参观的人都可以吃。陶又佳打开糖盒拿起一粒淡绿色硬糖放到嘴里，糖不太甜但是很凉爽，这使她觉得她正在和美国国务卿开着一个凉快的小玩笑。现在她和普运哲的谈话差不多就是从糖盒开始的。

她说：“普市长，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这个糖盒里装的是糖么？”“当然是糖。”普运哲说：“你以为是什么？”

陶又佳笑了：“我也以为是糖。看来您有办公时吃糖的习惯。”

普运哲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来，在征得了陶又佳的同意之后点着烟说：“我有办公时吸烟的习惯。桌上的糖基本是为客人预备的，因为有些客人到我这里开始会感到紧张，吃糖可以使气氛轻松，特别是那些不吸烟的客人。”“那么我是不是也在被您请吃糖的客人之列呢？”陶又佳说。“我非常愿意请你吃糖。”普运哲打开糖盒欠身给陶又佳递过去，“但我知道你在这里并不紧张，这是记者的基本素质。”

陶又佳也欠身从盒中拿出一粒半透明的糖放进嘴里。她和普运哲隔着这张过于阔大的桌面，隔着桌面上如山的文件、报纸、杂志互相做着欠身，她觉得这种样子有些滑稽。这并不是两国首脑间的正式会晤、谈判，她不过是前来请他回答一些并不沉重并不棘手的话题。于是她说：“普市长，沈秘书已经向您通报了我的主要访谈内容了是吗？”普运哲说是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隔着办公桌讲话的形式改变一下？因为我的问题和您这张桌子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可是您看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要越过这么多的文件才能到达您那里，这样，待到您回答问题时显得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也许陶又佳是想说“这样……就多了些官气”。

普运哲像是猜到了陶又佳这番话的真正含意，便爽声大笑起来，笑得很真实，很无所顾忌。陶又佳在采访时经常遇到一些不真实的、有所顾忌的笑，那种笑有时使她感到脸上的肌肉发僵。此刻她的肌肉是松缓的，她还发现他有一口少见的又白又结实的牙。

但是他并没有从桌后移过来。

陶又佳不打算就此退缩，她天生有一种把本没有礼貌的要求用幽默而又不失优雅的方式提出来的本领，她有那种让陌生人很快接受她的影响的本领。她望着渐渐止住了笑的普运哲毫无窘态地说：“比如您和我是不是可以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谈话？您已经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就意味着您可以在这期间暂时忘掉办公室，是不是？”陶又佳指着靠近门口的那组灰蓝色丝绒沙发。

普运哲端起水杯从他的转椅上站起来，一边向沙发走去一边对陶又佳说：“在这间房子里还从来没有人指挥过我应该坐在哪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怎么知道。”陶又佳说。

普运哲望着陶又佳：“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是吗？”陶又佳说，“我只是觉得一张用惯了的桌子可能会影响您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维，比如我们杂志这个栏目。”“说到你们杂志这个栏目，我倒有一些想法。”普运哲说，“一方面这是展示杂志本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督促被采访者积极地思索公务之外的人自身最本质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有一个问题是‘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坦率地说我可以不老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能引我思念起那个我最思念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提问本身只给了我一次思念的机会。你想，当我被会议被文件被贸易谈判被宴会搅得心绪烦躁的时候忽然有人对我说一句‘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时，我一定会下意识地进入片刻的思念状态，这状态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十秒钟也许五秒钟，可你不能不承认这句提问多多少少影响了我那么一下。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有多少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市府官员的答题感到兴趣呢？于是……”“于是，您很可能巧妙地绕开话题，或者再说直接一点——”“耍个滑头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那是因为我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对它有兴趣。”“起码长邺市的市民会有兴趣。”陶又佳说。“但《星探》是一个发行全国的公开刊物，除了长邺市的一百多万人口外，外地人又有谁知道普市长是谁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他思念谁或者不思念谁了。我们并不是名人，那些真正的名人是指对一个时代的情绪至少产生过影响的那种人，他们超越了市界、省界、甚至国界，他们才是公众真正有兴趣的人。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长邺市的作家董达，如果你写一篇关于他的生活的问答，肯定比你坐在这里问我更能吸引读者。”“您认识董达么？”陶又佳说。“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很熟。”“是比较熟，”陶又佳说，“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普运哲注意地看了看陶又佳，应该说是瞬间的观察。当他发现陶又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常态，他还是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没什么。”陶又佳说，“我只关心您是不是对这次访谈改了主意？”“当然没有。”普运哲说，“我前边的说法并不是要否定你们的设想，一份有自己想法的杂志应该做多种尝试。我们把这次访谈不妨也看做一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那么您现在愿意谈谈您生活中最思念的人吗？”陶又佳把谈话的主题拉回来，并打开了录音机。“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姑姑。”普运哲说，“你知道我不是长邺市人。”接着他说出了胶东半岛一个美丽城市的名字——琴岛。陶又佳禁不住插嘴说：“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呢！我在那儿一直住到十二岁。”

曾经同居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经历骤然间拉近了普运哲和陶又佳的距离，他们暂时撇开了那位被思念的姑母，很自然地询问起彼此当时的住址。原来他们住得不远，当念中学的普运哲背着书包在清晨，在薄雾中静谧地起伏着的林荫道上匆匆疾走时，很可能迎面遇见过坐在童车里被保姆推着出来散步的陶又佳。他们还提到了许多好玩的地方，以及那里的涛声、四季的雾，还有牡蛎、鱿鱼和他们共同爱吃的花生酱……

最终他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了普运哲的姑姑身上。陶又佳得知普运哲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父亲解放前曾有一家轮船公司和一家针织厂，但解放初期普运哲便同时失去了父母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姑姑一手把普运哲养大。姑姑是一名基督徒，她为普运哲的成长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终生未嫁。姑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她的信仰以及普家复杂的海外关系的背景，使他们姑侄俩人在那个年代生活得很狼狈。为了普运哲的学业姑姑什么临时杂活儿都干过，她舍弃了自己的面子和容貌，曾经和一些半大男孩子坐在一起为火车的餐车或者轮船剥葱头。他们不停地把葱头剥净洗净，姑姑的劳动所得才只够他们两人吃大锅饼。普运哲说他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姑姑的眼睛总是被葱头的味道辣得红肿，流着热泪。但是念大学以后他却抛弃了姑姑这个惟一抚养了他的人，因为姑姑抚养了他，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在大学里他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结果他终归和她断绝了一切关系，他退回她的一切来信，连姑姑用拆掉自己毛衣的线给他织的毛衣他都拒绝接受。而且大学毕业时他主动提出分配到外省外地，离琴岛越远越好。“后来呢？”陶又佳问，“您一直没有和她来往过？”“自然不是。”普运哲说，“那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她突然从国外给我来了信，因为她早已和国外的祖父取得联系去了国外。她在信中说很希望回来看我。”“您是不是马上给她回了信？”“没有，我没有勇气。后来她接连来信我仍然没有回信。直到有一次我接到了她要回国的电报。”“我猜您接她去了。”“去了，我终于下了决心去机场接她。当一位满头银发、一身大红风衣的老人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时，我一点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的姑姑。她一脸惊喜对我没有一点责备之情，她紧紧地拥住我，我仿佛立刻就闻见了一种气味。”“是香水？”“不，是葱头味儿。当然不真是葱头，那确是香水，一种气味典雅的香水……我哭了，那是我成人之后第一次真正地流泪。姑姑也哭了，她叫着我的小名说：‘哦，我亲爱的贝贝，一切我都不怪你，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最怕的就是你现在还不能放弃你对姑姑的内疚。什么时候你不再内疚了我才能有最后的快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普运哲说，“一个备受时代折磨和亲人打击的女性，她最最不安的竟是这亲人对她存有内疚。我答应了我的姑姑，她在国内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回去不久就去世了。”

普运哲沉默了片刻，把刚刚点燃的一支烟在烟缸里捻灭，眼睛看着别处对陶又佳说：“我的话不知切题不切题。”“您为什么还要提这种问题呢？”陶又佳说，“我关心的是您是不是希望我把您的话全部发表出去呢？我说的是全部。”“我时刻没有忘记我是在面对一位记者讲话，我猜是一位聪明的记者。”普运哲说，“不过你的录音机已经被关掉了，我趁你不注意。”“我已经发现了这点，”陶又佳暗自笑笑说，“可是我从来不过分依赖录音机，我更相信我的脑子，我善于忘掉多余的，记住一切有用的。”“果然我对这位记者的判断没有错。”普运哲说。

他们都笑了，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陶又佳重新打开录音机，开始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她问普运哲，当您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时您会投自己一票么？普运哲说，他会毫不犹豫地投自己一票，因为假若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可能让选举你的人相信你呢？

陶又佳又问普运哲：“您最喜欢的颜色？”

普运哲说：“蓝色。”“您最痛恨的事情？”“不守时。”“您最喜欢的通俗歌曲？”“《潇洒走一回》。”“您最爱听的中国民歌？”“《康定情歌》。”“您的人生座右铭？”“工作着是美丽的。”“您在童年最开心的娱乐？”“偷走同桌女生的作业本使她大哭。”

当陶又佳提出“能不能同读者谈谈您的妻子”时，普运哲看看手表打断了提问：“对不起现在是五点钟，我们约好的时间是一小时。”他有些抱歉，但又不容置疑地说。

的确五点钟到了，可陶又佳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心中有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她很想把谈话延长一点，再说她看出他的情绪也并不疲塌。可是他偏偏有这种在愉快的谈话中使一切戛然而止的本领，与那种没完没了、“疲劳轰炸”式的谈话相比，陶又佳隐隐感到她更满意这种风度。后来她对自己用“满意”或“不满意”来形容普运哲感到过害羞——当时她是谁？

陶又佳在五点零一分时做了告辞。普运哲说如果不是五点一刻他要开会，他愿意继续回答陶又佳的问题，然而他有会。使陶又佳感到欣慰的是他答应请秘书沈强再做一次安排，具体时间他让陶又佳和沈强联系。

陶又佳从市府出来骑车回家，她第一次仔细地关注起长邺市的街道。她发现绿化队的喷水车正把高高的水柱喷向路旁的法国梧桐，中心广场的音乐喷泉也已经竣工，一排排错落的金属管子好似教堂里的管风琴。她幼年居住的城市琴岛就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教堂，教堂里就有管风琴，可她从未听见过它的演奏，刚才她和普运哲还提到过那教堂和那管风琴。再往前骑她看见了长邺市那座老教堂，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琴岛的教堂，陶又佳相信长邺这座教堂里也没有管风琴。但是此刻教堂那狭长的哥特式彩窗给了陶又佳一种幽远的神秘感，这是从前她没有发觉的。接着映入她眼帘的是几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几家住宅小区的鸟瞰图，并配有文字说：“康泰花园小区环境优美、规划完善、居室敞亮、材料考究，设备极尽现代化的要求，是您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地方……”再往前骑，是一家三星级饭店升为四星级的剪彩仪式……这一切都使陶又佳预感到长邺市正在接近“可居”城市，而先前她总觉得自己是客居长邺的外人，终有一天她要回到她那座湿润的海滨之城琴岛。

陶又佳既是细致观察起长邺，便不难发现它的一些瑕疵，她发现路边新竖起了一块块街名标牌，使这个城市大杀风景。这些标牌设计小气，做工粗糙，字体也不规范，好比几根简陋的废铁管被人胡乱焊接在一张凹凸不平的铁板上，充满着一种乡村铁匠铺子打制出来的味道。陶又佳觉得，确切点说，街名标牌是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可忽视的晦气。她不知作为常务副市长的普运哲是否也注意到了这路标，她不知他会有何感想，她初次为这座城市的瑕疵生发出一种真实的难过。

5

普运哲送走陶又佳又回到沙发上坐下，并且下意识地盯住了陶又佳喝过水的茶杯。

刚才的访谈虽然确确实实约好为一小时，但是五点一刻他并没有要开的会。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在双方情绪都很好的状态下突然中断他们的谈话，这谈话也许再有二十或者三十分钟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也许他是故意要给对方一个守时的印象，这是他展示严谨的工作作风的最佳时机，也是他作为一个城市的政府官员与记者交往的本分。这些目的他已经达到了，但只有他的灵魂知道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他如此果决地放走这个不卑不亢、反应敏捷、举止得体的女记者，正是为了制造机会再次同她见面。陶又佳——是的，他牢牢记住了她叫陶又佳。

普运哲从政以来接触过不少风貌各异的女性，这些女性有的是因为上下级工作关系的接触，有些则是通过种种七拐八拐的关系来找普运哲解决她们各式各样实际困难的：房子啦，爱人的调动啦，职务的升迁啦，对职称的渴求啦，工伤死亡者的家属抚恤金啦，甚至特批一只煤气罐这种婆婆妈妈的琐事。普运哲礼貌而有分寸地接待这些女性。在和众多女性的接触中，他承认对一些人纯属公务性接触，对于这种公务性接触有时还必须耐住性子。对另一些女性他并不否认他也有过单方面（也只能是单方面）的好感，甚至夜深人静当他躺在床上失眠时还为一两个女性做过短暂的梦，那些短梦特别浪漫又特别真实，真实得叫人心惊肉跳。当然这些都是普运哲的心灵遐想，连鲁迅都说过假如他把心中所想的一切都说出来定会吓大众一跳。如果人人都存在遐想，为什么普运哲不能呢？但遐想归遐想，做梦归做梦，心惊肉跳归心惊肉跳，过后普运哲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有几分可笑。然而这个陶又佳的出现却使他的心灵不能平静了，他很希望尽快再见到她，这希望简直变成了渴望。

这是一种愈要压下去愈会向上升的渴望，普运哲暂时没有能力搞清也不愿意立刻搞清这种渴望的全部内涵，他只是预感到他渴望见到陶又佳绝不是为了公务之余无伤大雅的消遣。

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仍旧在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们并没有过多地交谈《星探》杂志的栏目，他们只在一开始完成了上一次交谈遗留下的问题。陶又佳对普运哲说：“能不能对读者谈谈您的妻子？”

普运哲就开始谈他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妇女，他们是在那段非常的历史时期结合在一起的，但他的一切都离不开妻子对他默默的支持。说到这里普运哲脑子里忽然闪过葛佩云和他做爱时在他下边默默地睁着眼的神情。这个闪念使他觉得十分对不住葛佩云，也对不住眼前的陶又佳。

陶又佳却感觉到普运哲对于妻子的评价过于机械和流利，像是一场经过无数次排练的演出。但她知道社会需要这样的演出，公众也乐意他们的父母官家庭平稳和睦。

后来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别的，陶又佳问普市长是不是注意到了街上新出现的那些街名标牌，没容普运哲回答，陶又佳又说，她认为这些标牌实在太难看，实在有伤长邺市的大雅，长邺又是省会所在地。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城市角角落落的细节可能比一个城市的总体轮廓更能展示这城市的文明程度、现代程度。她说这就好比一件名牌西服，我们不能设想一件材料、款式和做工都属一流的西服，配以粗糙的扣眼儿和低廉、简陋的纽扣是何等局面，那时这一流西服自然就不能再被称为一流。

普运哲见过街上那些不三不四的街名标牌，却并没有认真注意。现在他只是注意眼前这个对标牌侃侃而谈的女人，她越是贬那标牌，普运哲心中就越是洋溢出前所未有的喜悦——这确是一种喜悦。“我想，那一定是些不够完美的牌子。”普运哲说。“为什么是‘我想’？可见你并没有认真注意。”陶又佳显得有些激动，并且把“您”改成了“你”。

普运哲直视着陶又佳不再说话，这使得陶又佳忽然有点难为情起来，她已觉出了自己的过分，她意识到眼前是市长普运哲。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不再谈什么标牌不标牌，又随便扯出一个话题。那话题漫无边际，无需开头，也不必想好在什么地方结尾，直到陶又佳主动起身告辞——这次是她主动起身告辞。普运哲没有挽留，只是说：“如果方便，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电话告诉我？”陶又佳写下了单位和家里的电话。

普运哲本以为陶又佳也会向他索要电话号码的，可是陶又佳没有索要，于是他又说：“我也给你留一个电话吧，如果你愿意直接打给我。当然……你一向是同沈职联系的。”他一边写电话号码一边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吃力而又笨拙，他为此有点恼火自己。

陶又佳收起电话号码向门口走去，普运哲也向门口走去为陶又佳开门。他们几乎同时把手伸向门上那个球形铜质把手，又几乎同时把手缩了回去。也许他是害怕触到她的手，也许她也害怕触到他的手，而这种共同的顾虑使他们那一瞬间的行为显得窘迫而又可笑。最后她像要与什么较量似的再次把手伸向门上的把手，他就在那个时刻也再次伸过手去，他的大手就整个儿地覆盖了她的小手。他覆盖着她微微发抖的小手凝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满是无邪的清澈。他放开了她，她冲他微笑了一下，开了门走出去。

两个星期之后，陶又佳突然接到普运哲的电话，电话是在晚上打到她家里的，内容只涉及到一件事：普运哲请她再注意一下街名的标牌。

第二天陶又佳在清晨上班的路上，果然看到了崭新的街名标牌矗立在街道路口，它们造型简洁，字体端庄，喷漆均匀。这使她激动不已，当时她就给普运哲回了电话，电话内容除了又谈到标牌，还聊了其他。他们谁也没想到，他们的这次通话竟长达九十五分钟。

又过了一段时间。《星探》杂志刊出了常务副市长普运哲访谈录。出乎编辑部预料的是，这篇文字在长邺市读者中——首先是在大学生中居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长邺大学学生会主席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说学校有两个系的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次长邺市最佳小姐和最有魅力先生评选，结果许多学生在读过普运哲访谈录之后，投票选举这位常务副市长为“最有魅力先生”。学生会主席在信的结尾向编辑部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恳请编辑部能够帮助他们与普市长取得联系，邀请普市长从百忙中抽暇到长邺大学与部分同学会晤。他说同学们之所以盼望与普市长见面是因为他的那些有感染力的生动谈话拉近了大学生与市府的距离，他们说市长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只有懂得生活才能理解市民。市长不仅能够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他也应该知道一座城市的琐琐碎碎。他可以有严肃的言论，但他更应该敢于袒露内心。他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也公开地喜欢某个歌星。普运哲正是这样一位市长。

陶又佳在电话里把这件事告诉了普运哲，他拿着话筒淡淡一笑。他觉得与他本人相比那些大学生毕竟还是天真的，天真得有点幼稚。他不否认在那篇访谈中他对有些问题的回答生动活泼甚至还有几分俏皮，但那实在又是一种面向公众的机智的讨好。假若你以为通过这么一种形式的访谈便就此了解了一个官员的灵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然而，陶又佳的信息毕竟使普运哲小小地高兴了一阵。至此他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历届美国总统都拥有那么一种专门的写作班子，那种写作班子的惟一使命便是向总统随时提供幽默和笑话以供他们在不同的演讲中选用。所以，不管怎么说普运哲是靠自己的智慧博得了一些大学生的欣赏，这一点他并不比有些美国总统差。比与他为伍的有些官员就更高一筹，有些领导连三分钟的即兴发言都不知所云。

不久，普运哲来到长邺大学，在一间挤得水泄不通的明亮的阶梯教室里，他与大学生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聊天式对话。气氛既热烈又友好，掌声和笑声不时地在这间教室里爆炸，对话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天上地下，国内海外，经济文化，歌星球迷……在这次活动将近结束的时候，由于一个同学向普运哲提出了恋爱问题，使会场气氛达到了空前的高潮。那是一个面容秀气的男生，他说：“请问普市长，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可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还有没有追求她的权利？”“我想知道这位同学究竟是喜欢还是爱呢？”普运哲说，“要知道喜欢和爱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提出问题的男同学沉默了片刻说：“是这样，不是喜欢，而是……而是爱！”“那么你当然有权利去做你的追求，”普运哲提高了声音，“只要她和她的男朋友还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轰的一声大家笑起来。“如果我最终碰了一鼻子灰呢？”男同学又问。“碰一鼻子灰也比没有鼻子好，大家说是不是？”普运哲以这句话作为结尾，换来了同学们更加热烈的阵阵掌声。

他发现了坐在远处的陶又佳，他从一进教室就发现了她，虽然他的眼光并没有特意朝那个方向注视。他觉得他用不着特意地注视，因为她已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当他和提问的同学你来我往热烈交谈的时候，他只觉得他在说给她一个人听。他的思路因此格外地清晰，他的言词因此格外地流利，他的每一个回答因此格外地富有光彩。他承认他的一切都有表演的成分，但那是他真心诚意单独为她一人的表演，她的存在使这表演变得格外富于同情心和普通人的意味。

他站了起来，在师生的簇拥下向外走去。已经将近午夜，初夏的风吹来阵阵凉意。他站在阶梯教室门口，站在朗朗星空之下告别大学生们，乘车离开了学校，当车子拐上行人稀少的马路时，他看见了前方骑车的陶又佳。她正不快不慢地骑着她的女车，晚风不时掀着她的雪白的裙子，她那双充满弹性的裸露的小腿在路灯下闪着柔和的光泽。

普运哲非常想探身车外叫住陶又佳，他非常想邀她坐在他的车上，然后把她护送到她想要去的地方。但是他不能够，他知道他不能够。于是他叫司机小刘停住车子，他换在了小刘的位置上。

小刘和沈强都知道普运哲喜欢在闲暇时开车，而且知道大凡他想开车时心情肯定不错。

普运哲把握着方向盘重新发动了车子，他把车控制在离陶又佳五米远的地方一直就那么慢慢地跟着她。

普运哲追随着骑车的陶又佳直到她最终消失在一条柳荫小路上。他永远地记住了飘浮在他眼前的如野百合一样的裙子，记住了那双被夜风抚摸着的小腿。即使当日后终于有一个时刻他和她融合在了一起他最终吻遍了她的全身，也无法抵消这个初夏之夜的记忆。

然后他把车子开回了市政府，他不想马上回家，他必须有一个清静的、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来咀嚼一下他的记忆，收拾一下他的思绪，打量一下他心灵的各个角落。

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苦苦地想起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题：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6

一个时期以来，陶又佳的心情格外好。“管窥”改变了杂志一蹶不振的局面，也给杂志同仁带来了好心情。陶又佳带着这种好心情经常和丘晔约会，她常常精心打扮过自己然后出其不意地来到丘晔面前。

丘晔比陶又佳离婚更早，现在她带着儿子住在父亲家里，老人和小孩由一个保姆照顾。

丘晔的父亲——从前这省的副省长，是个将近八十岁的童颜鹤发的老头，有点颠三倒四，但算不上糊涂，最喜欢和陶又佳开玩笑。每次陶又佳拉着丘晔出门之前他总要想方设法把陶又佳挽留一会儿，他让保姆给陶又佳洗葡萄，要不就给陶又佳念他新编的顺口溜，他说编顺口溜也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现，是他给像他这样的一批老东西画速写。当陶又佳洗耳恭听副省长的顺口溜时，老头子又忘了开头，还得丘晔提醒他。丘晔说：“新事记不住。”老头子接下去说：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坐着打瞌睡，躺下睡不着。名字记不清，见面才知道。自己声音大，别人声音小。小病瞎紧张，大病受不了。……

下边他又忘了词，于是他就对陶又佳说：“就到这里吧，一休的话。”“一休可没您这智慧。”陶又佳开心地冲老人笑着，笑完搂住老人的脖子亲亲老人的脸颊，老人更加兴奋起来，脸更红润，牙齿更白。

有些时候她们也会到陶又佳母亲家里呆一整天。陶又佳的母亲是一位开朗的高个子妇人，没有工作过，一辈子永远在接待丈夫的朋友、儿子的朋友和女儿的朋友并且永不厌烦。陶又佳的父亲先前是这省科学院院长，一位金属热处理专家，几年前患肺癌去世。父亲去世后，陶又佳的哥哥陶又峻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一起。

陶又佳和丘晔所以常常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由于陶母的好客，而是受着陶又佳舅舅的吸引。舅舅是位生不逢时的画家，一年之间这位画家舅舅总要从胶东半岛那个迷人的海滨城市琴岛来长邺住一段时间，而每次离开时总是带着几分愤愤然：“是的，我再也不会到这个城市来了，大姐请你再也不要向我发出这种无聊的邀请！”可是下一次他却不等邀请，自己带着上等的干贝、鱿鱼又来到长邺市。

舅舅爱看电视新闻，尤其是长邺新闻。他一边看一边批评那些惯俗的新闻用语，使人觉得他的这种爱看就是专为了对那些惯语品头论足。他用一根瘦长的、显得有些神经质的手指厾着电视屏幕，画面正显现着普运哲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检查某段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在陶家客厅回荡：“本台消息，今天下午常务副市长普运哲亲临京海高速公路长邺段施工现场指导并检查施工进度，普市长要求施工人员一定要从严施工把好质量关……”舅舅收回了他的手，看看在场的观众愤愤然地说：“听听，为什么一定要用‘亲临’这个词？难道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吗？假如报道一个工人每天按时上下班，播音员能说这工人每天都亲临车间么？又好比，一个家庭主妇进厨房做饭，你能说她每天都亲临厨房么？我画我的画，你能说这位画家每天都亲临他自己的画前？”

陶又佳的哥哥陶又峻说：“舅舅您举的例子也许并不一定对，因为一个按时上班的工人或者一个进厨房的主妇，还有画家……不可能被当做新闻来报道。”

丘晔总是要站在舅舅一边的，她说：“动不动就说‘亲临’就是不妥当，这是过去对皇帝的用词，连两广总督林则徐到虎门禁烟，都不能说林则徐亲临虎门销烟现场。”接着她马上又想起了一个和“亲临”有关的笑话，说有一位省委领导在一个宾馆开会，会务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晚上要洗澡，可是他房间的喷头坏了，他以为某书记回家去了就到书记的房间去洗，谁知当他推门走进卫生间时却见书记正在浴缸里泡着，这工作人员慌忙之中就说：“×书记您这么忙还亲自来洗呀……”边说边关上门退了出去。

陶又峻说：“这只能算个荒唐的笑话，我们的新闻弊病并不在这些用语上，而在于某些新闻本身的价值。报道一个市长视察高速公路的建设，总比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场面好些，那些会议新闻不论什么会镜头永远是有人讲话有人记录，我真不知有什么可记的，文件就发在你手里。”

舅舅却说：“用词不当远比这些影响要坏得多，关键是作为一个观众对这种用语的麻痹。”

陶又佳很少参与家庭里的这些议论，她对谁也不附和，有时甚至毫不客气地顶撞他们，尤其对于舅舅——虽然她和舅舅一直很要好。

有一次舅舅指着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剪彩场面，说为什么非得用剪刀去剪那么长那么宽的红绸子——那简直就是一种愚昧。说既然这仅仅是一种象征，剪一根红丝带就足够了，可是你们看这位官员，非得咬牙切齿把一块红绸子剪断，剪不断还决不罢休。“愚昧。”舅舅说。

陶又佳发现这位剪彩的官员又是普运哲。她对她的舅舅说：“您为什么非要用愚昧来形容眼前的一切？还有咬牙切齿，我看他表现很正常。”“我知道他不一定真的咬牙切齿，又佳。”舅舅说，“这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对他内心感受的一种感觉，是内心的，不是外在形象上的。再者，我所谓的愚昧也并非专指这位官员，我指的是一种现象。”“即使他的内心也不一定在咬牙切齿。”陶又佳说，“如果剪彩本身就意味着愚昧，这愚昧的由来也不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问题是这个人正在做这件事，才构成了你眼前这种现象。”舅舅说。“舅舅，”陶又佳说，“您是位自由自在的艺术家，说话可以任意地不负责任。假如您是那位剪彩者呢？您能要求您的部下把一匹绸子换成一根红丝带或者红头绳吗？”“我会的。”舅舅说。“那您就是一位只懂得鸡毛蒜皮的领导，那正好是您抓了芝麻丢了西瓜。”陶又佳说。“什么是西瓜？西瓜在何处？”舅舅问。“国际航空港的投入使用，地下水的污染处理，高科技开发区的规划筹建，还有，还有高速公路的开通……您知道高速公路开通就那么容易？要占一户农民的地，要拆一户人家的房，您去做做试试。更何况占地拆房的不是一户，是千万户，资金呢？”陶又佳明显地激动起来，语无伦次起来。“怎么啦又佳你怎么啦？”丘晔打断陶又佳的话，“看上去你好像成了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是啊，莫名其妙，没见过你这么较真儿的。”陶又峻说。

陶又佳也觉出自己似乎言语有失，挽回影响似的说：“我只是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围着一个小小的电视画面品头论足，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工作，他们的工作自有他们的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他们……”陶又佳一连说了几个“他们”，说完看看大家，大家也正在互相观看，很为陶又佳的激动而不解。

舅舅不注意这些，他一向认为人生是少不了争论的，争论，是因为人都长着舌头。就像古希腊那位智者伊索，他认为世间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是舌头。舌头偏偏人人都有，难道你能让舌头闲着？

舅舅不再说话，躲进一个角落找烟抽。霎时，有烟雾从一个黑暗的角落冒出来。舅舅这个生不逢时的画家，这个被妻儿抛弃的不幸的男人，有时好像和时代闹点别扭，有时又好像时代在和他闹别扭。虽然他孤身一人常年生活在他那座城市的最偏远的角落里，可是思维却超常地活跃。他的思维逻辑使一些人难以对付，也常使一些人瞠目，尤其一些年轻人。他能就一个话题滔滔不绝，也能戛然而止地跳到另一个话题。现在他看出了他和外甥女之间的话不投机，就躲在人后突然改变话题说：“你们研究过美国总统的体形吗？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人类常常忽略自己身边的多少事情啊！各位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历届美国总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的体形特点，基本都属于火鸡形身材。美利坚这个民族最崇尚这种形体，这是一种灵活、精干的体形，它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民族情绪，每一个选民的意识深处都会偏爱这种火鸡体形，没有一个选民选大胖子当总统。让我们回忆一下有哪届美国总统是大胖子？有吗？”“真的，真的没有一个胖子！”陶又佳这次首先响应了舅舅。

电视屏幕上还是普运哲的镜头，剪彩已经过去，现在是在宾馆和一位侨界人士会谈。陶又佳研究着他的体形。“为什么胖子当不了美国总统？”舅舅继续说，“因为他们的一身脂肪完全挤走了他们作为人应有的那些精华。他们的自重影响着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是他们自身最大的障碍！”“可是丘吉尔呢？”陶又峻说，“丘吉尔就挺肥胖，他的脂肪也没有妨碍他当首相和获得诺贝尔奖啊。”“舅舅专指美国，你干吗又拐到英国去？”陶又佳替舅舅辩白着。“起因是美国，丘吉尔也只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个别人。”丘晔开始发言，“舅舅的谈话中心是说胖人终归不如瘦人聪明，比如咱们舅舅这种又高又瘦的体形，假如在美国必定会受到女选民的注意，起码我会注意到。”

大家笑起来。舅舅却一本正经地说：“离题万里。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讨厌都讨厌不过来。”他转向陶又佳的母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大表哥从美国留学回来学了一身美国习惯，他强迫我嚼美国烟，他自己一边嚼一边往我嘴里塞，搞得我恶心极了好几天不能吃饭。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讨厌美国。”“可是您为什么还热衷于研究美国总统的火鸡体形呢？”陶又峻说。“你不能说研究抗癌药物的人自己就首先要患一次癌，研究试管婴儿的人自己得首先弄个出来抱到家里。再者，我对美国总统也谈不上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注意。我研究的是艺术，是绘画。”舅舅说，“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看懂我的画呢？不可能，寥寥无几。有一次我画了一张画请一些人看，画面是一个巨大的女性生殖器，橘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白色飞机正在里面飞翔……这张画把他们吓坏了，全吓坏了。但这并非我的过错，问题在于他们不懂。其实生殖器和飞机有什么可怕的，司空见惯。问题就在于，越是司空见惯变作艺术就越吓人。毕加索晚年专画女性生殖器，评论界说毕加索堕落了，净画厕所画。可是毕加索还是毕加索，人们怕的是那些司空见惯。”

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延伸的话题，使大家好一阵冷场。半天，陶又峻说：“舅舅，您画点儿别的吧，比如广告，我帮您联系。街上那些大型广告牌需要新奇醒目的构思，您在这方面一定能出其不意。再说，收入也是不错的。”“是啊，让哥哥给您联系。”陶又佳说，“这样您就在长邺住下去，和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挺好吗？”“倒是个好主意。”舅舅说，“可是他们照样不敢要。广告画就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吗？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啤酒广告，六米高的一个大裸体，女的，准确地说是一个女性裸露的脊背，清冽晶莹的啤酒由她的肩背直泻而下，然后在她那个美妙的骶尾窝腾起簇簇梦幻般的雪白泡沫——注意！泡沫就飞溅于骶尾窝儿。”“这真是太美妙了！”丘晔忍不住说。“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思。”陶又佳也说。“对，”舅舅说，“美妙就美妙在我表现了她正面所不能替代的一切感觉，要画出啤酒加脊背这两种同样充满弹性的诱惑。这实在是人类两种渴望的综合。”“后来呢？”丘晔问。“后来呢，还用问，叫他们给枪毙了。”舅舅说，“你说那是弹性的诱惑，他们说，不就是在一个大屁股上倒啤酒么。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惊吓。所以，你们别指望这里有人敢用我画的广告。”“可我觉得您的想法实在不一般。您看，满街的广告千篇一律的大药盒子，要不就是冒泡的大酒杯。”丘晔专注地望着舅舅。“你不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亵渎？”舅舅直视着丘晔。“我一点儿也不这样认为。我只觉得很纯净。”丘晔说。“你刚才说什么？”舅舅冲着丘晔，“噢，对了，你说纯净，说得太美了。老实说我的确喜欢观察女性，而且我常常对她们产生奇特的想法。有时候面对一个处女我感到眼前一片纯净，但有时可能是一片空白——何止是空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小策略、小计谋乃至小手段，一切从她们母亲那里因袭来的小毛病，那时连她们的脊背都是不洁的，又怎么能与纯净的啤酒相提并论。”“我记得您说过一个叫知更的女孩。”陶又佳说。“对，知更。”舅舅说，“当初知更从她们那个小渔岛跑出来闯天下，是我收留了她。我让她住下，给她饭吃，一个人的粮食两个人吃，还教她洗脚。那时候她才十六岁，可是已经遇见过不少男人了。遇见，懂吗？有一天晚上我刚上床睡觉，知更走了过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想过吗？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呀！她走到我床前，身体对着我的脸说：‘我上来行吗？’‘上来’，听听，这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我一下子坐起来说：‘你回去，回到你的床上去。’”“她回去了？”丘晔问。“在我的再三命令下。”舅舅说。“您想到了什么……您请她回去？”丘晔问。“我看到了她那一对尚在发育的小乳房，小拳头一样的小乳房。还有……一切都正在发育，尚待成熟。”舅舅说。“我是说您看到了纯净还是小计谋？”丘晔问。“二者兼有。”舅舅说，“二者兼有是不能诱发起人的性欲的。反之，单纯的纯净或者单纯的计谋都能。”“面对纯净我明白，可为什么面对计谋也可以产生……性欲？”丘晔问。“以毒攻毒呀！”舅舅说，“这种女人只配让人报复。”“用性？”丘晔说。“用性。”舅舅说。“后来这个知更到哪里去了？”丘晔问。“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开服装店的男人，两人合伙到南方做服装生意去了。可是她走了，她却不断地把她们那个小渔村想进城的女孩子介绍到我那里，我的房子成了她们进攻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还学会了给她们洗脚——你知道岛上渔民是没有洗脚习惯的。”“这我可是第一次听您说，”陶又佳说，“这您就不划算了，您宠她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的确没什么实际意义。”舅舅说，“有一次一个人还骑走了我的自行车。但我还是需要这点麻烦，你知道，空气需要流动，日子需要……日子需要真实。”“那是您太善良了。”丘晔说。“善良有什么可炫耀的？”舅舅望着丘晔，“六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就去农村搞‘四清’，晚上没事我就喜欢躺在炕上听带短波的收音机。工作队长一口咬定我在听敌台，他组织了一伙人逼问我听到的内容以及我与敌台联络的暗号，于是我就说有暗号，暗号是‘粉红袜子瑞典火柴’。谁还记得汝龙翻译的那套《契诃夫全集》？”“我记得，”陶又佳说，“是新文艺出版社那个版本。”“对，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契诃夫的小说，他那篇《粉红袜子》正好挨着《瑞典火柴》。这下不得了，美协许多人几十年之后一见面还叫我‘粉红袜子瑞典火柴’呢。”“可是舅舅您为什么把善良和这件事联在一起呢？”丘晔说。“因为你们总千篇一律地用善良或不善良来形容我，听广播和对我的逼问，能用善良和不善良来解释吗？”“我觉得可能。您用善良对待了他们，而他们……您善良得真有点可爱，我甚至爱上了您，您信不信？”丘晔直视着舅舅，显得非常郑重。

舅舅慌乱起来，他嘟嘟囔囔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丘晔没有回答舅舅的问话，她突然站起来向全家做了告辞。

陶又佳追上丘晔说：“不是说好吃晚饭的吗？”“还是到我那儿吧，要不就去你那儿。”丘晔说。

她们一同来到陶又佳的家。

7

陶又佳打开电视说：“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丘晔说。“你真受了舅舅的感动？”陶又佳又问丘晔。

丘晔接着陶又佳的话说：“你一问，我倒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你见过我不好意思么？没有吧。大概还没人见过我不好意思。可是刚才，我也不知我说了些什么。”“我舅舅有时候是挺神的，”陶又佳说，“不过我常常觉得他的逻辑也不一定完全是云山雾罩。当然，有时候也属于一种极端，把人弄得尴尬起来。”“我倒没有那种感觉，既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我现在一直在想别的，想那个孩子。”“知更？”“嗯，知更。两只奶像两个小拳头，光着，毛都没长全。操！我他妈又想到了自己。”

陶又佳不止一次听丘晔讲过她自己，每次当丘晔说“又想到自己”时，那个久远的故事就会同时从她们两个人的脑子里掠过，它清晰而又浓烈。

丘晔还常说，一想到那个年代，一想到那个年代的自己她就不寒而栗。那时长邺市一群住在被称做“副二号”的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那个副二号便是本省那些最高官员的集居地。丘晔说，说我们无家可归吧，我们简直就是家里的主人。你想，父母进了牛棚，用人被辞退，我们不是主人谁是主人？说我们是主人吧，又像是无家可归。她说，开始他们不知所措，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净躺在床上做噩梦。可是后来，他们都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放任自己的生活，他们试探着走出门来，寻找着自己的同类伙伴，原来伙伴只有是同类时才那么容易结合。丘晔说他们的结合好像是为了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又好像是为了共同逃避他们的敌人。她说当时他们的敌人是副二号的另一群孩子，他们比我们优越，一时间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他们把我们叫做“崽子团”，我们就把他们叫做“红狗队”，因为他们都戴着自造的红袖章。我们副二号的崽子团有那么十多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有的上了初中，有的还在上小学。我们有个自封的头儿叫大平，大平长得不高，结结实实的，有点儿肉眼凡胎，可点子多，胆儿也大，所以，虽然大平的父亲在副二号职位最低，可大平在我们中间的威信最高。大平把我们秘密集合起来说，咱们也讲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崽子团对付红狗队的暴动。可是讲归讲，红狗队还是打得我们到处跑，有时候我们连家也不敢回，说不定红狗队的人就蹲在谁家的花园里，于是我们的活动就被迫转入地下。大平发现了一个最秘密、也最能引人入胜的集合点，一个防空洞。洞里盘根错节，洞口在院外。那时候，无论外面多么恐怖，只要一进了防空洞，心立刻就会踏实下来。我们在洞里点燃蜡烛，打牌，聊天儿，开始男生说男生的话女生说女生的话，后来就没人再管这些了。有时，男女生就躺在一起说东道西，当我们都觉得没意思时，大平总能想出些点子来，改变一下气氛。比如他突然掏出一盒烟说：“同志们，崽子团的战友们，今天发烟。谁要不抽就不许再进团部。”——大平把防空洞叫团部。大平说完就挨个儿发烟，发完烟又说：“现在都给我叼起来，我要挨个儿点，点到谁那儿谁要是躲，有你好看的。”我们立刻站成一排，挨个儿靠在墙上。大平手持蜡烛，点亮一个又点一个。烟点着了，我们抽着，咳嗽着。大平又说：“别出声儿，谁暴露目标就把谁交给红狗队。”我们不再咳嗽，一口口抽起来。开始我只觉得头晕恶心，可还是抽完了半根。说也奇怪，当我第二次再抽时竟然不恶心了，还抽出了点意思。后来我们就向大平要烟抽，我们围住他说：“给一根呀，给一根呀。”当大平拿不出烟时，就有人七手八脚把他扳倒捶打他，我们也上了手，人摞人滚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一次大平来了，胳肢窝底下夹着一卷布，一卷又粗又硬的布，像单人凉席那么宽。他站在我们面前说：“谁能猜出我拿的是什么就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谁也不说话。大平说他猜我们也不认得，他让我们多点几根蜡，说今天让我们开开眼。我们赶紧张罗着点蜡，把洞里能放蜡的地方都放上蜡，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景象什么气氛，当时我真觉得和外国人过圣诞节没什么两样。大平神秘地说，“现在我就请大家开开眼，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呆会儿我把这东西一打开，男生看见不许犯傻，女生看见不许尖叫，现在开始。”大平说完唰地打开那卷布，摁到墙上，神秘地闪到一边。我抬头一看，真是差点尖叫起来，原来那是一幅画，画一个光屁股女人，比真人矮不了多少，身体很白，身后很黑。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画叫油画，这种光屁股女人画叫裸体画。画上那个女人块头不小但不蠢，奶有点儿垂，但不难看，腰胯都属上等，毛长得也不赖，梳两条辫子，一条搭在胸前一条顺在脑后，头有点歪，眼皮向下抹搭着。以我们当时的年龄面对眼前这个女人，有谁能说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害羞？惊异？茫然？饥渴？也许都不确切。男生自有男生的感觉，女生自有女生的感觉。当时我只觉得我有点自我膨胀，浑身上下好像有针在扎，反正是一阵不自在。这时候大平又说话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把她弄来了，一来给战友们开开眼，二来……二来你们就看着办吧。反正她是个女的，和一个真的也差不多。”他说着又唱起来：“美丽的姑娘我见过万万千，惟有你的×最好看……”他唱着唱着就脱裤子，裤子褪到脚面，露出了他那个不大不小的玩意儿。我们真不知眼前要发生什么了，羞得把脸背过去。可是大平又说话了：“女生谁敢扭脸就把她拉到前边替下这张画来。”当时我只觉得大平疯了，大平不是大平了。当我转过脸来时，只见大平眼里涨满着血丝，牙咬得也很紧，脸憋得通红，手把着他那个玩意儿正朝画上比画。我还看见又有男生也把裤子褪到脚面，手也摆弄起自己的玩意儿，他们的表情都古怪得要命。我们趁他们都在冲墙上的女人撒野，还是把脸转过去紧紧贴在墙上不敢动，我们紧闭双眼，听见大平他们在后边呼呼喘气。喘了好一阵子，又听见大平说：“吹灭蜡，快吹！”有人遵照他的命令把蜡全吹灭了，洞里一片漆黑。这时有个人来到我面前一把就抱住了我，我隐隐觉得这是大平。他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一只手就扒我的裤子。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反抗，还有点愿意，让他扒。我就光着下身被他扳倒在地上。过后我什么也没记住，只记得他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忙活，后来还觉得那个地方有点疼。可是后来就不疼了，还有点愿意那样。为了那样，我们还想出许多花样，轮换着看，轮换着干，累了就抽根烟，说些放肆的话。要不是后来出了不测，我们的崽子团或许要一直存在下去。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不测，大平犯了案，犯到了大人手里，只有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尚是一群情窦未开的孩子。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年代排遣着时代带给我们的最残酷的寂寞。我们用身体相互接触着相互吸引着，却没有能力欣赏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美妙，连最最高尚的艺术和下作的性行为都不懂得区分。后来大平怎么了？大平和几个男生钻到人家的天花板里偷看一对夫妻性交，从天花板上掉在了人家床上。那个正在性交的男人正好是副二号的一个造反头头，他先拧折了大平的手腕，接着就以流氓罪把他判了五年。那时候别说判个人，就是杀个人和宰只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大平走了，我们散了。又过了几年，我们有人去了农村，走运的当了工人。当我们这些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男生都成了爷们儿，女生都成了现在我这个样子。我们郑重其事地聚会了一次，背着各自的先生太太聚在一块儿。大平找了个刚开张的三星级饭店，我们一扎一扎地猛喝着扎啤，吃了些什么，谁知道，反正眼前的盘子不少。可是谁也不提过去的一个字，分别时拥抱着都哭了，我和大平抱着把眼泪洒在彼此的衣服上，然后大平就去了基辅，他在乌克兰开了一家彩扩店。

现在，当丘晔的故事又在她和陶又佳的眼前显现时，陶又佳说：“你觉得那时的你们是纯净还是各有各的计谋？比如那个大平，逼着你们学抽烟。”“我们实在没有计谋，可也算不得纯净。”丘晔说，“为什么我没有碰到像舅舅那样一个人，当你光着身子向他走去时，他义正词严地对你说：‘回去，回到你的床上去。’如果这样，我们就永远是纯净的，可我眼前偏偏是大平，撅着那个玩意儿，朝那幅画，朝我。”“但历史不能假定，舅舅那时在哪儿？他早就被送到农村去了。”陶又佳说，“我觉得你几次提到的那幅画，说不定就是舅舅的。”“这就怪了。”丘晔说。“舅舅去农村时，把一些画送到了我们家，让我妈妈替他保管，妈妈不让我们看，后来被人抄走了。”陶又佳说，“你想，整个长邺市，除了舅舅的作品，哪有这样的油画原作。”“世上果真有这么巧合的事？”丘晔说，“可是他们亵渎了她，那张画。我想我永远不能把这件事告诉舅舅。”“不过，他把一切看得很透，告诉他也没关系。”陶又佳说，“我想现在是咱们该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陶又佳说完就进了厨房，丘晔也跟了进来，两人在厨房挤来挤去。陶又佳去煎馒头片，丘晔把冰箱开来开去；陶又佳把案板弄得丁当响，丘晔又问果酱在哪儿，哪个杯子是干净的。陶又佳说冲两碗紫菜汤，丘晔说喝啤酒，然后她们在电视机前坐下来。

陶又佳用遥控把电视画面倒来倒去，最后还是停在长邺市台。长邺台有个专题叫《大观园》，《大观园》正在播放本市一次选美活动，几位小姐正穿着泳装对着观众摆姿势，陶又佳和丘晔就面对这些扭动的姿势吃东西喝啤酒。

陶又佳凝视了一阵屏幕说：“哎，丘晔，你说参加选美的小姐对付哪个程序最难？”“我没研究过，”丘晔说，“我不爱看这东西，假模假式的。”“我觉得，穿泳装最难。”陶又佳说。“怎么？”丘晔问。“我觉得挺难为她们，因为一穿泳装，她们身上的所有缺点就都暴露了出来，可以说是一览无余。而她们自己……”“还挺臭美。”丘晔说。“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程序实在有点难为她们，有时还觉得她们挺可怜。可怜巴巴的，还得按规矩走着、扭着。有时候我觉得，女人越是半遮半掩就越难就越不雅，还不如……”“还不如光着，哪儿都露着，露着比一比，那他妈才叫大赛。”丘晔说。

陶又佳大笑起来，笑得把啤酒喷在自己腿上。

丘晔不笑，指着一位着泳装者说：“你看这位，本来这屁股就瘦，一穿上泳装就更显得没屁股了。还有那两条腿，棍子似的插着上身，也许都是让这身泳装给闹的。”

陶又佳附和着说：“对，就是让这身泳装给闹的。还有呢，十个人穿起泳装，起码有五个像水蛇腰，也不知什么道理。”“可她们还自以为有线条——线条毕露。”丘晔说着把果酱抹在馒头片上大口咬，咬一口馒头就一口啤酒。

泳装已经结束，又换成了晚礼服。“晚礼服倒是遮点儿丑，可我真想再多看一会儿泳装。”丘晔说。“也想研究研究？你不是说你对泳装没研究么？”陶又佳问。“我是想多看几眼，多发现点问题，有机会找你舅舅聊聊。比如水蛇腰的事，没屁股的事，舅舅对这类问题准有高深的见解，他画女人，研究女人。”丘晔说。“对，快去找我舅舅吧，准能谈得精辟。”陶又佳说。

她们各吃各的东西，吃了一会儿，丘晔说：“我又想起防空洞里那张画，画上的人就和那个4号差不多。”丘晔指着屏幕上穿4号礼服的美人儿说：“你看她多好，有那么好的衣服裹着她，也不知道一大群不大不小的玩意儿冲着她是什么滋味儿。”“画没有感觉，那不是画吗？”陶又佳说。“是画，但那是你舅舅画出来的，他画得那儿完美，他画过了那个真人……不行，明天我就得找舅舅去，不，也许一会儿。”丘晔说，“我先打个电话吧。”“你别神神经经了，”陶又佳说，“我看你是真被我舅舅感动了，也许你真动了心爱上他了？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要是真的你会怎么看？”丘晔问。“正常。我绝不会大惊小怪。”陶又佳说。“要是我立刻欲火中烧呢？”丘晔问。“正常。”陶又佳说。“要是我立刻到他身上呢？”丘晔问。“正常，”陶又佳说，“不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丘晔淡淡一笑，“我也深知你最最内心对我的看法，因为，因为他是你舅舅。我呢？就差扒开那儿喊浪了，我会喊。你知道防空洞里那点事只不过是一小段，我从电视的‘曲苑杂谈’里知道曲艺有小段，那就是个小段儿，我会喊浪，我会喊！”“丘晔！”陶又佳狠狠吼了一声丘晔，扔下筷子就不再说话。

丘晔不止一次问过陶又佳从最最内心对她怎么看，陶又佳也不止一次袒露过她对丘晔最真的内心。虽然防空洞里那点事实在是一小段，除了那点事，她还有别的使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她另眼看待的事，可是陶又佳理解她，理解她那些事。陶又佳觉得那实在是时代对她的捉弄，那是她面对一个时代的迫不得已。此刻陶又佳不打算再顺着丘晔的话题延伸下去，她觉得现在的丘晔像一个就要被激怒的小兽，小母兽，她应该抚慰她一下，要说点别的，说点……陶又佳想着。

选美大赛就要结束，下面是公布评选名次，领导和承办单位、协办单位要给前十名颁奖祝贺，先是向获得第三名的七位小姐，而后是获得第二名的两名小姐，最后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第一名。不知为什么，这位第一名正是丘晔骂人家没有屁股的那位，她偏偏是第一名。

如同许多大赛一样，颁奖官员也好比获奖者，出场的规格越来越高，待到给这位没屁股小姐颁奖时，她面前出现的颁奖者是普运哲。大约丘晔也破怒为喜地发现了眼前这个意外的受奖者和这位意外的颁奖者，丘晔说：“哟，怎么单把这位没屁股的塞给市长啊。”

陶又佳不说话。“莫名其妙！”丘晔又说。

陶又佳不说话。“你怎么不说话？”丘晔问陶又佳。“我也在想，他们实在不应该把她塞给他。”陶又佳说完又觉得自己言语有失，便问丘晔：“刚才我说什么？”“你说不应该把她塞给他，没错儿，咱俩没矛盾。”丘晔说。

普运哲颁完奖又去和所有参赛小姐一一握手。陶又佳就开始收拾眼前的杯盘，她把它们一一端进厨房，丘晔就坐在原处抽烟。当陶又佳在厨房收拾完毕又回到电视机前时，电视已换了内容，那是每晚十五分钟的长邺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报道长邺市国贸大厦失火和救火事件：许多人正向火海冲去，在众多的救火者之中，有一位救火者的形象不时被电视摄像机拉来拉去，不时变成特大特写，这又是常务副市长普运哲。此时他头戴安全帽，神色焦急而严肃，和刚才颁奖时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丘晔盯住反复出现的普市长说：“看这位，怎么刚给瘦屁股发完奖，又从这儿冒出来啦！”

陶又佳不说话。“你怎么又不说话啦？”丘晔问陶又佳。“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陶又佳说。“什么事？”丘晔奇怪地看了陶又佳一眼。“我大概爱上了一个人。”陶又佳说。“什么时候？”“现在。”“那个人在哪儿？”“就在那儿。”

当丘晔又把眼光移向电视屏幕时，她看见了普运哲的特写。

8

陶又佳向丘晔宣布了她那件事之后又有些后悔，她想难道真有其事吗？难道这不是一种浪漫吗？

陶又佳和董达分手后，总觉得是因为丘晔的存在才再次激起了她对生活的冲动，就像从前那个劈木块儿的年轻工人激起过她的冲动那样。她仿佛跟随着丘晔在生命的深渊里做过无限漫长的沉浮，跟随着丘晔在无望的昏暗旅途中做过无限艰难的跋涉。她惊异于丘晔的坦诚，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她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个的丘晔，她有时像那个露着幼稚的小乳房的知更，有时又像油画上那个丰腴的女人。即使陶又佳真的想起丘晔那些“事”时，她觉得那也是一个真实的丘晔，她喜欢和她交往，喜欢她总是坦诚地把自己亮给陶又佳。这使得陶又佳也总想把自己坦诚地亮给丘晔，即使现在她的事情还谈不上坦诚不坦诚，一切仅仅是一种感觉，她也愿意把它夸大其词地亮给丘晔。

送走丘晔已经快十二点了，她努力回忆着刚才电视上那个救火场面，回忆着播音员的那些解说。她想，现在她要做的是给普运哲的办公室打个电话。电话一拨就通，却没有人接。她想他一定是回家去了，他本是有家的，归来的他更会得到妻子的照顾，记者的一个慰问电话或许就可有可无了。想到这些，陶又佳很有些扫兴，好像有些自作多情。

陶又佳一夜没有睡好，眼前净是救火的场面。她觉得那些电视记者把普运哲弄得有点太突出了，一个特写接一个特写。可她又觉得突出点也没什么不好，市长救火也可称得上“亲临”了，因为救火也可以没有市长参加。后来她还是想到，明天无论如何要打个电话。她甚至默诵起她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她嘱咐自己一定要简洁不要啰嗦，不要谈超出救火之外的事。早晨起来，陶又佳洗漱完毕便坐在电话旁边拿起话筒。她开始拨号码，但刚拨了两个数字就又改变了主意，她挂上电话，只觉得心跳加快了许多。她想，这不就是爱一个人的证明么。她对丘晔的宣布也许不能算夸大其词吧，只有在这个非常时期能把自己亮给朋友，朋友才称得上为朋友。

她非常气恼自己面对一部电话机的懦弱，这时她内心纷乱而又有一种空前的虚飘，一种深深的无助之感。她想求助于一枚硬币倒是件有必要的事。她找出一枚五分硬币，自己为自己规定好反正，便把它抛向空中。硬币落在桌子上，正好是国徽朝上，这正是该打电话的那一面。

陶又佳再次拿起话筒，坚持拨完了号码。她听见了接通的铃声，她的心又一阵狂跳，一时搞不清希望有人拿起听筒还是希望没有人拿起听筒，她差不多有一种临阵逃脱之感。但是她没有扔电话，因为电话没有人接。她放下电话心中才轻松下来，接着便是无尽的失望和一种模糊不清的委屈。正是这种失望和委屈再次鼓起了她的勇气，她又给他的秘书沈强打了电话，但是沈强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任何一个打电话的人都会遇到没人接电话的时候，只有当你首先从心灵上改变了你这电话的性质，你才会生出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感觉。陶又佳此刻就在自己的房子里改变了她给普运哲打电话的性质，她把自己弄得焦躁不安昏天黑地。

这时电话铃响了，陶又佳忽然想起今天她本应该早点赶到单位的，编辑部要商讨纪念《星探》创刊五周年并出专号的事。她看看表，已近九点，她想如果是主编打来的，她就在电话里撒个小谎解释一下她为什么要迟到，女人的小谎本是很多的。她拿起话筒，得知对方不是主编，电话是普运哲打来的。

她惊喜得有点发懵，她把话筒贴在耳朵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普运哲说：“喂，你怎么不讲话呀，你是陶又佳同志吗？”“是的，是我。我看见你救火了，你一切都好吧？”她说。“一切都好。”他说。“我……你现在在哪里？”她说。“还在现场，有些事还要处理，起火原因还没查清，我是用手机给你打电话。”他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她说。“因为我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你是怎么想到的？”“我肯定你看见了我在救火，摄像机总是跟踪着我。”“那么我……我能真的看见你吗？”

陶又佳的话筒悄悄沉默之后，传来声音说：“下午吧，四点钟，在我的办公室。”

陶又佳放下电话，不知该做什么。开始打电话时也许她并没有想提出要见普运哲，但是她突然提出了；她更不曾料到普运哲会这样直白地答应她，但是他答应了。这使她又一次想到，她向丘晔的宣布果真不是自作多情。

下午四点钟陶又佳走进了普运哲的办公室，这次他们是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她观察他一阵说：“你的头发怎么了？”“也许是被火烤的吧。”普运哲说。

陶又佳发现普运哲有一绺头发被灼得很焦。“我还以为你会被烧伤呢。”她说。“我还以为你根本不关心我的事呢。”普运哲说。“但是我发现了你，发现了你在现场。”

两人一阵沉默。普运哲手里摆弄着那只小糖盒，但他并没有打开，也没有请陶又佳吃糖。半天，陶又佳说：“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都给你打过电话。”“噢。”普运哲说，“你知道当时我想到了什么？”“我怎么知道。”陶又佳说。

普运哲说：“当时我想，既是救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我不是去做做样子上上电视，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这样，所以我就有一定危险。既是有危险我就要好好想几个人，你猜我第一个想到了谁？”“我猜不到。”陶又佳说。“我想到了一个女记者，虽然我们刚见过三次面。”普运哲说完以试探的眼光看看陶又佳。“您不觉得您有点……有点……”陶又佳说。“有点自作多情，是不是？”普运哲说。“不是，我是说，这也许有点不值得，您是市长。”陶又佳说。“可我觉得在思念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人的大脑构造是平等的。平等，你懂吗？”普运哲说完又以试探的眼光观察陶又佳。

但在陶又佳看来，普运哲的眼光里有试探，也有一片深情。她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手也在沙发前的茶几上东摸西摸。可是普运哲突然攥住了她的手，然后他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陶又佳对普运哲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本应感到些意外的，但又觉得这只是比她预料得早了一些，时间和地点也有点不得体：一个刚刚救过火的、被电视摄像机跟踪过的英雄，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这使得陶又佳产生了刹那间的不自在。她挣开普运哲，抻抻衣服坐回到沙发上，涨红着脸说：“别这样，可别这样！”

陶又佳的举动倒有点使普运哲意外，他离开陶又佳，回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又开始通过那如山的文件望着陶又佳，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他并不想把自己刚才的举动形容成无礼，更不想把它形容成什么不雅。他只是暗自谴责自己，无论如何这是唐突了些，他仅仅想到了唐突。他想他应该给对面那个遥远的女人以余地。“也许刚才我使你感到不舒服了，”他说，“时间地点都不对，你看，这是办公室。这就不如发生在一个有着蓝天白云或者森林草地的地方。办公室是一个公事公办的地方，是吗？”

陶又佳不准备回答普运哲的问题，她觉得自己现在应该像个初恋时的女孩，应该低头抻抻辫子、拽拽衣角什么的，尽管她明知这有多么做作，多么不合乎她的身份和年龄。“但是，”普运哲接着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只是个地点或者时间问题，仅此而已。因为我看到现在的你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你，就不如你在给我打电话之前扔硬币看运气真实。”“你怎么知道我扔过钱？”陶又佳有些无地自容。“我是猜测，也算一种第六感觉吧。”普运哲说。“你就经常这样猜测我？”陶又佳说。“我还跟踪过你。”普运哲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快说快说。”陶又佳声音紧张，又像撒娇，早已抛弃了那个“应该如何”的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坐到那把专供客人用的软椅上，这里距普运哲近些。“就在那个晚上，”普运哲说，“和长邺大学的学生们座谈之后，你骑车回家，你穿一条白裙子。我就跟在你的身后——当然我是坐在车里。我开车，我让司机坐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开车？”陶又佳问。“我会开车。”普运哲说，“当时我开得很慢，我很想把你请上车来送你回家，我想当时如果你应该有一个护送者的话，那个人就应该是我。后来我把车开回机关，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这时我才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我自己的地方，我的权利也远比一个普通市民少得多，比如请一个人上车。我是属于公众的。市长的使命是为他的市民创造充满爱情的生活，可是市长在这座城市里永远只有几条固定的路线，行动的路线和心灵中的路线。我无法像一个普通市民那样东游西逛，更不能像你们记者那样神出鬼没。”“那么你有没有意识到过你就是个普通人、普通市民的时候？”陶又佳说。“有，就像刚才。可现实仍然提醒我，我没有这种权利。”普运哲说完便不再说话，他开始抽烟。

陶又佳发现普运哲抽得很猛，烟雾霎时就笼罩了他。她盯住普运哲那绺被烤焦的头发，她很想走过去亲亲那绺头发，可刚才分明是她挣脱他的。那么，她应该找一句最得体的话使他得到安慰。“我最愿意和你面对面地聊天。”陶又佳说。“我何尝不愿意。”他终于说，“可是我马上要开会了，市长有市长的固定路线。不过，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一连几天普运哲没给陶又佳打电话，这使陶又佳又一次陷入了焦躁之中。她无时无刻不在回忆普运哲和她分手时的那几句话，她觉得那几句话虽然得体，虽然无懈可击，但又枯燥乏味。但是他毕竟说他要给她打电话，那么她应该等待。为了等待普运哲的电话，她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连丘晔都没有。她要“腾”出线路，使电话畅通。也许这是大可不必的，但是她决心只等一个电话。

陶又佳焦急地等待着，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她想也许他对自己说的话后悔了，假如三天之内他就会对自己那番非同一般的话后悔，那么他又有什么可值得陶又佳怀恋的呢？不，他没有后悔，陶又佳否定了这一猜测。接着她又猜他这几天不在长邺，要么就是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见面地点；也许他病了，病得不能上班了——那么他会得什么病呢？陶又佳在焦虑的等待中又度过了一天。

这天晚上，她洗过澡，正靠在床上翻杂志，有人按她的门铃。她想这一定是丘晔，现在按门铃的只能是丘晔。她用浴衣裹着自己，骂了声“该死的”就开了门，但她眼前并不是丘晔。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她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戴着软便帽和眼镜的男人。她急急忙忙地关上一半门，又挂上了门锁上的保险链，然后对来人说：“你找谁？”

来人不说话，望着陶又佳只是站着不动。

陶又佳又说：“你是不是走错了门儿？”“没有。”来人肯定地说。

陶又佳听出了这是谁，这分明是普运哲的声音。她一下子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她拔掉门上的保险链，把手伸给普运哲。她把他请进门来，她差不多是拉他进来的。

她把门锁好，望着眼前的普运哲不知如何是好，她想起“微服私访”这句话。

普运哲站在陶又佳的门厅里，确信家中只有她一人时就摘掉了帽子和眼镜。“人有时候改变一下形象还是必要的。”他对陶又佳说。“你是怎么来的？你怎么想起到这儿来？”陶又佳仍然显得有些慌张。“这个留着一会儿再说。现在我想是怎么度过这一小时，因为我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他以试探的眼光观察陶又佳。“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陶又佳低声说。“我可是想好了，也不管不顾了，我要亲你。”普运哲说着就紧紧抱住了陶又佳，发疯似的吻起她来。

她没有反抗，没有推开他，就像她也为这一小时的会见做好了准备一样。她偎在他怀里紧闭起双眼，感到一阵阵的呼吸困难。

她是被普运哲抱进客厅的，他把她抱进客厅扔在沙发上，又拥住她好久。“你怎么能到这儿来？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你有你的固定路线呀。”陶又佳说。“今天算是乱了阵脚，走乱了路线。”普运哲说。

他说他是从宾馆溜出来的，他说了一个宾馆的名字，她知道那个宾馆距她家很远，差不多要穿过多半个城市。他说他要在那里会见一个什么国家的财团董事长，到宾馆后才知董事长的飞机晚点三个小时。于是他就让秘书和司机先回家去，他说他要留在宾馆休息。他留了下来，然后就决定做这次步行的微服私访。“你是走来的？”她问。“是走来的。”他说。“这差不多要走五公里吧？”“可能还要多。”

他的长途跋涉再次使陶又佳受到感动，此时她有一种幸福的心碎之感，这换来了她对普运哲的主动亲吻。她亲着他说：“一会儿你还要走回去么？”“先别说走不走，让我们好好度过现在吧。”“是的现在。”

于是他又从沙发上抱起了她在客厅里旋转着。她紧闭着双眼又袒露着自己，像在等待一个新的时刻。他把她抱进了她的卧室。

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是多么感谢那一班晚点的飞机呵！”她用她的胳膊和腿缠着他说。

他不说话，只是被她缠着。“我是多么感谢那个迟到的洋人董事长呵！一切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她把他缠得更紧了。

他开始吸吮她的全身，他就是要吸遍她的全身的，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有了这种预感。那时他就研究过她：她被亲时将是何等样子。现在他看到了，体味到了，一切都应了验。他恨不得嗅遍她身上的一切气味，这个有情有义真情如火的女人。

陶又佳是在醉梦中被他放开的。他时刻没有忘记时间对他的约束。时间使他警醒，又使他觉出刚才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真实。临走之前普运哲又回到陶又佳的卧室，把头伏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如果你愿意，我会安排咱们再见面的。”

陶又佳听见普运哲为她带上门下了楼，才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她看见普运哲的身影急促地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又感到一种意外的欣慰。她还想到她对丘晔的宣布果然变成了真的。她体味着刚才这床上发生的一切，不再洗澡就那么睡了，她愿意让普运哲印遍她全身的痕迹陪伴她从黑夜到天明。

9

这是陶又佳写给普运哲的诗，在从前和以后她都没有写过诗，因为她不会了，她相信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这句话的。她想她的文采绝对比不上她的前夫董达，但是她却从来没有给过董达这样的真爱，也没有诗。她的诗也许还算不上诗，但是这诗里有恋爱的全部热烈和高尚。

她要把她的诗念给普运哲听，普运哲说要自己看。他看完她的诗，告诉她说：“我显然没有把它看成是诗，因为我看得懂。我只知道诗应该是看不懂的，比如‘天饿了，天以为他是菜／他的脚朝土地望去，天对准花追来……’我记不清在哪儿读到过这么几句诗。”

陶又佳笑笑也不说话，她知道普运哲也没把什么“天饿了”当成诗。

平时他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就见面。秋日的一个星期天，普运哲悄悄把车开出市区，与等在约定地点的陶又佳会面。她上了他的车，当车子远离城市，走上宁静的乡间公路时他们才像两个获得了解放的人。这里没人认识普运哲，更没人认识陶又佳。这暂时的自由解放使普运哲的神情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起来，他把握着方向盘，扭过脸对陶又佳笑笑，甚至做个儿童式的鬼脸儿，他说：“每当我想到那天晚上的‘微服私访’就感到好笑。”“你当时就没想到我家里会有另外的人？”陶又佳说。“我猜不会有，也是第六感觉。”“要是有呢？”“如果是女人我就说对不起我一会儿再来；如果是男人我就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要么就说‘你们家有气炉子吗’？你就说，‘你走吧你走吧，我们家没有气炉子，我们家没有气炉子。’”

陶又佳大笑起来，她愿意听普运哲这种充满幽默感的信口开河。“你那顶软边礼帽是哪儿来的？”陶又佳问。“从宾馆房间捡的。”普运哲说，“回到宾馆我把它放到原处才对服务员说：喂，小姐，你看是谁把帽子丢在了我房间？”

陶又佳笑得死去活来，说：“一切都是天意，你信不信？连帽子也为你准备好了。”“是天意。”普运哲说。“可你却把我吓了一跳。”陶又佳说，“我觉得有一种人专爱戴那样的帽子。”“坏人？”普运哲问。“那倒不一定。比如不高级的文人、艺术家什么的，还有卖药的，就是没有市长。”陶又佳说。“所以你就认不出我来了。”“所以我就认出你来了。”陶又佳说，“你就是化妆化得再古怪我也能认出你来。”“所以……”“所以我就爱上你了。”

普运哲把车拐上一条小路，小路两旁是无尽的果园。果树枝叶繁茂，果实已经累累，苹果尚待成熟，散发着一种格外诱人的香气。普运哲停了车。“为什么在这儿停车？”陶又佳问。“因为……就因为这是果园。”普运哲说，“长邺不像咱们的琴岛，没有海滩、树林，可咱们有的是果园。果园和海滩、树林相比，也自有它动人的地方，你不觉得它照样可爱么？”“这实在是可爱，可爱得我都想让你亲亲我。”“我永远等待这个时刻。”

他撒开方向盘，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她撒娇似的在他怀里“扎挣”着，然后就闭眼，安安静静地等着他来亲她。他伏下身来亲着她的额头、她的腮、她的眼睛和眉毛，然后是脖子、胸……最后才是她的嘴。他对着她的耳朵说：“你知道你的什么地方最动人么？”“你说什么地方？”她闭着眼问。“你下面那一排不整齐的小牙。”“你为什么专门说我不好看的地方！”她微微睁开了眼。“我就喜欢这排小牙，它们乱七八糟的可是有你的全部聪明、伶俐和俏皮我现在就要……”普运哲死死地吻住了她的嘴。

她感到一阵阵晕眩，只觉得四周满是苹果的香气，那是酒样的香气。尽管车窗是密封的，但陶又佳还是领受着这香气的熏陶。她被他亲得两腮潮红、呼吸急促，她一次又一次地等待他，他一次比一次亲得热烈。许久以后，每当陶又佳回忆起他们那次的亲吻，总觉得那才是人间最真的亲吻，她被吻得完全没有了自己。

如果不是普运哲机警地发现他们的车子挡了道，他可能还要吻下去的，但他从反光镜里发现后面近几十米处有辆农民的拖拉机正突突地朝他们开过来。他把陶又佳扶起来，替她捋捋头发说：“咱们该走了。”车子窜出去，很快把拖拉机抛在了后面。他们相视而笑，七拐八拐地把车开上了大路。

普运哲把车开得飞快，但并不是朝着长邺的方向。“哎，”陶又佳突然说，“你的车子开得的确不错，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你发现什么了？”普运哲问。“我觉得你起步太猛，有时油门踩得过大。”陶又佳说。“看来你还挺内行。你会开车？”普运哲转过脸，看看身旁这位刚被他亲得死去活来的女郎。“不会，只是摸过，有位师傅教我开过‘212’。”“我说呢。”普运哲说，“其实道理一样。你开一开？”“我可不敢。给市长开车？”“现在我不是市长，是你师傅。”

普运哲把车停在路边，执意让陶又佳坐在司机位置上，他差不多是侧歪着身子把她抱过来的。但陶又佳却真的把车发动起来了：她挂上一挡，左脚踏下离合器，右脚踩住油门，车身一阵哆嗦蹿了出去。幸亏公路上车辆稀少，陶又佳的车速也只有六十迈，但她仍然显得有点煞有介事。“我最高就是六十迈。”陶又佳说。“不见得，开八十迈。”普运哲说。

陶又佳磕磕绊绊地换了四挡，车子猛抖了几下，“啃啃”几声熄了火。陶又佳闯了祸似的望着普运哲。

普运哲说：“现在你最大的毛病还是紧张，一紧张就容易手忙脚乱，关键是离合器和油门的配合要得当。”“那么你说说我听听。”陶又佳虚心地说。“要掌握‘两头快中间慢’。”普运哲说，“离合器踩下去时要快，抬的过程要慢，慢抬离合器时轻点油门，然后快松离合器——两头快中间慢。可以说这是初级阶段的要领。现在你再试一试。”

陶又佳再次发动车子，这次她的心情不那么紧张了，她的心指挥着她的脚，她没那么用力踩油门，她照普运哲说的“轻轻点一下”，车子跑起来，比刚才要平稳得多。

普运哲望着陶又佳全神贯注的样子，心想，算是个聪明人。他常把开车的女人和那些身背大镜头摄影机，在公共场合钻来钻去抢镜头的女人连在一起，他觉得这两种人都有一种不寻常的风度，也是一种女强人，还常常使人生出一种敬畏之感。

不断有车从对面呼啸而来，呼啸而过，陶又佳有些慌张地对付着它们。普运哲告诉陶又佳，会车和超车首先要沉着、自信，因为这是你自己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我就最喜欢超车，我最不喜欢我的车前边有车。”他说。

后来他终于换过她来，因为她开得毕竟太慢，在公路上开车过慢会引人注意的。他立刻加大油门，刹那间超过许多车去。

陶又佳坐在后排探过身子对普运哲说：“我想了解一个问题。”“你说。”普运哲说。“你坐车时喜欢坐在哪个座位上？”她问。“司机旁边。”他说。“不好，”她说，“那是个最不吉利的位置。”“这个道理我知道，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前边，习惯了。”他说。“要是我请你改掉这个习惯呢？”陶又佳说。“有这个必要吗？”普运哲说。“有。为了我，为我改掉。”陶又佳说。“好，我试着改掉。”普运哲说。“不是试着，是……要改。”陶又佳说。

普运哲正想说他一定要改明天就改，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车子顶在一辆“

13

这里已经是外县的地界，前边卡车的牌号也是外县的牌号。按常规普运哲本来可以指责卡车司机，指出他刹车为什么不亮煞车灯，然后讲点条件再放走那司机，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那个卡车司机也主动过来作了一个含糊其辞的解释，普运哲轻而易举地就放走了他。

普运哲回到车上，发现陶又佳被吓得脸色苍白，缩在座位上正诚惶诚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时觉得陶又佳变得瘦小起来，他很为她的瘦小而感动。他去拉她的手，手也冰凉。他安慰她说：“并不严重。”“这车到底怎么了。”她问。“车灯碎了，换一个就是了。”他竭力把事情说得平淡。“一个灯要多少钱？”她问。“大概七千吧。”普运哲说。“我来付钱吧。”陶又佳很真诚地说。她立即想到普运哲的车祸并非因公所致，现在这车跑在郊外的公路上，有着一种不光明的味道。

普运哲却心中有数地说：“还不至于。”陶又佳那副天真的样子，使他越发生出对她的怜爱。“那你怎么办？”陶又佳追问着。“有办法。”普运哲说，“我可以找朋友帮忙，找基层，比如找哪个县，他们的灵活性更大。”

也许陶又佳并不了解“帮忙”“灵活性”意味着什么，然而任何一位可被称为“领导”的人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灵活性”，何况是一市之长的普运哲。而愿意“帮忙”的朋友也是不乏其人的，尤其那些市辖县的朋友们，这种机会对于他们可算作一次幸运。有“幸运观众”、“幸运顾客”，也有“幸运”县长和书记。此等区区小事，只需秘书或司机出面给某基层某领导打个电话，别说是一只车灯，就是一部新发动机，又算得了什么。

天色暗下去，他们的车子只亮着一只眼又跑起来。普运哲发现陶又佳好像刚从惊吓中解脱出来，他觉得现在是向她正式说点什么的时候了，好像她的被惊吓、她要拿钱买车灯促使了他要正式地说。他说：“又佳，和我结婚吧。”

陶又佳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过去他们在一起谈了那么多，又似乎不约而同地绕开这个话题。对于普运哲来说，他常常感激陶又佳的善解人意；而对于陶又佳来说，她愿意他们是真正地两厢情愿，她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苦恼和负担。她学会了去爱一个人，她知道爱除了思念还有行动，而这行动的全部意义也包括了不要让你爱的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和我结婚吧，我要和你结婚。”普运哲把一只手放在陶又佳的手上说。“可……这要……”陶又佳倒显得平静地说。“这要努力。”普运哲说，“可是我，我现在要把你的诗背给你听：要是我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里没有你，那我为什么要占领呢？”……

10

普运哲换了车灯，他让司机小刘把发票交给某县县长，这县长没过几天就亲自如数送来了灯款。普运哲还愿意把这件事想得更加自圆其说些：无非是拿国家的钱修国家的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运哲不断想着另外一件事：他和陶又佳结婚，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葛佩云分开，但普运哲拿不定主意怎样和葛佩云开口说离婚。倘若葛佩云是个刁蛮的泼妇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多吵它几架多打它几场，趁着彼此的情绪激烈就会顺理成章地说出要说的话。但葛佩云不是泼妇，普运哲只觉得她乏味、窝囊。一个对生活没有奢求，一个温吞水般的女人，似乎永远为他创造不了一个开口就说离婚的机会。自从他和陶又佳认识以来，他知道她对眼前的生活生了疑心，她无缘无故地给他打电话，有两次还鬼使神差地追到宾馆调查他的行踪。但是她却没有明打明地找碴儿和他发生过不愉快，相反她总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有几次普运哲下班回来都看见她在家中的某个角落里就那么坐着。如果这个在角落里坐着的女人不是葛佩云，普运哲就会认定她是在表演可怜和委屈，但这个女人就是葛佩云，葛佩云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具备表演的才能。表演，那毕竟还要有点其他的表情点缀，最起码脸上还应该有泪痕。然而葛佩云没有，她只是坐着。这使普运哲又觉得葛佩云越是不会表演，她就越显得残忍。然而普运哲还是得等待那么一个“碴儿”，哪怕就像那个早晨——关于白皮鞋事件的那个早晨那样的一个碴儿。

后来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他终于等到了那么一个碴儿。那天他冒着大雪回到家，摘了帽子脱掉大衣走进自己的房间，却发现葛佩云盖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床上。这使得普运哲非常恼怒，他站在桌前双手扶住桌沿，看着这个反常女人的反常行为，想着如何提醒她行为的不得体，然后再就势把他要说的话说给她听。他想无论如何这是个机会，是个不可忽视的机会。“你这是怎么了？”他语调铿锵地说。

葛佩云裹着被子不动，仰面看天花板。“你怎么躺在这儿？”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眼睁得很大。“你应该起来。”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眨眨眼。

普运哲看出葛佩云是不打算离去的，他得想下一步的措施，想必要时、万不得已时他该如何对付她。

他又敦促了她，敦促她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仍然不动。普运哲“不得已”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几大步走到床前掀开了她的被窝。

葛佩云从被窝里坐起来。她穿着毛衣、毛裤和袜子。

普运哲又要求她穿好衣服去客厅，他说他有话说。

葛佩云终于下了床。他们下楼来到客厅，拉开距离坐下，普运哲试着开始了那个艰难的话题。他说：“你今天的行为很使我莫名其妙。”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又觉得用“莫名其妙”作开始是个低调的开始，于是他又说：“你今天的行为我很不能容忍。”

葛佩云不说话。

普运哲已觉出这是个不祥之兆，葛佩云显然是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普运哲不止一次遇见过这种时刻，那时他便一走了之。但现在他不能走，他决心把他要说的话一股脑儿说给她听。“看来你是不准备说话了，”他说，“也好。我想，我得说，因为我已经看出我们面临着一个时刻。我想，你要是同意，我们还是分开吧，也就是离婚。”

普运哲说完看看葛佩云，显然她没有被他的话“吓”着，也没有被他的话所“感动”。她还是不错姿势地坐着，不错姿势地不说话。

普运哲说：“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开口，但我认为我的话你是听清了的。今后你用不着担心你生活中的困难，这些年我是很少关心过你，分开后也许我反而会知道我该如何做。”

葛佩云不说话。“你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他说。

葛佩云不说话。“也许你要问为什么，我想这个道理你会明白。就像许多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一样，说感情不合，说没有共同语言，说兴趣的差异，说什么都可以，关键是分开更好。”

葛佩云仍然不说话。

葛佩云这种死活不说话的态度使普运哲初次改变了从前对她的看法，他忽然觉得她并不窝囊，她这种不开口本身就是一种机智，这“机智”实在是最刺激人类大脑神经的一种恶劣品性。他的智慧和口才从不会被唇枪舌剑所淹没，却能在这种不开口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他盯着眼前这个死不开口的葛佩云，心中头一次对她生出真实的憎恶。他忽然想起那一年审判“四人帮”的场面，当时那个死不开口的张春桥曾经令法官们很是棘手，也使法庭的威严黯然失色。但不管怎样那时还有位法官总是说“好，你不说，让证据说……”现在葛佩云既不是被告，她也没有什么证据可言。普运哲愈加失望和无奈起来，他心不在焉地说：“你不肯讲话，那么我认为你是同意我的意见了。”“我不。”谁知葛佩云却意外地说话了。“你不同意？”普运哲抓紧着时机问，“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我不。”葛佩云又说。像是说不同意离婚，又像在说她不同意说出理由，你怎么理解都行。

后来普运哲又与葛佩云进行过几次谈话，每次普运哲都是口沫四溅地如同在说单口相声，而葛佩云永远只是那两个字：“我不。”她一次比一次说得果断，一次比一次说得坚定。后来普运哲再三追问葛佩云能不能说说这个“我不”的含义，葛佩云才又加了一句，她说：“好好的日子。”

在葛佩云看来，也许他们的日子是个很不错的日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市长和市长夫人的日子。虽然一个时期以来普运哲对她那种明显的冷淡给这日子带来了明显的缺陷，但葛佩云以为保住这日子本身比弥补那种缺陷重要得多。日子若是西瓜，那缺陷不过是粒芝麻。有一次当普运哲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他们眼前的日子并不是“好好的日子”，他们都应该承认眼前的现实，他并且打算要继续和葛佩云说下去时，葛佩云突然脱口而出地说：“这样吧，咱们到市政府说去吧。”

这倒有了一点挑衅的味道，葛佩云的话也才真的使普运哲觉出一点紧张。虽然凭着他对葛佩云的了解，他相信她不会随便到外面去闹出点什么，但他又想，人一旦被逼上绝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相信眼前的葛佩云正被他往“绝路”上逼。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身在绝路的葛佩云就不会来个孤注一掷？

葛佩云忽然冒出一句“咱们到市政府说去”，或许也并非她的智慧和心机使然，她只是本能地想到了组织，她和普运哲结婚就是村里领导给定的，说要离婚当然得找市里领导。这就是那些看似笨嘴拙舌的女性高人一筹之处，往往你的一大串子丑寅卯也抵不过她忽然拽出来的一句短话。你不能不相信人之说话有时确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分量。尽管葛佩云未曾想到自己的话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但自此，在普运哲和葛佩云之间却出现了一种“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的局面，继而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葛佩云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普运哲下班回来居然还和葛佩云打打招呼，有时候两人在饭桌上还能谈两句出国人员服务部的营业情况。只有他们各自的心里明白，他们各自心中的戒备和提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普运哲减少着与陶又佳见面的次数。可一旦从眼前那“和平共处”的氛围里挣脱出来，他更是迫切渴望得到陶又佳的温存。他一次次把她抱在怀中闻着她的气息使自己相信：即使日子再艰难再乏味，他只要有了她，一切都不在话下。于是他们不断地下着少约会的决心，又一次次地约会着。

有一天葛佩云告诉普运哲一件事，她对他说，她们单位要集体去北京参观亚运村，她问普运哲这件事值不值得去。普运哲心中一阵高兴，但他却对她说：“可去可不去。”接着他又问她：“你们怎么去？”葛佩云说坐火车，说单位已经买了明天的票。普运哲说坐火车要十多个小时，真要想去以后有的是机会，她可以坐他的车一起去。葛佩云沉思一阵却说：“和单位一起去吧，热热闹闹，年轻人也多。”

普运哲“勉强”表示了赞同。

第二天早晨普运哲亲自开车送葛佩云去车站。在站台上他和葛佩云那些年轻的同事亲切地打着招呼，轻松而又不失身份地开着小玩笑，直到葛佩云和他们一块儿走进车厢。后来车开动了，普运哲朝她和她的同事们挥着手。

普运哲回到办公室立即给陶又佳打电话。他先把电话打到《星探》编辑部，他冒充长途电话说自己是陶又佳的一个外地作者，但编辑部的同仁告诉普运哲说陶又佳今天请假没上班。普运哲又把电话打到陶又佳家里，家里也没有人！他觉得非常扫兴，开始一阵阵地胡思乱想。

普运哲胡思乱想一阵又开始四处给陶又佳拨电话，凡是他能想到的地方电话都拨到了，但电话还是没人接。这时秘书沈强进来说，某县长求见。普运哲让沈强请那县长进来。

县长进来了，这就是为普运哲报销车灯的那位县长。他们县是本市一个不算富裕的山区县，他是为县里一段公路的拓宽事宜来找普运哲的。他说那段公路是通往外省的一段运输要道，现在狭窄的路面已经很不适应车辆的流量。而市交通局每年拨给地方修路的钱十分有限，因此他们想靠本县的力量集资修路。为尽快筹集资金，他们打算在县境内设两处公路收费站，说白点儿就是让过往车辆留下买路钱。但这件事必须得到市政府批准。

普运哲问县长有没有文字请示，县长从一个人造革公文夹里掏出一份请示报告恭恭敬敬地递给普运哲。

普运哲认真地看了抬头和内文。他想这本是一件办起来有困难、但通融一下能办成的事，因为他知道市交通局无权决定此事，权力属省交通厅。但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省交通厅还没有批准过哪个县级交通部门设公路收费站，虽然这县打出的旗号是为拓宽公路集资。他跟县长介绍了上述情况，紧接着又说：“不过你们的情况有点特殊。”他说，“特殊就特殊在你们是贫困山区，贫困山区要脱贫致富发展经济，所以这个请示报告也就有了被批准的可能性。当然，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他问县长是不是还带了多余的没写抬头的请示报告，县长马上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显然县长做这种事已有经验。他对普运哲说：“普市长，这是一份空着抬头的，您看应该写给哪儿？”“应该给省交通厅。报告的落款应该是市交通局，而且要有他们的章。”普运哲说。

普运哲说完打电话叫来沈强，要他拿着这份没有抬头的报告到文印室打上“省交通厅”的字样，然后他就给省交通厅厅长拨通了电话。看来他们很熟，彼此说了些随便的话，接着普运哲说起邀请对方吃中饭的事。对方挺痛快地答应了。普运哲放下电话对县长说：“你知道市政府是不能直接对省交通厅的，你给市政府的请示我也不好批到交通厅。所以我请厅长和你在一起吃一顿饭，吃饭时你把报告直接交给他。”

县长很兴奋，说市长想到了他们所想不到的事，这事情便十有八九要成了。

普运哲冲他笑笑，稍显世故地说：“其实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说完告诉县长他外面还有客人，中午时在某个饭店见。

中午，他们如约在饭店见了面，交通厅长也随后到来。事情果然顺利，厅长在饭桌上就批了报告。

待普运哲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快两点钟了，他一进门就立刻接着给陶又佳拨电话，电话还是没人接。两点半他要出席市科委一个优秀知识分子表彰会，现在他应做的，是赶快熟悉一下沈强写好放在桌上的讲话稿。

直到晚上八点钟，普运哲才和陶又佳通了电话，他简直有些气急败坏，原来陶又佳到妈妈家给她的小侄子过生日去了。

他告诉她一个地点，迫不及待地要她马上出来和他见面。她按照他的指示急匆匆地赶了去，他正站在那儿等她。他的背后是一幢单门独院的住宅，院门显得很严谨。他把她领进了院子，凭直觉她知道她这是走进了他的家。

在门厅里他帮她脱掉大衣，然后就像往常那样立刻抱住她。但是她有点紧张地把他推开了，虽然她知道他能约她来这里，此刻这里就一定安全，可她仍然觉得这个空间还有另一个女人的目光在注视着她。

普运哲把她引进客厅，她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拼凑的感觉。这是一套被许多人的心愿凑起来的房子，一套并没有被房子的主人真心温暖过的房子，虽然房间里该有的都有了。在一个角落里他又去拥抱她，她再一次把他推开了，弄得他也不自在起来。

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打开沙发旁边的落地灯，又打开音响选了随便一支轻松的曲子。陶又佳这才觉得自然、轻松了一些。他终于把她拉进了沙发。当普运哲将陶又佳拥在怀里亲着她那微微向后仰去的脖子时，陶又佳也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的拥抱和亲昵会落入他人的视野并被拍成了照片，而这个拍照片的人就是葛佩云。

11

葛佩云原本对照相机一窍不通，就像她对任何机械、电器都一窍不通那样。在这方面她还不如家里从前的保姆，虽然那个保姆是位乡下姑娘。这姑娘不仅和他们一家三口处得非常融洽，且有着葛佩云所不具备的“科学”头脑。她教葛佩云使用电视遥控，告诉她各种电器开关，并告诉她“连电”是怎么回事。可一遇这种麻烦事，葛佩云还是习惯叫保姆。直到女儿上大学之后家中无事可做，葛佩云才辞退了她。

临走前，保姆提议拍些照片留做纪念，女儿便举着相机一张接一张地给她拍。待到女儿要与保姆合影时，就把照相机交给葛佩云，请她按一下快门。这是女儿的一个傻瓜相机，最方便不过的一种小玩意儿，可是葛佩云偏偏对付不了它。她居然把相机镜头贴在眼睛上，将照相机的背面冲着女儿和保姆。葛佩云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问她们是怎么回事。保姆首先发现葛佩云拿反了相机，嚷道：“阿姨您拿反了！”

女儿也毫不留情地对葛佩云说：“妈，您没吃过猪肉怎么也没见过猪走呀！”说完便和保姆滚在沙发上笑做了一团。

葛佩云并非没见过别人拿相机，只是从来没注意过相机是哪一面朝前。现在女儿和保姆大笑，她也不恼，只把相机往沙发上一扔说：“不行，你们照吧，我拿不住这玩意儿。”

葛佩云能“拿得住”相机且能把目标捕捉进来，是最近的事，确切点说是在普运哲正式向她提及离婚以后的事。

在这之前，葛佩云的疑心虽然调动过她每日搜查住宅的热情和力量，但这种热情和力量越来越使葛佩云感到微不足道了。好比那些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的士兵，摔打和“撕掳”是最后弹尽粮绝拼一死活的事，而最初士兵们也是掌握着武器的。现在的葛佩云也在同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她却是忽略了手中的武器直接进入了肉搏状态。那么，她应该有武器，她应该先学会瞄准、射击。

葛佩云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普运哲那些所谓的离婚理由。她坚信，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肯定有一个女人正缠绕着他。村里人常说：“谁谁勾着谁谁的魂儿”，对，有个女人就正勾着普运哲的魂儿。尽管葛佩云一时还找不到她是谁，她在哪儿，年轻的，还是不算年轻的，但普运哲的魂儿一定千真万确地被她勾着。从前葛佩云也捕风捉影地听见过一些部里、省里、市里的显要人物私下的风流韵事，但充其量也就是私下里的风流韵事，她还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当中有哪一位和夫人公开分手，那么他们那明媒正娶的夫人就仍然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公开分手谁都要作些掂量的，那意味着他们本人政治前景的立刻黯淡乃至永无出头之日。历史上倒是有过那么一位著名的爱德华八世，他那不爱王位爱美人的壮举曾经满足和抚慰了一个时代的柔情和爱，但这个放弃了王位最终和那个美国寡妇厮守了后半生的人物，有谁真正知晓他后半生的心灵？又有多少古今中外的统治者真的去效法他呢？充其量他只能算作一种精神。葛佩云自然没有听说过爱德华八世和美国寡妇，她只知道她的丈夫普运哲敢和她说到离婚，足以证明，丈夫身后那个女人的不同寻常。

他们——葛佩云用了“他们”一词，他们已经是咄咄逼人的气势了，可她还处在赤手空拳、瞎猫碰死耗子的阶段。她对瞎猫碰死耗子这个形容感到满意而又悲伤，她觉得她现在就是个瞎猫，没有得心应手的武器她就永远是瞎猫。她必须改变这个瞎猫现实，自己走到明处。

但是想做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葛佩云要改变现实的愿望一直处于朦胧的自发状态，直到有一天晚上，她独自在家看了一部质量低劣的电视剧，心中才豁然开朗。

葛佩云不擅挑剔电视节目，她认为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但是这部电视剧却真正地吸引了她。这是一个海关配合公安部门侦破走私贩毒案的故事，剧中的刑侦人员利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躲在花丛中、咖啡厅角落、窗帘背后拍下了犯罪分子许多接头联络的照片，待到警方审讯他们时，这些照片便成了他们抵赖不掉的罪证。这方式正好迎合了葛佩云当时的心态，她几乎就是拍案叫绝了，她想她终于找到了实现她那朦胧愿望的方式，她缺少的不是别的，正是一架照相机。她想她终有一天也会把一张照片出示给普运哲，那将成为普运哲抵赖不掉的凭证。葛佩云有些激动，她活了四十多岁初次对激动有了一点具体的感觉，她觉得这是一种能让人心明眼亮的情绪，一种解乏的、给人添劲儿的情绪，正是那部拙劣的电视剧给了她这种情绪。

她按捺不住地马上开始巡视所有的房间：楼上楼下，书房卧室，楼梯拐弯，隔扇两侧，她觉得可以利用的地点竟是那么多。她坚信终有一天那个女人和他会出现在这套房子里，到那时她只须按动一下相机快门，他们就成了她的俘获物。这使她又想起她那次拿反了相机被女儿和保姆嘲笑的狼狈情景，心中不免有些发凉，但自此她也真的觉出，她应该学点什么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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