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幸福教师五项修炼(大夏书系)试读：
自序
小尼姑茹素问师父：“我自小便遁入空门，一心只求佛法，在红尘外日日诵经礼佛，可为何经文读得愈多，心中的私念却不减反增呢？我该如何是好？”
师父说：“回去点一盏灯，使它既能照亮你，又不会留下你的身影，你就可以通悟了！”
许多年后，山上多了一座庵，大家都称它为“万灯庵”，因为其中点满了成千上万的灯。
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茹素。虽然年事已高，并有上百名徒弟，但她仍不快乐。虽然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但无论把灯放在哪个位置，哪怕用一片灯海将自己围住，她仍然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甚至，灯愈亮，影子愈显；灯愈多，影子也愈多。
她满怀疑惑，但师父已经去世，她已无人可问了。
直到圆寂前夕，她才豁然开悟。她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答案，在万灯之间没能找到，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到了：只有抛弃身外之灯，点一盏心灯，才能真正照亮自己。
在禅宗典籍里，“灯”是最常见的隐喻，其本体即是人人都有的“心”，合之则为“心灯”。禅门所谓“以心传心”，传心就是传法，传法也就是传灯，“传心灯”。那些得道的高僧，仿佛茫茫暗夜里的燃灯人，用证道后自悟自明的心灯，点拨、引燃众生的心灯。
按佛家的说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都有光明的因子。禅宗认为，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佛性，只要向内参省，明心见性，就会自在圆满；而向外求索，挂碍愈多，便愈难证悟。就像女尼茹素，哪怕点万盏明灯，也是徒劳无功，只有点燃心灯，才能了悟证道。
德山宣鉴禅师初次拜会龙潭崇信禅师时，讲了很多有关《金刚经》的义理，崇信却一言不发。直至深夜，他才说：“夜已深，你回去休息吧。”宣鉴开门欲出，但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崇信递给他一支纸烛，宣鉴正欲伸手去接，崇信却“噗”的一下吹灭了。宣鉴当即醒悟，向禅师顶礼致谢。
崇信问：“外面一片黑暗，你见了什么，便礼拜我？”
宣鉴说：“弟子心中大亮，从今以后，不再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了！”
宣鉴到龙潭前，因精通《金刚经》，在蜀地享有“周金刚”的美誉。听说南禅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便背着自己研究《金刚经》的成果《青龙疏钞》，千里迢迢，赶往南方，要挑战推崇“顿悟”、讲究“见性成佛”的禅宗。而崇信吹灭纸烛，就是要让宣鉴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向内寻求自心、自性——夜是黑暗的，点了烛火又吹灭，这意味着要真正破除黑暗，外在的光亮是靠不住的，必须点亮内心的灯盏。
在佛家看来，每个人都有彻悟的时刻，或是某个场景，或是某件琐事，或是某句话语，甚至一个眼神、一声叹息。而禅宗，就是借助人人都有的佛性，来接引点化学僧，让他们明证自己，像宣鉴那样，或超脱烦恼，像茹素那样——即使肉体消逝，生命也会不朽。
如果人人都能点亮心灯，世界将不再黑暗。
对教育的本质，早有无量多的专家、学者，做过无量多的阐释。我更愿意简单理解为：教育，就是点燃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和启迪他们自己去思考该怎么做，去探索怎么做更好——点燃，是关键，也是核心。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智慧的火焰。”
点燃智慧的火焰，必先唤醒生命的自觉，点燃学生内心的灯盏——对爱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有向往才会有追求，有渴望才会有奋斗，有热爱才会有拼搏，有憧憬才会坚定和坚信。
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点燃心灯。
点燃学生的心灵之灯，必须靠教师的心灵之灯，必须先点亮教师的心灯。教书育人，以传播真善美为己任，心中无明、无光，肯定不行。尽管今天，教育的现实，沉重而艰难，靠我们单薄的力量去改变，很难，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很多场合，我都在言说教师的心灵生活，言说教师的精神面貌和职业状态，这并非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直面现实后的一种退守和承担。而引导每个人回到自己，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安慰和支撑，这是禅宗的主旨，其实也是教育的原则。
尽管教育一直是孤独者的事业，但是没有哪个时代的教育，像今天这样，特别需要教师内心的力量。体制的桎梏无所不在，但除了层出不穷的考试、检查、评估，除了用强力不断威慑、规范和约束外，对教育未能有太多本质的影响和改变——今天的教育，在很多时候，是教师的事情，是教师“一个人的战斗”。
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教师的良心和本分，需要教师对生命的理解和同情，对职业的尊重和承担——灯在心里，我们的力量，也在心里，甚至，只在心里。
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以我的理解，所谓教学，就是教师先学，或者边教边学。尽管在入职前，我们都曾有所学，但更多的是理论，抽象、空洞、教条。教育生活的丰富、复杂，远非理论可以涵盖；教育现象的纷繁，也远非陈旧的经验可以解决。教师是在教育的过程中，才真正成为教师的；教师也只有在教育的历练中，才能成为更好的教师，更优秀的教师——好和优秀，我以为，就是让自己心中的灯光，更加明亮。
在过程中历练，或者说，在教育中修行，像禅者那样，保有心灵的自由、精神的强大，我们或许更容易感受到“为师之道”，体验到“教育之美”。
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我立意的起点。因此，尽管书里的每篇文章，都起笔于禅门公案或故事，但我的目的，并非参公案，解故事，而是想从公案、故事中，梳理其教育意义，挖掘其教育本源，期望能够有益于教师的生命发展，有补于教师的心灵成长。
教育，是心灵的事业。让我们学会悦纳自己、丰富自己、成全自己，让自己的心灵始终饱满、温润、宁静、敞开，始终保持精神的愉悦、智慧的明亮，始终保持教书的睿智、育人的清醒，这既是对教育的责任和担当，也是对自己的修炼与提升。
因此，我愿意把这当作自己对教育的悟道之书，当作献给同道者的心灵之书。
教育，作为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生命的代代递交，是一代代人个性和品格的习得与养成。作为教师，站上讲台，就是接过了教育的灯盏。它经历了漫漫长路，才到达我们这里，并需要经由我们传给后世。这是多么美好而荣耀的事情！
我们，就是燃灯人；我们，都是燃灯人——轮回百世，依然热情不改。我们用历劫不灭的心灯，照亮自己，温暖自己，也照亮和温暖每个经过我们身边的人……2011年11月22日于绵阳绿岛第一项修炼一颗柔软心如果说教育就是一场修行，那我们首先要修炼的，就应当是这颗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脉，柔软的心跳，柔软的心思，柔软的心怀，柔软的心地，柔软的心音……教育就是一场“修行”
医生王田精通医道，但看着病人死去，仍然惧怕死神。一次出诊时，碰到一位云水僧，王田就向他请教：“什么叫禅？”云水僧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说，但如果你学会了禅，就不会怕死了。”云水僧还指引他去参访南隐禅师。
王田找到南隐，说明来意，请求禅师教导。
南隐说：“禅不难学。你身为医师，好好对待你的病人，那就是禅！”
王田似懂非懂。后来他又拜访了南隐两次，南隐总是说：“一位医生，不该把时间消磨在寺院里，快回去照顾你的病患！”
王田非常不解：这样的“禅”，怎能祛除怕死之心呢？他第四次参访时，就向禅师抱怨道：“有位云水僧告诉我，学会了禅就不会怕死。但是每次来，你总是要我回去照顾病患。这道理我也知道，但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禅，我以后就不必再来请教了。”
南隐笑笑说：“可能我对你太严格了，给你一个公案参究吧！”南隐要他回去参究“赵州无”的话头——关于狗子有没有佛性的问题。
王田于是开始苦参“赵州无”。两年后，将心得告诉南隐，答复是“尚未入禅境”。又参究一年半后，自觉心地澄明，疑惑逐渐消失——他悟到了那个“无”：他善待病人而不知其为善待，他自己也脱离了对生死的牵挂和顾虑。
最后，他再去叩见南隐，禅师微笑着说：“从忘我到无我，那就是禅心的显现。”按佛家的说法，人生即苦，解脱这苦，需要修行——通过修行，回到内心，在清明、澄澈的心境里，了解生命的真谛，求得生活的智慧，进而达至圆融、喜悦。
修行，其实就是“修心”，因为人生的烦恼、痛苦，都是从“心”而来的——不是旁人束缚了你，而是“心”束缚了你；不是外界给你的苦，而是“心”让你觉得苦。心在哪里？心在自己这里。所以，在禅者看来，心就是道场，心随己在，随时可修，“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而在禅门里，像黄檗禅师开田、种菜，沩山禅师合酱、采茶，石霜禅师磨麦、筛米，临济禅师栽松、锄地，雪峰禅师砍柴、担水，等等，都是在参禅，都是在修行，正所谓“生活无处不功德，人间处处为道场”。
按南隐禅师的说法，医生照顾病患，就是参禅，自然可以说，教师教育学生，也是参禅，进而也可以说，教育，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在学校中，在教室里，在讲台上。
从表面看，修行是为了超脱外境的束缚，但其实质，我认为，就是让一个人不断地增长智慧和善心，不断成为更好的人，并因此有更美好的人生，这也正是教育的目的——培养“求真、向善、尚美”的一代代新人。
这样的目的，似乎高远，想想又觉得浅近。达成这样的目的，并不需要我们高蹈独卓，不食人间烟火，而只需像南隐禅师所说的那样，用心对待每个学生，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曾有学僧问赵州从谂禅师：“有修行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赵州说：“我正在认真修行。”学僧感到奇怪：“连老师也要修行吗？”赵州说：“我也要穿衣吃饭呀！”学僧说：“这是日常琐事，我想知道什么叫修行。”赵州反问：“那你以为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同样是吃饭、睡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境界和感受：禅师纯粹地进食、入睡，他们感受到的，就是禅境，是修行。而一般的人，吃饭时，很难感受到食物的甘美，睡觉时，很难感受到睡觉的香甜。如大珠慧海禅师所说：“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思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在慧海看来，这就是平常人不能悟道的原因。
听说白隐禅师在江户开讲《碧岩录》，峨山禅师便去参访，呈上自己的见解，谁知白隐说：“你从哪里得来的见解？许多臭气熏我！”便把峨山赶了出去。峨山不服，三次进去，三次被赶出。峨山想：我是得到高僧认可的，难道他看不出我有真悟？莫非是在考验我？就再次叩门：“前几次因为无知，触犯了老师，愿垂慈诲，我一定虚心纳受。”
白隐说：“你虽然学了一肚皮禅，但到生死岸头总无著力，如果要痛快平生，须再参‘只手之声’（即一只手所发出的声音）！”峨山便在白隐门下随侍四年，终于彻底开悟。
后来，峨山做了白隐的接班人。直到年事已高，他仍亲自晾晒被单。信徒看到后，觉得奇怪，便问：“禅师，您有那么多弟子，这些杂事还要您亲自做啊？”峨山说：“老年人不做这些杂事，那要做什么？”信徒说：“老年人可以修行呀！”峨山反问道：“你以为做杂事就不是修行？那佛陀为弟子穿针、煎药，又算什么呢？”
从学僧到禅师，峨山的经历，充分体现出教育的价值所在——在白隐的点拨下，他祛除了谬误，获得了正见，拥有了圆融的人生。因此，我认为，所谓教育不过就是陪伴和守护学生成长，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发展方向——教师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
对教师而言，这种修行，除技术和能力层面外，还包括生命状态和精神境界，通过“修正行止”，完成生命的成长和精神的丰富。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诗人品达曾说：“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我想，所谓“更充分”，就是永无止境，哪怕百尺竿头，也可再进一步。而更充分的生活，除有限的物质外，更多的是指无限丰富的心灵、无限敞亮的精神——只要愿意，我们总能寻找和发现更美好的状态、更高远的境界。
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的思想观念里，也有很深的佛禅意味。谈到人生境界，他有个很著名的“三层楼”的比方：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
在丰子恺看来，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就是这样一层层登上去，最终到第三层的。而丰子恺自己，受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也力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的戒律，并最终渐臻第三层的境界。
不过，对丰子恺所说的“宗教徒”，我更愿意理解为“宗教情怀”。
教育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都以“普度众生”（对教育而言，这个“生”，就是学生）为目标，以引人向上向善为己任。教师在很多方面，像先行得道的禅师，其主要职责就是接化学生。就此而言，教师应当有一些宗教情怀，或者说应当有教徒那样的情感和襟怀，如敬畏、慈悲、博爱、虔诚、执著……像这些东西，尽管有天生和本能的意味在，但是它们也可以在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或通过教育经验得到丰富和增强——这就需要我们以“修行”的心态，去面对，去追索。
就像南隐禅师所说的，医生照顾病患、救死扶伤，就是最好的修行，对教师而言，教育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最好的“修行”，教室、课堂和讲台，就是最好的“道场”——在具体的教育场景里，去关注和发现自己的内心，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这其实就是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用佛家的惯用词语就是“精进”：不断努力，向上向善。
曾听一位老教师说，教师是最能让人永远感觉年轻的职业。她说，你要是选择当工程师，成年累月接触到的，都是机器、数据和图纸，没有情感交流，你会觉得枯燥、乏味。如果选择当医生，成年累月和病人打交道，接触的大多是愁眉苦脸的人，心情总会感觉压抑，甚至恐惧——王田就是例子。只有当教师，每天都和孩子打交道，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在一起，心情总是愉悦的。“如果你能真正用心去对待他们，就会收获你意想不到的美好。”她深有感触地说。从她时常欢快、爽朗的笑声里，讲到学生时满心陶醉的神情里，我感觉到了她的真诚和幸福。
在禅门里，有“善知识”、“恶知识”之说。初接触，觉得奇怪，知识何来善恶？后来才知道，这两个词语，都指的是人——“善知识”是指有善性、有智慧的人，他们能引人离恶修善，而“恶知识”，就是说恶法、讲邪道，使人陷于邪路魔障的恶德者。
作为教师，只有不断“精进”，使自己成为“善知识”，才能更好地带着学生，在校园里一起“修行”。师生的微笑就是天堂
当初，佛教里的造物者大梵天王，献给佛祖释迦牟尼一枝金色的优钵罗花，又以自己的身体为坐具，请佛祖登坛，为众生最后一次说法。
佛祖得道后的49年里，都以“说法”开示众生。但是这次，在灵山法会上，佛祖升座后，面对大众，居然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用手举起那枝金色的优钵罗花，面露微笑，意态安详。法会上的“百万人天”，都面面相觑，茫然罔措，不知所以。只有佛祖的大弟子——金色头陀摩诃迦叶尊者破颜轻轻一笑。
佛祖知道迦叶已领悟到佛法真髓，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就是说，我有普照宇宙、包含万有的精深佛法，熄灭生死、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处难以言说。我以观察智，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现在传给摩诃迦叶。
然后，佛祖便把平素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予迦叶，以为证信。
禅宗，源于佛教，源于佛祖安详拈花、迦叶会心一笑的瞬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后来一再强调、渲染的要素，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这则名为“拈花微笑”或“灵山一笑”的佛教故事，其实也是禅门第一公案。
灯火一般的禅，花朵一般的禅，被禅门传了一千多年的禅，便从这枝金色优钵罗花、从这会心破颜的微笑开始——诗意含蕴的开始，温暖美妙的开始，和谐默契的开始。没有机械的形式，没有语言的絮叨，没有反复的叮咛，只有心与心的相合、相契。
想象彼时，该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场面：庄严的法会上，“百万人天”簇拥，期望听到佛祖最后的说法，气氛本是庄重、肃穆，充满敬仰和期待的。所以，当佛陀拈花，笑对众生时，大家只能暗自猜想其中的奥妙，“茫然罔措”；只有迦叶破颜微笑，心领神会——没有人能够说出佛祖拈花一瞬的用意，迦叶会心一笑的蕴涵。但我觉得，那一刻，他们似乎说了很多，甚至说了“万有”，说了全部。禅宗讲究“以心印心”，因为他们所传授的是智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睿智的佛祖，聪明的迦叶，共同创造了教育史上绝妙的教学美。
我曾感叹，人与人之间，认识靠眼睛，交往靠心灵。交往、交流，在很多时候，都不需要“言语的承诺”。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足矣。心灵间传递的信息，无须更多媒介；而必须通过媒介传递的，或与心灵无关，或离心灵甚远——从教育的角度看，拈花微笑，既表明学生有了真切感悟和透彻理解，也表明师生间的幽然默契和心领神会。
有时我甚至觉得，教育不过就是为了师生彼此的微笑，为了那会心破颜的一刻。走进课堂，看见学生的微笑，我们会有愉悦之感。我们微笑着问好，微笑着讲课，下课或放学时微笑着与学生说“再见”——理想的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
因此，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充满笑意的，我们的课堂，也应该是布满笑容的。求学的过程，原本快乐而美好。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的价值，原本美好而快乐。最好的教育，原本应该如此愉悦、温润、写意。
这样的美好，要从教师开始，从教师的微笑开始。真诚的，甜美的，安详的，善意的，宁静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笑，才能向学生传达积极、乐观的情绪，递送友好、愉快的信息，同时也体现教师的信心和期望。西方有句谚语：“教师就是面带微笑的知识。”我时常想，一个教师，是否热爱职业，是否喜欢学生，首先会体现在他的脸上，体现在他面部肌肉的活跃程度上。
曾经有人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题目是：“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回答“不会笑的老师”的最多。这些年来，在学校行走，我见过很多不会笑的老师，见过很多看似苦大仇深的脸——他们的表情，严肃有余而微笑不足；他们的课堂，往往沉闷而压抑；他们的学生，往往痛苦而郁悒。
作为教师，只有基于爱和温情，基于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关注学生的感受，才能从心底贴近学生，做一个忠诚的倾听者、耐心的引导者、宽容的教育者——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从学生的眼睛里、表情里、状态里，观照出自己。学生露出迷恋、陶醉的目光，说明你叩动了他们的心扉；学生显得兴奋、激动，说明你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学生表现得冷漠、无动于衷，说明他们可能对你的教学不感兴趣；如果学生愁眉不展，哀叹连连，那可能意味着他们遇到了麻烦和困难，需要你的帮助……
只有在这样的状态里，教师才会为学生的微笑感到欣慰，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足——学生的微笑，既是教师工作的镜子，也是对教师劳动的最好犒赏。我愿意相信，那样的微笑，最能体现彼此的心领神会；那样的微笑，也最能体现彼此的相契相谐。正因如此，教师应当时常微笑，态度温和，这样才可能让学生感觉亲近。而只有让学生觉得亲近，才可能让学生因“亲其师”而“信其道”。
有一位著名画家，在讲述他的成功经历时，谈到这样一件事：他读小学时，并不擅长画画，没有信心，也不喜欢。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要求大家当堂画一幅画。画完以后，老师说：“大家现在把自己的作品摊开放在桌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我来欣赏每个人的作品。如果我摸了一下你的头，就说明你画得很棒。”就是那一次，他感到自己的头被老师轻轻地摸了摸，他激动不已，从此对画画充满信心，绘画的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成名之后才知道，那堂课上，那位温和的老师，其实抚摸了全班所有同学的头。
关于微笑，我所知道的最滑稽的事，莫过于某地的一位校长公开要求老师“教会”学生微笑——笑，是每个人天生就会的，像呼吸和饮食一样。而这位校长的要求，充分说明这种本能的丧失。在低段孩子身上，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些许微笑，越到高段，孩子就越不会笑：他们总是一本正经，板着脸，皱着眉。有时排练节目，尽管老师极力强调要表情自然，面带笑容，但那挤出的“笑”，往往都是干巴巴的、生硬的，与“自然”无关，更谈不上“会心”。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那2008张笑脸，我一直在想，要是征集广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脸，会是什么情形呢？无尽的考试、分数，无尽的检查、评估，无尽的考核、督促，教育者老气横秋，受教育者未老先衰，神经紧张，内心浮躁，眼色迷茫，神情麻木。因此，夜深人静时，想到教育，我眼前总会出现一个个被太多的指标、任务、功利追赶着、催逼着的人，一张张焦灼、迷茫、冷漠的脸。泰戈尔说：“孩子的眼睛里找得到天堂。”今天的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得到天堂？
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我对教育的最大期待，不过就是师生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像一朵朵花一样，绽放在课堂里，绽放在校园中，绽放在彼此最为重要的教育生活里。我一次次怀想起佛祖拈花的情形，怀想起这则温暖可人的公案——佛法也好，教育也罢，其实质都是修心、养心；而心领神会，应该是心灵间最完美的默契，破颜微笑，应该是教育教学中最和谐的篇章。
对“拈花微笑”，辞典的解说，除了出处、典故外，还有一句：“比喻心心相印。”
拈花微笑，心心相印，这是多么美好的解说，它将难以言表的“妙处”，那种悠然心会、默然相通的感觉，表达得别有意味。它将教育的本质描摹得活灵活现，教育最终所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智慧传递和发现——微笑，是内心智慧的外在流露。微笑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的自信、乐观、善良、从容、优雅、坚强……盛开在脸庞上的微笑，诉说着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信心和希望。
有一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每次听到那温婉的旋律，我想到的都是：让学校充满微笑。因为，师生彼此微笑，就是最美好的教育天堂。修炼一颗“柔软心”
永平道元禅师，是日本曹洞宗的开创者。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受汉学教育。3岁丧父，8岁丧母，9岁有出尘之志。13岁剃发出家，参访日本临济宗的初祖荣西禅师求道。
可惜道元刚有所悟，荣西便溘然圆寂，道元便又跟随荣西的法嗣明全禅师参学。
为求得正法真经，1223年，道元与师父明全一起乘船，历经滚滚波涛，不避千难万险，入宋求法，遍访大德高僧，最终在曹洞宗传人、浙江天童山如净禅师座下参禅，“昼夜精勤，胁不沾席者将及两载”，得到禅师印可后，又“服勤四载，尽得洞上之道”。
6年后，道元回国。有人问他游学的感受，他说：“我通过这些年的学习和观察，真正领悟到了眼睛是横着长的，鼻子是竖着长的，所以我是空着双手回来的。”又有人问他究竟修到了什么，道元说：“别无所获，只修得一颗柔软心。”
不远千里，历时6年，永平道元在中国参禅修行，居然别无所获，只知道“眼横鼻直”的道理，“只修得一颗柔软心”，在常人看来，似乎得不偿失。但在禅者那里，这些才是最紧要的。眼横鼻直，心地柔软，从道理上说，非常简单，但要真正明白、悟到，殊不容易。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主流意识中，似乎更喜欢坚强、刚烈、勇敢。因此，在我们的心怀里，总有些坚硬、强悍，甚至狂躁、暴戾的东西，外界一旦触及，就会勃然爆发，似乎那就是刚强和英勇，是慷慨和壮烈。而在禅者那里，修行就是修心，修到最后的，大多是圆融、慈悲、柔软，似乎不如此，就难达正道。
我时常感觉，现在的教师，太过坚强、坚硬，而少了些柔和、柔软。仿佛一旦做了教师，就必须态度坚决、神情坚毅、性格坚定、意志坚贞，必须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违者重处。而且越是优秀的教师，越是如此——他们对学生，总是高标准，严要求，总是强调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很多时候，其严肃、严格、严苛，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就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像监工那样有着一颗冷酷无情的心”。
就是那些原本温情款款、心地柔软的女教师，站上讲台，也往往变得泼辣、决绝，失却了女性应有的温婉、优雅——再大的困难，她们挺着，再多的委屈，她们忍着。她们让自己的那颗心，不断地强硬、冷漠，以维护自己“伟光正”的形象，维护那所谓的荣耀和尊严。我曾经为此感叹：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很多“优秀教师”，但是很难看到几个“好教师”——所谓好，按我的理解，至少应该是神情温润、心怀柔软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温润一些、柔软一些？
芙蓉灵训禅师在庐山归宗寺参学，有一天突然动了念头想下山，因此向归宗智常禅师辞行。归宗问道：“你要到哪里去？”灵训说：“回岭中去。”归宗说：“你在此参学多年，今天要走，我应该再为你说些佛法心要。等你整理好行李，再来找我吧。”
灵训整理好行李，便去见禅师。归宗招呼道：“到我面前来。”灵训依言前行，准备聆听师父最后的教诲。没想到，归宗只轻轻说道：“天气严寒，途中善自珍重。”便再无多话——多么平淡的一句叮嘱，多么柔软的一腔情怀，却让灵训因此彻悟，“顿忘前解”。归宗所说的“佛法心要”，其实就是佛的慈悲心、怜悯心、柔软心，或者说禅心。而正是这样的禅心，让灵训彻骨彻髓地认识到：自家的“本来面目”，需要自己“善自珍重”。
按我的理解，永平道元禅师所说的“柔软心”，应该包括谦卑、善良、接纳、承忍、悲悯、不执著、能包容、善妥协、能退让——这既是习性，也是情怀，更是精神。我们笑，我们哭，我们快乐，我们悲伤，我们幸福，我们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柔软心”。
而作为教师，如果能有这样的“柔软心”，我们就不会偏见、固执，不会暴怒、狂躁，不会莫名地大光其火。如果能有这样的“柔软心”，我们或许就能更接近学生的心灵，感觉到他们的心跳和体温，最终与他们“心心相印”。
一个朋友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次，面对学生的淘气和调皮，她居然在讲台上无所顾忌地哭了起来，双眼红红，泪水直流。“就是那样，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她说。但正是这哭、这泪，震撼了学生——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让老师失望、伤心了；他们发自内心地后悔，所以也和老师一样哭了。他们或抽泣，或哽咽，说：“老师，对不起，我们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朋友说，从那以后，班上的孩子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令人烦乱、狂躁的现象消失了，孩子们似乎被她的泪水感化、净化、软化了一般。
禅门里也有这样的故事——日本的空也禅师外出弘法，行走到一处山林时，突然窜出一伙土匪，拿着刀剑向他索取“买路钱”。禅师看看他们，不觉黯然掉泪。土匪头子哈哈大笑：“真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你们不要以为我流泪是害怕。作为出家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空也禅师望着他们，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到，你们身强力壮，不为社会工作，不为大众服务，却在此打家劫舍；我只是想到，你们所犯的罪过，不仅国法、道德难容，将来还要堕入地狱，遭受更多磨难——我是为你们而感到伤心落泪的！”
没想到，土匪们听了，竟然抛下了蛮横、贪婪之心，齐跪地上，要皈依到空也禅师门下。
实际上，这种柔软，看似脆弱，实则刚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的最大美德，就是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我们也都知道弱者更容易得到同情的道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样的柔弱和柔软，往往更容易赢得人心，赢得道义，赢得更广泛的帮助。
我第一次接触到“柔软心”，是在林清玄的文章里。他认为，在人世间，最要紧的是，使我们自己有一颗柔软的心：“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包容我们的伤口。”读到这些话语，我不禁想起丰子恺的画，心里莫名地涌起温情和慈悲。
由于年龄所限，我们的学生，往往很难体察出教师严厉说教背后的深刻，而更容易感受到“老师叫我发言了”、“老师给我批了一百分”、“老师对我笑了”之类的“显在的温情”。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生病吃药时，你递给他的那杯水的温度；头发被雨淋湿后，你递给他的那条毛巾的温暖。在离开学校后，事隔多年，他们所能想起的，大多不是你传授的某个知识点、强调的某条纪律、罗列的某项要求，而往往是你温和的声音、温煦的目光、温情的笑容——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不正是如此吗？
佛门有句话：“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尽管霹雳也是一种手段，但毕竟是一剂猛药，能不用的时候，尽量不用；有时，文火慢炖，效果可能会更好。
一个学生告诉我，高三临近毕业时，每到下午，总是忍不住要睡觉。老师没有采取“霹雳”手段，而是给他泡了一杯茶，让他提神。两节课后，他忍不住又睡着了，老师给他泡了第二杯茶。他说，那天下午，老师一共给他泡了三杯茶，一次比一次浓，让他既感动，又羞愧，于是痛下决心，要和自己的瞌睡作斗争。
在那三杯茶里，我看到一种柔软的力量，美好教育的力量。
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教师去忍耐和担当，用坚强的意志去承受，用冷静的头脑去思考，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但是，教育的质地应该是温润、温情的，教育的情怀应该是柔婉、柔软的。有人说，做教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认为，做教师，最好是豆腐嘴，豆腐心。一个真正的好教师，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心地却应该越来越柔软。
只是，要让心灵始终保有这样柔软的质地，殊非易事。就像老子说的：“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大家都知道，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道元禅师修道经年，才让心地柔软，更何况我们？过去我一直喜欢说“将心比心，人心同然”，也许这仍是苛求，难以做到，那么，我们能不能慢慢期许自己，有一颗渐渐柔软的心？
如果说教育就是一场修行，那我们首先要修炼的，就应当是这颗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脉，柔软的心跳，柔软的心思，柔软的心怀，柔软的心地，柔软的心音……如何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日本的安养禅尼在夜半睡觉时，被小偷拿走了唯一的一床棉被，没办法，她只好用纸盖在身上取暖。
小偷在惊慌间，被负责巡夜的弟子撞见，仓皇失措，只好将偷到手的棉被丢下逃走。弟子捡起棉被，送回师父房间。
此时，安养禅尼正缩着身子，直哆嗦，但是，当她看到被送回的棉被时，赶忙说：“这条棉被不是被小偷拿走了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既然小偷拿去了，就是他的东西，赶快去还给他。”
在师父的百般催促下，弟子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逃得很远的小偷找到，表明师父的心意后，坚持把棉被还给他。
小偷被感动了，特地跑回寺院向安养禅尼忏悔，从此改邪归正。
有不少禅门故事，发生在禅师与小偷之间。除著名的良宽禅师，这里的安养禅尼，在七里禅师、残梦禅师等人身上，也都曾发生过护贼、度贼的故事。而日本的清九郎禅师，在遇到邻村人偷东西时，见小偷一次扛着两袋米，居然说：“你拿得动吗？要不这样，今天就拿一袋。我把这一袋卖了，你明天晚上来拿钱吧。”第二天晚上，小偷去了，清九郎果然在等着，准备给他钱。这个人从此再也没偷过东西。
在这些故事里，禅师都有一种博大的胸襟，对小偷都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而且几乎都使小偷开启善心、弃恶从良、改邪归正，甚至皈依佛门。这与佛家一直倡持的“慈航普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佛陀曾经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其柔心慈肠，让人感动。
其实细想，这些到禅院寺庙作案的小偷，恐怕大多也是穷疯了，逼急了，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禅院寺庙，自古就是清修之地，按佛教规矩，是不能聚敛钱财的。佛祖当年就以托钵化缘出道。直到今天，在东南亚，仍然有许多僧人以乞食为生。相比我们身边，那些开宝马奔驰、有无量资产的富豪方丈，真有霄壤之别——那些小偷，如果不是实在没法过，怕也不忍心向这里下手。或许正因如此，禅师们才会那样同情、体谅小偷。
换句话说，禅师们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一种爱，没有挑选的爱，博大无私的爱。而爱可以改变一切，征服一切，无论人心还是世界。
说到教育或教师，总避不开这个“爱”字。我特别喜欢《圣经·哥林多前书》里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样的宗教情怀，在我等凡夫俗子看来，虽不能至，但不妨心存一念，并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多一点点爱。
曾经有人问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谁对她的人生影响最大。她说，是她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沙利文听了，纠正说：“不，对你、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蒂尼斯伯利克福利院的那位清洁女工！”
原来，沙利文年幼时，因患严重眼疾，脾气暴躁，被关进那个福利院的笼子里。一位清洁女工，因为同情，经常钻进笼子去安抚她、关照她。沙利文的心灵，因此慢慢康复。离开福利院后，她选择做了一名教师，而她教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海伦·凯勒。
教育的影响力能有多大？一个教师究竟能改变什么？对学生而言，教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很难定量描述。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海伦没有遇到沙利文，如果沙利文没有得到清洁女工的安抚和关怀，那个伟大的盲人作家，可能就不会出现！
有时觉得，社会人群之间，就像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样，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的善恶美丑，其来有自，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教师的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是一位伟人的肇始；而教师一个无意的举动，一次冷漠的表情，一项轻率的行为，也可能成为一个混世魔王的发端！
因此，一个教师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优秀，得过多少荣誉，有多高的声望，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和教育他的学生，特别是那些需要关心和帮助、需要点化和引领的困难学生。有时我甚至觉得，挽救一个受伤的、落后的孩子，比教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更能显示教育的真正意义。因为，让优秀的孩子更优秀，只是锦上添花，而把落后的孩子教育好，让受伤的孩子得到安慰，却是雪中送炭。这样的安慰和鼓励，这样的挽救和度化，才是教育价值的最好体现。因为，它能使美好的心免于哀伤，使哀伤的心免于破碎。
我特别喜欢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小诗——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假如我能使痛苦的生命有所慰藉，
在酸辛中获得温情，
或是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窝中，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所有阅读，都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们如何不虚此生？作为教师，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狄金森说的这些琐屑小事：帮助迷途的鸟儿回到巢里，解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更微弱，“使一颗心免于忧伤”。但这些正是教师的责任：不只传授知识，更要关爱生命，呵护心灵，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切近人性的。
韩国的相国黄喜微服出访，路过一片农田时，看见一位农夫正驾着两头牛耕地，便大声问农夫：“你这两头牛，哪一头更棒？”农夫看着他，一言不发。等耕到地头，牛到一旁吃草，农夫才走过来，附在黄喜耳边，轻轻地说：“告诉你吧，边上的那头牛更好一些。”
黄喜很奇怪，问他：“你干吗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
农夫答道：“牛虽然是牲畜，但心和人是一样的。我要是大声地说这头牛好，那头牛不好，它们就能从我的眼神、手势、声音中，分辨出我的评论和偏好，那头虽然尽了力但还不够优秀的牛，心里会难过的……”
每次想起这故事，就不禁怦然心动。那样粗糙的农夫，却能有如此细腻的温情；而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两头牛而已——作为教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孩子，才不至于让他们的心，因痛苦而哀伤，因哀伤而破碎？要知道，无论多么聪明的牛，它的心也不会比孩子的心更纤细、更柔弱、更敏感。
有一位老师，在接手新班后，发现一个女孩从来不笑，上课时总是低着头，下课后要么呆在座位上，要么孤零零地站在窗前，离人群远远的。老师了解到，孩子的父母两年前被捕入狱，她一直跟祖父母生活。因为父母的缘故，她时常受到冷眼与嘲弄，性格变得孤僻、胆怯。老师读懂了她的忧伤和苦恼后，专门设计了一个“密令传递”的游戏——老师悄悄对一个学生说一句话，让学生一个个悄悄地传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向全班大声宣读“密令”。
老师特意让女孩作为第一个传令人。老师凑在女孩的耳边，缓慢而清晰地说出“密令”，女孩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望着老师，泪珠在眼眶里闪动。老师微笑着点头，示意她开始游戏。她转过身去，悄悄告诉第二个学生，第二个告诉第三个……
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一直微笑着，紧张而激动。终于传到了最后一个学生，老师让他走到前面来，轻轻握住那个女孩的手，向大家宣布“密令”：“真希望你是我的好妹妹！”——教室里先是一片静寂，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女孩泪流满面，却笑靥如花。
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非常合群，对每个同学都很友善，那原本冰冷的小脸上，也时常开满微笑的花朵，大家都叫她“快乐的小天鹅”。“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我就没有虚度此生。”或许，在陪伴孩子行走和成长的路上，我们这些老师，也可以有这样温暖的感觉，可以有这样美好的执念吧。我甚至觉得，如果你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如果你能使学生面朝阳光、积极向上，如果你能得到学生的信任和依恋，那么在学生心里，你就是一个好教师，一个真正的优秀教师！同情的“福音书”
德山禅师晚年时，有时会淌着鼻涕，悠闲地坐在围炉旁与客人聊天，有时还会拉着客人，到庭院中铲雪填井——井永远也不可能被雪填满，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做着。
他还时常塞钱给一个被所有人唾弃的青年。有人提醒他说：“那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他盗用过公款。他父亲的钱何止千万，都被他花天酒地挥霍了。最终他被父亲逐出家门，送进监牢。出狱后无家可归，他只好住到寺里。他时常向人借钱，还不起钱就跑到别处避债。他甚至连在寺中养病的人的衣物、金钱，也要偷取。”“资助这种人，还不如把钱丢到井里。”提醒的人说。
德山不停地点头称是，但一如既往地帮助那个年轻人。大家非常不解。
德山说：“他是个好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变好的。如果我不照顾他，他就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在老鼠出入的地方放些米饭，被喂饱的老鼠就不会乱咬东西。同样的道理，我给他一些钱，他有了钱就会少做坏事。”
这则故事，出自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所著的《禅宗史研究》。不过，这本书我没看到，故事转自郭旭东的《心莲百合文化故事汇编》。
佛家禅门里，总有些具有悲悯情怀的异人、痴人，德山算一个。佛教发源地的“圣雄”甘地，也算一个——有一次，甘地看见一只蝎子在池塘里挣扎着，很快就要被淹死了，情急之下，就用手将它捞了起来。谁知，蝎子恩将仇报，狠狠地蜇了他一下。甘地手一松，蝎子又掉进水里，甘地又伸手去救它起来。旁人大惑不解。甘地却说：“蝎子咬人是它的天性，而我救它，是我的天性。如此而已。”
在这则“铲雪填井”的公案里，德山所做的是否属于教育，姑且不议。其行为的最终效果如何，是否如其他公案那样，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无可查考。不过，故事本身的意味，让我想到“同情”之于教育的意义。“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这是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的话。尼采认为，同情是一切道德的基准。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同情心，才可能有道德体系的构建，如同修房子要首先打地基一样。或许正因如此，美国教育学家威廉·贝内特，才会在他的《美德书》里，在列举那些经典的、不会随时代变迁而消逝的永恒美德时，把“同情”列为首位，其后依次是责任、友谊、工作、勇气、毅力、诚实、忠诚、自律。
同情，不是怜悯，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给予。同情是从自身本心出发，对他人苦难的深切恻隐和担忧。孟子曾打过一个比方：“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每个人都会担心、害怕、同情——同情就是对不如自己的弱者、处于困境的他人，发自内心的一种歉疚和不安。
教育，其实就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交往和交流。前者强大，后者弱小；前者经验丰富，后者内心简单。要完成这种交往和交流，需要教育者以同情心为基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会和感受，去亲近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学生的言行，理解学生的需求，才不至于时时处处都以成年人的标准，去衡量、约束和要求他们。
记得，刚开始教书时，我也曾尽量公平地对待学生，但到底还是忍不住，对成绩好的，多了些“青眼”，对纪律差的，多了些“白眼”，对考试成绩糟糕的，更少不得批评、指责，甚至气急败坏地讥讽、奚落。三五回下来，弄得学生累，自己更累。直到有一天，跟一位同事交流，那同事说不上优秀，但很敬业，对学生非常友善。他告诉我：那些成绩差的孩子，其实更让人佩服，也更值得我们同情。“你想想，他们每天把英语听成‘外语’，把电流电压、分子原子、函数抛物线，也听成‘外语’，甚至把‘之乎者也’，都听成‘外语’，该多么可怜。可他们仍然要做出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仍然要假装虔诚地听我们口若悬河的‘念经布道’。”他说，“每天七八节课，一学期下来多少节课？一年下来多少节课？对他们来说，那些都是‘天书’，都是味同嚼蜡的东西，但是他们还得坚持，还得忍耐，你说他们容易吗？”
听着他的感叹，我暗自惭愧——人都有向上、向善的心，那些表现差的孩子也有，但在学习面前、在成绩面前，他们又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这种状况，谁都会难受，可是谁能真正理解他们？没有谁愿意当差生，但他们不得不当，他们容易吗？
同事的那番话，我至今依然记得。他改变了我的教育观念和态度，改变了我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向。很多时候，对待差生，我们似乎更容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没有想到，理解多一点，同情多一点，也许我们就会更人道一点，更人性化一点。
一个好的教育者，应该有同情心并懂得同情孩子。一种好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具备最起码的同情心。而在现实里，我们时常看到，总有那样的老师，经常与学生对立，因学生的某些言语、行为而恼羞成怒，甚至大打出手。其原因，除个人经验和能力外，我以为，是他们不能同情学生，不能在同情的基础上，去引导、教育学生。
当然，这或许与时代和社会有关。当老人倒地究竟扶不扶都需要讨论，需要有关部门出台“技术指南”的时候，同情，似乎成了堂吉诃德那样可笑的东西，甚至可能为自己带来不幸和灾难。而我们的教育，一味强调质量，强调成绩，所谓教得好、学得好，其最终体现，不过就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在这种情形下，要教育者有同情心，对孩子进行同情教育，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一个人没有同情心，其心肠会是冷硬的；一个社会没有同情心，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这样的状况，不会是真正有良知的教育者所愿意看见的。
前段时间，与朋友王蓉芳在QQ上交流。她在邻县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她感叹：很多时候，我为学生的处境感到难受和愧疚，但又毫无办法。我说：至少你可以同情他们，同情也是力量。她说：同情，不能让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片刻轻松。我说：你的同情，至少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这世界并非毫无温情……
温情，很简单的一个词语，但有时候，它甚至成为我们在这荒凉的世间活着，并能坚持活下去的重要支撑。而一些厌世轻生者，就是因为在自己的生活里，再也感受不到温情，感受不到温暖，才最终抛弃这个世界，放弃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年轻人，因犯重罪被判终身监禁，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准备自行了断前，他回想二十多年的生活，居然想不起谁曾对他说过一句温暖的话。他想：只要能找到一句，我就不死，我就要为这句话活下去。
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终于想起半句略觉安慰的话——读中学时的一堂美术课上，当他将一幅恶作剧的涂鸦之作交上去时，那个美术老师说：“你在画些什么呀？不过，色彩倒是很漂亮。”就是那个老师随口而出的“半句”温情的话，成了他心灵的支撑。他因此活了下来，并通过减刑提前出狱。后来，他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作家。“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冰心老人的这段话，让人每每念及，都感慨不已。爱和同情，构成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温情和温暖。
英国作家E.V.卢卡斯描述过一所特别的学校。在那里，他看到有个学生要人搀着走，好像瞎了；另一个学生夹着柺杖，在窗口看别人走动，好像是个跛子——其实，这些孩子都不瞎、不跛，只是学校要他们某一天扮盲人，某一天扮跛子。“为了使这些幼稚心灵能够真正理解和同情疾苦、不幸，我们必须使他们实际参加进去。”校长说。
因此，那所学校的学生，每期都要过一个盲日、一个瘸日、一个聋日、一个哑日和一个残废日。校长说，只有自己是“残疾人”，才会对残疾有真切的感受；只有建立在真切感受的基础上，孩子面对真正的残疾人时，才能从人性的角度，平等地帮助他们、关爱他们。卢卡斯跟那个“瞎子”学生交谈，学生说做盲人最苦，她将来照应盲人会特别小心。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者——知识可以传授，但情感必须体验。只有相同的情感，相近的经历，相似的体验，才会有真切的同情。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同情的确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德山禅师，明知道铲雪填井不可能将井填满，大家都告诉他，与其给那个浪荡子钱，不如把钱丢到井里，他仍孜孜不倦地填，一如既往地给。他也许没办法彻底改变浪荡子的生活，但是能够让浪荡子不做或少做坏事——这不是教育的全部，但它是教育的起点。
在这物质丰盈而温情贫瘠的荒凉时代，同情，是我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福音书”，同情，也是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带给这个残缺世界的最好的“福音书”。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日本的大愚良宽禅师，一直住在山脚下一座简陋的茅棚里，生活过得朴素而贫寒。
有一天晚上，他行脚归去，发现小偷正在光顾他的茅庐。但他知道，小偷不可能找到任何财物，便脱下自己的外衣，站在门口等待。
小偷出来后看到禅师，惊慌间却听禅师说：“我的朋友，你走大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夜深了，带上这件衣服避寒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小偷身上。
小偷满脸羞愧，低着头慌慌张张地走了。
看着月光下小偷的身影，禅师无限感慨地说：“可怜的人，但愿我能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
第二天，禅师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他送给小偷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禅师高兴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第一次读到这则故事，就感慨联翩。想得最多的，是“慈悲”二字——这简直就是佛教的标志。“我佛慈悲”这四个字，在佛教里，时常联袂而出。佛家还有“大慈大悲”之说，按《无量寿经》的解说，就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以无缘无故的大悲心、大爱心度化一切众生。《妙法莲花经》里也说：“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禅是佛教的一宗，自然也承继了这种特质。尤其是那些得道的高僧大德，其宽宏体谅的悲悯，常让人不由得想起“感伤之情，慈悲之怀”。就像这则故事里的大愚良宽禅师，他对小偷的那一怀慈悲，那发自内心的体谅与同情，真是令人感动。
日本的盘珪永琢禅师圆寂后，一位住在寺院旁的盲人感叹：“我虽是瞎子，看不到对方的面孔，却能从对方说话的音声，判断他的性格……在我所有体会中，盘珪禅师对人说话的声气，始终是真诚无伪的。每当他向人宣示快慰之情时，我只听到快慰的声气；而当他向人一吐愁肠时，我只听到愁苦的声气。那种声气，完全是从他的佛心中流露出来的。”
这样的“声气”，这样的“佛心”，会让人觉得多么踏实、温暖。
理想的教育，也应该如是：湿润，良善，慈爱，悲悯。
看到一个小女孩把学校花房里最大的一朵玫瑰花摘下，准备拿走，老师并没有厉声呵斥或训责，而是蹲下身去，拉着女孩的手，微笑着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花拿去做什么吗？”女孩说：“妈妈病得很重，她看不到这朵最美丽的花，我想把它带回去给妈妈看一眼，再还回来。”老师被孩子的话深深打动，又摘下两朵玫瑰送给女孩：“这朵是送给你的，因为你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这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熟知的苏霍姆林斯基。
刚刚从教时，我听说过一则故事：有个孩子学习不太好，又怕同学说他笨，上课总是积极地举手，但被老师抽到又回答不出来。为此他自卑而压抑。老师知道后，便跟他秘密约定：如果回答不出，就举右手；如果能回答出，就高高地举起左手。每当孩子高举左手的时候，教师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每次他都能准确回答，赢得师生的肯定。那孩子因此信心大增，慢慢地，他高举左手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的学习状态和成绩也越来越好。
这位老师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慈悲之心的思考。
何为慈悲之心？简单地说，就是慈爱和悲悯之心。而在佛家那里，它还意味着帮助众生拔除痛苦、灾厄，得到愉悦和快乐。当代佛门泰斗、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释本焕长老说，“慈悲”就是一种爱，但不是俗世儿女情长的爱，而是仁慈博爱——“仁慈济物，博爱利生”。这是佛道之本，也是“教道”之根。
尽管我知道，教育不是万能的，但至少应该尊重和敬畏每一个生命；作为教育者，至少应该有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靠近孩子，温暖孩子；只有这样，教育才会真正渗透到孩子的血液和生命里。
张文质先生曾说，教育是中年人的事业。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人到中年，就会更深刻地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年教师，一般而言，都已为人父母，都感受到了生命的艰辛和不易。在从事教育时，他们自然会融入自己养儿育女的经验和情怀，用父母般的悲悯和怜爱去理解学生、体谅学生。这种理解和体谅，会让他们更加宽怀，更加悯忍，甚至更加慈爱——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才学会了真正地爱。
我的朋友，城郊结合部一所学校的老师胥晓芸就曾谈到，她在做了母亲后面对学生的感受：
看到撒谎的孩子，我就会想，是不是父母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而让他今天不敢说实话；看到字写得差的孩子，我就会想，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让他活动的时间太少，影响了手指的发育；看到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我就会想，昨晚的作业是不是太多了，家长是不是没在他身边，他究竟是哪里不会做。
再也舍不得给孩子布置太多作业，因为担心他们的眼睛，担心他们的身体；舍不得批评上课答问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他和我女儿一样，非常想展现出最好的自己；也不再因为孩子的小错就请来家长，训完孩子又数落大人，因为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珍宝，每个父母都和我一样，恨不得做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
胥老师这番将心比心的感受，这种“舍不得”，让我想到佛经里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作为教师，即便不能像佛那样，视一切孩子为自己的子女，但也应该有这样的“柔软之心”、“慈悲之心”、“仁爱之心”。
可惜的是，现在的教育，强硬心取代了柔软心，功利心取代了慈悲心，冷漠心取代了仁爱心——教师缺乏柔软、慈悲、仁爱之心，孩子的心地里，自然也难以生出柔软、慈悲、仁爱的情怀来。尽管他们原本是纯真的、良善的、温润的。《人民教育》杂志刊载过一篇文章《不想再见一面的老师》——“我”和同学路遇当年的语文老师，“我”忙着打招呼，同学却闪到一边，装作不认识。问他为什么，同学沉默片刻，低沉地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原来，小学四年级时，同学曾在一篇作文里，说他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而那位老师用红色钢笔，在“教师”前面添上了“代课”二字。“这猩红色的两个字让我一阵眩晕，心里像做错了什么似的，非常难过。”同学说，父亲一直是他的骄傲，他也一直为父亲是教师而自豪。但是，语文老师那刺眼的两个字，让他的骄傲变成了耻辱。“所以，我不愿见到他，说不上恨，但就是不想再见到他！”那个同学说。
对一篇作文而言，“代课”二字真的就那么重要？也许那个老师的确严谨、认真，但实在不够智慧，缺乏慈悲之心。他也许没想到，那两个字给孩子造成了多么可怕的阴影，几十年的光阴之水，也无法将其冲刷干净。而事隔多年，学生对他的态度，似乎也正是他当年行为的回报和“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其实就是播种，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