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甜圈经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凯特·拉沃斯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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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圈经济学试读：

什么人想当个经济学家？

2008年10月，杨媛（音译）来到牛津大学学习经济学。她出生在中国，却从小在约克郡长大，有着全球公民的世界观：对时事充满热情，关心未来，决意改变世界。她认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是让自己具备创造奇迹能力的最佳途径。可以这么说，她渴望成为21世纪最迫切需要的那种经济学家。

但杨媛很快就遭受到了挫折。她发现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用来证明它的数学——建立在狭隘得荒唐的假设条件上。而且，她开始学业时正值全球金融体系开始崩溃。虽然，她的大学教学大纲对此仿佛视若无睹，但是她却没办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她回忆说：“这次崩溃是个警钟。一方面，学校教我们，金融体系并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明显是在对经济大搞破坏。于是，我们会想问：‘这种脱节是怎么回事？’”杨媛意识到，这种脱节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主流经济学理论与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世界危机（比如全球不平衡、气候变化等）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她向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教授们向她保证，真知灼见会出现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于是，她进入了下一阶段——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期待真知灼见的到来。结果，抽象的理论强化了，数学方程式翻了几倍，杨媛却越发失望。但随着考试的临近，她面临一个选择。“到了一定时候，”她告诉我，“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掌握这些知识就好，没必要去怀疑一切。我想，这就是身为学生的悲伤时刻吧。”

许多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学生要么放弃了经济学，要么把理论硬吞下肚，凭借自己的学历资质找了一份赚钱的工作。但杨媛不是这样，她开始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寻找志同道合的“叛逆”学生。她很快发现，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狭隘理论框架提出了疑问。2000年，巴黎的经济学学生向教授发表公开信，拒绝接受主流理论的教条主义教学。“我们希望从空想的世界里逃出去！”他们写道，“向老师们呼吁：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醒醒吧！”10年后，哈佛大学的一群学生从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他是全世界最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的讲座上集体退席，抗议他的课程所主张的带有偏见的狭隘意识形态观。他们说，“非常担心这种偏见会影响学生、大学和我们本可以变得更伟大的社会”。

金融危机来袭时，激起了世界各地年轻学子的不满。出于义愤，杨媛和她的同伴们在30多个国家（从印度到美国，从德国到秘鲁）联络了80多支学生团体，呼吁经济学理解当前一代人、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理解发展路上的危机。2014年，他们在一封公开信里说：不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当中，经济学的教学也处在危机当

中，而且，后一场危机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大学象牙塔的围墙。学

校传授的知识，塑造着下一代决策者的思想，从而也塑造了我们

所生活的社会……我们对过去几十年课程内容的急剧收窄感到不

满……它限制了我们应对21世纪多维挑战的能力——从金融稳

定，到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这些学生抗议群体里更为激进的一

批人，把反文化批评对准了曲高和寡的经济学界大会。2015年1

月，美国经济学会的年度会议在波士顿喜来登酒店举办，“踢

翻”（Kick It Over）运动的学生将控诉的海报张贴在酒店的走

廊、电梯和厕所，朝着会议中心所在大街的墙面上投影显示巨大

的颠覆性消息，占领了会议的小组讨论席位，“劫持”了提问时

间，吓得与会者们目瞪口呆，难以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经

济学革命已经开始了！”学生们的宣言这样说，“在一座又一座

的校园里，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老山羊赶下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和几年里，我们会着手对末日机器重新编程。”2015年1月，反叛的经济学生们霸占了波士顿喜来登酒店所在的街道，用反文化批评迎接美国经济学会年度会议。

这种局面委实罕见。再没有其他的学科能激发自己的学生（那些主动选择投身研究经济学理论的人）投身到世界范围的反叛中。他们的反抗表明了一点：经济学革命的确已经拉开了序幕。它的成功不仅在于推翻旧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它将迎来新的理念。20世纪天才发明家巴克敏斯特·福乐（Buckminster Fuller）说过：“你永远无法通过对抗既定现实来改变事物。要有所改变，你得构建新的模式，淘汰现有模式。”

这本书接受了他的挑战，提出了7种思维转变的方式，让我们都可以学着像21世纪的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通过揭示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旧观念，并代之以能激励我们的新观念，本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故事。

21世纪的挑战

过去60年，人类的福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50年出生在地球上的孩子，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8岁；今天，这样的孩子有望活到71岁。仅自1990年以来，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每天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人口就下降了一半以上。超过20亿人第一次获得了安全饮用水和公厕。与此同时，地球人口增长了近40%。

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故事其他部分的进展就没这么顺利了。数百万人仍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就世界范围而言，1/9的人缺乏足够的食物。2015年，6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其中一半以上是腹泻和疟疾等容易治疗的疾病导致的。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3美元，超过7000万的年轻男女找不到工作。日益增长的不安全和不平等现象加剧了上述状况。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夺走了数百万人的工作、住房、储蓄和社会保障。与此同时，世界变得极其不平等：截至2015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其他99%的人的总和。

除了这些极端的人类状况，我们的地球家园也在加剧走向恶化。人类活动正给地球的生命系统带来空前压力。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8℃，到2100年，有可能会提高近4℃，届时，洪水、干旱、风暴等自然灾害和海平面上升所涉及的范围及强度，都将是人类前所未见的。世界上大约40%的农业用地如今严重退化，到2025年，全球将有2/3的人生活在缺水地区。与此同时，世界上80%以上的渔场已经完全开采或过度开采，每分钟都有相当于一辆垃圾车的塑料废品倾倒至海洋中，按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海里的塑料就比鱼还多了。

这些都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发展预测也增加了未来的挑战。今天，全球人口是73亿，预计2100年将达到110亿左右。到2050年，全球经济产出（如果你相信常规预测的话）预计将达到每年3%的增长率，2037年就会翻倍，到2050年则近乎翻了两倍。全球中产阶级（每天开销在10美元到100美元的人）将迅速扩张，从今天的20亿增至2030年的50亿，从而极大地提升对建筑材料和消费产品的需求。这些，就是21世纪初塑造人类前景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需要带着什么样的思路投入未来的旅程呢？

经济学的权威

不管我们怎样解决这些互相交缠的挑战，有一点很清楚：经济学理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是公共政策的母语，是公共生活的表达方式，是塑造社会的思维态度。F.S.迈克尔斯（F. S. Michaels）在《单一文化的陷阱》（Monoculture: How One Story is Changing Everything）中写道：“在21世纪最初的这一二十年里，主要的故事是经济学：经济学的信仰、价值观和假设塑造着我们的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带着一种权威的态度。他们以专家的身份，把持着国际政策舞台（从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排席位，还时常朝着权势者吹耳边风。例如，迄今为止，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白宫所有顾问委员会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运行时间最长的机构，而环境质量和科学技术方面等兄弟委员会却鲜为人知。1968年，原本仅仅为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方面科学进步颁奖的诺贝尔奖，引发了一场颇大的争议：瑞典中央银行做了成功的游说，设立每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奖金也由瑞典中央银行资助）。自此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便跻身学术界名人之列。

倒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对这样显而易见的权威感安之若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的思想日后改变了战后经济）就开始对自己的职业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他曾写下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对错，其影响力都大得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政治家，自以为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其实往往是那些久已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20世纪4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之父，在几乎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都与凯恩斯存在巨大的分歧，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态度一致。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接受了奖项，却评论道，如果最初设立这个奖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会表示反对。为什么？他对聚会上的人们说，因为“诺贝尔奖把经济学界任何人都不应拥有的权威，授予了获奖者”。更因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最关键的就在于他们对门外汉的影响力：对政治家、对记者、对公务员和普通公众”。

尽管20世纪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存在这样的疑虑，但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的主导性看法，却逐渐蔓延开来，甚至融入了公共生活的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医院和诊所，患者和医生的关系，被重塑成了顾客与服务的提供商。在每一片大陆的田野和森林中，经济学家都忙着计算“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价值，从全世界湿地有多少经济价值（据说每年约为34亿美元）到昆虫授粉服务的全球价值（相当于每年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的增加不断强化着金融领域的重要性，每一天，广播和报刊的头条都在公布最新的公司季度业绩，电视新闻也跑马灯般地滚动播放着股票价格。

考虑到经济学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数众多的大学生碰到合适的机会，愿意选择学上一些经济学，作为接受教育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每年，仅在美国就有大约500万大学生毕业之前至少修读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标准的入门课程起源于美国［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基础经济学》（Econ 101）］，如今全世界都在传授，从中国到智利，学生所用的教科书，跟芝加哥和哈佛大学的是同一本，只不过是翻译版的。对于所有这些学生来说，不管日后他们会成为企业家还是医生，新闻工作者还是政治活动家，《基础经济学》已经成为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算对从没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基础经济学》的语言和思考方式也贯穿于公众的辩论当中，塑造了我们所有人对经济的看法：经济是什么？它怎样运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麻烦也恰好出在这里。21世纪的人类之旅，必然要由今天接受教育的这些决策者、企业家、教师、记者、社区组织者、活动家和选民所引领。但这些面向2050年的公民，所学到的经济学思想，却根植于1950年写出来的教科书，反过来说，这些教科书的思想，又根植于1850年建立的经济学理论。考虑到21世纪必然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故此，这即将演变成一场灾难。没错，20世纪也产生了开创性的经济学新思想，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理念之战。可尽管这两位标志性的思想家持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但他们都从根源上不加检验地继承了经济学先天就存在缺陷的假设和常见的盲点。21世纪的大背景要求我们阐明这些假设和盲点，以便我们能够再一次地对经济学重做思考。

从经济学出走，又回头

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正值青春期，想着通过收看晚间新闻拼凑出一套对世界的认识。家里起居室每天闪烁的电视画面，把我远远地带离了伦敦女中学生的生活，并在我脑海里凝固下来。埃塞俄比亚(1)饥荒中出生的孩子，骨瘦如柴却顶着圆鼓鼓的肚子，眼神空洞地凝视远方，一言不发。博帕尔天然气事故的遇难者像火柴一样不堪一击(2)地倒下 。臭氧层上有一个紫色大洞。原油打着旋儿，从埃克森公司(3)的油轮“瓦迪兹号”喷涌而出，漂浮在阿拉斯加的原始水域上 。等8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想为乐施会、绿色和平等组织工作，投身到消除贫穷、保护环境的活动当中。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经济学，将相关的工具运用到上述事业中。

于是，我去了牛津大学，想掌握一些自认为有助于做好准备的技能。但学校传授的经济学理论让我倍感沮丧，因为它对世界怎样运作提出的假设令人尴尬，还对我最关心的问题敷衍以对。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些鼓舞人心、思想开明的导师，但他们也受到教学大纲的束缚，教的都是大纲规定他们必须教、我们必须掌握的内容。所以，学了四年理论经济学之后，我害羞得没法说自己算个“经济学人”，便转而投身到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挑战当中。

我到桑给巴尔的乡村中花了三年时间跟赤脚企业家们共事，对那些在没有供水、供电、视野所及里没有学校的条件下一边经营微型企业、一边抚养孩子的妇女充满敬畏。接着，我跳到了全然不同的曼哈顿岛，在联合国用了四年跟他人联合撰写一年一度的重头戏《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同时亲眼看见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是如何妨碍国际谈判的进展的。为了实现长期的抱负，我离开联合国，跟乐施会合作了10多年。在那里，我见证了在全球供应链最下游卖命的女性（不管是在孟加拉，还是在伯明翰）风雨飘摇的经济地位。我们游说改变主宰国际贸易规则的幕后规矩和双重标准。我还见过印度和赞比亚的农民，因为降雨稀少，他们的农田变成了荒地，这就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权利的影响。再之后，我成了一对双胞胎的妈妈，休了一年的产假，沉浸在养儿育女的纸尿裤经济里。等我重返职场，我理解了家长们为了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经历了这一切，我逐渐认识到一点：我没法摆脱经济学，因为它塑造了我们栖居的世界，它的思维方式也毋庸置疑地塑造了我——哪怕我对它满心拒绝。于是，我决定回到这一行，把它翻个面。如果我们不从长远的理论来入手经济学，而是带着人类的长期目标，努力寻找经济思路来实现这些目标呢？我试图把这些目标绘制成一幅图片，说来荒唐，但它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甜甜圈——没错，就是那种中间带个孔的美式油炸圈。完整的图表会在下一章介绍，但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对同心圆环。内环下面是社会的基础，那里存在严重的匮乏。外环的外面，是生态天花板，它包含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关键的地球退化。在这两个环之间是甜甜圈本身，也即我们尽地球之物力、满足人类之需求的空间。

用焦糖油炸甜甜圈来比喻人类的雄心壮志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这幅图里的有些东西引起了我和其他人的共鸣，所以它扎下了根。而且，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深刻问题：

如果人类的21世纪目标是投入这块甜甜圈，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学心态最有可能让我们抵达那里呢？甜甜圈的本质：（内圈是）没有人应当落后的社会福祉基础，以及我们不应该突破的地球承受力生态天花板（作为外圈）两个圈层之间，是所有人可享受的安全和公平空间。

有了甜甜圈思路，我把老旧的教科书推到一边，尽量寻找最佳的新兴理念，跟思想开放的大学生、进步的商业领袖、创新学者和前沿从业人员一同探索新的经济思想。本书汇集了我一路上发现的重要见解——在我最初迈上经济学教育之路时，我真希望碰到过这些思考方式，我相信，它们应当成为当今每一位经济学家工具箱里的一部分。它借鉴了复杂多样的思想流派，如复杂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制度和行为经济学。它们各有所长，只是过于分散，每一种学派都蜷缩在各自的期刊、会议、博客、教科书和教学岗位里，对来自20世纪的思想提出特定的批评。然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把它们各自提出的观点结合起来，看看要是它们能在同一页面上跳舞，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而这，正是本书打算做的事情。

人类面临一些艰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正是过时经济学思想中所存在的盲点和错误比喻带来的。但是对于那些准备好反抗的人来说，多朝左右看，提出怀疑，再次思考，激动人心的时刻总会浮现。“学生们必须学习怎样抛弃旧观念，怎样取代它们，在什么时候取代它们……怎样学习，忘却，再重新学习。”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样写道。对于致力于追求经济学素养的人来说，这再真切不过了：现在正是忘却再重新学习经济学基础的大好机会。

图示的力量

每个人都在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故事，一个适合21世纪人类共同经济前景的故事。我赞同。但有一件事我们切莫忘记：贯穿历史，最有力量的故事都是用图片来讲述的。若想重写经济学，我们也需要重新绘制它的图示，因为，如果我们坚持原先那一套插图，讲出新故事的机会很是渺茫。而要是你觉得绘制新图听起来太过儿戏（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请相信我，并非如此。更棒的是，我还能证明它。

从史前石窟绘画到伦敦地铁地图，图画和表格一直是人类故事的核心。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大脑是为视觉画面接线的。“眼见为实。孩子在能说话之前，就会看，会识别了。”1972年，媒体理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经典作品《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一开篇就这样写道。自那以后的神经科学也证实，视觉在人类认知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大脑中有一半神经纤维与视觉有关，人一睁开眼睛，视觉就占脑电活动的2/3。大脑只需要150毫秒就可以识别一幅图像，只需要100毫秒就能为它赋予意义。尽管我们双眼都存在盲点（也就是视神经接入视网膜的地方），大脑却能灵巧地创造出完整的无缝视觉。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天生就擅长识别模式，从云中看出面孔，从星星中看到神话传说的野兽。有图可看，我们能学得更好。视觉知识专家莱内尔·伯马克（Lynell Burmark）解释：“除非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想法跟图片挂钩，否则它们就会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穿过大脑，不留痕迹。词汇是由人的短期记忆来处理的，我们只能保留7个字节的信息。另一方面，图像直接进入长期记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图画靠着更少的笔触，没有专业语言的沉重感，极具直接性。如果文字和图像传递的信息互相抵触，胜出的往往是视觉画面。因此，老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一图胜千言。

在人类学习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图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一根削尖的木棍把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名叫“世界图像”，Imago Mundi）刻到了黏土里，把地球表现为一面平坦的圆盘，巴比伦牢牢地把持中央位置。古希腊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掌握了二维空间中圆形、三角形、曲线和矩形的分析，创造出一套图示传统，日后，艾萨克·牛顿用它来展示自己突破性的运动定律，直至今天，全世界的数学课堂上也少不了它。罗马建筑师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名字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达·芬奇对他比例理论的视觉描述，全世界的人都能立刻认出来：“维特鲁威人”双臂张开，裸体站在一个圆形和正方形的中间。1837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自己的田野笔记本上第一次绘制了一棵树分叉的不规则小图，并在上方写了三个字，“我在想”——此时，他领悟了一个概念的关键，这个概念，日后发展成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很明显，跨越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人们早已理解图像的力量，以及它颠覆深刻信念的强大力量。图片凝固在意识之眼，无言地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难怪尼古拉斯·哥白尼研究了一辈子星球的运动，等到临终前才敢把他的故事公之于众：哥白尼1543年描绘的宇宙示意图，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哥白尼在图中把太阳而非地球绘制成太阳系的中心，这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它将颠覆教会教义，威胁教皇的权力，改变人类对宇宙及人类地位的认识。几个同心圆竟然有着如此非凡的破坏力。

接下来，让我们想一想构成经济学核心图表里的那些圆圈、抛物线、直线和曲线吧——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图片，描述了经济是什么，它怎样运行，目的是什么。永远不要低估它们的力量：我们所画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不能看到些什么，注意到些什么，忽视掉些什么，还塑造了随之而来的一切。我们绘制的描述经济的图画，是简单的几何示意图，让人联想到欧几里得数学和牛顿物理学的永恒真理。可这么一来，它们迅速滑入了我们的脑海，无言地诉说着经济理论最深层的假设，不需要再用文字来表达，因为它们已经铭刻到了意识之眼里。它们展现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经济途径，抹掉了经济学理论里特有的盲点，诱使我们在它们的线段里去寻找定律，把我们派去追逐虚假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哪怕文字早已褪色，这些图示也挥之不去，就像是意识里的涂鸦：它们偷偷躲进了我们的知识行囊，驻扎到了你的视觉皮层，你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躲在哪儿。而且，和涂鸦一样，它很难清理干净。所以，如果说一图胜千言，那么，至少在经济学上，我们应该对我们所传授、绘制和学习的图画给予更多的关注。

有人或许对这样的建议嗤之以鼻，认为经济理论不是用图示来教的，而是用连篇累牍的方程式教的。说到底，经济系总想着招聘数学家而不是画家加入自己的队伍。但实际上，经济学一直都是既用图也用方程式来传授的。而且，多亏了这个领域的几位传奇人物，外加几场鲜为人知但又精彩纷呈的意外转折，使图表扮演起一个尤为强大的角色。

经济学里的图画：一部隐藏的历史

经济学科的奠基之父们，有不少常常用图像来表达自己的开创性概念。1758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发表“经济表格”（Tableau Economic），用曲折的线段描绘货币在地主、劳工和商人之间的流动——他所绘制的，其实就是第一套量化经济模型。19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使用了如今所有小学生都知道的图表、条形图和饼状图，发明出全新的数据呈现方式。依靠这些工具，他生动有力地以视觉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小麦价格相对于计日短工薪酬的急剧上涨，以及英格兰对世界其余地区贸易平衡的变化。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绘制了一幅图，描绘他所谓的“需求定律”，顺着一条曲线标注了价格和数量的渐进式变化，用以表明：随着一样东西的价格跌落，人们会想要购买更多。因为希望把这套理论表现得尽量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他故意采用了跟牛顿描述运动规律类似的风格。这一需求曲线，至今仍然是初学者刚接触经济学会看到的第一幅图。

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主要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把持，这本书是大多数学生所用的教科书。在序言中，马歇尔比较了用方程与图表说明文字的相对优缺点。他认为，数学方程式最为有效地“帮助人迅速、简短并准确地写下自己所采用的部分想法……但要是使用了大量符号的话，除了作者本人，其他任何读者阅读时都会非常费力”。他相信，图表的价值要大得多。“文字中的论点并不依赖于它们（图表），可以直接忽视，”他写道，“但经验似乎表明，它们能让学生更牢靠地掌握许多重要原理，没有它们的帮助，这是做不到的。而且，许多纯理论问题，一旦（学生）学会使用图表来学习，就不愿意再用其他方式来处理了。”杰文斯希望把这套理论表现得尽量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故意采用了跟牛顿描述运动规律类似的风格。

然而，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世纪下半叶决定性地把图像放到了经济学思想的核心位置。萨缪尔森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70年的职业生涯，2009年去世时被誉为“一位巨人，每一位当代经济学家，都站在他的肩膀上”。他着迷于方程式和图表，并对这两者在经济学理论和教学中的运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他认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受众，简单地说，也就是方程式适合专家，图片适合大众。

萨缪尔森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此书出版于1947年，针对的是核心理论家，数学公式连篇累牍。他认为，方程式理应是专业经济学家的母语，可削减混乱的刑罚，取而代之以精确的科学。接着，在一场命运的转折中，他针对截然不同的受众写了第二本书。保罗·萨缪尔森：为经济学作画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返回家乡，寻找当初错过的教育和自己迫切需要的工作，美国大学招生人数激增。许多人选择学习工程（这对战后重建必不可少），于是就必须顺便学一点经济学。萨缪尔森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教授（年仅30岁），还开玩笑地说，“自认为在深奥理论界擅长卖瓜”。但是他在系里的上司拉尔夫·弗里曼（Ralph Freeman）恰好碰到一个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800名工程学学生正开始要上一学年的经济学必修课，可进展不利。萨缪尔森回忆说，有一天，弗里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两人来了这么一番对话。“他们讨厌它，”弗里曼承认，“我们什么法子都试过了。他们还是讨厌它……保罗，你能抽一半时间去上一两学期的课吗？写一本学生喜欢的教科书。如果他们喜欢，你的教科书就火啦。删减什么内容，随你便。尽量简短。无论你拿出什么来，都能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现状。”

萨缪尔森说，这是个他没法拒绝的提议，在接下来的3年，他完成了教科书（名字就叫《经济学》）的编写工作。这本书成为1948年的经典教材，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名望。有趣的是，他选择的写作策略，效法了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印刷机出现之前，教会曾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传播教义。少数有学识的人（僧侣、教士和学者）要用拉丁文来阅读《圣经》，逐行写出经文。学识有限的群众则从教堂墙上的壁画、彩绘玻璃的拼贴画里了解《圣经》故事。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大众传播策略。萨缪尔森同样聪明：他抛开了专家的方程式，完全采用图示和图表，为大众创作一站式经济学课程。再加上他的主要受众是一群工程师，他采用了一种这些人很熟悉的视觉风格，按照机械工程和流体力学的传统绘制图例。比方说，下一页的图片，就选自他教材的第一版，揭示收入怎样在经济中流动，以及新的投资怎样注入经济。它演变成了他最著名的图表——名叫“循环流向图”（Circular Flow），明显基于“水在水管里流动”的比喻绘制。萨缪尔森1948年的“循环流向图”，表现收入在经济中流动，就像水在水管里流动一样。

他的教科书里包含大量的图片，很对工程师们的胃口，也很对其余学生的胃口。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们很快采用了《经济学》，随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经济学》成为美国近30年里最畅销的教科书（横跨各个学科）。它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60年里在全球售出400万册，为数代学生提供了需要了解的入门经济学知识。每一次出新版，它都会增加更多图片：第一版有70幅图表，到1980年的第11版，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差不多有250幅了。萨缪尔森把大学新生的思想看成是一块白板，他深知这种影响力意味着什么，甚为享受。“只要是我撰写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才不在乎谁撰写国家的法律，或者起草高深论文呢。”多年之后他这么说，“在初学者的白板上写下第一笔是最宝贵的，能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逃离的抗争之路

决定我们怎样入门经济学的人手里掌握着何等非凡的影响力，不光保罗·萨缪尔森一个人这么认为。他的导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同样意识到，人很难摆脱一开始传授给他们的观念，但为了给自己的见解开辟道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这么做。1954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这样写道：在实践中，我们都是从前辈的工作开始自己研究的，也就是

说，我们很少是从零开始的。但假设我们从零开始，应该采取哪

些步骤呢？显然，为了能向自己提出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形象化

地把一组不同的连贯现象假设为值得进行分析的对象。换句话说，

为分析努力提供原始素材的分析前认知行为，必须先于分析活动

出现。本书将这种分析前认知行为称为“愿景”（vision）。

然而，他清楚地认识到，创建新的分析愿景绝不可能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过程，便又补充道：首要的任务是用一种多多少少有序的模式或图片来表达愿

景，或将它概念化……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可供意识形态闯

入的大门是敞开得很宽的。事实上，意识形态进入的是最底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析前认知行为。分析工作始于我们愿景所提

供的素材，而这一愿景，从定义上来说就几乎充满了意识形态。

其他思想家用不同的词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熊彼特的分析前愿景概念，受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所启发，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观察到，“每一种观点都是一种社会局面所独有的”。这让他推广了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世界观”，替自己充当着阐释世界的透镜。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颠覆了科学研究，他指出：“科学家是按照从教育所得的模式来工作的……他们往往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是什么特点赋予了这些模式社群范式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n）引入了“框定”（framing）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从一种精神画框里去看待世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混乱的经验里提炼出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

分析前愿景、世界观、范式、框架，这些都是同一系列的概念。比起你选择使用哪一个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你最初已经有的那一个，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获得了质疑它、改变它的力量。在经济学中，这是一道公开的邀请，对我们用来描述、理解经济学的心理模型重做审视。但凯恩斯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他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突破性理论的过程，是一场“逃离习惯性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斗争……难处不在于新的理念，而在于固有的旧理念遍布我们思想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后者的培养下长大的”。

摆脱旧有精神模式的前景固然诱人，但追求新模式时也请牢记着前人的告诫。首先，永远要记住，“地图不等于疆域”，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说：每一种模式永远只是一种模式，是对世界的必要简化，不应把它误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其次，并没有躺在远处等待发现的正确分析前愿景、真正范式或完美框架。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George Box）说过一句抖机灵的话：“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自有用处。”反思经济学不是要找到正确的经济学（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要选择或创造一种最适合我们目的的经济学——能反映出我们面临的大背景，我们秉持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目标。随着人类的宏观背景、价值观和目标不断演变，我们构思经济学的方式也应该随之演变。

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认为，虽说并没有完美的框架等着人们去发现，但如果原有的框架即将遭到拆毁，建立可信的替代框架就绝对大有必要。讽刺的是，单纯地反驳主流框架，只会让它变得更为巩固。如果没有给出其他选择，连打响观念之战的可能性都很小，更别说要打赢这场仗了。

对语言框架塑造政治及经济辩论的力量，莱考夫给予了多年的关注。他以美国保守派普遍使用“税收减免”（tax relief）一词为例：它只用了两个词，就把“税收”框定成了一种痛苦，一种有待英勇援助者抬起的负担。进步人士应该怎样回应？当然不能说“反对税收减免”，因为重复这一措辞，只起到了巩固前述框架的作用（再说了，什么人会反抗“减免”呢）。但莱考夫说，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简明扼要的替代框架，进步派常常会用冗长的解释来阐释自己对税收的看法。他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替代的措辞（而且只要两个字）来包装自己的观点，反对另一方。事实上，随着避税天堂和企业避税全球丑闻登上媒体头条，“税收正义”（tax justice，它能立刻唤起社群、公正和问责意识）这个框架迅速在各地获得了牵引力。获得强有力的框定方式，无疑有助于引导公众的愤怒，大范围动员变革的呼声。

正如莱考夫的作品揭示了政治和经济辩论中言语框定的力量，本书旨在揭示视觉框定的力量，并用它来改造21世纪的经济思考。2011年，我第一次画出甜甜圈，它引发的国际反响让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意识到视觉框定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可持续发展的舞台上，它很快成为活动家、政府、企业和学者用来改变辩论条件的标志性形象。2015年，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认同的17个标志着人类进步的目标）谈判进程的联合国内部人士告诉我，在敲定最终文本的深夜会议上，桌上摆着甜甜圈的图片，提醒他们要瞄准的大局目标。许多人告诉我，甜甜圈让他们真正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在思考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图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形象有着激发全新思考方式的作用：它重新点燃了旧日的论战，引发了新论战，还为值得我们争取的经济未来提供了积极的愿景。

我逐渐意识到，视觉框架跟语言框架同样重要。这种认识令我回想了一番在经济学教育里占主流的图像。我第一次察觉，它们何其有力地总结、强化了我的思考心态。主流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若干无言的图表，有力地框定了我们学着去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然而，它们又全都是过时的、狭隘的甚至完全错误的。它们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深刻地框定了我们在教室里、在政府里、在会议室里、在媒体和街道上思考经济学的方式。如果我们要撰写一个全新的经济故事，就必须绘出新图，把旧有的图片留在20世纪的教科书里。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从来没把眼睛放到过那些最具力量的图片上，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请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己不受它们的影响：没人逃得过。这些图表强烈地框定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探讨经济的方式，就算我们从来没见过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会用文字来唤起它们。但与此同时，身为经济学的入门新手，你也不妨认为自己很幸运，你的思想白板，从来没让保罗·萨缪尔森的笔触沾染过。你从来没参加过经济学讲座，反倒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你要扔掉的包袱更少，要弄干净的涂鸦痕迹也更少。有些时候，“没接受过正规指导”有可能成为一种知识财产——一如此刻。

21世纪经济学家的7种思考方式

无论你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的老兵还是新手，现在，都要把长久以来在我们意识里徘徊的经济学涂鸦揭露出来，如果你不喜欢自己找到的东西，把它擦个干净，最好再用更适合我们时代、能更好满足我们需求的新图像把它覆盖掉。本书的其余部分提出了21世纪经济学家的7种思考方式，并逐一揭示了虚假图像占据我们头脑的7种形式，它们何以如此强大，有着什么样的破坏性后果。但光提出批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里的焦点是要创造新的图像，把握此刻指引我们的基本原则。本书中的图表旨在总结新旧经济思维之间的飞跃。合在一起，它们为21世纪的经济学家奠定了一幅新的宏图远景。故此，这是一场甜甜圈经济学核心理念与图像的旋风之旅。

第一，改变目标。70多年来，经济学一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这种思维定式，成了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对生物世界空前破坏开脱的借口。21世纪需要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地球可以维持的限度内，满足所有个体的人权。这个目标，稳妥地包裹在了甜甜圈的概念里。现在的挑战在于创造新型区域及全球经济，把所有人都纳入甜甜圈的安全和公平空间。我们不再需要追求不断增长的GDP，而要寻求怎样实现平衡发展。

第二，着眼于大局。主流经济学只用一幅局限性很大的图像（循环流向图）来描绘整个经济。此外，它的局限性还被用来强化新自由主义叙事：市场效率、国家无能、家庭生活、公地悲剧。如今是时候把经济嵌入社会和自然（以太阳为动力），重新绘制它了。这种新的描绘带来了新的叙事：市场的力量、国家的伙伴关系、家庭的核心角色、公共的创造力。

第三，珍视人性。20世纪经济学的核心站着理性经济人的画像：“他”告诉我们，人是自私的、孤立的、算计的，人的偏好固定，可以主宰自然。“他”的画像塑造了我们如今的样子。但是人性远比这更加丰富，一如我们新自画像的草稿所揭示的那样：人是社会的、相互依存的，人会算计但算个大概就行，人的价值观是流动的，人依赖于生物世界。更重要的是，珍视人性，有望极大地提高我们进入甜甜圈安全和公平空间的机会。

第四，精通系统。市场供求曲线的标志性交叉是每个经济学学生碰到的第一幅图，但它根植于19世纪机械式均衡的错位比喻。要理解经济的波动，更明智的起点是由一对反馈循环所概括的系统思维。把这样的波动放到经济学的核心，开启了许多新的见解，比如金融市场的繁荣与萧条、经济不平等自我强化的性质、气候变化的临界点等。别再寻找经济学捉摸不定的控制杠杆了，请把它看成一套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来管理吧。21世纪经济学家的7种思考方式。

第五，设计分配。20世纪，一条简单的曲线（库兹涅茨曲线，也叫“倒U曲线”）低声传达着一条有关不平等的有力信息：要变好必先变糟，发展（总有一天）会带来平等的。但不平等其实并非经济的必要条件：它是蓄意设计出来的失败。21世纪的经济学家将意识到，经过设计，让经济产出的价值变得更分散，这样的方法很多——“网络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概念。它不只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也是要探索再分配财富的方式，尤其是来自掌握土地、企业、技术、知识和创造金钱之权力的财富。

第六，创造再生。长久以来，经济学理论都把“清洁”的环境描述为奢侈品，只有到了小康社会才负担得起。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又一次低声地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污染要变好，必须先变糟，发展（总有一天）会把它清理干净的。但规律并非如此：生态退化是退化性工业设计带来的结果。21世纪需要的经济学思想，必须发起再生设计、创造出循环而非线性的经济，把人类重新放回充分参与地球生命周期循环过程的地位上。

第七，对发展持无所谓态度。经济理论中有一幅图表非常危险，危险到从来没人绘制过它，这就是GDP发展的长期道路。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种必然，但自然界里没有什么东西会长期发展，任何对抗这一趋势的尝试，都会在高收入、低增长国家遇到棘手的问题。虽然放弃以GDP增长作为经济目标或许会让一些人不满，但克服我们的发展上瘾却难得多。今天，不管经济增长能否让我们兴旺蓬勃，我们都在增长经济。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让我们兴旺蓬勃的经济，不管它是否增长。这种根本性的态度翻转，要求我们对增长秉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今的经济，在财务、政治和社会层面都已对增长上瘾，我们则希望探索经济怎样才能不靠增长维持下去。

21世纪经济学家的这7种思考方式，并没有开出具体的政策处方或制度上的补救措施。它们并不承诺立刻给出接下来要做什么的答案，它们本身也并非完整的答案。但我深信，21世纪需要全然不同的经济思考方式，它们是其根本。新一代的经济学思想家（以及我们所有人内心的经济学家）将借助它们的原则和模式，动手创造能让所有人欣欣向荣的经济。考虑到不久的将来我们所面临变化的速度、规模和不确定程度，现在就想要开出适合未来的所有政治及制度处方，未免失之鲁莽：随着整个大背景的不断变化，新一代思想家和实干家将站在好得多的位置上尝试、发现合适的做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必须做好的是，把最优秀的新兴观点整合起来，创造出能因时而变的全新经济学心态。

未来数十年经济思想家的任务是，把这7种思考方式在实践中整合起来，随时增补修正。这场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冒险，我们还尚未动身。快加入我们吧！(1)　译注：这是营养不良的体征。(2)　译注：博帕尔事件发生于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下属的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事故遇害者达数千人。(3)　译注：1989年3月24日午夜，欲前往加州长滩的“瓦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泄漏了近1100万加仑原油，是当时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之一。第一章　改变目标从GDP到甜甜圈

每隔一年，全世界各大国的领导人便会齐聚一堂，讨论全球经济问题。例如，2014年，他们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会面，讨论全球贸易、基础建设、就业和金融改革，抚摩考拉让记者们拍照，接着一致做出了雄心壮志的表态。“G20领导人承诺各国经济增长率达到2.1%”登上了全球新闻媒体的头条——还补充说，这比他们当初打算瞄准的目标2.0%更具野心。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G20的承诺宣布前几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才发布了警告，认为世界正面临“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日益严重、普遍且不可逆转”的损害。但峰会的东道主，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却下定决心，要阻止气候变化和其他有可能妨碍经济发展（也就是GDP增长）首要任务的问题“扰乱”会议的议程。长久以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它指的是该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及服务的市场价值。但在当今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一狭隘的指标怎么仍然吸引着如此强烈的国际关注呢？

在任何一位鸟类学家看来，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经济这个鸟巢里的布谷鸟。而布谷鸟有些什么特点是你必须知道的呢？它们是狡猾的鸟。它们并不自己养育后代，而是趁其不备，偷偷地把蛋放到其他鸟类的鸟巢里。不知情的养父母们尽忠职守地把闯入者的蛋和自己下的蛋一起孵化出来。但布谷鸟的幼鸟会早早孵化出来，把其他的鸟蛋和刚出壳的幼鸟踢出鸟巢，接着发出连续的呼唤，模仿满是饥饿小鸟的鸟巢。这种“鸠占鹊巢”策略很管用：随着外来的“房客”越长越大，从自己霸占的小小鸟巢里膨胀出来，养父母们反而会忙着喂养它。这对其他鸟儿是个强有力的警告：要是你空着自己的鸟巢不做防备，它就有可能遭到霸占。

这也是对经济学的一个警告：忽视目标，就会有些别的东西霸占它们的位置。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20世纪，经济学失去了阐明目标的欲望：一旦真正的目标缺席，经济鸟巢就被“GDP增长”这只布谷鸟给霸占了。如今，该是时候把布谷鸟赶走，好让经济跟它应当服务的目标重建联系了。那么，就让我们赶跑布谷鸟，用清晰的21世纪经济目标取而代之，确保地球上的所有人实现繁荣吧。换句话说，让我们进入甜甜圈，进入人类的甜区吧。经济学是怎么弄丢目标的

古希腊时代色诺芬首次提出“经济学”这个词的时候，用它来形容“家务管理”的艺术。顺着他的思路，亚里士多德将经济学与“理财学”（chrematistics，获取财富的艺术）做了区分，但这点区别，如今却已经彻底丢失了。将经济学，甚至理财学视为艺术的观点，或许适合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他们所在的时代，但自2000年艾萨克·牛顿发现运动定律之后，科学地位产生了更强大的吸引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1767年（牛顿去世后40年）苏格兰律师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时，不再将其定义为艺术，而是当成“自由国家的国内政策科学”。但他虽然把经济学称为科学，却仍表明其目的是：这项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所有居民确保一定的生计资金，

以避免一切有可能使之变得岌岌可危的情况；提供一切必需品，

满足社会需要；以能创建人民之间互惠和依赖关系的自然方式雇

用国家之居民（倘使其均为自由民），使其不同利益通过互惠方

式得到满足。

在一个共同繁荣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安全的生活和工作：在定义经济学的目标上，这算是不错的首次尝试（尽管它未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性，对女性和奴隶视若无睹）。10年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尝试对经济学重下定义，但他接受了斯图亚特的思路，仍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以目标为导向的科学。斯密写道：“它有两种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优厚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恰当地说，让人民能够为自己提供优厚的收入或生计；第二，为国家或联邦提供足以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当今时代认为斯密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可这一定义却明显与之不符：它清晰地阐述了经济思想的目标，牢牢地盯着它带来的奖品。但这种方法并未延续下来。

斯密的定义提出后70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政治经济学所做定义开始转移焦点，认为它是“一门跟踪人类为生产财富所出现的联合行为的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通过这样的定律，穆勒启动了一种日后他人还将继续推进的趋势：将关注点从指出经济学的目标，转向了观察经济活动的明显规律。穆勒的定义得到广泛采纳，但经济学定义并非只此一家。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这一新兴科学的定义相当不精确，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甚至这样打趣道：“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满意的答案。1932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意图澄清此事，有些生气地说：“我们都说着相同的事情，但说的到底是什么，大家还没达成一致意见。”他声称自己有了明确的答案。他断言，“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考察人们如何处理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性手段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定义有扭曲之处，还是终结了辩论，延续下来。当今的许多主流教科书仍然以十分类似的阐述开篇。但是，虽然他把经济学看成是人类行为的科学，却几乎没有怎么花时间来探究这些目的，更不曾探究相关稀缺手段的性质。在当代普遍采用的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所著《经济学原理》教材里，定义变得更加简洁了。它宣称，“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怎样管理稀缺资源”，从而一笔勾销了所谓目的或目标的问题。

我们在第三章里会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决定将自己定义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接着又在数十年里采纳了一种贬低一切真正人类研究的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可概括为“理性经济人”），实在颇为讽刺。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学目标的讨论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为首，声称这是一项重大进步，表明经济学终于成为一个无关价值立场的领域，摆脱了“什么应该是怎样”的惯常陈述，变成了着重于描述“什么是什么”的“积极”科学。但这造就了目标和价值观的真空地带，在经济学的核心留下了一个无人看守的鸟巢。一如所有的布谷鸟都知道，空荡荡的鸟巢必须去霸占。空巢里的布谷鸟

传统经济学理论虽然标榜不带价值观立场，但它无法摆脱价值观根植于其核心的事实：效用概念（也就是人的满足或幸福来自消费特定的商品）包裹着它。衡量效用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说数十亿人缺乏必需的金钱，无法到市场上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说我们最为重视的许多东西并不出售。经济学理论过分着急做出论断，主张人愿意为一种产品或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可充当足够良好的市场代理，用于计算人所获得的效用。再加上“消费者总是喜欢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一看似合理的假设，它就又朝前迈了一小步，认为收入的持续增长（产出增长）是人类福祉不断改善的恰当代理。于是乎，布谷鸟孵化了出来。

一如受了蒙蔽的母鸟，我们这些经济系的学生忠实地培养起了GDP增长的目标，仔细研究各种新鲜出炉且彼此冲突的经济产出提高理论：是国家采用了新技术？是机器和工厂的库存不断增加？还是人力资本的存量提高了？工厂库存，还是它的人力资本存量？没错，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从来不曾严肃认真地停下来问一问：GDP的增长是否始终都是必需的？它是否始终可取？甚至于，它是否始终都具备可行性。当时，我选择研究了一个十分艰涩的主题：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只有这一回，目标的问题冒了出来。在我想要写的这篇论文里，我迎头碰上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评估发展成功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猛地一颤，惊讶不已。我投身经济学研究整整两年，目标的问题还是头一次出现。更糟的是，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缺席。

25年之后，我想知道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是否已经有所进步，是否意识到需要从讨论它为了什么目的着手。于是，2015年年初，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聆听了牛津大学的宏观经济学（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公开讲座，它针对刚入校的经济学新生，他们中有不少人无疑将成为2050年塑造世界的最高决策者和商业领袖。主讲的资深教授一开场就在屏幕上提出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重大问题”。最靠前的4个问题是什么呢？1.什么导致了经济产出的增长和波动？2.什么导致了失业？3.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4.怎样确定利率？

他的清单越列越长，但始终没有瞄得更高，鼓励学生考虑经济学的目的。GDP增长这只布谷鸟怎么就这么成功地霸占了经济学的鸟巢呢？答案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时候，经济学家正沉迷于对这一学科下无目的的定义。美国国会首次委托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设计一项指标，衡量美国国民收入。他根据全国居民的全球总收入，计算出了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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